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宋金和战

历史大观园宋元文明 2020-07-06 22:00:14 0

通史解读——宋金和战

河南商丘拱阳门。在商丘古城的地底下，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其中就包括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应天府，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就是在这登上皇位的。

北宋亡于金兵之手，是其腐朽政治的必然结果。但金兵的残暴杀掠，也使当时社会的矛盾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汉族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关系反抗女真贵族野蛮侵略的民族斗争成为主要矛盾，宋朝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斗争退居次要地位。

北宋以重文抑武、分散事权为特点的政治体制虽有很多弊端，却也有效防止了在皇室之外形成其他权力核心，赵姓皇帝仍有无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北宋末年的统治虽然黑暗，却没有发生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人心厌宋”的程度。民心士气尚存，为南宋的复国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基础。

宋室南迁。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最初十几年，是南宋历史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南宋爱国军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粉碎了其灭亡南宋的企图，宋、金双方总体上出现了实力均衡的局面，南宋朝廷保住了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宋高宗先后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权奸相互勾结，迫害忠臣良将，与金朝订立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为腐败苟且、萎靡不振的偏安局面定下了基调。

通史解读——宋金和战

宋高宗像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个儿子，关于他早年的记载不多，只知他除了博闻强记，读书能日诵千言之外，还体格健壮，孔武有力。赵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好色如父”，据说有不少侍婢被他蹂躏而死。如果不是“靖康之变”，他无论如何是当不上皇帝的。

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赵构曾以亲王的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磁州（今河北磁县）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不久，围城中的宋钦宗派人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他火速救援京城。然而，赵构却只图自保，为了躲避敌锋，向东转移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不久又跑到了济州（今山东巨野）。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尊称宋太后，垂帘听政。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南宋政权初建，宋高宗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李纲殚精竭虑，精心谋划，举荐张所和傅亮经略河北、河东，又举荐宗泽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同时切实整顿军制，恢复战斗力。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到招抚司和经制司麾下，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乱劫掠的散兵游勇，也被李纲派兵讨平。后来朱熹评论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纲纪。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可是宋高宗却觉得中原离金朝太近，太不安全，便紧锣密鼓地与黄潜善、汪伯彦策划南逃。为了达到逃跑的目的，他们竟然公开捣鬼，破坏河北、河东的抗金事业，对李纲所提的各项建议也置若罔闻，最后干脆把李纲贬出了朝廷。李纲任相总计只有七十五天，虽忧国忧君，矢忠矢诚，却反而成了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壮志未酬，黯然下课，也预示着抗金大业前路多艰。

通史解读——宋金和战

福建邵武的李纲塑像

李纲一走，宋高宗从应天府轻舟快马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二十四份奏疏，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开封百姓为之号恸，如丧考妣，三日吊祭，往哭不绝。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金兵为了摧毁新生的南宋政权，再度南犯。大名府、相州、濮州等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豫杀害抗金将领关胜，举城投降。而宋高宗却将军国大事一概交付黄潜善、汪伯彦，自己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地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享受。

次年年初，粘罕在占领徐州后，派五千骑兵，奔袭扬州。正月三十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宋高宗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打算渡江南逃。黄潜善、汪伯彦却说不足为虑，等到消息证实后再渡江不迟。

二月三日，金兵攻占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一百五十里，五百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鬼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高宗吓得屁滚尿流，提上裤子就跨马狂奔。这一吓非同小可，竟使他得了阳痿的毛病，从此丧失生育能力。他一路窜至瓜洲渡口，御营司都统制王渊曾夸口江边早已准备下大批船只，实际上这些船全被他用来搬运自己和内侍的家财了。高宗只好靠一条小船逃过江去，一直逃到杭州才收住脚。

宋高宗逃窜后，黄潜善、汪伯彦也慌忙夺马南逃，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

扬州的溃散，是投降主义的必然恶果。宋高宗也因为险些丧命而对黄潜善、汪伯彦二人颇有怨恨，遂将二人同时罢黜。朝野有识之士都希望再用李纲，收拾残局。宋高宗却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不仅如此，他还让对扬州溃败负有直接责任的王渊掌管枢密院。

