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绿林赤眉起义



绿林赤眉起义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成帝时，因饥馑而死于道路者数以百万计。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等为此拟汀了方案，都因遭到权贵的反对而作罢。农民的处境日益古代风景画鉴赏恶化，谏大夫鲍宣上书说，由于租赋苛重，官吏贪残，豪强蚕食，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加上水旱自然灾害，民“有七亡（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①。因此，“部落鼓鸣”，“盗贼横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莽应运而出，实行托古改制，但是事与愿违，他的改制不但未能挽救社会危机，结果却转化为引发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的导火索。

始建国三年（11），边塞上首先爆发了反对王莽的农民“叛乱”。这一年是连年自然灾害后的一年，王莽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在连岁自然灾害之后又发动不义战争。不少农民被征为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当时属五原郡），“以助军粮”；海岱江淮之民，则转输兵谷于边塞；而并州一带农民，既承担更多兵谷，又受到莽军吏士的骚扰，受害更深。因之，并州农民最先举起了反莽的旗帜好天凤二年（15），随着王莽征戍压迫的加剧，反莽斗争愈加发展。按汉制戍卒服役为期一年，而王莽调发三年仍不更换，“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人旁郡”②。接着，在长江下游也爆发了“叛乱”。天凤四年（17）“……临淮（郡名，治今江苏泗洪东南）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郡名，治今苏州）长州（苑名，在今苏州西南）”③。同年，在今山东也爆发了“叛乱”，琅邪女子吕母起于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吕母富有家产，有子为县游徼，因小罪为县宰判处死刑。吕母怨宰，散尽家财，招聚饥民数千人，为子报仇。吕母自称将军，亲率农民攻陷海曲城，杀死县宰，以宰之头祭其子墓。然后回到海上，继续反莽斗争④。

以上所述均为大规模农民起事的前驱，从天凤四年起，大规模的农民叛乱随之爆发。就地域分布来看，当时的农民“叛乱”，可以分为三大区域。在东方是青、徐（今山东）一带；在南方是荆州、南阳（湖北‘西部和河南南部）一带；在北方是河北地区。其中主要的后来成为大的军事集团的是东方和南方的两大支，起事后都曾先后攻到长安，这就是“绿林”和“赤眉”两支农民军。

天凤四年（17），荆州一带连年大旱，发生饥荒，农民相率在野泽中采掘凫茈（音符子，野荸荠）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兄弟为人排难解忧，受到饥民拥护，被推举为首领。他们聚集饥民，不时攻击附近乡聚。一时诸亡命如马武、王常、成丹之徒，都率古画众参加。他们以今湖北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揭起反叛的旗帜，数月问众达七八千人，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绿林军”。绿林山的“叛逆’，一天天成为荆州的威胁。地皇二年（21），新莽荆州牧发兵两万人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击败莽军，攻拔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转攻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东南）等地，部众增至五万人。次年，大疫降临鄂西，绿林山的叛民，死亡一半。为了求生，他们相率离开了绿林山，分道转移：一路击壬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江陵），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风、马武、朱鲔、张印（昂）率领，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当新市兵进攻随县时，平林（今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也聚合了数千农民响应，称“平林兵”。由于新市兵与平林兵的结合，鄂北、豫南一带已完全为叛乱的农民所控制。

绿林军起事爆发后，一些与新莽政权有矛盾的西汉宗室和地方豪强也纷纷起兵。宗室刘玄投奔平林军，为安集掾。南阳的刘宝寅、刘秀兄弟也是西汉宗室子弟。他们兄弟既富资财，又广结豪侠，王莽即位后，遭到迫害，遂在农民军兴起后，抱着“复高祖之业”⑤的目的在春陵（今湖北枣阳南）起事。刘氏兄弟纠集族人、宾客七八千人，称舂陵军，与新市军、平林军联合反莽。

绿林军起义的第二年（天凤五年），在今山东、苏北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当时青、徐大饥，民变蜂起。在吕母起事地区莒县的饥民，共推琅邪人樊崇为首领，尊之曰“三老”。樊崇的同乡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率众会合，部众发展到几万人。吕母死后，她的一部分部众也并人樊崇集团，于是樊崇遂成为山东农民“叛乱”的总领袖，而泰山也就成为当时农民“叛乱”的中心。“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寝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沉相称曰巨人”⑥。不仅樊崇的集团如此，其他“叛乱”集团，无不如此。

关于上述农民叛乱情况，曾有许多“盗匪地区”逃出来的官吏，上书向王莽报告。王莽将这些官员“下狱以为诬罔”，他认为，“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所以他下令要各地守令，务予殄灭，以后“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日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⑦。自是以后，臣下多不敢向王莽报告“盗贼”真实情况。当时有一个名叫田况的高级军官，曾因与“盗贼”交手，一度取得小胜，被王莽任命为兼领青、徐二州州牧。他大胆地向王莽建议，不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王莽不听，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十万大军进击青、徐“盗贼”。当莽军前来进攻时，樊崇“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日赤眉”⑧。王莽官军“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⑨地皇三年（22）冬，莽军攻下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屠杀起事人民一万多人。赤眉军以逸待劳，勇敢杀敌，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会战中，大破莽军，击杀万余人，并乘胜追至无盐。在成昌会战中，廉丹丧命，太师王匡落荒逃走。赤眉军占领了东自莒城，西到陈留，南达汝南东海，北到濮阳青州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结束了王莽在东方的统治。战后，赤眉军在黄河南北纵横驰骋，队伍扩充到数十万人。

