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读——靖康之难



宋徽宗、宋钦宗像

自王安石变法以后，北宋官僚集团的党派倾轧日甚一日，政治风气严重恶化。门户之争、权力之争完全取代了政见之争，造成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劣局面。宋徽宗继位纯属偶然，他既无力驾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其轻佻、浮华、软弱的天性又为奸佞所利用。君臣沆瀣一气，朝政国事日非。宋江、方腊起义是当时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最后，面对北方女真的兴起，北宋统治者判断失误，举措失当，终于开门揖盗，自取灭亡。

宋徽宗与蔡京。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八，宋哲宗去世，年仅二十五岁。宋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皇位的继承者无疑仍应从宋神宗的儿子中选择。宋神宗共生了十四个儿子，这时在世的只有五人，按年龄顺序分别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国不可一日无君。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宋神宗皇后）就延见宰执大臣，哭诉道：家国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

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章惇说：依礼、律，当立大行皇帝同母胞弟简王似。向太后说：老身亦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不必如此分别。章惇又说：若论长幼，则申王佖当立。向太后说：申王眼睛有疾，不便为君，依次则端王当立。章惇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此时，与章惇素来不和的枢密院长官曾布站了出来，认为皇太后圣谕极当。其实，曾布未必认为赵佶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只是习惯于跟章惇作对，并且善于曲从上意而已。其他大臣也相继附和说：听皇太后的！向太后又说：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

事已至此，章惇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宋哲宗灵柩前即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当了皇帝的，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还在藩邸时，他就对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儒家经典、史籍不很爱好，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等怀有浓厚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驸马王诜的听差高俅，也因蹴鞠功夫超群而成了赵佶的亲信家奴。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笔势劲逸，顿挫有节，锋芒外露，挺拔秀丽，风流飘洒。他还亲自主持翰林图画院，广揽人才，促进了宋代书画艺术的繁荣。

热爱艺术和体育本是好事，就怕玩物丧志。广泛的爱好并未使赵佶陶冶出高尚情操，反而给他带来了轻浮薄幸的名声。他在艺术方面不愧是少有的天才与全才，但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是完全不合格的。

向太后之所以坚持拥立赵佶，除了赵佶在她面前乖巧心细、礼数周全外，也跟她的政治倾向有关。绍圣年间新党人士对宣仁高太后（宋神宗母后）和旧党人士的反攻倒算，给了向太后强烈的刺激，使她对宋哲宗特别是以章惇为首的臣僚产生了极端的不信任感，并使她对“仁孝”与否产生了切肤之痛。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却让他上了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北宋后期政争的必然恶果。

宋徽宗《草书千字文》

宋徽宗继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新旧两派的政策，以示大公至正。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浮浪的形象，他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尚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苑豢养的珍禽异兽。

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超越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蜕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非此即彼的门户偏见已经成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这个现实注定了调和政策的破产，也迫使宋徽宗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出选择。

新党人物祭起孝悌的大旗，要求徽宗像哲宗亲政时期那样“子承父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走到了一起，翻开了北宋历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的一页。

蔡京是个典型的有才无德之人，擅长官场投机。他起家于熙宁年间，因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与变法派关系密切，元丰时就爬上了知开封府的高位。宋神宗去世后，他摇身一变，在开封府坚决执行司马光的命令尽废免役法，成为司马光表彰的废法模范。绍圣初，蔡京担任户部尚书，宰相章惇谋划恢复免役法，正在未决之际，蔡京建议：“一切照搬熙宁成法就是了，何必研究？”解决了章惇的难题。同样一个免役法，司马光要废除，章惇要恢复，蔡京都参与其间，翻云覆雨，还博得了两人的赞许。

宋徽宗即位之初，蔡京受曾布排挤，一度贬居杭州。他巴结来杭州为宋徽宗访求书画奇珍的宦官童贯，让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美言。加上蔡京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时号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就非常喜欢，在藩邸时，曾不惜花二万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蔡京便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经童贯进献上去。

当时韩忠彦虽为左相，却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宋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就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被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宋徽宗年间的腐朽统治。北宋王朝经过一百六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一亿，开封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然而，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大好河山，却被宋徽宗和蔡京之流断送了。

