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五代十国



明人绘《孟蜀宫妓图》，讽喻蜀后主的糜烂生活。

907年，朱温灭唐，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在江淮以南，与梁同时并存的有吴、吴越、前蜀、南汉、楚、闽、南平（荆南）七国，后唐时，前蜀被灭，后蜀代兴，后晋时，吴国被南唐取代，后周时,又有在太原立国的北汉，史称“十国”。

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分立，是唐朝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自诩正统的地区性政权，其势力范围大体没有越过黄河流域。“十国”则是五代统御所不及的独立王国，除北汉偏于山西一隅之外，其他九国占据了东起江淮闽浙，南到两广，西至四川的广大区域。这一时期,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但在分裂和战乱的表象下，也酝酿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为后来宋朝的统一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朱温灭唐，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当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唐王朝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了。898年八月，唐昭宗李晔在经历了近三年的颠沛流亡后重新回到长安，同时宣布改元“光化”，聊资庆贺。此时的昭宗早已失去了继位之初的“兴复”志向，只能在各股军阀势力的缝隙中求得苟延残喘。同时，宦官和朝臣之间的矛盾更加白热化，他们各结藩镇为援，互相倾轧，为心怀叵测的军阀干预朝政提供了方便之门，也埋下了唐朝灭亡的祸根。

朱温像

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人合谋废黜唐昭宗，将他囚禁在宫中的少阳院，并对政敌实施野蛮报复。宰相崔胤因为得到河南军阀朱温的支持，才幸免于难。他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这次事件，成为朱温染指关中、问鼎唐室的开端。

朱温出生在宋州砀山（今属安徽）的一个乡儒之家，父、祖均以教书为业。他幼年丧父，家中贫困，随母亲王氏受雇寄食于萧县的一个大户人家。史书记载，早年的朱温“不事生业”，游手好闲，凶悍顽劣，以雄勇自负，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物，所以乡邻都很讨厌他。乾符四年（877年），二十五岁的朱温参加黄巢起义，并随军进入长安,不久又叛离黄巢，投归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唐僖宗任命他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位“朱全忠”，日后成了大唐社稷的掘墓人。

毛泽东对朱温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朱温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时，还只不过是众多割据者中间的一个，宣武镇也并非强镇。凭着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朱温逐渐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各路劲敌，以汴梁（开封）为中心，控制了关东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势力最为煊赫的藩镇军阀。

刘季述等人作乱时，不仅对朱温投鼠忌器，而且派人前来通款，表示愿意送上唐家社稷。朱温召集幕僚商议，决定恢复唐昭宗的帝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他的支持下，崔胤联合侍卫军将领诛杀了刘季述等人，迎唐昭宗复位。为了感激朱温的功劳，唐昭宗进封他为梁王。

唐天复元年（901年）十月，崔胤勾引梁兵入关，图谋杀尽长安城里的宦官。宦官韩全诲等人情急之下劫持了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朱温借“勤王”之名，趁机向关中扩充势力。唐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李茂贞被迫杀死韩全诲等人，与朱温和解，护送昭宗出城。随后，朱温在长安城大举灭阉，将七百多名宦官统统赶到内侍省杀掉了,同时解散神策军，完全控制了唐昭宗。

这时，朱温欲取唐室而代之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天祐元年（904年），他杀了宰相崔胤，强迫昭宗迁往东都洛阳，一路上又杀死了昭宗的所有亲信侍从。同年八月，唐昭宗在洛阳被朱温的手下谋杀，他的第九个儿子、十三岁的李柷嗣位，即昭宣帝，又称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废黜了昭宣帝，用接受“禅让”的形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梁”，最终宣告了唐朝的灭亡。

李克用与十三太保的传奇。当朱温在中原地区迅速崛起的时候，唯一能与他抗衡的是沙陀族（西突厥的一部）军事首领李克用。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因为勤王有功，被唐朝赐以国姓，并逐渐在代北地区发展起自己的势力。在收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的功劳不在朱温之下。从唐中和三年（883年）担任河东节度使，到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去世，李克用以太原为中心，苦心经营二十五年，将代北集团进一步发展成“河东军事集团”，成为当时北方内战最活跃的参与者和政权的有力竞争者。这个集团不仅支撑了李克用的割据政权，也成为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诸政权赖以建立的基础。

