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安史之乱



唐彩绘胡人骑马俑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这是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的高潮部分，这段凄美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缔造了开天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和他心爱的贵妃杨玉环。就在长安往西不远处那个并不起眼的马嵬驿里，大唐帝国最美丽的女人被赐死了，而深爱她的玄宗却只能掩面泣血，无能为力。

然而，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唐朝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中的小插曲。自天宝十四载（755年）起，一场起自幽燕的叛乱席卷了整个中原和帝国的心脏地区，惊慌失措的唐玄宗匆忙逃离长安城，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成都去避难。

为什么在大唐帝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承平时期，会发生这样一次突如其来的叛乱？为什么它竟然会持续八年之久？它最终是如何被平定的？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唐玄宗末年的政局说起。

奸相专权与动荡的政局。就在开天盛世一派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下，一场潜流汹涌的危机却正在孕育之中。这种危机是双重的，它来自朝廷与边疆两个方面。

历经艰险从美国追索回国的“唐贞顺皇后石椁”，其浮雕精妙绝伦，实属国宝。石椁的主人就是人们熟知的武惠妃，她是在杨贵妃之前，玄宗最为宠爱的女人。正是这位武惠妃和她的儿子寿王李瑁，卷入了开元后期皇太子的废立事件。

唐玄宗共有三十个儿子，其中七个早夭。因长子小时候被动物抓破脸，次子李瑛遂被立为皇太子，可是他的生母赵丽妃出身于歌妓，没有家族势力可以凭借。后来玄宗非常宠爱武惠妃，在宰相李林甫的支持下，武惠妃开始积极活动，试图让自己的儿子李瑁做太子，一时间李瑛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自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瑛与另外两个弟弟联合起来，准备谋害寿王，可惜事情败露，武惠妃乘机诬告他们要谋害玄宗。玄宗一气之下，没有认真考虑就下令把三个儿子全部杀掉。事后，他不免有些后悔，所以立寿王为皇太子的事情也被搁置下来。不久武惠妃去世，玄宗遂立第三个儿子李玙为太子。

然而，危机远未结束。在天宝之初，唐玄宗一度重用与太子颇有关系的名将皇甫惟明、王忠嗣来解决国家的军事问题，又重用太子妃之兄韦坚管理国家财政。然而，随着他们功业日盛，玄宗却感到这是一种来自太子方面的极大威胁，李林甫乘机兴起大狱，天宝六载（747年）韦坚和皇甫惟明被赐死，甚至太子也被迫与韦妃离婚。稍后，兼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也被李林甫诬告为谋反。虽然太子最终没被牵连，但他与玄宗的关系从此蒙上巨大的阴影，他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以致于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已经花白。

在太子废立及一系列大狱的背后，都闪现着宰相李林甫的身影。

李林甫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奸臣之一了，他是李唐的宗室，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拜相，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去世，他独揽朝政达十八年之久，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使是在整个唐朝的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三省制之外，从此之后，宰相就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掌握了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

随着玄宗年事渐高，怠于政事，善于揣摩其心意的李林甫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李林甫文化程度不高，据说也就是能识字判事而已，但不可否认，他却具有非常出色的行政才能，不仅帮助唐玄宗完成了政治、军事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又采取了许多措施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

《帝鉴图说》中的唐玄宗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李林甫对威胁到他的人非常无情，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进行打击，甚至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成语“口蜜腹剑”就源于当时人对他的形容。可以想见，如果太子即位，曾策划拥立寿王的李林甫必然会失势，太子的亲信如皇甫惟明、王忠嗣、韦坚等人必然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李林甫不惜多次兴起冤狱，其最终目的是要动摇东宫。

天宝八载（749年）前后，一个真正足以动摇李林甫地位的人出现了，那就是唐代历史上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奸臣——杨国忠。他是唐玄宗的新宠杨贵妃的远房堂兄，在杨家姐妹的推荐下，玄宗委任他担任各种财政使职，进而取得了掌管全国财政收支的大权。必须承认，除了依靠裙带关系外，杨国忠本人也的确具有很强的财政管理能力。两年后，他又兼领剑南节度使。在极短的时间内，杨国忠的权势几乎上升到与李林甫相同的地步，二人的矛盾激化起来。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借口南诏入侵，奏请杨国忠亲赴成都坐镇，试图借此机会把杨国忠赶出朝廷。但事情还没结果，李林甫就于十一月病死在骊山。就在李林甫死后的第三天，杨国忠被正式任命为宰相，他不仅接管了李林甫手中的全部权力，同时继续兼领自己此前的各种财政使职，甚至连关内、剑南等地的军政大权也落入他的手中，权力的集中达到空前的程度。

