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后金建都与迁都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15 23:28:36 0

在女真统一与后金发展的进程中，先后一建卫城，三建都城，两次迁都，就是兴筑建州卫城佛阿拉城与兴建后金都城——兴京赫图阿拉城、东京辽阳城和盛京沈阳城，一迁都城辽阳，二迁都城沈阳。

（一）建州卫城佛阿拉

在建州女真统一进程中，努尔哈赤为着兴基立业，巩固权位，暗自发展，扩展势力，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兴筑建州卫城佛阿拉。万历十五年（1587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苏克素浒河部虎拦哈达下东南夹哈河与硕里口河之间的南冈上筑城，这就是后来称作的佛阿拉城⁽¹⁾。佛阿拉，初称虎拦哈达南冈：“上自虎拦哈达南冈，移于祖居苏克苏浒河、加哈河之间赫图阿喇地，筑城居之。”⁽²⁾其城所在的阜冈，位置在虎拦哈达东南与赫图阿拉西南之处，因称其为南冈。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由佛阿拉迁居赫图阿拉后，虎拦哈达南冈城就成为老城，即佛阿拉城，始有佛阿拉之称。佛阿拉城的满文体为fe ala hoton，满文fe汉意译为旧，满文ala汉意译为冈，满文hoton汉意译为城。满文fe ala hoton，汉直意译为旧山城，但习称为旧老城。这是因为后金—清初的都城，经过三次大的迁徙。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迁都辽阳。翌年，后金又在辽阳太子河东岸建新城，后尊称其为东京。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后金再迁都沈阳，后尊称其为盛京。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尊赫图阿拉城曰兴京；光绪三年（1877年），兴京府移治新宾堡，它被称作老城。于是，由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一迁至东京辽阳，二迁至盛京沈阳，三迁至京师北京，所以习称赫图阿拉作“老城”，而称佛阿拉（又作费阿拉）为“旧老城”。因之，佛阿拉城即老城之称再变——“民间呼为旧老城”⁽³⁾。它除上述虎拦哈达南冈城、佛阿拉城、费阿拉城和旧老城四称之外，早时朝鲜人称之为“建州城”、“奴酋城”⁽⁴⁾，后来日本人又称其为“二道河子城”⁽⁵⁾。由上可见，佛阿拉城，见诸史册，一城七称。

佛阿拉城位置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南十八里处，在赫图阿拉西南约八里的虎拦哈达南岗上，今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二道河子村境内。佛阿拉的形胜，东依鸡鸣山，南傍哈尔撒山，西偎烟筒山（虎拦哈达），北临苏克素浒河即苏子河支流——加哈河与索尔科河，即二道河之间三角形河谷平原南缘的虎拦哈达平冈上。它的东、南、西三面为冈阜，仅西北一面开展。东有首里口即硕里口河（黄土岗子河），东北流入索尔科河；西北有二道河，注入加哈河。索尔科河与加哈河交汇后，北流入苏克素浒河（苏子河）。

努尔哈赤从其祖居地赫图阿拉⁽⁶⁾，迁至新筑城的佛阿拉，似因为：

第一，建州基本统一后，开始出现以努尔哈赤及其弟舒尔哈齐为首的新的女真军事贵族，其地位、等级、权势、军力、利益等，均发生了根本变化，需要兴建与之相适应的城垣、治所、堂子、楼宇、屋舍。所以，要选择新的城址，按照新的等级，规划新的格局，作出新的安排，兴建新的山城。

第二，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建州前，赫图阿拉已为其诸祖、伯叔、兄弟和侄辈所安居多年，在此重新规划房舍，势必触犯诸多宗族利益，引发新的宗族矛盾。另选新址，重新规划，则既不妨害原宗族的利益，又能满足新贵族的需要。

第三，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建州后，下一步是同明廷和扈伦四部打交道，在彼强己弱的情势下，需要选择一个既荫蔽又便于出击的新基地。

所以，从政治、军事、经济、宗族等方面筹划，兴筑佛阿拉城是努尔哈赤的一个重大决策。决策既已确定，便筑佛阿拉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丁亥年，太祖于首里口、虎拦哈达下东南河二道——一名夹哈，一名首里，夹河中一平山，筑城三层，启建楼台。”⁽⁷⁾丁亥年，即万历十五年（1587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与上述文字大致相同。但满文《满洲实录》载述文字略异：

丁fulahūn亥ulgiyan年aniya太祖taidzu淑勒sure贝勒beile硕里soli隘口anggaci虎拦hūlan哈达hadai横sun稍高dekdere南面julergi加哈giyaha河birai二juwe间siden冈ala于de三层ilarsu城hoton筑sahafi衙门yamun楼loose台tai建araha⁽⁸⁾

即“丁亥年，太祖淑勒贝勒于虎拦哈达下东南，硕里隘口与加哈河两界中之平冈，筑城三层，兴建衙门和楼台”。这里的记载，同《清太祖实录》相校，不仅声明“硕里口”为“硕里隘口”而且增记了“兴建衙门”。此外，《皇朝开国方略》将佛阿拉城兴建的时间，系至“丁亥年春正月”⁽⁹⁾，较前引各书更为具体。

清太祖朝的三种实录，记载佛阿拉城过于疏略，《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或《老满文原档》，又失之于阙载。《盛京通志》在清代志书中，对佛阿拉城垣与各门的载述最早且最详：

老城（在治城赫图阿拉）城南八里，周围十一里零六十步，东、南二门，西南、东北二门。城内西有小城，周围二里一百二十步，东、南二门。城内东有堂子，周围一里零九十八步，西一门。城外有套城，自城北起，至城西南止，计九里零九十步，西、西南、北、西北四门。⁽¹⁰⁾

但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盛京通志》和光绪《兴京厅乡土志》，对佛阿拉城的记述均语焉不详。且康熙《盛京通志》称其“建置之年无考”，可见其纂修者未见《清太祖实录》。然而，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1596年1月）奉命至“奴酋城”即佛阿拉。他在《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中，对佛阿拉作了九十六条详细的记述。关于佛阿拉城的记载，《申忠一书启及图录》既是第一手的，又是最为详尽的；而明朝和清朝的文献，或完全阙载，或极其简略。因这份史料极为珍贵，也不易找到，下面就其有关佛阿拉城的十三条记载，加以全文引述。

一、奴酋家在小酋家北，向南造排；小酋家在奴酋家南，向北造排。

二、外城周仅十里，内城周二马场许。

三、外城先以石筑，上数三尺许，次布椽木；又以石筑，上数三尺，又布椽木；如是而终。高可十余尺，内外皆以黏泥涂之。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

四、外城门以木板为之，又无锁钥。门闭后，以木横张，如我国将军木之制。上设敌楼，盖之以草。内城门与外城同，而无门楼。

五、内城之筑，亦同外城，而有雉堞、无隔台。自东门过南门至西门，城上设候望板屋，而无上盖，设梯上下。

六、内城内，又设木栅，栅内奴酋居之。

七、内城中，胡家百余；外城中，胡家才三百余；外城外四面，胡家四百余。

八、内城中，亲近族类居之；外城中，诸将及族党居之；外城外，居生者皆军人云。

九、外城下底，广可四五尺，上可一二尺；内城下底，广可七八尺，上广同。

十、城中泉井仅四五处，而源流不长，故城中之人，伐冰于川，担曳输入，朝夕不绝。

十一、昏晓只击鼓三通，别无巡更、坐更之事。外城门闭，而内城不闭。

十二、胡人木栅，如我国垣篱，家家虽设木栅，坚固者每部落不过三四处。

十三、城上不见防备器具。⁽¹¹⁾

《建州纪程图记》记载：佛阿拉城分为三重：

第一重为栅城，以木栅围筑城垣，略呈圆形⁽¹²⁾，比金太祖阿骨打栽柳禁围的“皇帝寨”⁽¹³⁾更为谨严，栅城内为努尔哈赤行使权力和住居之所。城垣有三座门。栅城内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主要有六组建筑，包括鼓楼、客厅、行廊等。鼓楼建在二十余尺的高台上，为楼式建筑，楼顶覆盖丹青瓦。客厅五间，厅顶盖草。东区主要有九组建筑，除一间便房盖草外，其余八组都是瓦房。努尔哈赤的居室比较居中，为三间楼房，房顶覆丹青瓦，外面围筑高墙。其南有楼一座，建在十余尺的高台上；其北也有楼一座，三间，盖瓦。在东区与西区之间，有墙隔开，中开一门。栅内的楼宇、房舍，墙抹石灰，柱椽彩绘。

