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广开三边



广开三边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古代风景画鉴赏盛时期，不但政令统一，经济繁荣，而且在奠定我国疆域的事业中，也创造了空前辉煌的纪录。

东南沿海一带，是东汉时期百越之族的聚居地。其中居住在现在浙江省南部的越人，汉代称作“东瓯”；居住在现在福建省境内的称作“闽越”；居住在两广地区的称作“南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百越之地设置会稽、闽中（治今福建福州市）、南海（治今广东广州市）、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进行统治。当时百越之族，在秦朝地方政府统治之下，输纳租税；或退入山岳地带，继续与秦朝政府对抗。秦末，中原大乱，百越之族群起叛乱。当陈涉起事时，今浙江、福建一带的越族，在其君长无诸和摇的领导下，参加了刘邦反秦的战争。刘邦即位，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市）。其后惠帝三三年，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曾参加吴王濞之叛，后其王为汉政府所收买，诱杀吴王濞于丹徒。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怂恿闽越攻打东瓯。武帝初即位，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兵浮海往救，闽越军闻讯退走。东瓯为避免再受攻击，请求内迁，汉朝将其一部分越人，迁徙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南越，秦时已置郡，秦末变乱时，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奉命代理南海尉事，他乘机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刘邦派陆贾通使南越，赵佗表示愿意臣服于汉，汉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因汉对南越实行铁器封锁，赵佗乃自称南越武帝，脱离汉朝，并发兵进攻长沙王国边邑，大败汉兵。文帝即位后，派人整修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的祖坟，优待他留在老家的亲属，并再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和汉恢复原来的关系。景帝时，赵佗遣使朝请，表示臣服，但在国中仍用帝号。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出兵攻打南越，武帝派王恢、韩安国发兵往援。汉兵未至，闽越王弟余善杀闽越王郢归汉。武帝立前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立余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元鼎六年（前、111），东越王余善又反汉自立为武帝，进攻豫章郡，杀汉地方官吏。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繇王等共杀余善请降。武帝认为闽，越地形险阻，叛服无常，便改封越繇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将当地越人迁徙到江淮地区。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与汉人相融合。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鼎四年（前113），南越王赵兴和榜（音流）太后愿意内属，请求汉朝撤除边境关塞，要求同内地诸侯同样对待。武帝允准，赐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并赐内史、太傅、中尉等主要官吏印绶，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自己署置，取消南越沿用的古代肉刑，奉行统一的汉法。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七十多人都身居要职，实权超过王室，因此，不甘心放弃半独立地位，他代表越人贵族势力阻止赵兴内属无效，于是在元鼎五年夏起兵反叛，杀死南越王赵兴、樛太后以及汉朝使者，另立建德为王。汉武帝闻讯，派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领十万大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今广州市）。吕嘉等兵败逃走，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追兵俘斩，南越各地官员纷纷迎降。武帝封许多南越贵族为列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由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汉朝时候，对居住在我国西南山麓地带的诸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离（音西）、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音斯）、筰都，成都以北有冉（音忙）。甘肃南部的自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西南夷各族的语言、习俗各不相同，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习惯于梳椎发，从事农耕，有邑聚和“君长”；巂、昆明等族习俗编发，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生活，无“君长”。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有的已进入奴隶社会。

西汉初年，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联系密切，经常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焚僮（焚族奴隶，焚音博）及金、银、铜、象牙等。巴蜀的铁器、枸（音举）酱和其他商品也运人西南夷地区。建元六年（前135），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而上书向武帝建言：“南越王黄屋左纛（皇帝车辇及装饰），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群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①武帝允其所请，派唐蒙率兵千人，辎重队伍万余人，携带缯帛等礼物，前去招降夜郎。夜郎侯多同及其附近小邑贪图汉王朝财物，同意归汉。于是汉在其地置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并动工修建从焚道直通夜郎群柯江（今北盘江）的山路。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的建议，派他去招抚邛都、（榨都、冉等部。这些君长也喜好汉王朝的厚赐，愿意归附。汉在其地置一都尉，设十余县，隶属于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省）。后来因接受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建议，欲专力在北方对付匈奴，汉廷一度放弃经营西南夷。