元祐党籍碑，宋代摩崖石刻

首先，宋徽宗、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迫害运动，对“元祐党人”的打击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制定了一份“元祐奸党”的名单。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尽在其中，总计一百一十七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刻成石碑，立于端礼门上，昭示天下。后来，这份名单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颁布州县，刻石示众，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祐党籍。

宋徽宗、蔡京打着继承新法的旗号，恣意改作。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其实未有一事合熙、丰者。例如，财经领域的许多新法就蜕变成了搜刮敛钱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然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盐法和钱法的“改革”蜕变成掠夺民财的提款机，财政体制的变更使“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不仅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度，而且为他穷奢极侈提供了便利。

历史上，宋徽宗常被作为昏君的代表。昏君通常是指昏聩、无能的君主，实际上，宋徽宗昏则昏矣，却谈不上“庸”。尽管他宠信了许多奸臣佞幸，放纵他们胡作非为，但最高权力却始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就连皇宫大内的细务他也要亲自过问，经常像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在管理朝政方面，他每每以“御笔手诏”发号施令，并通过一系列制度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宋代有不少记载说“御笔”的横行出自蔡京的点子，是蔡京为了减少其变乱旧制的阻力、揽权谋私而狐假虎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这只说对了一半，宋徽宗之所以不辞辛劳地亲笔书写诏令，既不是勤政，也不是为了炫耀他的书法，而是为了不受限制地体现和贯彻他的个人意志。在这方面，君臣二人实属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十七年之久，位极人臣，气焰熏天，纵横捭阖，作威作福。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排斥异己，子孙亲戚、门生故吏充斥内外，阴相倚重，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官场的常态。除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排斥异己，蠹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为非作歹，无非是因为宋徽宗给了他们这样那样的权力。宋徽宗之所以肯把权力给他们，也无非是因为这些人能刻意逢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帝个人的私欲。

宋徽宗不仅“轻佻”，而且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对于宋徽宗的骄奢淫逸，蔡京等人千方百计地予以满足，提出了“丰亨豫大”的口号。“丰”和“豫”都是《易经》中的卦名，“丰”的意思是富饶，“豫”的意思是安乐，古人常用来形容富足昌隆的盛世景象。蔡京却嫌“丰”“豫”还不够，又根据《易经》中“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谦，必豫”等说法，拼凑成一个新词，意思是皇帝应当在富足繁荣的太平盛世及时享乐，不应效法前朝惜财省费的陋举，为宋徽宗的奢靡挥霍张目。蔡京的长子蔡攸更向宋徽宗鼓吹：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其寡廉鲜耻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河南开封龙亭内的宋宫遗石，是宋徽宗年间花石纲的见证。

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其亲信、大商人朱冲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奉局，由朱冲之子朱勔担任提举，打着供奉御前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一石一木稍堪玩赏，立刻派人闯入其家，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花木奇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纲，谓之“花石纲”，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朱勔曾搞到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载以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过，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不少人批评花石纲骚扰郡县，对百姓榨取过甚，蔡京却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好者不过是一些人之所弃的山林草木罢了，何扰之有？

其他地方官员也不甘落后，竞相效尤。福建的荔枝、橄榄、龙眼，海南的椰子，登、莱二州的文石，湖湘地区的文竹，四川的果木，无不越江渡海，纷至沓来。

为了让宋徽宗玩得舒服，蔡京又让童贯、杨戬等宦官主持兴建新的宫苑。这些人各显神通，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建起了规模超过大内的新延福宫、景龙江等园囿。又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胜计，在京城东北部堆起了方圆十多里、高八九十步的“艮岳”。尽管其美妙胜景如今已荡然无存，但读一读宋徽宗的《御制艮岳记》仍不禁使人大兴观止之叹。

蔡京一再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大量的民脂民膏被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宋徽宗迷信道教，在位期间大肆崇道，自称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下凡，让群臣上表册立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各地都建起了规模宏大的道观，凡道士都享受俸禄，宫观的主持享有与地方官同等的地位。蔡京、童贯等大臣也都兼任了道教官职。朝野上下，几乎成了道士的世界。

