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贞观之治”的出现是不是带有偶然性?



晚年唐太宗的一些不良行为，给“贞观之治”投下一层阴影。但从总体上看，“贞观之治”是值得称道的封建治世。在对“贞观之治”称颂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贞观之治”的出现是不是带有偶然性?它的出现，又说明了什么?

纵观中国古代史，可以说，“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一些基本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首先，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后，出现好皇帝，出现治世，几乎是一条规律。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出现了西汉初的“文景之治”。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出现了唐初的“贞观之治”。宋高祖、明太祖、清康熙年间，都曾出现过类似“贞观之治”的封建治世。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的恶性膨胀，最终导致自身覆亡的倾向，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本身，没有可以有效限制皇权恶性发展的力量，唯有农民大起义，是可以有效制约它的社会力量。农民大起义后，往往能使封建统治者清醒一阵子，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而产生畏惧心理。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这在主观上是为了统治阶级自己，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的恢复发展与进步。唐太宗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不久当上皇帝的。农民起义的力量巨大，隋亡的殷鉴不远，使他常怀畏惧。纵观他一生尤其是贞观初年的言论，几乎口不离一个“怕”字。“怕”什么?就是怕惹怒了广大农民，把自己送上隋炀帝国亡身丧的道路。因此，他念念不忘要“居安思危”，要“以古为镜”。他说：“秦始皇算得上一代英雄，干了平定六国那样大的事业，也才仅仅保全了自身，传到儿子手中，就失国而亡了。历史上的桀、纣、幽、厉等帝王都自身丧亡了。我想到此，不得不害怕。”又说：“看看近代的帝王，有的传位10代，有的只是一两代，还有的是一身得又一身失，我因此而常怀忧惧。”他还对自己的太子说：“船好比是国君，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起船，也能掀翻船。你刚作太子，难道还不害怕吗?”“当皇帝的，你有德行，百姓就拥戴你，你没有德行，百姓就会抛弃你，真可怕呀!”贞观时期一系列使民休养生息的内外政策，就是在这种“畏民”的思想支配下制定和实施的。

其次，唐太宗根据隋朝覆亡的具体原因和特征，非常注意研究总结“君道”。隋朝的覆亡与秦朝的覆亡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或特征，就是二者都不是亡于土地兼并等封建社会常见的经济规律作用，而是亡于皇帝个人的残暴所引起的农民暴动。也就是说，没有注意皇帝个人的自我约束，没有掌握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治国大道、为君之道。贞观初年的魏征在给太宗的奏疏中，对此说得很清楚：“隋朝统一天下，军力强盛，30多年间，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被百姓抛弃，就为别人所有了。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天下大治、百姓安宁、国家长久，故意要实行夏桀一类的暴政来促使自己夭亡吗?显然不能这样说。只是他一味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不考虑后患。他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的美女，寻求远方的珍宝。宫室苑囿装饰华丽，楼台亭榭构筑峻伟，征发徭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献媚进谗的人得到福禄，忠诚正直的人不能保全生命。上下之间互相蒙蔽，君臣间的礼义互相背离。百姓不能忍受这种暴政，起而反叛，国土分崩离析。于是，一个全国至尊的皇帝，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这能不痛心吗?”对此，唐太宗当然是十分在意的，故他一再强调，为人君者，要讲究“君道”，而“君道”的内容与原则，是非常丰富的，唐玄宗时大臣吴兢编撰的主要记录贞观时期君臣言行的《贞观政要》，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君道》，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对“君道”的研究与总结，成为“贞观之治”的纲领性指导思想。

再次，隋炀帝本身的一些不良暴行，使唐太宗有一个直接的反面教训。有人曾有疑问：西汉初年与唐朝初年的历史条件相似，两朝统治者都注意总结前朝的惨痛教训，但为什么唐太宗的很多特点，如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坚持法制，开明的民族政策等等，在汉高祖、文帝、景帝身上或者并不突出，或者付诸阙如呢?显然是因为，隋炀帝比秦始皇具有更多的反面教员的特点，如拒谏饰非，猜忌臣下，对人民的残暴，穷兵黩武等等，都尤为突出。唐太宗只要能反其道而行之，即是正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隋炀帝，就没有唐太宗；没有隋炀帝的“大业”，就没有唐太宗的“贞观”。

此外，唐太宗本身的品德修养，也是形成“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尽管他晚年有许多不良行为，但可以说瑕不掩玉，功大于过。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与臣下探讨自己成功的原因时，总结了五条：第一，自古帝王多嫉妒才能胜过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的长处，像看到自己的长处一样高兴；第二，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十全十美，我往往能弃其所短，用其所长；第三，有的帝王爱贤者恨不得抱入怀中，恨不肖者恨不得推入沟壑，而我对贤者很尊敬、重用，对不肖者也很可怜他，使两者都能各得其所；第四，自古帝王多厌恶正直之士，或者公开杀害，或者暗中杀害，而我从即位以来，正直之士，比比皆是，我不曾罢免一个人，也不曾给一个人治罪；第五，自古帝王皆看重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我能做到一视同仁，一样爱护关怀，所以他们都来归附。次年（648年）春天，即唐太宗逝世的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12篇，并把自己所做的错事一一说给儿子听，要他以古代圣贤为师，不要效法自己。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即将盖棺论定之际，给接班人剖腹掏心地讲明自己的过失，希望能引以为戒，这种品质，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正是尽管他晚年有错，但人们都承认他是功大于过，并没有使“贞观之治”完全失去光彩的重要原因所在。空前绝后的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空前绝后的一位女皇帝。多少年来，人们对这位女皇的是非功过，评说不一。客观地分析一下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她是一位极富进取心和创造性的人物。在她身上，既有封建时代男性帝王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也有男性帝王所无的优点和缺点。而史无前例的“武周革命”，与其说是断送了李唐江山，不如说是奠定了李唐王朝盛世的基础。

