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澶渊之盟



澶渊旧址

从960年宋朝建立，到1125年辽朝被金所灭，宋辽之间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一百六十五年。10世纪末、11世纪初西北党项势力崛起以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又演化为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因此，宋太祖和宋太宗所完成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终北宋一朝，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和西北强邻的压力，这种压力对北宋政权的内外政策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北宋和南宋都可视作又一个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长期对峙、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及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它们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登基称帝。早在北宋建立以前近半个世纪，由契丹人创建的辽帝国就已经雄踞于中国北方及草原地区。它日益频繁地介入中原事务，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现象，用“华夷之辨”的旧史观是无法加以解释的。因为辽朝不但强大，而且持久（存在了二百余年），又在漫长的时间里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中原王朝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表现出跟以往骤兴骤衰的“游牧帝国”迥然有别的特点。这对于以汉族定居人口为主体、自视为天下文明中心的中原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作人类历史上地缘政治格局的先声。

契丹武士画像

在契丹的早期历史中，契丹诸部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大国强邻之间的势力消长，先后依违于北魏、隋、突厥、唐、回鹘等强大的中原王朝或草原霸主，经过长时间的迁移分合，逐渐站稳脚跟并成长发展起来。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的瓦解以及此后唐王朝的内乱，为契丹彻底摆脱羁绊、扩张势力并最终建立起强盛的政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项事业有赖于杰出领袖的强有力的领导，而耶律阿保机的诞生，适逢其时。

阿保机出身于契丹迭剌部。从他的七世祖涅里开始，其祖先累世被选为迭剌部的首领，并多次担任过部落联盟的军事统帅。到9世纪末，迭剌部在契丹人中的地位仅次于可汗的家族遥辇氏。

在担任迭剌部首领和部盟军事统帅期间，阿保机多次北征室韦，南讨奚，东北进攻女真，牢牢控制了长城以北的地区。同时，他还把锋芒指向更强大的对手：唐天复二年（902年）利用晋王李克用全力对付朱温之机大举进攻河东，掳获人畜无数；唐天祐二年（905年）又与李克用会盟于云州（今山西大同），集中全力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对抗；唐天祐四年（907年），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可汗。此后，他全力巩固自己在契丹内部的永久性权力，于辽神册元年（916年）举行了一次汉式登基仪式，正式建立了父传子继的世袭王朝。

阿保机在位期间征用汉人，建造城郭，发展农业，又创制契丹文字，大开盐铁之利，并着手建立契丹政权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对境内的游牧部族和定居人口实行分治，完成了契丹从地区性的强大部落联盟向具有良好组织的政权的过渡。这些措施都为此后契丹帝国与中原王朝的持久抗衡奠定了基础。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后梁，成为中原无可争议的主人，势力达到鼎盛。阿保机避其锋芒，以少量兵力牵制和骚扰后唐，同时在西部、北部和东北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扩张战争：辽天赞三年（924年）征服阻卜、党项、吐浑诸部，辽天显元年（926年）攻灭渤海国。至此，契丹帝国的疆域“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声威传播万里。同年初，李存勖被叛军所杀，阿保机挟新灭渤海的余威，向后唐使者提出领土要求。恰在此时，阿保机突然病亡。可以相信，如果天假以年，他显然是要对河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

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每有叛乱，常引契丹为援。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末帝李从珂对抗时，向契丹主耶律德光（后称辽太宗）乞援，请求对方支持他夺取帝位。作为条件，石敬瑭答应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还进奉绢帛三十万匹。这十六州包括今天河北的北部和北京、内蒙古的一部以及山西雁门关以北。后代历史学家都认为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使得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从此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可以长驱南下，威胁和攻掠中原，使华夏文明之邦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蒙受羞辱，其流毒至深且广。

获取燕云十六州，在辽朝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片南方新疆域不但为辽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财富和成熟精细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术，而且成为契丹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更具活力的推动因素。尽管它还不足以使整个帝国形成统一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与传统的草原牧区融为一体，但它带动了草原社会和契丹民族的进步。由于这一地区的加入，辽朝的国力空前提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别于以往游牧政权的具有多元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型帝国。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辽庆州城遗址

辽朝对中原事务的干涉以947年辽太宗率军入大梁、灭后晋而达到顶点。但此次行动也导致汉族百姓的激烈反抗，使辽太宗不得不仓皇北撤，打消了久据中原的念头。这件事也表明辽朝尚无能力完全征服或统治整个中原地区，预示着南北双方长期对峙的局面即将到来。