古代风景画鉴赏继樊崇之后，大河以北地区的居民也四方蜂起，各推首领，攻掠郡县。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称：“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当时，“诸贼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⑩，各部叛民，均有渠帅，如铜马贼帅东山荒秃，上淮况，大肜渠帅樊重……，富平贼帅徐少，获索贼帅古师郎等。其余“贼”，亦各有其渠帅。可见当时“叛乱”者声势之浩大与分支之繁多。

在赤眉军成昌大捷之后，绿林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地皇四年（23）正月，绿林军在沘（音比）水（今河南泌阳）大败莽军，歼灭二万余人，杀死主将甄阜和梁丘赐。接着，又转兵向西，在洧阳（今河南南阳西南）击溃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获得大批装备，部众扩展到十多万人，随即进围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由于战局的胜利发展，需要建立政权来统一指挥。绿林军将领认为人民支持反对王莽就是“人心归汉”，因此，在这年二月，他们在洧阳拥戴刘玄做了皇帝，建元“更始”，正式建立了汉政府。从此，绿林军被统一称为“汉军”。汉政府建立后，一面发布复兴刘氏的政治号召，一面派刘演、刘秀等出师北伐。

王莽听到刘玄建立汉政权的消息后，非常恐慌。但他为了对外伪装镇静，故意染黑了须发，宣召从全国各地征选的一百二十名淑女进宫，王莽日与方士涿郡人昭君等在后宫考究房中术。四月，绿林军将领王常、刘秀等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北）、郾（河南今县）和定陵（今河南舞阳）；同时，刘绩以别军占领了宛。这时刘玄的政府已奄有今日豫西大部分地方。王莽闻之更加恐慌，因大发兵讨伐中原“群盗”，“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洛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日‘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按照规定期限会合）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此外，王莽还征集到各地明兵法者六十三家，随军担任后备军官，并且选用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巨毋霸作为垒尉，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军威。

这年五月，王邑、王寻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出颍川，会同严尤、陈茂，直逼昆阳。新军将领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为歼灭汉军于昆阳城下，不过弹指间之事耳。当时，驻守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汉军诸将见新、汉两军众寡悬殊，皆惶怖，欲放弃昆阳，散归荆州各地。刘秀反对上述主张，他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拔，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汉军正在议论间，莽军的前锋部队已逼近昆阳城北，后续部队也在源源开来。这时，军情十分紧急。诸将彼此观望，但又苦无良策。刘秀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又是一员偏将，在以前的战斗中，也未立过赫期战功，因此平时并不为诸将所重。

当此紧急关头，他表现得如此坚定沉着，又能提出一整套御敌方案，诸将始另眼相看，请他参与谋画。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按照刘秀的主张，由王凤与王常留守昆阳，派刘秀与五威将军李轶（音义）等十三骑，从城南门突围，到定陵、郾城去调集援兵，夹击新军。

王邑、王寻率领新军围攻昆阳，一开始就遭到汉军的顽强抵抗。屡经败阵的严尤，吸取以往教训，向王邑献计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指更始）在宛，急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王邑骄傲地回答说：“吾昔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围城的莽军，在昆阳城外列营百数，围之数十重，金鼓喧天，远闻数十里。围兵“或为地道、冲辄（輣音崩，冲轫，楼车也）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背着门板）而汲”。汉军守将王凤在莽军的重压下，曾一度请降，莽军不许。王邑、王寻意气洋洋，以为攻占昆阳，建立大功，就在漏刻之间!昆阳汉军，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坚守危城，顽强抵抗，昆阳城为之屹立不动。严尤见屡攻昆阳不下，再次向王邑、王寻建议说：“《兵法》：‘围城为之阙’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王邑仍不纳。六月初，刘秀从郾城、定陵调来了全部汉军，救援昆阳。刘秀亲自率领步骑兵千余人，开到距。新军主力四五里处，布下阵势。王邑、王寻狂妄自大，根本未把刘秀放在眼里，轻率地决定只派数千人前去迎战。经过几次小的接触，汉军均获胜利。其时，宛城已为汉军主力攻克三日，战报尚未传来。刘秀乃使人向昆阳城中伪传捷报：“宛下兵到。”又故意将捷报失落。王邑、王寻得到战报，暗自吃惊。汉军闻讯，“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

刘秀见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便亲率敢死者三千人，迂回到昆阳城西，从水上向新军大本营发动猛烈袭击。王邑、王寻见汉军兵力不多，仍然认为不堪一击，亲自带领一万余人巡行军阵，下令诸营“皆按部毋得动”。汉军由于接连胜利，胆气更壮；而新军士兵大都是临时胁迫来的农民，他们痛恨王莽，都不愿意作战；诸将又借口“皆按部毋得动”的命令，乐得按兵不动。因此，汉军冲人新军阵中，如入无人之境。王邑、古代人物像王寻部队经不住汉军猛冲，阵势紊乱。汉军乘锐破阵，杀死王寻。守城汉军亦鼓噪而出，内外夹击，呼声震天。失去指挥的莽军为之大乱，继之以溃散逃亡，奔逃者互相冲撞践踏，死伤不计其数。会大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城北滍（音志）川暴涨，虎豹吓得战傈不止，莽军士卒淹死于水中者以万数。王邑、严尤、陈茂率轻骑踏着溺者尸体逃命而去。被迫征发来的农民，在汉军的攻击下，以溃散方式反对王莽，各还本郡，王邑只得率领数千残兵败将逃回洛阳。