第二重为内城，周围二里余，城墙以木石杂筑，有雉堞、望楼。内城中居民百余户，由努尔哈赤“亲近族类居之”⁽¹⁴⁾。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治居之所在内城，其栅内结构、建筑布局，同努尔哈赤的栅城很相似。以木栅围筑城垣，略呈圆形。城垣有二座门。栅城内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主要有四组建筑，包括草房两处，各两间；瓦房两处，一为三间，一为四间。东区主要有十组建筑，包括三层楼房一座，其楼梯有二十八级，还有马厩八间等。舒尔哈齐房屋的大门上贴着对联：“迹处青山，身居绿林。”在东区与西区之间，有墙隔开，中开一门。在城东设有堂子⁽¹⁵⁾。

第三重为外城，周约十里，城垣“先以石筑，上数三尺许，次布椽木，又经石筑，上数三尺，又布椽木，如是而终。高可十余尺，内外皆以黏泥涂之。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外城门以木板为之，又无锁钥，门闭后，以木横张”⁽¹⁶⁾。外城门上设敌楼，盖之以草。外城中居民三百余户，由努尔哈赤诸将及族属居住。

外城外居民四百余户，由军人、工匠等居住。工匠等主要居住在南门外，他们多是汉人、朝鲜人等。清朝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可能从佛阿拉就开始了。后迁都东京（辽阳），旗人同民人是完全分城而居的。佛阿拉城居民，总计约近千户。

日本稻叶岩吉在《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一书的《代序》中，称旧老城即佛阿拉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一个都城”⁽¹⁷⁾。尔后，踵袭此说，例不胜举。但是，作为努尔哈赤长达十六年治居之所的佛阿拉城，不能算作是后金的第一个都城，而是建州女真的城堡，建州左卫的治城⁽¹⁸⁾。这是因为：

其一，京都为天子治居之城。《诗经·大雅·公刘》载“京师之野”，《正义》曰：《春秋》言：京师者，谓天子之所居。《公羊传·桓公九年》又载：“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言之。”尔后，上述诠释，渐成公论。蔡邕《独断》载：“天子所都，曰京师。”⁽¹⁹⁾汉刘熙《释名》又载：“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华严经音义》亦载：“天子治居之城曰都。”⁽²⁰⁾以上说明，都城为国家政治神经集注之城，也就是国家政治重心所在之城。虽然佛阿拉如前述已具有城的规模，努尔哈赤又在佛阿拉城治居长达十六年之久，但其时他只是明朝建州卫的一名地方官员，并未登极建元。如他在建佛阿拉三年后到北京朝贡：“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²¹⁾他在佛阿拉接见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并请其代达朝鲜国王李昖回帖末“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²²⁾。可见其时他自诩为明朝辽东建州左卫的一个地方官，而被明朝视之为“建州黠酋”。努尔哈赤并未在佛阿拉城告祭天地，自号后金，登极建元，黄衣称朕；佛阿拉城尽管为其治居之所，但不能称作后金的都城。

其二，都城有宗庙先君之主。《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许慎《说文》亦载：“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清段玉裁据杜氏《释例》注：“大曰都，小曰邑，虽小而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中国古代都城史表明，都城总是同宗庙与陵寝相联系。《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里的“左祖右社”，成为后来都城规划与营建的模式。一般地说，除割据政权临时都城之外，中国古代都城与陵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元大都有宗庙而无陵寝则属例外。清初关外的兴京、东京、盛京，皆有陵庙，祭祀其先君之主。然而，佛阿拉却未建陵庙，这为佛阿拉不算清初都城提供了一个佐证。

其三，钦定《清实录》不称佛阿拉城为京都。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都城”凡出现十七次，其中赫图阿拉十三次，辽阳三次，沈阳一次，未有佛阿拉；“京城”凡出现十一次，其中东京（辽阳）十次，盛京（沈阳）一次，也未及佛阿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载述情况与上略同。此外，《清太宗实录》载，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尊沈阳城曰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兴京⁽²³⁾。在此之前，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尊辽阳新城曰东京。后金所尊关外的“三京”——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没有涉及佛阿拉。这说明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并未视佛阿拉为都城；后来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纂修《清太祖实录》和《清太宗实录》时，也未视佛阿拉为都城。因此，佛阿拉在后金—清初时期，不具有都城的地位。

其四，清代官私史籍均不称佛阿拉为都城。清嘉庆官修志书《清一统志》，不载佛阿拉为京城。康熙《盛京通志》载：“志首京城，重建极也。盛京为坛庙宫殿所在，故先于兴京。至东京，虽国初暂建，然圣祖始创之地，旧以京名，不得与郡县城池并列，故附于京城之后。”⁽²⁴⁾雍正《盛京通志》完全袭引上述的文字。乾隆《盛京通志》谓：“盛京为坛庙宫殿所在，谨先志之，以明王业之本也。至兴京为发祥之初基，仰见列祖诒谋世德作求之盛。东京国初暂建，然圣祖创业初基，肇域自东，遂奄九有，俱不得与郡县城池并列。”⁽²⁵⁾可见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京通志》，均将兴京、东京和盛京列为京城，而将佛阿拉与郡县城并列。尔后，今仅见清修兴京志书《兴京厅乡土志》，也不将佛阿拉列为都城。《兴京县小志》则置佛阿拉城于“古郡城”之列⁽²⁶⁾。《清会典》和《清史稿·地理志》均不以佛阿拉为清初都城而加以载述。魏源在《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中，所记都城亦未及佛阿拉城。

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城“自中称王”⁽²⁷⁾，建立王权。他在佛阿拉“称王”，据记载是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上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²⁸⁾同时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努尔哈赤还制定初具规模的礼仪，如他出入栅城时，在城门设乐队，吹打奏乐，以示威严。因此，佛阿拉成为当时女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努尔哈赤在栅城的客厅里接见朝鲜申忠一，从申忠一的记述中，可以窥中他“称王”后生活细节的一斑。

努尔哈赤长得“不肥不瘦，躯干壮健，鼻直而大，面铁而长”⁽²⁹⁾。他头戴貂皮帽，“上防耳掩，防上钉象毛如拳许。又以人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脖子护着貂皮围巾。身穿貂皮缘饰的五彩龙纹衣。腰系金丝带，佩帨巾、刀子、砺石、獐角，足纳鹿皮靴。男子都剃发，只在脑后留发，分结两条辫子垂下，口髭仅留十余根，其余都镊去。在接见申忠一时，努尔哈赤坐在中厅的黑漆椅子上⁽³⁰⁾，诸将佩剑卫立。宴会时，大厅内外，吹洞箫，弹琵琶，爬柳箕，拍手唱歌，以助酒兴。酒行数巡后，努尔哈赤高兴地离开椅子，“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呈其才”⁽³¹⁾。说到宴会的舞蹈，后来杨宾在《柳边纪略》中有一段载述，可与上述对照。现将其引录于下：

满洲有大宴会，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曰“莽势”；中一人歌，众皆以“空”、“齐”二字和之，谓之曰“空齐”。⁽³²⁾

