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国——邢公之厄

性格决定命运。李密在这场大角逐中是绝对不甘心当配角的。寄人篱下对他来说只是权宜之计，而李渊给他的待遇成了最终爆发的导火索。

在一次朝会上，身为光禄卿的李密负责进食，这本来就是光禄卿的分内之事，但是李密这个昔日的一代枭雄却觉得实在是奇耻大辱。他退下来对王伯当诉说了自己的郁闷和愤怒。王伯当也是深表同情。

在李密的墓志铭里，有关李密的心理是这样描述的：“公威虽未振，主自为谋。盖当世旧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后来，或居其上。怀渔阳之愤愤，耻从吴耿后列；同淮阴之怏怏，羞与绛灌为伍。负其智勇，颇不自安。”（《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这个墓志的撰写者不是别人，正是魏徵，李密的老部下，他对李密的心理应该是有准确把握的。他指出，李密就是因为对李渊给他的待遇不如心理预期而不满，尤其是看到自己的手下得到的待遇甚至比自己都好，所以愈加愤愤不平。我猜想这个所谓“旧部”和“故吏”指的就是徐世勣等人。魏徵在这里使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东汉的彭宠，一个是西汉的韩信，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半途来归附，但是又对待遇不满，最终以反贼身份身败名裂。

魏徵所撰写的这段话，揭示了李密最终降而复叛的深刻心理动机。李密是在率领所部东出潼关的过程中叛逃的，但李密为什么东出潼关，是李密一意孤行，还是李渊的刻意安排，这一点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首先来看《唐高祖实录》的说法：“闻其下兵皆不附王世充，令密收集余众以图洛阳。”（《资治通鉴考异》引《唐高祖实录》）

按照这个说法，李密东出潼关是李渊的安排，原因是李渊得到情报，说那些归降王世充的瓦岗军旧部实际上都心怀不满，不愿意跟随王世充，因此李渊想让李密东出潼关去招纳旧部，以图洛阳。这个说法完全符合李渊在平定薛举、薛仁杲之后东出争取天下的意图。《旧唐书·李密传》的说法也类似。

下面再看《资治通鉴》的说法。《资治通鉴》在这个问题上的叙述比两部《唐书》都要详细，它主要是采自贾闰甫《蒲山公传》。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东出潼关召集旧部是李密向唐高祖建议的：“（王伯当）因谓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今东海公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河南兵马，屈指可计，岂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献策于上曰：‘臣虚蒙荣宠，安坐京师，曾无报效；山东之众皆臣故时麾下，请往收而抚之。凭藉国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这是王伯当给李密的建议，建议他东出潼关，召集旧部如徐世勣、张善相等，图谋大业。李密这才向李渊提出要求，主动请缨去召集山东旧部，以图王世充。唐高祖听了大喜。但是也有人对李渊说：李密这个人非同寻常，您切不可放虎归山。没想到李渊是这样回答的：帝王自有天命，岂是他耍点心眼就可以夺去的？我放他出潼关，好比蒿箭射蒿中，不足为惜。他即便在潼关以东叛乱了，首先也要面对王世充，等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我再出来收取渔翁之利。所谓蒿箭，就是用蒿草秆做的箭，不值钱，射出去丢了也不可惜。李渊用这个词来形容李密，可见李渊心思之深，他早就准备把李密牺牲掉。

这里头提到的这个墓志铭是《文苑英华》里的李密墓志，换句话说是传世文献，而1969年在河南浚县出土了《唐上柱国邢国公李君之墓铭》：

唐上柱国邢国公李君之墓志铭

这个出土的《李君之墓铭》其实就是传世的《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的另一个版本。那么两个版本孰先孰后？根据现代学者苏小华的考证，出土的李密墓志铭是经过修改的版本，而传世的李密墓志铭是原稿，所以我们可以说传世的李密墓志铭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传世版本里说，这次东出潼关，主帅不是李密，而是李世民，李密是其先锋：“俄属元帅秦王，经营瀍洛，亦亲承秘策，率卒先行。”（《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而在出土墓志里则说：“总出六戎，与元帅秦王东讨洛邑。”（《唐上柱国邢国公李君之墓铭》）这就稍微含混其词了。魏徵可能是写了原稿之后，在要被刻成墓志的时候又加以修改，为的是淡化李世民在此事件中的作用。而到了《唐高祖实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里，秦王李世民在这场事变里的作用完全消失了，要知道，这些书所依据的史料大约是贞观十四年以后唐太宗修改过的史料。李世民不愿意让人们觉得他在李密事件中起着腹黑的作用，至于魏徵所写的墓志，这样的官方史馆外的文献他们是不可能全部修改的，魏徵的原稿可能一直躺在家里，后来才传播出去，这样就留下了一个窥探真相的窗口。

我们现在把事件脉络做一个大致梳理。李渊的确有东出潼关、谋取洛阳的意图，而李密又对李渊心怀不满，所以在王伯当的建议下，借口要收降旧部，想参与到这场军事行动中来。李渊对李密不是全盘信赖，一方面允许他率领所部参与行动，一方面将他的部队变成了秦王李世民的先锋部队。而秦王李世民出发的时间与李密出发的时间只间隔一天，很明显是对李密不放心，起到一个监督作用。

