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国——大唐建国

薛举与李渊的冲突，可以看作是李渊生平遭遇的第一场大恶仗。薛举的实力强劲，富有才干且野心勃勃。李渊不消灭他，后方不稳，更何况他早已经开始觊觎长安。当时他把首都由金城迁到秦州，就很明显地表露了东进的愿望，灭掉唐弼武装以后，双方更是直接发生了冲突。

当时薛举对外号称大军三十万，直取扶风。扶风是关中的西大门，假如此处有失，长安将无险可守。所以李渊立即派出了自己最得力的干将李世民。

从太原举兵以来，李世民屡经战阵，已经锻炼成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此时李渊最得力的助手就是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而李建成此时已经是世子，未来的皇太子，不可能让他再去战场上冒险，所以李渊开始越来越多地委任李世民担当各种重责大任。这也就为李世民积攒了很高的威望和战绩，并且逐渐超过了哥哥李建成，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事变埋下了伏笔。

围攻扶风的是薛仁杲部队。李世民趁敌不备，突然袭击，薛仁杲大败，扶风围解，而且薛仁杲的部队损失十分惨重，被斩首数千级。李世民大有追击薛仁杲直至陇西的态势，所以薛举一时间大为恐慌。

他问手下：古来有天子主动投降的吗？要知道，薛举文化水平不高，他并非明知故问，而是真的有了这个念头才问群臣。

黄门侍郎褚亮回答说：当年南越国赵佗投降汉高祖，三国时期蜀国刘禅也投降了晋朝，西梁萧琮投降了隋朝，他们都过着很好的日子，这种事自古有之。褚亮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唐朝著名大臣、书法家褚遂良的父亲。他原本是南方人，是陈朝的官员，陈朝灭亡后他进入了隋朝中央政府。后来因为和杨玄感叛乱有关系，被贬到了西海郡担任司户。西海郡在今青海北部，属于陇右地区。褚亮这个人以文学闻名于世，才高八斗，所以薛举在陇右举兵后就把他招到麾下，拜为黄门侍郎。

褚亮内心其实是向往李唐的，所以才有这样的劝告，降唐后他也得到了李唐的重用，唐太宗时期他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但是卫尉卿郝瑗对此表示反对，他站出来说：皇帝不该问这个问题，褚亮的回答简直是悖逆，创业打天下，哪个人能一帆风顺？当年汉高祖刘邦屡尝败绩，蜀国主刘备甚至在战场上丢了夫人和孩子，哪里有一场败仗就举国投降的道理？郝瑗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隋朝的金城县令，被薛举用计俘虏的那一位。此时他已经是薛举的官，而且越是有黑历史，越要在薛举面前表示所谓忠心，于是他对褚亮大加指责。

此时薛举也觉得自己有些仓皇失态，于是他镇定下来，笑着说：我刚才那么问，是想试探一下你们。

于是他给郝瑗厚赏，又将他引为谋主。郝瑗趁势建议薛举联合梁师都和突厥对抗李渊。

梁师都，夏州朔方人，家族是地方豪族，隋朝时担任鹰扬府郎将。大业末年，他被免官归乡，召集起一支人马自己起事了。他杀死了朔方郡丞唐世宗，占据朔方郡城，自称大丞相。朔方靠近北方大草原，于是梁师都主动投靠突厥，继接二连三战胜隋官府军队，攻占雕阴、弘化、延安等郡，最后野心膨胀，登基称帝，国号为梁，年号永隆。在南郊祭天的时候，据说掘地埋玉时得到一枚印，大喜过望，认为是符瑞。突厥送给他狼头大旗，并赠以“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的称号。梁师都引导突厥兵马占据河套以南，成了突厥势力的代言人。

郝瑗意识到，凭借薛举一己之力是难以抗衡李渊的，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想从西、北两个方向威胁李渊，而且引突厥为奥援，借助其声威压制李渊。

古往今来，外敌的入侵往往就是借助内部的分裂，而且自十六国北朝以来，这种借助北方草原民族力量为自己攫取私利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李渊也不能免俗。但是他很早就知道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早就与突厥做了分割，并且在他的儿子李世民手上最终完成了对突厥的奋起一击，彻底改变了东亚权力结构，从这点上来说，李渊就比他的对手们要高明得多，识大体，有底线。

但是此时薛举与突厥联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李渊决定利用突厥人战略眼光短浅、贪图财利的特性，于是他派遣光禄卿宇文歆出使突厥，而且去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宇文歆口才很好，终于说服了当时突厥的莫贺咄设，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颉利可汗，突厥最终拒绝了与薛举的联手，这算是李渊在外交战场上的一次收获。

