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发展经济



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造就了隋唐封建文明的基础，并构成这一封建文明的基本内容。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以及制度的创新，为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动力；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滋润着制度的文明创新。在这种辨证的关系之中，昭示出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封建时代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刺激与鼓励劳动者增加生产；二是轻徭薄赋减轻负担。这两条措施，在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中都曾实行过，但程度有所不同，成效也有大小。隋唐时期，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前期，都比较注意实行这两种办法，如限制官僚地主占田过多，适当抑制工商业的规模，加重工商业者税收，以促使更多的劳动者归于田亩；政府出面组织兴修水利等工程，改善生产条件等，有利于劳动者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行租庸调法、两税法，加强对户口的调查统计和对户等的评定，精简政府机构，倡导节俭之风，这些又都利于公平税赋，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而在灾荒时期实行的各种“荒政”，如义仓、平粜、减赋、免役、救济、就医等等，带有强烈的封建“仁政”色彩，客观上也有利于恢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切都有效地促进了隋唐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繁荣。

科技是介于狭义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一个因素。科技的进步，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益于文化的繁荣。隋唐时期，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了新的明显的进步，而统治者在通常情况下，也比较注意把新的科学技术推广运用到社会的经济文化领域，使科技、经济、文化相得益彰。如这一时期发明的曲辕犁，较前代的直辕犁，有许多优点；耙和砺（用于水田）、磟碡（水旱田兼用），便于平治田地，除去杂质；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既节省人力，又能把低处的水引到山田，这些农业工具经推广运用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焙茶技术、造纸技术、采矿技术、建筑技术，都有新的进步，对于手工业各领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在官方支持和倡导下发明的新的天文历算技术、雕版印刷技术，以及医药学领域的技术进步，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播，更是功不可没。

由国家出面，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集中兴办一些大的基础工程，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常采取的一项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隋唐时期经济社会得以较快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隋和唐初大规模地营建长安和洛阳，以及对一些地处要冲的城镇的集中建设，都有利于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始于隋文帝、毕于隋炀帝的连接南北的大运河，对沟通南北，方便漕运以及沿河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朝前后期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力量修建的许多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对于保持当时农业生产在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上持续发展，贡献很大。当然，在由国家出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必须注意量力而行，注意社会各方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如果本来就不含多少好意，情况就可能更糟。隋炀帝修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就有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实行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自身的重要途径，隋唐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与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

隋唐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即不仅在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就是一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禁区的政治领域，也实行对外开放。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全方位的开放，给隋唐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添了许多活力，注入了许多创新的动力，造就了这一时期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可以说。没有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隋唐的封建文明就要打许多扣折。如果隋唐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能坚持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和程度，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隋唐的对外开放，多数情况下是互通互利的。互通互利，是对外开放的本来含义。但历史上，也不乏以强凌弱、有来无往、有往无来、利益独霸的情况。作为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文明程度极高的隋唐王朝，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有来有往，平等相待，有时还能给予外来者更多的优待。这不能不被当时和后世所称道。正是因为隋唐王朝能做到这一点，才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者，在带来国外文明的同时，传播着中国的文明；而且促使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传播中国文明的同时，带回世界许多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相互促进着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隋唐时期对外开放的全方位、互通互利的特点，是隋唐王朝自身强大的表现，又是隋唐王朝强大自身的途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实行对外开放是需要有勇气和自信心的，没有勇气和自信的国家与民族，是不敢和不能实行对外开放，尤其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种勇气和自信，通常植根于自身强大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来自统治者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之中。否则，就只能是强大之国才可以对外开放，弱小之国就必须闭关锁国。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可以说，隋唐王朝的对外开放，既来自统治者基于自身强大的勇气和自信，又来自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才持续地保持在空前的规模和水平之上，促使隋唐王朝走上强大自身之途。

在总结隋唐时期治乱兴衰的基本经验时，除了上述各条外，还有三条很重要的经验，即：广开言路，重用贤才，依法办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无不因此而实现，反之，衰乱就会接踵而至。

广开言路，是治世的前提，在隋唐治世时期，是较好的。封建时代的广开言路，实质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这要求君主有一定的气度，能够虚心纳谏；臣下有一定的胆略，敢于和善于进谏。皇帝求仙图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中，只有广开言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个人决断可能造成的种种失误，实行比较科学民主的决策，使封建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就是以唐太宗能够虚怀若谷地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大臣敢于和善于进谏为基本特征的。当政前期的唐玄宗，也是在姚崇、宋璨等一批忠直贤能之士的匡谏之中，实现“开元盛世”的。“元和中兴”时期的唐宪宗，更是对转衰为兴的谏言广为吸纳。相反，隋炀帝的拒谏饰非，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本人后来的志得意满，不听谏言，又直接导致了治世、盛世和中兴局面的逆转。

