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长孙晟　达奚长儒　史万岁　启民可汗



长孙晟（551—609）　字季晟，源出北方的游牧民族鲜卑人。“长孙”为复姓，原称“拓跋”，该部族至少在十六国时期便居于代郡（约相当于今山西省外长城以南的大同市、左云县等地），其先祖长孙仁曾是该地鲜卑人的“南部”酋长。长孙晟之父长孙兕，在北周政权中位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历任熊、绛二州刺史，袭爵平原县公。其兄长孙炽，则在隋朝文、炀二帝治下都甚受宠遇，历任内史舍人、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大理卿、户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等职。

长孙晟的青少年时代在北周治下度过。周室尚武，贵胄子弟都以武功高强为荣，长孙晟则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弹射之技尤其精妙，为同辈青年所不及。长孙晟同时博览群书，文才亦佳。首先发现这个文武兼备奇才的人，是在北周朝廷握有大权的杨坚。在与长孙晟第一次晤谈之后，杨坚便爱惜地拉着他的手道：“长孙郎武艺超群。我方才与他一番交谈，又发觉他多有奇谋异略。看来他日后必将成为一代名将！”

宣帝时（578—579），突厥与周和亲，周室将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嫁给突厥大可汗他钵的侄儿摄图（此人即汗国第二代大可汗乙息记的儿子），其时摄图身为汗国东部的首领。周廷意欲借此机会炫耀实力，故精选了不少骁勇武士充任使者，长孙晟则作为使团的副首领，随汝南公宇文神庆一起护送千金公主前赴突厥。

摄图对于前后出使突厥的数十名中原武士都看不入眼，唯独对长孙晟甚怀好感。他经常与长孙晟一起游猎，讲习武功，甚为投缘。一次，摄图见两只巨雕在空中翻飞角逐，争夺捕获的肉食，便抽出两箭递给长孙晟，请他射雕。长孙晟接过箭来，立即策马追逐奋飞的巨雕，待到两雕再度因撄取肉食而纠缠在一起时，便一箭疾射而出，居然同时贯穿双雕。当他将穿在一箭上的两雕以及另一支尚未使用的箭客气地交给摄图时，这位剽悍的突厥武士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为之叫好，并立即召来属下的大臣和贵族子弟，吩咐多与长孙晟亲近，向他学习弹射之技。

长孙晟因此在突厥人中名声大噪，深得摄图的信任。摄图一再挽留他在突厥多待些时日，长孙晟于是获得良机，充分探听到突厥汗国的山川形势、部族强弱等重要内情。他积极笼络与摄图同床异梦的弟弟处罗侯（号“突利设”），与之暗结盟约。回到中原之后，将此情报禀告时任北周丞相的杨坚，大获赞赏，立即升迁为奉车都尉。

杨坚取代宇文氏而建立隋朝之后，已成为突厥大可汗的摄图（称“沙钵略可汗”），借口自己是周室之亲，应该捍卫宇文氏的利益，约齐各方部落，大举南侵。此时隋朝初立，政权尚未巩固，文帝被迫仓促应战，心中忧虑异常。

在此紧急关头，长孙晟上书圣上，精辟分析了突厥汗国内部兄弟叔侄四位可汗之间的矛盾，贡献了一条离间之计，他说道：“达头可汗是沙钵略的堂叔，实力既强，辈分又高，但地位却在沙钵略之下，只任西面可汗，因此心中常怀不满。我方可利用这二人间的矛盾，使之自相残杀。沙钵略之弟处罗侯，势力虽然单薄，但是颇得民众爱戴，因此遭到沙钵略的忌惮。更有阿波可汗，是第三代大可汗木杆之子，他表面上服从沙钵略，但内心极度不满。有鉴于此，我方只要采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法，通使达头可汗，拉拢阿波可汗，便能迫使沙钵略抽调兵力防备西部地区。若再联络处罗侯以及奚、契丹等东胡部落，又能使沙钵略分兵防备东部地区。整个突厥汗国在这种首尾猜忌，腹心阻隔的形势下，必然迅速削弱。待到十年之后，敌弱我强，便可发动突袭，一举讨平突厥。”

