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高颎　韩擒虎　贺若弼

高　颎（？—607）　字玄昭，自称是渤海（郡名，辖境包括今天津市以及河北与山东的部分地区）蓨人。他的父亲高宾先前仕于北齐，后来叛奔北周，大司马独孤信录用为僚佐，并赐姓“独孤”。待到独孤信被诛杀，高宾便也携带妻、子流徙蜀中。杨坚之妻，亦即后来的“独孤皇后”，乃是独孤信的女儿。她念高宾是父亲的旧属，故而对他家相当照顾，高颎因此自幼与豪门权贵多有往来，而与杨坚的关系则更为密切。

素来胸怀大志，且又学识渊博的高颎在十七岁时便被北周的齐王宇文宪任为记室，专门掌管书记。武帝在位之时，他又承袭父亲“武阳县伯”的爵位，任内史上士，不久再迁下大夫。由于征服北齐之功，被拜为开府。

北周政权后期，杨坚逐步攫得朝政大权。他非常了解高颎的人品和才干，知道此人精明强干、富于机谋，且善于用兵，可以成为自己夺取天下的得力臂助，因此派遣邗国公杨惠去向高颎表达这层意思。高颎实际上早有报效杨坚之心，故而立即欣然接受，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白其“忠贞”道：“我万死不辞，愿为杨公效犬马之劳。即使最终杨公的大事不成，我也愿冒灭族的风险，始终追随于他！”杨坚闻言，自然十分高兴，于是立即任他为相府司录。

当时，被杨坚视作“心腹死士”的亲信为数不少，如崔仲方、刘昉、郑译等均是，但是由于刘、郑等人逐渐居功而纵情享乐，高颎便越来越为杨坚所重用了。他最令杨坚满意的一事体现在“监军事件”上：尉迟迥举兵反杨，宣称要把被杨坚篡夺的北周政权再夺回到宇文氏手中。而杨坚所遣的由韦孝宽统帅的讨伐大军，则与尉迟迥相持于沁水，迟迟没有交战，并风闻前线诸将颇有异心。杨坚采纳李德林的建议，欲派一名心腹赴前线监军。

遗憾的是，崔仲方首先推辞：由于父亲居于尉迟迥的辖境之内，故若充任监军，必将害及父亲；其次，郑译也推辞：其母亲年迈体衰，需要自己侍候，故不宜弃家远行；再次，刘昉说：自己从未带领过军队，故无此才能充任监军。这些人一连串的推诿令杨坚恼怒异常，同时也焦虑万分。此时，高颎却挺身而出，奋勇自任。杨坚顿时转忧为喜，对他的信任和宠爱也就倍增。

高颎确实不负所望，他受命之后，连家都没有回去一次，立即匆匆上路，只是托人转告母亲道：“忠、孝无法兼顾，但愿母亲自己保重。”而抵达前线之后，则迅速督工造桥，渡过沁水，主动攻击敌军。为了鼓励士气，待到大军渡河之后，他即下令将桥焚毁，向全军展示“退路已绝”的形势，唯有奋勇杀敌才有生路。这招“破釜沉舟”果然奏效，朝廷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击溃尉迟惇（尉迟迥之子）的十几万人马，兵临邺城（北齐都城，其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和河南省安阳县境内）之下。尉迟迥终于未能守住邺城，并在城破之日被迫自杀。

这次抚平尉迟迥的乱军，高颎之功至伟，所以班师之后，杨坚专门在内堂设宴招待为他庆功，以示优宠之意。旋即提升他为柱国，改封义宁县公，又迁相府司马。当杨坚正式取得宇文氏天下而称帝之后，高颎更被拜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在满朝文武之中可谓首屈一指。隋文帝对他的宠爱也令众人艳羡：不直呼他的名字，而只亲热地称他“独孤”（其父曾被赐姓“独孤”）。由于他经常坐在朝堂北面槐树下听事，因此即使这树有碍观瞻，文帝也特意下令不准伐去，以晓示后人。