古代山水画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元狩元年（前122），张骞自大夏归国，向武帝报告上述情况，建议重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遣使者自巴蜀四出寻找通身毒的道路。汉使到达滇国，由于昆明、巂等族贪图财利，杀害汉使，抢掠财物，阻闭通路，汉使寻求身毒道路之目的未能达到。滇王曾同汉使谈话，问汉使曰：“汉孰与我大?”夜郎侯也曾有过同样故事，“夜郎自大”的典故，即本于此。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在其地置群柯郡（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初倚南越，及汉灭南越，遂归降汉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乃以邛都为越巂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以榨都为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以冉肱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以白马为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攻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同时赐滇王王印，使治其部族。于是今西南大部分地区均归人西汉版图，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古代风景画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族，汉代称之为“东，胡”。乌桓活动于西喇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②。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黑色糜子）。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乌桓部落中“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③，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臣服于匈奴，每年被迫缴纳牛马羊皮。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左部后，乌桓被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统辖。

鲜卑最初与乌桓同为东胡部落，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汉武帝时，乌桓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亦向西南推进，居住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与乌桓为邻，也受匈奴族的奴役。

西汉时期，东夷之族也分化为许多部族或种族。其分布于今日沈阳以北者曰夫余，分布于鸭绿江北岸者曰高句骊，分布于朝鲜半岛之东者曰貉（音汇莫），之西者曰朝鲜。秦末，中原大乱，燕、齐、赵人，避乱而徙往辽东者数万口。汉初，“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发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坝水（今朝鲜清川江），居秦故空地上下鄣（云鄣、属乐浪郡），稍役属真番（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工之，都王险（今朝鲜平壤）”④。卫满在朝鲜建立了政权，当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汉辽东太守和卫满相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⑤。卫满利用这一政治优势，逐步统一了朝鲜北部。元朔元年（前128），貉君主南问率其部属二十八万人归服汉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后来卫满传位于其孙右渠，右渠大量招诱逃亡汉人，又不入觐汉朝皇帝，并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元封三年（前109），汉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晓谕右渠遵守前约，右渠终不肯奉诏。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苟彘出辽东，两路讨伐右渠。次年，朝鲜贵族大臣参等使人杀右渠来降。武帝封参等为列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菟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高句骊，今辽宁新宾西）、临屯郡（治东曰随，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辖境南至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此，其后在局部地区曾有所收缩。如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并入了相邻的蜀郡。但总的来说，从武帝以后，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汉武帝时期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开发，为以后中国的广袤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注释①《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②③《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

③⑤《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

苏武出使不辱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在北之战中，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古代风景图鉴赏去病击败匈奴以后，匈奴的势力逐渐衰落，但还具有一定战斗力量。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一面持续战争，一面相互遣使往来，表面上为寻求友好，实则窥探对方虚实，因此，扣留对方和杀戮来使之事，时有发生。匈奴曾拘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十余名。太初四年（前101），匈奴晌犂湖单于死，其弟且鞮（júdī驹低）侯立为单于，汉武帝欲借征大宛之威胁迫匈奴，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时，齐襄公之九世祖为纪侯所谮而烹杀于周，鲁庄公四年，齐襄公灭纪），《春秋》大（敬）之。”①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我儿子，安敢望（怨望之意）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辈也）也。”②因而派使臣去长安修好，并将以前扣留在匈奴的路充国等十几名西汉使者释放回国。为回报匈奴，答其善意，天汉元年（前100），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作为使臣，携带厚礼，送还匈奴被拘留在汉使者。

苏武（前-前60），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市南）人。为人廉洁正直，而且有胆量，有骨气。苏武奉命后，乃偕同副使张胜、随员常惠等带领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一路晓行夜宿，历尽艰苦，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匈奴单于王廷。苏武献上汉天子所赐厚礼，匈奴单于非但未表谢意，反而露出骄矜之色，使苏武等汉使大失所望。