文帝阅书之后，立即召长孙晟作进一步的商讨，最终完全采纳长孙晟的建议，立即派遣太仆元晖率使团前赴达头可汗处，赐以狼头纛，表现得十分尊重。当达头的使臣前来隋廷时，文帝又故意让他们位居沙钵略使者之上。沙钵略与达头果然互相猜忌，以至开皇二年（582）沙钵略以四十万骑大举南侵，并取得重大胜利时，达头可汗不予配合，引兵撤离，终令沙钵略的南征半途而废。

“反间计”获得初步成功，遂使隋廷更加放手推行这一政策。长孙晟一方面花费大量金银财物，笼络奚、契丹等部和处罗侯，诱令内附；另一方面，则设法进一步挑拨阿波与沙钵略的关系。当阿波进攻凉州（相当于今甘肃、宁夏、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屡遭败绩时，长孙晟便遣人对阿波说道：“沙钵略每战都胜，而你则屡战屡败，显然必定被突厥民众视为奇耻大辱。沙钵略也就有很好的借口铲除你的势力了。为你着想，不如效学达头可汗，与我大隋连和。你与达头结成联盟，依恃大隋，岂非万全之计吗？”阿波被他说得心动，遂滞留塞上，并遣使入朝文帝。

此举当然被沙钵略看作“背叛行为”，他一怒之下，奔袭汗国北部阿波的大本营，将其人众掳掠殆尽，并且杀死其母。阿波无家可归，西奔达头可汗，借得十万大军，再东击沙钵略，终于夺还故地。此后二者摩擦不断，相互征伐。这样的内讧却大合隋廷的心意，稳稳坐收渔翁之利。

开皇七年（587），沙钵略去世，长孙晟又奉旨出使突厥，拜其弟处罗侯为大可汗，于是突厥出现了一个大体上亲隋的政权。开皇十三年（593），当继处罗侯而为大可汗的都蓝可汗（系沙钵略之子）要求与隋通婚时，长孙晟又献一计：“都蓝反覆无信，此前只是由于和达头可汗有矛盾，才依附我朝。因此不宜与之通婚，以至增强他的实力，养虎贻患。另一方面，处罗侯之子染干，却与其父一样，颇有亲隋倾向，故而不如与他通婚，令他南徙。他兵力不强，不足以构成对我朝的威胁，但用来牵制都蓝可汗，保卫北方边疆，却大有裨益。”于是，突厥继续处于“兄弟阋于墙”的衰弱状态中。

开皇二十年（600），都蓝可汗终于在内乱中被杀。长孙晟抓住这一良机，奏请文帝派遣染干前去招降都蓝旧部。结果大获成功。此前与都蓝结盟的达头可汗因此陷于孤立境地。长孙晟认为全面击溃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翌年建议调遣大军，护送染干北伐。经过两年的征战，漠北的十多个部落背弃达头，前来归降。达头溃不成军，孤身逃奔吐谷浑（这是以今青海为主要居地的一个游牧政权）。于是，被隋廷册封为“启民可汗”的染干接管了突厥汗国的政权，一个十分亲隋的政权出现在中国的北邻。

长孙晟卒于炀帝大业五年（609），享年五十八岁。他在文帝和炀帝二朝，曾先后任奉车都尉、车骑将军、左勋卫骠骑将军、右骁卫将军等职，并授上开府仪同三司。他并被唐太宗追赠司空、上柱国、齐国公。

达奚长儒　字富仁，祖籍代（约相当于今山西外长城以南的大同市、左云县等地，亦即北魏皇室兴起之地），最初属于鲜卑族中诸多的部落之一。在汉文古籍中，这“达奚”一姓亦作“奚”，是为北朝时期相当常见的“胡姓”。达奚长儒的祖父达奚俟曾任北魏政权的定州刺史，其父亲达奚庆则曾任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达奚长儒自幼受到家族传统的熏陶，也十分崇尚武略，并且胆识过人。十五岁时，他继承父亲的封爵而为“乐安公”；西魏文帝大统年间（535—551），为奉车都尉。当时在西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宇文泰（亦即嗣后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对他相当器重，视作自己的亲信，并因他踏实勤奋而授予子都督。

达奚长儒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因此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十分通达的仕途：假辅国将军，累迁使持节、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后来又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加食邑三百户。到北周武帝的天和年间（566—571），又出任渭南郡守，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待到跟随武帝征服北齐之后，再迁上开府，进爵成安郡公，食邑一千二百户。宣政元年（578），被授予“左前军勇猛中大夫”。