这场宴会是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一日。申忠一不仅是参加者，而且在《申忠一书启及图录》中作了惟一、详细的记载。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丙申，正月初一日，巳时，马臣、歪乃，将奴酋言来，请臣参宴。臣与罗世弘、河世国往参。奴酋门族及其兄弟姻亲，与唐通事在东壁。蒙古、沙割者、忽可、果乙者、尼麻车、诸惫时、束温、兀剌各部在北壁。臣等及奴酋女族在西壁。奴酋兄弟妻及诸将妻，皆立于南壁炕下。奴酋兄弟则于南行东隅地上，向西北坐黑漆椅子，诸将俱立于奴酋后。酒数巡，（兀剌部落）新降将夫者太起舞。奴酋便下椅子，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呈其才，才甚生疏。是日，未宴前相见。时奴酋令马臣传言曰：继自今，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欢好，世世无替云。盖如我国之德谈也。宴时，厅外吹打，厅内弹琵琶、吹洞箫、爬柳箕，余皆环立，拍手唱曲，以助酒兴。⁽³³⁾

宴会后，努尔哈赤给朝鲜国王的回帖交与申忠一，回帖是由汉人龚正陆书写的。龚正陆，女真名歪乃，浙江绍兴人。客居辽东，被抢到佛阿拉。努尔哈赤让他掌管文书，参与机密，教子读书，称为“师傅”。在朝鲜文献中，保存有他的资料，如：“折（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姓群妾，家产致万金。老乙可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³⁴⁾又如：“歪乃本上国（明朝）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云，而文理不通。此人之外，更无解文者，且无学习者。”⁽³⁵⁾再如：“有汉人龚正陆者，掳在其中，稍解文字。因虏中无解文之人，凡干文书，皆出于此人之手，故文字字画前后如一云云。”⁽³⁶⁾

上文中的“老乙可赤”就是努尔哈赤，“歪乃”就是龚正陆。汉族人龚正陆在佛阿拉执掌文书，教授学生，参与政事，干预机密，为女真统一事业和满汉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龚正陆代努尔哈赤给朝鲜国王李昖写的回帖称：“我屡次学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于〔余〕里边疆”，回帖后“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³⁷⁾。

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起兵十年之后，兵力由“遗甲十三副”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³⁸⁾，统一了建州女真，在佛阿拉“称王”。

但是，佛阿拉城存在很大的地理局限性。《诗经·大雅·公刘》载公刘都城选址，将临河泉、地广平和高阜冈作为京城选址的三个地理因素。佛阿拉在上述三个因素中，一是水缺乏——“城中泉井仅四五处，而源流不长，故城中之人，伐冰于川，担曳输入，朝夕不绝”⁽³⁹⁾；二是地狭窄——三面环山，一面阻河，前无开阔之野，后无辽广腹地；三是冈高峻——在军事上，虽有利于出攻，却不利于御守，且不宜向四面发展。选址在如上地理因素中的佛阿拉城，规模狭小，房舍简陋，不足千户居民，没有宫殿宗庙。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战争中，佛阿拉既是具有进攻、防御和瞭望功能的建州军事堡垒，又是具有军事、行政和祭祀功能的建州左卫治城。

（二）初都赫图阿拉

随着建州管辖区域的扩大与统一事业的发展，佛阿拉城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建州兴筑了更大的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城——建州卫城十六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建州政治中心迁到赫图阿拉。

赫图阿拉，为满语hetu ala的对音，hetu意为横，ala意为冈，赫图阿拉就是横冈的意思。《盛京通志》“兴京”注云：“国语赫图阿拉，即汉语横甸也。”⁽⁴⁰⁾释ala（阿拉）作甸，似为不当。该书纂者或取《禹贡》“甸服”，《周礼》“邦甸”⁽⁴¹⁾、《左传》“郊甸”⁽⁴²⁾之义，但诠释牵强。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谕尊“赫图阿喇城曰天眷兴京”⁽⁴³⁾。兴京的满文体为yenden hoton。yenden意为兴起；hoton意为城，yenden hoton汉译意为兴起的京城，简称兴京。

赫图阿拉城，明称其为“蛮子城”⁽⁴⁴⁾，朝鲜称其为“奴酋城”或“奴城”⁽⁴⁵⁾。建在苏克素浒河及其两条支流——皇寺河与加哈河之间开阔小平原中的冈阜上，是中国古代最后一座山城都城。卢琼《东戍见闻录》载：女真各部多“依山作寨”⁽⁴⁶⁾，住居山城。叶赫贝勒的东西二城俱为山城，哈达贝勒建城衣车峰上，辉发贝勒筑城扈尔奇山上，俱是佳例。其实，依山筑城，高阜而居，不惟女真族所独具，汉族也早已有之。《诗经》载公刘都城选址谓：“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徙南冈，乃觏于京。”⁽⁴⁷⁾将高冈阜为都城选址条件之一，正如王肃所言，是为着“避水御乱”。《管子》亦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⁴⁸⁾赫图阿拉在佛阿拉之东北，平原更为开阔，河泉更为丰沛，冈阜更为广平，交通更为便利，其优越条件正与上述诸种地理因素符合。佛阿拉“城中泉井仅四五处，而源流不长，故城中之人，伐冰于川，担曳输入，朝夕不绝”⁽⁴⁹⁾。即此一点，佛阿拉就不宜作为都城。这也是努尔哈赤迁至赫图阿拉的一个重要原因。

赫图阿拉位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偏南八里的赫图阿拉村，佛阿拉东略偏北十里，苏克素浒河（苏子河）南岸的横冈上。西南隔鸡鸣山与佛阿拉城相望，正南为羊鼻子山，正北隔河与头道堡山相对，东北与皇寺相接。赫图阿拉位置优越，气候宜农，河水丰沛，势踞形胜：“群山拱护，河水荥流。”⁽⁵⁰⁾城东有黄寺河，城西是加哈河，城北为苏克素浒河⁽⁵¹⁾，城南阻羊鼻山，可谓一面傍山，三面环水。其三面河水之外，又为众山环护。赫图阿拉的地理形势，《兴京县志》载：“东缘柳条之边，西据三关之险。其东南与北，则万山峥嵘，三川之所滥觞也；其西南与西，则千峰回互，五城之所映带也。前瞻凤岭、鸡鸣、灶突之秀，棼缭驰骤，太谷平原，纾□□□，桑麻之所蓊郁也；后依龙冈、滚马、金岭之卫，周匝翰藩，高林苍翠，长股纷披，材木之所钟毓也。远控红泥，近抚黄花，山中苏河流域以贯腹心，左右太、浑两河以限幅员。”⁽⁵²⁾

赫图阿拉城建在羊鼻子山向北延伸的一个自然突起的台地上，台地南高北低，南边最高处距地表约二十余米，北面距地表约九米。城址略呈正方形，全城东西长约一千三百二十米，周长约五千米。内城墙垣高约四米，底厚约十米。城的东、南、北三面有门，西面为断崖⁽⁵³⁾。《筹辽硕画》载：“城高七尺，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窦，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内外现居人家约二万余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东门外则有仓廒一区。”⁽⁵⁴⁾

赫图阿拉城在十二年之间，先后经过三次大的兴筑工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上自虎拦哈达南冈，移于祖居苏克苏浒河、加哈河之间，赫图阿喇地，筑城居之。”⁽⁵⁵⁾是为第一次大的工程。两年以后，努尔哈赤又增筑外城，命在“赫图阿喇城外，更筑大城环之”⁽⁵⁶⁾。是为第二次大的工程。万历四十三年年（1615年），又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⁵⁷⁾。是为第三次大的工程。赫图阿拉城经过上述三次大的营建，都城规模，已经初具。

赫图阿拉城分为内外两重。内城建在一个自然突起的平冈上，冈顶距地表高约十至二十米，城垣依冈势修筑，呈不规则图形。城墙底宽十米，高约十米，南、东南、东、北各一门，西为断崖。经实测，南北长约五百一十二米，东西宽五百五十一米，占地约二十四万六千平方米。墙外有环城的马道。内城中建有汗王殿、衙门等。东南、西北各有望楼一座，为城内制高点，并有官署衙门等。中部有饮水井一口。

