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李穆　梁睿　李德林



李　穆（509—586）　字显庆。该家族自称是陇西成纪人，并且出自名门：其祖先为西汉武帝时的名将李陵，后被匈奴所俘，在胡地娶妻生子，子孙遂世代居于北地。直到北魏的王族鲜卑拓跋部落入主中原，李氏家族才随之南下，其祖父作为高平（今宁夏固原）的都督而在那里安下家来。

李穆自幼聪明机智，甚有度量。他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因此早在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太祖”宇文泰入关之时，李穆就已追随其左右，被宇文泰视为心腹亲信，委以重任，乃至可以自由出入宇文泰的卧室。李穆获得的这种宠遇，其他人望尘莫及。

李穆曾经多次为宇文泰建立大功。例如，当初宇文泰为北魏进击侯莫陈悦时，侯莫陈悦的徒党史归固守原州，由于李穆及其兄长李贤在城内策应，才使宇文泰顺利攻克城池，生擒史归；其后尚有奉迎北魏孝武帝、活捉窦泰、收复弘农等功劳。但是，其“妙计救主”一事却是最为卓著的功勋，并且使李穆骤然获得莫大的荣华富贵。

西魏大统四年（538）八月，东魏侯景、高敖曹等人的部队围困洛阳，正在洛阳附近的西魏文帝也遭受威胁，于是宇文泰率军驰援。宇文泰大肆斩获，洛阳的险情得以缓解，侯景等人连夜撤围而去。宇文泰则意欲乘胜追击，亲率轻骑，一直追到黄河边上。此时，东魏诸军北据河桥，南依邙山，布开阵势与宇文泰交战。突然，一支乱箭射中他的坐骑，那马因为疼痛而发力狂奔，将宇文泰颠落地下。主帅的落地导致全军大乱，而敌人则趁机挥师冲击，宇文泰的左右顾不得营救，竟然各自四散逃窜。

在这万分危急之际，李穆驱马来到宇文泰面前，佯装恼怒地用马鞭敲打宇文泰的背部，破口大骂道：“你的首领到哪里去了？怎么丢下你这个没用的小卒独自留在这里！”他一边骂，一边将一匹马交给宇文泰，命令他赶快上马跟着自己一起走。此时，业已迫近的东魏将士见李穆如此粗暴地对待宇文泰，均以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便不再围截，任凭宇文泰纵马逃逸而去。

这次要是没有李穆如此随机应变地一番做作，宇文泰肯定无法幸免于难。因此，宇文泰在逃过这场劫难之后，不由得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他激动地对其他亲信说道：“辅佐我成就大事的，必定是李穆！”他旋即重振旗鼓，杀了敌军一个“回马枪”，居然斩杀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西兖州刺史宋显等人，俘虏了东魏的将士一万五千人，并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跳入黄河淹死。

为了报答大恩，宇文泰立即擢升李穆为武卫将军、仪同三司，封之为安武郡公，其他的财帛赏赐，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嗣后，宇文泰经常在别人面前夸奖李穆的忠节之心，说道：“人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李穆却能够拼着舍弃自己的生命而来救我。这样的情意绝不是爵位、财物所能报答得了的。”于是，又赐给李穆“铁券”，恕他“十死”，意即今后可以饶赦他十次死罪。此外并升迁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隆厚的恩宠不仅止于李穆一人，还遍及其子嗣、同胞和其他近亲：儿子李惇被封为安乐郡公；诸姊妹中的一位为郡君，其余的为县君；兄弟子侄及舅家的亲属也都蒙受厚赐。

北周政权正式建立之后，李穆在明帝、武帝等君王的治下，仍然“官运亨通”：明帝即位（557），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武成（559—560）中，迁大司空；天和二年（567），进封申国公；建德六年（577），进位上柱国，任并州总管；大象元年（579），加邑至九千户，迁大左辅，总管如旧。如此等等，不可谓不“显赫”，这恐怕得益于他的“忠节”。但是，他更为成功的做法乃是对杨坚的“忠诚”，而杨坚即是不久后取代北周、统一全国的隋王朝的第一代帝君。

