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李隆基



唐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李隆基诞生于有名无实的睿宗之家。他睁眼看到的，不是李唐江山，而是武周天下。这个睿宗李旦的第三子，自幼聪明果敢，抱负不凡。他在宫中常以“阿瞒”（曹操）自诩，表示自己要有一番作为。据说7岁那年，他例行到朝堂参加祭祀仪式，当时颇为得势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对他的随从大声喝斥，李隆基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轻蔑，立刻声色俱厉地回答武懿宗：“这是我家的朝堂，关你什么事?你敢欺负我的随从?”他的祖母武则天知道这件事后，对李隆基马上另眼相看了。第二年李隆基被封为临淄郡王。

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昏庸懦弱，大权操在妻子韦后、女儿安乐公主手中。曾拥立中宗复位的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武三思等武氏势力重又崛起。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在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的帮助下，率千余骑兵发动政变，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等武氏同党。在进入古代人物后宫，准备追杀韦后、安乐公主时，被反戈的乱军所杀。韦后经此宫门变故后，更加凶狠起来。她向中宗诬告当时的相王李旦（李隆基之父，中宗李显之弟）和太平公主（李显之妹）参与太子李重俊的政变阴谋，要求中宗将他们处斩。中宗惊愕不定，幸亏吏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肖至忠提醒：“难道陛下就容不下一弟一妹吗?”李旦和太平公主才免遭一死。

韦后与安乐公主均非等闲之辈。韦后想学武则天的样子，当女皇，安乐公主则想当“皇太女”。太子李重俊政变失败被杀后，韦后更加肆无忌惮。她援用从兄弟韦温等掌握大权，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修建寺院道观，朝政日非。景龙四年（710年），韦后与安乐公主在中宗最喜欢吃的馅饼内放入毒药，中宗中毒身亡。韦后扶持16岁的温王李重茂即位，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并准备在清除相王李旦、其子李隆基及太平公主后，正式登位当女皇。这时，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联手，率万名羽林军抢先突人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李旦睿宗的帝位，李隆基也因功立为太子。

睿宗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太平公主既是其妹，又有平乱拥立之功，本身又具有母后武则天的阴狠刚烈的性格；李隆基自幼聪慧不凡，文兼武备，又是正儿八经的皇太子。二人由起初的联手，开始对峙起来，当时称为“太子派”与“公主派”。太子派以李隆基为首，包括姚崇、宋璟等人。“公主派”以太平公主为首，包括窦怀贞、肖至忠、岑羲、崔浞等人。两派势力旗鼓相当，各不相让。睿宗李旦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稀泥抹光墙。先是重用李隆基的“太子派”，后又重用太平公主的“公主派”。实在平衡不下去了，就准备退位，让李隆基接班。但太平公主岂能袖手，因为她也想当女皇。她曾以天象之变，对睿宗说：“彗星出现在天上，地下就要除旧布新，皇太子想要当皇帝了!”本想以此激起睿宗对李隆基的忌恨，不料反而促使睿宗下了最后的决心，表示要“传位避灾”。于是，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睿宗李旦传位给太子李隆基，但碍于太平公主的意见，规定三品以上官吏的任免和大案件大政事，仍由“太上皇”李旦亲自处理，李隆基尚未掌握重要实权。

李隆基登位之后，太平公主仍不放弃争夺最高权力的企图。她在宫中大量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的7个宰相中，有4个是她的亲信党羽。文武百官大多数也都依附于她。李隆基当然也在聚集力量，准备一决雌雄。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当李隆基获悉太平公主及宰相窦怀贞等，将率领羽林军于次日发动政变时，先发制人，率厩牧兵马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员尽被黜逐。至此，经过几度宫廷喋血，李隆基才真正获得最高权力。

在实际掌握朝政后，唐玄宗首先着力于整饬吏治，选用贤才。他裁汰冗员，恢复谏官参加议事之制，尤重县令的选用，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奖罚分明，使吏治焕然一新。他注重宰相人才的选用，开元期间，贤相毕至，成为“开元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标志之一。

武则天当政时，出于广泛笼络人心的需要，在选用官吏方面，有极为冗滥的一面，故当时有“补阙（谏官）连车载，拾遗（谏官）用斗量”的“车载斗量”之说。中宗复辟时期，韦后、安乐公主把持朝政，在用人方面更加不守章法。安乐公主私用中宗的墨敕，纳贿卖官。她先准备好敕文，向父皇撒娇，央求中宗签上名，盖上御印，然后斜封，交由中书省，时人称为“墨敕斜封”，用这种方式获得官职者被称为“斜封官”。只要有人出30万钱，便可买到墨敕，出3万钱，则可买到当僧人的度牒（官方文书）。当时，不仅安乐公主，其他如长宁公主、上官婉儿等也都用这种方法纳贿卖官，每年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成为“斜封官”，使官吏队伍鱼龙混杂，甚至正不敌邪。