外城东北、北及西濒依河岸，南城墙从山腰兴筑，周长约十一里。《兴京厅乡土志》载：“兴京城周围五里，南一门、北一门、东一门。外城周围九里，南三门、北三门、东二门、西一门。据山为城，外城西北关为平地，东、南二面仍就山坡。”⁽⁵⁸⁾内外城墙均用木石杂筑。外城东南建堂子，城西北设练兵场。外城平面呈不规则图形，经实测，南北长一千三百五十二米，东西宽一千三百三十五米。

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聪睿贝勒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黄衣称朕，建立金国。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登极，“天命元年，众贝勒大臣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以兴京为都城”⁽⁵⁹⁾。从此，赫图阿拉就成为后金—清朝的第一个都城，即兴京城。

赫图阿拉是继佛阿拉之后，努尔哈赤崛起的又一个基地。同年，朝鲜《东国史略事大文轨》记载，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向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呈文称：“有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⁶⁰⁾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边将，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听同计议事，说与满蒲官镇节制使知道……”⁽⁶¹⁾以上说明赫图阿拉成为建州的政治中心。

兴京赫图阿拉独具浓郁的女真文化特色。兴京的都城文化，是满洲渔猎文化的典型。兴京志书引《盛京通志·风俗志》云：兴京之民，“性情劲朴，不事文饰，射猎尤娴”⁽⁶²⁾。表现在其都城文化上，京城建在冈阜之巅，沿袭女真多山城的传统。城垣或用木栅围绕，或以木石杂筑。整个建筑，青砖素瓦，不事文饰，朴实无华。屋顶或盖草，或覆瓦。建筑等级，不够森严。城内居民照出猎行师的八旗制，按牛录加以组织，主要成分为八旗满洲官兵及其家属。旗人骁勇强悍，娴习骑射。城外备有巨大练武场，提倡骑射，技术娴熟。城中的居民，着满装，习满俗，讲满语，行满文。因此，赫图阿拉是后金初期满洲渔猎文化的中心。

后金在建赫图阿拉城之后，又建界凡（界藩）城。

界凡城始建于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其时，努尔哈赤已制定满文，创建八旗，建立后金政权，势力空前强大。他颁谕《兵法之书》，宣布“七大恨”告天，并统领大军西指，开始向明进攻，陷抚顺，破清河。后金为着实行重大战略转移，即由统一女真内部，转为向明军进攻，需要选择并建立一个新的进军基地。天命汗与诸贝勒大臣议曰：“今与明为难，我仍居国内之地，西向行师，则迤东军士道远，马力困乏，需牧马于沿边之地，近明界筑城界凡居之。”⁽⁶³⁾议定之后，营基址，运木石，始筑界凡城。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天命汗派夫役一万五千人往界凡运石筑城。同年六月，界凡城修竣。

界凡城在界凡山（铁背山）上。界凡山（铁背山）在今抚顺市章党乡高丽营子村南三里，浑河与苏子河汇合处，山体狭长，东西走向，悬崖峭壁，山势险要。浑河从东北向西南、苏子河从东南向西北，在界凡山（铁背山）的西山脚下汇流。界凡城在萨尔浒山东四里，东南距赫图阿拉一百二十里。城筑在界凡山（铁背山）顶峰上，山势险陡耸立，山下河水夹流⁽⁶⁴⁾。其西为吉林崖，崖形陡峻，峭壁剑立。界凡又称者片，据朝鲜李民寏目击所载：“者片城在两水间，极险阻，城内绝无井泉。以木石杂筑，高可数丈，大小胡家皆在城外水边。”⁽⁶⁵⁾这座山城极小，康熙《盛京通志》载：“界蕃城，（兴京）西北一百二十里，在铁背山上，周围一里，东一门，又一小城，周围一百八十步，西一门。”⁽⁶⁶⁾铁背山即为界藩山（界凡山）。后经实测，“该城东西狭长，约二百米，南北较短，约五十米”⁽⁶⁷⁾。实测与史载，基本上相同。

天命汗在界凡城营竣之后，谕诸贝勒等曰：“吾等勿回都城，筑城界凡，治屋庐以居，牧马边境，勿渡浑河，何如？”众贝勒大臣不愿移驻界凡，议曰：“不如还都，近水草，息马浓阴之下，浴之、饲之，马乃速壮，且使士卒归家，缮治兵仗便。”天命汗又曰：“此非尔所知也。今六月盛夏，行兵已二十日矣。若还都，二三日乃至，军士由都至各路屯寨，又须三四日，炎蒸之时，复经远涉，马何由壮耶？吾居界凡，牧马于此，至八月又可兴师矣！”⁽⁶⁸⁾遂驻跸界凡，令军士尽牧马于边。天命汗迎接后妃并诸贝勒福晋到界凡，盛摆大宴，进行庆贺。但康熙《盛京通志》却载：“天命三年，我太祖取抚顺，自兴京迁至此。”⁽⁶⁹⁾后雍正、乾隆《盛京通志》和光绪《兴京厅乡土志》皆蹈袭此说。据《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于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自赫图阿拉迁跸至界凡，可证上说之讹误。

虽然努尔哈赤移驻界凡城，同治居佛阿拉城有所不同，即其时努尔哈赤已建元称汗四年，但界凡城仍不能称为后金的都城。这是因为：

其一，《清实录》称界凡为行宫，而不称其为都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界凡城工竣时载：“帝行宫及王臣军士房屋皆成。”⁽⁷⁰⁾同样，《满洲实录》也载：“是月，帝行宫及王大臣军士房屋皆成。”⁽⁷¹⁾

其二，天命汗谕称界凡为驻跸之所，而称赫图阿拉为都城。前引努尔哈赤在同诸贝勒大臣议迁驻界凡城时，《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共载述一百五十四字，其中“都”字出现四次，皆指赫图阿拉，无一指界凡。如努尔哈赤曰：“吾等勿回都城，筑城界凡，治屋庐以居，牧马边境”云云，仍视赫图阿拉为都城，而以界凡为军事据点、临时行宫。

其三，后金修筑界凡城是为着屯牧防卫，驻跸治兵。努尔哈赤在其《汗谕》中，表述了营筑界凡的意图：“帝曰：战马羸弱，当趁春草喂养。吾欲据界凡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⁷²⁾可见努尔哈赤亲自卜基筑城，又亲选牧马旷野，主要是为着进攻明朝辽军与防御明军攻剿的需要。界凡居高临下，在山上远眺，“北望开原，西瞻抚顺，郁郁苍苍，四顾无极”⁽⁷³⁾。在山下御守界凡渡口与萨尔浒口，为控扼往来抚顺的水陆咽喉。因此，界凡城是后金同明朝争战具有进攻、御守和瞭望功用的军事堡垒，而不是具有祭礼、行政和军事三位一体功能的都城。

其四，界凡不具备都城的规制。界凡外城周围一里，内城周围一百八十步，规模狭小，房舍简陋，没有宗庙，城中无井，位置西偏，交通不便，根本不具有都城的规制。清代的志书将其列为城邑，而不视为京城。界凡城是天命汗的临时行宫与军事堡垒，努尔哈赤在界凡驻跸一年零三个月，即迁往萨尔浒山城。

萨尔浒城建在萨尔浒山上，萨尔浒山与界凡山（铁背山）隔河相望。萨尔浒，位置于界凡山（铁背山）下浑河南岸处（今大伙房水库）。山麓下浑河南岸就是萨尔浒（今抚顺市李家乡竖碑村西北十里一带地方）。萨尔浒山城东距赫图阿拉一百二十里，西离抚顺约一百里。山位西而偏南，高约七十米，北临浑河，西濒萨尔浒河，东接古楼岭。山势“南、西两面高耸，东北平坦，中间虎踞龙蟠，阴晴万状”⁽⁷⁴⁾。萨尔浒城建在萨尔浒山顶东北平坦地带，城始建于天命五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在原建州诺米纳、奈喀达旧城基址上改建与扩建，至来年闰二月十一日竣工。城依山势兴建，呈不规则图形。城垣分内外两层：“内城周围三里，东、南二门，西南、西北二门⁽⁷⁵⁾；外城周围七里，东、西、南、北各一门。”⁽⁷⁶⁾内城有汗王殿宇，史载：“帝乃升殿聚诸王臣曰：人君无野处露宿之理，故筑城也。”⁽⁷⁷⁾这可为明证。外城的修筑，“凿石于山，采木于林”。城垣为木石间筑，或夯土版筑；土石杂筑，或以石砌筑。因其为山城，故同界凡城一样，均无壕堑。