高梁河之战——宋辽第一次正面对决。宋太祖即位之初，其全部精力均用于整顿内部和平定南方割据政权上，对辽朝则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方针，精心选择和任用边防将领，专任责成，以求边境安宁。而彼时辽朝正值穆、景二宗在位，内乱相继，国势稍衰，也无力大举南犯。这样，宋、辽双方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在宋太祖的统一战略中，并不包括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对于北汉割据政权的存在，他却始终耿耿于怀。这是因为，北汉尽管为“弹丸黑子”之地，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自其建立以来，即与辽朝结成联盟，对中原王朝抱持完全敌对的态度。对辽朝来说，北汉也是南北双方之间一个非常宝贵的缓冲地带和战略据点，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地牵制中原王朝对辽朝的任何不利企图。因而就连昏怠的辽穆宗也深知北汉的重要性，在开宝年间两次帮助北汉击退宋军的进攻。可以确信，只要辽和北汉的军事同盟存在，中原政权的北部边境就难有安全保证。而且在宋太祖看来，北汉盘踞之地为中原故土，无论如何是要予以收复的。于是在976年，他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征讨北汉的行动。只是因为他当年突然死亡，这次行动才告终止。

对于被辽朝占据的燕云地区，宋太祖曾设想过用经济方式和平赎买，如不成功，再以武力解决。出于这种和平外交的策略，同时也为了设法争取契丹不再干涉收复北汉的计划，宋太祖于开宝七年（974年）接受了辽朝的建议，双方开始协商签订和约。第二年，宋、辽正式互派使节。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最终攻灭北汉。宋、辽双方遂在漫长的边界线上直接对峙。

在攻灭北汉的战争中，辽朝曾派大军南下增援，却在太原东北方向的石岭关被宋军打得大败，不得不退回幽州。这一仗肯定也助长了宋太宗夺取燕云失地的信心。于是，他在灭掉北汉后随即就向辽朝大举进攻。

事实证明，宋太宗这一决定是非常轻率的。当时宋军已持续对北汉作战数月，将士疲惫不堪。大战之余，人人都想休整待赏，此时攻辽，正所谓强弩之末。

在攻打幽州的关键性战役中，太宗又在军事部署上犯了严重错误，使宋军主力均云集坚城之下，没有做出可以相互应援的机动配置，对辽军可能大举来援完全缺乏准备。等到耶律休哥援军抵达，宋太宗又急调攻城部队迎战，使幽州城围顿解。在辽方援军和守军的猛烈夹击下，宋军在幽州城西的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惨遭败绩。太宗在激战中也受了箭伤，狼狈南逃。宋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辽兵乘势追击，大获全胜。

雍熙北伐。高梁河之战以后，辽军经常进犯北宋的镇州、雄州、雁门关等边境地区。在这些边境局部战争当中，双方互有胜负。例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军十万进犯雁门关等地，相继被宋军击败；同年十月，辽景宗亲率大军围攻瓦桥关，斩杀守将张师，又大败宋朝援军，一直追击到莫州。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九月，辽景宗去世，立十二岁的儿子耶律隆绪为皇帝（即辽圣宗），由隆绪之母萧太后临朝执政。当时宋太宗一度想弭兵议和，却被辽方拒绝。而边将贺怀浦父子又趁机上言，说是“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此时正是攻取燕、蓟的好机会。于是宋太宗信以为然，决定再度起兵。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分三路向北进发：东路由曹彬、米信率领主力出雄州，主攻目标是幽州；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将，由定州出飞狐，直取蔚州；西路以潘美、杨业为正副将领，出雁门关，攻取云、朔、应等山后各州。然后三军会师，齐力攻打幽州。

起初，三路军进展都很顺利。田重进先后在飞狐南、北击败辽兵，占领了飞狐、灵丘、蔚州等地；西路军先后攻克寰、朔、应、云四州，且边地百姓纷起响应，应募参军；东路军也连败辽军，连续攻占了岐沟关、涿州、固安、新城等地。

然而形势很快逆转：宋军东路主力本应持重缓进，以吸引辽军注意力，等中、西两路得手后，再合围幽州。但他们却轻军冒进，占领涿州后，又因粮草不继而退回雄州。等听到中、西两路宋军节节胜利后，又急于争功，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向涿州进发，沿途屡遭辽军袭扰，再至涿州时已是人困马乏，饥渴交加。

相反，辽方主帅、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却是一位深通兵略的名将，面对宋军攻势，他先是避免正面交锋，待宋军深入后又派轻骑夜袭，且设伏兵断绝宋军粮道，使宋军疲于应付，实力大耗。等辽圣宗和萧太后率领的应援大军一到，遂集中兵力发起攻击，终于在岐沟关大败宋军。

