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未完成的统一进程

晚唐五代之分裂局面，在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遣孟知祥灭前蜀之际，似已看见结束的征兆，但后唐随即内乱，孟知祥复据蜀自立，南方形势回复到同光以前的状况。后周世宗显德二年自后蜀收回秦（今甘肃天水市）、凤（今陕西凤县）、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陇南市）四州，一个大致连续的统一过程终于开始。显德三年至五年间，后周世宗对南唐用兵，得江北淮南十四州之地，后周境域，顿时有了可观的拓展，国力亦迅速增强。显德六年，又自契丹夺回幽云十六州之中的瀛（今河北河间市）、莫（今河北任丘市）、易（今河北易县）三州地。世宗未尝攻灭一国，但宋初能敉平列国，受其辟地之惠颇深。

不过，后周向周边用兵，较难观察到空间上的次序。世宗时，王朴上《平边策》，叙平定割据政权之次第，提纲挈领的一句话是：“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具体说来，荆南、湖南地小力弱，不必言，较大者，南唐、后蜀、南汉、北汉、燕云。应先经营南唐之淮南，次及其江南，再次则后蜀、南汉，然后燕云、河东。世宗攻取南唐之淮南，似用王朴之策，然而，在淮南用力不少，首尾历时近两年半，世宗大约觉得下江南远不如王朴所说的容易，且南征之时，契丹与北汉连兵侵边，故而世宗还是转向幽云，希望一举解除后患，取得高屋建瓴之势。

赵光义（宋太宗）像

至于宋初，王朴之策反得其用。当时有人提议，相对南方诸国，北汉军力更强，应当先打下来，解决心腹之患。但太祖说，侵扰边境是北族之性，应先平定南方，留着北汉与宋一起分担契丹扰边。若宋先攻灭北汉，边境线太长，那么宋在北面就要疲于奔命，又何来精力去平定南方？可见先南后北，太祖的看法与王朴是一致的。乾德元年（963），平湖北、荆南；三年，灭后蜀。开宝四年（971），灭南汉；八年，灭南唐。开宝九年他辞世之时，余下的割据政权，仅吴越、漳泉、北汉，再加上幽云诸州，留待太宗去解决。至宋太宗两攻幽州不下，后人便叹息宋人受了王朴蛊惑，先易后难，易的得来太易，难的就应付不了。若是太祖初得天下之时，立即移师北向，那么正当“睡王”辽穆宗当政时期，宋军尚有五代军队之勇悍，收复幽云就不难了。试想周世宗攻打幽云，一路披靡，他既因重病而功亏一篑，那么，宋太祖应该善其后。若北汉与幽云一战而定，南方诸国，还不是疥癣小疾？

这种想法，有些偏执。好像战役的失败，就一定是大的战略不对。先易后难，是国家之实力积聚问题，以南方之财，养中原之兵，倾全国之力与契丹相持更合适？还是仅据有中原之地，在四边都需派兵守边的情况下，孤军北向更稳妥？在此间做出选择，是没有太多游移余地的。另有消除隐患的问题，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宋人的这句话，可谓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若先北向，宋与契丹相持不下，兵祸连结，南方的疥癣之疾，有可能变为心腹之患。南唐与契丹相结，想瓜分中原，这种尝试，在五代并不是没有过。所以，把统一的次序调过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像周世宗时那样，忽逢北方入侵，必须直接面对。在宋初，这一问题暂不存在。

如果太祖即位之初，先取幽云，是否可以做到？要否定王朴之方略，当然就要强调幽云很容易攻取。证据，就是周世宗攻取三关，收复瀛莫，战胜攻取，然后突然班师，旋即病逝，若天假以年，幽云不难略定。但是，这种假设未免大胆。邓广铭先生说：“对于周世宗的北伐，不应做过高的估计。瀛莫诸地之取得，并不是因为打败了契丹，而是各地的汉官举城降附的。假如周世宗不因病还师，而直前去进攻幽州……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周师之必胜、幽州之必为周师所攻克。”宋太宗后来北伐，幽州以南诸州，也是一鼓而下，如果不看他关键战役中在幽州城下大败，或许也会认为攻下幽州不成问题。一国边疆，防御之兵力怎么会均匀地铺开？当然会有弹性。到了幽州城下，战斗力自然就远较白沟附近密集了。

太祖在世时，未能以攻坚战解决北方两个强敌，后人对他的武略，也不易作全面的评价。不过，有两点应当强调。一是他有能力守得固若金汤。整个北方防线，自白沟至河套，用武将十四人守御，用之不疑，终其世“无西北之忧”。二是极其注意保存实力。荆南、湖南这样的弱国，也不愿强力攻取。荆南高氏仅三州之地，地狭民寡。湖南周氏恰好在宋建国之后的几年，内难不断，先是幼主即位，再是大将反叛。要攻灭它，机会很多，可是太祖宁可同意授予十一岁的新君主周保权合法地位，一直等它内部极度动荡之时，以平叛为借口，乘隙而作，以微弱的损失成就大事。进军途中，以“假道灭虢”之策占据荆南。平定南唐也花了一番精神，开宝七年，要李煜入觐，大约想扣留他，要胁他归顺。李煜没有入彀，太祖找到了出兵的借口。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军中发生疾疫，就想退兵，只是在文臣武将不断怂恿之下，才坚持到最后。平定南方诸国的间隙中，曾先后四次对北汉用兵，都从太原城下黯然而归。若有强攻的决心，恐怕早已成功，然而太祖始终在盘算得失，契丹遣军来援，军中疾疫，甚至攻城损兵稍多，都会促使他中途退兵。某次顿师太原，久围而不拔，禁军愤然：“蕞尔小城，久而不克，是将士不致力之故，请令我等力攻，必取之！”太祖却不肯答应：“你们是天下精兵，我搜简训练，尽力而成，宁可不要此城，也不能让你们糜灭于此！”这番表白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军士闻之，无不感激”。然而此说未必不是其本意。这种稳健的态度，贯穿太祖一朝的始终。

太祖行事，步步踏实，多为长久计。不止军事，其他诸种制度建设，也不急于求成。如科举、官制、以文制武传统，都由他发轫，主要的发展过程却在太宗朝。他在位十六年，国内日渐宁定，宋之力量不断积蓄。他留给太宗一个强大和富庶的国家，也令太宗有机会同他一样，成为创业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