在陕西乾县，有一座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在乾陵朱雀门外东西两面，各有一座大石碑。左边的叫“述圣记碑”，为颂扬唐高宗的文治武功而立，上刻有武则天撰文、唐中宗李哲（即李显）手书的8000余字，详述了高宗的功德。右边的，为武则天而立，虽然高、宽等规格与左边之碑大致相同，但未刻一字，故称为“无字碑”。多少年来，每当人们来到“无字碑”前时，就会对这种“有碑无字”的现象做出种种猜测，对“无字碑”的主人——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充满了好奇与疑问。那么，武则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武则天出身于宦家寒族。曾在唐太宗时为宫中才人，但终未得宠。唐高宗即位后，二度进宫。她凭着自己的容貌与才智，利用宫中后妃之间的矛盾，以残忍狠毒的手段，战胜对手，当上了皇后。在高宗因病倦于朝政的情况下，她把持朝政，排除异己，连废四子，镇压反抗，终于当上了皇帝，这在当时是空前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正月二十三日，武则天诞生在唐朝开国功臣武士彟家中。她是武士彟与其继室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据传说，武士彟当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督时，夫人杨氏到龙潭边玩。忽然潭中跃出一条金龙，与她交欢，杨氏因此有孕而生下武则天。又说，武则天还在襁褓中时，当时有名的相术大师袁天纲为武士彟一家看相，见武则天长得“日角龙颜”、“神色爽彻”，大为惊奇，曾断言“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这些迷信传说，当然是后人对武则天当皇帝的附会，但也表明武则天的相貌天资，非同一般。

武则天的父亲虽是唐朝功臣，但原本出于富商。在唐太宗编定的《氏族志》中，不列武氏。少女时代的武则天，一方面可以宦游于荣华富贵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难免遭受寒门根底所要承受的鄙视与攻击。贞观十一年（637年），当唐太宗听说武则天貌美色丽，要召入宫中为才人（后宫中最低级的女官）时，其母杨氏非常担忧，女儿武则天却说：“见天子说不定是福气呢，何必悲伤?”

入宫后的武则天，被唐太宗赐号武媚，人称媚娘。媚娘虽媚，但在唐太宗面前，并未得宠。据说，当时宫廷中盛传天象谶语，说唐朝三世之后，会由女主武王当朝。唐太宗心存疑忌，想把与谶言相似的女子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太史令李淳风加以劝止，认为人力不可挽回天意，弄不好会招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唐太宗虽然因此而作罢，但自此对武姓女子不无忌恨。故武则天14岁进宫，在宫中呆了12年，没有生育，也没有晋升，基本上是在半幽禁的生活中度过青春的。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驾崩。这年武则天已26岁，被削发为尼，送进感业寺，空守青灯梵钟。次年，即唐高宗永徽元年，唐太宗周年祭日时，高宗李治来到感业寺进香。李治在当太子时，曾在王皇后那里见过武媚娘，并且一见钟情，据说二人私下恋情甚深。这次在感业寺进香之中，又见到媚娘。旧日的恋情，如今美人的哀容，使高宗大为感动，决心再迎媚娘还宫。恰巧这时王皇后与肖淑妃争宠，为离间高宗与肖淑妃的关系，王皇后也力主接纳武则天入宫，并让武则天蓄发等待。时隔不久，高宗不顾当时的礼教佛规，毅然将武则天接入宫中。武则天二次入宫后，深得皇帝和皇后的喜欢，很快晋升为昭仪（正二品），位于九嫔之首，仅次于皇后和四妃。

武则天并不满足，她的第一个目标，是取代王皇后。凡后宫中与皇后不好的人，她都竭力拉拢，安插在她的周围，以为自己的耳目。她先利用王皇后与肖淑妃的矛盾，联合皇后攻倒淑妃。接着，把矛头指向王皇后。王皇后因生理问题，不能生育，武则天偏生下4男2女。大约在永徽五年（654年）初，武则天第二胎生下女儿，很讨人喜欢，王皇后也去看望，逗弄一番，在皇帝要来之前走了。武则天趁无人时掐死亲生女儿，然后轻轻盖好被子。不一会儿高宗进来，要看爱女，武则天佯装欢笑，一同来到床前，掀开被子，看着女儿的尸体，放声痛哭起来，高宗十分震惊，忙问有谁来过，侍女回答王皇后刚走不久。高宗断言是皇后亲手杀了他与武则天所生的女儿，武则天又乘机进谗，哭诉自己受的种种“委屈”。高宗本就对王皇后不能生育很不满意，遭此变故，就下了废王立武的决心。