这项乖谬措置终于酿成了宋朝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兵变，史称“苗刘之变”。

三月五日，将官苗傅、刘正彦见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大将都领兵在外，杭州城内兵少将寡，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策动兵变。他们杀了遇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又杀了恃宠骄横、为非作歹的宦官康履等人，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

消息传出后，各地将领纷纷采取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苗傅和刘正彦见大势已去，只好又奉赵构复辟，最后两人被擒，在建康闹市被处决。

苗刘兵变其实是个内争。赵构一下子由亲王当了皇帝，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强的管理能力，所以他任用的人必然是自己身边关系特别亲密的人，比如宦官，或者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康履和王渊就是赵构特别信任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好人，所以就引起公愤。苗傅、刘正彦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杀了这两个人，逼迫赵构禅位。按宋代的政治环境，如果是平时，苗刘二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干这种事，但当时是战乱环境，武人的地位相对要高一点，这就促使他们干脆来一个硬逼，逼迫皇帝。

这次兵变打击了主张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势力，表明妥协逃跑不得人心。兵变平息后，宋高宗对人事和制度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拜平叛有功的吕颐浩为右相，张浚知枢密院事；重定赏罚标准，缓和军队内部矛盾；限制宦官的权力；停止迫害“元祐党人”；减轻人民经济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调整、合并了部分机构，以适应战争需要。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抗金大业的。

但由于宋高宗投降路线的倒行逆施，这时南宋的国力已虚弱到了极点。吕颐浩和张浚虽然都倾向于抗金，但一个“练事而粗暴”，一个“喜事而疏浅”，无论政治才干，还是品德威望，都无法跟李纲相比，因此也就拿不出什么挽回颓势的奇谋良策。

岳飞精忠报国。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金朝调整军事部署，兵分四路南侵。其中，完颜兀术（金兀术）一路的目标是打过长江，消灭南宋。十一月，完颜兀术突破长江天险，相继攻陷建康、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一直逃到了温州。

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残暴的杀掠也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次年二月，兀术不得不逐步北撤。到达镇江时，韩世忠率水军八千余人拦截，将十万金兵困在黄天荡，双方相持四十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张俊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金兵深切体会到了南宋水战的厉害，此后虽然每年秋冬都发动南侵攻势，但未敢再涉足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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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像

岳飞，字鹏举，出身于相州汤阴（今属河南）的雇农之家，自幼习武，膂力超群，不到二十岁时，就能挽弓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岳飞还喜读《左氏春秋》和三国故事，崇拜关羽、张飞。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带着母亲姚氏在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了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

岳飞相继隶属刘浩、宗泽，屡立战功。宋高宗即位之初，岳飞不顾位卑言轻，上书反对逃跑避敌，要求抗战，被扣上“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革去官职，开除军籍。后投奔河北招抚使张所，被破格任命为统制。河北招抚司撤销后，岳飞先归王彦领导的“八字军”，再投宗泽，继随杜充撤到长江一线，成了张俊的部下。收复建康的战斗，显示了岳飞的报国热忱和军事才能。他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向朝廷献俘，受到宋高宗嘉奖，不久被升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从此脱颖而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主将。

金军全面进攻未能达到灭亡南宋的预期目的，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女真统治者于是改而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在东面，册立刘豫为儿皇帝，建立伪齐政权，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地区，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企图“以汉治汉”。在西面，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企图控制长江上游，为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

由于主持西北战区的张浚昧于军事，轻敌冒进，南宋川陕五路大军在富平之战中被金兵打得大败，只得退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等地，据险设防。幸赖吴玠在和尚原、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两败金军，才使南宋川陕防务趋于稳固，也减轻了东南方向面临的军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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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的岳飞像

金军进犯川陕的同时，伪齐军队也在金兵的配合下占领了襄阳（今湖北襄樊）等地。襄阳各郡扼长江中游，溯江而上可以进川，顺流而下可逼江浙，北控关中，东抚中原。此地一失，仿佛在南宋的软腹部插进了一把利刃，将半壁江山断为两截，对南宋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宋高宗也意识到此地不可不争。