就在当年的二月，南方陈朝以吴明彻为主帅，大举北伐，矛头直指徐州、兖州之地。徐州总管梁士彦连遭败绩，只得退保彭城，固守待援。在这相当危急的时刻，正是达奚长儒充分发挥了其军事才能，方始击退陈军，反败为胜。

起初，吴明彻的大军将彭城（今江苏徐州）团团包围，并且引清水（即古代泗水，徐州以下的一段水道曾与黄河合流）淹灌彭城，城周既成汪洋，陈军便将战舰直接驶至城下，日夜攻打。北周朝廷闻报后，火速派遣上大将军乌丸轨（即王轨）率军救援，达奚长儒也是援军的统帅之一。北周援军为数不少，因此反过来又将吴明彻包围在内。陈朝则再遣骁将刘景率领七千精锐部队前赴吕梁增援。显然，在此情况下，北周援军有可能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达奚长儒非凡的军事才干使得周军摆脱了这一窘境：鉴于刘景的援军也是从水路而来，因此达奚长儒便下令搜集几百个车轮，系上巨石，并用铁链将众多车轮一一相连，投入清水与淮河的交汇口，于是，清水与淮河的通道顿被阻塞。达奚长儒则在此构筑工事，以逸待劳。当远道疾驶而来的刘景战舰阻滞淮口时，达奚长儒趁对方尚未缓过气来的最佳时机，突出奇兵，分从水陆两路进行袭击，令刘景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仅被俘者就达数千之众。

车轮断流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切断了围困彭城的吴明彻舰队的归路。主帅吴明彻由于未能采纳萧摩诃关于趁达奚长儒立足未稳之时即开通水路、突围而出的建议，导致十天之后水路完全切断。陈军迫于无奈，只得决开淹灌彭城的水坝，借其水流驱船入淮。但是，战舰抵达淮口时，仍被车轮所阻，并遭到北周乌丸轨、达奚长儒部队的迎头痛击。结果，陈军三万将士和器械辎重落入周军手中，主帅吴明彻本人也被生擒。达奚长儒在此役中可谓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立下大功，所以进位大将军，并旋即出任行军总管，主司北方边境地区，旨在对付突厥人的侵扰。

未几，杨坚取得宇文氏的政权，正式建立隋王朝。达奚长儒多年来作为高级军事将领之一，只专注于国家边防，而未参与中央的权力斗争，因此仍然获得隋文帝的重用，更进位上大将军，封为蕲春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

隋朝建立之初，有两个大问题是文帝必须认真对待，并且尽快解决的：一是江南的陈朝依然存在，成为隋王朝一统天下的重大障碍；二是北方境外的突厥人，这些强悍的游牧人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当时建立了庞大汗国，正处鼎盛时期，对于中原地区富庶的物产则垂涎已久，因此不时南侵，寇掠烧杀，闹得边境地区鸡犬不宁。

加剧北方边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周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金公主曾经“和亲”于突厥，其丈夫即是如今身为突厥汗国大可汗的沙钵略。隋文帝杨坚当年曾经借故诛杀宇文招，并且随后夺取宇文氏的天下，这对于千金公主来说，当然是不共戴天的“家仇国恨”，所以不断要求沙钵略为她报仇。沙钵略得此借口，遂“公私兼顾”，联合达头、阿波等可汗，调动四十万大军，数道并进，大举进犯中原。

开皇二年（582）冬天，达奚长儒随同沁源公虞庆则一起驻守弘化，得知沙钵略偕同其弟叶护以及潘那可汗等，正率领十多万大军南下寇掠。当时恰值严冬，中原军队难耐酷寒；而隋军的粮草军械等物又未充分准备；更糟糕的是，元帅虞庆则调度不力，从而导致军心惶惶，士卒冻馁，竟有一千多人冻掉手指。这样弊弱的军队如何能与剽悍的突厥人一较高低？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达奚长儒挺身而出，率领二千精锐骑士，试图绕小道袭击突厥，以减轻两军正面冲突的压力。然而，他们在周槃（在今甘肃庆阳市界）地区陷入了突厥大军的重围之中。面对十倍、乃至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达奚长儒的属下起初多有惧意。但是，达奚长儒却神色自若，冷静地布置抗击之法，同时，他又用慷慨激昂的言辞激励众人，要求大家鼓足勇气，奋力杀敌。

