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从夹马营到陈桥驿

赵氏先世为幽州人，后迁清苑县（今属河北保定），在晚唐五代历仕于藩镇，任县令、幕官。至赵弘殷，投成德军（驻镇州）节度使王镕为将，受王镕所遣，率军助李克用攻梁军，从此留仕于李氏，历唐、晋、汉、周，至周世宗显德年间去世前，已升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进入军方高层。

匡胤是赵弘殷次子，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洛阳夹马营。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并无可炫耀的资本，所以王船山说他“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氏且不闻于人间”。作为一名低级军官的儿子，习武以及游手好闲，便是他儿时起的生活状态。后汉初，他已二十岁，遂四处漫游，寻找机会。恰逢枢密使郭威募兵，得以子承父业。郭威废汉建周，匡胤成为皇储柴荣下属，这个“从龙”的资历，是他得以飞升的基础。柴荣继位后，匡胤先后参与伐北汉、征南唐等重要战事，显德六年（959），又追随柴荣北伐幽云。在此期间，柴荣对他始终宠眷不衰，其官位，以陡峭的梯度上升。至显德六年，他应募之后十一年，年方三十二岁，就已升到武将之最高位：殿前都点检，拜归德军（宋州，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东南）节度使。本来，基本上不会有上升空间了。该年六月，世宗崩，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出现了五代从未有过的幼君嗣位的状态，这显然不足以保障皇朝的安全。果然，仅半年之后，禁军首领赵匡胤通过一场兵变，一步登顶，完成了中国史上最后一次“禅让”，并以自己节度使官名所带的宋州，作为新朝代的国号。

后周世宗柴荣像

显德七年春，沿边镇、定（今河北定州市）等州报，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中枢决定，由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北上抵御契丹。甫出都门，尚在开封府界内，据说当天晚上赵匡胤于陈桥驿“醉卧不省”，一副等着有事发生的姿态。迟明，将士鼓噪，持刃入见，没说几句话，“或以黄袍加太祖身”，“胁立”了天子。而后，上马转身，军队又回开封去了。京师城门大开，欢迎王师归来。被军队拥立的新天子，先遣人带了刀枪，向前朝的宰相寻求支持，再用后周太后和幼帝的名义，撰了一份禅位诏书，整个交接过程便迅速完成了。次日，大宋天子开始履新。

在中国历史上无法找出另一个朝代，立国像宋朝那么突然、那么容易。看似乱纷纷、此起彼落的五代，各朝开国君主创业备历艰难，无不经过二十年以上的苦心经营，始克告成。而宋太祖自从军至称帝，不过十一年。且无论勋绩、身份，都远逊于五代诸创业之主。那么，何以成事如此之易？

五代长久动荡，问题即在于各种乱源皆是军方势力，藩镇、亲从、禁军，莫不如此。后周时期，随着禁军的势力壮大，枢密院逐渐留居后台，不再像郭威当年那样，随时准备带兵到前线。后周通常是皇帝亲征，皇帝不在前线时，一般是禁军将领负责。始终被军队所簇拥的，是第一线的军官。周世宗是有雄才的君主，曾非常注意禁军内部的制衡。其主要手段，便是新建殿前司，与原有的侍卫马步司相对峙。而选募天下壮士充实殿前司之后，又须处处防备殿前司，所以反过来，原有的侍卫马步司，人数又多于殿前司，并且，侍卫马步军司的首领——都指挥使李重进和副都指挥使韩通——向来与赵匡胤等人不睦，这或者并非一种偶然的安排。但最终处心积虑设计的制衡手段，竟未起到作用。无论什么制衡方式，在制度与环境变动不居的五代，一切以强势的皇帝的存在为依归。这一点到后周仍未改变，具体地说，后周还处在一个中央集权已几乎完成，但皇帝的专制还有待于制度化的时候。在这个关键时刻，周世宗崩殂，幼主继位，环境瞬时改变。

而另一方面，制衡归于无用，又与赵匡胤的个人条件有关。赵弘殷长年在禁军任职，升迁并不迅速，但留下了深厚的人脉。当后周禁军分为两部之后，儿子在殿前军掌兵，老子则在侍卫亲军任高级将领。所以显德年间赵家父子的周围，是集结了不少人的。陈桥兵变时里里外外热烈支持他的将领们，至少有一半是以前赵弘殷在侍卫亲军铁骑营的同僚或老部下，这种成群结党的现象，与显德七年兵变的成功，有最直接的关系。

赵匡胤自己的经营也很重要，这一点也同样反映为赵氏在后周禁军中树党。他曾经参与过一个组织，连他一共十人，号称“义社兄弟”（十人如下：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这应该是他资浅之时加入的一个互助组织，稍历年月之后，大家的发展大不一样，于是发生了阶层分化，其中三人不见经传。不过看来互相扶持还是有意义的，有一半人，走到了最高层。在兵变那一刻，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二位“兄弟”非常活跃，起了最关键的作用。陈桥发生变故以后，太祖派亲信立即回开封秘密接洽两位兄弟。然后，城门就大开了，接下来夺取政权变得相对容易，此二人功不可没。此外，还有两位“义社兄弟”（韩重赟、李继勋）在外任节度使，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这些早期发展出来的关系，令策动兵变和夺取帝位的过程变得相对容易。

当然，兵变能够成功，也有相当多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譬如关键的反对者李重进，此时正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之衔，镇守淮南，无法在京城起作用。而副都指挥使韩通耳目不灵、调度不周，最后以杀身成仁效其忠忱。更重要的偶然因素，还在于陈桥兵变的起因：契丹入侵。

《雪夜访普图》（佚名）。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力量。

显德七年春天，契丹的军事行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时人与后人都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按理说，周世宗在上一年北伐，下三关，夺回十六州东南一角，以契丹的惯例，此后几年，必当年年扰边，使后周疲于奔命。而后周的世仇北汉，乘机伐丧，在周太祖驾崩、世宗即位之初就曾发生，此次故伎重施，当是情理中事。这年春天的边情，看来是很令人紧张的，前线报来战况，不似作伪。况且边将获知敌军动向，应当向枢密院通报，都点检与军情的汇集没有直接关系，当然就很难策划一起假的入侵事件。此后，判断敌情，决定出兵规模、统帅人选，都是枢密使与宰相的事。后来远征军回军开封，后周的宰相们后悔不迭：我们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现在噬脐莫及了。可见，这是后周最高层对幽云前线动态的正常反应，赵匡胤要假传敌情，策划自己带兵，顺带搞兵变，可能性不大。可是，幽云的情况就这么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了。不但事先的情报是契丹大举入侵，使他有机会领兵出征，而且最后的结果是契丹立即就退兵了，使他得以巩固篡夺的成果，这两点都对他有莫大的好处。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契丹有无大举南侵的举动？若曾出兵，又为何很快退回？宋、辽两边的史籍都没有记载。这次若有若无的入侵，不但来得莫名其妙，而且后果严重。很可能，这是偶然事件。而一个新朝代竟因此建立，一个大时代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