苏武办完使事，准备启程回国，正在此时，不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苏武出使匈奴期间，匈奴贵族缑王与降将卫律部下虞常等七十余人，阴谋劫掠单于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素与张胜相知，暗中将此事告知了张胜，并准备杀死卫律，为汉朝立功，张胜亦表赞同。其后月余，一日，单于外出射猎，虞常与七十余人欲发，在举事前夕，其中一人出首告密，单于子弟发兵进攻虞常等人，缑王等人皆战死，虞常被执获。单于射猎归来，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乃使卫律查办此事。张胜恐虞常供出自己，只得将前情告知苏武。苏武闻之，惊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被侵犯而死），重负国。”③欲引刀自裁，张胜和常惠连忙上前制止。虞常在卫律的严刑拷问下，果然供出了与张胜密谋情况。单于在盛怒之下，召集匈奴贵族商议，欲尽诛杀汉朝使者。单于身边一名大臣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因谋杀卫律而杀汉使，未免处罚太重，如果谋杀单于，又当治以何罪?不如趁此机会胁迫汉使归降匈奴。单于命卫律召苏武前来听审。苏武对张胜、常惠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④当即拔出佩刀自刺，卫律见状大惊，急上前抱持，并立即命人召医急救。苏武气绝，半日复苏。常惠等痛哭不已，将苏武抬回营帐。汉武帝张胜被匈奴拘禁。且鞮侯单于得知审讯情况，对于苏武忠于汉朝的气节，十分敬重，朝夕遣人问候苏武病状，并暗中晓谕卫律设法使苏武归降。

当苏武伤势渐愈时，单于使人通知苏武、张胜同去观审虞常，欲因此迫使苏武归降。卫律当场将虞常斩首，然后威胁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卫律自称），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⑤举剑向张胜砍来，张胜慌忙跪地请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有罪，当相坐（连带治罪）。”苏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卫律又举剑向苏武作砍杀状，苏武神色自若，安然不动。卫律急忙收剑入鞘，无耻地向苏武夸耀其投降匈奴后所获荣华富贵，妄图以此来动摇苏武的忠节，苏武置之不理。卫律又改颜施加压力说：“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苏武听后，大怒骂道；“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对匈奴的贬称），何以汝为见（清人王念孙以为此句当作“何以见汝为”，意为见你干什么）!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使汉天子与匈奴单于互相争斗），观祸败!……若知我不降明（言汝明白地知道我不会投降），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⑥苏武义正词严地一番答话，使卫律明白苏武终不可屈致，乃如实地向匈奴单于作了报告。单于听说苏武如此忠义，心中十分敬重，益欲使其归降。乃命人将苏武囚禁于大窖中，不予饮食，以为如此可以使苏武归降。适值天降大雪，苏武在冻饿之下，只好以雪团和着毡毛一起吞食，竟数日不死。匈奴单于惊奇，以为有神明暗助苏武。于是乃将苏武迁至白雪皑皑、杳无人烟的北海（匈奴北界，即今贝加尔湖）上，使牧羝羊（公羊）。临行时，单于对苏武说，待公羊产生子羊，苏武才能回国。同时将苏武的属员常惠等人，分别置其他处所，不得与苏武相见。

苏武来到荒凉的沙漠苦海，得不到匈奴供给的粮食，只好掘取野鼠，储藏的草籽用以充饥。他每日拄着“汉节”（汉武帝差他出使匈奴的符节）牧羊，不论朝夕从不离手，因此时间一长，节旄（节上的牦牛尾毛）脱落净尽。时光荏苒，春去秋来，苏武已度过五六个寒暑，苏武怀念祖国的心情并未削减。一日，苏武正在牧羊，忽昕远处传来马蹄声，苏武正在惊疑间，一个匈奴贵族打扮的官员来到面前，苏武定睛一看，原来是汉朝的骑都尉（骑兵统带官）李陵。李陵，字少卿，汉名将李广之孙。在汉朝时，与苏武俱为侍中，且系好友。苏武出使匈奴之明年，汉武帝任命他为骑都尉，率兵五千，与匈奴交战，战败投降匈奴。李陵虽知苏武被困在匈奴，却无面目去见故友。过了很久，单于知李陵与苏武相善，乃命令李陵去北海劝苏武归降。