此时形势稍稍安定，李渊决定进行他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建国。当初隋炀帝死讯传来的时候，他还恸哭不已，说：“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资治通鉴》）与此同时，隋炀帝的死让他彻底打消了顾虑，隋炀帝这一死等于是将各股割据势力放到了同一起跑线前，无论是自己手里的代王侑，还是洛阳的越王侗，都已经失去了意义，没必要再借助隋朝皇室的名号撑门面了。此时他手握数十万雄兵，又名应谶言，颇得天下人心，而且占据着长安，政治上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那么，此时自己的雄心壮志就有必要把它变成现实。

在温大雅所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李渊登基的过程被描述成代王侑也就是隋恭帝自知天命已改，自愿禅让，而李渊是再三辞让，最后在大家劝说下不得已做了皇帝。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官样文章，建国是李渊的终极目标，一切的辞让不过是政治秀。

历史上的禅让，除了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时期真实存在过以外，没有哪一场禅让不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斗争，不是伴随着实力的碾压。当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给自己的时候，曾经在禅让仪式上很得意地说了一句：“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传说中尧舜禹那个时代，父系氏族社会实行军事民主制，私有制还不发达，家天下的观念还没有最终形成，所以那时候的禅让制是真实存在的。到了曹丕以及李渊的这个时代，原始禅让制的基础早已经不复存在，只是在表面上保留了禅让的仪式而已。

但不管怎么样，仪式还是要有的。隋恭帝发布诏书说：“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其如是。??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 （《大唐创业起居注》）

而李渊则按照传统再三辞让，群臣又再三劝进，最后李渊以一副迫不得已的姿态接受了大家的劝进，于是裴寂等再拜舞蹈，山呼万岁而出。经过几天的准备，义宁二年五月甲子，李渊正式在长安举行了登基大典，仪式在太极殿举行。从此，一个将持续近三百年的强盛王朝正式建立了。

李渊宣布国号为唐，年号武德，定都长安，接着在几天内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以李建成为太子，以李世民为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相国府司录窦威并为内史令。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天下官人百姓，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

就这样，一个新兴的王朝开始跃出地平线。李渊这个新皇帝还是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在群臣面前不称朕，而自称姓名，甚至议事的时候还拉大臣与他同榻而坐。刘文静等人诚惶诚恐，劝谏说：“昔王导有言：‘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今贵贱失位，非常久之道。”（《资治通鉴》）

李渊则笑着说：“今诸公皆名德旧齿，平生亲友，宿昔之欢，何可忘也。公勿以为嫌！”（《资治通鉴》）

刚刚登基的李渊显示了他虚怀若谷的作风。当时有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劝谏说：隋朝因为倒行逆施而灭亡，陛下龙飞太原，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臣看到您头天即位，第二天就有人来献鹞鹰而且被接纳了，这是玩物丧志的公子哥的做派，不是一个君王应有的行为。隋朝末年，靡靡之音盛行，可是臣听闻太常寺最近在民间征调妇女彩衣，想在玄武门举行歌舞大会。以上这些行为都是一个君主应该摒弃的，应该将之罢废，以免浸染成风，败坏纲纪。现在皇太子、诸王身边各有幕僚，一定要仔细选择辅佐人选，否则离间骨肉，后患无穷。

李渊听了，十分高兴，逐一接纳，将孙伏伽拜为治书侍御史，以示广开言路。

至于那位可怜的隋恭帝杨侑，他退居回当年的代王府，李渊封他为酅国公。武德二年（619年），年轻的杨侑死亡，死因不明。

就在李渊忙着建国的时候，薛举开始大举进犯关中，兵锋直指泾州。泾州是隋朝的安定郡，是通往关中的重镇，薛举只有拿下这里才能进入关中。

薛举首先占据高墌城外围。李渊得知消息，立即以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率领八总管前往应敌，这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战。双方都在战场上投入了重兵。

但是这场战役却以李世民的失利宣告结束。

李世民大军来到高墌城外，修筑壁垒，与敌对峙。李世民的算盘是这样的：敌人兵多而粮道远，我军应该保持耐心，等到敌人粮食耗尽然后一举歼灭之。这是李世民用兵的一个特点，他最擅长的就是疲敌之计，总是不急于求战，在战场上利用各种机会耗尽敌人的士气和军粮，然后趁敌人撤退或者军心不稳一举图之。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涌现出的各股武装力量中的兵员，绝大多数都是临时征召起来的农民，并非职业军人，他们的战场纪律一般都比较差，可以打顺风仗，却打不了逆风仗，一旦军心不稳或者遭到追击，很难保持阵形，也很难保持斗志，所以李世民这一招屡试不爽。

但是天算不如人算，李世民刚赶到战场就患上了疟疾，病倒了。他躺在病榻上，非常担心属下破坏自己的既定战术，反复对代替他主持军务的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嘱托说：敌人孤军深入，粮食少，所以他们急于求战，但是不论他们怎么挑战，你们都要记住，千万不要应战，一切等我病好了再做打算。

