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五斗米道

张鲁雄据巴汉与黄巾大暴动同时，在蜀郡，张修、张鲁也造作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东汉时期流行于巴蜀、汉中原始道教的一个流派，其创始人是沛国人张陵。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张陵之孙总道主张鲁为首领，主要活动于四川西部，完全按照其乃祖乃父（张衡）所贯彻的宗旨行事，将五斗米道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迷信在传播；另一支是以巴郡教区张修为首领，活跃于巴郡（今重庆市区）、汉中一带，他们在东方太平道的思想影响下，以五斗米道为工具，于中平元年（184）黄巾大暴动之后，也随之发动“叛乱”，攻占了巴郡、汉中相当大的一块地区。

汉末熹平、光和中，到处发生农民暴动，为了加强对各地“叛民”的镇压，汉灵帝把一些重要州的刺史改称州牧，选派有名望的宗室、列卿充任，以总揽一州的军政大权。中平五年（188），宗正兼太常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来到四川，在绵竹（治今四川德阳县北）建立起益州最高行政机关。刘焉和东汉朝廷中许多公卿大臣一样，冀图乘东汉“政治衰缺，王室多故”①之机，离开京师，到外面去占据一块地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政首领。因此，他一到绵竹，即迫不及待地实行“抚纳离叛，务行宽惠”②的政策，阴谋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

刘焉认为，四川的五斗米道势力和汉中的东汉政权是他“阴图异计”的两个重要障碍。于是刘焉首先对张鲁进行笼络，而张鲁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也想寻觅一个政治靠山，以确保其既得权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加之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家”③，刘焉利用这种关系，于初平二年（191）派张鲁为督义司马，并利用张鲁和张修之间的五斗米道关系，给张修以别部司马的名义，令其合兵进攻汉中。

张鲁在取得张修的合作后，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张鲁在武都入汉中的孔道上，“因即崤岭”，修了一个“周围五里，东临溶谷，杳然百寻，西北两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以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④的强固城堡，即后世所谓的“张鲁城”。在张鲁城不远处还有“张鲁治”、“张天师堂”等建筑。张鲁以此为活动中心，大肆传道，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中人民的支持下，张修和张鲁掩杀了东汉汉中太守苏固，消灭其武装力量。汉中部分地方豪强势力如赵嵩、陈调和顽抗的陈固等亦也消灭。从此刘焉便以“米贼断道”为借口，与东汉统治者断绝联系，利用农民武装力量割据巴蜀。

张鲁既是五斗米道世家、道主，又是广拥部曲的豪强。攻下汉中以后，他认为割据汉中的时机已到。初平二年（191），张鲁袭杀了张修，并收编了他的队伍。于是，他把自己的活动中心由“张鲁城”迁到南郑。兴平元年（194），绵竹大火，燔烧城府辎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刘焉徙居成都，疽发背死，其三子刘璋领益州牧。刘璋为人阊弱，张鲁骄恣，不肯承顺，刘璋杀张鲁之母及弟，因此，张鲁与之公开决裂，在汉中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割据政权。建安六年（201），张鲁派兵攻下巴郡，从此，他便成为一个占有巴、汉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刘璋屡次派兵攻打张鲁，皆为所败。赤壁战后，刘璋采纳别驾张松建议，遣法正请刘备人川。刘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⑤，使讨张鲁。

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张鲁控制下的汉中地区居民，都得加人五斗米道，即使“流移寄在其地者”⑥亦“不敢不奉”⑦。初入道者皆称“鬼卒”；入道既久而又笃信不疑者称做“祭酒”，“各领部众”。祭酒本是当时社会上对某些有地位人的尊敬称号，因而“各领部众”的祭酒乃是五斗米道中的上层分子；领有部众特多、在五斗米道中特权更大者，则称做“治头大祭酒”。张鲁的统治办法是政教合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⑧，即除在郡一级设太守府及其僚佐以外，郡以下的县，以及县以下的乡、亭等皆不设相应的官吏，而是“以祭酒为治”，使各级祭酒行使原基层官吏“治民”、“理民”的职能。祭酒既是宗教统治者，又是行政统治者，这样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要比单纯的行政统治更为牢固和有效。张鲁的汉中政权，按照《太平经》的设想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以下一些改良措施。

