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道教的兴起

道教的兴起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形成于东汉末年。东汉王朝从和帝开始，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夺利争权，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给下层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当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身上。而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感到儒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稳定其统治。于是佛教转盛，道家复起，道教也趁机而兴，企图用一套宗教救世之方，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藉人心。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它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宗教迷信。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殷人尚鬼，故也重巫，如以巫咸、巫贤为相。春秋战国时期荆楚重巫，《楚辞》中即有很多巫觋古代风景画鉴赏降神的描述。楚文化的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当是道教的一个源头。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仙药可以长生不死，迎合上层贵族要求永享富贵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都醉心方术，派人入海觅仙求药。汉武帝宠信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终日梦想如黄帝一样飞升成仙。这些神仙学说和方术思想逐渐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其次，表现在它与道家哲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关系上。先秦与东汉道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不是宗教教派；《老》、《庄》等书是学术著作，不是宗教典籍。关于《老子》之被神学化以及老子何以被奉为道教教主，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说明。从时间上推断，应在东汉时期，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①。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这里所说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无关，而是以教主的形象出现的。

一种宗教要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拥有众多的信徒。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是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又提倡互助救困，能解穷民燃眉之急，因此对社会下层人民有较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为符篆派道教组织在民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167—189）所创立。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十余年间，发展徒众至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亦云：“太平道者，坚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主要在下层群众之间流行，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它的特点是人多地广，规模巨大，而领导集团有武装起事的预谋，传道的目的在于借用宗教外衣为起事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他们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口号，向封建朝廷实行造反，军队著黄巾，张角自称黄天，表现出黄老崇拜的特色。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反叛朝廷的起事，一时“八郡同时俱发”，“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③。后被东汉政府动员大军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

五斗米道也是中国原始的道教，它的开山祖师是沛国丰人张陵。关于张陵的事迹，史书记载极其简略。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记云：“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这是历史上关于三张传道世系的最早记载。另据《典略》谓：“汉中有张修，”“修为五斗米道。”张修死后，“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④。又《后汉书·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起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裴注引刘艾纪日：“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是历史上确有张修其人。陈寿在《三国志·刘焉传》中称：“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根据以上几条记载，五斗米道系张修在汉中创建，而后张鲁袭杀张修，取教权。以上两说均有所本，并志于此。

据《典略》，张修的五斗米道，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与太平道相同外，“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恩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日五斗米师”教权转入张鲁手中后，五斗米道的活动更加充实完备。《典略》说；“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亦谓：“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由于张鲁实行政教合一，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在汉末战乱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得以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余年，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张鲁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可见五斗米道的遭遇与太平道不同，它不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悲惨的下场，反而乘太平道被消灭之机向全国扩散，演变为天师道，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对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道书是《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在此之前，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⑤。据此，该书当是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玡宫崇“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⑥。今所存《太平经》残本，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如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反对穷奢厚葬；准许万民直言疾苦，使下情上达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些反映农民愿望的言论，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体不勤地剥削他人。《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不能让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经义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而且通俗透辟，感人肺腑，颇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古代风景画鉴赏《太平经》提出“太平”的社会理想，是该书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美好概念。书中解释“太平”为“太者大也，平者正也”（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48页）。太平世界是和谐公正安定的世界，“凡事皆能得其宜，帝王优游，盗贼无有，百姓无怨，颂声不绝”（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92页）。这种向往和平，反对战乱的思想，引起了当时广大群众的共鸣，对于汉末民间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易参同契》是稍晚于《太平经》的道教丹鼎派理论著作。它的中心思想，是运用《周易》揭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基本上是一部外丹经。书中主要讲述炼丹的用药、火候及服用效应等。该书文字古奥，语言含混，千余年来，学者反复研味，多方诠释，仍不能得其真意，甚至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家也慨叹说“无下手处，不敢轻议”⑦。然而，无论如何，《参同契》却推演出许多新的丹鼎学说，奠定了道教外丹学说的基本理论，被称为丹经之祖。

注释①《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③《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裴注。

