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唐德宗



“安史之乱”后即位的唐德宗，本非庸主，但他性情急躁，猜忌心强，刚愎自用，且喜轻举妄动。他重用宦官窦文瑒、霍仙鸣，使他们掌握了神策军的实际领导权，成为朝廷政治中几乎无与匹敌的势力。他还专心致志地搜刮百姓，聚敛财富，聚敛的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士农工商，均怨声载道。

德宗的太子李诵，在东宫20余年，经常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太子身边的王叔文、王伾等人，也都素有革新朝政的抱负。王叔文以善围棋见长，在翰林院以棋待诏，侍读于太子身边；王伾以善书法见长，以书法待诏。二人因此经常趁便向太子提供民间情况，商讨国家大事。一次，太子与侍读们闲聊，谈起了当时的“宫市”弊政。话匣子一打开，大家都滔滔不绝，非常愤慨，太子也十分冲动，说：“你们所评论的都很迫切，我正想就此向皇上进谏，要极力根除。”大家见太子这样激奋，都称赞太子贤德，王叔文却沉默不语。太子看在眼里，待其他人都离开后，将王叔文留下，说：“方才只有先生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更深的意思要告诉我?”王叔文说：“我蒙太子殿下爱幸，有见解还敢不尽言吗?请殿下想一想，太子之位应该以什么为重?”太子不解，问道：“你的意思是什么?”王叔文说：“太子的职位，应该是关心父皇的饮食起居，身体健康，不应该轻易谈论除此以外的其他事。当今皇上在位时间很久，一旦怀疑太子收买人心，你如何能解脱自身?”太子一听此言，吓出一身冷汗，望着这位忠心耿耿的师傅，真是感激万分。从此对王叔文信任有加。

在太子的信任和支持下，王叔文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开始联络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为将来的改革准备力量，并经常向太子推荐谁人可为相，谁人可为将，希望将来使用。当时与王叔文联系在一起的人士，主要有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等朝士。后来又与太子妃牛昭容（太子即位后为皇后）、宦官李忠言密切联系。这批因各种因素而有不同程度改革意图的人物，经常在一起讨论朝政，互相砥砺，核心人物当然是“二王”，尤其是王叔文。

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太子李诵因患风疾，不能言语，这给即位带来了麻烦。早在太子得疾之前，德宗就曾因“蛊术”事件怀疑太子，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幸亏当时的宰相李泌力谏，才使得德宗打消了这一念头。太子染上风疾后，不能参加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春节朝贺大礼，德宗这时也已年迈体弱，见太子不能来，涕泣悲叹，不久也生病卧床，不能视朝。20多天中，两宫（皇宫与东宫）均无消息，朝廷惶惶不安。

在这微妙的形势下，围绕继嗣问题的一场角逐开始了。以宦宫俱文珍、薛盈珍等为代表的一批人，在德宗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秘不发丧，准备改立舒王李谊为帝。当时任殿中丞的王侄，通过支持太子李诵的宦宫李忠言打探得这一密谋后，立即设法通知了王叔文。王叔文急召翰林学士凌准、御史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商议，决定争取重臣支持，拥立李诵即位。在德宗去世后的第三天傍晚，翰林大学士郑姻、卫次公、凌准、李程、张聿、王涯等人进入德宗灵枢所在的太极殿，据理力争。挫败了宦官俱文珍、薛盈珍的改立阴谋，决定于次日公开为德宗发丧，请太子李诵登基。俱文珍等人虽然口头上不再说什么，但心里想的却是太子不能言，不能行，看他明日如何登基?

但是太子李诵毅力非凡。当王伾赶回东宫告诉他，皇上驾崩，眼下内外忧疑，迫切需要他召见诸军使，以安人心时，太子“呼”地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匆匆换上紫衣麻鞋，在宫侍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走出殿外，坐上步辇，又走出九仙门。当太子远远出现时，一片欢呼之声，人心大安。第二天，太子身着丧服在宣政殿接见文武百官，宣布先帝遗诏。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太子李诵在太极殿即位，史称“顺宗”。改革的帷幕可以拉开了。

顺宗即位之后，重用“二王”集团之人。在不长的时间内，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这次改革在后来改元的永贞年间进行，故史称“永贞革新”。

