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

有人把汉代比作中医史上的罗马时期，主要由于产生了两个“医圣”、三大医典。北方青、徐（今山东、江苏）一带的神医华佗，以外科术著称。在南方荆襄（今湖北）一带活动，能与之颉颃的人物就是张仲景，其所著《伤寒杂病论》是内科学的重要著作，也是三大医典之一（另两部是《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宋代名医许叔微曾说：“不读仲景书，犹如儒不知有孔子六经也。”①医学之有张仲景，犹如儒学之有孔仲尼，所以人称“医圣”。遗憾的是，他虽有著作传世，也像大多数古代科技人物一样，史书中并没有为他立传，因而他的事迹大都泯灭无闻。仅就所能见到的零星史料及流传下来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作一概介。

张仲景张仲景（147或150—219），名机，以字行世。东汉时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人。他家庭富裕，从小勤奋好学。当他从史书中看到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时，对扁鹊望气色便知疾病的技能，很是感动，因而对医学发生了兴趣，认为这是利人利己的事业，决心研习医术。还是童年时，他就拜家乡名医张伯祖为师。张伯祖见他对医学专心致志，就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全部传授给他。在学习过程中张仲景已显示出在医道方面的卓越才能。《太平御览》引《何颐别传》说，何颐善识人才，以此天下闻名。何颐一见少年张仲景，便断言他“用思精密”，将来必为良医。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言和《太平广记》都曾记述他神话般的高超医术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十七岁见到张仲景，张仲景就说王粲有病，应服“玉石汤”，不然。病势浸成。三十岁眉毛就会脱落（今称麻疯病，此病潜伏期很长）。张仲景能识之于初，说明他对地方病很有研究。只是王粲少年成名，正是才气横溢，精力旺盛，不以张仲景的话为然。谁知三十岁时，眉毛果然脱落，有人不信此记载，因为《魏书》只说他四十一岁因病（未言何病）死于征吴道上。这种壮年而死，正是由于长期患慢性病，加上征途劳累，病情急剧恶化所致。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政治极其腐败，军阀割据，战乱连绵，加以瘟疫流行，灾难深重，人民幸免于兵祸的，又被瘟疫夺去生命。曹植对瘟疫流行的惨状有诗描写“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而瘟疫中的主要一种就是伤寒病。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自建安以来十年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人民疾苦与自身遭遇，促使他决意研究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奔波于患者之间，以行医为终生事业。有的文献说他曾举过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但从《后汉书》和《三国志》等正史查考，建安以来在长沙为太守者，并无张机其人。

张仲景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风高尚，他把“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作为行医目标，痛恨那些玩忽职守，视人命如儿戏的庸医。东汉末，寸关尺诊脉法已经流行。为了慎重，他主张不单诊寸、关、尺脉。西汉以前，有《素问》的三部九候诊脉法：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古代风景画鉴赏部”：每部取天、地、人三个部位，共九个部位，名为“九候”；“九候”又分左右，合为十八诊，必诊遍这些部位才得确诊。比起寸关尺法麻烦许多，却易把握病情。自东汉产生寸、关、尺法后，三部九候诊断渐已不行，张仲景认为那种“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伤寒论》自序），就胡乱开方是难以治好病症的。故他独能不殚其烦，主张参行三部九候法。

