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班固修《汉书》



班固修《汉书》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西汉《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学名著。

古代风景画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郡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本传》称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之父班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问），想续写武帝之后，于是收集史料，写成《史记后传》65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决定继承父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久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因而下狱，后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

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宫内贮藏图书之处），不久迁升为郎，奉命续写《汉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完成《汉书》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参与谋议。在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封燕然山铭》，即为班固所撰。后窦宪以失势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古代风景画鉴赏死于永元四年（92），年六十一岁。以后和帝又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同郡马续补写《天文志》，终于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分为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终于刘玄更始二年（24），共记载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对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西汉历史，在史料来源上，多采自《史记》。但亦有所增补。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增加了《贤良策》、《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公孙弘传》增补了《贤良策》等文章。在韩信、楚元王、肖何、卫青、石庆及公孙弘等传中增加了一些史实。此外，还在《史记》材料的基础上，新立了一些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

梅花图武帝以后的史料则以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作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有关著述，作了大量订正，增强了史料的可靠性。班固还利用官府藏书，收集许多遗闻轶事，经过取舍剪裁，熔铸于书中，使《史记》缺漏的重要文献在《汉书》中得到补充。《后汉书》作者范哗肯定班固的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汉书》的体例也大体根据《史记》而小有改变，如改“书”为“志”，废“世家”，将“世家”并人“列传”。

《汉书》的精华在“志”。其十篇“志”，比《史记》的八篇“书”，内容详备，规模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均为班固新创。《五行》与《刑法》分别记载古代自然变异和立法设刑的情况。《地理》则叙述从传说的“九州”到西汉的地理沿革，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风土和物产，还记载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著作。《艺文》是综述各学科和学派的源流，记载西汉皇家藏书情况，是论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其他六志，如《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系统地记述了西周以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是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料。《沟洫志》续补《史记·河渠书》，详记黄河变迁与治河对策，所载西汉哀帝时贾让《治河三策》是极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律历志》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礼乐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机器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十志在八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志书规模，后来“正史”的志，大体依十志稍作增减。唐宋时期，志书体得到大发展，出现了《通典》、《通志》、《通考》等典章文献专著。《汉书》十志的创始功绩不可泯灭。

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任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吏的变迁情况，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后世《百官志》、《宰辅表》开辟了道路。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自此以后，用纪传体编纂的断代史连续不断，遂形成了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述罪戾。班氏史体最合古代文人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范文澜），《正史考略》）。而且除了“正史”外，还有一些编年体的断代史，如东汉末年苟悦的《汉纪》，就是将《汉书》的内容删略为编年体的史书。我国历史悠久，自东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史料，都能相当丰富而没有间断地保存至今，是与历代都有断代史的编纂分不开的。班固开创了断代为史的方法，是对我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当然断代史也存在着割断历史联系的缺点，这一点，过去的史学家唐朝的刘知几和宋朝的郑樵都曾指出过。

《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传中多载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此《汉古代风景画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司马相如、杨雄等的文章皆人本传。在古代书籍流传不易，不集中在大著述中是不易保存的，多载文章，亦有必要，后人以此相讥，不得谓之公允。又《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所作之注。到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缪补缺，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又作了《汉书补注》，征引繁博，成为《汉书》旧注的代表作。

《汉书》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虽然，《汉书》较之《史记》，有“文赡而事详”的长处，但是，就班固的历史观来看，却远不及《史记》进步。《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②，认为《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③，是降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在高帝赞巾义有特为刘邦编造的从尧开始的世系，企图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在《五行志》里还用大量自然变异现象附会政事，积极参加东汉的谶纬迷信，神化皇权活动。他还对农民起义领袖，对出身社会下层，对敢于反抗强暴的人物，力加贬斥，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里都改为列传。故晋朝傅玄在批评《汉书》时说“论国体则饰朝阙而折忠臣，叙事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④。《汉书》在思想方面比起司马迁的《史记》来，确是中庸、保守得多。

注释①《后汉书·班固传论》。

②《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③《汉书》卷一○○《叙传》下。

④《史通·书事》。

蔡伦改进造纸术关于造纸术的起源，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三国时文学家张揖及南朝史学家范哗为代表，认为东汉时，宦官蔡伦于公元蔡伦105年发明了纸。第二种意见是以唐代书画鉴赏家张怀瓘（音欢）及宋代一些著作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汉初年即已有纸代简，至东汉蔡伦时所造之纸精工于前世，故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近代考古发掘实践证明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汉烽燧遗址掘出一块麻纸，其年代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他根据这一考古发现，认为在蔡伦之前一百五十多年已有纸。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逐步发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古墓遗址出土一批文物，清理文物时发现青铜镜下有麻布，布下有纸，均带铜锈绿斑。