当年幼的静帝登基，杨坚之女杨丽华被尊为皇太后之后，杨坚更是大权在握，出任“左大丞相”，假以黄钺，总领百官。相州的总管尉迟迥认为杨坚有篡夺北周政权的野心，于是举兵起事，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马。尉迟迥派来使者，意欲争取当时身任大左辅、并州刺史的李穆也加入反杨联盟，但是李穆非但断然拒绝，并且还将充任说客的使者囚禁起来，打算把尉迟迥劝诱他的信件等物上呈杨坚，通报此事。

这时，李穆的儿子李士荣认为并州之地兵精马健，足以左右局势，抗衡杨坚，因此私下劝父亲加盟尉迟迥。李穆则清楚地予以拒绝，对儿子说道：“周王朝的气数已尽，这点连笨人都已看得出来。既然上天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局，我怎么能擅自违背上天的意志呢？”于是立即派遣使者前赴京师，朝谒杨坚。同时送去两件礼物：第一件是一只熨斗，李穆请使者转告杨坚：“但愿您能执掌威柄，以熨平天下。”第二件礼物是十三环金带，而这即是天子所用的服饰。

至此，李穆拥戴杨坚，死心塌地地“劝进”之意已经表露无遗。杨坚当然大喜过望，立即遣人将李穆“深识大体”之事告诉韦孝宽等人，意在以李穆作为表率，促使其他人更加放心地归附自己，然而，李穆的行为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反感，例如，当时任怀州刺史的他的侄儿李崇本想响应尉迟迥，但是得知李穆的态度后，遂悲伤地叹息道：“李氏全族几十个人在朝廷为官，但是如今王室有难，竟然背弃宇文氏而去，日后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啊！”然而迫于大势，他只得违心地追随了叔父李穆。

李穆为了进一步表示对杨坚的忠心，将担任朔州刺史的尉迟谊（尉迟迥之子）抓了起来，押送京师。尉迟迥便令韩长业攻陷潞州，以郭子胜取代赵威而为潞州刺史。李穆又再遣大军，讨破潞州，擒获郭子胜。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使李穆完全站在了杨坚一方，公开对付尉迟迥。杨坚对此大为赞赏，于是“恩眷”不仅限于李穆，同时施及他的子、侄：儿子李荣、李才并仪同大将军，另一子李雄封密国公，侄儿孝轨进开府仪同大将军。

李穆接着再上密表，明白地表达了支持杨坚正式夺取北周政权的态度。杨坚早就有意于此，这些话自然正中下怀，所以当他决定“受禅”后，曾客气地下诏给李穆道：“您既是朝廷元老，我当然得听从您的劝告，故将于本月十三日顺应天命，登基为皇。”李穆闻讯之后，立即进京朝见“真命天子”。这时的隋文帝杨坚更是优礼相待，居然降座施礼，拜李穆为太师；即使他尚处襁褓中的子孙，也都一律拜为“仪同”；其时李氏门中“食君禄”的官员竟多达一百余人，富贵兴盛之势，无人能够相比。

李穆卒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终年七十七岁，可以称为长寿。而隋文帝曾经下诏，明令宣布：“从今以后，李穆即使犯罪，只要不是谋反叛逆，纵然应该处死百次，也一律赦免！”足见李穆到了晚年，也仍然深得君主的恩宠，其“富贵”同样长盛不衰。

梁　睿（530—595）　字恃德。安定（郡名，辖境包括今甘肃平凉、泾川等县及宁夏中宁、固原等县）乌氏人。其父名叫梁御，曾任西魏时期的太尉，立有很大战功，故而当宇文泰（北周政权的奠基者）执掌大权之时，梁睿便以功臣之子的身份，被收养在内宫中。梁睿从小就机敏过人，举止沉着，气度不凡，甚得宇文泰的欢心，于是获得和宇文泰诸子朝夕相处的机会，共同学习，一起玩耍，感情甚笃。