东路军惨败后，宋太宗急令各军后撤。中路军迅速撤回定州。而西路军在后撤之际又接到太宗命令，要他们掩护云、朔、寰、应四州边民迁入内地。此时辽军已迅速集结，正寻机求歼西路宋军主力。在这种形势下，西路军副将杨业主张暂避敌锋，以偏师出寰州以东，配合云、朔守将，安全撤离两州军民。这个正确意见却遭到监军王侁、刘文裕的反对，他们坚持要杨业率军迎击寰州正面之敌，并指责杨业畏敌怯战、心怀他志。作为主帅的潘美竟也默认了他们的错误主张。杨业无奈，只得出战，临行前与潘美等人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布阵接应。杨业出战后遭到辽将耶律斜轸的重兵伏击，且战且退，等转战到陈家谷，却发现潘美、王侁等人早已率军退逃了。杨业悲愤交加，率领部下与辽军拚死力战，遂致全军覆没。杨业本人受伤被擒，绝食而死。杨业素以骁勇著称，号为“杨无敌”，就连辽兵也畏其威名。他的死对宋军无疑是极沉重的打击，守卫云、朔等地的宋军将领纷纷弃城溃逃，遂使山后各州重新落入辽军之手。

《绣像杨家将全传》中的杨业

此次雍熙北征的惨败，使得宋军元气大伤，太宗本人也锐气尽失，再也不谈收复燕云之事。而辽朝却乘胜利之威，屡屡兴兵南犯，抢掠州县，重新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澶渊之战，两军对峙。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去世，其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真宗即位之初，曾通过边境官员向辽朝表达了愿意和好的意向，却受到辽朝的冷淡。因为当时宋朝不仅在辽朝面前失去了优势，而且正深受西北党项人的困扰。辽朝统治者看透了宋朝的软弱和所处的困境，因而决定加强攻势。

宋真宗像

咸平二年（999年）十月，辽军大举侵入河北。起初，辽军先在保州附近受挫于宋军田绍斌、石普和杨嗣等部，继而又在遂城受挫于宋军杨延昭（杨业之子，人称“杨六郎”）部。于是，辽军改变战术，撇开宋军重兵把守的城镇，纵兵深入河北内地，肆意践踏掳掠，并在瀛州西南大败宋军，宋将康保裔被俘。在此情况下，宋真宗决定率军亲征，车驾至大名府，并撤换了前方主帅傅潜，却未能与辽军交锋。次年正月，辽军北撤。宋真宗自以为亲征大功告成，得意地题了两首《喜捷诗》，然后班师回京。

《宋史?杨业传》等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杨延玉，在雍熙北伐时，随杨业战死在陈家谷口，另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对杨延昭非常器重，曾经说：“这个儿子像我。”杨业在攻打瀛州、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咸平四年（1001年）十月，辽军再次入侵，宋将王显在遂城击败辽军，辽军进至满城后即行撤退。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辽将耶律奴瓜、萧挞凛又率军进攻定州望都。宋将王超、桑赞临阵畏缩而退，王继忠力战不支，被俘投降。这两次季节性的攻势，都是辽朝更大规模进攻之前的试探性行动。

到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辽军在辽圣宗和萧太后的亲自指挥下，以收复“关南之地”（指后周世宗北伐时夺得的瀛州、莫州以及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一线以南的地区）为名，再次大举南侵。此次辽军来势极猛，一路攻占遂城、望都、冀州等城，并越过宋军坚守的许多州县，迅速深入北宋腹地，于十一月间进逼黄河北岸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

澶州又称澶渊，距离北宋首都开封不过一百公里。当时形势极为严峻，前方急报一夕数至，宋廷上下一片震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产生了迁都逃跑和坚决抵抗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逃往成都。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要求真宗即刻御驾亲征，以鼓舞士气，安定人心，击退辽军。他认为如果抛弃宗庙社稷，窜往楚、蜀，必然会使敌军长驱深入，宋朝的江山就难保了。另一位宰相毕士安也支持亲征的意见，但主张不要匆忙，应做好充分准备。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主战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宋真宗决定北上亲征。

寇准像

宋真宗从开封出发，一路上顾望不前，行动迟缓，只是在宰相寇准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一再敦促下，才由韦城继续向澶州进发。当时，澶州横跨黄河，分为南、北二城，中间以船排列组成浮桥，作为两城之间的通道。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终于到达澶州南城。

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军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主帅萧挞凛身先士卒，向宋军发起进攻，却被宋军的强弩射中额角，于当晚死去。

这一意外，使辽军士气大挫。而宋朝君臣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仍在为真宗要不要渡河进入北城而争论不休。许多人认为辽军势盛，真宗不能渡河。这次又是寇准和高琼力排众议，坚持要求真宗过河以鼓舞士气、激励人心。高琼甚至用马鞭抽打给真宗抬轿的卫士，促令前进。于是，宋真宗登上北城城楼，打起龙旗，张开黄伞，澶州内外的宋军官兵顿时高呼万岁，士气大振。相形之下，辽军士气则更加低落。