唐顺宗于贞元元年（805年）正月即位后，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仍不改初衷，坚决支持革新运动。他接受王叔文的推荐，于二月十一日，任命“二王”集团中的韦执谊为宰相。过了10余天，又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为翰林待诏。在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陆质、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朝官的支持下，以“二王”为核心的改革集团，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先拿京兆尹李实开刀。李实是宗室，封为道王。他过去在做山南节度使李皋的判官时，曾因克扣粮饷，差点被愤怒的军士杀掉，幸亏跑得快，才得以幸免，当了京兆尹后，秉性未改。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大旱，严重歉收，当德宗问及京兆一带情况时，他竟回答：“今年虽旱，庄稼甚好，并无荒岁之象。”他想继续聚敛进奉，以邀德宗恩宠。监察御史韩愈看不惯，为此上谏，结果被贬职；优人成辅端只因编了几句歌谣，竟被李实以“诽谤国政”罪杀头。次年年初，德宗下令免除畿内欠租，李实违诏征缴。迫使农民典桑卖地交税，在催交过程中，有十古代人物几个人死在他手中。永贞元年（805年）二月十一日，顺宗下诏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诏书一发出，城中一片欢呼声，许多百姓拿着石头在出京的路上等着揍他。李实只得先偷跑到西苑内，然后从月营门一路往西狼狈而逃。

接着是罢“宫市”。早在德宗时，宦官就经常以为皇宫采集物品为名，在城乡市场上对人民进行掠夺，称为“宫市”。说是“市买”，实际上或以低价强购，或白抢白拿。百姓见了他们就像见了强盗一样。白居易《卖炭翁》中“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持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的诗句，是对“宫市”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如今罢此弊政，自然深得士民尤其是商人之心。

罢“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这五坊服务的差役。五坊小儿在长安内外各处张网捕雀，有时把网盖在门口或井上，不许人们出人打水，只有给了钱，才能打水。他们到饭店吃饭不给钱，有时留下一筐蛇，叫店主好好饲养，说这是用来捉雀鸟进奉给皇帝的，主人见此，惊恐不已，赔钱赔礼，才肯把蛇筐带走。还有其他巧取豪夺的恶行，百姓见了就像躲瘟疫一样。至此被罢，百姓自然拥护。

罢“月进”、“日进”。当时一些地方节度使，特别是盐、铁使，为了讨好德宗皇帝，不断进奉钱财，有的每月进奉一次。称“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日进”。后来地方上的州刺史、幕僚也争相效尤，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顺宗当太子时，对此已深恶痛绝。如今当了皇帝，即除此弊。

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唐朝后宫常有两三千宫女，女乐为数也很多。有许多宫人从进宫之日起，到白了头发，也见不到皇帝一面。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写道：“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使者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就是对宫女生命与青春消耗的写照。在“永贞革新”中，放出宫女和女乐900人，并允许亲属在九仙门迎接，家人团聚，欢呼万岁!

在革除以上明显的弊政的同时，王叔文等人开始向实权领域进攻，向痼疾动刀了。

首先是控制理财权。财政问题是德宗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德宗在世时曾想解决，但终究没有成功。王叔文在太子李诵身边时，冷眼相观18年，深感财赋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振兴朝廷政治的关键。但苦于缺乏这方面的合适人选，难以下手。经过与刘禹锡等人的商讨后，觉得以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由王叔文自己为副使，比较合适。因为一者刘禹锡曾是杜佑部下，深受杜佑赏识，杜当正使，肯定会让刘去掌握文案；二者杜佑当时因兼摄宰辅并德宗山陵使，虽为正使，但不会真的到职视事，王叔文的副使，实际是正使。经过精心考虑后，永贞元年（805年）三月十七日，颁发诏书，任命杜佑为“度支并盐铁使”，任命王叔文为副。杜佑果然让刘禹锡入府掌理文案，自己并不真的到职，一切如王叔文所料。

接着是准备剥夺宦官兵权。永贞元年（805年）五月，王叔文等人经过周密策划，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范是名臣宿将，担任这个职务在情理之中。因此任命下达后，并未引起宦官头子的警惕。为了确保对神策军的控制，王叔文又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以佐助范希朝。但韩泰当时已是明显的“二王”集团成员，这一任命下达后，执掌神策军实际权力的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立刻警觉起来，意识到这是“二王”的夺权行动。于是，密令神策军将不得接受范、韩的命令。范、韩二人奉旨到奉天后，很长时间无人来报到，这一着棋没有落到实处。