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与不断恶化的朝廷政局相比，唐王朝的军事战略格局的变化则更加凶险。在府兵制下，国家的战略格局是居内驭外，关中、河南等地的军府数量大大超过其他地区，整个安全态势是内重外轻，因此，唐代前期发生在外州的叛乱一般很快就被平定。为了适应边疆形势的发展变化，唐王朝开始实行募兵制，在边疆地区相继设立节度使，渐渐囤积了大量的常备军，且战斗力非常强劲。相比之下，内地的防卫却非常薄弱，除了长安的一些禁军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常备军可言，国家出现了非常危险的外重内轻的战略格局。由于承平日久，内地的百姓已经多年不闻干戈之声了。

从唐睿宗开始，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开元九年（721年），基本上完成了九大节度使的设置，它们分别为：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李林甫拜相之后，为杜绝有才学的汉族将领“出将入相”的道路，遂向玄宗建议由胡人也就是唐朝所谓的“蕃将”来担任节度使。这样，从开元末年起，许多蕃将开始成为各大“军区”的首脑。到了天宝末年，担任节度使的分别是：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他养父的儿子安思顺节度朔方，哥舒翰兼任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封常清则兼任安西、北庭二镇节度使，至于剑南，则是由宰相杨国忠兼领的。

在这九大“军区”中，兵力最强的当属安禄山和哥舒翰，他们二人分别是东北、西北两大军事集团的代表，相互之间颇有矛盾。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兼领三镇的安禄山实力无疑更胜一筹，因为他辖下的河北地区是唐代前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远非戈壁荒漠居多的河西与陇右可比。这种经济与军事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发动叛乱时有了更强的信心，更何况哥舒翰当时年老多病，长期待在长安休养。

天宝末年，发生在玄宗与他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意味。晚年的唐玄宗怠于朝政，他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回答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所谓“云南数丧师”，是指杨国忠支持下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于天宝十载（751年）发兵攻打南诏，大败而回，天宝十三载（754年），剑南留后李宓再次出兵南诏，又全军覆没。杨国忠却向玄宗报捷，满朝文武慑于他的淫威，没有人敢说出真实情况。“边将拥兵太盛”，是指安禄山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正在东北厉兵秣马。高力士的话可谓一言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

语言天才与舞蹈专家安禄山。安禄山的雄厚实力不仅来自于唐玄宗的充分信任，也不仅是因为他部下的军队常年与契丹、奚等部族作战而训练有素，他的实力还与其军队的组成结构以及他自身的特殊身份密不可分。那么，这位掀起滔天巨浪的安禄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其实，如果我们抛开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沉重打击不谈，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

安禄山是一个语言天才。据史料记载，除了汉语之外，他还通晓其他九门语言，这样超强的语言能力使他早年曾担任了范阳节度使下面负责对外贸易的“互市牙郎”，也使他在收服来自各个少数民族的军将时，显得游刃有余。

安禄山还是一位舞林高手。虽说他身材高大，膀阔腰圆，可就是这样一个大腹便便、上马还需要几个人帮忙搀扶的人，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如飞，迅捷如陀螺，据说他还曾在玄宗的宫廷中，与杨贵妃一起翩翩起舞。数十年后，大诗人白居易曾写了一首《胡旋女》诗来描绘这一场景：“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诗中的“太真”指的就是杨贵妃。

要探究安禄山的真相，我们还得从他自身的种族来源说起。

据中唐人姚汝能所编纂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本是一个“营州杂种胡”，小名叫“轧荦山”，他的母亲阿史德氏是一位突厥女巫，后改嫁于突厥汗国中一个名叫安延偃的粟特将军。安禄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粟特人的集团中，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安禄山应该是个粟特人。

敦煌壁画《舞蹈图》

粟特人，在中国的古籍中叫作“昭武九姓”或“九姓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康、安、曹、史、石、米等九个绿洲王国。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主，是丝绸之路上国际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有人将他们称作“东方腓尼基人”。要在各个民族之间做生意，通晓多种语言正是粟特人的基本技能，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安禄山通晓九门语言就不会感到过于惊奇了。