张仲景在一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就是这种研究和实践的产物。他看到《内经·素问》中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他根据自己实践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但发病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名称。冬天因受寒而发病的叫伤寒；春天受寒发病的叫温病；夏古代扇画天受寒发病的叫暑病。书中对病理、诊断、治疗以至用药，都有细致的论述，是一部较完整的中医学著作。其中在理论上叙述的有二十二篇，治疗原则三百九十七法，记治传染病三十种，共列出一百三十三个药方。按明朝徐镕的说法，晋太医王叔和始加阐明、扩充，并编次成两书：一名《伤寒论》，一名《金匮玉函要略经》。前者是专论述外感疾病的专书，后者论述内科、杂病，兼及外科、妇科的病症。今传《伤寒论》是宋朝林亿、孙奇等人校定本，分十卷，二十二篇，除去重复计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匮玉函要略经》亦简称《金匮要略》曾一度失传，宋人王洙从馆阁蠹筒中发现了残本，抄行于世。书分三卷：前论伤寒，中论杂，病，末载医方，兼论妇科病。宋神宗熙宁间，必秘阁校理林亿等奉敕校定医书，因上卷过于简略，但取杂病以下，又将末卷医方散附各病名下，以便拣用，共得二百六十二方，合二十五篇。内容有研究病因、病机、疾病分类和诊断等部分；治疗所用剂型有汤、丸、散、酒、洗、熏、坐。张仲景的医学成就从以上二部著作中考察，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医疗方法（即诊断），二是关于中药处方（即治疗）。上古医病主要用针灸法，从战国时起，药物疗法的经验逐渐积累下来，后来出现了《山海经》和《神农本草》等中药学书籍。但它们对医疗方法没有涉及。张仲景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总结出要分析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方法。《伤寒论》从疾病所在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辨证八纲”。根据“八纲”诊断病症，他又提出：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的温、清、补、和、汗、吐、下、消的治疗方法，后世称之为中医“八法”。张仲景认为，这些治疗方法，都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运用，要使用得当，才能奏效。他还认为，有的病症可以“寒用热治”，“热用寒治”，既可以“先表后里”，也可以“先里后表”。但这种治疗方法的常例和变例，必须靠医生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去认真掌握和灵活运用。

其次，张仲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著作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医成方，如以发汗排毒的麻黄汤、桂枝汤；治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细菌性痢疾的白头翁汤；治急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等等，至今中医里有许多方剂，都是从张仲景的方剂变化而来的。不仅丰富了中药方剂这个医学宝库，并且在中药的炮制和方剂的配伍等方面也都有所总结和创造。

在方剂的配伍方面，张仲景是有所发明的。中药方从单方逐渐发展为复方，由于复方是由多味药组成，配制时讲究君臣佐使的原则。即一方之中，必以某药为主（君），某药为辅（臣或佐使）。《神农本草》单纯按照药物的性质分类；《素问》规定一方之中，君臣剂量，各有固定比例。《伤寒论》则是完全按照病势，酌情增减。比起《本草》和《素问》的配制方法更为科学。后世中医有“因病立方”，而不“立方待病”的原则，就是在《伤寒论》的影响下确立的。

张仲景既重视治疗方法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他提出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古代山水画鉴赏的保健方法，还提倡练气功、按摩等锻炼身体的方法。他给病人治病时，不仅注意用医方治病，还注重针灸等理疗。他常给人用灌肠法导便和用人工呼吸法去抢救昏厥的病人。

张仲景的著作很多，除了《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要方》一卷，《疗妇人方）一卷，《五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等，可惜都没保存下来。

张仲景生活的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毕竟还不高，这使他的医学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在病理方面，还不能彻底肃清五行说的影响。他的医学理论，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实际。他的医学著作，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点。所以，后代的中医评论他的《伤寒杂病论》说：有治大人病的方剂，没有治小孩病的；有治北方病的，没有治南方病的。

但张仲景一生的研究与实践，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难经》等并奉为医学经典著作，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张仲景的著作影响及于海外，至今日本不少医生专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采用原法原方治病，而且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经过科学研究扩大了应用范围。可见，这位”医圣”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

注释①《伤寒发微论》。华佗发明新医术一千七百多年前，我国有一位医学大家，他不仅善于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还精通方药，擅长针灸，其中以外科手术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外科医生的鼻祖。他就是东汉末年鼎鼎大名的医学家华佗。

华佗（?—208），一名华蒡（古敷字），字元化，东汉末年杰出医学家。他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县），精通儒学与医术，拒不为官，以医为业。他通晓养生之道，“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①。华佗经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和公元184年的全国性黄巾大起义以及其后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华佗目睹战乱灾祸，不求仕进，立志“以医济民”。他重视前人经验，汲取民间偏方，发明创造。经过多年的华佗实践，他在针灸术、诊断学、药物学、儿科、妇科、驱虫等医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外科尤为擅长。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声名颇著，时人称为“神医”，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华佗给患者治病，所以疗效显著，关键的一点是他明于诊断，能根据病情看出病理，判断准确无误，然后对症下药。如一郡守，病情险恶，华佗察看病情，按脉后，诊断为瘀血积存腹内，长期不能吐泄出来所致。若设法使他暴怒，吐出瘀血，病即可愈。郡守之子一切照办，果然使郡守吐出黑瘀血，足有一升多，病症从此痊愈。