天命五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天命汗自界凡城迁于萨尔浒城，至翌年三月迁都辽阳，其间驻居萨尔浒山城仅半年。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萨尔浒山城既不具有都城的规制，也未形成后金的都城。因此，萨尔浒山城是继界凡山城之后，天命汗的又一处行宫。

所以，佛阿拉是努尔哈赤崛兴的基地，界凡城是天命汗的军事行宫，萨尔浒城则是清太祖的战时基地。

赫图阿拉作为后金的都城，地处东偏一隅，随着军事胜利，疆域不断拓展，它已不能承担作为都城的功能。于是，后金将都城迁移到辽阳。

（三）迁都辽阳

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天命汗在攻克辽阳的当天，立即决定迁都辽阳。

辽阳，又称东京。辽太祖神册四年（919年），修葺渤海辽阳故城。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年），升为南京。会同元年（938年），“改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⁷⁸⁾。金仍为东京。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东京为辽阳路。明洪武四年（1371年）置定辽都卫，六年（1373年）置辽阳府，八年（1375年）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都指挥使司所辖“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⁷⁹⁾。后置辽东经略衙署。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连陷沈阳、辽阳，据有河东之地。后金占据辽左，欲迁都辽阳。其开国之地兴京，已不能适应后金新军政形势的需要。《兴京县志》载述，兴京地偏辽左东隅，四面均为山峦阻隔。它适于据守、崛兴，不宜于开拓、四达⁽⁸⁰⁾。《盛京通志》也载：“兴京之地，东傍边墙，西接奉天，南界凤城，北抵开原，层峦迭拱，众水环洄。”这种偏隅闭塞的地理形势，不能满足天命汗西抚蒙古、南攻明朝的军事政治需要，选择辽阳作为都城，其有利的条件更多。

辽阳所具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价值，已为辽、金、元三朝契丹、女真、蒙古的历史所充分显示。先是，契丹占有辽阳，而据有河北；女真占有辽阳，而灭亡辽朝；蒙古先取辽东，而动摇金朝。元亡明兴，辽东防务，设城屯兵，分为五路：东路辽阳、西路义州、南路前屯、北路开原、中路广宁，一路有警，相互策应。时后金已经占有上述五路中的东路辽阳与北路开原，迁都辽阳，便于进一步谋取中路广宁、西路义州。而作为明朝辽东首府的辽阳，势踞形胜，地处冲要。《大明一统志》记载辽阳形胜：“负山阻河，控制东土。秦筑障塞，以限要荒。临闾之西，海阳之北，地实要冲，东北一都会也！”⁽⁸¹⁾辽阳不仅具有军事地理价值，而且具有经济交通价值。辽阳“负山面海，水深土衍，草木丰茂，鱼盐饶给”⁽⁸²⁾。

辽阳位置于辽河平原与辽东山地结合之部，是农耕文化与森林文化相邻之地，汉族文化与满洲文化交汇之区。后金奠都辽阳，进宜攻取，退宜御守。《盛京通志》概述辽阳的地理形势与战略地位，略谓：“东京之地，以辽阳为屏蔽，以浑河为襟带。北接开原、铁岭，南连海城、盖平，山林蕃薪木之利，沮泽沃水族之饶。我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筑城于此，一以经画宁、锦，一以控制沈、辽。”⁽⁸³⁾后金以辽阳作为都城，既能大汗守边，控扼辽东；又能率骑驰驱，进攻辽西。努尔哈赤明确认识到辽阳的重要价值，占据辽阳，首先决策的一件大事就是迁都辽阳。

后金迁都辽阳，先后发生两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要不要迁都辽阳？第二次是要不要兴建新城？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后金刚占领辽阳。这次关于要不要迁都辽阳的争论，天命汗同诸贝勒对话如下：

天命大汗谕曰：“天既眷我，授以辽阳。今将移居此城耶，抑仍还我国耶？”

贝勒大臣谏曰：“还国！”

天命大汗谕曰：“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不复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还，后必复烦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

贝勒大臣皆曰：“善！”⁽⁸⁴⁾

努尔哈赤从土地、人民、军事、政治、民族、地理、文化、外交等方面，阐述迁都辽阳诸利，并折服贝勒诸臣。《满文老档》记载天命汗迁都的原因，还有经济方面。如赫图阿拉地处山区，离海较远，交通不便，又受明封锁，没有食盐吃。后金贵族的包衣阿哈因没有盐吃，纷纷逃亡。

于是定议迁都，迎后妃贝勒等到辽阳。无疑，迁都辽阳是努尔哈赤一个勇敢而迅速、英明而果断的决策。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后金迁都辽阳之后。这次关于要不要建新城的争论，天命汗同诸贝勒对话如下：

天命大汗谕曰：“我国家承天眷佑，遂有辽东之地。但今辽阳城大，年久倾圮。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乘时征讨也。”

贝勒大臣皆曰：“舍见居之城郭、室庐，更为创建，毋乃劳民耶！”

天命大汗谕曰：“今既与明构兵，岂能即图安逸？汝等所惜者，一时小劳苦耳！朕所虑者大也。苟惜一时之劳，何以成将来远大之业耶！朕欲令降附之民筑城，而庐舍各自营建。如此虽暂劳，亦永逸已。”

贝勒大臣皆曰：“善。”

遂筑城于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创建宫室，迁居之，名曰东京⁽⁸⁵⁾。太子河，又称代子河。

于是，后金开始兴建辽阳新城即东京城，创建宫室，迁民居之。后金在辽阳太子河东岸建东京新城，其目的有四：一是凭河为障，防明军东扑；二是驻足不稳，另建新城；三是满洲聚居，防汉人反抗；四是旗民分住，防满人汉化。

辽阳原有南、北两城，南城驻辽东都司军政机构，北城住平民百姓。后金官兵及其眷属迁入辽阳后，先是“移辽阳官民于北城，南城诸王臣民居之”。

辽阳的东京城，在今辽宁省辽阳市东京陵镇新城北，离辽阳旧城八里。它东南依韩家碏山，东北傍老大石山，西濒太子河，建在山川之间突起的台地上。台地四周与城垣四周大致相仿。《辽阳州志》记载：东京城在太子河东，离辽阳城八里。天命六年建。城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门二，一曰抚近，一曰内治；西门二，一曰怀远，一曰外攘；南门二，一曰德胜⁽⁸⁶⁾，一曰天佑；北门二，一曰福胜，一曰地载。号曰东京⁽⁸⁷⁾。

东京城的城墙，为砖石包砌，中实土石。环城挖壕，以河护城。城略呈方形，八座城门，各有城楼。据实测，城南墙长九百七十五米，西墙长九百四十五米，北墙长九百七十米，东墙长九百二十四米，实测尺寸与《辽阳州志》所载基本符合。城内建有八角殿、汗宫、堂子等。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城尚未完竣，便匆迁入住。

东京城是后金—清朝第一座建在平原、图形方正、砖包墙垣、城池兼具的都城。它在清代都城史上，上承兴京城，下启盛京城，是一座具有重要意义的都城⁽⁸⁸⁾。

后金东京的都城文化，表现满、汉文化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

满、汉文化的相互排斥，主要反映于满汉分城居住。辽阳原有南、北两城，南城周长十六里，为辽东都指挥使司驻地；北城周长十里，居住平民。后金迁都辽阳之初，实行满汉分南北城居住。还下令对汉人剃发、查粮、迁民、服役。东京城建成后，辽阳旧城居汉民，东京新城则居旗人。这是清朝满汉分城居住之始。其实，早在辽初即实行契丹与汉人分城居住。契丹人得辽阳，居住内城，汉人则居住外城，“外城谓之汉城”⁽⁸⁹⁾。这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民族时，其族人住居在以汉人为主体居民城市的一种文化隔离政策。但两种文化间的交融是任何城墙也阻隔不了的。这种满汉分居的形式，是在农耕文化圈内，将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隔离，在东京城保持一个渔猎文化模式，从而在辽沈地区出现尖锐的民族矛盾。