经商，或许是每一个粟特人与生俱来的本领和天性。为了追求财富，他们背井离乡，经过万里流沙与茫茫戈壁，从遥远的撒马尔干一路往东，走向繁荣富庶的中国。随着商队所到之处，许多粟特人就在当地留居下来。从南北朝到隋唐，丝路沿线的于阗、楼兰、龟兹、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及长安、洛阳等城镇，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安禄山成长的营州（今辽宁朝阳）也不例外。在开元、天宝前后，营州存在着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粟特聚落，盛唐诗人高适《营州歌》云：“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吟咏的就是这种情形。另据史料记载，与安禄山一起发动叛乱的史思明同样是来自营州的“杂种胡”，他比安禄山只大一天，两人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的经历也基本相似，只不过史思明“解六蕃语，同为牙郎”，通晓的语言仅比安禄山略少一些而已。

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线描图》反映的粟特人日常生活。

起兵范阳。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在范阳（今北京）崛起，与他在同契丹、奚两个民族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分不开，而范阳之所以精兵甲于天下，正是唐王朝遏制两蕃的需要。事实上，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并不仅仅是他的昏庸和任人不明，而是他需要安禄山这样通达边事的蕃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安禄山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群与他种族、出身类似的武将，形成了一个关系胶固的军事集团，而粟特人在其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除了史思明外，在安史之乱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何千年、安太清、安守忠、康节、安武臣等一大批粟特族武将。

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在担任范阳节度使时，时常派粟特胡人去全国各地经商，每年都把大量的金银珠宝运回范阳。每当这些胡商回来献宝时，安禄山总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他身着粟特民族传统服饰，端坐在高床之上，将珍宝罗列于前，同时香烟缭绕，巫师们击鼓歌舞，而诸胡人则罗拜于下，向上天祈福。

据学者研究，安禄山充分利用了粟特民族传统的宗教信仰——祆教的祭祀仪式，来团结胡族百姓。祆教又称“拜火教”，是中国古代对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习惯称呼，它主要崇奉光明之神。通过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中介，祆教早在西晋末年就传入中国，但主要还是在粟特聚落内部流传。事实上，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正是粟特文“光明”一词的音译；在他死后，史思明给他所上的谥号“光烈皇帝”，同样是取了“光明”之意。显然，安禄山把自己打扮成了“光明之神”的化身，这成为凝聚胡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久蓄异志的安禄山终于在范阳起兵，誓师南下。几天之后，太原等地的报告陆续送到了长安，唐玄宗与满朝文武都震惊不已，只有宰相杨国忠却喜不自胜，因为他之前的预言终于应验了。

与老到的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政治才能与手腕都相去甚远，安禄山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更使杨国忠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于是，他开始搜集安禄山谋反的情报，并不断向玄宗预言安禄山要造反，二人的矛盾迅速激化。据说，安禄山本来想等玄宗驾崩之后再起兵造反，但杨国忠的步步紧逼迫使他提前动手了，打的旗号就是诛杨国忠以清君侧。

十一月十五日，玄宗派刚刚入朝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募兵六万，去防守东都。同时，他又采取了一系列部署：以郭子仪取代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派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避免这两镇落入安禄山亲党之手。同时，他任命儿子荣王李琬为元帅，曾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名将高仙芝为副元帅，带着在长安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开赴陕郡（今河南陕县）。

然而，叛军前进的速度非常惊人，十二月初，已进抵黄河北岸，灵昌（滑州，今河南滑县）、陈留（今河南开封）等地相继沦陷，叛军直逼东都。一经交手，封常清就发现他临时招募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范阳虎狼之师的对手，只能连连败退。到十二月十三日，洛阳就落入了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率残部与高仙芝会合之后，退往潼关，并组织起坚固的防线，暂时稳住了阵脚。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是一代名将，他们退保潼关的决策，在当时无疑是合理而明智的。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唐玄宗却听信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的一面之词，认为他们不战而退，竟然下令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处死。

封常清《谢死表》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书中，保留着封常清在临死之前呈给玄宗的《谢死表》，其中先分析战况，希望朝廷能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有清晰的认识，最后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千载之下，读到这样字字泣血、披肝沥胆的文字，仍然令人震撼。