文帝“受禅”而建立隋朝之后，只是领有长江以北地区，江南的大片土地则仍置于陈朝的控制之下。文帝在登基后的最初几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始终未能对陈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灭陈之心却日益强烈。在这件事上，高颎又一次为文帝立了大功。

文帝曾经问他，有何妙策可以灭陈，高颎便献计道：“江北气候寒冷，农田的收获季节稍晚；但是江南的气候则比较温暖，庄稼成熟得早。因此，我们可以在他们将近收获之际，故意作出大肆招兵买马的样子，声称要进击江南。陈朝闻讯，必定紧急屯兵防守，这样一来，必然会严重影响其农田事务。而我们则旋即偃旗息鼓，不动一兵一卒。如此一而再，再而三，陈朝就会认为我方只是虚张声势，也就会放松戒备。待到此时，我军则一鼓作气，突然袭击，必能大获全胜。另一方面，江南的房屋多用竹子、茅草建成，粮食等物也不藏在地窖之中。所以，只要我们多派特务潜入其境内，专事焚烧粮草，那么不出数年，他们的财力便会消耗殆尽。”

文帝闻言大悦，对其识见之高妙、思虑之周密深为叹服，于是全盘采纳，而陈王朝也确实愈益衰敝。开皇九年（589），文帝正式下令伐陈，便以高颎为元帅长史（元帅乃晋王杨广），三军事务都取决于他。昏庸透顶的陈后主（583—589）已经毫无能力率众抵抗，其军队亦不堪一击，隋朝的数十万大军遂长驱直入，迅速逼临陈朝的首都建康城。城池旋即失守，后主陈叔宝被韩擒虎活捉，风雨飘摇的陈王朝最终毁灭。

高颎进入建康城的时间较早，所以陈叔宝及其后妃宫人等均由高颎统一监管处理。陈叔宝有个贵妃，名叫张丽华，艳丽异常，聪慧绝顶。陈叔宝对她宠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抱在膝上一起听政，因此导致她干预朝政，卖官鬻爵，乃至无法无天。而如今作为隋军元帅的晋王杨广，却对这样一个“祸胎”深感兴趣，一进建康就命记室高弘德（高颎之子）飞骑通知高颎，要他将张丽华留下，献给杨广。

高颎对杨广此举则十分反感，说道：“商朝末年，妖艳的妲己使纣王坐失天下，姜太公为了不让她故技重演，曾下令刽子手蒙住眼睛而斩其首，以免受她蛊惑。现在我为了大隋的天下，怎么能让张丽华再留在人间？！”于是斩张贵妃于青溪。杨广闻讯之后，气得脸色发青，恨得咬牙切齿，说道：“《诗经》谓‘无德不报’，我总有一天会‘报答’你高颎的！”

这时的文帝对于高颎依然十分信任，因此重加奖赏，授上柱国之位，晋爵齐国公，赐锦帛九千段，食千乘县一千五百户。同时以一种极其诚恳的态度对他说道：“你伐陈之后，有人告密，说你企图造反。我绝不相信这类谣言，故而已将告密者诛杀。你我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岂是那些下流小人所能离间的？！”不久后，右将军庞晃和将军卢贲等人也都因为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而被罢黜。文帝并曾公开声称：“独孤犹如镜子，每次磨莹之后，便会更加明亮。”足见在这一阶段内，高颎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高。

然而，高颎最后终因太子的废立问题而得罪了文帝：文帝听信来自各方面的谗言（包括独孤皇后的话），意欲废黜太子杨勇，但是高颎则竭力主张不可，于是文帝夫妇二人都大为不悦。此后，以泄露宫禁内情的罪名将他免官，继而又以阴怀反意的罪名将他贬黜为普通百姓。待到杨广入继大统而为炀帝后，虽然一度重新起用高颎，拜为太常，但是最终还是以“谤讪朝政”的罪名将他诛杀，并将其子全部流放边区，时在大业三年（607）。