同时准备裁抑藩镇。永贞元年（805年）四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心腹刘辟来到京师，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提出要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自己的地盘。王叔文怒斥刘辟，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韦皋的无理要求。在刘辟来后的第二天，王叔文就手书给宰相韦执谊，请韦执谊将刘辟正法。王叔文想以此来杀鸡给猴看，为下一步裁抑藩镇造势，但宰相韦执谊考虑再三，没有按王叔文的意思办。这一着棋又没有实现。

后来史学家因这些改革措施均出台于永贞元年，故称之为“永贞革新”。

正当王叔文知难而进时，殿中侍御史窦群谒见王叔文，对他说：“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那时王公您在哪里?不过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处在与当时李实相同的形势上了，王公您怎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会有像您当年一样的人?”

窦群对王叔文说这番话的时候，王叔文没有理睬，但革新派面临的严峻局面，已经是不容忽视的了。

“永贞革新”中的许多措施，尤其是涉及财权、兵权、藩镇的改革措施和意图，引起了从中央朝廷到地方节度使的许多人的不安、不满和愤怒，因为这已触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地位。于是，朝廷中的一批元老重臣，皇帝身边掌握实权的宦官，以及藩镇将领们，由起初的惊恐、观望、不安变为公开表示不满和愤怒，并开始联手对革新派进行反击。

反击的第一步，是立李纯为太子。李纯为顺宗李诵之子，当时为广陵王。因为李纯是长子，宦官们就极力拉拢他，想用李纯取代支持“二王”改革的顺宗皇帝。在顺宗登基不久，王叔文革新措施已陆续出台之时，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就因顺宗身体不佳，李纯又为长子之故，建议早日册立李纯为太子。但王叔文可能因为对李纯的政治态度尚没有把握，便以“立贤不立嫡”为由加以拒绝。之后，德宗时期的旧人俱文珍、薛文珍、刘光琦等人，本来倾向于立舒王李谊为太子，但因看到当时形势与他们极为不利，便主动与郑絪、卫次公等人联系，取得一致后，闯入顺宗卧榻之中，侍奉顺宗的牛昭容、李忠言无法阻挡，郑絪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送到顺宗面前。纸条上只有4个字：“立嫡以长。”顺宗的记忆已在风疾的折磨下变得一片空白，盯着纸条半天后，忽然点了点头。俱文珍等人眼见此状，一起叩首，口呼“万岁”，立即起草立太子诏文，正式立李纯为皇太子。王叔文在听到郑絪宣读的立太子诏时，预感到革新将要失败。

第二步，是撤销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李纯被立为太子后，当时的宰相韦执谊让饱学多识的学者陆质出任太子侍读。韦执谊和陆质都属“二王”集团中人，韦执谊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随时窥伺太子的动向，并从某些方面争取这位未来天子的同情和支持。另外，也含有他个人准备引退的意思。但陆质虽是王叔文坚定的支持者，却算不上是个精于世故的政治家，当他刚在太子面前开口说了几句时，便被太子顶了回来：“陛下是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的，谈其他事干什么?请先生不要再说了。”陆质噤默而退，回来告诉王叔文，王叔文越发感到不安。果然，之后不久的一天，当王叔文同往常一样来到翰林院时，等待他的却是一纸诏书：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削去翰林学士一职!王叔文知道这纸诏书的严重性，也清楚这是俱文珍之辈搞的鬼。他一再上疏，想通过李忠言、牛昭容等贴近顺宗之人挽回局面，甚至他亲自进宫，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被免去事实上的宰相之职的局面，只好经常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愤诗句。