临阵处死大将，实在是兵家大忌。那么，由谁来接替他们呢？玄宗想到了因病在家休养的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哥舒翰，命他前往潼关镇守。哥舒翰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局面呢？

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但他面临的局势却非常不利。就在他称帝前不久，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兄弟就分别杀掉了安禄山派来的守将，举兵声讨安禄山，一时间，河北二十三郡就有十七郡响应，极大地牵制了叛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河北地区是安禄山的根据地，为解决后顾之忧，安禄山迅速派史思明率军夺回了常山，颜杲卿被杀，河北诸县又落入叛军之手。

不过，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却在五月的嘉山（今河北正定东）之战大破史思明，斩首四万级，军威大振，再次切断了洛阳与范阳的交通，叛军人心惶惶。只要潼关坚守，郭、李二人即可引兵直取叛军老巢范阳，平叛的局势就会豁然开朗。对于这一点，郭子仪、李光弼十分清楚，久经战阵的老将哥舒翰自然也十分清楚，而安禄山则是忧心如焚。

然而，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唐玄宗却因杨国忠的煽动，一再催促哥舒翰出关与敌作战。有了高仙芝与封常清被诛的前车之鉴，哥舒翰显然不敢抗旨不遵，迫不得已，他在大哭一场之后引军出关，结果在六月八日陷入叛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成为俘虏，一时间，平叛形势急转直下。

明皇幸蜀。潼关失守，使长安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它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六月十三日凌晨，在一片蒙蒙细雨中，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忙逃出长安，向四川进发。

《明皇幸蜀图》

十四日，当他们到达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的时候，疲惫饥饿的禁军发生了骚乱，杀死了杨国忠和他的姐妹们，进而包围了驿站，要求玄宗处死杨贵妃。形势所迫，玄宗只好同意，风华绝代的美人就这样成为替罪羊，香消玉殒了。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终结。第二天，当玄宗准备从马嵬驿出发时，被许多百姓拦住，他们请求玄宗留下，以保存平定叛乱的希望。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早已心惊肉跳，他留下太子李亨慰喻百姓，自己先行往成都进发。在百姓的请求和心腹宦官李辅国的鼓动下，太子终于下决心留下来，担负起平叛的重任。对于唐玄宗来说，这实际上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对于唐王朝来说，这又成为平叛与复兴的起点。

元人绘《杨贵妃上马图》（局部）

崎岖的蜀道上，南下的唐玄宗一行人马正在艰难前行，向成都进发。此时，太子李亨对于自己何去何从却根本没有打算。这时，有人建议他去朔方（今宁夏灵武），因为他过去曾经遥领过朔方节度大使，而且朔方军兵力也很强。太子同意了，于是率部到达灵武，并在七月十二日即位，是为唐肃宗。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并改元为至德元载（756年）。一个月之后，肃宗派去的使者到达成都，玄宗虽然表面上很高兴，但内心却很矛盾，四天之后，他才下诏改称太上皇，要求天下大事虽由肃宗决定，但要同时上奏给他。无论如何，表面上的权力交接算是完成了。

杨贵妃墓

收复两京。肃宗刚到灵武的时候，朔方精兵都在郭子仪、李光弼的率领下，奔赴河北平叛了，故灵武的兵力很弱，这让肃宗心里很不踏实。于是，他命令河西节度使李嗣业率兵五千勤王，又从安西发精兵七千人。到了七月底，郭子仪又率五万大军从河北归来，到这个时候，灵武的军威开始雄壮起来，人们终于看到了复兴的希望。当然，这些兵力还不足以平灭叛军，于是，肃宗又派朔方大将仆固怀恩等人去回纥借兵。

在灵武，极具战略眼光的谋臣李泌向肃宗提出了先攻取叛军老巢范阳，再收复两京的计划，规劝肃宗不要希望速胜。肃宗本来同意了这一策略，但形势的变化使他最后改了主意。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二月，肃宗来到凤翔，各地的勤王之师也聚集至此，九月，回纥可汗派其子叶护率精骑四千多人也抵达凤翔。于是，肃宗决心先收复长安，以便尽早把玄宗从成都请回来，免得有两个权力中心。四月，他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担负起收复两京的作战任务。

九月十三日，郭子仪等率军十五万，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在长安城南不远处的香积寺北大败叛军，次日收复了长安。郭子仪等继续率兵追击叛军，到十月十六日，安庆绪逃离洛阳，退往相州（今河南安阳），两天之后，广平王李俶进入东都。至此，两京全部收复。