韩擒虎（537—592）　字子通，河南（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下游等地）东垣人。其父名叫韩雄，以英勇善战而著称于世，在北周政权中任大将军以及洛、虞等八州的刺史诸职。韩擒虎则颇有乃父遗风，从小就慷慨任侠，甚有胆略识见，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并又好学不倦，博览群书，经史百家，基本上都能得其要旨。

北周基业的开创者宇文泰正是见到韩擒虎如此的天生异禀，才对他特别加以呵护，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们经常聚会，多作交流。后来，韩擒虎便由于立有军功而迁仪同三司，并承袭其父的爵位新义郡公。此后，无论是在向东伐齐的战争中，还是在与南方陈朝的军事冲突中，韩擒虎都表现出其非凡的谋略与武功，令敌人闻风丧胆，故而屡获升迁：加上仪同，拜永州刺史，出任行军总管，以及迁和州刺史等等。而他最大的功劳乃是帮助隋文帝平定江南，击灭陈朝，使隋王朝真正地统一中国。

隋文帝杨坚称帝（581）之后，就致力于策划吞灭江南。他对于韩擒虎的文武才能十分赏识，因此拜为庐州总管，委以日后灭陈的重任。开皇九年（589）正月，韩擒虎配合其他各路大军，开始渡江击陈。他率领五百名精兵，借着黑夜的掩护，偷偷地渡过横江浦，直抵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市所临的长江东岸，自古为江防重镇）而登陆。当时的陈朝驻军尚宿醉未醒，多在睡梦之中，故而韩擒虎的突袭取得完全成功，一举攻克采石矶。镇守采石矶的主将徐子建飞马急报朝廷，陈后主这才如梦初醒，匆匆商议召集军旅之事。

与此同时，由贺若弼率领的另一支伐陈主力军也已攻陷京口（今江苏镇江，此城凭山临江，是为建康的北方门户）。于是，贺、韩两军都沿着长江南岸向陈朝的首都建康挺进，形成夹击之势：贺军前赴西南方，韩军则前赴东北方。韩擒虎仅花了半天的时间便夺取了南豫州的治所姑孰（今安徽当涂），亦即是说，打开了都城建康的西南方门户。韩擒虎的军威大振，遂使陈将樊巡、鲁世真、田瑞等人相继归降，当地的百姓也纷纷前来进谒。未几，韩擒虎与总管杜彦的军队会合于新林，此去建康城仅二十里之遥。

接着，韩擒虎率军杀奔建康。陈朝将领任忠见大势已去，便暗生降隋之心，所以当陈后主给他大量金子，命他再招募兵将作战时，他只是敷衍一番，假作允诺而离去。实际上，任忠则投奔隋军而来，在石子岗归降韩擒虎。于是，由任忠作为向导的隋军，以轻骑精兵直趋朱雀航，这里的驻军首领蔡徵及其部下吓得一哄而散。任忠便带领隋军直入朱雀门，陈朝将士正要抵抗，任忠却大声叱道：“连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抵抗什么？！”众人因此也作鸟兽散，城内的文武百官逃逸殆尽。

后主陈叔宝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尚不肯束手就擒。他一边声称“我自有逃生妙法”，一边带着十多个嫔妃宫人逃出景阳殿的后面，藏在一口枯井之中。韩擒虎的将士旋即闯入内宫，到处搜索，发现了这口名为“胭脂”的井。军士们先是呼喊，命令井内之人出来，但是毫无动静。于是威胁要将巨石投入井中，这时方始听见求饶之声。隋军抛下绳索，将井内之人吊曳上来时，觉得异常沉重，心中颇感古怪。待到拖出井口，才知是陈叔宝竟将自己与张贵妃、孔贵嫔三人束在一起！陈朝的末代君主就这样丑态百出地作了韩擒虎的阶下之囚。