满、汉文化的相互融合，反映于建筑方面，既具有满洲文化特色，又吸收汉族文化风格。东京城筑于半山城，保留其“依山而居”的旧习，又建在平原；汗王宫设在城内突起台地上；其主要殿堂除吸取汉族建筑艺术外，所兴筑的八角殿，又是八旗文化在建筑风格上的反映。八角殿的殿堂内和丹墀上满铺绿色釉砖，则是昔日森林和猎场生活在宫殿建筑色彩艺术上的表现。建堂子以用于祭神祭天等，均为满洲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大量吸纳汉族传统建筑特点——城廓为汉族方正形，建有城墙、敌楼、瓮城、券洞、壕堑；宫、殿分离，使用琉璃构件，饰以栏板、望柱等。东京城门额如德盛、福胜、天佑、地载、抚近、怀远、内治、外攘等，都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东京城门额内外各嵌满文、汉文一幅，则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佳证。

后金东京的都城文化，表现了满、汉文化的二元性——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后金迁都辽阳，时仅四年，又迁都沈阳。

（四）移鼎沈阳

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初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决定从辽阳迁都沈阳。

迁都定鼎，社稷大事。历史上每次定都与迁都，总要伴随着激烈的论争。昔刘邦都洛阳或关中，犹疑不能定夺，君臣各有所重。张良曰：“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⁹⁰⁾但在庙堂议争都城的问题上，清太祖与汉高祖不同：汉高祖刘邦为臣谏君，清太祖努尔哈赤则为君谕臣。努尔哈赤第二次迁都沈阳，又发生一场君臣之争。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但是，努尔哈赤的意见遭到诸王贝勒的阻谏。诸王大臣谏曰：“迩者筑城东京，宫室既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缮。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我国！”努尔哈赤不许。他为了说服诸王贝勒，阐述迁都沈阳的理由：

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⁹¹⁾

天命汗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汗谕》，长达九十九字（未计标点符号），概述其都城选址沈阳的道理。后金迁都沈阳，可概括为八利：

一利是地理方面，势踞形胜之地，位于冲要之区，土地肥沃，河水充沛，扼全辽东西之枢纽，襟松辽平原之腹地。

二利是交通方面，上引《汗谕》，共八句话，其中四句，讲了交通：水陆两路，四通八达，利于行军，便于运输。

三利是经济方面，上引《汗谕》，在九十九字中，内有四十七个字讲经济（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八）：辽河平原，盛产粮棉，物资富饶，河林之利，可猎可渔，适于满洲发展经济。

四利是民族方面，离其“民族故乡”既不过远，又不过近，在汉族、满洲、蒙古结合地带，依其军政实力，便于展缩进退，征抚蒙古，更为有利。

五利是外交方面，同朝鲜交往，也较方便。

六利是文化方面，汉族为农耕文化，满洲为森林文化，蒙古为草原文化，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益于文化交融与发展。

七利是军事方面，“前之进无穷，后之退有限”⁽⁹²⁾，西抚蒙古，北定女真，阻三面而守，以一面攻明——进兵宁远，叩打关门。

八利是政治方面，其时受到东江总兵毛文龙、辽东总兵马世龙的军事袭扰，特别是受到金、复、海、盖四卫汉民的反抗，迁都沈阳较辽阳为安定，而且便于西进，稳固辽东，争雄辽西，问鼎天下。

天命汗迁都沈阳，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

但是，诸王大臣仍然拒不同意迁都沈阳。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先是，北魏孝文帝欲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群臣怀恋故土，稽颡泣谏。他在谕南迁的原因之后，命“欲迁者左，不欲者右”。但安定王休等相率站在右边，表明不愿迁都。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都）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⁹³⁾。魏孝文帝施展政治权术，佯称南征，实迁都城。

努尔哈赤则不同，而是与贝勒诸臣辩议，并力求说服他们。努尔哈赤没有说服他的诸王大臣，最后断言：“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

努尔哈赤不徇众见，决然迁都，乃于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初三日，出东京城，驻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⁹⁴⁾。

这次迁都之议，《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等，均未在后金迁都《汗谕》之后，书“贝勒诸臣皆曰‘善’”。《满文老档》的记载是：汗给他的父祖坟墓，供祭杭州纺织细绸；又杀牛五头，烧了纸钱。然后从东京出发，夜宿虎皮驿⁽⁹⁵⁾。翌日，未刻，进入沈阳城。可见他是力排众议，断然迁都沈阳的。

沈阳，又称盛京，是一座历史名城。辽、金为沈州治，元为沈阳路总管府治。它是“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地实要冲，东北一都会”⁽⁹⁶⁾。明为沈阳中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指挥闵忠因旧土城修筑砖城，城为方形，“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⁹⁷⁾。明中叶以后，沈阳在辽东的地位日趋重要。它襟山环海，地处冲衢，“据险立关，架川成梁，以通行旅，资利涉哉”⁽⁹⁸⁾。但是，天命汗对沈阳战略地位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努尔哈赤占领沈、辽之后，并没有迁都沈阳，而是决定迁都辽阳。后金迁都辽阳，翌年夺取广宁，占有河西大片土地。摆在天命汗面前的战略安排是：内固根本，东结朝鲜，西抚蒙古，北稳后方，南进宁远，径叩关门。为此，其都城应即由辽阳迁至沈阳。但天命汗囿于辽阳为辽东首府的传统之见，不仅未迁都沈阳，反而营筑东京城，此可谓得失参半：巩固政权，进退兼顾，是为得；巨耗民力，延宕四年，是为失。天命汗经过五年的选择，终于决定将都城由辽阳迁至沈阳。这是后金—清朝历史，是清代都城历史，也是清代东北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沈阳位于辽河平原的腹部，沈水之阳，辽阳、广宁、开原三镇雄踞鼎峙之中。它在松辽平原的南部，“源钟长白，秀结巫闾，沧海南回，混同北注”⁽⁹⁹⁾。沈阳不仅地处形势冲要之区，而且位于民族纷争之地。正如《全辽志》所载，沈阳“左控朝鲜，而右引燕蓟；前襟溟渤，而后负沙漠”⁽¹⁰⁰⁾。沈阳在辽东地区的位置，康熙《盛京通志》载述：盛京沧海朝宗，白山拱峙；浑河辽水，绕带西南；黑水混同，襟环东北。控制诸邦，跨驭六合⁽¹⁰¹⁾。控制东北诸族之民，辖驭关外六合之众，这就是沈阳的重要战略地位。