首先，初入道和治病者都得缴纳五斗米，作为祈祷费。此后鬼卒们要常年缴纳，“其供道限五斗米”⑨，使原来道徒的一种宗教性负担，扩展成为普遍实施的通供赋税。另据李膺《益州记》记载：“受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后生邪浊，增立米民。”这样种类繁多的实物贡赋，对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米民”，则是把一部分贫苦农民控制起来，从事专门的粮食加工生产，以供养张鲁政权的粮谷需要。在此基础上，张鲁命“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⑩。义舍中置有米肉，据说是供“行路者量腹取足”之用，如果取得过多，“鬼道辄病之”。既然汉中居民都得信奉道教，张鲁义以道教组织体系作为其政权形式，这种义舍显然是为张鲁传布政教命令而设置的一种机构。义舍和义米、义肉，并不包含什么“共同生活”的意义。

其次，张鲁对传统的刑法亦有所改变。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这说明对触犯法纪的人，还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只是在三次原谅之后，仍然坚持不改者，才使用刑罚。对于那些“有小过者”，则令其“治道百步”，可以免除其罪。这比旧的科条要减轻了许多。张鲁所以采取比较宽简的刑律，主要是为了安定巴汉地区的人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为他是了解东汉政府汉中政权怎样被当地农民推翻的。

再次，张鲁政权“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推行“其市肆贾平”⑥的政策，以发展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在汉末天下大乱，全国经济凋敝，城乡一片残破的情况下，即使要巩固局部地区政权，也必须做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否则都难免遭到覆灭的下场。曹操所以能够战胜群雄，统一北方，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能够认真去解决。他首先在许县实行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以后又逐步推广到其所占领地区，积累了较充足的军粮，最终才得以战胜袁绍，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张鲁吸取了曹操的成功经验，非常注意经济问题，加之汉中、巴郡地区战争较少，关西之民来奔者数万家，使这个政权有了一定的实力，即使拥有益州大一部的刘璋对之也无可如何。张鲁实施的“保境安民”政策，史称“民夷便乐之”，这是他能够“雄据巴、汉垂三十年”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东汉政府，已无力约束张鲁，只好给以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即汉中）太守的官位，承认了张鲁的割据。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从散关出武都进攻汉中，至阳平关，张鲁遣五官掾接洽投降，其弟张卫不肯，率领部众数万人拒关坚守，曹军不得进。曹军军粮尽，曹操准备退兵，部下郭谌以为不可。他说：“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偏师）可攻。悬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曹操犹疑不定。是夜天色昏黑，曹军迷惑，误入卫营，张卫以为被曹操大军包围，遂降。张鲁闻说阳平关已被攻破，将要“稽颡归降”，部下闫圃认为；“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归顺），功必多，”劝张鲁南人巴中，投奔巴酋杜濩，然后与曹操谈判投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在张鲁逃奔巴中前，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张鲁止之日：“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命人封藏完毕之后，才离去。曹操进入南郑，见宝货仓库保存完好，对张鲁很是嘉奖，遣人对之进行慰喻。张鲁本有降意，至此遂率领部众向曹操投降。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及闫圃皆赐封列侯。曹操还特为其子彭祖聘娶张鲁之女为妻，进行联姻，以示宠信。张鲁建立的巴汉政权，至此告终。

注释①②《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③《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

④《水经注·沔水篇》。

⑤《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⑥⑦《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⑧《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⑨《华阳国志·汉中志》。

⑩《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世语》。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董卓之乱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再度激化，一方面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又趋剧烈。

黄巾起义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加强镇压力量，扣平五年（188），汉灵帝接受刘焉的建议，先后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的官僚充任，于是州的长官叭只具有行政权，一变而为兼有领兵治民之权。这就给一些将帅和地方长吏以扩充军事实力的权力，出现州郡牧守擅兵局面，加速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灵帝为了加强防护京师的力量，在首都设置西园八校尉，扩建八支近卫部队，袁绍、曹操等七人被任命为校尉，各统一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兼为元帅，统帅其他七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归他统管，宦官同外戚、官僚士大夫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去，蹇硕欲杀死何进，拥立王贵人之子刘协为帝，独揽大权。为何进察觉，乃急引兵回营，蹇硕之谋未能得逞。于是何皇后之子刘辩得以继位。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何进素知宦官专权乱政，为天下人所痛恨，便与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等谋议铲除宦官。蹇硕疑不自安，作书与中常侍赵忠等说：“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指宦官），扫灭我曹。但以硕典重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阉，急捕诛之。”①何进同乡中常侍郭胜素亲何氏，他与赵忠商议后向何进告密。何进先发制人，命黄门令逮捕蹇硕处死，并接管蹇硕率领的禁兵，成为独掌军权的实力人物。

何进独揽大权之后，袁绍以窦武失败的教训劝他抓紧时机消灭宦官：“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②并告诫他不可轻易进宫。何进与袁绍定策，欲尽罢除诸宦官，并以其计报告太后。何太后因凭借宦官势力登上皇后宝座，她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不同意何进的建议，他说宦官统领宫中事务，汉王朝自开国以来，历来如此，怎可废除?何进无法改变太后成见，袁绍提醒何进，“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③。何进犹豫不决。