任用贤才，是治世的关键。在隋唐治世时期，表现较突出。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强调用人要有正确的导向，用一个好人，好人都来了；用一个坏人，坏人都来钻空子。“贞观之治”的形成，与他任用一批贤良之才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被任为宰相，对他的辅佐极大。“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时期，也是贤相毕至的时期。姚崇、宋璟、武元衡、裴度等都是后世仿效的一代名相。除了相才外，凡治世时期，又都十分重视对州县等亲民官员的任用，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把州县长官的人选牢记在心的，并不时亲自加以简拔。通过广开言路、科举考试等途径来发现、选择人才，不避亲仇，不讲门第，坚持以德才为标准，以有无实绩任用升降官吏，也是这一时期治世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最高统治者背弃这些根本的原则，远贤近佞，朝政马上就会出现弊端，乃至酿成大乱。唐玄宗后来对李林甫等奸佞之辈的任用，就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依法办事，是治世的重要保障，在隋唐治世时期，也比较明显。多少年来，人们有个误解，似乎在封建社会，是无法制可言的，也谈不上依法办事。其实不然。只要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封建社会历史，就会发现，封建社会中，是有法制可言的。尤其隋唐时期，更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治乱盛衰，又都与法制建设的好坏直接相关。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与《开皇律》的制订和实施不无关系；隋炀帝时期的衰乱，更是直接与法制被践踏相关，这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人们所无可否认的事实。贞观时期的唐太宗，更是强调法律的统一、稳定和严格执行。有许多典型的事例，表现这一时期在依法办事方面，的确做到了有法必依，赏罚严明，并出现了一批能坚持依法办事的良吏、循吏，他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也堪为楷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坚持依法办事的执法官员，才能使社会上遵纪守法蔚为风气，使守法为国者能得到扶持重用，使贪赃枉法者能受到严厉惩处。就是皇帝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收敛自己不够检点的言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君主专制下可能发生的不法行为得到遏制。当然，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又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依法办事的。专制皇权及其代表的封建剥削阶级的利益，总要与法制相冲突的，即使这个法制本来是由他们自己制定并基本上代表了他们的意志的。这也就决定了依法办事，只能是暂时的，不能坚持到底，由此而来的封建治世，也只能是一时的，不能长治久安。“贞观之治”后的武则天的坏法，“开元盛世”后的“安史之乱”，“元和中兴”后的国家再度分崩离析，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君主专制与依法办事相冲突的必然结果。隋文帝的武功文治久乱之后，人心思治，久分之中，孕育一统。这时，只要顺应时势，是极易取得成功的。但，易得者，又往往易失。因为顺势成功的人，功成之后，是极易放纵自己本性中需要克制的东西的。而一旦自我失控之后，所作所为就会与初衷大相径庭，使成功之中，潜伏下失败。在隋文帝杨坚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魏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大业，在隋文帝手中得以最后完成；封建时期的许多重要典章制度，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得到整合与创新，并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位值得称赞的一代良主，晚年的很多作为，又给臻于至治的王朝播下了衰乱的种子。

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人物诞生后，凭借祖辈的勋业扶摇直上。使用各种手段剪除异己和敌对势力，实权在握，步步紧逼。周静帝终于以“禅让”的形式将皇位腾给杨坚，宇文氏的周朝变成了杨氏的隋朝。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六月，杨坚出生在冯翔（今陕西大荔）般若寺。据说，当时寺院内紫气缭绕，祥云笼罩。天明，从外地来了一个尼姑，声称这个小孩生来异常，不可按世俗的方法抚养，便把杨坚带到另外的地方照料。史书上还说杨坚的头上长角、身上有鳞甲，有玉柱直通头顶，眼光外射，手上有像“文”字的纹理，身材上长下短，面部表情威严庄重，不苟言笑。完全是一副“真龙天子”的形象。

其实，杨坚诞生的神话，与避讳其生母吕氏出身微贱有很大关系。杨坚是东汉以来有名的“弘农杨氏”的后裔。杨坚的先祖杨震，曾是东汉的太尉，以后祖宗几代都是北朝高官。杨坚的父亲杨忠，因在宇文泰执政和宇文觉建立北周的过程中功勋卓著，被赐姓普六茹氏，封随国公。杨坚的生母吕氏是杨忠在东游时所娶，家境贫寒，在当时社会上没有地位，故杨忠与吕家后来失去了联系。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父母出身微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所以用天降祥瑞的迷信加以弥补和掩饰。

古代人物凭借着“弘农杨氏”祖辈的勋业与地位，杨坚在宦海中一帆风顺。

从14岁开始，他就进入仕途。在北周的官场中，他可谓一帆风顺，步步高升，37岁时便当上了大前疑（相当于丞相）。当时统治北周的宣帝年少无知，又非常昏庸荒淫，上下都有怨愤。杨坚趁机做取而代之的工作。周宣帝后来有些警觉，曾在召杨坚进宫前，暗嘱卫士：“若他表情一旦有不正常之处，就立刻杀掉。”但杨坚却能做到不动声色，使周宣帝无法下手。为了逃避周宣帝的猜疑，并掌握地方实力，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的帮助下，杨坚出任扬州总管，准备南伐工作。正在这时，周宣帝病重。在召来小御正刘昉、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欲托后事时，已不会说话。刘昉与郑译、杨坚密谋，矫诏让杨坚做辅政大臣，杨坚乘机控制了京师卫戍部队。周宣帝死后3天，才宣布消息，让8岁的宇文衍即位，史称周静帝。杨坚掌握了军事、政治大权，接着又自任丞相，设丞相府，拉拢重用高颎等具有政治才能的人，使相府成为中央真正的决策机构。