昆阳大捷之后，刘玄遣王匡率兵直攻洛阳；申屠建、李松叩武关。汉军的强大攻势，不仅三辅为之震动，海内豪杰亦“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偏于天下”。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于南乡（属析县）聚兵百余人，响应汉军，降析县宰和武关都尉，攻杀莽军右队（弘农郡的改称）大夫宋纲。王莽更加忧惧，技穷不知所出。当时有一臣下崔发告诉王莽说，《周礼》及《春秋左氏》皆谓国有大灾，则哭以厌（压胜）之。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叩头号哭，乞求皇天保佑，又作告天策千余言，自陈功劳。太学生和居民哭得最悲哀者和能诵策文者，均“除以为郎”，计有五千多人。古代风景画这幕丑剧刚刚收场，邓哗即战败王莽的援军，迎接申屠建等率领的汉军进入武关。汉军势如破竹，郡县望风而降，九月问攻人长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集众响应，火烧作室门（未央宫的便门），延及宫室，大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王莽避火宣室（未央宫殿名）前殿，宫人妇女啼哭曰：“当奈何!”王莽青服端坐，自我安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天明，群臣扶王莽至渐台（在未央宫中），欲阻池以拒“贼”。汉军攻上渐台，商人杜吴杀死王莽，取其玺绶，校尉公宾就斩王莽头。莽首传送至宛，悬于市上，“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经过六年血战，王莽政权终于被绿林军所推翻。

当西人武关之军，攻陷长安时，刘玄的北伐军也攻陷了洛阳。公元23年十月，刘玄政府由宛县北迁洛阳。当时赤眉军散布于汝南、颍川一带，饥饿无以为食。樊崇亲率渠帅二十余人赴洛阳，诣谒刘玄，接受封古代风景画鉴赏号，表示归附，但并不为刘玄所重视。樊崇等人乃亡归其营，率兵人颍川，击杀河南太守。但当时的河南，“赤地千里，城无所夺，野无可掠，赤眉部众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樊崇等知东归则群众必散，乃决计西攻长安。

更始二年（24），刘玄移都长安。当时长安“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锺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更始居长乐宫，完全恢复了封建帝王一套腐化堕落的生活。刘玄委政事于宠臣赵萌等，“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又大封宗室、功臣，“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绔、檐榆（音参于，围裙）、诸于（妇女的外衣），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炊烹之意），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像这样的政权，当然要使天下大失所望。

是年冬，赤眉军分两路向长安进发：一路由樊崇率领进武关；一路由徐宣率领进陆浑关（今河南嵩县东北）。更始三年（25）正月，两军俱至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与刘玄诸将连战皆捷，众遂大集。进至华阴，有士人方阳者，劝说樊崇立刘氏宗室，以为号令。樊崇以为然，乃于军中求得西汉宗室后裔、一个年仅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立为皇帝。樊崇本来应做丞相，然不知数术，便推举做过县狱吏能通《易经》的徐宣为丞相，自己做了御史大夫。

赤眉军继续西进，到达高陵（今属陕西省），刘玄将张印叛降赤眉，遂联兵共攻长安城东都门。城破，刘玄来降，上玺绶于刘盆子，先被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军将领谢禄所缢杀。

赤眉军进人长安后，由于关中地区豪强地主坚壁清野，聚众反抗，长安城中粮尽，于是西走陇阪，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于是又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建武三年（27）春，在宜阳（今河南洛宁东北），遭到刘秀大军截击。赤眉军突围未成，十余万众被迫降附了刘秀。同年夏，樊崇准备再次起兵，但事泄为刘秀所杀，赤眉起义遂告彻底失败。

注释①《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②《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③《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④吕母“叛乱”事，《后汉书·刘盆子传》置于天凤元年。此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⑤《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刘宝寅绩传》。

⑥《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⑦《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⑧《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⑨《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⑩《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李贤注。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资治通鉴》卷三九淮阳王更始元年。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

《资治通鉴》卷三尢堆阳王更始元年。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据《汉书·王莽传》。《汉书补注》引《三辅故事》谓杀死王莽者系“屠儿杜虞”。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刘秀统一全国昆阳大捷后，新市、平林诸将以刘绩、刘秀兄弟威名益盛，阴劝刘玄杀掉刘縯。刘绩寅部将刘稷勇冠三军，对刘玄立为皇帝，心中不服。刘秀刘玄封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接受，刘玄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收捕刘稷，将要斩首，刘绩寅固争，因与刘稷一并被诛杀。刘秀闻讯，心自不安，立即含悲忍泪，从城父（今河南宝应县东）赶到宛城，向新市、平材诸将谢罪。刘秀迫于形势，不敢为刘多寅服丧，饮食言笑如平时，以此取得刘玄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虽然如此，从刘绩被杀之日起，刘秀无日不在策划脱离农民军的队伍，独树一帜。更始元年（23）十月，刘玄北都洛阳后，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抚诸郡。

