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贞观之治



唐太宗像

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九嵕山，沟壑纵横，峰峦秀拔，景色宜人。在这座山上，长眠着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帝王，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是大唐帝国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的贞观时代由于社会安定、政治清明，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这个时代远不如开元天宝盛世那样繁荣昌盛，甚至与隋代的国力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它却如一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少年，朝气蓬勃，具有独特的魅力。后世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大都将其视为超越尧舜的理想年代，谈起贞观，就像在谈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战功卓著的秦王李世民。李世民是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与窦氏生的第二个儿子。他有一兄，名叫李建成，还有两弟：三弟元霸，四弟元吉。李元霸死得很早，《隋唐演义》等后世的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天下无敌的头号大英雄，但这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辅助李渊与群雄争霸，并最终夺取天下、建立大唐王朝的，主要是他的另外三个儿子，而秦王李世民的战功尤其显赫。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饱经风雨的老练的政治家，在大唐建国的道路上，开国皇帝李渊自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然而在今天留下来的正史中，大唐开国的功劳似乎都被记在李世民一个人头上，这自然是不公正的。细心的史学家们经研究发现，李世民在登上皇位之后曾改动了国史，以致其父李渊和兄弟们的功劳都被淡化甚至抹去了。

《大唐创业起居注》

不过，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李世民本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显赫的战功仍是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无论是当时流传的《秦王破阵乐》，还是今天看到的昭陵六骏浮雕，都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

昭陵六骏可能是中国美术史上最有名的浮雕艺术品了。它们最初竖立在昭陵北司马门内两侧，现在有四块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两块（拳毛騧、飒露紫）则在20世纪初被文物贩子盗卖到美国，如今收藏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2002年7月至2003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昭陵博物馆的协助下，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有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昭陵六骏”石雕的四件残块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有两件石块已被证明可与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青骓”“什伐赤”的残损部分相拼接。如今，这几件六骏的残石已被移交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勤骠、青骓，这些名字带有浓厚异域风情的骏马，每一匹都承载着李世民的一段辉煌的功勋。例如，拳毛騧为平刘黑闼时所乘，什伐赤为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白蹄乌为平薛仁杲时所乘，特勤骠为平宋金刚时所乘。

昭陵六骏之什伐赤

昭陵六骏之青骓

无论是窦建德、王世充，还是薛仁杲、刘黑闼，都是在隋末乱世中叱咤风云的一代豪杰，也都是李唐建国的主要对手，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被李世民所平定的。每一次战斗都很艰险，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透过飒露紫与青骓身上所中的羽箭，感受到那些大战的惊心动魄。

变起玄武门。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正如隋代的杨广在江南不断建功立业，并进而谋取东宫之位一样，随着战功的不断累积，李世民的个人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他也开始觊觎最高权力，这自然给太子李建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双方的矛盾日渐升级。最终，在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太子建成和站在太子一边的四弟元吉，并胁迫父亲李渊立自己为皇太子。

清绘本《两奸王斗富》描绘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斗富的情景，从中可见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李建成与李元吉只是两个奸诈炫富之人，与历史上真正的李建成与李元吉很不相同。

为了这一天，李世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无论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这样的谋士，还是尉迟敬德、秦叔宝等猛将，都被收到自己的帐下；其次，还尽力争取朝中大臣与后宫嫔妃的支持，对高祖李渊施加最大的影响；第三，他力图在洛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派心腹屈突通、温大雅、张亮等去洛阳，暗中结交山东豪杰；第四，他也着力收买建成和元吉手下的重要人物，如掌管宫城北门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常何。以前我们只从史书中看到太子一党试图收买李世民麾下的猛将尉迟敬德等人的记载，但敦煌文书表明，李世民当时也有同样的手段，而且似乎更有成效。

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掠走一件敦煌文书《常何墓碑》残卷，今天收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怅（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敦煌写本P.2640《常何墓碑》

在玄武门之变中，常何在玄武门当值，李建成认为他是自己人，就根本没有防备，而李世民却在他的帮助下，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

敦煌文书《常何墓碑》的宝贵，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常何本人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也把李世民此前通过他来收买禁军将领的隐情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尽管李世民后来极力推卸责任，掩盖自己密谋夺位的事实，声称高祖李渊早就打算改立自己为太子，并把他精心策划的玄武门之变描绘成一次事发仓促的自卫，然而，这显然不过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