李克用像

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称十三太保，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豪武之士，帮助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其中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义子，实际上就是他在军中培植的亲信。他是少数民族血统，“胡人”之中，养子之风素来盛行，他便将这些族属不一的义子组成“义儿军”，利用虚拟的父子关系加以笼络，使其为自己拼死效力。

李克用在与朱温的角逐中，常常以李唐宗室自居，以“勤王讨逆”为旗号。当朱温弑唐昭宗的噩耗传来，李克用便“南向恸哭，三军缟素”。朱温灭唐后，四川军阀王建派使者游说李克用“各王一方”，被李克用严词拒绝。

此后，他的继承者李存勖仍奉唐朝正朔，发誓要诛凶讨逆，恢复唐朝。这些姿态，既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氏父子的政治取向。因为唐朝的政权也是由边疆军事贵族的权力孕育而来的，其“龙兴之地”都在太原。这表明，在10世纪上半叶的权力角逐和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与观念转变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李存勖是李克用的长子，小名亚子。史书说他体貌雄伟，胆力过人，文武兼资，多才多艺。李克用临终时，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咐他完成三件大事：一是讨伐忘恩负义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攻占幽州（今北京一带）；二是征讨背信弃义的契丹，解除北方边境的威胁；第三件大事就是要消灭世仇朱温。李存勖将三支箭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就派人取来，放在锦囊里，带着上阵，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表示完成了任务。

《历代画像传》中的后唐庄宗李存勖

后梁乾化元年（911年）的柏乡（今河北高邑）之战，李存勖几乎全歼了朱温的精锐主力，后梁从此一蹶不振。913年，李存勖攻陷幽州，俘获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923年四月，李存勖称帝，改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同年十月，灭后梁。十二月，迁都洛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又攻灭前蜀。

经过十多年的铁血征战，李存勖成了北方地区无可争辩的主人，并一度将势力扩展到了长江上游。与此同时，他还成功扼制了契丹的南犯，使其“不能深入为寇”。

然而，李存勖即位后的表现却与创业时判若两人。他自认为父仇已报，中原已定，不再进取，开始享乐。这位皇帝是个狂热的“戏剧爱好者”，他沉溺于看戏、演戏，经常亲自粉墨登场；同时重用伶人、宦官，监视和诛杀功臣，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他任用酷吏，横征暴敛，使得民怨沸腾；又悭吝成性，有功不赏，以致将士离心，甚至强抢将士妻女入宫，终于激起兵变。李存勖称帝仅三年，便死于伶官出身的郭从谦之手。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中评论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李存勖死后，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他比李存勖年长十八岁，凭着赫赫战功和宽厚仁慈的德性，在后唐军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因此，当他受命讨伐叛军时，手下的将士就策动哗变，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他做了新的主子。

李嗣源是五代时期一位少有的开明君主。他即位后便着手改革弊政，杀宦官，诛酷吏，严惩贪腐，整肃吏治；废苛法，均田税，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他本人也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禁止中外诸臣进献珍奇玩物。后宫只保留老成宫女一百人，宦官三十人，御厨五十人，教坊一百人。宫廷供应机构如此简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他的政绩有很高的评价：“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但李嗣源疑心过重，使得群臣失据，父子猜忌。在他晚年患病时，终于发生肘腋之变，次子秦王李从荣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事败被杀。李嗣源本人也因惊悸悲恸、愧恨交加而很快死去。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石敬瑭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明宗死后，养子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杀死闵帝李从厚（李嗣源第三子），自立为帝。李从珂对在太原拥兵自重的石敬瑭十分忌惮，于清泰三年（936年）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由此激起石敬瑭的反叛。石敬瑭一面部署抵抗，一面向契丹求援，并许诺奉契丹主耶律德光（即辽太宗）为父，事成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上贡绢帛三十万匹。耶律德光闻讯大喜，便派兵南下，帮助石敬瑭灭了后唐，做了皇帝，石敬瑭即后晋高祖。