韩擒虎既然首先进入陈朝都城建康，又首先将陈后主擒获，自然功劳卓著，而另一名建功至巨的将领则是贺若弼，隋文帝因此下诏嘉奖二人，称赞他们“深谋大略”，使得已经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归于统一，拯救东南地区的人民脱离水深火热的生活，“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云云。当即赏赐锦帛万段，进位上柱国。

对于韩擒虎来说，既有如此功勋，高官厚禄本应是囊中之物。可惜的是，由于他在进入陈叔宝皇宫之后未能严格军纪，约束属下，因此被指责为“放纵士卒，淫污陈宫”，于是以部分功劳“抵罪”，未能获得更高的爵位和食邑。

不过，总的说来，韩擒虎仍是文帝心目中的一员得力干将，尤其在国防事务方面，更是经常要借重于他。有一次，突厥遣使前来朝献。文帝鉴于突厥不时寇侵本朝的北方边境，往往闹得边区人民不得安宁，因此意欲借此机会在突厥人面前“立威”。他先问突厥使臣道：“你们听说过前些年江南陈朝的天子陈叔宝吗？”突厥使臣答道：“听说过的。”文帝又命左右将那位使臣带到韩擒虎的面前，指着他介绍道：“这就是活擒陈朝天子的韩将军！”韩擒虎随即双目圆睁，凝视着突厥使臣，一言不发。那位使节竟被这副不怒自威的容貌吓得赶紧低下头去，不敢与韩擒虎的目光相接。

文帝见状，龙心大悦，立刻封韩擒虎为寿光县公，食邑千户。并且以行军总管的身份屯驻金城（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兰州市及其以南一带），防备突厥人的侵扰。在拜为凉州（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总管之后不久，文帝又将他召回京城，在内殿赐宴，恩宠甚厚。韩擒虎的晚年生活也就在这“圣恩正隆”的时候结束了：开皇十二年（592）十一月，韩擒虎突然患病，数日后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五岁。

贺若弼（543—607）　字辅伯，河南洛阳人。其祖先本居漠北，世代为部落大人，后来随着鲜卑拓跋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而举家南迁。父亲名叫贺若敦，武功高强，善于用兵，曾出任北周政权的刺史等职，但是由于自恃功高而不满于自己所获的爵禄地位，经常口出怨言，因此招致当时执掌朝政的晋公宇文护的忌恨，被逼自杀。

贺若弼禀承其父遗风，从小就胸怀大志，意欲将来在中国大地上一展宏图。他刻苦习武，勤奋读书，既精谙骑射之术，又熟知百家之说，成为同辈青年中的佼佼者，声名远扬。北周的齐王宇文宪一直有意于招募贤士，遂将贺若弼收为记室，并且封为当亭县公，又迁小内史。

贺若弼的父亲在临刑之前曾对他作过一番使之刻骨铭心的嘱咐：“我未能征服江南，这是终生的遗憾，所以你必须替我完成这一遗愿。另一方面，我正是因为口出怨言，才招此杀身惨祸，所以你得千万记住‘祸从口出’这一教训！”说毕，贺若敦竟用锥子将儿子的舌头刺得鲜血直流，以便他永远记住“慎言”两字。贺若弼确实将这两点遗嘱牢记心头，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他对此未敢有丝毫懈怠。一个突出的例子体现在他对待乌丸轨（即王轨）劝谏武帝之事的态度上。

北周武帝立宇文赟为太子，但是太子实际上品格低劣，完全不足以在日后担当起治国的重任，对于这点，众大臣心中都很明白。贺若弼便鼓励乌丸轨向武帝面谏，并答应自己在旁响应。哪里知道，当乌丸轨当众直言不讳地向武帝陈说宇文赟不宜入继大统的理由，并请求以“文武奇才”贺若弼的意见作为佐证时，贺若弼却对武帝说：“太子在东宫十分规矩，并未听说有越轨之处。”事后，乌丸轨当然对贺若弼出尔反尔的做法大为不满，但是贺若弼的解释却令乌丸轨心服口服：“这是你自己的不对。试想，太子是未来的帝君，事关重大，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毫无顾忌地谈论这类事情呢？这应该私下秘密地向圣上进言才对呀！”乌丸轨默默地思考了一会，不能不承认自己的一番劝谏确实选错了场合。此事表明贺若弼并未忘记父亲“慎言”的遗嘱，而此举也真的使他逃过了一场杀身之祸：宇文赟不久继位（即宣帝），乌丸轨惨遭诛杀，贺若弼却幸免于难。