为了彻底控制朝政，并取代周室，杨坚在这一时期使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为自己登上皇位铺平道路。

首先是剪除周朝宗室宇文氏的势力。

在初执政时，杨坚曾以欺骗的手法，把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劝回家中，使其远离了朝政。之后，又采用阴谋手段，诛杀了宇文泰的5个儿子，并对周朝宗室大开杀戒，宇文氏的势力基本被消灭。

然后是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一些土木工程，以此争取人心，取得广泛支持。

与此同时，出动当时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镇压地方起兵的敌对势力，派韦孝宽攻打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发难的尉迟迥，派王谊攻打在郧州（今湖北安陆）起兵的司马消难，派梁睿攻打益州（今成都）反抗的王谦。经过半年的战争，平定了三方武装反抗。

在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自己登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自封为相国，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军政大权，宣扬自己的家世，废除周朝皇帝对汉人的赐姓，使其各复本姓，以获得汉人的普遍拥护。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杨坚征求了亲近的意见，都认为取代周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元581年2月，周静帝被迫退位，以“禅让”的形式把皇位腾给了杨坚。杨坚因自己继承父亲的随国公起家，进称随王，故把新朝国号定为“随”。但他感到“随”字有“辶”，与走同义，不大吉利，便改“随”为“隋”，改元为开皇。

杨坚建立隋朝以后，立即着手统一全国的战争准备工作。原本依附于北周的后梁，轻而易举地被收拾。腐败无力的南陈王朝，也是不堪一击。北部边疆的突厥，在软硬兼施下分裂衰弱，不再成为威胁。一个侔于秦汉的统一的封建帝国，在隋文帝手中重建。

隋朝建立以后，杨坚在革新内政，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积极进行统一南方的工作。

南朝的梁朝亡于陈霸先后，西魏立萧督于江陵（今湖北江陵）称帝，为后梁，一直是北朝的附庸。杨坚代周后，为了巩固内部，进行了改革，对后梁政权则采取笼络的政策。当杨坚的统治已经巩固，经济与军事力量有较大发展，并对统一江南做好准备后，就不能再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存在一个独立王国。开皇七年（587年）八月，杨坚邀请后梁帝萧琮到长安，乘机派崔弘度率大兵以助其防守为名，开进江陵。梁国百官率男女十余万人投奔陈朝，梁国遂亡。

这时地处江南一隅的陈朝皇帝陈叔宝，史称陈后主，仍然生活在“无忧天子”的梦想之中。他大兴土木，建筑了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所有的门窗栏杆都用珍贵的沉香木、檀香木做成，微风吹来，满院生香。三阁建成后，陈后主和他宠爱的妃子张丽华、孔贵妃，带着江总、孔范等人，经常登临游宴，并作《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乐词，整天沉湎在歌舞酒色之中。上层社会为了满足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加剧了对人民群众的盘剥欺压。当时在南方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反映出陈朝人民十分痛恨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渴望有人来消灭这个政权，重归统一。

在陈朝君臣醉生梦死的时候，杨坚灭陈的动作一一出手。陈后主即位之际，杨坚就派大将韩擒虎任广州总管，进驻庐江（今安徽庐江），派贺若弼任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隔江钳制了陈朝首都。开皇八年（588年）末，设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次子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领平陈战役，以杨广、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发兵50余万，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今四川奉节），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靳春（今湖北靳春县），韩擒虎出庐州（今安徽合肥），贺若弼出广陵（今扬州市西北），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在东起海，西至今四川的整个长江沿岸，八面出击，水陆并进，大举攻陈。

隋兵步步进逼，陈朝边将上书告急，陈后主置之不理，还大言不惭地说：“王气在这里，从前齐兵、周兵来攻，都无所成功，今天隋军前来，又能怎样?”大臣孔范自称文武双全，也谄媚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限隔南北，隋军能够飞渡吗?这肯定是边将想邀功，妄言奏事。”于是，把告急的边报压了下来。此时，朝廷上下忙于元旦的大庆筹备。建康（今南京）的十几万军队无所防备，有能力并一再请战的萧摩诃等将领，得不到重用。

元旦之夜，陈朝皇宫里灯火辉煌，满朝文武围绕一桌桌丰盛的酒席，狂欢大嚼，陈后主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十万火急的军事奏报未拆封便丢在床下。守卫采石矶军事要地的将士，也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隋将韩擒虎乘机率领500人夜渡采石矶，全歼酣醉的陈军。元旦之晨，大将贺若弼乘漫天大雾，偷渡长江，陈朝守军竟毫无察觉。隋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江口（今江苏镇江），直奔陈朝首都建康。隋军兵临城下，陈朝大将萧摩诃与不学无术的孔范出来迎战。隋军集中力量先攻孔范阵地，守军招架不住，大将任忠投降韩擒虎，引隋军进了朱雀门。守城之兵准备抵抗时，任忠对他们说：“老夫尚且投降，你们还起什么事?”陈军一听一哄而散。其他各地陈军也纷纷投降。躲在景阳宫内的陈后主及文武百官，全都作了俘虏，陈朝灭亡。