主将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这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便以前所未有的勇猛，与突厥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杀。他们左冲右突，且战且行；被敌人屡次冲散，又屡次设法聚合；自己的武器损坏了，就用敌军尸体上的武器继续作战；四周找不到武器，就赤手空拳地肉搏，直至精疲力尽，失去最后一点生命力为止。就这样，达奚长儒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虞庆则知道此情，但按兵未动），率领二千骑兵浴血奋战三昼夜，终于使突厥人丧失了继续拼杀的勇气，撤围而去。

此战，隋军牺牲者达到八九成，达奚长儒本人也身受重伤，五处伤口中有两处透明窟窿。然而，这些损失换来的是突厥军队上万人的伤亡，更重要的是，以凶悍著称的突厥人居然在人数大占优势的情况下败阵而归，因而士气一落千丈。他们本来打算大肆掳掠秦、陇地区，但在此战之后，却只是将战场上留下的无数战友尸体焚化，恸哭一场，怏怏地撤了回去。

隋文帝闻得奏报，立即下诏褒奖，对于这一战功评价甚高，对于达奚长儒及其部下也称赞备至：“自非英威奋发，奉国情深，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破众，若斯之伟？”并且，授予达奚长儒上柱国之位，阵亡的将士也都赠官三转，由其子孙承袭。

达奚长儒旋即出任宁州刺史，随后又转鄜州刺史。由于他的威名已盛传于突厥人中，因此文帝后来任他为夏州（其辖境约相当于今陕西大里河以北的红柳河流域以及内蒙古杭锦旗、乌审旗等地区）总管，主司三州六镇都将事。突厥果然闻风丧胆，不敢侵扰这一地区。后来，达奚长儒在奉诏出击突厥时，还曾调度过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名将。他在晚年则出任荆州总管，司理三十六州诸军事。隋文帝对于这一任命有过几句精彩的话：“江陵要害，国之南门，今以委公，朕无虑也。”足见对达奚长儒之信任。

史万岁（549—600）　京兆（郡名，治所在长安，辖境约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以及渭河以南地区）杜陵人。其父史静，曾任北周政权的沧州刺史。史万岁在少年时代便显露出英雄本色，他喜爱阅读兵书，善于骑马、射箭，对于军事方面的文武韬略十分精熟，有时甚至达到神奇的地步。例如，当保定四年（564）北周伐齐之时，年仅十五的史万岁跟着父亲随军赴前线，双方将会战于芒山。史万岁察看各方面的形势之后，便吩咐左右赶快收拾行装，速速离去。果然，周军此战惨遭失败，死伤不计其数。史万岁“未卜先知”的名声也就流传开来，因此颇得武帝的赏识，有意提拔他。待到建德六年（577）其父死于北周伐齐的战争中后，史万岁便以“忠臣之子”的身份被拜为开府仪同三司，承袭“太平县公”的爵位。

史万岁凭借着他高超的武艺，在杨坚平定尉迟迥的战争中屡建功勋，因此被拜为上大将军。但是，当开皇初大将军尔朱因谋反之罪而被杀后，史万岁却遭到株连，被削职为民，发配到敦煌充当戍卒。管理戍卒的那位长官骁勇异常，他自己对此也十分得意，经常单骑深入境外的突厥人居地，掳掠一番而归，以展示他的“勇武”。正因为连强悍的突厥人都对他惧怕三分，那长官便更加骄傲，史万岁这样的“小卒”自然不在他的眼里，不时受到责骂。

史万岁心有不甘，便说自己亦曾习武，未必稍逊于他。长官当即命史万岁演示骑射之术。史万岁虽然在策马飞驰之时也能百步穿杨，但是只博得长官一声“还算不错”的评价。他于是顿起争胜之心，征得同意之后，飞骑直奔境外的突厥人居地，不久后竟然掠得大批牲畜归来。长官这才真心佩服，由衷地称赞史万岁的武功高强，并且从此引为知己，二人动辄驰入突厥境内数百里。史万岁的勇武之名便在北方边境地区的各族居民中流传开来。

这一时期，正是突厥汗国大可汗沙钵略纠集各路人马，大举进犯中原王朝之际。沙钵略的堂兄弟阿波可汗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也是来犯的主要力量之一。开皇三年（583），秦州总管窦荣定率领三万步卒和骑兵，在凉州地区与阿波可汗交战。史万岁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来到窦荣定的军帐，毛遂自荐。窦荣定早就听说过史万岁的事迹，于是十分爽快地录用了他，打算委以重任。