对于父亲的另一个遗嘱，贺若弼更是时刻牢记心头。他在宣帝治下时，曾跟随韦孝宽南下伐陈，运用自己的智谋计略，攻克江南几十座城池，并因军功而被拜为寿州刺史，改封襄邑县公。待到杨坚夺得北周政权，建立隋朝而称帝之后，便积极筹划南征陈朝的事宜，访觅将帅之才，贺若弼遂成为主要的人选之一。高颎曾经向隋文帝竭力推荐贺若弼：“综观朝廷大臣之中，文武才干均臻上乘的人，恐怕无人能及得上贺若弼了。”文帝对此也深表同感：“不错，看来你的眼光十分正确。”于是委任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司理平陈之事。贺若弼欣然接受，立即奏献平定陈朝的十策，深得隋文帝的赞许，赐他宝刀一柄。贺若弼因此获得了完成父亲遗嘱和大展宏图的绝好机会。

开皇九年（589），隋廷开始大举伐陈，贺若弼被任为行军总管。在此之前，贺若弼早就处心积虑地制造种种假象，促使江南的陈军放松警惕。例如，他故意用大批老弱马匹去买陈地的船只，以造成北方兵不强马不壮的印象；另一方面，又将好船、新船藏匿起来，而将破烂船置于开阔的水面上，以使南军误认为隋军根本没有充足的渡江设施，因此绝不可能南下伐陈。

此外，贺若弼还命令长江沿岸的守军在每次换防之时，都要故意大张旗鼓，扩展声势，弄得营帐遍野、人马鼎沸。这样一来，陈朝便以为隋军大兵压境，于是立即全国紧急动员，调兵遣将，到头来却是虚惊一场。如此一而再，再而三，陈军便懈怠下来，不复加强防范。

正是在陈军几乎毫无戒心的情况下，隋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开皇九年正月乙丑日，江上大雾弥漫，贺若弼从广陵（今江苏扬州）率军渡江。一切均如贺若弼所料，直到隋军渡江成功，大军杀奔江南各战略据点时，陈军才仓惶设法应付，然而为时已晚。五天之后，贺若弼攻陷京口（今江苏镇江），生擒南徐州刺史黄恪。

贺若弼的大军进展顺利，在陈朝境内攻城拔寨，势如破竹。这样的大好形势固然与陈军的麻痹大意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贺若弼的严格治军。他严令属下不得侵犯陈朝境内的普通百姓，若有违纪者，则严惩不贷。甚至，有个军士仅仅因为私自在民间买酒，就被贺若弼处以死刑。另一方面，他对陈朝的军队也采用恩威并施的策略：将初战时期所俘获的六千陈军兵士全都释放，并且发给粮食和路费，好言劝慰，要他们每人带份敕书，以晓喻更多的兵士。此举果然深得人心，随即便有更多的陈军将士前来归附。

贺若弼自东北方逼近陈朝的都城建康，韩擒虎则从西南方进逼建康，并首先入城，活擒后主陈叔宝。贺若弼入都，听说陈叔宝已被擒获，便命人将陈后主带来。此时的陈叔宝已经完全丧失了一朝帝君的风度，他惶恐万分，汗流浃背，双腿颤抖，向着贺若弼伏地便拜。倒是贺若弼安慰他道：“你既是小国的帝君，也就相当于大国的朝臣，待到谒见我朝圣上之后，封个归命侯还是可能的，所以你也不必惊惶。”陈叔宝连连答应，唯唯称是。