萧挞凛一死，辽军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军骑虎难下。

澶渊之盟——开启宋辽一百二十年的和平。两军对峙之下，辽朝统治者感到要在澶州击败宋军已不可能，而辽军南下又系冒险深入，沿途州县大多仍控制在宋军手里，随时可能被截断退路。因此，双方在澶州相持的时间越长，对辽军越不利。于是，辽朝统治者决定尽快同宋朝议和，以摆脱危险尴尬的境地。

事实上，在这次入侵的进军过程中，宋、辽双方已经开始了试探性的和平接触。辽方的关键性人物，是一年前刚被辽军俘获的王继忠。王继忠与毕士安都是宋真宗的藩邸旧人，深得真宗信任。入辽后又受到萧太后的赏识，被任命为户部使，曾向辽圣宗和萧太后建议南北和好。当时萧太后未置可否，但亲征时即令王继忠随军行动，可见辽方已有两手准备。就在南进途中，王继忠在萧太后的同意下，通过宋朝的莫州官员向宋真宗递交了一份国书，宣称辽方希望恢复友好关系。宋真宗起先将信将疑，但还是回复说愿意议和，并委派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曹利用为议和使者，出使辽营。

宋真宗想要谈判是有道理的。虽然宋军在当时战场上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十六州，恐怕也费劲；第三，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困难。宋真宗不算勇敢，但也不能算太怯懦，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所以他会采纳比较现实的议和策略。

临行前，宋真宗已经确定了只可给钱、不许割地的谈判底线。据说寇准曾经把曹利用叫过去，对他说：“尽管皇上已答应议和，但如果你许诺的钱财超过三十万，我一定杀你的头!”

谈判过程中，辽方希望宋朝割让关南之地以换取和平。曹利用坚决拒绝了辽方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绢银作为交换条件，并警告说，如果辽朝坚持要求割让土地，那么双方只能继续打下去。经过讨价还价，双方最终签订和约并互相交换盟书。这个盟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具体内容有：

1.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和银十万两，以为“助军旅之资”。

2.双方沿边州县各守境界，严格制止对对方边界的非法侵入。

3.双方均不得接受对方逃亡人员，对逃入对方境内的人必须遣返。

4.双方交界处的城池和边防设施可依旧保存修葺，但不得增修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

5.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此外，双方还就外交礼仪和彼此名分地位作了约定：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并称萧太后为叔母。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这种虚构的亲属关系实际体现了双方的平等地位。

和议达成后，两军班师。宋真宗如释重负，不胜欣喜，便赋诗一首，以志其事：“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并将这首诗镌刻于石，命名为“回銮碑”，又称“契丹出境碑”，立在宋真宗用过的御井旁。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力量相对均衡条件下互相妥协的产物。

对辽朝来说，虽常以进取的姿态介入中原事务，每每以武力威胁南方，但似乎并未认真打算过要彻底地征服和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其期望值最多也止于索取失于后周世宗的关南之地，同时保有自辽太宗以来业已从中原攫取的好处。其武力南下的行动虽能渔利，但同样也会招致南方的打击报复。兵连祸结的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内蒙古赤峰市宝山2号辽墓壁画《仕女出游图》

反视北宋王朝，虽自宋太宗北征屡败以来，“畏辽”心理日益弥漫，战略上渐居守势，且在地理形势、后勤补给、军事战术诸方面常陷于被动，但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庞大的军备仍令对方忌惮。具体到这次盟约的签订，如果不是宋军主力业已集结，并且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和打击力，那么仅凭宋朝单方面的退让求和，也是难以实现的。

尽管澶渊之盟常给人以“城下之盟”的印象，但基本内容还是平等的，北宋并没有丢太大的面子。从经济角度来看，每年三十万匹两的“岁币”对北宋并不构成沉重负担，且和平实现以后，北宋还能从双方贸易中获得大量盈余，辽朝亦可借此获得其必需物品，因而对双方都是划算的。

澶渊之盟也是宋辽双方务实态度的一大成果：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辽朝也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南方边境的防卫负担。双方在此后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了和平往来、密切交流的状态，史载，“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这种新型的地缘政治平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辽代交颈鸿雁玉佩，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辽代“万岁台”金花银砚盒，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澶渊之盟虽换来了辽宋一百多年的和平，但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它使宋朝君臣从此忘战去兵，羞言武备，奢谈太平，对外常常屈己讲和。后来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

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十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的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有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后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穆桂英挂帅

民初山东平度年画《穆桂英点将》

《绣像杨家将全传》

宋辽西夏形势图（11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