就在玄武门的战斗基本结束后，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秦府大将尉迟敬德突然出现在大内深处高祖皇帝的面前。此时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李渊无奈交出了全国的兵权。两个月后，他又被迫下诏退位，改称太上皇，李世民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

毫无疑问，杀兄逼父，这种人间惨剧自然有悖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许多方面来看，李世民通往皇权之路都与隋炀帝有许多类似之处，甚至更为血腥，但在传统史家的笔下，二者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因似乎很简单：隋炀帝在登基之后，滥用民力，兵革屡动，使隋王朝迅速覆亡；而唐太宗却完成了一个华丽转身，他从此励精图治，与民休息，不仅奠定了唐王朝三百年的基业，也创造了一个传颂千古的“贞观之治”的美丽神话。

宋人绘《十八学士图》（局部）。李世民为秦王时，于宫城西开文学馆，罗致四方文士，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人。

政治环境宽松的贞观之治。在通过宫廷政变夺取皇位之后，唐太宗面临着治理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天下的问题。那么，他究竟可以依靠哪些人才来帮助他呢？

我们知道，与北周、隋朝的皇室一样，李唐家族同样来自北魏时期的武川镇军人集团。在宇文泰推行关陇本位政策之后，他们也都成为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随着隋代以来天下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社会结构都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仅仅依靠关陇集团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了，因此，来自山东和江南的人才逐步进入朝廷之中。

唐太宗即位之初，朝廷里存在着三种人：

第一种是唐高祖时的重臣，如四位宰相中，裴寂、宇文士及出身于关陇贵族，萧瑀为隋炀帝萧皇后的弟弟，出身于江南士族，而封德彝则是山东士族。这些人思想保守，无法解决隋末农民战争之后的山东问题，致使武德年间山东地区的叛乱一波接着一波。在李世民登基之后，这部分人很快远离了权力中枢。

第二种是李世民为秦王时的僚属，其中既有关陇集团出身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谋士，又有山东豪杰，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等骁将，他们多年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并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分人是李世民依靠的主要力量，不过，他们虽为乱世英雄，却并不真正了解当时社会的真正需求，无法解决唐王朝面临的转型问题。

第三种是在隋末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些中下层士人，如魏徵、王珪、戴胄、杜正伦等。

第三种人有一些共同点：其一，他们大多出身比较寒微，也都比较年轻，在贞观之初一般都不到五十岁；其二，他们经历过隋末动乱和唐初的政治斗争，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与百姓的疾苦有深刻了解；其三，通晓经史，注重经世致用，特别注意吸取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其四，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敢于评说时政，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

虽然唐太宗即位后，继续重用关陇贵族作为皇权的依靠，但与此同时，也大力提拔了魏徵等主要来自山东的士人，来帮助他制定大政方针。正是这两部分人才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其中魏徵的作用尤为重要。

魏徵像

魏徵，是除了唐太宗之外，开创“贞观之治”局面的另一位主角。他是河北巨鹿人，早年曾出家为道士，在《隋唐演义》中，他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奇人。但真实的魏徵却是另一个形象，虽然其貌不扬，没有小说中那么神奇，那么高深莫测，但他极具胆识，且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在一首《述怀》诗中，魏徵这样写道：“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然计不就，慷慨志犹存。”其不凡志向可见一斑。在隋末农民战争中，他曾先后追随过瓦岗军的李密与河北的窦建德，与所谓的“山东豪杰”关系密切。

随着窦建德被李世民平定，天下安定，魏徵来到首都长安，被太子李建成收归帐下，官拜太子洗马。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太子一边。然而，形势突变，在玄武门之变中，太子被杀，魏徵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幸好李世民爱惜人才，不计前嫌，并对他委以重任。

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徵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贞观时期的朝廷决策中，他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用贞观时期另一位名臣王珪的说法，魏徵“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形象地反映了魏徵对自己正色当朝的要求，以及对唐太宗致太平的高度期许。那么，在太宗眼里，魏徵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后世的人们谈起“贞观之治”，往往会想起那位被史家称道的名相房玄龄，然而在唐太宗看来，房玄龄的功勋似乎主要是在创业时期，魏徵才是贞观之治的首功之臣。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三月，太宗曾特别指出：“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可见，对于魏徵的特殊贡献，唐太宗是了然于胸、始终念念不忘的。“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正是唐太宗与以魏徵为代表的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结果。

何谓“贞观之治”？简言之，就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国家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治世。政治清平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文化初步繁荣，国力日益强大。其特点，一是君臣孜孜论政的政治文化，二是将民本思想落在实处。