贺若弼虽然因为能在陈叔宝面前一施“大隋”主帅的威风而颇感得意，但是由于生擒陈朝君主的“头功”被韩擒虎所夺而深感不快，因此与韩擒虎发生公开争执，并在文帝前表白自己的战功如何卓著，远胜韩擒虎。隋文帝此时正欲借重贺若弼，故一方面下诏褒扬，一方面还特意召见，命登御座，赐赏财物无数；加位上柱国，晋爵宋国公，食邑二千户；又将陈叔宝的妹妹赐给他作妾；后则拜为右领军大将军，再转右武侯大将军。

这段时期可说是贺若弼在仕途中最为春风得意的一个阶段，他不但自己位高望重，深受文帝的宠幸，其兄弟诸辈也尽都沾光：哥哥贺若隆封为武都郡公，弟弟贺若柬则为万荣郡公，并且出任刺史、将军等职。贺若弼家中的珍宝玩物不计其数，婢妾奴仆有数百之众。许多同僚及普通百姓都对此羡慕不已。贺若弼因此自视更高，认为满朝文武之中，只有自己才称得上真正的“第一”。然而，这样的心态给贺若弼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当杨素升任右仆射，而贺若弼仍为将军之时，他便颇感不平了，怨恨之意，形于言色。文帝顿生恼怒，于是将他罢官，贺若弼因此更加不满。文帝责问他道：“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而你却经常声称，这二人只会吃饭，这算什么意思？！”贺若弼对此竟不否认，说自己与他们相熟，确知他们是没有才干的人。他的这种狂妄态度令众大臣深感气愤，纷纷要求将他处死，但文帝念他曾建有大功，只是将他削职为民。

但是，贺若弼居然并未从中汲取教训，依旧目中无人，傲视群雄，贬低当时负有盛名的三员优秀将领：杨素只是猛将，而非谋将；韩擒虎只是斗将，而非领将；史万岁只是骑将，而非大将。故而“大将”一称非自己莫属。糟糕的是，继位的炀帝远远不及文帝的度量，因此，当贺若弼私下非议炀帝款待突厥过于奢侈的话传入炀帝之耳后，便被责以“诽谤朝政”之罪，惨遭灭门之祸：自己被杀、诸子充军边区、妻女沦为官方奴婢。一代“功臣”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结局。

评：高颎胸怀文武大略，忠贞不二地辅佐杨坚，为他一统天下而立下大功。隋朝建立之后，高颎当朝执政二十年，中国的太平盛世，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文帝对于高颎，固然曾经高度信任，但是一旦听信皇后的枕边之言，便会一反常态而衔恨于心。炀帝对于高颎，更是早就发誓报复，因此最终借口诛杀，应该属于意料之内。高颎本是一片“忠君报国”之心，最后仍然招来杀身之祸。究其缘故，恐怕是未能真正理解母亲的谆谆告诫：当初出任仆射之时，母亲就对他说：“你富贵已极，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就是杀头了。千万小心啊！”看来，高颎若能在得宠之时急流勇退，或许便能避免这场惨祸。这当是专制制度下从政者最佳的“保身”之法。

韩擒虎身为武将，为国屡建战功。虽然一生杀戮甚重，但是最终既能保持皇上的眷宠，又能获得百姓的爱戴，在当时的制度下，实属难能可贵，纵观数千年间，建功至伟而又获善终的从政者并不多见，故如韩擒虎者，可以心满意足了。

贺若弼兼通文武之道，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将相之才。然而，与他的才干相比，其识见与度量却相形见绌：作为人子，未能始终恪守父训——不能严格“慎口”，以至“祸从口出”。同僚之间相处，自当谦逊为上；恃物傲人，必然惹人憎嫌，岂有不败之理？更犯大忌的是，作为人臣，既知帝君高高在上，怎能居功、争功？即使不能激流勇退，也当尽量淡化名利之心。“伴君如伴虎”，连这种妇孺皆知的古训都完全置之脑后，贺若弼最后死于非命，其实也是他平生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