唐玄宗即位后，针对这一状况，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曾一次就裁汰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人，使官吏队伍面貌一新。并且明确宣布，自今以后，“官不滥升，名不虚受”，一定要量才委用，符合章程。

唐太宗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时，允许谏官与史官参加，以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但武则天当政时，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不敢把朝政公开，取消了谏官和史官参加议事会的制度。这样，谏官无法直接了解皇帝与宰相决策的内幕，很难及时提出中肯的意见，史官也只能听宰相的一面之辞，很难客观地记载皇帝的活动。唐玄宗亲自执掌朝政之后，于开元五年（717年），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朝廷内特殊机密外，允许谏官、史官参加皇帝与宰相的议事会议。

对于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县令人选，唐玄宗尤为重视。他说：郡县是国家行政的根本所在，郡县长官是首要的人选，我非常留意这方面的人才，量才委用，丝毫不敢大意。他有时亲自出题，考试县官，了解应试者是否了解治国安民之道。凡是考试成绩优秀者，即加以委任，拙劣者，即被罢免。开元四年（716年），在他组织的县令考试中，有45人不合格，这些人马上被淘汰。每当县令上任前，唐玄宗还要亲自召见，面授机宜。

为了确保官吏队伍的质量，唐玄宗还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开元年间，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托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观察得失。将地方官的政绩按5等划分，然后上报吏部审核。上等称为“最”，下等称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按最、殿来升降官吏。同时选京官中有才识的人任命为地方上的都督、刺史，地方上优秀的刺史升任京官。开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还亲自选拔廷臣（京官）出任刺史。通过严格的考核和交流制度，较好地改善了吏治状况。

在严格考核制度的同时，严明赏罚。唐玄宗认为，有善必赏，才能激励有才能德行的人；有罪必诛，才能有效打击无才行恶之人。开元年间，他在整顿吏治中基本贯彻了这一原则。如同州刺史姜师度，重视农业生产，任职期间，组织农民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玄宗知道后大为赞赏，专门颁布了《褒姜师度诏》，并赐帛300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相反，刺史裴景先非法聚敛5000匹绢，玄宗亲自下令将其处以死刑；前太子太傅肖嵩，因向中官牛仙童行贿，被贬为青州刺史。

整饬吏治，除了裁汰冗员外，更重要的是选用贤才。唐玄宗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他当政的前期，十分注意贤德之才的选用，尤其重视宰相人才的选用。开元年间，可谓是宰相人才济济一堂，如姚崇，因善于处理棘手政务，又通权变，被称为“救时宰相”。史载姚崇与卢怀慎同时为相时，一次姚崇请假十余天，回来后发现政务堆积，卢怀慎不能决断，姚崇用了一会儿工夫，便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人叹服。某年山东发生蝗灾，地方官上书报灾，不愿捕杀，还说：“蝗虫是天灾，人力怎能捕杀，朝廷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失。”姚崇马上回书说：“依你的意见，假若地方官实行德政，飞蝗就不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个长官无德吗?”地方官被质问得无言以对，只好从命捕杀蝗虫。姚崇以后有宋璟，善于依法行政，选用人才。史称“姚宋”，成为贤相的代名。此外还有张九龄、韩休，敢于并善于进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玄宗都有匡正；张嘉贞善于治吏；张说善文章；李元德、杜暹尚节俭。均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开元盛世”的出现，与这一时期朝廷中贤相济济，有直接的关系。

在整饬吏治、任用贤才的同时，唐玄宗敢于惩治不法豪强，大规模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抑佛戒奢，使当时的农业、工商业及文化科技事业出现空前发展繁荣的局面，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标志。

玄宗即位之前，由于政府的勒索和豪强的兼并，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出现“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局面。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玄宗积极支持官吏惩治地方上的不法豪强。如李元纮任京兆尹时，王公权要之家，都在郑白渠边上立水磑，妨害古代风景农田。元纮下令全部毁掉，以保证农田的灌溉，当地百姓拍手称快。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强夺民田，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依法惩治了王仙童，其他王公贵族见玄宗如此不讲情面，不以亲疏害法，都有所收敛。