宋徽宗不满足于在后宫纵情声色，为寻求刺激，竟动辄微服潜至花街柳巷狎妓嫖娼，名妓李师师家是他经常光顾的所在，而他的主要陪同者就是王黼。君臣荒唐到这等地步，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宋徽宗及其一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朝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单就用人制度而言，官僚队伍鱼龙混杂，急剧膨胀，“朱紫纷乱，不胜其滥”，卖官鬻爵之风也极为猖獗。王黼当国时，公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当时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的说法。

《新编宣和遗事》书影

政治上的腐败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危机，宋徽宗君臣的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不仅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也必然加重了对百姓的横征暴敛，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极端尖锐的地步，老百姓喊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呼声。宣和二、三年间（1120—1121年），两浙、黄淮等地爆发的方腊、宋江起义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

海上盟约。宋徽宗和他手下的奸佞之臣不仅把江山社稷蠹蚀得千疮百孔、风雨飘摇，还不自量力，异想天开地妄图借金灭辽，终于招致了土崩瓦解的覆亡命运。

从11世纪中叶辽兴宗耶律宗真在位时起，辽朝这个雄踞漠北的强大王朝，就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和骄惰习气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朝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也不亚于宋徽宗。他拒谏饰非，穷奢极侈，耽于游猎，信用谗谄，使得纲纪废弛，人情怨怒，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而其中对辽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

北宋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皆捷，很快占领了辽朝东北部的大片地区。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为都城。天祚帝闻知，慌忙率领号称七十万的大军御驾亲征。结果被打得大败溃逃，辽军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朝内部更加分崩离析。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朝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曾确立了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绍述的旗号，也以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为标榜，因此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很自然就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朝。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

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派马政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夹攻辽朝的具体事宜。几经往返后，宣和二年（1120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军攻取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朝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和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治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犹足为中国捍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

其实，联金灭辽的根本症结并不在于背叛与辽的盟约，也不在于辽灭亡后宋会有唇亡齿寒之忧，因为无论宋是否联金攻辽，辽的灭亡都无可挽回。从宋朝的战略利益着眼，在当时辽朝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做出联金攻辽的决策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最终弄巧成拙，使联金灭辽变成了玩火自焚。

方腊洞

先是朝廷在外交方面出尔反尔。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起义爆发，宋徽宗慌忙命童贯率原先准备攻辽的军队南下镇压。又听说辽朝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朝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致使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悔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

宣和四年（1122年）初，金军接连攻下辽中京和西京，天祚帝逃往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辽朝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熙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也丧失殆尽。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五十万两、匹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一百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富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

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靖康之难。宣和五年（1123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令智昏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勾当，必定会遭到金朝反对。宋徽宗未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来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朝。宋徽宗的愚蠢行为让金朝抓住了短处，成为其日后南侵的借口。

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1125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朝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富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

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朝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一边出兵，一边出使，成了此后金朝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

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几天就打到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

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为便于逃跑，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

继位的赵桓即宋钦宗，他虽然俭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无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六，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

李纲布置得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了。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兵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宋钦宗内心依旧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

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马驼驴骡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史称河朔三镇）；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所要金帛之数即使竭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屏藩，赵家的祖坟也在此地。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括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容易括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被作为人质送到了金营。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时，正月二十日，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秦凤路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勤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二十余万。种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惧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奇兵劫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言战。

这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白时中趁机造谣说西北勤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甚至还想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投降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义愤。以陈东为首的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斥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只好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勤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数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赵枢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

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恬武嬉，故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伏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宋徽宗被接回汴京后，宋钦宗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北宋末年的这股腐朽政治势力终于灰飞烟灭。

对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便派李纲出任河北宣抚使，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几度被贬。

南宋李公麟《迎銮图》（局部）。宋高宗时，大臣曹勋奉旨到金朝迎接客死他乡的宋徽宗及其皇后的灵柩以及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

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诱使宋朝步步屈服。靖康元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会师汴京城下。

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勤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恪“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诏诸路勤王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斡离不、粘罕。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宋钦宗亲自到金营议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二月六日，金朝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三月底四月初，粘罕、斡离不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朝。北宋就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