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再造统一



隋武士俑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这是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暂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

此前的三百多年，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吟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期间“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八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

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这个三百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一片荒凉苦寒之地。

“王气所聚”的武川镇。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二十五公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北，就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因为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了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

传说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相书似乎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按照相书上的面相，在大街上或小的衙门当中，他满目所见都是帝王将相。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回来之后他就把相书烧掉了。这个传说完全是附会，但是六镇当中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武川镇遗迹

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其中有六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五个分别是：沃野、怀朔、抚冥、柔玄、怀荒，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

北魏抵抗柔然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六镇军将多由拓跋氏贵戚贤臣充任，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仕途却不受影响，且常被特别提拔，因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

然而，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六镇的军将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镇兵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

六镇集团的镇守者原来是最高贵的士人，现在他们被视为最低贱的军人。因此，下层军将就纵酒高歌，结成了义父、义兄、义子的关系。这样一种强固的集团，在面临沦为社会底层的强大压力的时候，所激起来的反弹、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是当时任何集团也比不了的。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再加上聚积已久的怨气，使北方六镇这片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定的地区。正光五年（524年）三月，因沃野镇下辖的一个高阙戍戍主对下属苛刻，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杀戍主，并且攻占了沃野镇，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很快，战火席卷了北方六镇。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经过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之后，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这两位并世枭雄，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北魏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再加上塞外击破柔然而新兴的突厥，连同无所作为的南朝，使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割据中，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

历史在黑暗中继续蜗行摸索，它在呼唤一个强势人物，一个真正能够一统天下的君主。

杨坚崛起——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西魏大统七年、东魏兴和三年（541年）六月十三日的一个深夜，一声响亮的啼哭在西魏冯翊城（又称同州）中响起，同州刺史杨忠的夫人吕氏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

就在这天晚上，一位名叫智仙的尼姑特地从山西渡过黄河，星夜兼程来到同州，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她告诉杨忠：“此儿大有来历，不可养于俗人之家。”杨忠相信了这位素昧平生的僧尼，决定把自家宅院辟为尼寺，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

杨坚家族从五代祖开始就世代在武川镇为武将，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代家族开始兴盛起来。杨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深远。他随着宇文泰到了关西，在对东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个“隋”就是从这来的。杨坚就出身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那罗延，意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她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

在杨坚的成长岁月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局促于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在武力上，根本就不具有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有二十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一万人。由于宇文泰武川军人集团实力较弱，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人数很少，要稳定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他们就必须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为了将此前互不统属的军队与乡兵进行整编，从西魏大统九年（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乡兵归附宇文泰。到了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对府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宇文泰带领着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面对的是众多的汉人豪强集团。为了安定地方和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宇文泰将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选拔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们，这样就编制出来府兵制这样一套军事系统。府兵制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北周的第三位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对府兵制的改革影响尤其深远。首先，他下诏“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强调军队归皇帝所有，完成了府兵的国家化；其次，他又下令大量征召汉族百姓入伍，史称“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这无疑使汉人武装逐步成为国家的基础。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北周的军事实力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强。

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是八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元欣之外，还有六位，即：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在八柱国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他们都是府兵制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十二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府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而且在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

成年后的杨坚，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子高洋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两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他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第七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

独孤信家族是鲜卑贵族，他的祖先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的，后来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毓，后来成为北周的明敬皇后；他的第四个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个李昞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换句话说，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李渊的母亲；他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了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就出了三个皇后。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都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推行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的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士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成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姓为“普六茹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

所谓关陇集团，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是指当时一个地区性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集团成员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之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语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甚至以“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

隋朝建立——新兴王朝的勇气与智慧。577年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北周。一方面，经过府兵制改革，北周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北齐自身：腐败混乱的朝政，激烈的民族冲突，使北齐的实力不可逆转地消解着，北周军队的攻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帝王图》中的隋文帝

北周很快灭掉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实现了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这一年，杨坚三十六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十三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即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也正是过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仪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随着杨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处境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说，早晚有一天我会族灭你们杨家。有一次，周宣帝召杨坚入宫，他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杨坚入宫之后，表现得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躲过一劫。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治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隋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周存在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以及州、郡、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八岁的静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收。作为静帝的外祖父，已晋爵为隋王的杨坚距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

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五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

当年六月，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誓师，声讨杨坚。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并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

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八月底，杨坚大军压境，郧州总管司马消难逃到陈朝。到了十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四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

在平定尉迟迥等三个总管的叛乱之后两个月，杨坚下令，把宇文泰改为鲜卑姓氏的汉族将领的姓氏还原为汉姓。比如说，杨坚原来叫普六茹氏，现在就还原为杨姓，这表明了杨坚要向大家宣告，他是汉族正统的代表，同时也表明了他要跟原来的鲜卑传统划清界限。

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静帝，从外孙手中取得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是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

新的朝代，自然要改弦更张，采用新的政治制度。新王朝建立后，杨坚首先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恢复汉魏旧制，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事实上，在建国的第一天，杨坚就任命自己的心腹高熲、虞庆则、李德林分别掌管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成为新王朝的宰相，而六部尚书中，汉人与胡人出身者各占一半。显然，这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胡汉融合的新政治格局，最直观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色。

自隋朝建立伊始，杨坚已经剑指南朝。然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但全国的政治格局与多年前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由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要统一天下，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如何破解这个三百多年来都未破解的困局呢？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

突厥，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其下。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突厥自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蒙古国境内的突厥文碑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突厥石人墓

突厥的佗钵可汗曾得意地说：我南边的这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资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指的就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了，特别是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对突厥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史书记载就是“待之甚薄”，这样一来，突厥就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地派兵南下侵扰。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曾经出使突厥、熟知其内幕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和弱的策略，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开皇三年（583年）夏，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分别向隋朝示好，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开皇四年（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跪受杨坚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三百年无法解开的困局，在隋文帝杨坚手中，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破解掉了。

伐陈之战——走向统一。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治的陈朝。

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之后，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论平陈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二百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即溃，致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熲较为稳妥的建议。

高熲建议，在江南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隋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诱使陈朝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隋军立即解甲收兵。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是麻痹陈朝，为以后的进攻增加突然性。

隋代战船模型

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586年），虢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大造战船，“多张形势”，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则武昌以东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建康；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隋军攻取建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细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余材投入长江，顺江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诱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三十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

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须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均势；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使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

中国古代人以及现代人，心里是有一种渴望统一的情结的，这种情结大概从春秋战国时，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具有了。人们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种观念，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

开皇八年（588年）十一月初十，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三十里的定城，隆重誓师。五十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率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风声鹤唳的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

韩擒虎、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擒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擒虎则率奇兵，在正月二十一日率先攻入建康城。

“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它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

攻取建康之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二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少旷世枭雄所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大分裂，人们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隋朝的统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以后第二次大统一的局面，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凝结在一个政权之下。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植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