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后金迁都沈阳。这是后金—清朝的第二次迁都，沈阳成为后金—清朝的第三个都城。在中国皇朝历史上，都城迁移，屡见不鲜。昔“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¹⁰²⁾。迁都定鼎选址，必择要害之区。汉初刘邦相宅未定，娄敬说刘邦都关中，称：“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肩，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¹⁰³⁾后金迁都沈阳，正是扼明朝辽东之亢而拊其背，阻三面为守，独以一面南制明朝。其时辽东局势，关系明廷全局。毕恭在《辽东志》中引据史典预言：“昔人有言：‘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囿之兴废，洛阳治乱之候也。’余于辽亦云：夫辽，必争之地也。天下之治乱，候于辽之盛衰；而知辽之盛衰，候于夷夏之兴废。”⁽¹⁰⁴⁾满洲据辽东之形胜，干系明皇朝之衰败。后金都城的选址，又关系满洲之盛衰。因之，天命汗努尔哈赤毅然决定从辽阳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初到沈阳，宫殿坛庙尚未兴筑，住在临时行宫，据《盛京城阙图》（满文）所绘，一座四合院为“太祖居住之宫”⁽¹⁰⁵⁾。行宫位于原明沈阳中卫城的北门——镇边门之南，是一座二进式四合庭院。努尔哈赤迁此居住一年零五个月后死去。他临朝听政之所，为八角形大殿（又称大政殿）及其列署亭式殿（又称十王亭）⁽¹⁰⁶⁾。后皇太极于天聪五年即崇德四年（1631年），开始增拓沈阳旧城并兴筑盛京宫殿。新建的沈阳城分为内外两重，皇宫在内城居中。“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阔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敌楼八座，角楼四座。改门为八：东之大东门曰抚近，小东门曰内治；南之大门曰德盛，小南门曰天佑；西之大西门曰怀远，小西门曰外攘；北之大北门曰福胜，小北门曰地载。池阔十四丈五尺，周围十里二百四步”⁽¹⁰⁷⁾。后在增拓旧城同时，又“创天坛、太庙，建宫殿，置内阁、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尊文庙，修学宫，设阅武场，而京阙之规模大备”⁽¹⁰⁸⁾。又建堂子、实胜寺等（见《清朝开国史》下卷）。清移鼎北京后，盛京仍以满洲“发祥重地”被尊为陪都。康熙、乾隆东巡时，对盛京均有增建。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谕：“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¹⁰⁹⁾

后金—清朝的都城盛京，规制宏伟，雉堞巍峨，宫殿壮丽，布局严整。这不仅是满洲史上一项辉煌的文化财富，而且是中国都城史上一篇瑰丽的艺术杰作。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经营，建成了一座历史与文物的瑰宝——盛京皇宫。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奠下沈阳作为中国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大都会的基础。但是，盛京作为后金—清初都城二十年，因顺治帝迁鼎北京，而尊为留都。清朝由盛京移鼎北京⁽¹¹⁰⁾，是清初的第三次迁都，也是清朝最后一次迁都。从此，清朝定都北京，至宣统帝退位，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

盛京的都城文化，既表现了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又反映了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汇。于民族文化冲突：后金军初入辽沈地区，火烧城郭、掠获人畜，滥杀汉人、屠戮儒生，牧放牛马、任吃庄稼，勒征粮食、焚毁房屋，强令移民、抛荒耕地，下令剃发、严惩逃人——是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显现。于民族文化融汇：盛京是建在平原上的方正形城池，八角形大政殿及其列署的十座亭式殿（又称十王亭），清宁宫内设萨满祭祀神堂、煮神肉大锅、举行萨满祭祀并院内竖立神竿，建于高台上歇山式三层重檐凤凰楼，大清门、崇政殿既为硬山式，又饰五彩琉璃螭首，殿顶盖黄琉璃瓦、镶绿色剪边，彩绘既有京师皇宫和玺彩画，又有关外三宝珠吉祥草图案，宫内匾额为满汉文合璧书写——是满洲文化同汉族文化融汇的结晶。盛京宫殿既有汉族建筑规制，又有满洲民族特色，成为满、汉文化融合的典型建筑。大政殿顶的宝瓶火焰珠、梵文天花、多彩藻井等，则是满、汉、蒙、藏多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总之，盛京皇宫是皇太极“参汉酌金”、融汇多民族传统在宫殿建筑上的反映。

清入关前都城，在二十多年间，每次迁徙奠都，都伴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激发着政治上的勃勃生机。后金—清初都城迁徙的轨迹，自东而西，由北而南，从山区到平原，经关外到关内，既表现了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也反映了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由八旗满洲，而八旗蒙古，而八旗汉军，其文化机制，当属满洲森林文化为主，兼有蒙古草原文化、汉族农耕文化。后金两次迁都的历史，展现出满洲、蒙古、汉族的森林、草原、农耕三种文化在都城文化中的冲突、交流、融汇和发展。兴京、东京、盛京，既展现了女真—满洲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显现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绚丽奇葩。

清入关前的三座都城，是在不同历史、不同地域、不同经济、不同文化背景下依次建成的，它们相互之间，既有承继，又有创新；既有共性，又具特点。都城是国家或政权的政治中心。后金—清初的政治棋奕，实际分为三步：第一步，统一女真各部，以兴京为其政治中心；第二步，统一东北地区，先以东京继以盛京为其政治中心；第三步，统一整个中国，以北京为其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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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阿拉城：见诸史册，一城七称：即佛阿拉、费阿拉、虎拦哈达南冈、奴酋城、二道河子城、建州卫城和旧老城。

(2)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7页，癸卯年（1603年）正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 光绪《兴京厅乡土志》，第3卷，第27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民国年间油印本。

(4)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5，《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5) 《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第17页，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6) 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迁居佛阿拉之前，居住于北砬背山城（今新宾永陵镇网户村东北）。

(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1卷，第8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1970年。

(8) 《满洲实录》（满文），不分卷，丁亥年（158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9) 《皇朝开国方略》，第2卷，第1页，清刻本。

(10) 康熙《盛京通志·京城志》，第1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11)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9～10，《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12)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8，《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13)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第30卷，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年。

(14)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0，《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15) 光绪《兴京厅乡土志》，第3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民国年间油印本。

(16)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9，《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17) 《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代序》，第1页，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18) 阎崇年：《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又见《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19) 蔡邕：《独断》，上篇，《子书丛书》本，广益书局。

(20) 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卷下，清木刻本。

(21) 《明神宗实录》，第222卷，第7页，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2)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71卷，第45页，二十九年正月丁酉，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2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8卷，第9页，天聪八年四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4) 康熙《盛京通志·京城志》，第1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25) 乾隆《盛京通志·京城志》，第18卷，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

(26) 《兴京县小志》，第11卷，民国年间油印本。

(27)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23卷，第6页，二十二年七月丁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2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第6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9)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6，《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30) 《满文老档·太祖》天命四年五月初五日记载：在此以前，贝勒们设宴，不坐凳子，而是坐在地上。诸将不能坐在椅子上。1619年以后，贝勒设宴方许坐凳子。

(31)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1，《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32) 杨宾：《柳边纪略》，第3卷，第15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33)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1，《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34)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70卷，第5页，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35)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1，《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36)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127卷，第25页，三十三年七月戊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37)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5，《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本，1939年。

(38)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二十八年十一月戊子：朝鲜人河世国到佛阿拉，“大概目睹，则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

(39)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1，参见《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71卷，第41页，日文本，建国大学刊印，1939年。

(40) 乾隆《盛京通志·京城志》，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

(41) 《周礼·天官·大宰》，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42)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4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8卷，第9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4) 《明神宗实录》，第524卷，第4页，万历四十二年九月壬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5)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12页，影印本，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46) 《东戍见闻录》，《辽东志》，第7卷，《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47) 《诗经·大雅·公刘》，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48) 《管子·乘马》，第1卷，第5页，上海广益书局，1922年。

(49) ［朝］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本，建国大学刊本，1939年。

(50) 乾隆《盛京通志·京城志》，第18卷，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

(51) 《兴京厅乡土志》卷3载：苏克素浒河源出兴京分水岭，西流三十里经新宾堡，又西流三十里至老城北，再西北流八十里至营盘东入浑河。索尔科河源出兴京陀和罗岭，西北流四十里，经老城西南三里处会里加河。里加河源出兴京分水岭，东北流十五里，经老城东南三里转西会索尔科河。哈尔撒河源出兴京哈尔撒山，西北流经老城西南十一里处会索尔科河。加哈河源出兴京分水岭，东北流至距老城西南十六里处会索尔科河。索尔科河迎以上三水后，西北流入苏克素浒河。

(52) 民国《兴京县志》，第1卷，民国年间铅印本。

(53) 光绪《兴京厅乡土志》，第28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民国年间油印本。

(54) 程开祜：《筹辽硕画》，首卷，《东夷奴儿哈赤考》，《清入关前史料选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5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56)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5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2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58) 光绪《兴京厅乡土志》，第3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民国年间油印本。