李陵来到北海上，为苏武置酒设乐。叙说朋友交谊后，向苏武说明单于使其前来劝说归顺之事。李陵首先告知苏武家庭的不幸遭遇：老母已死，兄弟皆坐事自杀，苏武妻子年少，闻已改嫁，女弟、儿女，十余年来，存亡不可知；接着自叙始降匈奴时忽忽如狂的内疚心情，表示对古代风景画苏武此时的心境很是理解，然后又联系到汉武帝对大臣的残酷寡恩说：“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⑦为如此皇帝自苦如此，实不值得，不如归顺匈奴。苏武爽直地向李陵剖明心迹说：“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提拔之意）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近臣之意），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⑧李陵与苏武盘桓数日，终不能动其心，李陵见其至诚，惭愧地与苏武挥泪告别。李陵使其妻子赠给苏武牛羊数十头，以改善其日常生活。

后元二年（前87），李陵又至北海上，将汉武帝去世的消息告知了苏武。苏武听后，南向号哭，悲痛异常。明年，昭帝（武帝之子）即位，是时，匈奴且鞮侯单于早已死去。昭帝始元二年（前85），匈奴壶衍鞮单于即位。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渴望和平。同时，匈奴新单于初立，国内乖离，贵族争夺，常恐汉军来袭，乃采纳卫律之谋，与汉朝恢复和亲和正常往来。昭帝始元六年（前81），汉与匈奴议和，要求匈奴把苏武、马宏（前使西域为匈奴所获，亦不肯降）等人放还，竟遭到匈奴的拒绝。匈奴诡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到匈奴，汉朝被囚禁在匈奴的使者常惠买通守者，得夜见汉使，将苏武的真实情况告诉汉使，并教给汉使营救苏武的计策。

翌日，汉使面见壶衍鞮单于，对单于说：一日，汉朝皇帝在上林苑（汉朝宫苑，在今陕西西安市西）中射猎，射中一只大雁。大雁足上系有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正在北海牧羊。汉使以此责问单于，为何向汉朝隐瞒苏武的真相?单于听后，异常惊慌，环视左右大臣，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单于无奈，只得如实地对汉使说：“武等实在。”为了避免再引起汉匈战争，答应释放苏武回国。汉使向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表示祝贺。李陵闻知，亦为苏武置酒祝贺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⑨然后又向苏武倾诉了自己兵败降胡后，仍时刻不忘报效汉朝的心情，由于汉武帝族诛其家，为世大辱，他才断绝回汉念头，成为异域之人。因起舞与苏武作别，歌曰：“径（穿过之意）万里兮度沙幕，为君（指汉武帝）将兮奋匈奴（与匈奴作战）。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隋（同颓，丧失）。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⑩李陵歌罢，流着眼泪，与苏武诀别。始元六年（前81）春，苏武率领以前留居匈奴的汉朝官员九人，一同回到汉朝首都长安。苏武出使时，正当壮年，回国时，已经须发尽白。汉昭帝为了表彰苏武出使的功绩，拜他为典属国（负责少数民族及属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三人皆拜为中郎（官员，掌宿卫侍值，属郎中令）。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各赐钱十万，免除终身徭役，使归家养老。宣帝（前73—前49）时，封苏武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以苏武为节操素著老臣，令苏武只在朔望朝见天子，号称“祭酒”，优崇甚厚。苏武每次获得皇帝的赏赐，皆分赐与昆弟、故人，家无余财。当时的王公大臣如许广汉（宣帝皇后之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等，皆十分敬重苏武。苏武在匈奴生的儿子苏通国被接回汉朝，任为郎官。

宣帝神爵二年（前60），苏武病故，享年八十多岁。甘露三年（前51），匈奴单于来汉朝见，汉宣帝思念功臣，命画工绘十一大臣之像于麒麟阁（在未央宫中），以表彰其功德，苏武即为其中之一。苏武的崇高民族气节，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和敬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他那首气贯长虹的《正气歌》中提出历史上许多气节高尚的英雄人物，其中“在汉苏武节”之句，即为赞扬苏武坚贞不屈的名句。

注释①《资治通鉴》卷二一，汉武帝太初四年。

②《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

司马迁撰《史记》

西汉时期，我国史学得到新的发展，出现了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司马迁《史记》是司马迁所作，它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记”。“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学术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借鉴前代统治经验，迫切要求编写一部通史，以“通古今之变”①。于是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史记》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出现的。