第三步，是逼顺宗退位，让太子李纯登基。王叔文被削去翰林学士职务后不久，因母丧不得不离职。这时韦执谊的态度已有明显变化，转向太子派一边去了。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一方面想通过宫中李忠言一派，借助病重的顺宗的威慑力支撑局面；另一方面求助于宰辅杜佑，争取一些朝臣的支持。王伾担负这一计划的主要工作，但几经奔波曲折，毫无建树，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精神趋于崩溃，从此闭门不出。这时俱文珍等人看到，外有藩镇声援，内有朝官支持，并有神策军在手，“二王”集团失势无靠，太子态度明确，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下决心了。于是，在七月中旬，使顺宗贴身侍奉之人李忠言、牛昭容“失踪”。七月下旬，对翰林学士们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即暂时处理军国大事），请诸位学士即刻草拟诏诰。”七月二十八日，诏书发下。次日，太子朝见来使，会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开始“权勾当军国政事”的工作。八月初四，从内宫发出皇上的“禅位诏”。次日，已是“太上皇”的顺宗正式告别只坐了7个月的皇帝宝座，被人扶在步辇上，在宫侍们的簇拥下迁居兴庆宫。同日，又有“太上皇”诰书命太子于本月九日即位，并改元“永贞”，大赦天下。八月九日这一天，太子李纯正式即皇帝位，史称“宪宗”。支持“二王”集团改革的唐顺宗在政治舞台上名副其实地“退位”了。

顺宗“退位”，宪宗登基，意味着“永贞革新”的彻底结束。革新派人物的命运，也就由此而被注定了。

宪宗在登基之前的八月六日，便有制命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驰驿发遣。开州和渝州分别距京城1460里和2748里。不久，王伾死于开州；第二年，王叔文被赐死。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十三日，宪宗诏贬神策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哗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邰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同年十一月七日，韦执谊也由宰相贬为崖州司马。同月十三日，朝议认为对“二王”集团处罚太轻，于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山水画马，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到此，加上韦执谊，“二王”集团的8位主要成员，均被贬为“司马”。故史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犹如昙花一现般地失败了。造成这场革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不愿承认唐王朝已由盛向衰，还没有跌落到谷底，还没有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时候，社会朝野之中，还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演变趋势的力量。除此以外，也还有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

首先，改革集团所依靠的唐顺宗，既是有力的支持者，又是主要的不利因素。封建时代的政治革新运动，从来都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不可能革新政治的。唐顺宗本身，是极想改革的，尽管他身患风疾，但仍坚定不移地支持“二王”集团的改革措施。这对于革新派来说，是一个先天的有利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当顺宗一当上皇帝后，各项改革措施就能顺利出台。但是，这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又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这就是顺宗的身体状况。他既然在多数时候不能言语，就既可以为“二王”充分利用，也可以为反对派充分利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王叔文可以借此发布种种改革诏令，委任重要官职，俱文珍等人也可以借此拥立太子，矫诏免去王叔文的职务。而且，由于顺宗所患疾病的严重性，随时都可能“龙驭宾天”，这对于“二王”集团来说，等于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最大最有力的靠山。所以说，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风险性、短暂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旦顺宗去世，革新运动就烟消云散了。当年的“商鞅变法”，以及封建时代其他一些变法运动，几乎都有与此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时间稍有长短罢了。

其次，改革的步伐太快，可谓之“除弊心急”。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看，都是正确的，进步的。但从改革的实施时间步骤看，显然太快了。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涉及到朝野生活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对一些存之已久的痼疾，如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改革的意图暴露过早，措施也失之周密。比如剑南节度使韦皋派心腹刘辟对王叔文威胁利诱，要求再领其他三镇时，王叔文不受威胁利诱，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坚定的立场和高风亮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不应该那样动怒，第二天就逼着宰相韦执谊处死刘辟。韦执谊当时认为这样做太轻率，会惹出麻烦。王叔文则又气又急地指责韦执谊忘了他们当初的约定，使韦执谊处于尴尬境地。尽管如此，韦执谊还是耐心向他解释：“我自然不敢忘记约定。但我目前行事谨慎，并不是有他意，不外乎是力图曲成吾兄之事而已!”应该说这是推心置腹之言，但王叔文并没有听进去。就因这么公开一闹，使得剑南节度使韦皋及其他藩镇首领，纷纷向朝中上书反对王叔文，并与宦官里应外合，成为断送“永贞革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任命杜佑为度支盐铁使时，马上任命王叔文为副使。在任命范希朝为神策军首领时，又马上任命韩泰为副手，显得急不可耐，立刻就引起反对派的警惕，促使几股势力迅速联起手来，共同对付革新派及其革新措施，使革新运动陷人几面受敌的困境之中。

