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开铁之战



（一）萨尔浒战后形势

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与后金做出不同的反响，进行不同的部署，出现不同的形势。

明朝方面，同后金的欢庆胜利、厉兵秣马相反，萨尔浒三路败绩报至京师，吏民骇愕，举朝震惊。言官频上劾章，要求追究丧师责任；官吏收拾细软，准备遣送眷属南逃；商民惶恐不安，京城九门辰开午闭；部院官员戍守，稽防后金谍工潜入。但是，朝廷在一片埋怨和混乱之中，却拿不出扭转辽东局势的对策。大学士方从哲在萨尔浒之败的当日，疏请万历帝“即日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令各摅所见，备陈御虏方略，庶几天威一震”。他在疏奏中分析三路丧师之后的形势时言：“军气日益灰沮，人心日益惊惶。开原商贾士民，逃窜几半；宽、叆城堡，奔溃一空，辽之为辽，真岌岌乎有不保之势矣。” ⁽¹⁾ 但是，他的疏奏，留中不报。

明朝在萨尔浒之战后一百天期间，主要做了几件事情：议商守御方略，改派辽东经略，调募援辽官兵，筹集辽东粮饷，恤赏殉难官员，惩罚逃兵逃将，等等。其中，议商守御方略和选派辽东经略，是两件带有全局性的大事。

第一，祈盼万历帝御殿共议守御方略。明朝萨尔浒兵败，庙堂震惊，形势危殆。当时，万历帝不上朝御政，也不召见臣工。户部尚书李汝华等上疏请饷，“合词号泣，引领呼天”。结果，不报。就是大学士、首辅方从哲，也不能亲见万历皇帝奏报军国要事。许多奏章，许多大事，等待万历皇帝“乾断”、“批行”。方从哲以三路丧师、形势危机，疏奏举朝大小臣工于文华门合词叩吁皇帝“大奋乾断，立赐批行”。疏上，不报。他又疏请皇上为辽事、为京师、也为社稷，要“重临轩之遣，下罪己之诏，发内帑之积”。疏再上，也不报。方从哲祈恳吁请，疏凡五上，一概不报。他复疏奏：“今早入阁，见举朝大小臣工，约于思善门，同上公疏，伏阙候旨。”其结果，亦不报。他再疏奏：“惟愿皇上亟御文华殿，召见文武群臣，共议守御方略。”还是不报。他复上疏：“恭诣宫门，长跽候旨。”留中不发 ⁽²⁾ 。

吏部尚书赵焕率领廷臣诣文华门，悬公疏跪请万历帝召见群臣，共议辽东战守长策。疏言：“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倘奴乘胜长驱，必薄都城之下。臣等无限忧惶，谨合大小衙门官员，恭于昨日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圣明临朝”云云。至暮，始遣中官口传：“圣旨：昨偶感暴寒，服药调摄，御殿不便。”以帝疾，谕之退。其时，防守急务，摆在御前，万历帝竟然“一再推，不应；数十催，不从”。防守之策，百无一备。赵焕等再疏奏万历帝御文华殿听政，疏言：“直待蓟门残破，奴酋叩阍，此时陛下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 ⁽³⁾ 当时万历皇帝确实有病，如不能在文华殿召见群臣共商军国大事，而在内廷便殿接见宰辅、尚书等数人，议商乾断机要国事，总是可以的。然而，万历帝既不同臣工商讨国事，也不批答奏章。吏部尚书赵焕在上述奏章后不久死去。

庙堂已然休克，政府已经瘫痪。方从哲疏称：今日六部九卿，只有户部通政司为正官掌印；刑部和工部由别的衙门官署掌印；都察院、大理寺既无正官，也无掌印官；吏部赵焕病故后大印高悬；礼部何宗彦出城，印也高悬；兵部黄嘉善杜门不出而大印尘封。朝廷六部——户部、刑部、工部、吏部、兵部、礼部，或没有正堂，或大印高悬。户部不能正常筹措粮饷，工部不能正常制造枪械，吏部不能正常荐任官员，兵部不能正常调募军队，于非常之时，于非常之地，辽东怎能堵御敌人？京师怎能进行守御？所以，方从哲沉重地疏奏：“此皆何等衙门，所司者何等事务，其在今日是何等时节，而皇上可漫然不加之意耶！” ⁽⁴⁾ 吁请立赐简发，结果还是不报。

第二，调整辽东经略大员。杨镐兵败，罪责重大。明廷在群臣促议之下，终于起用原任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寻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经略辽东。