于是袁绍又建议何进多招四方猛将及各地豪杰，使其各自领兵入京，以胁迫太后。何进表示赞同。主簿陈琳认为“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④。尚书卢植亦言不宜召卓人京。何进皆不听，遂召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等进屯洛阳附近，向朝廷提出消灭宦官的建议。太后犹不从，何进之弟何苗亦劝进深思，何进意更狐疑。袁绍担心何进变计，乃威胁说：“今交搏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何为不早决之?事留变生，后机祸至。”⑤何进于是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以控制首都洛阳及河南地区军政大权。袁绍接受任命后，一面命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官，一面催促董卓等人迅速上路。直至此时，何太后才感到事机不妙，被迫罢免了张让等当权宦官，诸常侍、小黄门皆面见何进谢罪，听候处置。袁绍建议何进趁机一网打尽，何进不许。何进劝他们各回封国去享清福，宦官们不肯自动下台，秘密策划反扑。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临洮在西汉时为一防御羌人边陲重镇，地理形势甚是险要。当地人民长于骑射，习性勇武剽悍。董卓自幼生长在一个武官家庭，力大体壮，粗猛有谋，史称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鞋，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⑥。青年时尝游羌中，尽与羌豪相结，精通羌胡事，以健侠知名羌胡。东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随中郎将张奂共击汉阳叛羌，屡立战功，连升官阶，一直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后，董卓拜东中郎将，接替卢植率兵攻打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不久，又被任命为中郎将、破虏将军，随同车骑将军张温进攻金城叛将边章、韩遂。中平四年（187），韩遂与马腾联合向三辅进攻。董卓被朝廷任命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共同将韩遂、马腾击败。由于董卓在对西羌和韩遂、马腾作战中，壮大了凉州兵的势力，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以致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一是中平六年（189），东汉政府征他到朝廷担任少府（九卿之一），董卓以所部羌胡兵不听命令为借口，不去洛阳就职；一是当灵帝将死时，玺书拜他为并州牧，命他将兵权交与皇甫嵩，他再次抗命不遵，并带领部队驻守河东，以观时变。这次当他得到何进的召唤，他认为是篡权的好机会，立即引兵向洛阳进发，并上书请求惩办宦官张让等，“以清奸秽”。董卓还未到达洛阳，宦官张让、段硅等假传太后旨意，召何进人宫议政，事先使党羽数十人埋伏在官门外，当何进出官时，发动突然袭击，将何进杀死。张让、段娃等作诏书，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板，疑不肯信，日：“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何进首级掷地日：“何进谋反，已伏诛矣。”⑦何进部将和袁术等听说何进被害，领兵焚烧宫门，张让、段硅等见势不妙，慌忙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刘协及宫内官属数十人逃走。当他们逃至小平津（黄河重要渡口，在今河南孟津东北）肘，张让被逼走投无路，投河自杀。与此同时，袁绍等引兵将北宫门关闭，勒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斩首，共诛杀二千余人，有些无胡须的人也被当做宦官杀死。

当洛阳大杀宦官之时，董卓已率兵接近京城，远见火起，知朝中有变，乃引兵急进，天尚未明，到达城西，听说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少帝见到董卓带兵卒然来到，恐怖涕泣。群臣见此情景，对董卓说：“有诏却兵。”董卓早怀异心，怎肯听从，乃对群臣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⑧遂与少帝和陈留王，一起回到洛阳。

古代风水画鉴赏董卓领兵进入洛阳，恰好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来到，他劝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⑨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难。不久，何进及其弟何苗的一些部曲投归董卓，董卓又收买丁原的部属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兼并了他统领的部队，再加上他从凉州带来的三千人马，军事力量大大增强，董卓的野心也随之日益膨胀。他先后自封为司空、太尉、相国。为了削弱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他准备废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他同袁绍商议，袁绍持异议，董卓按剑怒叱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⑩袁绍勃然大怒道：“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说罢引佩刀长揖而去，座上公卿，见此情景，皆大惊愕。董卓新到洛阳，又因袁绍为世家，亦未敢加害。袁绍惧怕董卓报复，当晚奔冀州。董卓采纳部下周珌、伍琼建议，授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之弟袁术和曹操，不愿屈从董卓，也先后逃离洛阳，别图发展。