后晋高祖石敬瑭像

“燕云十六州”包括：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州）、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朔（今山西朔州）。东西绵延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面积约十二万平方公里。历史上，这一地区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万里长城横亘其间，胡汉长期互为出入。谁控制这一地区，谁就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后，中原地区失去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华北平原门户洞开，河东地区也失去了云、应、寰、朔四州的缓冲地带，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与此同时，契丹获得这片地区后国力大增，加速了从单纯的游牧经济和行国体制向“复合型”政治经济体制转化的进程，在中原政权面前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这种格局历经辽、金、元三朝，一直未曾改变。

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就连他的“佐命功臣”刘知远也看不过去，认为：“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后周世宗的神武雄略。石敬瑭死后，他的继承人石重贵受到朝中反契丹势力的影响，对契丹采取敌对态度，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从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到开运四年（947年），耶律德光先后三次大举南侵，最后攻陷开封，灭了后晋。

然而，入侵者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普遍反抗。契丹人在中原无法立足，被迫撤退。耶律德光也在北撤的途中病死，临终长叹道：“想不到中原汉人这样难对付！”

契丹人北撤后，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东下，占领洛阳、开封，收复河南、河北，建立了后汉政权。但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两年过后，大将郭威起兵攻入开封，隐帝刘承祐（刘知远之子）被杀，后汉灭亡。广顺元年（951年）正月，郭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

后汉高祖刘知远像

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后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

郭威在位期间，对前朝弊政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免除正税以外的苛捐杂赋，禁止地方官员巧立名目增加百姓负担；放宽盐、酒、皮革等物品交易的垄断政策，允许民间正常买卖；鼓励垦荒，减免租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倡节俭，反对奢靡；废除严刑峻法，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军队扰民；重视有才德的文臣，逐步改变军人专政的局面。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以来混乱不堪的北方社会开始走向安定，政治、经济形势逐渐趋于好转。

后周太祖郭威像

后周世宗柴荣像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刚继位时，柴荣就立下宏愿：“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尽管他只做了五年的皇帝，却能够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迅速恢复。

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对外开疆拓土。显德二年（955年），征伐后蜀，收取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陇南武都区东）四州；此后又三次亲征南唐，夺取江北、淮南的十四个州。显德六年（959年），北伐辽国，占领瀛、莫二州和瓦桥、益津、淤口三关。正当他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收复失地时，却不幸突患重病，被迫班师，并于当年六月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后周世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及成就，为以后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后人评价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并对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深感惋惜。

五代的削藩尝试。枭雄们乘乱渔利，一旦粉墨登场，往往会转而构建秩序、巩固局面，以免重蹈前人覆辙。这样，他们就由以前的混乱制造者转化成新的稳定性力量。

朱温称帝以后，在原有的禁军编制之外，另设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由他亲自掌握，作为自己的私兵。后唐明宗时，又设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后晋时期，明确以侍卫亲军作为全体禁军的编制形式，这种做法被后汉、后周所继承。到后周世宗时，又组建了殿前军。从此，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了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成为捍卫朝廷的中坚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唐朝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变乱时期，武夫拥立擅杀的事情时有发生。不但普通民众苦难深重，就连身处高位者也常有朝不保夕之感。

当然，如果我们不是囿于单纯的道德评判，而是以历史联系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在攻伐杀掠、篡窃成风的表象下面，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若干积极的变化，新的秩序和因素也在酝酿之中，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

五代十国虽然仍是军阀专政的时代，但与唐朝末年相比，割据的状态趋于稳定，割据的势力趋于弱化，统一的迹象已经渐露端倪。中原各政权在加强中央权力、限制和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中原政权在强军固本的同时，也采取了种种方法削弱各地藩镇的力量。例如：将禁军与藩镇武装混合配置，共同行动，以收牵制和监督之效；检选地方骁勇精壮之士补充到禁军中来，有的则是直接从藩镇兵中抽调；逐渐将节度使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对节度使的任期和移调也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以免他们结成死党、构成巢穴。此外，对节度使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加以不少限制，规定州刺史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通过这种种措施，到后周时期，地方藩镇势力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朝廷控制乃至消灭。