《贞观政要》书影

贞观之治的出现，首先得益于贞观君臣对隋朝速亡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一个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四十年就土崩瓦解，这是唐初君臣亲眼目睹的事实，对此，他们不能不心怀戒惧。特别是唐太宗，他非常注意从隋王朝的覆灭中总结教训，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成为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君臣们常常聚会，在一起讨论统治方针与政策，这成为贞观一朝的标志性景观，其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一书中。

在这部书中，吴兢分门别类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他的大臣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多次讨论，其中，太宗即位仅两个月之后的一次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贞观时代的基本政治路线。在当时的朝廷中，关于用何种政策来治理百姓，出现了“王道”“霸道”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宰相封德彝等人认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不古，因此，对百姓必须实行高压，对四夷各族当以武力慑服。封德彝所代表的，实际上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那种崇尚武力与强权的悠久传统。

对于这种主张，魏徵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为太宗分析了大乱之后天下思定、人心思治的政治形势，解除了太宗对于大乱之后能否迅速致太平的疑虑，他特别劝太宗“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坚定了太宗以德化民的信心。后来的情形基本上是按照魏徵的预期发展的，在太宗施行仁政的决策下，到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就出现了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贞观之治的雏形得以显现。多年以后，太宗还不时回想起这次讨论，认为魏徵的建议为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使国家完成了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型。

在贞观君臣论治过程中，他们讨论了皇权的来源和君民的关系问题，清醒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反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无疑是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的翻版和具体化。太宗自己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为君之道，必须首先安养百姓，如果为了一己之私去损害百姓的利益，就像是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人也就死了。”这表明，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在皇权本身的运用，特别是君臣关系上，贞观君臣也进行了具体的讨论。他们重新提出了《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的原则，强调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皇权的范围和行事准则进行某些限制和界定。总的说来，贞观年间的君臣关系比较和谐，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太宗一方面特别强调君臣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又要求百官坚守直道，敢于负责，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在一次上奏中，魏徵特别要求唐太宗说：“但愿您使我成为良臣，而不要使我成为忠臣。”太宗非常奇怪，赶忙询问“忠臣”与“良臣”的区别。魏徵回答说：“所谓忠臣，就是敢于进谏，但却被皇帝诛杀，这样不仅使皇帝陷入不义，昭著恶名，又使得国家与自己的小家都走向毁灭，唯独自己享有勇于进谏的好名声。至于良臣，则是皇帝勇于纳谏，君臣都享有美名，使得子子孙孙都享有荣华富贵。”太宗听后非常感动，厚赏了魏徵。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魏徵的勇于进谏和太宗的乐于纳谏，才使二者各自享有“良臣”与“明君”的不朽盛名，从隋末战乱中走出来的唐王朝也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在太宗倡导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风气。在宫内，贤德的长孙皇后就曾多次向太宗进谏，纠正太宗的一些她认为不妥的言行。在外朝，除了魏徵之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珪、戴胄、马周、张玄素等，甚至那位在隋炀帝时以阿谀顺旨、溜须拍马闻名的封德彝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可见一时风气之盛。

贞观君臣论治中，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他们也将这些思想落实在朝廷具体的政策之中，例如轻徭薄赋，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奖励人口增殖等。在贞观初年，全国的经济情况一度非常严峻，不过由于大量荒地的存在，农民都能占有土地，在唐太宗的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到贞观中期，虽然经济仍然未达到隋代的水平，但社会秩序迅速安定，全国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小康局面。

“天可汗”唐太宗——贞观时期和谐的民族关系。在2002年至2003年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那次发掘中，除了“昭陵六骏”石雕残块的发现外，更令人振奋的是，文献记载的立于昭陵的“十四国蕃君石像”也通过这次发掘，得到了验证。大约有分属十个个体的残躯、头像及带有铭刻的底座被发现，它们是唐太宗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昭陵北司马门十四国蕃君像底座

经过研究，可以确认这些石像当年曾被安置在北司马门内最南端的第五台地上，与昭陵六骏一起，分别排列在两座东西相对的廊房中。

西侧：于阗王伏阇信；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

焉耆王龙突骑支；

吐蕃赞府弃宗弄赞（松赞干布）；

高昌王左武威将军麴智勇；

龟兹王诃黎布失毕；

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诺葛钵；

东侧：突厥乙沴泥熟侯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

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

林邑王范头黎；

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

这些石像及其题名虽有残缺，但可大致复原。据研究，东侧的另外两尊蕃王像应当是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以及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这十四尊石像是在唐高宗时所立，像主大都是在贞观年间归化唐王朝的少数民族首领。与六骏一样，它们矗立在昭陵，同样是为了展示唐太宗一生的功业。这些石像的排列有一个规律，即西侧的蕃君主要是今天新疆、西藏、青海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唐太宗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天可汗。