熊廷弼，字飞百，号芝冈，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乡试，中第一，明年成进士，后任御史。他身高七尺，满腹经纶，有胆有识，雷厉风行，能左右射，刚直不阿，严明有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以御史，巡按辽东。他在巡行金州路上，有一个同城隍神作斗争的故事：“岁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使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辽人以为神。” ⁽⁵⁾ 这个传说，活灵活现地反映出熊廷弼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时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放弃宽奠新开疆土八百里给建州，并将六万民户焚舍内徙，熊不畏权贵炙炎，疏劾二人罪状，不应论功受赏，而应究其罪责。并劾奏前任巡按何尔健、康丕扬包庇，但疏奏竟不发下。他奏言在辽东地区兴屯田、重防守、缮城垣、建寨堡，多被采纳，推行于边。熊廷弼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 ⁽⁶⁾ 。后党争案起，熊廷弼回籍听勘。

杨镐萨尔浒之战丧师，明廷于三月二十三日，以熊廷弼熟悉辽事，起用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时廷弼家居，年五十，闻命后，每昼夜兼驰二百余里，赴京请敕书、关防，但两上奏疏，不即给发。六月二十二日，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经略辽东。熊廷弼赴任之前，入京陛见。国子监司业张鼐疏谏简选京营三千精兵随行，仅得千人，实际是羸卒八百人。

熊廷弼出关之前，明廷以原辽东总兵李如柏回京听勘，改派李如桢为辽东总兵官。李如桢为李成梁第三子，如柏之弟。李如桢抵辽后，经略杨镐派他驻守铁岭。明朝护卫辽阳与沈阳两个重镇——开原和铁岭，镇守开原的是原总兵马林，镇守铁岭的是新总兵李如桢。马林是名将马芳之子，李如桢是名将李成梁之子。经略杨镐因三路丧师，正遭朝臣奏劾，待罪管事，心中忐忑，惶恐不安。丧师之帅杨镐，统领败军之将马林守开原、纨绔之将李如桢守铁岭。然而，后金下一步同明朝争夺的目标正是开原和铁岭。

后金方面。天命汗取得萨尔浒大捷之后，在赫图阿拉的衙门里搭起凉棚，八旗诸贝勒、大臣分坐八处，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投降的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六人坐在凳子上 ⁽⁷⁾ ，举行大宴会。他下令将缴获的甲胄、兵仗、衣物、枪炮等，像小山似地堆积八处，按军功进行分配。又指令休整士卒，牧放马匹，缮治器械，等待时机，夺占开原、铁岭。为此，后金进行了几项准备工作：

第一，兴建西进基地界藩城 ⁽⁸⁾ 。界藩（界凡）在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浑河与苏子河汇流处界藩山上，山体东西走向，山形酷似刀背，南北夹水，悬崖陡立，形势险峻，易守难攻。界藩西距沈阳百余里，西南距辽阳二百余里，在后金与明朝边界的结合部，成为后金进兵辽、沈的军事基地。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开始在界藩山上筑城，为向西进攻明朝建筑新的城堡。筑城期间，明军发动萨尔浒之战，工程被迫停止。后金取得萨尔浒大捷后，天命汗于四月初三日，亲自到界藩督责修城。据朝鲜李民寏记载界藩即者片：“今者弃其旧穴，移据者片，列筑坚城于中原之界，且耕且守，更出迭入，焚劫沈、辽之间，殆尽无遗。” ⁽⁹⁾ 努尔哈赤等住在界藩城里，官兵等住在城外水边。修筑界藩城的目的，在于向辽沈地区进兵。

第二，调整同邻国朝鲜关系。朝鲜出兵参加萨尔浒之战，后金同朝鲜的关系一度紧张。后金俘虏朝鲜元帅姜弘立、副帅金景瑞等万余人。努尔哈赤致书朝鲜称：“我二国素无怨衅，遂与我合谋以仇明。”其意在挑拨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拉拢朝鲜，消除西进后顾之忧。朝鲜回书云：“吾二国各守疆圉，复修前好。”后金既无后顾之虞，自可向西专注于辽沈地区进兵。

第三，了解明辽东官员调动。明朝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尚未出山海关，旧经略杨镐被疏劾而戴罪任事，开原前总兵马林遭劾烦闷且为败军之将，明廷的粮饷尚未解开原守军燃眉之急。明开原守将原总兵马林、铁岭守将总兵李如柏，后金都对其了如指掌。