再次，“二王”集团不善团结利用更多的人士，内部又出现裂痕。公允地说，“二王八司马”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自身的力量并不弱。但要进行一场社会革新运动，仅仅靠这十来个人，是远远不行的。王伾在主持科考时，门庭若市，每天要取用擢升数十人，好像在扩大队伍，但据他自己讲，所用“皆是素日相与往来可用之士”。“可用”是对的，但都是“素日相与往来”者，则未免太有些狭隘了。王叔文知道后，不以为非，反而强调说：“异己者决不能用。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难免使改革阵营“同”而不“和”，并且会得罪一大批人，其中并非都是反对改革者。那个提醒过王叔文的殿中侍御史窦群，就是其中一员。可惜王叔文没有重视这个小人物的直言，使自己局限于小圈子内，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并且优势感越来越重，使朝野上下许多人，越来越感到他们已经完全是一个专权跋扈的私党了。可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就出现裂痕，而且越来越大。在因刘辟之事发生歧见后，又因“羊士谔事件”加深了矛盾。羊士谔本是进士出身，并且与“二王”集团中的吕温关系不错，但与窦群性格相似，有些好出风头。他本任宣歙节度府巡官，永贞元年（805年）五月进京出差，听说王叔文正招致许多人的批评，也就心血来潮，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王叔文。王叔文对此极为愤慨，觉得这么一个小官竟如此猖狂，自己的威严何在!决心杀一儆百。于是请出宰相韦执谊，让他以诏命将羊士谔斩首。韦执谊不同意，王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杀，韦还是不同意。王叔文怒火一下子爆发，当着不少人的面，大骂韦执谊忘恩负义，弄得满朝风雨，人人皆知，使大家都失了面子与风度，且使革新派内部的矛盾暴露于朝。故清代的王夫之批评王叔文是“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确是道出了革新派领袖人物性格中的致命缺陷。

最后，“二王”的身份与出身，也是一个不那么有利的因素。王叔文与王伾，都是南方人。王叔文虽然是怀着对民间疾苦的强烈关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来到长安的，但他没有能力博取功名，不算是士子，也没有参加科举中的进士考试，只是因为围棋下得好，才有幸整天侍奉太子。王伾从南方来到京城时，仍还操着吴语，加之他身材短小，长相平庸，让人一看就知道身世微贱，许多朝士对他不屑一顾，只是因为他字写得好，才有幸在宫中待诏。在封建社会朝堂中，出身微贱，且又非科班出身，是非常不利的。王叔文对此当然清楚，故一到长安，就声称自己是苻秦时的名臣王猛之后，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他们一致认为，王叔文不过是一个侥幸得进的小人而已。而二王改革过程中，既把革除宦官专政作为一个目标，自己又不得不通过宦官李忠言沟通宫内外，这多少有些矛盾和滑稽，当然会让人感到不那么正大光明。有些时候，在酝酿出台改革措施中，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于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也让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正当改革进退维谷之际，王叔文母亲逝世，按封建社会惯例，母丧须弃官守丧3年，匿而不报告，有罪。但王叔文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理好。明明母亲已经去世，他还要亲到翰林院向大家进酒食，谎称母亲病重，告假几日，若有人在这期间攻击诽谤他，希大家能相助，当场遭到俱文珍反唇相讥：“大人既自称为国尽心，又何虑他人毁谤!”这时王叔文的两个家人又在一旁窃窃私语，说：“母亲已亡，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被俱文珍知道。第二天，王叔文却又把众宦官们请到翰林院，在酒宴之中恫吓宦官：“我来告知诸位，圣上（指顺宗）龙体已经康复，此刻正在皇苑中猎兔，上马如飞，一如当年。敢有异议者腰斩!”这种软硬兼施、连哄带吓的手法，实在不那么高明，并使他的人格受到蔑视，正统的朝士们离他越来越远。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只有走上失败这一条路了。再现“牛李党争”

朋党之争，是封建政治中常见的现象。但像唐朝“牛李党争”持续时间之长、为祸之烈者，却不是很多。一方面，封建帝王严禁臣下结党；另一方面，又希望臣子中有些派系之争，以便分而治之，为我所用。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心传，也是历代王朝政治黑暗与衰败的因素之一。唐朝的“牛李党争”，也不例外。

在唐朝后期的朝廷政治中，“牛李党争”是持续时间长，影响很大的事件。由于“牛李党争”反映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价不一。但由于它与唐朝后期的治乱兴衰密切攸关，多少年来，又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