(59) 乾隆《盛京通志·京城志》，第18卷，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

(60) 朝鲜《东国史略事大文轨》，第46卷，第29页，转引自《清史论丛》，第1集，第24页，文海出版社。

(61) 朝鲜《东国史略事大文轨》，第46卷，第16页，转引自《清史论丛》，第1集，第23页，文海出版社。

(62) 光绪《兴京厅乡土志》，第1卷，第8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民国年间油印本。

(6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25页，天命三年九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64) 2002年8月31日，笔者到界凡山踏查。界凡山海拔283.5米，山体东西走向，全长4300米，山脊最宽处约200米，最窄处约1米。山上有“宫殿”建筑遗址。

(65)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0页，影印本，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66) 康熙《盛京通志·城池志》，第1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刻本。

(67) 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郭与宫殿的演变》，《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6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6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20页，天命四年六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69) 康熙《盛京通志·城池志》，第1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7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14页，天命四年六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71) 《满洲实录》，第5卷，第101页，天命四年六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7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1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73) 光绪《兴京厅乡土志》，第3卷，第28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民国年间油印本。

(74) 光绪《兴京厅乡土志》，第3卷，第39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民国年间油印本。

(75) 《兴京厅乡土志》卷3载：萨尔浒城之内城“南与东各一门”，与康熙《盛京通志》所载其内城四门不同。

(76) 康熙《盛京通志·城池志》，第1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77)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3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78) 《辽史·地理志二》，第38卷，第45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79) 《明史·地理志二》，第41卷，第95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80) 《兴京县志》讹误甚多，如“（天命）十一年八月庚戍，龙驭上宾，享寿七十，葬福陵”。此段文字讹误有三：其一，“戍”应作“戌”；其二，清太祖享年六十八；其三，应作天聪三年二月葬福陵。又如：“崇德八年，（清太宗）驾崩。谥曰文皇。葬昭陵。世宗嗣位，改元顺治，是年入关。”此段文字，疏误有三：其一，应作“文皇帝”；其二，应作“世祖嗣位”；其三，应作顺治元年入关。

(81) 《大明一统志》，第35卷，第29页，三秦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

(8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37卷，第2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83) 乾隆《盛京通志·京城志》，第18卷，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

(8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第22～23页，天命六年三月癸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8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7页，天命七年三月己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86) 康熙《辽阳州志》卷首《东京城图》：南向东门为“德盛”。康熙《盛京通志》亦作“德盛”。

(87) 康熙《辽阳州志·京城志》，第1卷，康熙二十年（1681年），《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88) 康熙、雍正、乾隆《盛京通志》和康熙《辽阳州志》均载天命六年建东京城，误；《满文老档》和《清太祖实录》俱载为天命七年建。雍正、乾隆《盛京通志》俱载东京“城门八：东向者，左曰迎阳，右曰韶阳；南向者，左曰龙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辽，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抚远，右曰安远。”疑《盛京通志》编者将辽东京城门名误录为清东京城门名，且源与原相驳，大顺与显德错位。存此待考。

(89) 《辽史·地理志二》，第38卷，第45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0) 《史记·留侯世家》，第55卷，第204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

(9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9卷，第10～11页，天命十年三月己酉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92) 《方舆胜略》，转引自《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93) 《魏书·李沖传》，第53卷，第118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天命十年三月“庚午（二十二日），上自东京启行，夜驻虎皮译。辛未（二十三日），至沈阳”。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满洲实录》也作：“初三日，出东京，驻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

(95) 《满文老档·太祖》，册Ⅲ，第965页，东洋文库本，1958年。

(96) 雍正《盛京通志》援引《元志》，第9卷，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

(97) 毕恭等修：《辽东志·城池》，第2卷，第4页，《辽海丛书》影印本，1934年。

(98) 康熙《盛京通志》，第11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99) 雍正《盛京通志》，第1卷，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

(100) 毕恭等修：《全辽志》，第1卷，《辽海丛书》影印本，1934年。

(101) 康熙《盛京通志·形胜》，第8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102) 《尚书·夏书·胤征》，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

(103)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99卷，第271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

(104) 毕恭等修：《辽东志》，第1卷，《辽海丛书》影印本，1934年。

(105) 《盛京城阙图》（满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6) 昭梿：《啸亭杂录》，第2卷，第21页，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

(107) 康熙《盛京通志·京城志》，第8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108) 雍正《盛京通志·京城志》，第2卷，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

(10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8卷，第9页，天聪八年四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10) 阎崇年：《北京“十二为都”议》，《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后记

《清朝开国史》上卷完稿之后，有几句要说的话，作为本册的后记。

一

《清朝开国史》上卷的清太祖朝史，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总算共四十四年。在后金方面，以努尔哈赤为一方；在明朝方面，以万历帝、泰昌帝、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特别是万历皇帝，对东北少数民族问题，采取许多措施，诸如修长城、建城堡、设卫所、例朝贡、行封赏、开马市、施军威等。明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就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各自为雄，不相统一。用熊廷弼的话说，就是：

国初区画东胡，置卫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者，何也？夷狄合则强，分则弱，此祖宗立法深意也。

所谓“女直兵若满万不可敌”。明朝的基本政策是：使之分，不使之合。

努尔哈赤则同明朝的上述政策基本点针锋相对，其谋略的基本点，就是一个“合”字，合则部众，众则力大，大则强盛，无敌天下。语云：“女真兵满万，天下不能敌。”⁽¹⁾还是用熊廷弼的话说，就是：

昔建州诸夷，若王兀堂、王杲、阿台辈尝分矣，而合之则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则自李宁远始。何则？正统间，海、建勾北虏也，先为患，卒被夺其敕书，失贡市利，不能过活。乞哀守臣，复请补给。或十数道、三五道，各自入贡，势莫能相一也。自宁远为险山参将，以至总兵，诱此间彼，专以掩杀为事，诸部或绝或散。而是时奴酋之祖曰教场，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婿也。其袭阿台也，宁远实使诱之。已而城下，并杀其父、祖，而奴酋请死。宁远顾思各家敕书无所属，悉以与奴酋，且请为龙虎将军以宠之。于是奴酋得以号召东方，尽收各家故地、遗民，归于一统，而建州之势合矣。自建州之势合，而奴酋始强；自五百道之贡赏入，而奴酋始富。得以其力，远交近攻，兼并南关、灰叭诸部，而海、建、乌龙江之势又合矣。自诸部之势合，而奴酋始敢与我争地要盟。⁽²⁾

熊廷弼上述文字，只强调“合”，并强调宁远伯、总兵李成梁使之合，是建州势力强大的重要因素，当然还应有其他因素。

努尔哈赤对付明朝的基本策略“分”，而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合”——使建州女真合，使海西女真合，使东海女真合，使黑龙江女真合，使漠南蒙古合，使降顺汉人合，合则土地广、人口众、兵力强、马匹壮、财力富、国势盛——“夫何敌于天下！”

明以分，分未成，则败；清以合，合而成，则胜。此一分、彼一合，便是明亡清兴的关键所在。合则兴，分则亡，这是明清易鼎的历史经验。

二

《清朝开国史》上卷，突出军政大事，采用专题体例，共列十五个题目。尽管本卷总字数较多，但还有许多重要专题阙漏。如经济、文化、典制、宗教、民俗等，或则未写，或则疏略。就是本应突出的军政大事，有些也未列入专题。同时，因为对某些专题叙述较详，故而对另一些专题之阐述或阙或简。在此说明，敬祈谅解。

三

《清朝开国史》上卷交稿之日，就是笔者重新开始研究清朝开国史之时。如果用十年时间，写一部《清太祖朝史》，我想可能会比现在的这册书要好一些。如果再用十年时间，将《清太祖朝史》加以补充修订，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是我在本书交稿时的感受和心情。

仅以上面的话，作为本册结语。

阎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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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27卷，第23页，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2) 《熊经略集》，第1卷，第17～18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