围绕皇后废立问题，宫廷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坚决反对废王立武，理由之一就是武则天出身卑微，又曾侍奉过先帝太宗，立为皇后与礼不合，且有损高宗名声。褚遂良因此被贬官。但高宗几次动议，都没有获得重臣支持。正在这时，开国功臣李勣说了一句“这是皇帝的家事，用不着去征求别人的意见”，等于助了武则天一臂之力。武则天又指使追随自己的臣僚散布言论，如许敬宗就在朝廷中散布言论说：“种田的农夫多收几十石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是贵为天子，这算得了个什么事!”于是，高宗决定册立武则天。

永徽五年（654年）十月十三日，高宗下诏，废皇后王氏、淑妃肖氏为庶人；十九日，诏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一日，由司空李劫主持，举行册立皇后大典，31岁的武则天，身着皇后礼服，昂首登上肃义门，李勣、于志宁献上玺绶，率领百官朝拜，开创了百官朝拜皇后的先例。

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唐高宗李治因患风疾，对朝政有所倦怠，武则天顺势把握朝政，并为登上皇位开辟道路。

当时对武则天心怀不满的朝廷元老大臣不少，尤以长孙无忌为最。显庆四年（659年）春，武则天授意许敬宗编造朋党案，将长孙无忌牵了进去。唐高宗不得不将长孙无忌流放黔州（今四川澎水），后被许敬宗逼令自杀。受此牵连的宰相于志宁免官，柳奭、韩瑷不久被杀，来济被贬往新疆一带，长孙、韩、柳、于等家庭成员几十人，或杀或流或贬。反对武则天的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摧垮。与此相应，效忠武则天的李义府、许敬宗等人被提升为宰相。唐高宗因对武则天的这一做法不满，与宰相上官仪密谋废后，武则天获此信息后，对高宗软硬兼施。高宗不得已将上官仪抛了出来，武则天当即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与废太子李忠图谋不轨，将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芝下狱处死，籍没家属，尚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儿——上官庭芝之女，也随母一起没入宫中为婢。上官婉儿天资聪慧，后来反成了武则天的心腹笔杆。

自此，高宗对政事愈加倦怠，武则天协助高宗理政，形成“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的局面。朝廷内外，称皇帝、皇后为“二圣”。

但武则天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加紧攀登皇位的准备工作。先是命人修订《姓氏录》，将武姓列入第一等，以改变太宗时期《氏族志》不列武氏而给自己造成的不利的出身地位；接着，在唐高宗决定封禅泰山时，取得以皇后身份继皇帝之后升禅坛主持亚献的殊荣，进一步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和名望。与此同时，让以修撰为名召入禁中的文人学士，从北门即玄武门出入禁中，参与朝政，时人称为“北门学士”，以此分割宰相权力。在上元元年（674年）进号“天后”时，又“建言十二事”，均具有政纲性质，都以皇帝诏令实行。

但在皇后与皇帝之间，还有“太子”这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栏杆”。武则天先后生有4子，依次为李弘、李贤、李显（又名哲）、李旦（又名轮）。武则天先是鼓动高宗废了并非自己所生的太子李忠，立自己的长子李弘为太子，后发现李弘不便驾驭，便毒死了李弘。又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学问才名很高，深得众望，唐高宗还特意给他配了得力的宰相班子。武则天惟恐大权旁落，设法将李贤废为庶人，在迁往巴州后，又派人杀了李贤。在两位太子被废后，立三子李显为皇太子，李显为太子期间，弘道元年（683年），56岁的唐高宗逝世，遗嘱皇太子即位。李显即位，号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以裴炎为宰相。一次，中宗在裴炎面前提到想让自己的岳父韦玄贞当宰相，裴炎不同意，中宗便说：“我就是把天下都给了韦玄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这话传到武则天耳中，中宗当皇帝不到两个月，便被废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中宗废后，武则天又把自己最后一个儿子李旦扶上皇位，即唐睿宗，武则天吸取教训，不准睿宗参与政事处理，自己临朝专政，准备改朝换代。她把东都洛阳改为神都，预备作为登基后的京师，追尊武氏家族的五世祖先，更改唐朝百官名称。

正在这时，原先被武则天贬黜到柳州的柳州司马徐敬业等人，公开打出反武旗帜，聚兵10万，由骆宾王作《讨武曌檄》，布告天下，讨伐武则天。但由于徐敬业等人进军策略有误，起兵不到40天，即被镇压下去。在这次平叛期间，宰相裴炎曾乘机要挟武则天还政睿宗，武则天将裴炎斩首，并对宰相班子进行了大调整。随后，竭力渲染秉承天意的神秘气氛，为登基大造舆论。其侄子武承嗣指使雍州人康同泰献白石，上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字样，诡称得自洛水。武则天高兴地将白石命名为“宝图”，表示要亲拜洛水，受宝图。心惊胆颤的睿宗皇帝也趁机讨好，率群臣上尊号“圣母神皇”，并制作了执掌国柄象征的神皇之玺（即玉印）。