华佗在诊断术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善于区分病状相同，而病理不同的患者。当时有两个府吏，一名倪寻，一名李延。他们都是头疼发烧。感觉相同。华佗察看两人病情后，认为两人病理不同，处方也应当有别。倪寻是外实（感冒），应当吃泻药；李延是内实（伤食），应当发汗。这两人服了不同的药，第二天，二人均病愈。

又如一妇人，在妊娠六个月时，突然剧烈腹痛，经华佗、按脉，诊断为胎儿已死，并让她家人摸妇人腹部，告诉他如果胎儿在腹部左侧是男孩，若在右侧为女孩，家人摸了摸说在左侧，华佗给妇人开了药，服后果然坠下男死胎。在封建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授受不亲”，这就使华佗的妇科医术，受到很大限制。

华佗还善于诊断小儿科常见的疾病，东阳县陈叔山的两岁幼子，常腹泻和啼哭，孩子日益消瘦。华佗治疗时分别察看了母子二人，说“其母怀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中），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②。华佗让孩子母亲服“四物女宛丸”，十天后，孩子一切恢复正常。

华佗在诊断时，善于察形观色，从病状到病理，由表及里，因此，在诊断学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撰了《脉经》一书，其中的卷五，记载了《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共有76条。所说“扁鹊华佗”，或指二人的要诀，或单指华佗继古代集市图承并发扬了扁鹊的医术，由华佗本人总结的经验。《要诀》根据病人的面色、五官、肤色、病状和举止行动等，可以判定患者的生死寿天。例如：“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再如：“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胸中”。由于华佗经验丰富，观察入微，他的诊断相当精确。有一个做过督邮官的顿子献，曾患病，治疗后自觉良好。一日华佗为他按脉说：“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夫妻同床）即死。”③恰巧顿子献妻听说丈夫病愈，不远百里，前来看望，夫妻同房团聚，时隔三天，果然病发而死。

华佗治病，常使用针灸法。他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以来的针灸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针灸，根据病情，分别使用灸法和针刺法。“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痊愈）”④。最著名的一例，是华佗为当时的汉丞相曹操治疗头风眩症，每当发作，经华佗针灸，即立刻奏效。

华佗的针灸疗法，还能医治一些妇科病。一位李将军的妻子怀孕不慎流产，请华佗检查。华佗按脉后判断：根据脉象，胎儿还未下来。李将军说亲见胎儿坠下，对华佗的诊断不以为然，华佗只得告辞离去。百日后将军妻子又腹痛不止，只好再次请来华佗。华佗告诉将军夫妇：“此脉故示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⑤华佗针、药并用，妇人有欲产而不能的腹痛。华佗说：“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⑥照此实行，果然是一个手足完具、全身变黑的死胎男孩。这时，将军悔恨自己的固执，对华佗的医术赞叹不已。

古代山水画华佗针灸的高明之处，不仅针灸准确，效果显著，而且还能诊断出别人针灸的失误。当时有一位督邮官徐毅得病，华佗前去看视，徐毅对华佗说：“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华佗察看了扎针的部位，询问了扎针的深度，然后对徐毅说：“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⑦五天之后，徐毅果然死去。

华佗除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在医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在外科手术方面。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则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麻沸散”的药物成分和配制方法，今已失传，后人一般认为华佗是用麻蒉（音坟）、羊踯躅、当归、菖蒲等中草药，研制成散剂，每次手术前，用酒服下，即可全身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比西医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一千六百多年。有文献记载，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进行过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的病例。这从当时的医药水平来看，也是可行的。

华佗作为名医，努力尽职，即使一些不治之症，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也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施行手术治疗。有位士大夫，身体极不适，求华佗医治。华佗在认真做了检查后对他说：“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年，寿俱当尽。”⑧患者感到难以忍受，坚持要求手术。华佗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就照患者之意为其施了手术，当时见轻，十年后果然死去。