梁睿在七岁之际便承袭父亲的爵位“广平郡公”。后则累加仪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开府，改封五龙郡公，渭州刺史。至北周孝闵帝宇文觉正式“受禅”为帝（557）后，梁睿被征为御伯。不久之后出任中州刺史，镇守新安（今渑池东），以对付北齐的侵犯。一旦北齐来犯，梁睿都能一一击退，遂使边境终保平安。北周君主因此对他十分赏识，拜为大将军，晋爵蒋国公。天和年间（566—571），梁睿曾追随齐王宇文宪抗击来犯的北齐军队，在洛阳地区屡次击败斛律明月之军，立下赫赫战功，从而升迁为小冢宰。在武帝治下时（561—578），梁睿历任敷州刺史，凉州、安州二州总管，其政绩都很不错，因此进位至柱国。

北周末期，宣帝驾崩，杨坚身为“皇太后”之父，名为“辅政”，实际上是独掌朝政。而梁睿与这位未来的隋王朝开国君主却也相处得很好，因此被任命为益州总管，前赴蜀中上任，取代原益州总管王谦。这个任命进一步为梁睿提供了绝妙的机会，替杨坚“效犬马之劳”。

王谦作为益州总管，掌管十八州诸军事，极有权势。他出于与尉迟迥同样的理由，即认为北周政权已被杨坚篡夺，必须扶助宇文氏夺回大权，故而举兵造反。杨坚闻讯，立即任梁睿为行军元帅，征发利、凤、文、秦、成诸州的大军二十万讨伐。

梁睿首先派遣张威击破了由王谦部属李三王等人把守的通谷，俘虏数千人，进军至龙门。那里则有王谦的大将赵俨、秦会率军十万，据险而守，方圆达三十里。梁睿深知，若正面交战的话，己方并无胜算，于是下令精兵轻装偷袭，从四面小道突然进击，蜀兵猝不及防，立即溃不成军。梁睿乘胜擂鼓追击，声势倍增。这一着果然奏效，吓得固守剑阁的敬豪、守卫平林的梁岩都魂飞魄散，不战而降。

王谦曾命柱国达奚惎、高那阿肱以及大将军乙弗虔、杨安等率领十万精锐攻打利州，由于利州的顽强抵抗，一个多月之后尚未克城。当蜀军得知梁睿大军临近时，便使达奚惎分兵据守开远。鉴于敌军据有险要之地，梁睿仍然采取奇兵突袭之法：派遣拓跋宗直奔剑阁，宇文赴巴西，赵达则率水军入嘉陵；又遣张威、王伦、贺若震、于义、韩相贵、阿那惠等分道攻击达奚惎。未隔多时，即大破蜀军。达奚惎、乙弗虔等见大势已去，便暗中派遣密使来见梁睿，请求作为内应，共谋王谦，以赎前罪。

王谦实际上是个平庸之徒，绝非帅才，他只是依仗了父辈的功勋才被朝廷委以如此重任。当初盲目乐观，认为靠着蜀中地形的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大胆地举兵造反。而任用的属下也多非英才，有的甚至十分卑劣。因此，一旦达奚惎、乙弗虔逃归成都，他既未深究他们的败军之责，更未怀疑二人已有异心，而仍然将守卫成都的关键任务交给了他们。尤为犯忌的是，当梁睿大军兵临城下时，王谦竟然亲自率领五万精兵，出城迎战。所以，当他不敌梁睿的猛烈冲击而欲入城固守时，却已经“有家归不得”：达奚惎、乙弗虔紧闭城门，声称业已归降朝廷。王谦因此只剩三十骑随他亡奔新都，终被活擒，并遭斩首。

蜀地因王谦之死而复归朝廷，梁睿在这次“平叛”战争中功勋卓著，令杨坚大悦，遂进位至上柱国，仍任益州总管。其他所获的赏赐尚有丝帛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子二千两、银子三千两，以及食邑千户。