司马迁（前145—前86）②，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京都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人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在中央政府共任三十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编写国史、研究天文历法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决心编写一部通史，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写出部分篇章。但愿望未及实现即故去。临终前嘱咐儿子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③。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于司马谈，为继承父亲遗志而作。

司马迁生活在这个家庭，得到父亲培养，十岁已读大量的今文书籍，并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篆文）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后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二十岁时，他怀着远大抱负和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游历东南名山大川。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十征，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除今闽、广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实地调查，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坚实基础。

司马谈死后三年，38岁（前108）的司马迁承袭父亲官职任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④。太初元年（前104），42岁的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同时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败降匈奴，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功绩显著，投降实属无奈，从他平素为人及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于不得已，他一定会寻找时机报答皇恩。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触怒了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赞扬李陵就是有意诋毁与他同时出征的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便将司马迁下狱，又于第二年下蚕室，处以腐刑（即宫刑）。他认为受此刑是奇耻大辱，他在给友人任安信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后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⑤他虽万分痛苦，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党非常之人”在逆境中发愤的先例，决心活下来，在狱中怀着悲愤继续写作。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中书令，更加奋发地写作。太始四年（前93），他53岁时，终于完成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究社会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不久这位史坛上的启明星便溘然长逝。这部遗著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

《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皇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问，把几千年间零散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⑥，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史记》叙述上下三千年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事，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本书的总纲。“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及其子孙世袭（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列传”主要记载官僚、士大夫、名人等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写一个人物的，后人称之为“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后人称之为“合传”（如《廉颇与蔺相如列传》）；把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同时代的人的，后人称之为“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

“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是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则是分专题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如《平准书》系统地叙述了汉代社会经济情况；《河渠书》叙述了历代水利情况；《历书》、《天官书》叙述了当时的历法和天文学的概况。

就全书的体例而言，世家、本纪和列传都是人物方面的传记，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因而价值最高。又通过书、表互相配合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百科全书。人们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用此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它之前的史书，或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从《汉书》至《清史稿》）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在写作方法上司马迁把自己的观点褒贬贯穿在叙事当中，即“寓论于史”。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司马迁对调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因而使《史记》记述的真实性较可靠，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与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对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殷本纪》差错甚少⑦。司马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史记》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称为“实录”⑧，成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记》一书的思想价值而言，表现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首先，《史记》一书，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它的影雪后景像响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并没有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束缚，而是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如他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与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对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除赞扬他建立西汉的功绩外，对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贪色，好吹牛说大话，为人残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画；对汉武帝迷信方术，重用酷吏的过失，也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充满同情和歌颂，为他们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把陈胜起事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⑨因此，司马迁把陈涉列为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反映他具有远见卓识。班固作《汉书》，虽然照抄《史记》，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由涉首事”这句颂扬的话。一扬一贬，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比班固进步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所在，也更可证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也就是正宗儒学立场上来立论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丝毫无损于《史记》的光辉。

《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称道，一方面是议论卓越，一方面是记事生动。它在纪传中，塑造了众多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写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机智勇敢的蔺相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史记》共塑造了几百个人。古代风景画每个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来感动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现了司马迁有高超的艺术刻画才能。他的刻画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描述。“火牛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等有许多生动的场面，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造。在语言上也是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艰深，广泛地运用口语，使人感到绘声绘色，生动优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小说。而语言之精确、逻辑之严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学论文。《史记》不愧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著，如果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司马迁则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很中肯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霸王别姬》、《将相和》都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的题材。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指出，司马迁著书，终极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他的历史观还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如认为秦古代人物图鉴赏的统一是“天所助焉”⑩，刘邦是“受命而帝”，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他一直被尊奉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大师。《史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价值。

《史记》问世后，对史学、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多从《史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仅是历代为《史记》作注的就很多，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马固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是《史记》旧注的代表作，称为《史记》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颇有参考价值。

注释①《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

②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代说法不一。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郭沫若认为生于公元前135年，卒于公元前93年（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今从王说。

③④《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⑤《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⑥《史记》第一三○《太史公自序》。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⑧《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⑩《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