“神皇”之号表明武则天离正式戴上皇冠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李唐宗室不甘眼巴巴地看着江山易姓。垂拱四年（688年），唐高祖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首谋起兵，打出“迎还中宗”的旗号，其他一些李唐宗亲也先后响应。武则天毫无畏惧，果断地调兵遣将，将这次反抗镇压了下去。

两次武装反抗被镇压，武则天登上皇位的道路彻底打通。永昌元年（689年）元旦，在薛怀义督建的万象神宫（即明堂）举行盛大的祭典活动，武则天堂而皇之地为初献，皇帝和皇太子只能悄悄地跟在后面为亚献、终献。在这样重大的礼仪活动中，武则天成了“初献”者，向世人再明白不过地表明江山谁主沉浮了。

当然，在正式登基之前，还要像前代故事一样，来一番“劝进”的表演。于是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父老百姓900人上表请改唐为周，文武百官、和尚、道士等6万余人也跟着上书，表示拥护改唐为周，各地报送种种改朝革命的“祥瑞”。就连睿宗皇帝，也急忙上表请求赐武姓，以独尊武氏一主。

天授元年（690年）的重阳节（九月九日），67岁的武则天登上则天门楼，宣布大周王朝正式成立，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名副其实的“女皇”。她自号“圣神皇帝”，以十一月为岁首，改旗帜尚赤，改元“天授”，表示她的皇位是上天所授。从此，武周王朝代替李唐王朝达15年之久。史称这一改唐为周的事件为“武周革命”。

曾在太宗面前以“驯马三策”表现出阴狠刚烈性格的武则天，深知她那个时代“女主临天下”的不易。在争取皇位的过程中，以及在取得皇位后的一段时期内，她实行了比一般男性帝王更为严酷的统治方法，因而受到时人和后人强烈的谴责。

据说还在唐太宗后宫当“才人”时，武则天就表现出阴狠刚烈的性格。当时宫中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骢，性情暴躁，谁也不敢骑它，也不曾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这匹马，但需要三件东西，唐太宗问她需要哪三件东西，武则天说：“我要一条铁鞭，一把铁锤，一只匕首。马不听话，我就用铁鞭抽它；再不听话，我就用铁锤锤它；还不听话，我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咽喉。”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要当上皇后，虽然很难，但还是可能的，因为性别就是基本条件。若一个女人要当上皇帝，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皇帝，则不仅很难，也是为封建礼教所不允的，因为性别就是基本的限制。武则天当然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她争取皇位的过程中，以及在取得皇位的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采取一些比男性帝王更为严酷的统治方法，以类似她当初说的“驯马三策”的办法驾驭臣下。

在她争取皇后位置的过程中，以狠毒的手法将王皇后和肖淑妃逐出后宫，幽禁在别院，在被幽禁的昏暗的小房子中，只留下一个传递食物的小孔，不准与任何人接触。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宗李治看到了自己从前的后妃的悲惨处境，突然萌发同情之心，答应想办法恢复二人的自由。李治的许诺马上被武则天得知，武则天命人将二人各打100棍后，砍掉手足，投入酒瓮中淹死，据说肖淑妃临死前，大骂武则天，并发誓来生她要为猫，武则天为鼠，经常咬断武鼠的咽喉。武则天因此而不让宫中养猫。

正式登上皇帝宝座的前后，朝廷内外潜在的反对力量很多，武则天如坐针毡。这时，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奉献“良策”，建议在朝堂上设置铜匦，即检举箱，收受天下投书。武则天接受建议，诏令铸造4个铜匦，分别涂上青、丹、白、黑之色，青匦置朝堂东，称“招恩”；丹匦置朝堂南，称“招谏”；白匦置朝堂西，称“伸冤”；黑匦置朝堂北，称“通玄”。并命令正谏大夫为知匦使，侍御史为理匦使，受理天下告密文书。这项措施表面上看是为了广开言路、通达下情，实施中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最要紧的，是想借此途径发现和掌握异己分子的活动，以便及时清除。为了方便告密者，武则天下令各州县，凡欲进京投书告密者，沿途给予驿马和五品官待遇；告密者不分贵贱，一律接见，告密属实者擢官赏赐，不实者也不追究。一时间，四方告密者蜂拥而来，进京投书铜匦，络绎不绝，为武则天清洗异己分子提供了许多线索。

实行告密制度期间，武则天又物色到了一批酷吏。在后来的唐中宗诏令列举名单中，共有27名，大都出身无赖，性情残忍，专以告密陷害为能事，各有一番作为和“贡献”。其中最为厉害的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来俊臣和另一名酷吏专门编写了一部告密专著《罗织经》，作为培养酷吏的教材。武则天放手任用这些酷吏。让他们给自己充当鹰犬和刽子手。