董卓掌权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欺世盗名，假惺惺地外示宽柔，起用党人名士做朝官，外放大臣为牧伯太守，平反陈蕃、窦武及诸党人冤狱，“以从人望”。他起用周璐、伍琼、郑泰、苟爽等，处以要职；其染党锢者如陈纪、韩融之徒，皆任为列卿。知名大儒蔡邕以前在宦官打击下，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日之间迁升三次，位至侍中。对其他方面有影响的人物，董卓也尽力笼络，如任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仙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对名将朱傍表面亲近而内心忌惮，董卓自为太尉，以朱隽为副，但不令其真正掌握兵权。

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刘协为帝后，以为天下安定，可以为所欲为，对人民一味掠夺残杀。董卓生性残忍，经常放纵士兵抢劫财物，掳掠妇女，使洛阳一带陷于一片恐怖之中。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遣兵至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当时正值百姓社祭，董卓士兵杀死全部男子，掳夺妇女、财物，将人头系在车辕上，诡称“攻贼大获”，高呼“万岁”。回到洛阳城内，将男子首级焚烧，将妇女赏给士兵为婢妾。董卓的种种暴行，激起人民的强烈怨恨。关东地区拥有武装力量的州郡长官，也乘机以讨伐董卓为名，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初平元年（190）初，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仙、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以及典军校尉曹操等联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是时，黄巾余党郭太等率十余万众，再次起事于西河白波谷，转攻太原、河东等地，与关东军对洛阳形成夹击之势。董卓恐惧，乃鸩杀弘农王，准备迁都长安，召集公卿会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不同意迁都长安，在朝廷上争论没有结果，伍琼、周璐又力谏不可。董卓大怒，下令将伍、周二人斩首，黄琬、杨彪降为光禄大夫，决定挟持汉献帝西迁。在临行前，董卓下令将洛阳宫殿、官府全部烧毁，二百里内民居洗劫一空，荡然无存。他强迫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西迁，一路上老百姓在军队的践踏和抢掠之下，死伤很多，由于粮食缺乏，因饥饿而死者也为数不少。董卓还命人挖掘皇帝及公卿陵墓，盗取珍宝。董卓的倒行逆施，不仅使洛阳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也使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洗劫，大批书籍及文物损毁殆尽。

迁都长安后，董卓授意天子拜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他将从洛阳等地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积藏在郿坞，城墙高厚皆七丈，号日“万岁坞”。董卓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他大封亲戚为官，“宗族内外，并居列位”与此同时，董卓大肆诛杀异己，“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弄得“百姓嗷嗷，道路以目”⑩。一次，董卓去郿坞巡行，命公卿百官在长安西门外设宴送行，董卓于坐中杀死数百降人助宴。被杀的人，先断其舌，次斩手足，然后挖去眼睛，最后投入滚烫的开水锅中活活煮死，与会公卿大臣有人被吓得遗失匕箸，董卓饮食自若。其凶残野蛮，以至于此!天下之人对董卓及其凉州兵恨之骨，够有诛灭之心。

初平三年（192），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中郎将吕布等，密谋诛董卓。吕布自从杀死丁原之后，成了董卓的亲信侍从，二人誓为父子。后来吕布因小事失卓意，险些被董卓用手戟刺死，吕布由此阴怨董卓，加以吕布私通宫中婢妾，心中益不自安，遂参与王允密谋，许为内应。四月，献帝有疾新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王允等乘机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带士兵十余人伪装卫士，守住宫门，等待董卓到来。董卓入门之后，李肃一戟刺去，董卓伤臂，堕落车下。他大声呼唤：“吕布何在?”吕布应声喝道：“有诏讨贼臣!”举矛将董卓刺死，接着又杀死几名董卓的亲信。吕布取出怀中诏版向吏士们高声宣布：“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吏士皆正立不动，“大称万岁”!长安城中百姓听到董卓被杀消息，纷纷“歌舞于道”，不少士女卖掉珠玉衣装，沽酒买肉，以相庆贺。

董卓死后，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共掌朝政。王允刚愎自用，不讲策略，许多过去被追依附于董卓的公卿大臣皆被处死。著名学者蔡邕，听到董卓被杀消息，表示惊叹，也下狱身死。董卓部下皆怀恐惧之心，王允也未能妥善处置，致使董卓部将李催（音决）、郭汜等相与结盟，集兵十余万，进攻长安，打败吕布，杀死王允。不久，董卓部将间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又展开了两年多的火拼，使长安及其附近的关中地区，成为厮杀的战场，居民逃散，行旅断绝，出现了诗人描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汉献帝徒具虚名，东汉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接着而来的则是关东军阀的更大混战，逐步形成了长时间的分裂局面。

注释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⑤《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⑥《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⑧《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注引《典略》。

⑨⑩《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