当刘秀北徇河北时，河北地区形势异常复杂。这里既有以铜马为首的几百万农民军，也有同起义军为敌和观望自守的地主武装，另外还有拥有实力、据守城邑、无所归依的王莽所置官吏。刘秀知道，要平定河北，必须剿灭农民军；要剿灭农民军，必须要获得城市以为军事据点。因此，他一渡黄河，便打起大司马的旗号，所到之处，“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从而取得吏民的支持，“争持牛酒迎劳”①。正当刘秀兴高采烈之时，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卜者王郎在当地土豪的支持下，称帝于邯郸。这个割据势力由于谎称为赤眉拥立和诈称成帝子子舆，发展极为迅速，以至“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②。王郎移檄通缉刘秀，刘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今北京市）。更始二年（24）初，刘秀为了逃避王郎的拘捕，狼狈地逃出蓟县，在风雪交加中，驰驱于饶阳、下曲阳和下博途中。在饶阳传舍，为取得一餐，还冒充过王郎的使臣，险些被捕。

当时河北郡国皆已降王郎，惟独信都（今河北衡水东）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信阳为和戎，居下曲阳）太守邳肜（音容）不肯从。刘秀走信都，任光、邳肜来会。刘秀拜任光、邳肜为大将军。刘秀以信都为根据地，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豪族刘植、巨鹿大姓耿纯各率宗族宾客数千人归附刘秀，合兵攻陷下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于是有兵数万人，连陷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等地，进而与王郎的大将李育在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发生了遭遇战。正当此时，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率领大队骑兵来会。上谷、渔阳是西汉边郡要塞，天下精兵荟萃之地，特别是骑兵中的鸟桓骑士，最能冲锋陷阵，素有“突骑”之称。两郡的归附，大大增强了刘秀的军事力量。接着，更始帝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带兵来讨伐王郎。于是刘秀乃大飨士卒，连兵进攻王郎，五月，攻破邯郸，王郎乘夜逃走，刘秀使王霸追斩之。

古代瓷器刘秀击斩王郎，声势大震于河北。刘秀势力的不断发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为了安抚刘秀，刘玄特派人封他为萧王，令其罢兵回长安。刘秀辞以河北未平，不肯就征。从此刘秀与更始分道扬镳，在河北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并进行一系列建立地主政权的活动。更始二年（24）秋，刘秀亲统大军击铜马于（音敲，今河北束鹿东）。又命吴汉率“突骑”来会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企图一举歼灭河北的农民军。铜马军顽强地抗击了刘秀的进攻，迫使刘秀大军只能“坚营自守”，采取封锁政策。后来铜马军由于粮道断绝，饥不得食，不得不撤退，在逃遁途中，被刘秀军追至馆陶（今属河北）击破。铜马军余部和高湖、重连两部会合，与刘秀大战于蒲阳（即蒲阳山，在今河北完县西北）。结果因为高湖、重连等农民军领袖背叛了群众，大部分饥民被改编为刘秀的创业之军。刘秀将这支大军分隶诸将统领，形成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大大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③。所谓“铜马帝”，即“贼帅”的别称，而刘秀正是凭借这支农民军争衡天下的。明年，刘秀又于元氏、右北平、安次、渔阳诸地，连续击破了尤来、大枪、五幡等支农民军。这些军事活动，使刘秀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占据河北广大地区。

正当此时，更始政权已呈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强大的赤眉军已开始向长安进军。刘秀估计到赤眉军必然能够攻克关中，占领长安，因而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策略。他派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西向，以乘更始、赤眉之乱；同时遣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以拒洛阳。为了巩固河北北部的占领，刘秀又自徇燕赵。此外，为了保守根据地及粮饷的来源，又命寇恂留守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西南）。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可谓攻守成宜，进退自如，刘秀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河北诸将议为刘秀上尊号，刘秀谦辞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④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绝望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⑤刘秀谦让后说：“吾将思之。”行至部（hao浩，今河北高邑东南），刘秀以前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带来《赤伏符》（捏造的谶记）。符文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古代建筑为主。”⑥到了这时，刘秀只得“恭承天命”，命有司设坛场于部酃南千秋亭，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产，部为高邑，是为汉光武帝，时在25年六月。同年十月，刘秀派岑彭劝说坚守洛阳的绿林军将领朱鲔（wěi委）投降。岑彭向朱鲔陈说利害，朱鲔说：“大司徒（指刘绩）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岑彭回报刘秀，刘秀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⑦朱鲔乃降。刘秀随即占领洛阳，并在其地建都。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汉政权，又称为后汉。

当赤眉军与更始激战之际，邓禹自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渡过黄河，占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从此，赤眉军和刘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建武二年（26）春，长安粮尽，赤眉军引兵而西，至安定（今甘肃泾川西北）、北地（今甘肃中宁），邓禹乘机进入长安。九月，赤眉军在陇地转攻城邑，受到陇西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大雪的袭击，士兵冻死不少，只好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当时邓禹派兵在郁夷（今陕西宝鸡东）袭击义军，结果被义军击败，赤眉军再度占领长安。