梁睿总管川蜀之日，恩威并行，因此当地的百姓，无论是汉人还是其他“夷民”，都闻风归附，而他的声望也就越来越高。梁睿对于自己的政绩和目前所获得的荣誉、地位也颇感满意，出于对杨坚“眷顾”的报答之心，他确实希望再立功勋，两次上书朝廷，建议将南端最后一块尚未“归化”的割据地“南宁州”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他认为镇服南宁州极有好处：“一则远振威名，二则有益军国。”所以自告奋勇地“幸因平蜀士众，不烦重兴师旅，押獠既讫，即请略定南宁”。

诚然，梁睿的用心不错，“忠贞可嘉”，杨坚也表示此议甚佳，但是最终仍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为由，并未付诸实施。这是否即是真正的原因，未免令人生疑。因为传说杨坚对于梁睿在蜀中险地既拥重兵又得人心的局面已经暗生忌惮之心，果然的话，则朝廷当然不愿意让他再次动用军队，收复南宁州，进一步扩大实力和提高声望了。

不过，无论如何，梁睿在采纳薛道衡所献的“妙计”后，便重新博得了杨坚的欢心，并继续受到重用。薛道衡的建议其实十分简单，即，将杨坚已经“众望所归”，肯定会取宇文氏而代之的形势明白地告诉梁睿，同时劝他赶快上书杨坚，表白忠心，敦促杨坚正式即皇帝之位。梁睿心领神会，诚恳地上书“劝进”，杨坚自然高兴万分，所以在“受禅”之后，待梁睿的恩宠胜于从前。

隋朝建立以后，梁睿还曾上平定南方陈朝之策，以及镇守北方边境，对付突厥之策。隋文帝对于这类建议虽然并未立即付诸实施，但是对其说法仍十分赞同，从而厚赏梁睿。

然而，梁睿毕竟从政数十年，经验老到，深知长年在外藩拥有重兵，极易招致圣上的猜忌；另一方面，他本身又是北周政权的旧臣，很难得到新王朝统治者的绝对信任。因此，他屡次请求辞去益州总管之职，返京“入朝”，最后终于获得允准。回京之后，隋文帝特意引见，乃至离座相迎，在殿上握手言欢。

梁睿并未被这样隆厚的“圣恩”冲昏头脑，他私下对亲信说道：“功成身退，今其时也。”于是声称年老多病，请求告假养病，老老实实地闭门独处，不与当朝的政客往来。如此小心谨慎的做法确实令文帝大为宽慰，所以反而更为优待梁睿，赐以舆乘，凡有朝觐之事，必定令三卫舆上殿。甚至，当有人状告梁睿贪财，收受贿赂时，文帝也不作任何追究。其实，收受贿金正是梁睿早在镇蜀之时就用以自保的方法之一：以“受贿”的坏名声来抵消过于卓著的威名，以免朝廷怀疑他有政治上的异心。

开皇十五年（595），梁睿伴随文帝抵达洛阳，寿终于此，享年六十五岁。后来其子袭其爵位，亦任高官。

李德林（529—590）　字公辅，博陵（郡名，辖境相当于今河北安平、深县、饶阳、安国等县地）安平人。其祖父李寿，曾任北魏时期湖州的户曹从事。父亲李敬族，则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并在东魏孝静帝时（534—550）作为内校书而正定文籍。

李德林自幼就聪慧至极，年仅数岁便能流利地背诵《蜀都赋》（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作品之一），并且为之谱曲。当时的尚书右仆射高隆之见到后赞叹不绝，遂将此事遍告同僚，说道：“这个小孩日后定能成为栋梁之才！”于是，京师中的文人学士争相前往李府，以一睹这位“神童”的风采，从而导致李府门前在数十天内车马始终络绎不绝。李德林的名声因此大振，到十五岁时已被学界前辈赞誉备至，魏收将他比之为当代以文笔才情而誉满大江南北的温子昇。

高洋（即后来的北齐第一任皇帝“文宣帝”）作丞相之时，李德林为丞相府行参军，嗣后高洋即帝位，李德林也步步高升，累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侍郎，别典机密。后来又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共同主管文林馆事，累迁仪同三司。