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专家鉴定该纸为早期麻纸。以后1973年，1978年，1979年，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内蒙、陕西、甘肃等地区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蔡伦前古纸，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的造纸术起源提前了二百年。

那么，这是否意味抹杀蔡伦的作用和贡献呢?否。蔡伦的作用在于：（一）他总结了前代和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和经验，组织生产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二）他倡导并主持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大了造纸原料。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但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技术革新者。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东汉明帝永平（58—75）末年，他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太监，章帝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①。蔡伦是一个有才学、为人诚实的人，他做了中常侍后，尽心王事，十分勤恳。他也敢于直言进谏，“匡弼得失”，因而深得和帝信任。后来，他又被加任尚方令。尚方是皇宫内的手工业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器物。史书记载，蔡伦做尚方令后，经他鉴制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②。正是在他负责尚方工作时，对于造纸技术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古代风景画鉴赏纸的发明，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后，客观上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工具。较普遍的有泥板、树皮、羊皮、纸草、龟甲、牛骨、竹、木、缣帛等。在商周时代，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牛骨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也有刻在石头上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又将文字刻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后来又有把字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刻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然后用绳子一片片地串起来，叫做“策”（或叫“册”）；缣帛上写的文字，最后卷起来，成为一“卷”。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册”和“卷”的来历。在竹简和木简上刻写文字，在缣帛上写字，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方便一些，但是，竹简和木简仍很笨重，使用起来不方便。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汉时，齐人东方朔有一次向汉武帝上奏章，共用简三千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而且简携带起来也不方便，《庄子》中记载，战国时学者惠施出门，喜欢带上书，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从春秋战国开始，亦用帛来写字，叫“帛书”。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

古代风景画但是帛受生产的限制，不可多得，而且价格昂贵，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想到要寻找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纸，一般是指用植物纤维（麻、木材、竹、草等）做原料制成的。最初的造纸法是模仿漂絮法而产生的。东汉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有一个名叫曹伟能的女官生了一个男孩，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一种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蹶”（夕蹄）包裹着毒药，上面写着迫她自杀的字。“赫蹶”就是丝质的絮纸。

西汉时期，我国蚕丝业已很发达，妇女们把蚕茧煮了以后，再放到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成为丝绵。把丝绵起下之后，在席子上留有一层薄薄的纤维，把它剥下晒干，就成为一张丝绵纸。但是用蚕丝的纤维造纸，原料来源少，产量低，成本也高，还是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人们很需要一种既轻便又便宜的纸张来作为书写材料。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叠纸，共八十八片，因此，被称作“灞桥纸”。经科学工作者鉴定，“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苎麻等原料制成的，其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前140—前87）。其后，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又在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一张麻纸，发掘报告认为“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③。这应当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我国最早的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但是，西汉早期的植物纤维纸，还比较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麻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因而不利于书写。显然，这时还是我国造纸术的萌芽和初级阶段。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日益发展，造纸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曾经不断发掘出一些东汉时期造的纸。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其后，在1942年和1959年，又先后在内蒙古额纳河和新疆民丰县各发现一张东汉纸；到了1974年，又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发掘出一批东汉纸。这些纸的质量比西汉纸有着明显的提高，大多数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及在民间了。可以说，东汉已经是造纸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了。事实证明，这些进步都是和蔡伦在造纸工艺上的“造意”分不开的。

蔡伦在主持各种御器的制造时，经常和工匠在一起，这样就使他有机会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同时，蔡伦善于诗、书，深知世间缺纸的困难。这些为他研究和总结造纸术提古代风景画鉴赏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蔡伦首先想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乃造意（立意，发明创造），用树膚、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④。从今天发现的东汉纸来检验，其工艺流程大体是：浸湿原料、切碎原料、厥水浸泡、蒸煮、舂捣、洗涤、打槽、抄纸、晒干、揭纸。蔡伦造出的纸，体轻质薄，价廉耐用，为人们所欢迎。元兴元年（105），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汉和帝，受到和帝的称赞。从此，全国都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由于蔡伦曾被封侯，后来人们就把他造的纸称为“蔡侯纸”。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之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其所造麻纸，均匀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赵歧《三辅决录》引韦诞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指韦诞）墨，皆古法，”可见其纸质之优良。

安帝元初四年（117），“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竭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⑤。蔡伦奉旨后，每日亲至东观（洛阳宫中殿名，为修史之所），主持校勘事宜。由于他对于经史多所通晓，加上他做事认真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全部经史校雠完毕，受到安帝的褒奖。