为了把由豪强大族霸占的“籍外之田”收归国有，把由他们荫庇的“私属”逃户变为国家的税户，玄宗于开元九年（72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用了4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检田括户运动。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并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经过4年的努力，中央政府增户88万，检出大量土地，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百万。

武周和中宗时期，主要由于朝廷的提倡，佛教势力恶性膨胀。当时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寺院僧侣兼并土地，逃避税赋。时人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由于造寺不止，枉费财力达数百亿；不停地度人为僧，使免租庸者达数十万。国家财政支出成倍增加，收入成倍减少。唐玄宗即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元二年（714年），他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就有1万多人还俗。接着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并且禁止贵族官员与僧尼交往，使佛教恶性膨胀的势头得到遏止。同时，他大力倡导节俭之风，下令销毁乘舆服御、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奢侈品，宫中后妃以下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又裁汰宫女，将她们送还家中；毁掉武后所造的天枢，韦后所立的天台，以示与奢侈浮华的弊政决裂。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努力，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经济社会出现了空前发展繁荣的局面。据时人元结说，开元天宝年间，从事耕作的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四海之内，无论山川沟壑，都是一片农耕兴盛的景象。稍后的杜佑也记载道，当时天下一斗谷物的价格，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只卖几文钱。一代“诗圣”杜甫曾热情讴歌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发展，带来工商业的繁荣，这在当时都城长安的兴盛中可见一斑。史称长安城中，东、西两市，店铺林立，四通八达，每当午时，击鼓300响，店铺落板，市者云集；市井中，货物充足，胡商络绎不绝。当时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和大食的使节、商人，数以万计，长安城中的大明宫麟德殿，就是专门用来宴请外域宾客的。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文化科技事业也随之繁荣发达起来。南北朝时期，文物典籍丧失殆尽，唐初虽然做了一些搜集整理工作，但收效不是很大。唐玄宗即位后，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任命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另一位大臣储元量一起，组织整理和编写事务；他还下令在长安、洛阳创建集书院，组织全国著名学者，集中力量著书立说，并提供种种优惠条件。宋代欧阳修曾评论开元年间编书盛况，他说：自汉朝以来，史馆对图书的分类一直按照前代的六艺九种七略之法进行，到唐代开始按经、史、子、集四类分列；至于藏书之盛，都没有超过开元年间，当时共著录了5．3915万卷，而唐朝学者又撰写2．8662万卷，可真是空前之举。

编修图书以外，唐玄宗还重视其他艺术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他本人就是音乐家、戏剧家和诗人。在新、旧《唐书》的《音乐志》和《礼乐志》中，有不少他与妃子们唱和的记载；他还曾选乐工300人，宫女数百人，教授乐曲于梨园，号“皇家梨园弟子”，后世称戏班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即缘此而来。此外，唐玄宗还非常注意征召各种艺术科技人才，给他们创造发挥才智的条件。著名大诗人李白，就曾在玄宗朝做过翰林供奉，享受优厚的待遇。著名天文学家张遂，曾因拒绝与武三思合作而隐居到嵩山当了和尚，唐玄宗即位后，把他召到长安，让他当天文学顾问，张遂利用玄宗给自己创造的条件，刻苦钻研，终于创造出著名的《大衍历》，并指导实测子午线，成为历史上卓有贡献的天文学家。

唐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已十分严重。开元期间，唐玄宗顺应时势，改府兵为募兵，养马屯田，凭借强盛的国力和兵力，逐一恢复了失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宁。这也是“开元盛世”的标志和保障。

唐玄宗即位之时，面临的边防危机十分严重。早在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动其部属举兵反叛，攻占了营州，紧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等12城也相继失守。武则天曾派王孝杰反击，结果大败，王孝杰阵亡，全军几乎覆没。此后契丹贵族利用占据的有利地位，常常进犯内地，残害各族人民。长安三年（703年），西边的突厥贵族乌质勒攻陷了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接着又攻占了北庭西部一些地方，使安西道绝，“丝绸之路”被堵。在北方地区，突厥贵族在弘道元年（683年）进攻蔚州（今河北蔚县）、定州（今河北定县），长城以北大片领土失守，唐政府于垂拱元年（685年）不得不将安北都护府临时侨置同城，一直到开元初。也就是说，唐玄宗即位，西边的碎叶、庭州，北边的云州以北，东北边的辽西12州，都已分别被突厥、契丹族攻占，陇右及河北人民经常遭受劫掠和屠杀，唐朝的边防极不安定，统一的局面也受威胁。