隋文帝以摧枯拉朽之势南伐之际，对构成威胁的北部边疆的突厥族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予以控制。杨坚初执周政，便以千金公主嫁突厥，与之和亲，缓和双边关系。代周以后，突厥贵族沙钵略可汗声称为周报仇，大举南下，攻掠今甘肃和陕北一带。文帝派杨弘、高颎等率兵击败沙钵略。为阻止突厥南下，又在开皇元年（581年）、六年（586年）、七年（587年）三次征发兵夫修筑长城，与原来北齐所筑长城连接，加强对北边诸州的守备。不久，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向西发展，东突厥逐渐南附，受隋朝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隋朝统一南北，并控制了突厥以后，使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动乱不已的国土重归统一与稳定。到隋朝极盛之时，国境东南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户近900万，人口近5000万，一个比肩于秦汉的统一大帝国再现了。这其中既有隋朝统治者的功劳，但更为重要的，是各族人民反对分裂、渴望统一安定的大势所趋。

古代渔民当初拥戴杨坚代周的几个人满以为自己会得到重用，杨坚却说：没有这几个人，我就没有今天。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能重用。于是，他重用了以高颎为代表的一批贤德之才，对久乱之后的内政多有整治与革新，促使国家走向兴盛。

杨坚能够以隋代周，刘昉、郑译等人出力很大。杨坚当上皇帝后，这些人恃功自傲，满以为会得到重用，可以攫取更大的权力。但杨坚深知这些人在北周就多是依靠阿谀逢迎得宠的，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他曾明确表示：没有这几个人，我就没有今天。但我知道他们是不堪重用反复无常的小人。我若重用他们，他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做事；若不用他们，他们就会满腹牢骚，跟我捣乱。因此这些人逐步被疏远、罢免或者杀头。一批享有声誉的贤德之才，受到重用。如高颍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虞庆则被任命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李德林为内史令，韦世康为礼部尚书。后来又提拔了具有军事才能的杨素和有经济头脑的苏威等人。

在建立新的领导集团之后，杨坚对久乱之后的内政，进行了一系列整治和改革。

北周官制多模仿《周官》设置，既乱又滥。杨坚执政后，接受崔仲方的建议，恢复汉魏之制。在中央，设三师、三公及五省。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不掌实权，不置官署，是给予德高望重者的荣誉职衔。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虽置僚属，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责任，但也只是顾问性质，没有实权，且不常设。五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内侍省，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其中内侍省是宦官机构，只掌管皇宫中琐事；秘书省掌管国家图书历法，比较清闲，这二省在五省中不占重要位置；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协助皇帝执政的决策机构，掌管机密，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皇帝发布的诏书，签署大臣的奏章，对皇帝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对奏章可以驳回或另行处理；尚书省是主持日常政务的机构，置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称民部，唐时避李世民讳，称户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部等6部，分掌各项行政事务。

在地方，北周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当时全国有211州，508郡，1124县，每州所辖平均不到3郡，每郡所辖平均只有2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状况非常严重，造成极大的财政浪费。开皇三年（583年），杨坚下令废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又合并了一些州县，裁汰了一批冗官，既节省了开支，又有利于政令的推行。

针对东汉以来地方势力威胁中央政权的情况，杨坚在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时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全部由吏部统一任免，并每年都要接受吏部的考察；后来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换地方，以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县佐不能任用本郡人，以免豪强地主把持地方行政。

为了限制士族门阀把持选举，加强中央集权，杨坚还于开皇年间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行科举考试之制。当时科举大体有两种，一类属临时的特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科。隋朝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刘悼、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集、孙伏伽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

北周的刑律十分紊乱而又残酷。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便令高颖、杨素、郑译等人制订新律；开皇三年（583年），又令苏威、牛弘等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北周刑律中枭首（即杀头）、轘身（即车裂）等酷刑。将刑罚定为死、流、徒、杖、笞五等；确定了“十恶”罪名（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谋叛、恶逆、不道等十恶者不在赦免之列；优待贵族、官员，对他们的一般犯罪，予以减免，可分别情况享受议、请、赎、官当等特权。《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对后世的封建法典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杨坚统治的前期，比较重视依律办事，他本人也有一些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的事例。