冬十一月，光武帝遣冯异入关代邓禹，临行，敕冯异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为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饬，无为郡县所苦!”⑧冯异受命西行，因征召邓禹还京师。十二月，关中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军引兵东归，尚有众二十余万人。在义军回归途中，刘秀已经作好截击部署。他派侯进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耿弁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分为二道，以截其归路。冯异与赤眉遇于华阴（今属陕西），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卒五千余人。明年正月，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着赤眉服，伏于道旁。两军交战，伏兵突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在今河南渑池、洛宁两县之间），降男女八万人。赤眉余众东奔宜阳，刘秀亲统六军，严阵以待，赤眉惊震，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皆降，献上所得传国玺绶。刘秀赐樊崇等洛阳田宅，以盆子为赵王（光武叔父）郎中。同年四月，冯异击败延岑等，平定关中，刘秀大军遂占领长安。

刘秀虽然扫平了铜马、绿林、赤眉等农民军，但群雄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为了统一天下，刘秀又展开了削平群雄的战争。当时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梁王刘永称帝于睢阳；隗嚣占据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掠郡县。另外，北部还有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勾结匈奴，立为汉帝。

自建武二年（26）开始，光武帝采取攻伐与招降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对盘踞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发起攻势。刘永为西汉梁孝王八世孙，从宗族谱系上说，比刘秀更为正统。因此，刘秀视刘永为最大威胁。当时刘永雄据今日豫东、皖北，与山东的张步、庐江的李宪、苏北的董宪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四月，光武帝派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讨伐刘永，围攻睢阳。八月，盖延攻陷睢阳，刘永与部将苏茂等逃至湖陵（今山东金乡南）。睢阳人反城迎刘永，盖延率诸将围之，吴汉亦率兵前来助战。城中食尽，刘永出走，为其部下庆吾所杀。刘永部将苏茂、周建等共立永子刘纡为梁王。建武五年（29）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郯城北），刘纡不知所归，为其军士高扈斩杀以降。其后不到半年，张步、李宪、董宪等亦先后为刘秀所击灭，刘永的势力，至此完全被肃清，“山东悉平”。

在讨伐刘永集团的同时，光武帝又遣建义大将军朱祐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襄樊南），围城半载，秦丰穷困出降，用轞车押送至洛阳诛死。遣右将军邓禹西击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南大将军岑彭击田戎于津乡（今湖北江陵东）。“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人蜀”⑨。盘踞河北、自立为燕王的叛将彭宠亦于建武五年初为苍头所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已平定。

宫庭演奏关东虽平，但陇蜀尚为野心家隗嚣、公孙述所割据。光武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消灭隗嚣和公孙述。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金城、武都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郡，几乎占有今日甘肃省之全境。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窥伺关陕，退可据隘自守。且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是“名震西州，闻于山东”⑩。光武帝闻其风声，报以殊礼，欲同他结好，要求他出兵攻打巴蜀的公孙述。可是隗嚣持观望态度，上书推说“三辅单弱，刘文伯（卢芳）在边，未宜谋蜀”。隗嚣部下王元、王捷也劝他保守边陲，以观天下之变。光武见诱降不成，决定用武力解决，于是派建威大将军耿弁等七将军进攻隗嚣。隗嚣使王元据陇坻（一名陇阪，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县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伐木塞道。诸将与战，败退。王元进攻三辅，为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破。隗嚣因遣使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八年（32）春，光武帝率诸将西征，分数道上陇。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汉。隗嚣携妻子奔西城（即西县城，在今陕西安康西北）。光武遣吴汉、岑彭围西城月余，王元率蜀兵五千人来救，迎嚣归冀（今甘肃甘谷东）。明年春，隗嚣病死，王元等立嚣子隗纯为王。建武十年（34），光武帝命来歙等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并收买窦融，命其以河西五郡之兵，与汉兵夹击隗纯，攻破落门（聚名，在今甘肃武山县西），隗纯降，王元奔蜀，陇右平。

建武八年（32）秋，颍川农民群起，河东守兵亦叛，京师为之骚动。光武认为形势紧急，亲自辰夜东驰，临行前，赐书岑彭等将领说：“两城（西城、上邦）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指公孙述）。人苦不知古代演出图足，既平陇（隗嚣所都），复望蜀（公孙述所都），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公孙述当时据有益州之地，包括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大部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势险阻，兵力精强。他北联隗嚣，并趁光武有事于山东之际，联结关中割据势力，吕贿、延岑、田戎、王歆等多往归依，公孙述皆拜为将军，因聚兵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于刘秀称帝的同年，即建武元年（25）四月，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即位于成都，号成家，建元龙兴。

他也和刘秀一样，好为符命鬼神异应之事，借图谶以欺弄民众。他妄引谶记，言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象征汉之十二帝（包括吕后），说明汉数已尽。又引《录运法》和《括地象》（皆谶纬之书）中“公孙当立”的预言，说明他是天帝派来接替汉朝的真命天子。公孙述还常将上述宣传品送到中原，借以迷惑百姓。刘秀为此颇为担忧，他致书公孙述，说公孙述歪曲谶语，谶记所言“公孙”，乃指宣帝；并且劝他不要仿效王莽那样以铁契、石龟、文圭、玄印等作为符瑞，自欺欺人；天下神器，不可力争，不如早日归降，还可保全宗族。然而公孙述并无降意，因此没有复书光武帝。