绍兴四年（1134年）春，已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的岳飞上书朝廷：“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朝廷采纳岳飞建策，命他出兵，收复襄阳。宋高宗的本意是以战求和，并不打算反攻中原，因此在给岳飞的手诏中，反复强调只准收复六郡，不得越界用兵，也不准以“北伐”为号召，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

四月，岳飞自鄂州出兵，连战皆捷，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随州（今湖北随州）、邓州（今河南邓州）、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今属河南）等地。

岳飞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震动了朝廷。高宗接到捷报后说：“朕虽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这也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飞因此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在南宋诸大将中，岳飞是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之后第五位封节度使的将领，这时他年仅三十二岁。这一仗也充分显示出岳飞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因而赢得了“岳家军”的美称。岳家军从此接管了宋金之间的中部战场，成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同年九月，完颜兀术与伪齐军联合向两淮地区发动攻势，遭到韩世忠、岳飞军的坚决抗击，后因金太宗病危，金军渡淮北撤。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率军北伐伪齐，收复今豫西、陕南大片失地。继而宋军又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大败伪齐军。由于伪齐军不堪一击，日益成为金朝的累赘，使得金人“以汉治汉”的阴谋归于破产。南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熙宗废除伪齐傀儡政权，在汴京设立行尚书台，由金人直接统治河南、陕西地区。

通过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宋、金之间的对峙格局逐步形成。宋军从不战自溃到愈战愈勇的变化，使金兵付出了愈益沉重的代价。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为杰出代表的抗金将领在战场上的表现，有力地证明金朝统治者根本不可能将南宋置于死地。

在此背景下，金朝对南宋的政策也出现了从消灭到议和的重大转变。绍兴八年（1138年）底，宋金议和。双方以黄河为界，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方同意“赐还”原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等地，并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宫以及宋高宗的生母韦氏。因为这一年是金熙宗天眷元年，所以史上又称“天眷议和”。宋、金双方取得暂时和平。

宋高宗、秦桧卖国求荣。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偕妻子王氏从金营逃回南宋。这件事对后来的宋金和战及南宋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其妻王氏是神宗朝宰相王珪的孙女，她的亲姑父又是徽宗朝的宰相郑居中。这样的出身门第，养成了王氏凶悍的性情，使秦桧终生惧内。但攀着妻子的裙带，秦桧入仕后得以步步高升。

秦桧初登政坛时，还不是一副丑恶的嘴脸。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割让河朔三镇，多数官员主张割让，主张不割者只有三十六人，其中之一就是时任太学正的秦桧。金兵攻破开封后，准备废黜赵宋，另立张邦昌。士大夫群起反对，监察御史马伸起草了一份抗议文书，号召同僚签名，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也签了名。随后他又另写了一份措辞委婉的状子，请求金人保存赵氏。这些举动，都成了秦桧后来的政治资本。

然而，当他们夫妇沦为金兵的俘虏，受到更严峻的考验时，软骨头的原形就暴露无遗，很快就变节投降了。在金朝，秦桧不但未受苦楚，反而得到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的欣赏和任用。当他从金营南归时，已经有人怀疑他是挞懒派回来的奸细。后来他又成为南宋方面最大的投降派，是典型的“挟虏以自重”的汉奸。从他当权期间的所作所为看，他与金朝统治者是有相当默契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对于这么一位来路可疑的旧臣，宋高宗却一见如故。当时宋高宗被金兵追打得屁滚尿流，三番五次地遣使乞和。秦桧对此了如指掌，所以他一见宋高宗就提出了“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意思是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等于正式承认金朝和伪齐对华北、中原和关陇等地的占领，以放弃故土、停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而这正是宋高宗梦寐以求的。所以，在秦桧归来伊始，宋高宗就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又拜他为参知政事，同年八月又拜为右相。秦桧就这样轻易地在南宋站稳了脚跟。