面对这一严重局面，唐玄宗即位后，在着力整饬内政、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备战工作。

首先是改革兵制。玄宗之前，一直沿用府兵制。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高宗、武后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等多种因素，均田制渐渐有名无实了。当时，农民不断逃亡，兵源困难，府兵多不按时上番，教习也趋于废弛。府兵本应免除的租调，也不能免除，自筹器械供养的负担沉重。因此，到开元之初，府兵逃匿，军府空虚，宿卫不足的情况已十分严重。有鉴于此，开元十一年（723年），宰相张说建议改行雇佣兵。玄宗顺时应势，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从关内召募12万军士，充作卫士，叫“长从宿卫”，或称“长征健儿”，代替了有唐以来府兵轮番宿卫之制。这项重大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切实可行，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推行全国。从此，各地民丁再无番上戍边之苦，消耗于往来路上的大量社会劳动因此得以节省，募兵实行之初，既吸收社会上的失业丁口，缓和就业矛盾，又可常驻各地，加强训练，有利于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

接着是整顿军旅。玄宗颁布了《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增加兵员，精加选择，强化军事训练，并规定不得因他事役使兵士。为了确保训练有素，玄宗还派兵部侍郎裴漼、太常卿姜皎，往各军州督促检查诏令执行情况，处理具体问题。

同时，解决军马和军粮供应问题。玄宗即位时，军马只剩24万匹。为保证军马供应，玄宗任用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专管养马一事。到开元二十三年（725年），军马增至43万匹，牛羊数量也相应增加。玄宗这时又下令在西北万里边防线上，以及黄河以北部分地区，设置庞大的屯田，据统计，开元年间全军屯田总数为1141屯，面积有五百余万亩，为解决战时军粮问题提供了有效的供给保障。

在积极备战过程中，玄宗运筹帷幄，分别情况，逐一出击，收复失地。先是于开元五年（717年），把沦陷17年之久的营州等13州全部收复，并派宋庆礼任营州都督，重建营州防务，开屯田120区。这时，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也见势宣布取消割据称号，与唐政府合作。唐朝重新恢复了安北都护府，统一了长城以北。

古代人物接下来，是解决较为麻烦的西域问题。第一步是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派碛西节度使盖加运打败了突骑施（突厥部落之一），捉拿其可汗吐火仙，收复了碎叶，使沦陷了37年的碎叶镇重归唐朝。第二步，是击败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门户。开元初年，西域小勃律（今克什米尔以北）可汗曾到唐朝请降，唐政府在那里设置绥远军。天宝六年（747年），小勃律王娶吐蕃王女，因此依附于吐蕃，与唐为敌。唐玄宗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打败了吐蕃，俘虏了小勃律和公主。这一战争胜利后，佛棘（罗马）、大食（阿拉伯）等72国都大为震恐。唐朝重新打通“丝绸之路”，不仅维护了国家安全，也有利于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盛极而衰。在“开元盛世”的歌舞升平之中，唐玄宗开始踌躇满志、高枕无忧了。他不再任贤纳谏，励精图治，而是亲近奸佞，纵情声色，渐肆奢欲，怠于政事，且又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并且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变为“内轻外重”的布局，终于酿出“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他本人也在晚年不那么欢愉的“太上皇”生活中郁郁而逝。

唐玄宗前期出现的“开元盛世”，在唐以前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这最容易使人陶醉。唐玄宗果然也就陶醉了，他踌躇满志，感到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像他以前的几乎所有称得上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一样，自身潜在的毛病一一暴露出来。