建武十一年（35）七月，光武帝亲自将兵征讨公孙述，驻军长安。八月，汉将岑彭大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今四川涪陵东）。于是汉军不分昼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一一直攻下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出动精骑驰击距成都仅数十里的广都，势若风雨，汉军所至之处，蜀军无不奔散。公孙述昕说岑彭绕过延岑军后，攻下武阳。惊惶地以杖击地说：“是何神也!”他在气恨之余，心生毒计，暗派刺客诈为亡奴，投降汉军，乘夜刺死岑彭。十二月，汉大司马吴汉率领舟师三万人自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溯江而上，征讨公孙述。明年春正月，吴汉攻克广都，遣轻骑烧成都市桥，公孙述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当胜利在望之时，光武嘱咐吴汉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其后吴汉与公孙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十一月，吴汉、臧宫又与公孙述古代瓷器战于成都郊外，大破之，公孙述被创而死。延岑以成都降。吴汉杀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巴蜀之地予以平定。

最后还剩下一个盘踞北部的卢芳。当时卢芳据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包括今日之陕北、山西和内蒙古一带地方。卢芳勾引匈奴和乌桓作为外援，经常侵扰北部边境。光武帝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未成功。建武十二年（36），刘秀已剿灭公孙述，卢芳与其部将贾览共攻云中，久攻不下，其留守九原的部将随昱欲胁迫其归降光武。卢芳自知不能相敌，遂弃辎重，率十余骑逃人匈奴。建武十六年（40），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遣卢芳还降。卢芳至汉，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汉立卢芳为代王。不久又逃人匈奴，后死于匈奴。

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刘秀次第翦灭四方割据势力，结束了纷乱局面，全国重归统一。

注释①《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卷一二《王昌传》

③④⑤《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

⑦《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⑧《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

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

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

《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光武中兴刘秀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东汉政权，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削夺功臣之兵权。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古代雕像“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①耿弁、邓禹、贾复等皆相继交出兵权，以特进奉朝请。不仅如此，刘秀还不使功臣参与朝政，而以优厚的封土食邑，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②。当时，只有极少数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特许“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③。

与此同时，为了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行政体制上，刘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的官职创于秦代，原是少府属吏，其任务仅仅是在殿中传达诏令。西汉武帝时，成为侍从近臣，职权渐重，因以宦官充任，故又名为中书。成帝时，又复尚书旧名。尚书职名虽然由来已久，但直至西汉之末，在中央政府中，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东汉建立后，刘秀为了便于自己独揽国家大权，那些侍从其左右的尚书，就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尚书的职权，日益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④。尚书台已成为皇帝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

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变化，其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据《后汉书·百官志》等书记载，东汉尚书台的组织为：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据应劭《汉官仪》称：“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纪纲，无所不统，秩千石。若公为之，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光武帝特诏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于朝会时均专席独坐，京师谓之“三独坐”。这表明尚书台已成为国家的法定机关，其最高长官尚书令的地位也随之而升格。尚书令下设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台设六曹：一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二日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三日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等；日封客曹，主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五日二千石曹，主司法词讼事务；六日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治安事。每曹各置尚书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六曹即后来六部的起源。由上可以窥见尚书台组织之庞大和职掌之广泛，实为中央政府之缩影。

古代人物图光武帝除以尚书台为政治司令塔发号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很严格。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国）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他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原无固定治所。东汉承袭西汉制度，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属之州，亦设司隶校尉，督察中央直辖区。东汉州刺史的权力，远比西汉时为大，除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且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总揽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叛乱，光武帝在完成解除开国功臣的兵权后，又进一步削夺地方的军权。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⑤，同时废除每年八月各郡国集兵演武的都试制度。按郡尉主郡兵，太守主郡政，为西汉旧制。东汉裁撤各郡国的都尉，而以太守典郡兵，是使太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东汉的太守，亦称“郡将”。翌年三月，又下诏解散地方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军中临时服役官员），令还复民伍”⑥。在削弱地方武装的同时，又扩大禁卫军的编制，原来的正卒和戍卒，都改为由中央召募而来的职业军人担任。东汉兵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职业军队的地位，也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光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减轻刑罚和整顿吏治。建武二年（26），光武下诏书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悯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⑦五年又下诏说：“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⑧刘秀在位的三十多年里，曾多次颁诏大赦天下，举冤狱，出系囚。

光武即帝位后，在任用官吏方面，亦能做到选贤任能和奖廉斥暴。如擢王莽时密（今河南密县东南）令卓茂为太傅，名儒伏湛为大司徒。任用杜诗为南阳太守，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视事七年，政化大行”⑨。卫飒为桂阳太守，“役省劳息，古代风景画奸吏杜绝”⑩。任延为武威太守，到官之后，查明将兵长史田绀纵容子弟，横暴乡里，任延拘捕田绀，诛杀其父子宾客五六人，自此“威行境内，吏民累息（因恐惧而呼吸急促）”。光武帝还重用不畏强权的董宣为洛阳令。时刘秀姊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董宣在公主出行时，于路上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落公主过失，命令公主家奴下车，处以死刑。公主向光武帝告状，董宣据理力辩，刘秀不但未加罪责，反而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美名，并赐钱三十万。因而史称光武时期“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坷谓清矣”。

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对于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加以限制。如建武二十四年（48），刘秀特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武帝时制定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傅相，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侯王仅保留食邑特权而已。对于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比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因此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或对抗中央之事。