古代人物画像蔡伦自永平末年入宫侍卫，历经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等五代皇帝，由于他有才学，又能忠于职守，因此得到历代皇帝的信任，从小黄门升到长乐太仆，被封为龙亭侯，可谓官运亨通，一帆风顺。然而在章帝时，由于他在窦后的威势下，被迫参与了宫廷斗争，而造成安帝祖母宋贵人的自杀身亡。安帝亲政后，下令廷尉审理此事，要求蔡伦到廷尉受审，蔡伦在内疚的心情下，“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⑥。这样一个对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竟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实为悲剧!然而他改进造纸术的功绩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他故乡建立了“蔡侯墓”，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墓前的牌坊额题“蔡伦之墓”四个大字，是郭沫若的手书。

造纸术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我国人民已经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羊皮和纸草进行书写，在书写材料上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魏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朝鲜，公元七世纪，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向西传入阿拉伯，后经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公元1150年西班牙有了造纸工场，比我国已经晚了一千多年。十六世纪后，我国的造纸术由欧洲传到北美洲。此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注释①②《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

③何双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东汉墓群的发掘》，见《文物》

1989年第二期。

④⑤⑥《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

张衡研制两“仪”

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人（今河南省南阳县城北五十里）。石桥镇西南有个鄂城寺，鄂城寺东边相传就是张衡的旧宅所在地，现在叫做“平子读书台”。

张衡的祖先为南阳望族，《后汉书》中有他祖父张堪的传，张堪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年轻时曾“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由于品德美好，十六岁被荐举到京城长安学习，他勤奋好学，被京城学者誉为“圣童”。刘秀起兵，张堪率全家相随，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功劳。东地动仪汉建立后，官至蜀郡太守和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太守。为官清廉，死后没有留下什么家财，张家家境急剧衰落。张衡的父亲未见史书记载，可能是从未入仕，壮年故去。

张衡年幼时，家境清苦，经历许多磨练，激发了他奋发学习的精神。张衡“天资睿哲，敏而好学”①，聪慧过人。少年时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七岁时游学三辅，随后又东入京城洛阳，就教于太学，拜经学大师贾逵为师，“遂通五经，贯六艺”②，儒家经世济时的思想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但这时政归外戚，权任宦官，朝政日趋腐败。因此“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③。正好此时鲍德出任南阳太守，鲍德“修志节，有名称”④，又颇重儒术，所以当鲍德邀请张衡出任主簿时，张衡他欣然立承。由于两人志趣相投，合作多欢，一任九年，直至鲍德被诏拜大司农才离去。

张衡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他从二十三岁开始，以自己出外游学的见闻为素材，模仿班固的《两都赋》，花了十年时间，创作出著名的《二京赋》。“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⑤，张衡做《二京赋》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讽谏”。在赋中，他谴责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腐朽统治，对人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过去的大赋虽然也讲讽谏，但往往是劝百讽一，欲讽反谀。《二京赋》的讽谏是切直无掩的，如赋中写道：“今公子苟好剿民以蝓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用以警告统治者不要穷奢极欲，残害百姓，否则将要激起百姓的反抗，表现出张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主张。由于《二京赋》文辞华丽，感情充沛，被前人评论为集汉赋之大成，是“汉赋之极轨”。当然奠定张衡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还有那篇开抒情小赋先河的《归田赋》，以及被誉为七言之祖的《思玄赋》后的系辞。

张衡最大的科学贡献，是在天文学方面。安帝永初五年（111），三十四岁的张衡又一次被地方官推荐，来到京城洛阳，被任命为郎中。这期间，他精读杨雄的《太玄经》，并写下了《太玄经注解》，绘制了《太玄图》。《太玄经》既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涉及天文、历数的知识，张衡通过深入研究，逐步将兴趣与研究转到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方面。元初元年（115），张衡升任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是掌管政府的档案、文书，并主管。“天时、星、历”，为朝廷的祭祀盛典等选择“良辰吉日”和记录各地发生的灾异、祥瑞等工作。张衡本“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⑥，因此，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他担任太史令，先后长达十四年之久。在这一工作上，张衡更加深人、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和历算，对于科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之一是他撰写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不朽理论名著《灵宪），从哲学概括的理论高度，阐述了天地的生成、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如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⑦，说明月亮发光是太阳照射的结果，月亮对照太阳则成满月，背着太阳则月亮就隐而不见。张衡还第一次解释了月食形成的原因，认为月食是由于月球进人地影面未能受到日光反照形成的。他还记述了恒星的数字，“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⑧，并绘制有关星体位置的《灵宪图》。这是我国最早一张星体分布图。张衡所作《灵宪》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理论。关于宇宙天体结构，据蔡邕说东汉时曾有三个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天说。盖天说是从古代“天圆地方”说发展而来的。此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为天所覆盖。天体在地面以上运动，日月星辰附着于天盖之上，随天转动。“浑天说”认为，天地是浑为一体的，天像一个蛋壳，地像蛋黄，居于其中，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断地转动。“宣天说”则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日月星辰悬浮于天空之中。张衡通过观察天象，认为浑天说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⑨。元初四年（117），张衡根据浑天说，并参考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的浑天仪，用精铜制成演示天象用的浑天仪。