五月壬戌日，隋军与突厥将要接仗，窦荣定便遣使对阿波可汗建议道：“两军相争，如果只让各自的普通士兵充任前锋，拼死搏杀，未免显得主帅过于怯懦和残忍。因此，我们不如各派一名骁将，令他们尽量施展其武功，一决高下，最终则以他们的胜负来确定我们两军的成败。这个方式甚为简便，不知你意下如何？”

阿波可汗当时在突厥汗国中的地位相当微妙：他的父亲是汗国的第三任统治者木杆可汗，但是木杆并未将汗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兄弟佗钵可汗。佗钵可汗的遗愿本是还政于其兄之子阿波，但是他死后，在另一位兄长乙息记可汗（即第二任君主）之子沙钵略的强大压力下，突厥汗国的政权先是由佗钵之子奄罗可汗执掌，旋即又落入沙钵略自己手中，而阿波只能成为司理一方的小可汗。有鉴于此，阿波可汗这次虽然应大可汗沙钵略之邀，配合全面南侵，率军进犯凉州，但是其行动却比较消极，不愿为沙钵略竭尽全力。更重要者，是阿波旨在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冀他日与沙钵略争权夺利。

所以，窦荣定的建议可谓“正中下怀”，阿波可汗认为这是保存自己实力的最好办法：他相信己方武功高强者比比皆是，这次决战定能取胜，那么，岂非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获得重大胜利？但是，决战的结局却大出意料之外。阿波属下的第一勇士与唐军所遣的史万岁甫一交手，便处于下风，几个回合之后，竟被史万岁一刀斩于马下。史万岁当即割下敌将首级，驰马凯旋而归。突厥因此心胆俱裂，阿波可汗不敢再战，于是向窦荣定求和，引军撤退。

史万岁由于这一卓著战功，遂被擢升为上仪同，领车骑将军。开皇九年（589）征伐南方陈朝的战役中，史万岁又建功不小，便加上开府。其后，他又曾任行军总管，征讨南宁（其地在今云南省）的“蛮夷”，虽然颇有战绩，但是因收受当地酋长的重金贿赂而被削职为民。一年多后，恢复官职和爵位，不久后拜为河州（其地在今甘肃兰州附近）刺史，作为行军总管而专门司理对付突厥的边防事宜。

突厥汗国的第一任君主为土门可汗，其弟室点密可汗不久后前赴中亚的西部发展，逐步形成了与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的东部突厥分庭抗礼的局面。达头可汗即是室点密之子，他在开皇之初曾应大可汗沙钵略之邀而寇侵中原，在开皇后期又曾频繁活动于隋王朝的北方边境地区。

开皇二十年（600）四月，达头可汗大举进犯边塞，文帝于是命晋王杨广与杨素率军从灵武道（今宁夏陶乐西南）出击突厥，汉王杨谅与史万岁则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击突厥。史万岁出塞之后，与突厥军队遭遇于大斤山。据说，达头可汗在与隋军正面交战之前曾询问过隋军先遣队的探路骑士：“隋军的主帅是谁？”骑士答道：“是史万岁。”达头不由得一惊，接着又问：“是不是当年在敦煌当过戍卒的那个史万岁？”骑士答道：“不错，正是那个经常驰骋突厥，如入无人之境的史万岁！”达头闻得此言，当场脸色大变，并且立即传令后撤。

隋军的探马得知此讯，飞骑禀报史万岁。史万岁当机立断，马上率领精锐骑兵，火速追逐正在慌乱后撤的突厥军队。在追赶一百多里路后，两军开始交战。由于隋军乘势而来，士气大盛，突厥人则心存恐惧，士气低落，此消彼长，史万岁竟以少量骑兵杀得突厥大军尸横遍野，四散溃逃。隋军乘胜追击，向北深入沙碛数百里，以歼敌数千、迫使达头远遁的辉煌战果而结束了这次战役。