临出发前，李渊宴请李密等人。宴会上，李渊特地邀请李密和李密的谋臣贾闰甫同坐御榻，共用一个杯子饮酒。李渊说：三人同饮，以明同心，大丈夫一言既出，千金难易。有人不愿意让弟东出潼关，我与你推心置腹，绝非他人一两句闲话可以离间。李密、贾闰甫拜谢。李渊又任命王伯当为李密副将。

根据《唐高祖实录》记载，此时李密又提出：能否派遣皇帝素来信赖的心腹与我同行？这很明显是为了让李渊放心。李渊说：不用，我信得过你，事情由你专决。

李渊这一番话是在做什么？说白了，他虽然对李密充满戒心，而且正在部署秦王李世民尾随李密而去，但还是希望能以劝说的方式打动李密，让他彻底安分下来。

但是这两个雄才大略的人物都是属于在政治斗争中不抱幻想、永远做两手准备的人。李密没有被打动，李渊也没有放松戒备。

武德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投降唐朝不到三个月的李密率领所部从长安出发，开始了潼关之行。第二天，李世民以太尉身份率领主力部队随后出发。

走在半路上，李密接到了李渊的命令，要求他把部队一半留在华州，带领剩下一半出潼关。前面说了，李密带来归降的部队总数在两万左右，这样的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是要真打起来也很麻烦。所以李渊下令留下一半。

这道诏书对李密的心理构成什么冲击暂且不说，李密的部下们却人心惶惶了，谁都能看出来，皇帝对李密不放心，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李密的长史张宝德担心李密真的谋反后自己受牵累，于是来个先下手为强，秘密给李渊上书，说李密必反无疑。李渊听了后，改变了主意，又下达敕书，要求李密将部队留在原地，自己单骑返回长安。

在这个过程里，李世民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由于史料的缺乏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他的大部队一定如泰山压顶一样对李密构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得到敕书的李密内心里极为恐慌，他知道李渊已经不相信他了，此次召回，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于是李密对贾闰甫说：刚刚出发，就无故要召我回去，我若返回长安，必是死路一条。不如就近击破桃林县，收其兵马粮草，然后向黎阳进军，等到长安得到消息，我们已经到了黎阳，这样大事必成。你意如何？

贾闰甫是他一向信任的谋臣，但是此时贾闰甫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跟随他了。贾闰甫说：今上是名应图谶者，天下必然一统，您既然已经投降，不合再有异念。唐军在熊州、谷州一带有重兵，您就是占据了桃林又能怎样？不如奉命返回长安，向今上表明心迹，让流言蜚语不攻自破，以后再图大业，不知可以吗？

李密勃然大怒，说了这样一番话，应该是他一以贯之的真实想法：“唐使吾与绛、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谶文之应，彼我所共。今不杀我，听使东行，足明王者不死；纵使唐遂定关中，山东终为我有。天与不取，乃欲束手投人？”（《资治通鉴》）他首先指出，唐朝不善待他，忍无可忍，然后又说：谶言算什么？那谶言可以解释为李渊是真命天子，也可以解释为我嘛，他不杀我，放我东行，足以证明王者不死。以后我起码可以占据山东半壁江山与之对抗，这才是天命。然后他对贾闰甫发出了威胁：你是我的心腹，今日却说出这样的话来，如不与我同心，我就先斩了你再出发。

贾闰甫听了哭着说：您虽然也名应图谶，但是观察近日情形，天命似乎已经有所改。以您现在微薄的实力，投向谁谁肯接受？自打您杀了翟让，天下人都认为您是忘恩负义之人，谁肯将地盘、兵马拱手相让于您？若不是忠心于您，谁肯跟您说这样的大实话？请您深思！

李密大怒，拔出刀来砍向贾闰甫，幸亏王伯当拼命阻拦，李密才饶了贾闰甫一命，而贾闰甫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待下去了，于是逃到了唐军据守的熊州。

现在跟随着李密的只有王伯当了。从翟让瓦岗军时代开始，这两人就有深厚的友谊，王伯当对李密一直是敬佩有加。但是此时王伯当也觉得，此次东行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再怎么劝也没有用，最后王伯当把心一横，说：义士不以生死为念！既然您不听我的，那我就与您同生死！

李密决心已下，当即将李渊派来的使者斩首，然后派人前往桃林县，欺骗县令说：我要奉诏返回长安，家眷带着不方便，暂且安置在贵县。他挑选了数十名精锐，全部换上女人的衣服，戴上羃?，羃?就是当时妇女戴的一种长面罩，骑马时候防止尘土扑面，从头顶帽子垂下来一直遮盖住身体，所以外人看不出此人性别。这些人在怀里揣着利刃，伪装成李密的家眷队伍，直入县衙，然后突然发难，占据了整个县城。不等唐军反应过来，他们就驱赶着掳获的人口直入南山，并且派人去通知伊州刺史、瓦岗军旧将张善相做好接应。