王莽时期，法令滋章，赋役繁重，刑法苛深，以致“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刘秀登基后，面对的是经济残破、户口大减的情况，并且震慑于农民大起义的威力，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从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光武帝曾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罪”。四年之后，又针对王莽时期不合西汉旧法而将吏人没人为奴婢的情况，下诏一律免为庶人。建武七年（31），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平定东部地区，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此后在平定陇蜀过程中，又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诏令释放益、凉二州奴婢，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冉讼”在官者，一切免为庶人。此外，光武帝还在建武十一年（35）一连三次下令，规定“其杀害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以上一系列诏令的实行，使大量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风景图东汉初年，因统一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国家用度不足，曾实行什一之税。后因实行军士屯田，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为迅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特颁诏书减轻农民负担，“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即和西汉文景时期的租率相等。同年六月，他还下令各州县吏员减损到十置其一。光武帝统治后期，史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东汉初期的封建赋役负担比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

古代人物画像刘秀生长于民间，青年时期，颠沛流离于各地，颇知稼穑艰难，百姓疾苦，因而在即帝位后，能够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史书上说他召而不谒。光武不但不怪，反赐他帛四十匹。东海王良，在王莽篡汉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建武三年（27），征拜谏议大夫，后迁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官至大司徒司直。还有一个与光武少年同游学的会稽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刘秀称帝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备车遣使聘请，一连去了三次，严光才来到洛阳。光武帝亲自到他的住处相见，请他出山相助，严光谦辞。光武帝再次请他人宫，与他同床共卧，论道旧故，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光仍不肯。建武十七年，又特征召，严光又不至，年八十，终老于家。光武帝非常痛惜，下诏郡县赐给严光家属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对待士人的礼敬政策，受到当时人的欢迎，许多原来宣布不与王莽合作的士人，都先后来奔，为东汉王朝效力。

光武在即帝位后的三十四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以重建汉朝对全国的统治。赤眉、绿林起义的严重教训，豪强地主势力的严重威胁，使他在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改变中央古代风景画鉴赏权力结构，以加强皇权；注意整顿吏治，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减轻赋税，礼贤下士，崇尚节俭。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自光武中期以后于明帝之末，其间四十余年，既未发生过内战，亦无封建割据，社会出现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汉书·刑法志》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致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这与光武皇帝开创之功是不可分的。因此，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南宋诗人陈亮说：“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可谓允论。一常生活：身不穿重綵之衣，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建武十三年（37），他将异国贡献的千里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士。他不建造专为皇家游乐的苑林，不从事浪费人力物力的狩猎。他一向提倡薄葬，将作大匠窦融向他请示园陵广袤，光武帝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茅草）马……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临死前，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上行下效，在光武帝的带动和影响下，后宫妃嫔和东汉初期的一些臣僚，也多能做到生活俭朴，清廉自守。如在东汉建国初期，做过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宣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家中的粮食储存不超过一担。比宣秉稍后，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古代风景画鉴赏布被瓦器”，他的妻子还亲自到田间去曳柴，其清贫自守，可以概见。光武时期，著名的地方官会稽太守第五伦，虽身为二千石，然“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才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赢者”。东汉初期的政治，由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因而是比较清明的。

另外，光武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团结士人方面，也很有策略。建武二年（26），寇恂拜颍川太守，当时大将贾复任执金吾，驻在古代风景画汝南。贾复的部将因杀人被寇恂逮捕，戮之于市。贾复引以为耻，心怀不忿，对左右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自是寇恂常避让贾复。光武闻知，乃召见寇恂，时贾复亦在座。光武对二人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解也）之。”在光武帝的调解下，两人又“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王莽代汉之时，不少士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其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为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他礼贤下士，对士大夫表示非常敬重，史称其“侧席幽人（即侧席而坐以待隐居之人），求之若不及”。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北海逢萌、太原周党，皆曾多次聘请来朝。逢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不肯就征。

注释①《后汉书》卷一上。

②《后汉书》卷四。

③《后汉书·贾夏列传》卷三。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

⑤《后汉书）卷第二八《百官》五。

⑥⑦⑧《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⑨《后汉书》卷三一《杜诗传》。

⑩《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后汉书》卷二八《冯衍列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后汉书）卷二七《宣秉、王良传》。

《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

《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宋陈亮《龙川文集》卷五《酌古论一》。

定谶纬为国宪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及其后继者为了巩固新政权，大力提倡谶（音衬）纬之学，并定为官方统治思想。

古代扇面所谓谶纬，即指谶记和纬书。“谶”是方土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所以也称“图谶”、“图书”。“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四库全书》说：“纬者，经之支流”，是假托神意来解释儒学经典的书，也称纬书。实际上，谶纬都是汉代人假托天帝或孔子的名义，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编造的著作，其总的思想属于阴阳五行体系。它的内容很庞杂，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天文、历数、地理、文字，也有讲典章制度的，更多的则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颇便于人们穿凿附会地作出任意的解释。