由于华佗的外科手术高超，时人称他为“神医”。他为患者进行外科手术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在这些故事中，有的是把别人做的事，也附会在他身上了。《襄阳府志》曾记载了华佗为蜀国名将关羽“刮骨疗毒”一事，《三国志·关羽传》也记载了这件事：“羽便伸臂令医劈古代风景画鉴赏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漓，盈于盘器，而羽割灸饮酒，言笑自若”。但并未说医生是华佗。按关羽镇守襄阳时，华佗已死，“刮骨疗毒”二事似不可能。但是，在动手术前，使用华佗的“麻沸散”，进行局部麻醉，还是大有可能的。这也说明，华佗在外科医术上的成就是卓越的，也是一件了不起的革新创造。这对于那种克服疾病完全抱消极态度，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迂腐见解，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虵虫⑨是当时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病害之一。华佗在治虫除害中，吸取民间良方妙药，再配合自己经验，总结提高，有效地降伏体内各种寄生虫及其他虫害，以解除人们的痛苦。

一次，华佗外出行医，道上遇见一妇人病痛呼叫，即上前问病，得知病人自感咽喉有堵塞物，无法吞咽。华佗告诉病人：买三升又酸又辣的蒜齑（音积ji，即蒜泥）大酢（作，即醋）喝下，病且好。病人按他的指点服了药，很快就吐出一条地虫来，病痛立时减轻。

华佗还擅长用水疗法医治虫病。“彭城夫人夜之厕，虿（chāi拆）螫其手，呻吟无赖”⑩，华佗让她把螯伤的手浸泡在热水中，“卒可得寐”。华佗又让她每过一个时辰换一次水，以保持水温，第二天，螯伤的手就恢复了正常。

华佗治疗虫病的方法很多。其中用汤药治地虫是他的得意之作。建安五年（200），“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按脉后说：“府君（指陈登）胃中有虫，欲成内疽（jū居），腥物所为也。”华佗让人给他煎煮了二升汤药，先喝了一升，稍停片刻，又喝完另一升。片刻·“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陈登顿时觉得轻松。临别时，华佗告诉陈登说：“此病后三期（三年）当发，遇良医可救”。果然不出华佗所料，时过三年，陈登病情复作。由于华佗不在，又没遇到良医，陈登终于死去。

华佗为了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为子孙后代造福，他把自己的医术和秘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其中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名医学家。

华佗在教授中，曾谆谆告诫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还说：古代的长寿者，都做“导引之事”，仿照熊、鸱的动作，伸展躯体，活动关节，以求健康一长寿。“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可以除病和强健身体。当人身体感到不舒畅时，可起作一禽之戏，稍稍汗出，身体自感轻便，增加腹中食欲。吴普按照华佗的“五禽戏”，经常进行锻炼，“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古代集市图樊阿向华佗学习针灸之术，很有成绩。一般医生认为“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樊阿却敢于打破常规，在背部扎针，深度可达一二寸；在胸部扎针，竞可达五六寸。由于技术精湛，疗效十分显著。另外，华佗还将精心研制的漆叶青黏散，传授给樊阿。漆叶青黏散的药物成分是由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配制而成。据华佗说：经常服用此散，可以“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樊阿遵照老师的教导，长期服用，活到一百多岁。

华佗在用药方面没有留下著作，但李时珍认为，华佗的学生所著《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怀疑《神农本草经》是华佗、张仲景所记，虽不免武断，但作过增修工作还是有可能的。关于华佗著作，《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唯一流传至今的是晋代王叔和撰《脉经》一书，其中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一篇。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其中部分内容则为山水画鉴赏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则是对养生学的一大贡献。

曹操得了一种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多次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超群，便派人把他请来。经“佗针，随手而差（愈也）”。但仍不能除根。曹操为了让华佗随时为自己治病，要华佗做他的侍医。华佗离家年久，思归探视，乃以“求还取方”之名告假回家。其间曹操曾屡次作书召还，并敕令郡县发遣，华佗托词妻病，不肯上路。曹操大怒，派人前去调查，并指示使者：“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使者至谯，见华妻安然无恙，便拘捕了华佗，传送到许昌狱中。曹操的高级谋士苟取或（音玉）为华佗向曹操请求说；“佗术实工（善也），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下令赐死。华佗临死前，将其所著书一卷交给狱吏说：“此可活人。”怎奈狱吏在曹操的淫威下不敢接受。华佗悲愤之极，不再勉强，遂用火焚化。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症并未根除，当发作时，愤然叹息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的爱子仓舒（即曹冲）病重，找不到良医救治。曹操喟然长叹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华佗被害后，引起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吴普在广陵修建了华佗的神庙，以表达其对恩师的哀思和悼念!在徐州，人们建造了华佗墓，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医学家。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华佗的医学成就也有其局限性，但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外科手术、麻醉剂和医疗体育及养生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确是很大的。千百年来一直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景仰，也为世界学者所称颂。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⑦⑧《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⑨地，古蛇字，这里所说的地虫，泛指寄食于人体的蛔虫及其地虫害。