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已种下了“牛李党争”的祸根。穆宗长庆元年的进士科考试舞弊案，则正式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的序幕。

所谓“牛李党争”，按照通常的解释，是指以牛僧儒、李宗闵为主要首领的一方，与以李德裕为主要首领的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牛党”之中，李宗闵在实际上起的作用更大些，故有人又将“牛李党争”，称为“二李党争”，即主要是李宗闵与李德裕两派之间的斗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当时的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又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为“礼部试”。其中又分6科，以“进士”科最为重要，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派策士官主持，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应试者以“策文”形式回答，以供皇帝御古代山水览，朝廷参考。制举考试时皇帝常常亲临，故又称“殿试”和“廷试”。与“常科”相比，“制科”与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应试者可以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皇帝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体察下情，发现人才。尤其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更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因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具有这样的特点，故当时参加此科考试的举子们，就喜欢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引起轰动效应，得到皇帝与主考官的重视与赏识。当然，这样做，有时又难免造成是非之争，甚至给自己带来政治危险。元和三年的这场考试，就引起了事端。当时参加考试的举子中，李宗闵、牛僧儒二人在策文中对朝廷的平藩战争表示了不同看法，皇甫浞则对宦官专权大加挞伐。担任这次考试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二人。考试揭晓后，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被“擢为上第”。担任考试“首座”的宰相李吉甫，是有名的主战派，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他在宪宗面前力陈己见，认为牛、李二人出言无理，含有恶意，杨、韦二主考官也有责任。当时的唐宪宗也是主战派，自然支持李吉甫。于是，下诏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韦贯之为果州节度使。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自然未予重用。而这个宰相李吉甫，正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这样，“牛李党争”的祸根，已经在这次科考中种了下来。

到了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李宗闵、牛僧儒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已经入朝为官。其中李宗闵任中书舍人，相当于宰相之职。就在这年三月份，每年例行的“常科”考试开始。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谏官）杨汝士。考试前，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曾给主考官钱徽写过条子，请他照顾自己的亲属。但是，发榜以后，李绅和段文昌发现自己推荐的人，都榜上无名。而榜上有名者，大都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主考官之一的杨汝士的弟弟，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有前宰相裴度之子。段文昌大怒，向穆宗上诉，揭发钱徽等人徇私舞弊，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没有才艺的公卿子弟，走了后门，通了关节。唐穆宗征求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的意见，二人支持段文昌。穆宗让白居易等人主持，进行复试。复试的结果，上次考试中举者大都落第未中。穆宗自然不能不做处理。于是，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梓潼等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从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二人各分朋党，拉开了互相争斗的序幕。

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

由两次科举考试问题引发的这场朋党之争，一发而不可收。在很长时期内，围绕当时朝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往往是你左我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

唐朝后期，中央王朝与藩镇势力之间，进行过反复的较量。在如何对待藩镇的问题上，牛、李双方有过多次的争执与分歧。大致而言，以牛僧儒为代表的“牛党”派人士，大都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对付藩镇割据，宁愿息事宁人，也不同意轻起战端。而以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的另一派人士，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重振中央一统的权威。比如，唐宪宗元和初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镇海节度使李锜违抗朝命的情况下，李吉甫力主以强硬态度和武力征讨平叛。在对待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态度上，李吉甫也主张因时而取之，虽然未及正式开战，李吉甫就已病死。但他主战的态度是朝野皆知的。到武宗时期，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也采取了强硬态度，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刘稹，并收复5州30县。与之相反，“牛党”派人士则认为李吉甫是“炽于武功”，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顾恤百姓的负担与生存。元和十二年（817年），“李党”的宰相裴度全力组织讨伐淮西叛乱时，“牛党”的李逢吉、令狐楚等，或暗中阻遏，或公开反对。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杨志诚驱逐主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儒，牛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八十多万缗。结果没有得到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他为合法。还可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