五代的削藩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专制君权重新酝酿的过程。在唐朝制度体系崩溃以后，五代时期的各割据政权先在自己统辖的范围内从事区域性、阶段性的秩序重建，为新的统一王朝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此后宋朝赖以巩固和统一的各种措施，就是吸收了五代时期的削藩经验而来的。

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南方的割据政权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纷争后，大多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以现实的态度承认和尊重邻国的现状，彼此建立起较为和平友好的关系。这种政策使得南方各国战争较少，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客观上使一方生聚免于战乱之苦，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早在隋唐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的开发和漕运的兴盛，扬州已成为东南第一大都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富强足以自立。

五代周文矩绘《重屏会棋图》。图中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在对弈。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合肥人杨行密任淮南节度使，据有扬州，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藩镇之一。唐昭宗希望他从南方牵制朱温，于天复二年（902年）封他为吴王。此后吴国迅速强大，阻断了中原战火向淮南的蔓延，使南方经济得以免遭战争破坏。

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改名李昪，自称是唐朝的后裔，为了附会已经灭亡的唐朝，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定都金陵（今南京），经先主李昪、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三朝，历时共三十九年。国力最盛时，地跨江西全境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各一部，人口约五百万，是南方最强大的地区政权。

南唐立国后，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对外休兵罢战、敦睦邻国，同时结好契丹以牵制中原政权，使江南地区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对内则轻徭薄赋，大兴水利，劝课农桑，鼓励商业。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南唐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纺织印染、制盐制茶、金银陶瓷、矿冶、造船、造纸以及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像李廷圭的徽墨、李少微的歙砚和李煜的澄心堂纸，都是千百年来冠绝天下的艺苑瑰宝。

同时，南唐也是一个艺术的王朝，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统治者设太学，兴科举，广建书院、画院，激励斯文，使南唐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栖身之所。《南唐书》中说：“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这种盛况，在五代十国乃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割据政权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绘《韩熙载夜宴图》

钱镠治理苏杭。南唐以东，是钱镠建立的吴越国。从9世纪末占据杭、越，到978年纳土归宋，钱氏政权历时近百年，是五代十国中享祚最久的割据政权。吴越国土狭小，实力不足，又与吴国（后为南唐）为邻，因而钱镠及其子孙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借以牵制强邻，求得自保。钱镠在位期间，奖励垦荒，发展农桑，兴修水利，治理湖海，奠定了杭嘉湖平原作为江南粮仓的地位，在混战割据的局势下，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同时，他大力建设苏州、杭州，从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传流至今。

钱镠在杭州城外兴筑百里钱塘江海塘，减轻了潮患，扩大了平陆，发展了海运，对保障杭州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了积极的作用。钱氏捍海塘采用石头、竹木和细沙等材料筑成，属“竹笼石塘”结构，是中国筑塘技术的一大改进，并为后代所沿用。直到元代，这种“竹笼石塘”法才被“木柜石塘”法所取代。

吴越王钱镠

《钱镠钱俶批牍合卷》

吴越奉佛教为国教，境内佛寺林立，佛塔巍峨。著名的有今天杭州的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和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由此使得吴越国的高层建筑技术闻名宇内，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一流水平。杭州人喻皓设计高层建筑匠心独运，时人誉为“造塔鲁班”。

此外，在杭州钱元瓘墓和钱俶生母吴汉月墓中发现的石刻星象图，均以写实手法绘制，并有基本坐标线，准确程度相当高，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完整、最科学的古天文星象图。西湖烟霞洞的吴越时期十六罗汉造像，风格写实，雕刻技艺十分高超，仪态、形制类同真人，具有浓郁的人间气息，是这一时期雕刻艺术的精品。