⑤《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⑥《后汉书》卷三。下《襄楷传》。

⑦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黄巾大暴动东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宦官、外戚竞相专权，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安帝以后，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桓帝末年，司隶及豫州（今河南省）一带，“饥死者十四五，至有灭户者”①。尽管如此，豪族地主和封建国家压榨搜刮仍有增无减，官吏贪婪无厌，众多农民死于箠楚之下。因此，从安帝以来，农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接连不断，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历史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不下百次，至于各地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②，更是不可胜数。当时，农民中流传一首歌谣说：“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③反映了农民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但是继起的暴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终于形成了以张角为首的全国性黄巾大暴动。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疠疫流行。张角画符诵咒，以治病为名创立和传播太平道教，利用宗教，在农民中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活动。张角派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传道，受到农民的信任。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天下辐负（背着小孩）归之”④，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今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意。东汉王朝屡下“赦令”汉王朝的阴谋失败，又准备命州郡使用武力“捕讨”。司徒杨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张角的势力正在“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⑤，因此，他建议皇帝命令州郡地方官“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首领），’⑥，这样“可不劳而定”⑦。其后，侍御史刘陶等人也上疏灵帝，请求“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⑧，企图用收买手段，消弭起义。但是东汉统治者的上述对策，并没有得到实行。

在此有利形势下，张角加快了起义准备。他把道徒以“方”为单位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组织工作就绪后，张角等人“窃人京师，觇视朝政”⑨，深入了解东汉王朝的内部情况，最后决定于甲子年（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张角向道徒们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⑩的口号，向人民宣告东汉王朝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号，并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及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信号和攻打的目标。

中平元年（184）春，张角派大方马元义调荆、扬二州数万信徒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集中，配合京城及各地的起义。马元义多次到洛阳，联系宦官封胥、徐奉等人作内应，约定于三月五日内外俱起。但是，当此紧要关头，起义军中的叛徒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泄露了起义的全部计划。东汉政府下令搜捕，马元义在洛阳被捕牺牲，太平道的徒众一千多人遭到杀害；同时，又下令冀州官府逮捕张角等人。张角得知计划泄露，当机立断，他派人星夜驰向各方，通知信徒，立即举行起义。中平元年（1814）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黄巾军由张角统一指挥，向着东汉封建统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黄巾军在起义后迅速形成三个中心。一支是由张角三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一支是由波才领导的颍州黄巾军；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大暴动后，东汉朝廷十分惊慌，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驻都亭（洛阳附近），并分遣八都尉屯兵函谷、大谷、广成、伊阙、冁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险要关隘；又遣中郎将皇甫嵩、朱隽、卢植、董卓等率兵分头镇压起义。为了纠集豪族地主武装镇压起义，灵帝采纳中常侍吕强建议，宣布取消党禁，赦免党人。于是各地豪族地主纷纷起兵，与黄巾军为敌。当时朝廷中有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郎中张钧大胆向灵帝提出诛杀宦官，以谢人民的主张。他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搜刮）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可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昏庸的灵帝不但不采纳，反而替宦官辩护，结果张钧被宦官所诬杀。

起义前期，各个战场上的黄巾军均给予官军以沉重打击。张角领导的冀州黄巾军活捉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斩杀幽州刺史郭勋、太守刘卫，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并先后打败卢植和董卓率领的官军。当年三月，南阳黄巾军张曼成攻克宛城，杀死太守褚贡。四月，颍川、汝南黄巾军在波才、彭脱指挥下，打败朱隽，并把皇甫嵩的主力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一时之间，农民军声势浩大，官军被打得狼狈不堪。

本来形势的发展对黄巾军很有利，但由于农民军缺乏作战经验，波才的颍川军包围长社后，失去警惕，“依草结营”，给皇甫嵩以可乘之机。皇甫嵩乘风放火，对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皇甫嵩令军士皆手持一束燃苇登城，使锐士乘间突围，纵火大呼，城上举燎相应，嵩从城中鼓噪出击，恰在此时骑都尉曹操率领援军赶到，合攻黄巾军，义军因之大败，几万人遭到血腥屠杀。接着，波才军余部于阳翟，彭脱义军在西华，相继失败。之后，皇甫嵩调军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军领袖卜巳不幸被俘。朱隽一军则继续南下进扑南阳一带义军。