北周武帝在击灭北齐（577），进入齐京的当天，就派遣小司马唐道和特意到李德林家宣旨召请，话说得极其客气：“我平定齐政权后，所欲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希望你能为我所用。我本来怕你追随齐王一起东奔了，如今却听说你仍在京师，因此大感欣慰。希望你能前来相见。”周武帝的这番话难免有些做作，但是李德林才名远扬，深受武帝欣赏，却并不虚假。

李德林奉命抵达长安朝见后，武帝立即授以内史上士，并将诏诰格式以及录用原北齐政权旧人等事务均交给李德林管理。武帝还十分得意地对满朝文武说道：“我以前只听说李德林为齐朝撰写书檄，视其文字，正可谓天上之人。哪里料到他今天也能为我作文书，岂不是奇事一桩么？”大臣们便都奉迎，声称李德林来受驱策，乃是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有大才用”，远胜于麒麟、凤凰云云。于是，李德林在北周政权中照样官运亨通，宣政末（578）被授御正下大夫之职，大象初（579）又赐成安县男爵之位。

不过，此时已属北周末年，杨坚夺取宇文氏政权的活动正在加紧进行，李德林也就势所必然地卷入了这场权力斗争中。当然，聪明的李德林坚定地选择了“前程远大”的杨坚，不仅明确地表态支持杨坚夺权，而且很快地成为杨坚一党的中坚人物之一。

宣帝病危之时，刘昉与郑译曾竭力撺掇杨坚日后“辅政”，并在宣帝死后立即矫诏，以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此举既然深合杨坚本意，他随后也就积极网罗同党，而李德林便是其主要争取对象之一。杨坚派遣邗国公杨惠前赴李德林处，转达他的意图：“朝廷已将文武诸事的大权交给了杨公，让他担当起治国的重任。如今，他老意欲与您共同干好这番事业，希望您千万不要推辞。”李德林心领神会，当即郑重誓言：“在下愿意坚定地拥立杨公，至死不渝！”杨坚闻言后自然高兴异常，立刻召他前来晤谈。

在此之前，刘昉和郑译早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推举杨坚出头露面，担任“大冢宰”（按《周礼》，是为总理全国政务的“六官之首”，但是刘、郑只赋予其与诸公相等的权柄），郑译自任“大司马”（按《周礼》，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刘昉则任“小冢宰”（相当于上大夫）。

杨坚便征求李德林对这一人事安排的看法。李德林的回答令杨坚十分满意：“您应该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就像当年宇文泰在魏末政权中的地位一样，您若没有如此高的地位和如此大的权力，就无法建立威望，压服众官。”此语正中杨坚下怀，于是立即依言而行，以正阳宫作为“丞相府”。在宣帝发丧之时，杨坚已经拥有此位此权。李德林的另一条建议是：郑译只任丞相府长史，刘昉则任丞相府司马，杨坚对此也完全采纳。郑、刘二人未能获得先前所企望的大权，遂与李德林结下怨仇。

李德林足智多谋，甚有见识，杨坚在夺取周室政权的过程中，曾多次依赖于他的谋划才得以建立大功，因此，李德林越来越成为杨坚的有力臂助。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杨坚成为“大丞相”而“辅政”之后，尉迟迥举兵反杨，声势甚大。杨坚以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对付尉迟迥。当韦孝宽的大军抵达永桥城时，属下的诸将都请求立即攻城。但是韦孝宽鉴于永桥城相当坚固，若不能迅速破城，便会挫伤己方的锐气，因此先不攻城，而是暂时屯兵武陟。此时，尉迟迥之子尉迟惇则率军十万屯于沁水之东。由于恰逢河道涨水，难以渡越，所以韦孝宽与尉迟惇两军都只能隔水相望，一时间无法接仗。

韦孝宽的长史李询却秘密地报告杨坚，谓孝宽帐下的三员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均受尉迟迥的贿赂，所以迟迟不肯与之交战，从而闹得全军人心惶惶。杨坚闻报，既怒又忧，立即与郑译等人商量，由谁来替代这三名战将。