对于北朝以来的均田制等经济制度，隋文帝予以沿用。同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革新与调整。如针对北周以来人民为逃避赋税徭役而隐瞒户口和诈老诈小等情况，实行保（五家为保）、闾（五保为间）、族（四闾为族）的户口编制，在此基础上采取“大索貌阅”（即调查核实户口）和“输籍定样”（即根据财产等情况评定户等，作为赋税的根据）的两项措施，以尽量准确地掌握全国户口和赋役对象。推行均田制中，在尽量多地给一般民户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前提下，对贵族官员实行一定数额的职分田、永业田、公廨田，以节省财政开支，增加国家收入。对劳动人民负担的租、调、力役，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予以适当调整，以尽量公平赋税，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隋文帝还组织力量开凿了通济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在关东等地广置粮仓，并设立主要用于灾年救济的“义仓”；下令改铸五铢钱，完全废除其他古币和私人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并统一其他度量衡。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隋初仍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战士和家室、土地自成一个系统，不受地方州县辖制，且影响国家的租税收入。灭陈之后，杨坚于开皇十年（590年）对府兵制进行较大改革：所有军人的户籍全部归于当地州县，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也与原来的农民一样，只是他们仍有军人职责，受军府管辖。这种兵归于农、兵农合一的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政府对军人的控制。与此同时，杨坚又下令，除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应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应全部销毁；军人子弟应尽力改从学文，功臣后代应熟读一经，作为做官台阶。开皇十五年（595年）、十八年（598年）又曾严令收缴民间兵器和大船。这些措施，当然含有明显的加强中央集权、严防作乱的政治意图，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偃武修文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形成。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后，国内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政府的行政工作是有效率的，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法制建设基本上是健康的，吏治也比较清明。隋文帝还经常亲自审察囚徒，甄雪冤滥，对贪污受贿的官员，严惩不贷，使人知畏法，不敢轻越雷池。他还非常注意身体力行，关心百姓疾苦，倡导节俭之风，并注意发现和表彰政绩突出的各级各类官员，倡导优良仕风。开皇二十年（600年），齐州有个小官王伽，执法办事认真，关心百姓，能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隋文帝知道后，深为感动，立即召见王伽，同时敕令全国官员向王伽学习，以诚待民，以增强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和对朝廷的拥戴。

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技术领域，都有新的进步。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粮食的储备情况。据史载，主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收获的增加，同时也由于政府非常注意储积粮帛，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仓库，特别是一些大的仓库，如洛口仓、黎阳仓、含嘉仓等，经常是粮满为患。有人估计，到开皇末年，天下的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使用。库藏之多，亘古未有。到唐朝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洛口仓的储积，为李密占据，西京（长安）的府库，也为本朝所用，至今没有用完。”马周的言语，颇含对隋炀帝贪婪聚敛而又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讽刺，但隋朝灭亡20多年后，他们储积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库藏之丰，也确实惊人。

晚年的杨坚，所作所为与前期大相径庭，判若两人。他内怀猜忌，对功臣勋将大开杀戒；苛察的本性，使《开皇律》成为具文；自身的不学无术，发展到后来的废除学校；对佛怪的崇尚，反映出他的某些意图和某种程度的无知；节俭的外表中露出了贪婪奢侈的欲望；惧内与不明，导致太子易人。封建专制时代的一代良主，在晚年埋下了乱亡的种子。

隋文帝是凭借祖辈勋业，通过使用阴谋诡计登上皇位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对自己手下的文武大臣，时时警惕，处处猜忌。到了晚年，猜忌心更重。稍有不合，或弃或杀，毫不留情。如当年帮他讨伐敌对势力王谦的功臣梁睿，只因在益州总管上颇得人心，便使他动疑，终被罢官；平尉迟迥和平陈中数有大功的王世积，在遭受没有任何根据的诬陷之辞后，被立即处死。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的虞庆则，后来在讨伐李贤叛乱的回师途中，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易守难攻，被人告发后，隋文帝即以谋反罪杀了虞庆则。在南征北战中屡立战功的史万岁，被杨素所谗埋没功绩，并被诬告是废太子杨勇的同党，隋文帝召史万岁进朝时，史因蒙在鼓里而大谈自己及所率将领的功绩，言辞直爽而激烈，文帝大怒之下，将史万岁乱棍打死。就连他很早就视为心腹，亲密无间，委以重任，多所建树的高颎，因在易换太子的过程中恪守正道，也遭到猜忌。当有人诬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时，文帝不做任何核实，就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杨广即位后不久，杀了高颎。

开皇初年，文帝令人制定的《开皇律》，取适于时，刑网疏阔，为后世称道，到了开皇末年，他把自己亲手制定的刑律置之脑后，以苛察的本性，肆意法外用刑。他经常派人四处查访，凡稍有过失者，即加以重惩。鸿胪少卿陈延主管接待四方宾客的宾馆，只因庭院中发现有马粪，文帝便令人把专门负责宾馆的主客打死，陈延也被打成重伤。为便于行刑，他让在宫廷中备放杖棒，稍不如意者，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要打死好几个人。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偷窃行为，文帝令天下人相互揭发，凡属实者，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赏给告发者。这个办法实施后，盗窃罪开始很快减少。但不久便引发出另一种现象，即有人故意把东西扔在别人前面，若东西被人捡起来，则捡者被捉送官府，成为人赃俱在古代风景的“窃贼”，他的财产便要移交给故意扔东西让他捡的人。许多人因之破产，一些无赖则因之而发家。后来，文帝干脆发布更严厉的诏书：凡偷窃1钱以上的人都应杀头，还要抛尸示众；凡地方官吏受贿1钱以上者，知情者不去告发，也要处死；4人共偷1只桶，3人合窃1只瓜，只要被抓住，就杀头。开皇初的刑罚适中，到杨坚晚年终于变成严刑苛法，乃至滥杀无辜。