预言而以谶之名出现于中国史籍，始于秦穆公一梦。据史书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曾于梦中会见天帝，天帝告以“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秦大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①。秦始皇时，燕人卢生人海求神仙，奏上“图书”，上写“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匈奴（胡人）将威胁秦王朝，因此派蒙恬发兵北伐匈奴，夺取河套之地。类似这样的谶语还有不少，如“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当时人民假天神之名发出的预言。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深重，图谶随之更加流行。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利用谶书，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②。刘向奏忠可假借鬼神罔上惑众，汉成帝把忠可下狱治罪，最后死于狱中。谶语的制造，到西汉末年达到全盛时代。王莽辅政之后，各地纷纷呈报样瑞，仅平帝在位的五年间就出现了七百多件，接着，武功（今陕西眉县东）县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石上丹书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竟因此做了假皇帝。但王莽并不以此为满足，后来又利用梓潼（今四川广汉）人哀章所作“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指刘邦）传予黄帝（指王莽）金策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③的符命，终于登上真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新”，改正朔，服色配德尚黄。王莽建立新朝后，将上述这些谶文编录为“符命”四十二篇，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宣传解说，证明王莽代汉完全是上天的意旨。

到了新朝末年，刘秀又利用图谶起兵造反。当时，南阳一带饥荒严重，民不聊生，宛人李通乃以“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劝说刘秀起兵。当刘秀在河北立稳脚跟，并向中原推进时，他早年在长安的同学强华送来“河图赤伏符”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④刘秀的部属大造舆论，说这是“受命之符”，应了火德之运，劝刘秀称帝。其后于建武元年（25），刘秀终于利用谶记在古代人物画像部做了皇帝。此外，还有和刘秀同时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也找寻许多天帝允许他应当做皇帝的谶语，准备在成都称帝。

当时，谶语虽然极其盛行，但直至古文经出现之前，还未形成有系统的文献。古文经出现以后，才有人把这些天帝的言语编辑起来，而命之曰纬书。

谶语只是构成纬书资料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浩如烟海的传说与神话。编辑纬书的目的，主要地是要从侧面宣扬孔子的儒家学说，以达到吹捧利用儒家学说的汉朝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光武帝在即位后，酷好纬书，虽头昏目眩，仍不忍释手。当时他的臣下，有人竞因谶纬的偶合，被提升官职。

例如有一个做野王（今河南沁阳）令的王梁，因为《赤伏符》上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刘秀认为玄武是北方水神，司空是水土之官，于是擢升王梁为大司空，居于三公的高位⑤。也有人妄改纬书，希图幸进，例如建武二年（26），光武帝命尹敏校对纬书，并指示他把那些吹捧王莽的图谶全都删除。尹敏对刘秀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词，恐疑误后生。”光武帝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尹敏见有机可乘，便利用谶书阙文添上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即是说尹敏（“君”字去掉口为“尹”字）应为汉王朝的辅弼之臣。光武帝觉得奇异，便召尹敏查问，尹敏回答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⑥光武帝虽不悦，但并未治尹敏之罪，只是终身未加升迁而已。

古代扇画光武帝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决断政事，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一次，光武下诏群臣会商修建灵台（天象台）处所，欲用图谶决断，他问桓谭有何意见?桓谭沉默良久，回答说：“臣不读谶”，并极言图谶不合经义。光武帝大怒，斥责桓谭“非圣无法”，即要将他问斩。桓谭在光武帝的淫威下，被迫叩头流血，直至刘秀气消，这场风波才算过去。然而这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竟因此被贬外任，死在途中。桓谭“博学多通，偏习五经”⑦，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建武初年，经大司空宋弘推荐，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是时，光武帝正在迷信图谶，每以谶记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批评谶记之虚妄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建议光武帝：“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⑧光武帝对于桓谭的议论，本已感到不快，这次桓谭在建灵台的廷议中又直言不讳地“极言谶之非经”，更加激怒光武帝，以致必要加之以死罪。桓谭的遭遇表明，在光武看来，非谶即非法，谶纬神学已成为东汉初年官方的统治思想。

还有一次，光武帝问太中大夫郑兴郊祀之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回答说：“臣不为谶。”光武大怒，反问之曰：“卿不为谶，非之邪?”⑨显然把不学谶与反谶联系在一起，给郑兴加上一个非圣非法的罪名。郑兴惶恐万状，当即谦辞解释说：“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⑩表示自己对于谶书有所未学，而不敢反对，这才幸免于难。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当政时，曾携门人从刘歆讲正左氏大义，与当时另一名儒贾逵并称“郑贾之学”。郑兴每言政事，则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而因为他“不善谶”，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在当时，图谶已成为仕途显达的决定因素。

古代人物画像光武帝不仅用谶纬决定政事，当时的一些礼仪制度和礼仪盛典，也无不以谶记纬书为根据。光武帝晚年，大司空张纯、博士桓荣等人，曾根据《七经谶》、《明堂图》等纬书，请立辟雍（古太学及祭祀之所）及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光武帝准奏施行。张纯又请封禅泰山，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中元元年（56），光武帝东巡岱宗，登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后又禅于梁父，祭祀地神于梁阴，命张纯以视（比也）御史大夫随从。是年十一月，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谶纬神学的统治地位，从此谶纬迷信风行全国。章帝时，举行汉宫白虎观会议，使诸儒讲论《五经》异同，在皇帝的亲临主持下，最后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亦称《白虎议奏》）——一部集儒学与谶纬于一体的神学化国典。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遂蒙上一层神学的云雾。

注释①《史记》卷一三《赵世家》。

②《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③《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④《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⑤《后汉书》卷二二《王梁传》。

⑥《后汉书》卷七九《尹敏传》上。

⑦⑧《后汉书》卷二八《桓谭传》上。

⑨⑩《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

《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