对于当时的边防安全问题，两派也有着严重的分歧。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维州事件”。维州（今汶川西北）地处与吐蕃接壤之处，隋朝时被羌族占领。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白狗羌首领内附于唐，因为其地域中有姜维城，命名为“维州”。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被吐蕃攻陷。德宗时，韦皋屡次出兵攻伐，都未成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并率领部众奔到成都。李德裕派遣虞藏俭为维州刺史，率兵人据维州城，并向文宗汇报说：“准备遣散羌人3000名，烧掉13桥，捣西戎的腹心，可以一洗先前的耻辱。”文宗让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多数人都同意李德裕的意见。牛僧儒这时却说：“吐蕃面积广大，周边有万里，丢失一个小小的维州，势力不会受什么损失。近来我们与吐蕃正在修好，约定双方罢兵，作为堂堂大邦，要以守信用为上。如果人家来责问为何失言，并起大兵前来，不过3天就可以打到咸阳桥。到那时，西南数千里不存，就算得100个维州，又有何用?不守信用，只能有害而无利。这是连草莽匹夫都不可做的事情，何况天子!”文宗听了，觉得有理，下诏让李德裕把维州城归还吐蕃，并将来降的悉怛谋及其部众也归还吐蕃。吐蕃将他们全部诛杀在边境上，极为惨酷。李德裕因此对牛僧儒恨得入骨三分。

在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上，“李党”比较重视，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而“牛党”一般主张稳妥为上，尽量维持现状，有时还搞点“复辟”。如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设官最多的莫过于本朝。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宪宗采纳了李吉甫的意见，于元和六年（811年），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官1000余名。但“牛党”人士对此不以为然，惟恐搞乱政局，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持反对态度。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383名。

“牛党”中的首领人物，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因此，比较重视科举制的贯彻实施，对科班出身的人当然也高看一眼。“李党”的首领人物，如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靠祖荫入仕的。这不是说李德裕就没有才干，而是他因此对科举制不那么重视，对科举考试中的弊端尤为不满。一次宴会，李、牛二人都在座，牛僧儒因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就瞧着李德裕，开玩笑说：“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李德裕后来对武宗说：“我没有名第，自然不应该指责进士。但我的祖先在天宝年问因为仕途无路，勉强应试，竟然一举中第，从此厌恶进士科考试中有浮华不实的地方，家中不准再放《文选》（当时进士科考必读之书）。我认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担任为好。”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李德裕早年不应举，后来又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他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如停试诗赋，罢宰相阅榜等。但不久李德裕被李训、郑注借助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朝廷，李宗闵执政后，自然不会贯彻李德裕的主张。后来，李德裕再度人相，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两项：其一，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司，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击中了科举制中“座主”与“门生”过于亲密的一个要害之处。其二，禁止“曲古代植物江大会”。所谓曲江大会，是指进士及第者在考试结束后，集体到当时的曲江池游宴，公卿大家都来参观，有的还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皇帝也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李德裕罢“曲江大会”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限制同窗朋比。而“牛党”则普遍认为这是李德裕因自身非进士出身，有意打击进士及第者，故加以反对。

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双方也不一致。唐朝后期，佛教势力的膨胀十分惊人，在某些方面已危及统治。武宗会昌年间，在李德裕的具体主持下，开展了限制佛教的斗争。从会昌二年（842年）到会昌五年（845年），朝廷接连颁发诏敕，从多方面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到后来，甚至采取武力毁佛，强令全国僧尼分批还俗，拆毁佛寺，没收寺院财产。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材料，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收编为国家税户；拆招提兰若（寺院的别称）4万余所，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国家税户15万人。武宗初即位时，全国共有211．5万户，到会昌末年，增加为495．5万户，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增加一倍还多。而这新增的280万户，很大部分就是从寺院括出来的。对武宗支持下由李德裕具体组织实施的这场毁佛运动，“牛党”人士并不赞成，认为有损国家形象。大中元年（847年），“牛党”人士执政，又逐一废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僧尼原来所享受的各项优惠待遇，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