十二月初，逃往四川达两年之久的唐玄宗回到了长安，文武百官、京城士庶欢呼舞蹈，夹道欢迎，许多父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说：“不图今日再见二圣！”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人们似乎已经原谅了这位酿成大错的皇帝。

唐军虽然收复了两京，但叛军的有生力量并未被消灭。安庆绪退保相州之后，忌惮留守范阳的史思明实力强大，于是派人去征调他的军队。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的摆布，于是以所部十三郡、兵八万投降朝廷。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归顺，朝廷自然更不放心，没过多久，史思明又再次发动了叛乱。

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唐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感谢其在收复两京中的关键作用，并再次要求回纥出兵帮助唐军讨伐安庆绪。九月，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军征讨安庆绪，他不愿将军权交给一个人掌握，于是特意不设置元帅，而由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这使得唐军缺乏统一指挥，为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十月，郭子仪等攻拔卫州（今河南汲县），进围相州。安庆绪无奈，向史思明求救。

第二年三月，史思明率军十三万与唐军在相州决战，结果六十万唐军竟一战而溃。不久，郭子仪被朝廷解除了兵权，召回长安。而叛军方面，史思明很快诱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把范阳改称为燕京。到了九月，他率军南下，重新占领了东都洛阳。只是在李光弼的努力下，局势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到了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安禄山的命运又在史思明的身上重演，他也被自己的长子史朝义所杀。由于史思明所部的节度使都是当年安禄山的旧将，地位本来就与史思明不相上下，他们当然不愿为史朝义卖命，叛军的力量在内部矛盾中有所削弱。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玄宗、肃宗父子先后去世，他们最终还是未能等到天下复归太平的那一天。太子李豫，也就是以前的广平王李俶即位，是为唐代宗。他再次向回纥借兵，于这年十月收复了洛阳。在仆固怀恩的率领下，官军乘胜渡过黄河追击史朝义，迫使叛军的重要将领薛嵩、张忠志、田承嗣等相继投降了朝廷。最后，连叛军老巢范阳的节度使李怀仙也向朝廷请降，史朝义无奈，试图向北逃入契丹，但被李怀仙部下追及，被迫自杀。

唐玄宗泰陵

至此，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

安史之乱的消极影响。与玄宗、肃宗两位皇帝相比，诗圣杜甫或许是幸运的，诗人终于盼来了胜利的时刻。“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杜甫在那一刻的喜悦之情。

然而，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了，唐王朝也在表面上恢复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但这场战乱造成的后果却极为深远，中晚唐出现的各种政治、军事、社会、经济问题都与它密切相关。

最为直接的后果当然是藩镇割据的形成。和平的局面虽然出现了，但安史的残余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为了尽快平乱，在仆固怀恩的建议下，唐王朝先后任命了几位安史旧部如张忠志、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担任节度使，他们仍然统率着原来的军队，并自行任命管内的官吏，只是以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的承认，而朝廷则以节度使的头衔换取了暂时的安宁。这几个藩镇在中唐以后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时常连兵对抗朝廷，他们的存在，对中晚唐的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安史之乱导致了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落入吐蕃之手。为了平定叛乱，朝廷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到中原，致使河西、陇右成为军事真空，吐蕃很快乘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河西、陇右之地也已全部被吐蕃占领了。在这种情势下，长安的西边已无险可守，吐蕃的军队突然成为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就在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吐蕃军队就势如破竹，攻入了长安城，甚至还册立了一位新的皇帝，而唐朝的军队根本没能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虽说吐蕃这次占领长安的时间很短，但他们对唐王朝的巨大威胁却一直延续了下去。

经过这场战乱，唐人的心态似乎也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的粟特胡人身份，使得在安史之乱后，夷夏之辨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唐代初年，唐太宗曾说自己对汉人与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而盛唐的人们更有着极为开放的胸怀，他们曾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人们对这样的观念产生了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许多唐人的共同心态。

这场战乱，使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中原地区更是白骨遍野，国家控制的人口从天宝年间的九百多万户锐减到乱后的不足三百万户。当然，除了在战乱中死去的人口外，还有大量人口南迁到江南一带也是原因之一，这无疑给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晚唐河北财赋不纳于朝廷的情况下，江南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使唐王朝得以延续下去。

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