他不再乐于任贤纳谏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他想从洛阳回长安，天子出朝，是会“地动山摇”的。宰相张九龄、裴耀卿认为当时秋收未毕，恐怕沿路扰民，建议改期。但李林甫待张、裴二人退出后，对玄宗说：“洛阳、长安是陛下的东、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何须择时日?即使妨碍了农民收获，到时候免去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了。”玄宗听了觉得很顺耳，就听从了。由于李林甫极善逢迎，颇得玄宗宠信，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反被疏远，不久又罢相。李林甫为了堵塞言路，公开向谏官说：“你们见过仪仗马吗?它的食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只要叫出一声，就被斥去，后悔也来不及了。”意思是你们少对朝廷提意见，否则就要像仪仗马一样被斥去。有人上书言事，果然第二天就被降级外调，从此谏官们很少有人再敢进谏。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命各地推荐人才，举行考试，李林甫不录取一人，还向唐玄宗说：“这些人的才能都很平常，可见现在天下是没有遗漏的人才了。”就是这样一个奸佞之辈，唐玄宗宠信日隆，甚至想把全部国政委托李林甫，在征求贴身宦官高力士的意见时，高未表示赞同，玄宗还很不高兴。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因宠爱的武惠妃死去，整日郁郁寡欢。当他听说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之妃杨玉环体态丰艳、绝世无双时，便命太监将杨玉环接进宫来侍酒，一见钟情，从此如获至宝，几乎形影不离。虽然杨玉环曾几次惹他生气，被逐出宫去，但又都很快被重新迎进宫中，愈加宠爱。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写的，“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杨玉环生在南国，喜食荔枝，但荔枝不易保存，离枝三五日色味俱变。为了使杨玉环能吃上新鲜荔枝，唐玄宗下令专门开辟了从岭南通往长安的数千里贡道，沿途设驿站，供快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给贵妃运送新鲜荔枝。故又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嘲讽诗句。唐玄宗爱屋及乌，杨玉环的三位姐姐后来也来侍奉玄宗，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从兄杨锸被封为位当四品的高官，杨镝娶了公主为驸马，杨国忠官至宰相，领有四十余职，权倾天下。而杨国忠与李林甫、安禄山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成为导致“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宫中有贵妃，身边是小人，唐玄宗日益昏聩，怠于政事，奢欲渐肆，不问民瘼了。一年大雨成灾，玄宗不知道灾情如何，这时杨国忠叫人弄了一些大的粟穗给玄宗看，说雨虽大，收成却好。玄宗竟然相信，不准下面报灾，当扶风太守房瑁报灾求救时，他大怒，下令将房琯交司法机关惩处。

如果仅仅是怠于政事，为患还小，问题是晚年的唐玄宗，还极好大喜功，尤其是在对外关系方面，轻启边衅，屡次动武，发动了一系列不义之战。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他迫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袭击吐蕃，彻底破坏了唐蕃和好的局面。天宝初年，他先命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王嗣宗进攻吐蕃的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王嗣宗没有从命，他免了王嗣宗的官，又派继任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下石堡城，城里守兵几百，唐军损失数万。天宝十至十三年（751～754年），唐玄宗又发动征伐南诏的不义战争，唐兵战死和不服水土患流行病死的，前后达20多万人。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抽一丁”、“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诗句，描绘的就是当时征伐南诏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这期间，东北方面的安禄山领兵6万攻契丹，损伤大半，高仙芝攻大食国，5万军士几乎全军覆没。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均田制和府兵制逐渐废弛，代之的是募兵制。在府兵制下，全国军事力量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即以60％以上的府兵集中在京都周围的关中及其附近，以确保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实行募兵制后，这一格局被打破，而唐玄宗因为要拓疆扩土，便把大部分军事力量摆在边境上，领兵的节度使又多用少数族人，且久不调换，于是形成了“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之势，由此演变下去的必然之势，就是边将拥兵自重，叛乱割据，果然，在多种矛盾因素作用下，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出逃。逃至今陕西兴平马嵬驿时，将军陈玄礼以军士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迫唐玄宗让杨贵妃自缢。在西行途中，太子李亨又被百姓截留，乘机北上宁夏灵武，被臣下拥立为帝，即唐肃宗，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在郭子仪等重臣的努力下，至德二年（758年）末，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玄宗也由成都返回长安。再次路经马嵬驿时，触景生情，“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白居易《长恨歌》）

回到长安后，玄宗住在城南的兴庆宫里。肃宗本就对玄宗心怀猜忌，加上奸相李辅国的挑拨，对唐玄宗更是冷漠少礼。实际上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先是将兴庆宫中的300匹马取走290匹，只留下10匹；又将玄宗连骗带逼地转移到太极宫，以便监控；最后又把几十年的贴身宦官高力士流放巫州（今湖南黔阳县）。唐玄宗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觉寂寞、凄凉，他整日郁郁寡欢，连饭也越来越吃不下去了。上元三年（762年）四月五日，唐玄宗死在长安太极宫神龙殿，享年77岁。后人有诗形容他的晚年说：“南内（指兴庆宫）凄凉西内（指太极宫）荒，淡云秋树满宫墙。由来百代明天子，不肯将身做上皇!”“安史之乱”唐朝的兴衰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央集权的程度和军事力量的分布状况。最高统治者如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稍有疏忽，轻易变更国家制度中防微杜渐的东西，就会酿出天大的祸乱来。发生在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明证。