不仅是在重大问题上，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双方人士也要蓄意寻对方的不是。例如，开成二年（837年）五月，朝廷任命李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在那里任职的牛僧儒。按规定，节度使相代，新任者一般要清点前任的帐目，核对实物，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但在实际过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帐册数目拦腰杀半，留有余地。假如前任官交接的帐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100万贯匹，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只讲实有50万，其余数目，以“数目与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当李德裕代牛僧儒出任淮南节度使的任命下达后，牛僧儒不愿与他正面接触，将事务交副使张鹭后，先行卸职赴京了。李德裕到了淮南，也就因循陋习，奏报朝廷说：帐册上扬州府藏80万贯匹，但只领到40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掉了。他这样做可能含有对牛僧儒的不满与彰恶。这时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儒不肯放过，上疏为自己辩白，同党中的其他人也弹劾李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重新核验，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80万，一文不少，这自然使李德裕很狼狈，讨了个没趣，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必然设法贬逐另一方。于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朝堂上，牛、李党派此起彼伏，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果仅仅是政见不合，倒不值得有多少奇怪，问题是在政见不合的背后，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根深蒂固的宗派观念以及“门生”“故吏”间的成见。虽然至今不能明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但双方犹如冰炭不相容，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这种基于利益关系的门派之分。元和时期，崔裙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主持科考的长官），后来罢职，退隐林下。他的妻子有一天劝他：“为了咱们的子女后代，是不是该置点庄田?”崔群笑着回答：“我有30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还有什么忧虑的!”他的妻子一脸茫然：“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有这些产业?”崔群得意地说：“我前年知贡举，放榜30人，他们不都是良田吗?”

以“良田”来喻“门生”，真是一语破的，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李宗闵、牛僧儒等“牛党”人物，大都是“座主”与“门生”关系，利益攸关，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如“牛党”骨干人物李逢吉的幕宾中，就有所谓“八关十六子”，据说大都是门生故吏。至于“李党”中的李德裕，虽然没有那么多“门生”，但既然是世宦之家，“故吏”肯定是有的。故当时朝中有谚曰：“门生故吏，非牛则李。”连李德裕自己也承认，当时朝廷中，至少有1／3的人，卷入了朋党之中。

既然是非牛则李，既然是有“良田”利益，在政见不合之争中，免不了要互相倾轧，不能相容了。长庆元年（821年）科举考试舞弊案发后，李德裕的“李党”得胜，“牛党”的李宗闵就不能再呆在朝堂，被贬为剑州刺史，这可以算是第一次倾轧，“李浮牛沉”了。

长庆三年（823年），“牛党”骨干李逢吉执政。按当时条件，牛僧儒和李德裕均有入相的可能。但李逢吉提议牛僧儒为相，把李德裕驱出京师。去任浙西观察使，而且是一去8年，未做调动，这使得李德裕怀恨终生。这次可算是“牛浮李沉”了。

武宗时期，李德裕终于入朝执政了。当时牛僧儒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德裕当然要报一箭之仇。会昌元年（841年）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阳）发生水灾，李德裕把这个地区的灾害罪责推到牛僧儒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了个太子太师的虚职。与此同时，又设法把另一“牛党”首领李宗闵调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隔了一年，又贬李宗闵为湖州（辖今浙江吴兴等县）刺史，让他连东都也呆不成。事已至此，李德裕仍不肯罢休。会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讨伐叛乱分子昭义镇刘稹取得胜利，他借机揭发牛僧儒、李宗闵与昭义镇叛乱分子有勾结。唐武宗一听大怒，立即贬牛僧儒为太子少傅，贬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贬牛僧儒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刺史的副手），流放李宗闵到封州。不到60天之中，“牛党”两位首领被连贬3次，这在唐朝历史上是少见的。李德裕简直没有给“牛党”喘息的机会。这可真是“李起牛伏”了。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他指使人罗织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就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就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李党”中另一位已死的李绅，也不放过，追削了三任委任状（即官职）。靠近“李党”的中书舍人崔嘏被贬为端州刺史，“李党”的支持者李回、石雄、郑亚等人，也同时受贬。与此相反，白敏中执政以后，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营救，或改善待遇，或复其官职。如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将受贬的循州司马牛僧儒升为衡州长史，第二年，又调回东都，任太子少师。撤销对李宗闵的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可惜未到任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847年），调被“李党”贬逐的潮州长史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同党李珏为户部尚书。真是泾渭分明，升降不淆。不仅仅是“牛起李伏”，而且是“牛生李死”了。

这里所述的，只是两党角逐中几次较大的起伏情况。至于小一些的进退浮沉，则几乎是时有发生，一方只要稍有机会和权力，就要对另一方动些手脚。因此在宪、穆、敬、文、武、宣等6朝数十年中，犹如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令人眼花缭乱，难辨所以，难分是非。而每一次起伏，往往是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首领上台，同时又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首领下台，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