古代人物这些酷吏在审讯被告者时，创造发明了许多颇有“创意”的酷刑。如用绳索紧缚犯人的腰部，将绳端固定在架上，叫犯人向前迈进，随着前进，勒在腰上的绳索愈来愈紧，前进到一定程度，连肠胃都会扭断，这叫“驴驹拔橛”；如果犯人不肯招供认罪，就将犯人手脚捆绑起来，像陀螺似地在地上旋转，这叫“凤凰晒翅”；让犯人跪在碎砖瓦片上，高举双手，托起重物，手上沉重的压力会使瓦片碎砖刺人胫骨，这叫“仙人献果”；在很高的地方，放一根木条，令犯人站在上面，用绳索捆住腰，慢慢向后拉，即使没有惧高症的人，也会因恐惧而发狂，这叫“玉女登梯”；将犯人倒吊起来，在头发上拴一块大石头，犯人的脸和脖子很快就会浮肿，不久耳洞和鼻孔开始流血，再健康的人也会气绝，这叫“犊子悬车”，等等。此外，还有“十大枷”，分别叫“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魂魄”、“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这些骇人听闻的酷刑，常常使囚犯“颤栗流汗，望风自诬”。

武则天实行告密制和任用酷吏，主要对象当然是与自己作对的李唐宗室和元老大臣。垂拱四年（688年），李唐宗室起兵失败后，高祖李渊、太宗世民的子、孙、女、婿10余人被贬、流、杀。太宗第十子贝州刺史李慎因被告与越王李贞交往过密，两人及其子孙多人被诛杀。永昌元年（689年），连州别驾、鄱阳公李（高祖之孙）秘密策划去庐陵迎立中宗李显，事情泄露后，李与太宗的孙子李炜等12人被杀，天宫尚书邓玄挺是李岳父，也以知情不报罪被杀。载初元年（690年），武承嗣指使酷吏周兴捏造谋反罪，诛杀高宗第四子李素节及其9个儿子，高宗第三子闻讯惊恐之下，自杀而死，其子7人也被杀。同年，又杀高祖第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21人，诛其亲党数百家。至此，李唐宗室几乎被杀尽。武则天也就顺顺当当地在这年（690年）登基称帝了。

在杀戮李唐宗室的同时，又防范与诛杀元老大臣。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称，武则天在位前后，诛杀的大臣有裴炎、刘祎之、邓玄挺、阎温古等数十人；诛杀的大将有程务挺、李光谊等数十人；诛杀的庶僚则有周思茂、郝象贤、薛等数百人。在大开杀戒之中，无辜受害者很多。如酷吏万国俊等六道杀流人使，分赴岭南、剑南、黔中、安南诸道按问流人，万国俊将岭南300多流人全部杀掉，刘光业杀900多人，王德寿杀700多人，其余少者也不下500人，殃及无数百姓。

当然，武则天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君。她赏告密，用酷吏，杀李唐宗室和元老大臣，目的是为自己登基和巩固皇位。一旦皇位到手，并且觉得基本巩固后，就不再那样地热衷于酷吏政治了。因此，她在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之后，也任用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执法平允的良吏，并予以保护，以平衡政局。为了缓和政局，她还有意让酷吏自相残杀，或将他们抛出去，受到应有的惩罚。如广为流传的“请君入瓮”的故事，就发生在当时。周兴以制造“谋反”冤狱而臭名昭著，后被人告以“谋反”罪。武则天命另一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受命后，邀周兴宴饮，酒过三巡，来对周说：“弟有一案，罪犯不肯承认，不知有何办法?”周兴随口便说：“这还不好办?取一大瓮，四周架上炭火，把犯人置人瓮中，还怕他不认罪吗?”来俊臣即刻命人抬来大瓮，四周点起火，躬身对周兴说：“有人告兄谋反，请兄入此瓮。”周兴听了，面色苍白，俯首认罪，流放途中被仇家所杀。酷吏索元礼，以告密起家，数千人丧于其手，武则天为平民愤，也将他杀了。酷吏来俊臣，因为诬告武氏诸王等谋反，后被反控，下狱处死，仇家纷纷前往，剥其皮，剐其肉，挖出眼珠，剖腹取心，踏成泥浆。武则天听说此状，顺势下制书，历数来俊臣的罪行，加以灭族罪。并从此不再专用酷吏，政治趋于缓和。

武则天颇懂治国之道。她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使用，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继续推行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各项制度，并取得成效。在对外关系方面，处理得也较为妥当。在她当政时期，除了宫廷内部的倾轧外，社会基本上是安定的，称得上是“治世”。

武则天深知为政之要，在于用人。在她当政期间，注意从实际需要出发，广泛选拔人才，为己所用。

据传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代为起草《讨武曌檄》。骆宾王一生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文章极为精彩，但多悲愤之辞。武则天看完这篇文笔精彩却又极尽谩骂攻击之能事的檄文后，丝毫没有动怒的样子，反而着急地询问作者是谁。当得知是骆宾王所写时，感慨地说：“这样的人才使之流为叛逆，这是宰相不善选用人才之过。”她意识到天下还有许多类似骆宾王式的人才被埋没着，得不到发现和使用。次年，便下诏，允许群臣百姓自举为官。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举动。