唐玄宗像唐玄宗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天宝年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极大，并使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越来越有名无实，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之中，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朝廷内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间尔虞我诈，朝政日非；边疆的战争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开元末年的唐玄宗，已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到天宝年间，更加昏聩。即位之初曾严厉实行打击不法豪强、抑制土地兼并的国策，已不再实行。均田制逐渐废弛，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再度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私属”，承受封建地主与封建国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统治阶级的腐朽奢侈的生活，加上连年对外用兵，使朝廷所需费用剧增，财政危机日盛一日。为了解决人不敷出的矛盾，先是重新议定租赋，设法增加人民的法定负担；仍不足用时，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地方官吏乘机上下其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负的百姓逃亡之后，官府又实行“摊逃”法，即将所逃之人的赋税，分摊在尚未逃亡的四邻身上。这又迫使未逃者也不得不逃。天宝时王鉷共任户口色役使，他是有名的搜刮能手，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租庸，有并征30年者。除赋税外，兵役和其他徭役也很繁重。杜甫《兵车行》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诗句，真实地反映出在开元、天宝年间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是错综复杂，倾轧不已。由于玄宗本人的昏聩，昔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那样贤德正直之辈，已不能立足朝堂，以李林甫为代表的一批奸佞之徒，占据宰相之位；以玄宗十分宠信和依赖的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开始崛起，在朝廷政治中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杨贵妃而迅速晋升的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外戚集团，权势更是炙手可热；而李唐宗室子弟，是名正言顺的嫡系力量，在权力角逐中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几股力量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均以名利地位为目标，很少以国家大局为重，更少虑及百姓存亡，政治黑暗，朝政日非。

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严重。开元末年和天宝年间，唐玄宗不停地在西、西南、北、东北用兵，袭击吐蕃，征伐南诏，进攻契丹，迎战大食，几乎均为不义之战，给国内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人民，都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北部边区的民族矛盾，更为严重。从隋朝至唐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自身民族的风俗习惯。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人民。遇有饥荒，也不赈济，把人家的酋长当奴仆使唤，导致契丹松谟都督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杀了赵文翔，攻陷营州等12州。玄宗开元年间收复这些失地后，一段时间矛盾有所缓和，但后来又出现裂痕。尤其是安禄山经营了这一带以后，对少数族人民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相当尖锐。

最为要害的，是这一时期“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开元以前实行“府兵制”时，军事力量的布局是“内重外轻”。开元年间实行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兵士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且，“武皇（指唐玄宗）开边意未已”，边镇兵力必然扩大，首都周围军队减缩。有人统计，天宝年问，边镇兵力约为49万，唐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的京畿诸州“弓广骑”（职业兵募）仅有8万余人。“内轻外重”的格局已经形成。

与这一格局形成相应的，是边镇蕃将势力的扩大。这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本来在唐初，边帅均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较大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睃、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帅入相的。对于“蕃将”即少数族将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等，一般也不让“专大将之任”，他们远征时，要由朝廷另派大臣为最高统帅，加以节制，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宓何力讨高丽，以李勣为元帅。这样做，并非对少数族将领不信任，而是一种国家防微杜渐的纲纪，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有限制作用的。但开元后期李林甫当宰相后，给唐玄宗出了一个主意，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更为可靠。他的实际用意，是断绝边将入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因为胡将既然没有文化水平，就不能做宰相。唐朝原有重用少数民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胡将作边帅，还是新鲜事。在李林甫建议之前不久，有人诬告河西等四镇节度使王承嗣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惊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处死了王承嗣。玄宗深感节度使如果与王公大臣有瓜葛就很危险，现在一听李林甫的建议，很快就采纳了。于是，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天宝六年（747年），边镇节度使大都是胡将了，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扩大，难以调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举兵挥戈之事，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当唐玄宗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时，深受他宠信的安禄山举兵反唐了。这场叛乱，持续了8年之久，经过3个阶段，在唐朝3代君臣的努力下，方才平息。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人。他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方才改姓安，名禄山。据传他能说6种少数族语言，貌似粗憨，内实精明。少时在军中做过小军官，由于英勇善战，逐步升为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751年）时兼领平卢、范阳、河东3镇。安禄山极善伪装，以取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与信任。他初进京城，装成一个大傻瓜，见了太子也不下跪礼拜，当玄宗身边的人要他下拜时，他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我百年后，就将皇位传给他。”安禄山才假装惶恐而下拜。他是个大胖子，体重300多斤，在宫中跳起舞来却旋转如飞，玄宗与杨贵妃很欣赏。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一颗赤心!”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史传他与杨贵妃有种种暖昧关系，但玄宗从来不疑，反而更加信任有加。