但是李德林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他说道：“丞相您目前与前线诸将的地位在形式上是平等的，都是朝廷的高官，相互之间谈不上谁必须服从谁。您现在只是借了天子的名义，才能稍稍地指挥他们。那么，您若怀疑先前所遣的将领存有异心，又怎能保证嗣后替代他们的将领都绝对听命于您呢？此外，受贿之事究竟是真是假，急切之间也难以查实。您一旦派人取代旧将，他们便很可能因害怕而逃跑，甚至投敌；您若拘押他们，则全军将领都会终日惶惶，惊疑不定。临敌易将，最是兵家大忌，历代因这种做法而导致败亡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能不引以为戒。因此，依我之见，您不妨先派一名素有智谋和威望的心腹，迅速赶赴前线，观察真伪。若诸将本有异心，这时也不敢妄动了；即使有所动作，也很容易制服。”

杨坚听了这番议论，才恍然大悟，犹如大梦初醒，连连感叹道：“若非你的这番高见，那就大事不妙了！”当下欲派郑译、刘昉等人出使前线，但是郑译借口母亲年老，因此无法脱身；刘昉则推说不曾带过兵，故而难以胜任。最后由于高颎主动请缨，杨坚才转忧为喜。高颎急赴战场，为诸将节度，终于令朝廷军队大获全胜。

从此以后，杨坚逐渐疏远郑、刘二人，而对李德林更加重用，凡有军政大事，都与之商量。李德林则也充分发挥其才智，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他的文才则更发挥得淋漓尽致，有时候，每天处理的军书多达百数，他口授笔书，均条理清楚，毫无差错，文采亦佳。杨坚禅代时所用的诏策笺表玺书，都由李德林撰写，其词藻为众文士所赞叹。

李德林为杨坚之登上帝位固然尽心尽力，但是却没有从成为“九五之尊”的隋文帝那里获得想象中的荣华富贵。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李德林的屡次“忤旨”：隋文帝践祚后，意欲灭尽北周王族宇文氏。李德林竭力谏劝，以为不可，但是最终既未能阻止宇文家族成员被大量戮杀，自己也遭到隋文帝的冷遇。

又，李德林最初反对苏威提出的设置“乡正”，专理五百家民间辞讼的建议，后因文帝支持，只得依从。但是，不久文帝又听从虞庆则等人的主张，要废除这一“五百家乡正”的建置。李德林便认为“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文帝朝令夕改的不良现象，致使隋文帝勃然大怒，以至破口大骂：“你难道竟敢将我比作王莽，说我像他一样频繁地变更法令吗？！”

帝君的积嫌既深，李德林的结局当然不妙。最终，隋文帝加给他的罪名是：反对圣上设教而弘扬孝道；妄奏民宅为逆产，以达到强占目的；谎称先父官至谘议，以骗取封谥。于是，李德林被贬为怀州刺史，即使只求在京当一名并无职权的散官也不可得。未隔许久，李德林即卒于怀州刺史任上（590），终年六十一岁。

评：宇文泰曾对李穆“恕以十死”，隋文帝又允诺李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李穆在政治激烈动荡、王朝频繁更替的年代里，居然能够长期保持帝君们的“恩宠”，确实非同寻常，他“高人一等”之处当在于此。尽管每一位帝君都认为李穆忠于自己，但是综观李穆本身，则恐怕并无资格享受“忠贞不二”四字的褒奖。

梁睿谨小慎微，见机而动，意欲在剧烈的权力斗争中保持自己的“善始善终”，乃至荫及子孙，其意图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大受金贿以自秽”的做法却实在不足取。用心诚然良苦，到头来却很可能害民又害己；文帝最终对此事免予追究，纯属梁睿的侥天之幸，后人岂能仿效！

李德林自幼聪慧异常，乃至作为“神童”而名闻遐迩；成年后又满腹经纶，智谋过人；他并为隋文帝的登基立下大功。按此经历，当不难在文帝时代获得高官厚禄，惜乎“儒生脾气”未改，“政治经验”尚欠，以至“恃其才望，论议好胜”，既招嫉于同僚，又开罪于帝君。因此，李德林郁郁不得志的结局，其实是专制独裁制度下，这类人物的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