隋文帝本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曾承认。在他当皇帝的前期，虽然不得不重用一些有学问的贤德之士，但骨子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由于他认为文化无用，便不大重视建立学校。仁寿元年（601年），他下令全国只保留供王公贵族子弟读书的国子监，废除郡县的所有学校。

与不重视文化教育相反，也可以说是相应的，是他非常迷信佛道、符瑞、阴阳五行和各种鬼怪。他在北周初任丞相时，便表现出对佛道的高度重视。称帝之年，即下令听任天下百姓出家做和尚、道士，在各地大建佛寺，当时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还要多出10倍。开皇二十年（600年），又令凡毁坏佛像及其他神像者，一律处死。仁寿元年（601年），还大张旗鼓地派员到30个州送佛骨，建佛塔，大做道场，令州、县停止办公，专门做佛事。主要出于维护自己皇位的需要，他对符瑞之说大加提倡，本是学者的王劭，看准了杨坚的心事，便编造、搜集了种种“符瑞”，撰写出多种图谶纬书，受到文帝的赏识，一大批效仿者因此而升官发财。

早年的杨坚，是以节俭和仁慈闻名的，史籍中也载有不少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但这种节俭的外表，终于掩饰不住他奢侈、贪婪的本性。杨坚做皇帝的第二年，便嫌旧长安城规模太小，且宫中经常“闹鬼”，下令在旧城西北修筑新都城，并于年底完工，因他最早的封爵是大兴郡公，新城就名“大兴城”（今西安市）。到开皇十三年（593年），他对大兴城失去了兴趣，又以杨素为总管，宇文恺为主要设计者，在岐山（今陕西凤翔南）营造仁寿宫。杨素为讨好文帝，督促民工非常紧苛，两年时间，死者数万人，仁寿宫在民夫的白骨上完成。文帝初次去验工，听说杨素把大量死掉的民工埋在这里，表示很不满意，觉得有伤自己“仁慈”的面孔。他的老婆独孤氏却说：“我们年纪已老，没有其他可以娱乐的地方，如今是太平盛世，这点享受也不算罪过，杨素能为我们设想，是个忠臣。”他一听，态度马上转变，赏赐杨素铜钱百万，锦绢3000段。开皇十八年（598年），他又在仁寿宫和大兴城之间，修筑行宫12座，专供往返途中娱乐休息。后人读史到此，评说道，文帝在那个时候，北边筑长城，东边巡泰岳，又修仁寿宫和行宫12座，丁夫死者数以万计，接二连三地大兴土木，役使百姓丁壮，就是没有炀帝后来的骄淫，老百姓也几乎没有求生的余地了!

杨坚的老婆独孤氏，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杨坚由专权而称帝，与独孤氏家庭的地位和影响有很大关系。独孤氏有些本领，又比较强悍，且嫉妒心很强。杨坚对自己的这位皇后，一直心存畏惧。为了讨独孤氏欢心，他曾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杨坚称帝后，独孤氏经常参与政事。杨坚上朝，独孤氏与他同车相随，停在宫门外，并派宦官跟着他上朝，发现他对朝政处理有失当之处，便出来报告，独孤氏便把自己的意见转达进去，杨坚须马上改正。杨坚退朝，二人再同车回到寝殿。由于杨坚处处听从独孤氏，独孤氏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当时宫中把二人合称“二圣”。平时，在独孤氏的严密监视下，杨坚与后宫的嫔妃根本不敢亲近。一次，杨坚在后宫偶然发现一个宫女很有姿色，心血来潮，亲热了一番，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独孤氏，独孤氏便暗中派人杀掉了那个宫女。杨坚非常窝火，又不敢公开发作，为发散闷气，骑马在野外瞎跑。高颎等人把杨坚找回后，在劝说中说了一句“你岂能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自己治理天下的责任”的话，传到独孤氏的耳中，她很不高兴，便经常在杨坚跟前说高颎的坏话，终于使高颎被罢官。

也幸亏在独孤氏的威逼下，杨坚在独孤氏死前（独孤氏死时杨坚已62岁），没有走上荒淫之路。只是由于独孤氏喜欢次子杨广，杨坚本来就惧内，加之听信谗言，废除了长子杨勇的太子资格，立次子杨广为太子。虽然据史传，在他临终之际，发现杨广种种不善行为，并有重新恢复原太子杨勇地位的意图，但为时已晚。他自己晚年埋下的种种不良种子，在炀帝杨广时期广为生发，终于结出了衰亡的恶果。重负覆舟的巨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古代治国的至理名言。无论是谁，要想治理好国家，要想建功立业，必须掌握好这条原则，做事适度。一个再聪明有为的帝王，如果一切不从实际出发，不考虑百姓的负担能力。不愿听到真实情况的反映。做事过度，一意孤行，就会事与愿违，落个可悲的下场。