⑩《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⑨⑩《后汉书》卷八二《华佗传》下。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后汉书》卷八二《华佗传》下。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外戚专政东汉时期，皇室往往与世家豪族联姻，帝后多出自功臣勋贵之门，这些功臣勋贵一旦与皇室通婚即成为外戚。东汉初年，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在政治上对外戚防范很严。中期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发展，他们古代风景画每以外戚身份，拥立幼弱君主，以取代皇帝专政，夺取最高统治权。

永元元年（89），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继位，由其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后兄窦宪执掌朝政，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早在窦宪之妹立为章帝皇后时，窦宪一家就兄弟亲幸，宠贵日甚，掠夺土地财物，肆无忌惮，连皇室成员也不放在眼里。窦宪依恃宫掖声势，曾以贱价强夺明帝女儿沁水公主园田，而公主竟不敢与之计较。后被章帝发觉，召宪切责说：“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①其妹窦后为此毁服向皇帝谢罪，良久章帝怒气始消，命窦宪将侵夺的园田归还公主，窦宪虽未判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后，窦宪遂以侍中，内主机密，出宣诰命。其诸弟窦笃、窦景等并侍宫省，处亲要之地。永元三年（91），窦宪大破匈奴于金微山（今独联体西伯利亚境内），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窦宪因此威名大震，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大批窦氏党徒，都作了朝官或守令。明年，窦宪等潜图弑逆，和帝阴知其谋，乃与宦官郑众定计，乘窦宪班师凯旋京师之际，一面派大臣持节郊迎慰问，一面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官，关闭城门，一举收捕窦宪党羽，下狱诛死。遣谒者仆射收回窦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与弟笃、景、瑰皆遣就国。窦宪及其弟窦笃、窦景到国后皆追令自杀；只有窦瑰因为平时尚知节约自修，河南尹张醣上疏求免，得以不死。窦氏宗族、宾客因宪得官者，皆免归本郡。和帝重新夺回了政权。

元兴元年（105），和帝死，少子隆出生方百余日，立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是为殇帝，尊邓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数月后，殇帝又死，太后与其兄邓骘定策迎立清河王子刘祐嗣位，是为安帝，安帝时古代山水画鉴赏年仅十三，仍由邓太后临朝，邓骘任大将军。邓氏吸取窦氏覆灭的教训，比较恭谨守法，邓骘在位，颇能推进贤士，与宦官郑众、蔡伦等也能合作共事。建光元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仍遭贬黜，邓骘兄弟子侄七人皆被迫自杀。闫皇后兄弟闫显等人，并居卿、校之位，掌握大权。数年后，安帝死，闫后与其兄闫显定策禁中，迎立年纪幼小的北乡侯刘懿嗣位，是为少帝。尊闫后为皇太后，以闫显为车骑将军，执掌朝政，闰氏诸兄弟并处权要。但不久，少帝又病死，中常侍孙程等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刘保继位，是为顺帝。孙程等皆封列侯，宦官权势从此日盛。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而且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使外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顺帝阳嘉四年（135），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氏的权势不断扩大。永和六年（141），梁商死，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掌朝政。梁冀原是一个逸游自恣、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历任执金吾、河南尹等官职，一贯横行不法，顽嚣凶暴。建康元年（144），顺帝死，两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侈暴滋甚”，四个月后，冲帝又死，梁太后与梁冀共谋迎立质帝，年仅八岁，梁氏继续以外戚身份掌权。质帝年少聪慧，他对梁冀的骄横侈暴，很是不满。一次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后又恨又怕。一日他阴使左右置毒于煮饼中，进奉质帝，质帝食后而死。在短短的两年中，汉家国祚三绝，比较正直的公卿李固、杜乔等甚感忧虑，他们都主张应当拥立年长而贤明的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与宦官曹腾则坚持立五岁的蠡吾侯刘志为帝，因而否决了公卿们的主张，刘志即汉桓帝。桓帝即位后，娶梁冀另一女弟为皇后，梁太后临朝，梁氏权势更加显赫。