宋高宗重用秦桧，无非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但在当时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却收效甚微，金人不仅连一点回音都没有，而且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支持伪齐南侵，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在有心乞和而不可得的情况下，怵于抗战派士大夫和全国军民的舆论形势，宋高宗也不敢全然放弃抗金的旗帜。加之秦桧第一次出任宰相就与担任左相的吕颐浩陷于激烈的政争之中，其阴险倾侧的用心，拉帮结派的伎俩，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秦桧罢相。宋高宗甚至宣谕朝廷，立榜朝堂，表示对秦桧“终不复用”。秦桧被黜，只得忍受暂时的挫折，静观政治风云的变幻，伺机谋划东山再起。

绍兴五年（1135年），金熙宗继位。两年后粘罕死，主张和议的挞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诏令定都临安，向金人显示要偏安东南，放弃恢复旧疆。同时又用秦桧为右相，专一主持投降议和活动。《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是符合事实的。同年底，宋、金双方第一次达成和议（即“天眷议和”）。“天眷议和”后，宋高宗宣布大赦天下，尽撤淮南守备，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太平。

这时，金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又出现了新的格局。粘罕死后，完颜宗磐与完颜宗隽、挞懒等结成一伙，操纵军政大权，飞扬跋扈，与金熙宗等形成尖锐矛盾。金熙宗便在完颜兀术的支持下，转而联合原属粘罕一党的完颜宗尹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和挞懒等人。完颜兀术反对把归还河南、陕西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为了夺回河南、陕西，强迫南宋接受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朝悍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和议，兵分四路，大举攻宋。

金人毁约南侵的警报，给了宋高宗、秦桧当头一棒，再次以铁的事实证明一味屈膝求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幸赖广大军民为挽救大宋的危亡而浴血奋战，完颜兀术所率金军主力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宋将刘锜所率八字军击败，退回东京。岳飞乘势反击，屡败金军，取得郾城（今属河南）、颍昌（今河南许昌）大捷，收复了京西广大地区，并命部将梁兴等人潜渡黄河，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形成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东京金军的有利态势。

正当岳飞准备举兵收复中原，“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之时，宋廷为了向金朝乞和，竟强令岳飞退兵，所复失地又沦入金军之手，一代抗金名将岳飞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完颜兀术表示同意议和，并对和议条款做了具体规定。宋高宗全盘接受，议和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1）南宋“世世子孙，谨守臣节”；（2）确定宋、金边界为东起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3）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屈辱的“绍兴和议”。

岳飞的死因。岳飞二十岁从军，三十九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念念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至金人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爱兵如子弟，爱民如父母，不蓄姬妾，不营私财，每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其廉洁正派在古代官场中极为罕见。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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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边的岳墓

“莫须有”，语出秦桧之口。《宋史?岳飞传》记载：“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有人认为“莫须有”的意思是“或许有”。秦桧以此模棱糊弄之词打发韩世忠，韩氏自然不满、不服。《辞源》亦作此解。温州瑞安一带的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唐宋遗留的古汉语发音，“莫须”为其一例，意思是“估摸着有”。

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以为：“莫须有”应断为“莫，须有”。“莫”表示秦桧迟疑，“须有”就是必须有。更有人（如徐乾学、毕沅等）认为“莫须有”是“必须有”的误写。但“莫须有”一词在宋人文献中并不少见，如此臆断古文，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著《岳飞传》，虽未直接解释“莫须有”，但也强调秦桧的态度蛮不讲理。王曾瑜先生在校注岳珂《鄂国金佗稡编》时博极史料，精加考究，谓“莫须有”乃宋代常用语汇，意即“岂不须有”，相当于“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是确凿无疑的吗”。据此，秦桧强词夺理、蛮横嚣张的形象跃然纸上。

近来又有人指出，南宋时的官话是江淮方言，江淮话里的“莫须有”（念“嘛需有”）就是不需有的意思。秦桧的潜台词是：这件事皇帝老子已经定了，不需要什么理由，案情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都无所谓。

总之，“莫须有”不是罪名本身，而是形容罪名的荒谬不实以及罗织罪名的方式阴险毒辣、卑鄙无耻，并进一步演化成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