隋炀帝杨广提起隋炀帝杨广，人们都知道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文帝开创的一统江山，就断送在他的手中。其实，隋炀帝时期，还是多有建树的。他的主要问题，是不切实际地好大喜功，张弛失度，并且过分奢靡，拒谏饰非，终于重蹈二世而亡的覆辙。

从少年起，杨广就历负重任，有些功业。乘兄长杨勇有失检点之机，杨广以矫情得宠，以离间栽赃等手法夺得太子之位。在杨坚病危，准备重置太子的危急关头，杨广以果断凶狠的动作，抢登皇位。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又名杨英，小字阿。他生来眉清目秀，容貌出众，气度也不凡。当其父杨坚还是北周大臣时，就因父功被封为雁门郡公。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又封为晋王，并担任并州（今山西太原市）总管。这时杨广才13岁。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杨广被任命为伐陈的最高统帅，率领50余万大军，于次年灭掉了陈朝。隋军进入陈朝首都后，杨广诛杀了陈后主身边的施文庆等佞臣，又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方略与气度。在以后的内征外战中，又多有功绩。

随着政治资本的增加，杨广想继承皇位的愿望滋长起来。只是杨坚当皇帝不久，就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杨广明白，要夺取太子之位，必须讨得父皇母后的欢心，并且要有自己的亲信党羽的配合，按照这两条策略。他同杨勇展开了一场惊险残酷的争夺战。

杨坚是一个注意节俭的皇帝，独孤氏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痛恨男子宠爱姬妾的皇后。太子杨勇在这方面缺少心眼，我行我素。他有一套蜀人精工制作的铠甲，嫌不够华丽，又装饰上漂亮的花纹，杨坚见了后，自然很不高兴。他明目张胆地贪恋女色，把父母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在一边，恰巧这位红颜薄命的元氏突遇心疾而亡，独孤皇后以为被杨勇毒死，更对他心存芥蒂。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的朝贺，引起了隋文帝的猜忌。父母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的太子地位开始动摇了。

杨广呢?要比杨勇聪明得多。为了博得父母的欢心，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一旦和后庭女子同居生了孩子便杀掉。有时杨坚和独孤氏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美貌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出来服侍，故意弄断乐器上的弦，不拭灰尘，杨坚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非常喜欢。每当父母派人来时，杨广和萧妃都亲自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席招待，临走再送些礼物，来人回去后便在杨坚夫妇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声望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杨广开始离间陷害太子杨勇。他乘出任扬州总管、入宫辞别母后的机会，跪在独孤氏面前痛哭流涕，好像离开父母心里非常难过，又好像受了很大的委曲，说：“我平时以至诚对待兄弟，不知为啥得罪了太子哥，早晚要遭毒手，死在他手里!”独孤氏联想起太子的种种劣迹和杨广平日的好处，表示要为杨广做主。在窥测了母后的心思后，杨广又接受亲信宇文述的建议，用金钱贿赂深得文帝宠信的大臣杨素。杨素一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攻击杨勇，促文帝废勇立广；另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诽谤太子，甚至还用阴阳天文之术，说明太子当废，并且诬陷太子将要谋反。于是，文帝对太子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太子惊慌失措，试图用迷信办法摆脱厄运，这又给杨素提供了图谋不轨的把柄。文帝大怒之下。将杨勇废为庶人。

杨勇被废不久，杨广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

仁寿四年（604年），文帝病卧仁寿宫。杨广与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入宫侍疾。杨广急不可耐，递信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不料杨素的回信被送到文帝手中，文帝看后非常生气。这时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侍，杨广在门外遇见后动了情欲，动手逼奸。文帝听知大怒，悔立杨广，命柳述、元岩速召杨勇进宫，想重置太子。杨广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赶走服侍文帝的后宫姬妾。据说又派人入宫杀了文帝，并矫诏囚禁了柳述、元岩，杀掉杨勇。这年七月，杨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元大业。

杨广即位后，曾对文帝晚年的一些朝政有所革新。同时，凭借文帝创造的丰实国力，掘长堑，建东都，修驰道，筑长城，开通大运河，这些大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行之过急，超出了人民的负担能力。至于广治宫室、巡幸天下、荒淫无度等行为，则纯粹是蠹政害民之举了。

杨广即位之初，在内政方面，颇有一些善举。

刚办完文帝的丧事，他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服役的年龄由21岁改为22岁。大业二年（606年），遣使者10人并省天下州县，改变以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次年，又改州为郡，地方行政机构成为郡、县二级制。在科举方面，创立进士科，扩大了选人渠道。恢复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整理、保存图书典籍，并创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针对文帝末年法令峻苛的情况，修订法律，史称《大业律》，与《开皇律》相比，虽立法技术不甚高明，但更为轻简，除去了“十恶”之条，“五刑”改重就轻的条款有200余条。

古人伐树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分裂割据，他凭借文帝时坚实的国力基础，修建了一些大工程。