凭借朝廷对他的极度信任，安禄山开始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他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的或俘虏的少数民族战士，亲自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安慰拉拢，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又挑选8000名壮士作为主力。天宝九年（754年），为了进一步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人，升为将军者500人，升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次年（755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使他所统帅的军队的将领基本都姓“胡”了。他还积极屯积粮草，饲养战马，使军队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军队的数量与实力。

古人建筑对于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人察觉。还在安禄山早年之时，宰相张九龄、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禄山可能要谋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禄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实军需兵马的要求，都予以答应和满足。而当时朝中的几位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各怀鬼胎，与安禄山既相利用，又相猜疑防备。安禄山在其中游刃有余，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斗争的空隙，争取时间，做好反叛的准备。加之杨国忠后来为了证实自己预言的正确，采取了一些逼反的行动，更使安禄山下定决心，并获得了“师出有名”的口实。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他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大体分为3个阶段，唐朝3代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

第一阶段由起兵到攻占两京，约半年多时间。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时，玄宗开始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认之后，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杨国忠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并夸口叛军必生内乱，不到10天，安禄山就会被部下所杀。玄宗与满朝文武在惊慌之中，又生侥幸心理，而安禄山却如同风卷残云般地攻城掠地，不到一月就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黄河。唐玄宗急忙调兵遣将，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募兵抵挡，又在长安连募带凑了5万人马交由高仙芝驻陕州，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防守黄河以南。不久，封常清与高仙芝均战败，东都洛阳失守，二将退守潼关。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杀了高、封二将，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进讨安禄山。这期间，在叛军的后方，平原（今山东德县）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河北17郡响应，重新归顺唐朝，安禄山在河北只剩下6郡，被迫停止进攻潼关。河南南阳太守鲁灵、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军，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就先过起了皇帝瘾，于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之后一段时间内，唐军在河北反击得胜，安禄山和史思明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放在保卫河南到范阳老巢的退路上。正当两军在潼关对垒，哥舒翰坚守伺机之间，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强令哥舒翰出战，进攻陕郡。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引兵出关，遭叛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本人也当了俘虏。这年的六月八日，叛军攻克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携杨国忠、杨贵妃等仓皇出逃，西京长安失守。安、史起兵半年多，连陷唐朝两京，算是初达目标。