刘文静、殷开山退了下来。此时殷开山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他对刘文静说：现在军中主事的是你，秦王这样说，是担心你的能力，你应该击破强敌，难道还把敌人留给秦王吗？

刘文静听了这个话怎么表态，史料没有记载，估计是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过了一阵，殷开山再次劝告刘文静：即便不与敌决战，也不能让敌人产生轻我之心，尤其是现在秦王得病，更不能让敌人耀武扬威，所以请整顿部队，拉出营寨，向敌人示威。

刘文静估计是没有违背秦王教令与敌决战的胆量，但是架不住殷开山反复劝说，觉得出营寨对敌示威还是可以的，于是他们率领大军，在李世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走出军营，来到高墌西南方向，对敌示威。

没想到薛举也是个优秀的战术家，而且此时他正急于求战，好不容易看到唐军出营，觉得机会难得，于是突然对唐军发动了袭击，掩袭唐军背后。刘文静、殷开山没想到敌人真的会发动进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大败，八大总管的部队全部被击溃，士兵死亡十之五六，多名高级将领阵亡，还有将领被俘虏。比如开国功臣刘弘基，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苦苦死战不退，全军箭矢都射光了，最终被俘。但是刘弘基始终没有投降薛举。后来薛氏政权失败，刘弘基这才回归唐朝，李渊对他大加褒奖，官复原职。

秦王李世民听说刘文静、殷开山擅自率军出营，十分震惊，手书一封信要信使递交给刘文静、殷开山，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面对惨烈景象，他也毫无办法，军队新败，士气全无，只有率军撤退。最终刘文静和殷开山被减死除名。

唐军东撤，薛举又趁势拿下了高墌城，而且还修筑了一座“京观”，用以表彰自己的赫赫战功。筑造“京观”的材料即是阵亡唐军将士们的头颅。

对于这场战役我觉得有疑问，战败责任真的要归属刘文静和殷开山吗？按照传统史料的说法，李世民对这场战败毫无责任，完全是刘文静和殷开山自作主张的结果。但是从事后对这两人的处罚来看，可以说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打下，这两人并没有被真的弃用，后来又曾追随秦王出征，然后官复原职，殷开山甚至后来还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而刘文静则更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对他们的责罚可谓一掠而过。

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可能：

可能性一：李世民保护手下。

此时秦王集团正在逐步形成，这两人都是秦王干将，所以李世民出于护犊子的心理要保护他们。

可能性二：他们只是替罪羊。

正因为是替罪羊，所以李世民不能真的大开杀戒。这场战役李世民是总指挥，得病与否、病情轻重我们只能靠现存的传世史料加以了解，而这些史料都是经过贞观时期修改的，所以不能排除李世民为自己文过饰非的可能。因为得病，所以副手就胆大到擅自调动军队出营，这种事怎么想都觉得太牵强。

当然，虽说没有确凿证据可证明李世民在这一问题上撒谎，但是导致京师震动，甚至动摇了新兴王朝的惨败战争，最终却如此轻描淡写地处理，尤其还是在将领违背军令的情况下，总让人觉得不太符合逻辑。

战役的失利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关中西大门被打开了。薛举通过这一场胜利收获了极高的威望，军队士气高昂。郝瑷趁势向他建议进军长安：如果能拿下长安，那么天下就极有可能是我们的了。

薛举听了这个建议，踌躇满志，下令整顿兵马，准备直扑长安。说实话，此时唐军新败，主力部队多有损伤，形势岌岌可危，假如薛举大举入侵，长安能否守住还真难说。

但是命运之神此时再次垂青李渊。就在入侵前夜，薛举忽然病倒了，而且还产生了幻觉，觉得有人要害他。招来巫师作法，巫师占卜说：唐兵为祟。这下子薛举更加害怕，觉得这是死在战场上的唐军将士来找他索命，惊恐之下，一命呜呼。

薛举作战勇猛，有谋略，但是性格残忍，经常杀害俘虏，或者将俘虏断舌、割鼻，甚至扔到碓里捣死，他的妻子性格也很残忍，经常鞭打奴仆，有的奴仆不胜痛苦，在地上翻滚，她下令把人的双脚挖坑埋住，露出腹部或者脊背供她鞭挞。这次薛举在恐惧中去世，很多人便把这看作报应。

薛举一死，进军长安的计划只能暂停了，而且也对其军队的士气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薛仁杲即位，给薛举上谥号为武皇帝，然后继续谋划攻打长安。

那么，接下来李渊将怎样应对？

殷开山肖像图（《凌烟阁功臣图》清刘源绘 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