据记载，“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空心球体。球体内有根铁轴贯穿球心，球体可以绕铁轴转动。铁轴和球面的两个交点，代表北极和南极。球面刻有二十八宿及其他星辰。球外套有几个圆圈，为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和赤道圈。黄道和赤道的交角为二十四度，上刻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同时；又利用滴漏推动仪器转动，使天文现象在仪器上表现出来。浑天仪制成后，张衡写了《浑天仪图注》和《漏水转浑天仪注》，说明它的原理和使用。

古代风景画鉴赏《晋书·天文志》对张衡的浑天仪的演示效果曾有生动的说明：“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倡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已没。皆如合符也。”这就是说，由于这些天文现象的出没，与天体运转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人们只要在屋中观察“浑天仪”的转动，便能对天体运动一目了然。

张衡研制的“浑天仪”后来失落了，但是由于他留有《浑天仪图注》一书，因此，后来科学工作者根据书中叙述的原理，把这个“浑天仪”复制出来。复制的“浑天仪”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安帝建光元年（121），张衡转为公车司马令，这是卫尉的属官，地位要比太史令为高。但仕途多变，顺帝永建元年（126），又转为太史令。这当然是官运不亨，所以当时人都认为这“非进取之势”，乃失志的表现。张衡对此抱着“得之不休（美也），不获不吝（耻也）”⑩的态度，仿照东方朔《答客难》作《应闾》表示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在文中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他表示“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求之无益”，在命运不达的情况下不能自暴自沉，而要“奉顺敦笃，守以忠信……不见是而不恬，居下位而不忧”。他依然和以前一样，在太史令的岗位上，继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

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和帝永元四年（92）到安帝延光四年（125）这三十年间，我国连年发生地震，收集各地的地震情况，是太史令的职责之一。尤以元初六年（119）洛阳一带连续两次大地震，为害最大，房屋倒塌，人畜死亡，波及数十个郡县。有人把地震这一自然灾害说成是天意，妄图为谶纬迷信制造根据。为了掌握自然规律和破除迷信，张衡对此精心研究，于阳嘉元年（132）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记录地震、掌握地震情报的“地动仪”。这年张衡五十五岁。

《后汉书·张衡传》有地动仪形状、构造的记述：“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音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古代风景画鉴赏阳嘉二年（133）四月，阳嘉四年（135）十二月，永和二年（137）四月，永和三年（138）二月，京都连续发生地震，地动仪均准确无误测到。永和三年的一天，朝西北方向的龙吐出铜球，可是在洛阳，谁也没感到“地动”。人们纷纷议论地动仪失灵。没几天该地派人到洛阳报告：陇西（今甘肃东南）几天前发生了地震。经查对时间，正是地动仪上西北方的龙头吐球的那个时辰。于是人们“皆服其妙”。今日文物考古、科学史专家曾对张衡地动仪作过复原和研究，认为它与现代地震仪器设计原理基本相同，但却比欧洲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可见张衡的奇思巧技是何等的伟大!

阳嘉二年（133），张衡被提升为侍中。侍中为九卿之一少府的高级属员，俸禄二千石，“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可以直接接触皇帝。此职使张衡不悦，因为他一生经历过章帝、和帝、殇帝、安帝、少帝、顺帝。从和帝开始，这些皇帝均是幼年继位，朝政由外戚、宦官反复倾轧把持，张衡不满这种腐败政局，曾多次上《论贡举疏》、《陈事疏》、《请禁绝图谶动》、《京师地震对策》等，要求顺帝改革政局，不仅毫无结果，反招致大臣嫉恨。阳嘉二年，他上书顺帝，要求辞官到学术机关古代风景画——东观专事著述，但始终未获准。永和元年（136），他调出京城，任河间相（相当于河间太守）。他针对“国王骄奢”，“又多豪右，共为不轨”的情况，下车伊始，即“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任职三年就得到百姓称颂。永和四年（139），他又被调到京城任尚书，当年，这位六十二岁的大科学家在洛阳与世长辞。

张衡的至交崔瑗为他的墓碑写了长篇铭辞，对张衡一生成就作了高度评价：称赞他在研究学问方面的勤奋刻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赞扬他的科学成就为“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可谓恰如其分，并不过誉。张衡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学、天文学、地震学、机械制造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重大成就。解放后，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墓碑上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为了纪念张衡在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学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

注释①崔瑗为张衡墓碑所写的墓志铭。

②③④《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⑤《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

⑥《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⑦⑧《续汉书·天文志》注引《灵宪》。

⑨张衡《浑天仪图注》。

⑩《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