关于天可汗制度，在学术界目前还有一些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天可汗”的称号不限于唐太宗，因为唐代西域和北方民族也曾经把后来的玄宗、肃宗、代宗称为“天可汗”。但无论如何，以“天可汗”来称呼唐朝皇帝是从唐太宗时开始的。

贞观四年（630年），名将李靖率军大破东突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东突厥颉利可汗，献俘太庙，于是西北各部给唐太宗献上了“天可汗”的尊号。此后，在给这些部族君长下公文时，太宗就自称为“皇帝天可汗”，用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天可汗事乎？”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在唐军平定薛延陀后，原属铁勒之十一个部落又遣使入唐，尊太宗为“天可汗”。

关于这个尊号的来历，据有的学者研究，“天可汗”亦非唐朝皇帝所特有，一些强盛的游牧民族的首领也有此号，只不过汉译用别的名词而已，如突厥语中的“登里可汗”，如果翻译成汉文的话，也就是“天可汗”的意思。至于唐太宗身兼皇帝和天可汗的两种身份，是继承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体制”的结果。也就是说，唐太宗对中原百姓自称为皇帝，对西北游牧民族，则自称“天可汗”。

西北各民族首领给唐太宗上“天可汗”的尊号绝非偶然，它与唐王朝在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州制度密切相关。唐朝在贞观年间相继平定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等之后，对其首领并不采取屠杀政策，而是推行了“羁縻”政策，也就是说，在各族聚居区列置州县，重要地点则设立都督府，以本族的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可以世袭。例如，东突厥的突利可汗就被太宗封为“北平郡王、右武侯大将军、顺州都督”。这些羁縻州府一般不向朝廷申报户口和缴纳赋税，但要接受所在大唐边州长官的征调，并向朝廷进贡。一方面其长官由朝廷册立任命，但另一方面则以传统方式处理本族内部事务，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应该说，这个政策是符合唐王朝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的。

对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民族，唐太宗则采取了和亲政策，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与吐蕃结成甥舅关系，从而避免了双方的武装冲突。文成公主的入藏，不仅使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关系更加密切，更重要的是，她给藏地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与生产工具，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正由于此，藏族同胞至今都对这位美丽的唐朝公主感怀至深。在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中，文成公主的塑像与松赞干布一起，接受着藏民世世代代的敬仰与膜拜。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手推行和亲政策的，正是这位天可汗——唐太宗。

和谐的民族关系，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前提，其本身也正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之所以有这样的民族政策出台，与唐太宗本人的民族观念密不可分，他曾经总结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应该说，这样的民族观念，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民族融合的美丽结晶。

以人为镜可知得失。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那位“耻君不如尧舜”的魏徵因病去世。与他对贞观之治的特殊贡献相适应，魏徵墓在整个昭陵一百六十七座陪葬墓中的位置非常显赫，绝大多数文武大臣的陪葬墓都位于陵山南麓的平地上，唯独魏徵的墓地位于九嵕山的山梁上，与嫔妃、公主等一样享受着所谓“近茔”的优遇。

对于魏徵之死，唐太宗悲痛万分，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失去了魏徵这面最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太宗的过失呢？随着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黯淡下来。

君恩难常，就在魏徵死后不久，太宗就怀疑他与朝中官员的结党营私有牵连，于是做出了一系列不理智的举动。在魏徵的病榻之前，他曾经亲口答应把女儿许配给魏徵之子，后来竟然悔婚了，他甚至还令人推倒了魏徵墓前那座由自己亲笔书丹的石碑！这种悲剧，长眠于九泉之下的魏徵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吧。

魏徵墓

封建帝王的自我尊大恐怕是与生俱来的，隋炀帝就曾经跟人说：“人们都以为我只是靠祖宗的荫庇继承皇位的幸运儿，其实他们错了！我无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都能靠自己的才干当上皇帝。所以，我倒是觉得生于天子之家才是我的不幸呢！”这种狂妄之语出自隋炀帝之口，倒也不足为奇，但类似的想法，连一生英武的唐太宗也未能幸免。