梁冀以大将军专擅朝政，事无巨细，皆由其决断。和平元年（150），梁太后死，梁冀更加肆元忌惮。他指派心腹担任宫卫近侍，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当时四方调发和贡献给皇帝的珍异贡品，其中上等的皆先选送梁府，其次才献给皇帝。内外百官升迁，皆须先到梁府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台报到。当时的官吏只能唯命是从，如有异辞，必然遭到祸殃。太尉李固、杜乔由于不肯附和梁冀，皆被梁冀诬杀，陈尸街市。吴树出任宛县县令，拒绝了梁冀的嘱托，到任后，诛杀残害百姓的梁冀门客数十人。后来他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梁冀竟以毒酒款待，刚一出门，即死于车上。侯猛拜辽东太守，上任前未去梁府辞行，梁冀借故将其腰斩。

古代风景画桓帝为了褒奖梁冀迎立之功，命中朝二千石以上的大臣商议给梁冀以特殊礼遇。有司奏请：梁冀上朝谒见皇帝时的礼仪，可以比照西汉第一功臣肖何；扩大其封邑为四县，比照东汉第一功臣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为他特设专席，凌驾于三公之上。以示殊勋。并把以上规定，向全国公布，定为永制。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犹嫌太薄，表示不悦。

梁冀在政治上如此专横跋扈，在生活上更是骄奢淫逸，糜烂不堪。梁冀在洛阳城里，大肆修建豪华府第，而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竟夸。在这两座富丽堂皇的第宅里面，各有藏室，在藏室中，堆满了“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②。每当春秋暇日，“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③。又起兔苑于河南城西，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才完成。于是通知各地交纳生兔，刻其毛以为标识，如有人敢于伤害，罪至刑死。曾有一个西域来的客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被牵连处死的达十余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日“自卖人”④。

古代山水画梁冀听信孙寿的建议，斥夺梁氏外戚之在位者，外表上佯为谦让，而实际上是抬高妻族孙氏的地位。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污残暴。此辈各派遣家奴逮捕其属县富人，下狱拷掠，勒索钱财，出钱少者，则诬以他罪，致之于死，或流放外地。抉风人士孙奋家中富有而性吝啬，梁冀先赠给他四匹马，然后向他贷钱五千万。士孙奋不甘心，只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乃命令地方官员，指控士孙奋的母亲原为梁家管库婢女，因偷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而逃亡。于是拘捕士孙奋及其兄弟，进行拷问，两人皆死于狱中，没收其全部家财一亿七千余万。梁冀还派遣家奴周游四方，远至塞外，广泛搜求珍奇异物；这些奴客乘机横暴地方，掠夺妇女，殴打吏卒，百姓对之切齿痛恨。当时任侍御史的梁冀故吏朱穆，从为梁冀的禄位出发，多次上书劝谏梁冀“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⑤。梁冀始终不悟，报书朱穆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其贪婪凶顽竟至于此。

古代风景画鉴赏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为帝后；六人为贵人；两人官至大将军；夫人、女食邑封君（相当于侯）者七人；娶公主为妻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等官职者五十七人。梁冀秉政将近三十年，拥立了三个皇帝，威行内外，百僚侧目，经东汉之世，外戚如此煊赫显贵，是很少有的。

外戚势力高涨，宦官威风相形见绌，因而形成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策划翦除梁冀。他们借梁冀派其亲信宦官张恽入宫宿卫（实际上是监视皇帝行动）之机，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将张恽逮捕。桓帝命尚书令尹勋召集尚书台官吏武装起来守卫中枢机构，派宦官首领具瑗统领皇宫侍卫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梁冀府第，同时派光禄勋袁盱持节收缴梁冀大将军印绶，以解除其兵权。梁冀及其妻孙寿见情势不妙，皆于当日畏罪自杀。于是收捕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其他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处死者数十人，梁冀故吏、宾客被黜免者三百余人。朝廷的重要官员几乎被罢黜一空。由于事情突然从宫中发生，公卿张惶失措，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天下百姓无不额手称庆。抄没梁冀的家财，由政府拍卖，合三十余亿，以充王府经费，减天下租税之半。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同日被封为列侯，即所称“五侯”。此后至灵帝末年的三十年间，东汉的朝政一直为宦官所把持。

注释①《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②③④《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⑤《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