在南阳战场上，张曼成斩杀南阳太守楮贡后，在宛下屯驻百余日，军事上没有新的进展。同年六月，东汉政府派秦颉率兵向起义军反扑，张曼成不幸牺牲。黄巾军推赵弘为帅，队伍扩充到十多万人，将新任的南阳太守秦颉赶跑，再据宛城。朱波会同荆州刺史徐璎、南阳太守秦颉等地方军，合力围攻宛城。从六月至八月，义军粉碎官军多次进攻，坚守住了宛城，朱浅几乎被撤职。但黄巾军错过主动出击时机，坐使官军重新积聚力量扭转局面。赵弘在战斗中牺牲后，义军又推韩忠为帅，韩忠被杀，再推孙夏为帅，继续战斗。由于官军不断增兵，义军毫无后援。十一月，宛城陷落，孙夏率义军向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内的精山转移。朱洩乘机追击黄巾军，孙夏战死，黄巾军又有一万多人牺牲，南阳的黄巾军主力，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在冀州地区，起义爆发之后，张角首先率领义军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诸城邑。东汉政府派北中郎将卢植前往镇压。卢植开始虽然取得小胜，斩获黄巾，军万余人，但他虽倾尽全力“筑围凿堑，造作云梯”，一直未能攻下广宗。东汉政府无奈，只好又改派东中郎将董卓代替卢植去镇压，董卓在下曲阳与义军较量，又被张角一举击破。他围攻广宗三个月，广宗屹然不动。八月底，东汉政府调左中郎将皇甫嵩代替董卓，投入广宗战场。这时张角已病死由其弟张梁统率广宗义军。

“梁众精勇，嵩不能克”，皇甫嵩只得“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可是，在十月间的一场战斗中，由于义军疏忽大意，皇甫嵩“潜夜勒兵”，鸡鸣时进扑义军阵地。义军仓促接战，张梁阵前牺牲。与张梁一道战死的有三万多人，其余不甘屈服，投河而死者五万余人。同年十一月，皇甫嵩军又攻破下曲阳，张宝等十多万义军被杀害。残暴的东汉统治者对农民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因张角已先病死，竟棺戮尸，传首京师”，并在下曲阳城南积尸封土，筑为“京观”。这种野蛮的行径，并没能改变东汉统治者覆灭的命运。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镇压，但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中平二年（185），黄巾余众和各地饥民，又举起各种各样的旗帜，活动在黄河以北的原野上。据《后汉书·朱隽传》云：“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风、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蝤之徒，并起山谷问，不可胜数。”其中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黑山军首领张燕（即张飞燕，原姓褚，张牛角战死，改姓张）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发展成为百万人的队伍，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他们长期坚持抗击官军和袁绍割据势力的斗争。继黄巾军而起的暴动集团人数众多，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组织，各个集团分散行动，互不相属，因而不能集中力量，整齐步伍，向着共同的敌人进军。张燕虽与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但他并不能把各集团领导起来，而且他的反抗意识并不坚定，起事后不久，即“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被东汉政府任命为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

中平五年（188），当时分散在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并州的黄巾军余部，再次发动起义。如郭太起于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活动于太原、河东诸郡，抗击董卓的军队。同年十月，青、徐一带黄巾复起，声势巨大。徐州黄巾军为陶谦阻击后，攻破北海。北海太守孔融慑于起义威势，出屯都昌（今山东临朐境），复被起义军管亥所部包围，直到刘备兵到才解围。青州黄巾再起后，先后进攻泰山、兖州、东平等地，杀死任城相郑遂，兖州刺史刘岱，发展至百万人。曹操倾全力阻击这支义军，在寿张东与义军“昼夜会战”，被义军击败，济北相鲍信被杀。义军人数虽多，但妇女老幼等非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以上，军需供应全靠“钞略”补给，这就为其流动作战带来极大困难。初平三年（192）这支义军被曹操所收降，曹操简其部分精锐，组成“青州兵”，成为他后来统一北方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而黑山军在被东汉政府招抚后，后又“渐寇河内，逼近京师”，直至建安十年（205年）夏四月，才由张燕率领其众十余万人归降曹操。黄巾大暴动，至此宣告结束，但东汉政权，也被割据势力所瓜分，历史进入豪族混战的局面，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注释①《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②《齐民要术》卷三引崔宠《四民月令》。

③《全后汉文》卷四六。

④⑤⑥⑦《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赐传》。

⑧⑨《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

⑩《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后汉书》卷七八《宦官列传·张让传》。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

《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后汉书》卷七一《朱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