李世民毕竟是个凡人，他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虚荣和自满，随着社会的安定、国家的日益繁荣，这种骄傲的情绪就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对于魏徵无休止的犯颜直谏，他也有厌烦的时候。有一次，他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而长孙皇后赶紧换上朝服向太宗祝贺，说：“我听说‘主明臣直’，魏徵敢于直言进谏，正是由于您是个有道的明君啊。”太宗这才消了气。这件事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太宗的心态，即使是长孙皇后要提出意见，也需要非常委婉。

俗话说“旁观者清”，随侍太宗身边的魏徵对此自然洞若观火，也焦急万分。贞观十一年（637年），他就曾连续上了四道《论时政疏》，提醒太宗慎终如始，切不可居安忘危。另一位大臣马周更直截了当地说：“但愿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然而，在魏徵死后，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就少多了。

立储之困与太宗晚年政局。在唐太宗晚年，最困扰他的是接班人的问题。长孙皇后为太宗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李承乾，虽有轻微的足疾，但已位居皇太子多年。第四子魏王李泰，好文学，深得太宗的宠爱，他还组织文人学士编写了唐代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括地志》，直到今天，此书仍是我们研究唐初地理的重要资料。第九子晋王李治，生性软弱，太宗不是很中意他。

受到父亲恩宠的李泰开始积极活动，希望能取代太子的地位。感受到威胁的承乾则力图自保。此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与勋贵子弟各有附托，结为朋党，这使太宗非常忧虑，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他的心头。历史会不会重演？

就在魏徵去世三个月之后，承乾被人告发谋反，被太宗废掉太子之位，宰相侯君集等也因此被杀。至此，太宗只能在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之间选择一人继立为皇太子。那么，究竟选哪一个呢？由于当朝宰相同时也是长孙皇后哥哥的长孙无忌的坚持，最终唐太宗选择了晋王李治。

太宗选择李治为太子，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李泰与承乾争位已久，如果李泰做了皇帝，承乾的性命一定难保，甚至晋王李治也可能性命不保。晋王则素来仁弱，如果他即位，则两位哥哥都可能保全。第二，如果立了魏王李泰，会给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坏的榜样，即藩王可通过阴谋夺取皇位。第三，长孙无忌是关陇军事贵族的代表，而李泰的背后则是一些出身普通地主阶层的文人大臣如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人，如果立了李泰，他们必然会与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发生冲突，这是唐太宗所不愿看到的。

太子的废立问题，让唐太宗身心俱疲。将一个他并不十分满意的晋王立为皇太子，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英雄暮年，着实令人有些伤感。在李治被立为皇太子之后，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权力就更大了，与魏徵时常犯颜直谏不同，长孙无忌对太宗一味阿谀奉承，曲意逢迎，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太宗的骄傲情绪，也使得贞观之初那种群臣争相进谏、太宗虚心采纳的政治风气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由于唐太宗认为李治懦弱无能，便决心在自己有生之年解决边疆问题。于是，在贞观末年，对外战争就频繁起来：贞观十八年（644年）平灭焉耆；十九年（645年），出征高丽；二十年（646年），灭薛延陀；二十一到二十二年（647—648年），在东北，唐军又两度泛海进攻高丽；在西北，击败龟兹，并移置安西都护府于此；在西南，又发十三州兵攻打“松外诸蛮”。这些战争加重了百姓兵役和徭役的负担，开始引起百姓的不满。

更严重的是，唐太宗亲征高丽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隋炀帝的命运。然而，唐太宗毕竟不是隋炀帝，他会及时改弦更张，直面自己的错误。据史料记载，当时朝中许多人都反对太宗亲征辽东，但没有人能够说服太宗，等到他失败而归时，他才无限感慨地说：“要是魏徵还活着，他一定不会让我去征讨高丽的，我也就不会落得这样的失败。”于是，魏徵的墓碑被重新竖立起来，而魏徵之子与公主的婚姻也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在魏徵去世六年之后的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在翠微宫驾崩，时年五十二岁。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在这样落寞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尽管有这样一个不那么辉煌的尾巴，贞观时代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动心的年代。开元时期的史学家吴兢就称赞说：“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这个评价，几乎高到无以复加。唐太宗是否承受得起如此的赞美，我们在此不予置评，但比肩尧舜，则的确是唐太宗最高的人生理想，也是魏徵的殷殷期望。

“贞观之风，到今歌咏。”的确，贞观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树立了极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