在她当上皇帝的同一年，即天授元年（690年），她曾亲自在洛城殿考试应科考的贡生，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在她当政期间，创行科考中的“糊名”制度，使评卷人不能了解答卷人的姓名，以杜绝徇私舞弊。又开设“南选”，目的在于使岭南偏远地区的人才不致被埋没。其后，又在科考中专设“武举”科目，选拔有武艺的人才。同时，她令存抚使10人分巡诸道，荐举本道人才，并亲自召见，一律让这些被举荐的人试做某官，称为“试官”，相当于后世的“见习”，以便在实践中培养人才。

由于武则天重视广泛选用人才，尤其是通过科举途径选拔人才，因此在她当政的50多年中，科举制度获得较大发展和完善。据统计，这时期共录取进士千人以上，平均每年20多人，比贞观时期增加一倍以上，成为科举史上重要的奠基阶段。当时朝廷上下，人才济济，尤其是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较多地进入仕途。而武则天又注意在大量人才中筛选出许多出色的治国能臣，如宰相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都是一代名相；郭元振、娄师德、唐休景、李汉通等，又都是一代名将。连宋代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则天太后虽常滥用禄位收取人心，但若是不称职的，就加罢黜，甚至诛杀。她善于运用刑赏权柄驾御天下，政令出自一人，能够明察善断，所以，当时许多英雄贤德之人竞相为她使用。”

对于有利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各项制度，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得到推行。从现存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残卷中属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资料看，仍明确记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及“口分田”、“永业田”等字样，说明这些制度仍在贯彻实施。

在发展经济中，武则天像前代统治者一样，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她在“建言十二事”中，把“劝农桑，薄赋役”列为第一条，并由高宗诏令全国施行。她把“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和“为政苛滥，户口流移”，作为升降地方官员的主要标准。她还组织她的“北门学士”编写农书《兆人本业》，颁发全国各地，以指导农业生产。在她当政期间，在今天的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四川、浙江、江苏、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兴修了大小不等的许多水利工程，最大的工程流经几个省，可灌溉农田9万多亩。

考古和统计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农业产量提高，储备丰沛，人口也呈上升态势。1971年，我国考古学者在洛阳发现了唐代的含嘉仓。这个仓包括290个仓窑，每窑藏谷50万斤，总共藏有580．34万余石粮食，从登记粮食的铭砖看，年代可考者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均为武则天当政时期。从文献记载看，长安四年（704年），大臣杨齐哲说，神都（即洛阳）帑藏储粟，积累多年，非常充实，淮海的漕运，不分昼夜在转运。两相印证，不是虚言。而这一时期的人口，也由高宗末年的380万户，增加到中宗即位时的615万户，3714万口，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这也是社会安宁、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对周边少数族的关系，总的来说处理得也较妥当。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则天一次给突厥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000件，铁器4万斤，成为民族关系史上的佳话。为了加强边防，武则天在西北边境建立行政机构，大量屯田，派驻军队。长寿元年（692年），她派遣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兵击退吐蕃的进攻，重新夺回高宗时失去的安西4镇。长安二年（702年），又设置北庭都护府，统帅昆陵、蒙池两都护，与安西大都护府分管天山南、北两路。在她统治期间，维护了边境的安宁和国家的统一。

除了酷政外，武则天当政期间还有不够检点的地方。她迷信佛教，晚年更是穷奢极欲，造成严重浪费。重用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等男宠，导引了后宫的淫乱之风。由于宠信诸武等人，在皇嗣问题上陷入两难困境。在忠于唐室的重臣的劝说与威逼之下，她不得不归政于李唐子嗣，成为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一代女皇。

从出生，到进宫，到当皇后，最后到当皇帝，武则天一生中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有意或无意的神秘色彩。她借助封建时代这些能够蛊惑人心的东西，为自己创造舆论环境；而这些封建迷信，包括佛教中一些迷信的东西，也因得到她和她的追随者的提倡而日趋兴盛。这些属于意识的东西，是要以物质的东西为底蕴的。武则天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教的虔诚，大兴土木，修建兴泰宫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登基之前，命男宠薛怀义督建明堂和天堂，每天动用民工数万人，在江南、岭南一带采伐木料，耗资以万亿计，整个府藏几乎为之耗竭，建筑物极其雄伟华美，后来薛怀义因武则天另有男宠而受冷遇，一怒之下，一把火烧掉了明堂，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