仁寿四年（604年），杨广调发数十万丁男，修建了一条自山西龙门，越黄河而达上洛（今陕西商县）的弧形长堑。大业三年（607年），发河北丁男开凿太行山，修驰道，达并州；又从榆林东至涿郡（今北京市）修筑长达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同年七月，又调丁男百余万，修筑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今山西平鲁县）的长城，次年又发20万丁男，再修长城。

隋朝都城长安，地偏西北，政令不易远达四境，对东方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洛阳古号中州，地处全国中心，可以控制山东，威服江南。而且，当时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物产有限，各地物资供应长安，漕运艰难，耗费很大；洛阳四通八达，“水陆通，贡赋等”。为此，早在秦汉时期，洛阳就不时成为帝王都居的理想地方。杨广即位后，凭借文帝积累下来的丰厚财富，动用了200万民工，营建洛阳，以为东都。这项工程从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到次年完工。东都的建成，在当时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的过程中，使国家的政治布局趋中，物资调动平衡。

当时修建的最大工程，是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早在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命宇文恺率水工修广通渠，由大兴城（今西安）至潼关，长达300里。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河北的100万民工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到黄河，进入黄河后，利用黄河的一段河道直达板渚（今河南汜水东），从板渚再引黄河水南流，入汴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达淮水，同时征调淮南民1220余万，整修早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使淮水直达长江。大业四年（608年），开凿永济渠，动用百万民工，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大业六年（610年），征调10多万民工，开通从京口到余杭的江南河。这样，历时6年（不算文帝时的广通渠），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5000多华里的大运河，全部开通。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贯通一气，成了以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如果说，以上这些工程，虽然极大地消耗了隋朝的财力，过度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工程本身，又都具有积极作用的话，隋炀帝广治宫室，巡游天下，荒淫无度的诸种行为，则基本上属于蠹政害民之举了。

早在营建东都洛阳之时，杨广就命宇文恺、封德彝于城西营造显仁宫，发大江南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海内花草禽兽，充实花园。又在城西筑西苑，周围200里，其内有海，周围10里，海内修蓬莱、方丈、瀛台3座神山，苑内及海内的建筑布置，穷极华丽。杨广居玩一段后，即生厌烦。他让人准备了许多山川地图，亲自观看，寻找建筑宫室的理想之地。史书上说他“无日不治宫室”，一处处豪华的离宫别墅拔地而起。

与前代有些帝王贪恋京师、不愿离开一步不同，炀帝生性好动，喜欢游玩，而且方式要经常变换。他即位的第一年（605年），就坐船去游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大业三年（607年），北巡榆林，直至突厥启民可汗帐；大业四年（608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大业五年（609年），西行到张掖，接见西域使者；大业六年（610年），再游江都；大业七年到十年3次亲征高丽；大业十一年（615年），又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解围回来的第二年，又三游江都。直到灭亡，仍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巡游。在位期间在京城的时间，还不足一年。他多数的出巡，主要是为了游玩，且每次出巡，气派大得惊人，花样不断翻新。如第一次游江都，造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龙舟和皇后坐的翔螭舟，规模之大，装饰之华丽，令人叹为观止。妃嫔以及王公贵族等乘坐的船只，也都按规格装备，耗资巨大。出巡时，共用挽船士兵8万余人，一路上舳舻相接200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500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水陆珍奇，佳肴美馔，吃不了的，多在临行时埋掉。杨广就在这仪仗千里，倾动天下，靡费资财的巡游中，空度了他做皇帝的时光。他曾讥笑那些深宫常坐的南朝帝王不能到各地与百姓相见，其实他到处游幸，并不是为了与百姓相见，而百姓付出的代价，不知要比他老老实实在京师享乐大多少倍!

杨广本来是一个好色之徒。早年为了迎合母后的心态，谋取太子的地位，不得不加以掩饰。平陈朝时，听说陈后主贵妃张丽华色冠江南，惟恐不能到手，一反往日不喜女色的矫态，急令先锋留人，可惜被高颎杀掉，杨广从此怀恨在心，最终赏了高颎一刀。父皇病危之时，侍疾中企图逼奸宣华夫人，因此差点断送了皇位。即位后，宣华夫人以为自己惹恼了新皇，必死无疑，不料炀帝派人送来“同心结”，当晚二人就同床共枕了。炀帝的后宫中，除了萧皇后和众多的贵人、美人外，还有在西苑的16院夫人和宫女数千人。大业八年（612年），命江都郡每年挑选姿质端丽的童女送入宫中，无论在两都宫苑中，还是在巡游途中，炀帝都要携带她们寻欢作乐。末年住在江都，仍命王世充选江淮美女送到宫中，宫中有100多房，各房美女无数，炀帝让各房轮流做东，盛排酒席，他同萧后每日都去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一直到宇文化及把刀架在脖子上。

为了扩展帝国的疆域，杨广以经济和军事两手，四面出击。他对西域的大规模经营，既有安边通商之利，又充满虚荣与靡费。3次讨伐高丽，则纯粹是穷兵黩武之举，并直接引发了国内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