此时熊州地区的唐军已经被动员起来。大将史万宝与行军总管大将盛彦师商量说：李密乃是一代枭雄，又有王伯当辅佐，恐怕难以抵挡。

盛彦师笑着说：我只要几千兵马，一定可以获其项上人头。

史万宝问：你有什么办法？

盛彦师回答说：兵不厌诈，现在不能说。

于是他率领部队翻越熊耳山，在一处交通要道上埋伏下来，具体地点在陆浑县邢公山（今嵩县邢公岘）。他命令弓弩手占据制高点，刀盾手埋伏在溪谷里，告诫他们说：等到敌人过溪半渡时候再出击。

有人疑惑：听说李密已经前往洛阳，咱们埋伏在这里能找到他们吗？

盛彦师回答说：李密实际上在声东击西，麻痹我们罢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投奔襄城张善相，此处是必经之路。假如我们从后追击，山道狭窄，敌人哪怕只留一个人我们也难以向前，不如先占据此要道，必然一举擒之。

果然不出其所料，他们就在这里等到了李密。李密刚摆脱追兵，正越过山南，盛彦师所部万箭齐发，步兵大呼而出，李密的部队被断为两截，首尾不得相顾，很快就溃散了，李密和王伯当当场阵亡，盛彦师将他们两人的头砍下，送往长安。

盛彦师计斩李密（《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明熊大木著 明万历四十八年武林藏珠馆刊本）

关于李密之死，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追击杀死李密者另有其人，这个说法来自唐代的《河洛记》。此人名叫刘善武，是史万宝部下，驻守熊州，奉史万宝命令追击李密。当时李密驱赶着在桃林县掳掠的人口和牲畜逃走了，而刘善武在后面拼命追击，连续追击十天十夜，毫不松懈，四处侦察，最后追上了李密。要问刘善武追击李密为啥追得如此上心？原来，刘善武的哥哥刘善绩当年在洛口仓被李密杀死。刘善武一直矢志复仇，终于逮到了机会，所以可以说是搏命追击。

那么怎么看待两种不同的说法？难道是有人在撒谎？我认为这其实是一场战斗的不同表述罢了。我们注意到，盛彦师是率领部队迎头截击，而刘善武则是率领部队在后追击。在《河洛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追至陆浑县南七十里，与密相及”，也就是说刘善武追击李密到了这里，而《旧唐书·李密传》记述盛彦师战绩时候说了同样一句话，一字不差，也就是说两人到达了同一个地点。为什么会出现文字相同？我认为是两部史书采取了同一份露布，所谓露布就是捷报。刘善武的任务是追击，他可能的确追得很辛苦，而他最大的功劳是驱赶李密向邢公山方向运动，但是最终杀死李密的不是他，所以在《河洛记》是这样表述的：“驱密于邢公山，与王伯当死之。”重点强调了那个“驱”字，但是下面就直接说李密和王伯当死了，再无细节，可见完成最后一击的不是他，而是盛彦师。盛彦师也因为此役获得了奖励，只是他的料事如神背后应该有刘善武的贡献，是刘善武的追击使得李密无路可去，只能越熊耳山奔邢公山，在这里遭到了致命一击。

令人感慨的是，似乎冥冥中有定数一般，《分门古今类事》载：“李密归国，封邢国公。后至桃林渡叛，上遣兵征之，至六（陆）浑，乃斩于邢公山下。先是，山之侧有乱石纵横，颇妨行李，人谓之邢公厄，密果死于此。”李密封邢国公，最后死于邢公山下邢公厄，他果然在此遭受厄运。

铲除了李密，李渊父子当然松了一口气。李密，一代枭雄，饱读兵书，又有着出色的指挥和组织能力，而且是正宗的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并且名应图谶，本就是一个劲敌。但是性格决定命运，李密过于自负的性格使得他一意孤行，先是执着于与洛阳敌人对峙，而不是西取当时比较空虚的长安，后来又力排众议截击宇文化及，导致实力受到致命损伤，最后在不利条件下选择与王世充正面决战，导致最后战败。失败降唐后，又不掩饰自己咄咄逼人的个性，仅两个月就谋划东出潼关，最终招来杀身大祸，终年三十七岁。此人应运而生，但是命运注定不眷顾他，而是眷顾更有城府、更懂得忍耐和蓄势而发的李渊。

李密之死又为李唐扫清了一处障碍。随着劲敌一个个死去，形势开始逐渐明朗化。李唐向东进军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李密死了后，首级被献往长安，而他的爱将徐世勣仍在黎阳镇守。李渊念他们曾为君臣，于是派人向徐世勣通报了情况，并将李密首级送给了他。徐世勣再次展现了他的忠义，他主动请求为李密办丧事，而李渊很爽快地答应了。为什么要准许？原因很简单，超越派系利益之上，还有个古人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那就是忠孝。李渊用这种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大度，也起到了弘扬忠诚的作用。臣下的忠诚是每个君主都需要的，所以就用这种方式来彰显忠诚之道。于是“勣服衰绖，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朝野义之” （《旧唐书·李勣传》）。朝野上下都称赞他的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