古代风景武则天早年在太宗宫中，颇受冷遇，当了高宗的宠妃和皇后时，床笫之间也曾欢愉。可惜高宗不久身患风疾，又在她50多岁时死去。寂寞难耐的武则天，需要有人在她身边承欢。这时，高宗的千金公主发现了薛怀义。薛怀义本名冯小宝，早年流浪在洛阳街头，以卖药为生，闯荡江湖，练就了健壮的身体，粗狂中不失几分英姿，千金公主在偶然中发现了这位壮士，留在自己身边试用后，把他献给寡居多年的武则天。小宝侍寝有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为了让他能自由出入宫中，专门将洛阳白马寺修饰一番，让小宝为僧入寺住持，改名怀义，赐以薛姓。薛怀义从此依仗武则天的宠爱，作威作福，升官至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封梁国公，在帮助武则天远征突厥和登上皇位之中，也多有功绩。薛怀义后来因有人告他谋反，被武则天秘密处死。这时年已七十多岁的武则天，仍是精力旺盛，需人承欢。她的女儿太平公主善解母意。又给她推荐了张昌宗，这位当时不过20岁的男宠，既善侍寝，又通音律，武则天非常满意，数日后即封张昌宗为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半月后，又推荐自己的哥哥张易之进宫，易之侍寝更有经验，武则天马上加官司卫少卿（从四品上）。在武则天近似溺爱的宠幸下，二张势力迅速膨胀，不仅在后宫恣意专横，而且干预朝政。当时朝廷中的当权者如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人，争先恐后献媚二张，争着为二张执鞭牵马，有如奴仆服侍主人一样。在武则天养男宠的导引下，当时的太平公主、千金公主以及上官婉儿等后宫女官，纷纷或明或暗效仿，有的为了方便起见，违犯祖制，在宫外修建住室，奢侈铺排，不避嫌疑，一时宫里宫外，淫乱之风盛行。

武则天改唐为周后，立即起用武氏子侄为宰相、将军，臣下有功者常赐以武姓，又免去天下武姓之家的田赋，追封武氏先人，上谥号，立庙宇。显然，她是想百年之后传位于武氏子孙的。一些钻营投机者，也乘机联名上表，请武则天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在长寿二年（693年）元旦举行的祭典大礼中，武则天初献之后，竞让武承嗣、武三思为亚献和终献，正儿八经的皇太子李旦尴尬地站在一边。这一切，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忠于李唐王朝的元老重臣们的反感与不满。狄仁杰、李昭德等几位有见识的宰相巧妙地一再提醒武则天：“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儿子，那么百年之后，可以永享儿孙的香火，若立侄子，则从未听说过侄子当皇帝为姑母立庙奉祀的!”一天，74岁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昨天夜里，我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了，你说这是什么征兆?”狄仁杰趁机借题发挥：“鹦鹉者，武也，即指陛下；两翼即指陛下的两个儿子。陛下若起用两位殿下，两翼不就复振了吗?”这时宰相吉顼也为武则天正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主意：你们俩专横跋扈，深为群臣忌恨，要想保全自己，唯一的选择，是参与立储大政，借枕席之便，劝说武皇复立庐陵王（即李显）为皇太子，这样将来可免于难。二张又怕又惊，听从吉顼之言，屡次在武则天枕边吹风，促使武则天作出决断。

在这两难之中，武则天经过再三权衡，决定派人把庐陵王李显秘密接回洛阳。当时的皇嗣李旦（李显之弟，即睿宗）知趣地请求退位，李显被立为太子。武承嗣眼看着到手的太子位易人，气闷之下，怏怏而死。武则天为防止自己死后，诸武与太子再度纷争残杀，曾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武姓子侄，宣誓于明堂，祭告天地，立下铁券，藏于史馆，让他们宣誓和平共处，使朝廷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也使武则天赢得了最后一段较为安定轻松的日子，赢得了死后的哀荣。

长安四年（704年）末，武则天病卧床上，累月不见宰相，身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侍奉，并“居中用事”，朝臣们心神不安，惟恐继嗣发生变故。次年正月，即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敬晖，右台中丞袁恕己等人，经过密谋后，发动政变，由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带领军队攻下玄武门，直奔武则天病卧的迎仙宫，张易之兄弟未及反抗，即被诛杀，随即二张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也被杀掉。病榻中的武则天被“请”下御座，让位于太子李显。政变次日，以武则天名义颁布制书，命皇太子李显监国。第四天皇太子李显正式即位，乃为中宗，李唐王朝再度重建。因张柬之等5人废周复唐有功，都被封为王位，史称这一日为“五王政变”。

“五王政变”后不到一年，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二日，82岁的武则天凄冷地死在上阳宫的仙居殿。临终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归葬乾陵（高宗的陵墓）；赦免王皇后、肖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瑷、柳奭的亲属。在她临下台前，已经赦免过一大批被酷吏陷害的人们，临终赦免的这一批，是她最早的、也是最后的一批冤家。临终遗嘱表明，这位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女皇，最终还是回到正统的封建之道上去了。因而也使她成为既空前，又绝后的封建社会的唯一女皇。

虽然武则天临终时嘱咐儿子李显在陵前树碑而不立传，但时人和后人对她的评价并未因墓碑无字而稍有停缓，尤其是对她不择手段登上皇位，酷吏杀人，重用诸武，变更官制、文字，以及个人私生活方面的问题，多所指责。但客观地分析，武则天不失为一位卓异的女性，一位给后来盛世奠基的女皇。

神龙二年（706年）正月，武则天的灵柩在唐中宗李显的护送下由洛阳运回长安，与唐高宗合葬在乾陵。她在临终前曾嘱咐儿子，可以为她立碑，但不须立传，从而留下千古猜测的“无字碑”之谜。对于这位在有唐290多年中，独自叱咤风云50多年的一代女皇，人们评说不一。纵观封建时代正统的史家评说，对武则天的贬多褒少，甚至有贬无褒。武则天在位时的一些政绩，可能也由此而有所遗载。今天，当我们站在封建立场之外时，可以对有些问题重新加以分析和认识。