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政权的，其行径与郭威篡夺后汉江山如出一辙。为了根除唐末以来武人专横、篡窃成风的局面，宋太祖确立了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此后，防范武将尾大不掉一直是宋朝历代皇帝恪守不渝的“祖宗家法”。南宋初年，面对金人的攻势，为了维系朝廷的生存，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通过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宋金对峙的格局逐步形成。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在与金军主力较量中取得几次大捷，更表明宋金军事力量的对比，初步实现了强弱易位。但此时宋高宗念兹在兹的不是复仇雪耻，而是害怕武将势力的强大。在此形势下，宋高宗重用秦桧，一方面加快屈己求和的步伐，另一方面加紧策划削夺前方大将的兵权。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岳飞在南宋“中兴四将”里出身最低，资历最浅，但功劳最大，崛起最快。他不但力主抗战、恢复中原，而且在他的调教下，“岳家军”成为金人最忌惮的劲敌。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于是，岳飞成了金朝和南宋当权者共同的眼中钉、肉中刺。

同时，岳飞自身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某些“疏漏”也加深了宋高宗等人对他的忌恨，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朱熹说他“恃才而不自晦”，刚强固执，不知韬晦；《宋史》说他“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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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中兴四将图》。图中依次为岳飞、张俊、韩世忠、刘光世。

当时将领几乎人人皆贪，岳飞却洁身自好，“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还训令部属“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并一再声称：“敌未灭，何以家为？”昔日范增说刘邦“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岳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朝皇帝最忌讳文武勾结，岳飞却留意笔翰，“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一副儒将派头，岂非“沽名钓誉”？

岳飞原是张俊部曲，早年“张帅”对他有举荐之恩，但岳飞却一直鄙薄张俊的人品。官阶相等后，岳飞见面只是拱手而已，并不尊他为老长官。在讲究资历出身、强调知恩图报的军界，岳飞的行为无异于离经叛道。张俊为泄私愤，最终与赵构、秦桧沆瀣一气，加入到阴谋陷害岳飞的行列。

绍兴七年（1137年），宋高宗本已慨允岳飞指挥原属刘光世的淮西军，随后又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抛开部队，上庐山为亡母守孝。高宗对岳飞撂挑子极为震怒，但因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也对他发出了“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警告。次年，岳飞又以防区过大为由，要求扩编，宋高宗答以“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并再次告诫他“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

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金兀术入侵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沂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宋军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张俊想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刘锜还军，岂料金军又在撤退途中攻陷濠州（今安徽凤阳临淮镇），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沂中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已经安然渡淮北上。岳飞两次增援都慢了半拍，理由是他本人感冒、军队乏粮。岳家军素以“战备不懈、行军神速”著称，这样的理由岂能令人信服。史书说“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壮心已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看起来，岳飞对高宗屡次阻挠他北伐已经伤心透了。

最要命的是，岳飞竟然不知避讳，对皇位继承问题妄发议论。绍兴七年（1137年）秋，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赵旉已在八年前惊悸而死，他自己也在扬州溃退时受惊，造成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岳飞的立储建议既触痛宋高宗的难言之隐，又触犯了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祖宗家法”。赵构当即警告他：“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以上种种，使岳飞终于难逃一死。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秦桧先用明升官爵、暗夺兵权的方法，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把他们原先统率的淮东、淮西和京湖三宣抚司军队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

三大将中，张俊已与高宗、秦桧同流合污；韩世忠本来也是被构陷的目标，但他看清了朝中的凶险，及时向宋高宗表明心迹，并从此醉心佛、老，“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奴，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高宗念他过去勤王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这样，目标就瞄准了岳飞，给岳飞罗织的罪名是违抗军令、指斥乘舆、密谋造反。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杭州小车桥北）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杭州众安桥）。

谁是害死岳飞的真凶？这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古人为尊者讳的传统和今人构思过度的缘故，此事一直难成定论。其实，杀岳飞者，秦桧和宋高宗是也。

通史解读——宋金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