然而，史万岁的赫赫战功招致了当时同样作为主将之一的杨素的妒忌。杨素进谗言道：“达头本来是想率领所部前赴塞上投降的，并无寇侵之意。史万岁实际上也知道这一内情，但是他却急于建功，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无辜，反而加深了突厥人对大隋的怨恨之心，造成边境地区的不安宁。”隋文帝信以为真，遂将史万岁的歼敌之功一笔抹煞。史万岁当然不服，屡次上书申诉，但文帝却不予理睬。史万岁便与杨素结下怨恨。

当年十月，朝廷与内宫谮毁太子杨勇，企图以晋王杨广取代太子的活动已经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文帝颇受谗言的影响。那天，文帝问及史万岁的行踪，作为杨广死党的杨素便故意造谣道：“史万岁到东宫去拜谒太子了。”其实，史万岁此时正在朝堂。但是文帝却未察真伪，不禁勃然大怒，以为史万岁与太子勾结起来，图谋不轨，于是立即下令将史万岁召来。

史万岁尚不知文帝正为太子之事迁怒于他，还允诺其部属，要尽量辩白，向圣上讨回公道，承认他们战败达头可汗的军功。他因此在文帝面前直言坦陈，谓有的朝臣一手遮天，隐匿边将的战功云云。史万岁愈说愈激动，言辞中不免有失礼之处。文帝抑制不住无名之火，竟下令卫士将史万岁扔掷至死，其状惨不忍睹。文武百官与天下民众闻得此事后，多称冤不已，深为叹惜。

启民可汗（？—609）　突厥汗国（有时也称为“东突厥”或“北突厥”）的第八任大可汗，于599—609年在位。其伯父乃是汗国的第五任可汗沙钵略，父亲则是第六任可汗处罗侯。“启民”这一称号为隋廷所赐；在此之前，他由于承袭了父亲处罗侯（曾号“突利设”）的权力和地位，故称“突利可汗”；而他的名字则为“染干”。

突厥的第七任可汗都蓝曾经向隋廷请婚，当时朝廷的其他大臣对此均无异议，但长孙晟却认为都蓝可汗不可信，未便许婚，倒不如与相当亲隋的染干结姻。文帝遂采纳了这一建议。

开皇十七年（597），染干遣使赴隋，迎接降嫁的安义公主。文帝为了离间突厥，隆重地接待了染干，并给予丰厚的赏赐。为了进一步突出染干地位的重要性，隋廷相继派遣牛弘、苏威、斛律孝卿等人率团出使染干之部，染干也频繁遣使报聘，前后入朝者几近四百人。隋廷的厚待，令染干难以拒绝中原方面提出的要他南徙的建议，于是迁来度斤旧镇。

都蓝可汗遭受隋朝冷遇，因妒生恨，骂道：“我是突厥的大可汗，反而不及染干，还与中国亲善什么？！”他因此断绝了与中原政权的外交往来，并不时侵扰中国边境。但是，由于染干镇守在北方边区，能够预先侦知都蓝的军事动向，及时奏报隋廷，所以朝廷往往得以预作戒备，终令都蓝无功而返。

开皇十九年（599），染干通过长孙晟奏报朝廷道，都蓝可汗正在积极制作攻城器具，打算进击大同城。文帝得报后，即遣汉王调度六总管，分道出塞，讨伐都蓝。都蓝可汗又惧又恨，既然无法抗拒隋军，便将怨气全部发泄在染干身上。他连结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合力袭击染干，双方大战于长城之下。结果，染干大败，家属遭杀，部落亡散，只有数百骑随着长孙晟南奔。

在此情况下，染干发生了动摇。他对部下说道：“我如今以一亡命之徒的身份前去投奔隋廷，恐怕不会得到礼遇。而达头可汗这次虽然与都蓝合击我，但我俩之间本来并无嫌隙，倒不如投奔他，肯定会善待于我。”长孙晟得知染干的这一疑虑后，便立即密遣亲信前赴边塞的伏远镇，要他们迅速点燃烽火。

染干望见前方城头的四个烽火台都点着了，颇为不解，便问长孙晟：“燃起烽火，究竟是什么意思？”长孙晟骗他道：“城上守军身在高处，能够望见远方。他们必定遥见都蓝追兵杀到，故而燃起烽火。按照我军的惯例，敌寇少时，点燃两处烽火；敌寇多时，点燃三处；如若敌军大举进犯，并且逼得很近时，便点燃四处。如今看来，大量追兵马上就要到了！”染干遭此一吓，立即吩咐属下赶快随着长孙晟一起进城避难。