王审知治闽。在吴越国的南方，由王潮、王审知建立的闽政权对福建地区的开发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唐代福建地广人稀，黄巢入闽，“杀人如蚁”，使人口进一步减少。从当时的人口比重来看，唐末福建的原住人口不过几万户而已。王氏入闽时带来大批族人，入闽的光（今河南固始）、寿（今安徽寿县）移民多达数万人。王审知也因此被福建移民尊为“开闽圣王”，至今享受香火。

王审知像

王审知治闽期间，致力发展海上交通。他从治理福州对外交通的航道入手，下令凿去福州以北黄崎海道中阻碍舟楫的巨石，开辟了甘棠港（今为福安白马港），招徕海外商贾，扩大与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沟通南方和北方的海上联系，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从事转口贸易，赚取利润。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海外商船货品可直抵福州城下，闽国商人亦从这里扬帆出海，随波逐利。当时福州中外商贾云集，交易繁盛，一片繁华的景象。闽国统治者设立了榷货务，征榷海外产品，并将之源源不断地转运北方市场，从中赚得巨额利润。

同时，王审知还大力兴学办教，奖掖斯文，对后来福建形成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偏安一隅的前后蜀。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山川险固，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自汉代以来，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到了唐代，这里又多次成为皇帝流亡避难的场所。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出身禁军都头的王建攻占成都，据有西川，后来又兼并了东川和汉中等地。天复三年（903年），昭宗封他为蜀王。此时，王建已是名副其实的川中霸主。所以，当朱温篡夺大唐社稷时，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王建建立了前蜀王朝，时间虽然很短，从907年到925年，只有短短的十八年，但此时正值唐末，由于战乱，中原的很多官宦和士人纷纷来到前蜀避难，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模仿唐代的官职体制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政治制度，并且由于蜀地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据险一方，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前蜀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建的政权都应视为唐朝统治在一个地区基础上的延续。他得到了不少前来避难的唐朝官员和士人的帮助，以唐制为蓝本建立了一套正规的管理制度和仪式。同时在境内励精图治，发展国计民生。在10世纪初的动乱岁月里，前蜀堪称最稳定、最安宁的地区。不过，他的继承人王衍奢侈无度，残暴昏庸。后唐趁机伐蜀，成都沦陷，前蜀灭亡。

934年正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趁后唐内部王位争夺之机，在成都即皇帝位，建国号“大蜀”，史称后蜀。但孟知祥只做了七个月皇帝就去世了，继位者是他的儿子孟昶。

当时蜀国境内很少发生战争，百姓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后蜀与南唐同为五代时期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区域。后蜀宰相毋昭裔与赵崇祚辑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间集》，对后世影响很大。毋昭裔还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孟昶还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宠妃，即花蕊夫人费氏。她出身歌妓，多才多艺，是五代十国时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相传她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于是孟昶命官民在成都大量种植芙蓉、牡丹。成都“芙蓉城”的别称，即由此而来。

孟昶即位初年，还能勤劳国事，节俭朴素，与民休息。因此后蜀国势强盛，北线疆土一度扩张到长安。但他在位后期，贪图逸乐，沉湎酒色，不思国政，荒淫无度，连夜壶都用珍宝制成，号称“七宝溺器”，以致朝政十分腐败，国运日衰。相传孟昶对戏曲也很着迷，因为这个缘故，有些戏班至今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南方各国的发展，其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统一。因为当时的中国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的状态，但各地的经济联系和商贸往来始终没有隔断过。后世中国的许多特征，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繁荣、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空前兴盛、城市商业化倾向的迅速发展以及新的文人士绅阶层在东南地区的集中等等，都应追溯到这一时期南方各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南楚——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的王朝。在中南地区，马殷建立的楚政权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的政策，使百姓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楚国利用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的商业贸易，采取免收关税的政策，鼓励进出口贸易，以致“四方商旅闻风辐辏”。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潭州（今湖南长沙）也成为南方最大的茶市，城市化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就连偏居岭南的南汉政权，立国之初也能够兴办学校，提倡文教，推广科举制度，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相比，突出表现为两个特点：第一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是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地方政权，竞相采取了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政策，这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