第二阶段从唐肃宗灵武即位到郭子仪收复两京，约一年多时间。太子李亨随玄宗出逃西幸途中，被百姓挽留，于是北上今宁夏灵武，在随臣拥戴下，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自立为帝，改元为至德，号肃宗。这时郭子仪率精兵5万来到灵武，肃宗的密友、有“布衣宰相”之称的李泌也应邀前来辅佐。在李泌的建议下，肃宗以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又向回纥借兵，联合反攻安史叛军。这期间，安史内部发生矛盾，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又不大服气安庆绪，叛军内部不稳。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唐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睢阳10个月之久，粮尽食鼠，鼠尽食人，城破之后，英勇就义。他们以1万兵力牵制了安、史叛军20余万，既防止了叛军南下，又保证了唐朝经济供应线的畅通，并为郭子仪等军的反击赢得了准备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等将领经过充分准备，一举收复长安；十月，又乘胜收复东都洛阳。这年十二月，唐肃宗启驾回宫，叛将史思明投降，被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以两京光复为标志，唐军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第三阶段从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到史朝义兵败身亡，约6年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长安光复后，肃宗令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九节度使是：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灵，兴平李奂，滑州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琮，河南崔广远，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讨伐安庆绪，又任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各路节度使。这时安庆绪在邺城（今河南安阳），以让位为代价请求史思明援助。因鱼朝恩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反攻失败，九节度使退出河北战场。史思明杀了安庆绪，留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回范阳去当大燕皇帝。这期间，唐军与史军时有交锋。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又杀史思明，自立为大燕皇帝。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死，代宗李豫即位。这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与仆固怀恩、郭英人等会同回纥兵进行总反攻。次年，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范阳叛将李怀仙归降，史朝义想北投契丹，被李怀仙追击，走投无路，缢死在森林里。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无力控制地方和捍卫边防，人民大量南移。这标志着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它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安史之乱”对全国尤其是北方的经济破坏是空前惨重的。安史叛军步骑散漫，攻城掠地，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回纥军助唐平叛，肃宗允诺：“破城之后，土地和士庶人口归唐朝，财帛子女都归你们!”因此，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动辄以万计，火焚旬日不灭。唐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劲旅朔方、神策军，在攻占洛阳、郑州、汴州、汝州等地时，以为这都是叛军所据之地，任意掳掠达3个月之久，使所有的房屋都空空荡荡，城中百姓只好以纸当衣穿。乾元元年（758年）九节度使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失败后，一路掳掠，当地官吏根本无法阻止。长时间的战乱，使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据统计，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为891．47万户，口数为5291．93万口。大乱之后，只剩下193．31万户，699．0386万口，十减七八，虽不准确，但也可见损耗程度是空前的。一代诗圣杜甫在《无家别》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其中受破坏最大的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的4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以及汴河沿岸。《旧唐书·郭子仪传》中就这样说：东周（即洛阳）之地，长期陷于叛军之手，宫室焚烧，十不留一，百官办公的地方一片荒芜，连尺把长的一根椽子都没有。畿内（都城周围）的地方，人口不满千户。街道上充满榛棘，豺狼嗥叫其中。再往东千里之内，都是人烟断绝，一片萧条景象!长安周围，也是“闾井肃然，百不存一”，汴河沿岸，更是“百姓凋残，地阔人稀”。由于破坏严重，物价高涨，一斗米价少则千钱，多至7000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多倍；绢价涨到4000钱以上，比开元时高出20余倍。这又迫使大量人口“转死沟壑，离去乡间”，在死亡线上挣扎、流亡。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与唐代宗的姑息养奸有很大关系。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也纷纷投降。在这种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担任唐军统帅的仆古代人物固怀恩，担心一旦彻底平叛，自己就不会再受朝廷重用，于是向中央请示，要留下薛嵩、李宝臣等安史旧部，继续统帅河北诸镇，唐代宗只图眼前平安，可以早点罢兵，竟然同意了这一建议。这样一来，河朔地区基本上仍由安史降将占据。而中原一带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新设的节度使，也因朝廷的姑息（其中含有借此抗衡边镇节度使之意）而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至于缘边地区的其他旧有藩镇，自然也“坐大”起来。这些藩镇将领，“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掌有很大实权，而且职位逐渐由父子兄弟相袭，或由部下推戴自称“留后”，再逼唐王朝予以承认，实际上成为各自独立的封建军阀王国。藩镇之间，因各种关系而互相勾结，又因各种利害而相互争夺，攻伐不已，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唐朝皇帝极类似春秋时期空有“天下共主”之名的周天子。

由于以上两种局面的出现和形成，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和对边防的捍卫能力大大减弱。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与藩镇割据是互为表里的，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央王朝能够“一声喝到底”的区域越来越小。对边防捍卫能力的减弱，在“安史之乱”中和“安史之乱”后都表现得很明显。天宝十四年（755年）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乱，留在边境的，多为老弱残兵，周边少数族乘机攻占边区。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等3城。宝应元年（762年），又占秦、渭、洮、临等州，次年侵人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攻陷兰、廓、河、鄯、岷、成等州，后来还干脆攻占长安，并肆行掠夺。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也被吐蕃占领。在南边，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陷清溪关（今四川犍为县附近）；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合谋，进攻茂州（今四川茂县），直达灌口（今四川灌县）。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掳掠大量人口、珍宝而去。

在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极不安定的情况下，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汉水流域。在南迁的人中，一部分是地主官僚，但大多数是避乱的劳动人民。这一时期的人口南移，加上东晋南朝以来的人口南移，使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甚至包括政治的中心地带，都转移到了南方，这不仅在唐朝，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革新运动的破灭革新朝政，历来是极艰难的事情。当国家处在由盛转衰的趋势之中时，尤其艰难，尤需慎重。如果单凭一腔热忱，单靠少数几个人的努力，想在短时间内就扭转乾坤，往往会加速革新的失败。此类事甚多，“永贞革新”就是其中的一个。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积弊深重。唐顺宗李诵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试图对朝政进行改革。改革开始雷厉风行，但旋即失败，犹如昙花一现。史称这次改革为“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德宗晚年的新旧弊政深重。太子李诵对此深有体会，而以棋文侍奉太子的王叔文、王伍也有革新的抱负。二王利用有利身份，联络志同道合者，准备有一番作为。在德宗去世，太子因病不能言语的情况下，拥立太子即位，拉开了改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