长孙晟一待染干入塞，便抓紧时机，带着他连夜飞骑赶奔长安，朝见文帝。至此，染干木已成舟，便彻底地归附隋廷，接受“启民可汗”的封号以及“左勋卫骠骑将军”的职位，奉旨持节护卫突厥。隋廷则在朔州（约当今山西朔县一带）专筑大利城，供启民可汗居住。此外，由于安义公主去世，文帝便再将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启民可汗蒙此恩宠，遂更加忠心耿耿地为隋政权守卫北方大门。

仁寿元年（601），隋廷认为抚平突厥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令杨素为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护送启民可汗大举北伐。启民可汗以突厥最高领袖的身份，分遣使者前赴大漠南北，招抚各个游牧部落。在随后的一二年间，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几个部落便相继来归，致使与中原为敌的达头可汗一败涂地。启民可汗则招集达头的残部，基本上继承了东突厥汗国前数任可汗的权力。他以漠南为根据地，与中原的隋政权保持着十分友善的关系。

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游幸榆林，启民可汗与义成公主一起前来行宫朝拜，并且献上三千匹骏马。炀帝十分满意，当即赏赐丝帛一万二千段。启民上表，对于文帝和炀帝的恩德感激涕零，并且谦卑地说：“我已经不是昔日的边地突厥可汗，而是您至尊圣皇的臣民。恳请陛下怜悯微臣，让我部落的服饰礼仪，也如华夏上国一般。”炀帝虽然内心得意之极，但是对于突厥改变服饰一事却未予允准，声称只要心归大隋即可，不必强行改变突厥传统的习俗礼仪。

当炀帝行幸启民可汗的驻跸地时，启民更是极尽恭敬之态。他亲自洒扫行宫，锄除杂草，乃至跪伏奉觞，为炀帝祝寿。炀帝也因此龙心大悦，当即赋诗，自比圣明天子，致使夷狄归降，四海来朝，甚至汉代的杰出帝君也有所不及。其诗道：“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启民可汗对于中原王朝的忠诚，不仅使他在位的那一阶段里，中国北方的边境相当安定，并且也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君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东方的高丽国曾经暗暗地通使启民可汗，颇有不利于隋廷的言论。启民可汗则毫不隐瞒地将此事禀告炀帝。炀帝因此警告高丽的使者道：“启民可汗对于大隋忠贞不二，故而我亲自至其居所慰劳，赏赍有加。你回去后转告高丽王，要他以启民为榜样，尽早前来朝见，表献忠心。只要真心归附，也能获得同样优厚的待遇。但是若存不臣之心，我则将命启民前来征讨。”此语果然令高丽人心怀戒惧。

大业五年（609），启民可汗去世。炀帝为表哀悼，为之废朝三日，并立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

评：突厥为患中国，乃是北朝末年、有隋一代以及唐朝初期诸中原政权共同的严重问题。因此，长孙晟“离间计”的成功实施，便有效地抑制了突厥势力的南侵，亦即对中原政权的稳定和中原民众的和平作出相当巨大的贡献，这是长孙晟得以名垂史册的主要原因。

达奚长儒虽属“一介武夫”，但是令人敬佩。他事母至孝，母亲去世后，他曾伤心得五日不食水浆，堪称“孝子”。他又忠于国事，在抵抗外患之时，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一心只知奋勇杀敌，故可称为“忠臣”。他既不像某些朝臣那样热衷于弄权，也不像某些“隐士”那样自命清高，他只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言行去为国为民干一些有益之事。这岂非是为官者最好的典范？可惜的是，这样的文官武将太少了！

史万岁身怀上乘武艺，颇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气派，他一心以此报国，也确曾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其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心寒、心酸。究其原由，固然应主要归咎于杨素的谗言以及文帝晚年的昏庸，不过史万岁迫切的邀功之心却也是因素之一。文帝在诏书中指责他“怀诈邀功”，恐怕未必纯属空穴来风。看来，为政者稍稍淡于名利，不失为安身的良方。

启民可汗，本是中原隋政权为了对付突厥而施行的“离间计”的一个产物，但是，启民的亲隋政策毕竟大大减少了中原汉人与北方境外突厥人的军事摩擦和相互的敌意，亦即减轻了各族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就这点而言，启民可汗所起的历史作用主要还是积极的，应该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