武则天能不能当皇帝?这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也是解决其他争论不休的问题的前提。若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看，武则天是不能当皇帝的。因为封建时代的皇位，是嫡长子继承制，女性是不能沾边的。即使再有本事的女性，也最多当个皇后，或者手握实权、没有皇帝称号的幕后决策者。武则天之前有吕后，之后有慈禧太后，她们也都很有些本事，但只能当个事实上的“皇帝”，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正式的皇位。武则天则不然，她正儿八经地当了15年武周皇帝。仅就这一条，也就足以引起在她之后历代封建史学家、政治家的猛烈抨击。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封建立场之外来看问题，武则天能不能当皇帝的答案是肯定的。这里的关键，是看本人有没有相应的德才，不能简单地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来加以肯定或否定。鲁迅先生曾说：“武则天当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武则天当皇帝，实在有勇气，也给社会中的女性，带来了勇气。

任用酷吏，滥杀无辜，确是如此。这在任何时候、任何人身上，都是不能肯定的，对武则天当然也不能例外。但应看到，武则天之所以这样做，固然与她的本性残忍有关，同时也是不得已而行之。这就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主临天下”的不易与艰难。还应看到，武则天在任用酷吏的同时，也着意任用了狄仁杰等一批良吏，使政局保持了平衡。一旦政局稳固，她就对酷吏下手，不允许再行酷政了。更值得研究的是，武则天任用酷吏杀了那么多人，其中不乏冤魂屈鬼，但却没有动摇她的统治，说明她虐杀的主要是与她为敌的李唐宗室和关陇士族，在客观上抑制了士族势力，扶持了庶族势力，在统治基础方面可谓“失一得一”，故能保持统治基础的稳定。

重用武氏亲族及其他小人，也是事实。这同样与她追求个人目标时的“实用主义”有关。但同时也要看到，武则天对人才的重用程度，几乎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她在位时期通过各种途径，选拔了大量各类人才，后来协助唐玄宗创造“开元盛世”的重要人物，大都是在武则天时期选拔培养出来的。

武则天当皇帝后，曾别出心裁地制造了一些文字，如将山、水、土合在一起，以“埊”为“地”字；一、生合在一起，以“至”为“人”字；一、忠合在一起，以“恧”为“忠”字；千千万万的“季”为“年”字；口内八方的“园”为“国”字；改自己的名为“曌”（音zhào），取“日月当空”之意。另外，在她当政期间，中央官制屡次变更，机构名称时常更换，且大都别出心裁，有如“造字法”一般。这些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也反映出这位女性具有很强的“标新立异”的意识。文字与官制的变更，在客观上为后人断代提供了方便。

至于私生活的淫乱，也属史有明载，但不可苛求。在封建时代，男性帝王姬妾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们不以为非，女性皇帝养几个“面首”（即男妓）也不应过分指责。据说南朝时期，刘宋王朝孝武帝的女儿山阴公主，曾对做皇帝的弟弟感慨地说：“陛下在后宫拥有众多的美妃，而臣妾只有一个丈夫，这是否有点不公平?”孝武帝立刻赏给山阴公主男妾数十人。举这个例子，不是提倡男养女妾，女养男妾，而是说用男女平等的现代标准看，不能过分指责。清代史学家赵翼的看法，就比较公允：“（男性）皇帝富有四海，妃嫔常常有成百上千，太后（指武则天）既然当了皇帝，所宠幸的男妾不过几个人，实在用不着深加责怪。”

当代史学家吴晗先生对武则天的评价是这样的：

在唐代的历史上，唐太宗打下基础，接着是武则天时代，以后是开元全盛时代。武则天当权前后的50年间，生产发展了，土地开发了，人口增加了，疆土开扩了，文化提高了，和许多外国也有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还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开元时代的政治家都是武则天时代培养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武则天时代长期的巩固发展工作，开元盛世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走向全盛之时说起“开元盛世”，人们就会想到风流天子李隆基。的确，“开元盛世”在他当政期间出现，是与他的励精图治分不开的。但是，志满者易骄，贪色者易迷。聪明非凡、多才多艺的李隆基的一生，可以说是用莺歌燕舞和腥风血雨的双重笔墨，塑造了一个善始而不能善终的帝王典型。

一代女皇武则天死后，在宫廷几度喋血之中，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皇位。这位自命不凡的天子，选贤任能，发展经济，收复失地，在前代奠定的基础上，把隋末战乱后百年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巅峰阶段。可惜在他当政后期，志得意满，出现种种失误，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他本人也在郁郁寡欢的“太上皇”生活中离开了人世，李隆基自幼聪慧果敢，抱负不凡。他先与太平公主联手，佐父平定韦后之乱，成为皇储，继而受父之禅。在太平公主发动政变的危急关头，先发制人，粉粹政变。在宫廷几度喋血之后，掌握了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