细说历史——终结十国与宋辽开战

摆在太宗面前的最迫切的事，就是重新统一中原。太祖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去掉了南方最强的割据政权，南方仅剩吴越钱俶、漳泉陈洪进。太平兴国三年，乘二人来朝，太宗扣留了他们，胁取了两块弹丸之地。吴越对中原诸皇朝一直顺服，太祖曾希望钱氏能主动献地，不令汉光武与窦融专美青史，故钱俶来朝而太祖纵还之。太宗则更为现实。尽管得此二地不足以示宋之强大，但吴越虽小而富，必能为他扫平北方提供助力。

太宗立即开始真正用兵。太平兴国四年，他亲征北汉。北汉的抵抗非常激烈，宋以数十万众攻围，打得太原“城无完堞”，宋军伤损甚巨，直至即将城陷之时，刘继元才出降。这证明了当年太祖对北方谨慎用兵是有道理的。

攻克太原是如此艰难，太宗愤愤地将此城夷为平地，并即刻移师东向，去收复幽云。六月，连降岐沟关（在涿州境）、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先胜于沙河，大军遂围幽州。然而高梁河一战，宋师大溃。太宗拼死突围，逃到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此役中，随行宫嫔皆没于战阵，太宗自己也中了两箭，此后箭疮反复迸裂，十八年后，因此而死。

钱俶像

自951年辽世宗被弑，辽与周、宋之间，战事不多。尤其是后周显德元年辽、北汉联兵入侵遇挫之后，二十五年间，辽主要采守势。它与中原的军事对抗，目的在于维持一个缓冲地区，故而宋屡次伐北汉，都得到数万辽军的支援，且济以饩粮。至于平日，宋、辽之间且常有使者往还通问。但太平兴国之北伐，结束了宋、辽之间的相对和平，自此，辽军频频入侵。不过，北伐的失败，尚未使宋军元气尽丧，之后双方互有胜负，总体而言还是宋军的胜率更高一些。然而，战场却在宋的河北地区，若任由敌军年年入境，繁庶的河北势将蒿莱遍地。太宗不堪其扰，希望挟最近几次胜绩，与契丹议和，不料被契丹一口拒绝，颜面丧尽。此时有边将上言，谓契丹幼君在位，母后听政，人心不附，我方可图大举。于是，在第一次北伐七年之后（雍熙三年，986），太宗再次兴兵，此为雍熙北伐。

鉴于御驾亲征，皇帝容易成为敌军进击的主要目标，太宗吸取了教训，自己留在开封，命数员大将向幽州、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蔚州（今河北蔚县）三路进兵，主攻方向在幽州。大家没有统一的指挥，各部行军路线、进攻次序、会师地点，太宗都已事先布置好，让将军们照办，还谆谆教诲，大家一定要协调行动，不能孤军深入。可是到了战场，各路进展有快有慢，事先的路线布置全不管用。曹彬部进展特快，转瞬间攻破涿州，再回师破契丹军于新城（今河北高碑店市东南），继续北进，也如前一次北伐一样，燕南诸州势如破竹，但太宗却再一次由希望的巅峰掉到了失望的谷底。曹彬部挺进太快，已入燕境，不但偏师未来会合，本部的后勤也没跟上，士卒面临饥饿之虞，退而就粮，又进而求战，遭遇敌方重兵，复退向宋境，途中被敌军追及，大败于涿州岐沟关，此五月事。辽军于东路大胜后，迅速收复西面诸州。宋军第二次北伐，又以完败收场。而辽军即刻展开报复行动，大举进入宋境，当年十二月，于宋境瀛州君子馆大胜，宋军战殁者数万。自兴国四年至此，于关键战役连败三仗，于是宋军元气大伤，无力反攻了。而契丹则接连入侵。当年末，深入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深州（今河北深州市南），大掠而去。端拱元年（988），辽帝与太后亲征，宋北境一片狼藉，周世宗收复的易州，也再次为契丹攻陷。较之雍熙北伐之前，宋方的形势更为恶劣，又因失易州之故，宋之北境较之周世宗末年亦有所退缩。

此后百余年间，失地再未能收复，宋的实力，也从未凌驾于辽之上。太宗对此有一定的责任，这不仅种因于他的两次北伐失败，更由军事失败背后所隐含的太宗的能力、心态和政策所导致。

曹彬像

雍熙北伐失利，据“官方”记载，大将曹彬进退失据，是导致主战场失利的主要原因，但太宗在开封遥控指挥，前线数路大军进止不统一，又缺乏独立决断的权力，却是更深层次的致败之由。两次北伐，皆由太宗直接主持，故而，两次失败，太宗都不得辞其咎。从太宗的积极进取精神来看，他应该是觉得自己的雄才伟略胜过兄长。太祖当年四攻太原而不下，而他则是一气呵成，所以很有自得之心，认为以他的气魄胆略，平天下不足虑。于是，在太原城的废墟上，他拒绝了群下的持重之论，一力求战，但却未考虑到，北汉之亡，要归功于他兄长的经营。太祖数征北汉而中辍，转而采用了更为稳健有效的釜底抽薪之策。他分遣诸军深入敌境，劫掠北汉户口。数年之间，北汉损失了数万人口，当太宗削平北汉之时，这个政权总共才三万多户，可见太祖的策略对北汉之损伤是何等严重。太祖培养的将领，在战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不仅是说围攻太原孤垒的貔貅之师是他苦心经营的成果，更是指石岭关（今山西忻州市南）一役击溃契丹数万骑的郭进是太祖多年信用和栽培的猛将。此役使太原援绝，不降则化为齑粉。太祖用兵从无大败，因为他设法维持着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也因为他惯于避强击弱，非有十足把握不愿付诸强攻，对于契丹，尤为谨慎。在太祖朝，取幽云之事曾在君臣间多次提及，但太祖一直未决定直接动兵。太宗则不同，他敢于冒险，勇于承担人力和物力的损失，很难判断这是不是帝王的优秀品质，因为他小处得手了，但关键时刻却未获成功。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值得怀疑，本人却对军事能力极度自信以致热衷于在后方指挥前线作战，动辄授以阵图，指示将领勿得擅改，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一种非专业的表现。而他的最大问题，更在于他的自信与他自己的军事能力不相匹配，并且滥用这种自信。

辽、北宋、西夏时期中心区域图

与自信共生的是猜忌。太宗在即位之前，缺乏战场上独当一面的经历，他不像兄长那样了解战事、了解武将。在他看来，战争不是一种难度很高的事，他本人不就很轻易地掌握了吗？所以他不怎么看得起武将。但又觉得他们掌握武力非常危险，所以又需特别防制。他最直接的防制方法，是强化监军的作用。监军一职，并非他所首创，但监军之势力，在他的时代大大得到强化，以至于监军气焰凌于主将之上，肆行非法而主将无可奈何，甚至侵侮主将，猛将郭进就是受监军迫害而死。对武将的防制，直接造成了武将群体缺乏活力，使宋之军事能力逐渐下降。对于这一点，太宗或许有些心理准备。他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内患更为危险，是防制的重点。那么内患之中，以何为先呢？当然就是北宋深以为戒的五代故事——藩镇割据为乱、禁军首领兵变。对武将的重重防制，确实巩固了内政，但终使宋无法取得对辽的优势。

当然，对武将、武力的防备与控制，远不止于监视武将。作为没有在与创业相关的战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君主来说，制度的建设，远比凭借个人威望震慑武将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