第四，探听明军城防之虚实。后金不断地向明进行袭击，侦察明军防守的实情。明军三路丧师之后，清河、抚顺数百里之间，烽堠全虚，哨探尽绝。这就使后金军突然发动进攻，明军处于完全被动局面。后金于四月初九日，派兵千骑略铁岭，俘获千人；又于初九日，派兵攻陷十方寺堡 ⁽¹⁰⁾ ，以此给明军造成一种假象，后金军进攻的重点是铁岭，或是叶赫，或其他城堡，而不是开原。明总督蓟辽兵部右侍郎薛三才曾分析说：“奴酋窥伺我开原，志久不小，所忌南、北二关款酋，为我开原藩篱，未敢遽逞。比年席卷南关，蚕食卜酋，而又厚结煖、宰西酋，阴谋大举，群驱耕牧，罄垦猛酋旧地，震惊我开原边垒，此其志岂在一北关哉！无北关则无开原，无开原则无辽，无辽而山海一关谁与为守？” ⁽¹¹⁾ 薛三才判断努尔哈赤要先取叶赫，次取开原。后金军事动向，使人难以捉摸。

果然，明军麻痹大意，开原疏于防守。因此，后金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开原。

（二）攻取开原

萨尔浒丧师过去三个月之后，明廷对辽东局势并未作出有力的决策。努尔哈赤见时机有利，便乘胜率军进攻开原。

开原是一座古城。康熙《开原县志》记载：“开原本元开元 ⁽¹²⁾ 路地，明洪武二十二年设三万卫，二十五年设辽海卫。因旧土城之东，修筑砖砌。周围二十三里二十步。门四：东曰阳和，西曰庆云，南曰迎恩，北曰安远。角楼四，鼓楼在中街。” ⁽¹³⁾

开原在元时称开元，明洪武年间改开元为开原，治所移到今辽宁省开原市老城。开原“跨据之雄，甲于诸镇”。开原之重要，主要表现在：

第一，开原位置重要。《明史·地理志》载述辽东都司管辖的范围是：“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开原城处于辽东都司辖境的北端，控带女真，扼制北疆。

第二，开原势据形胜。它位于辽河中游左岸，以河为障；其东、北为山地，据险为守。开原，“跨龙冈，临大漠，边徼咽喉之路” ⁽¹⁴⁾ 。它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界叶赫，南邻哈达，所以，“辽左三面临险，而开原孤悬一隅” ⁽¹⁵⁾ 。

第三，开原凭借马市。明在辽东开设的马市，主要分在两处：一在广宁，另一在开原。开原因其三面“邻夷”，前后开设三个马市，就是一在新安关（称西关），一在广顺关（称南关），一在镇北关（称北关）。其时辽东马市四关，开原附近即占其三。

第四，开原控制贡道。明制女真贵族朝贡需由开原道入，在此查验敕书、身份、人数、马匹、贡物等——或放行入关，或拒之而回。

第五，开原屏障辽、沈。明朝辽东地区，军政布局，重点为四：辽阳、广宁、沈阳和开原——经略驻辽阳，巡抚驻广宁，而沈阳与开原，一南一北，皆驻总兵，形成犄角。

第六，开原控扼北关。开原位于建州与叶赫之间，后金已并取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中的哈达、辉发、乌拉三部，而未吞并叶赫。叶赫依恃明朝，又在萨尔浒之战中出兵助明。后金萨尔浒大捷后，要吞并叶赫，就必先攻克开原，以打开进军叶赫的通道。

开原在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明廷在辽东对抗蒙古贵族和女真贵族南进，开原就成为其前沿堡垒，因此，开原是后金同明朝争局辽东的一枚重要棋子。明朝自然对开原城的防守，可谓坚固而严密。明朝中叶以后，开原城逐渐疏于防守。早在熊廷弼巡按辽东时就指出：救辽之策，宜于开原增兵，以居中策应，并防奴内袭。后来，他回籍听勘，其议被束之高阁。

努尔哈赤要攻取叶赫进兵辽、沈，自然要先摧毁明朝孤悬前沿而又防守薄弱的堡垒——开原。

明开原道韩原善时在山海关内，以推事官郑之范摄理道事，原总兵马林、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率兵戍守。郑之范是当地极为腐败的官员，异常贪暴，素失军心，“赃私巨万，天日为昏” ⁽¹⁶⁾ 。开原城中，军备松弛，官无斗志，兵无粮饷，马缺草料，民心动摇，重镇开原的御守，呈现官贪、兵逃、马倒、械朽的混乱情况。据史料记载：“先是，备御罗万言高价易市马东援，赴署开原兵备事推官郑之范处，领草、豆，并无升束，马食刍杆，一日而倒死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月不给。各军衣物尽变，马倒人逃，离城草茂之处，趁青喂养马匹。贼至，猝不及收。” ⁽¹⁷⁾

后金派谍工到开原，对其内部的军队多寡、兵士勇怯、粮饷虚实、将吏智庸都了如指掌，尤其是探知守军到城外远处牧放马匹，便决定乘虚突然进攻开原。

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初十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军四万人往征开原。行军三日，天降大雨，河水暴涨，道路泥泞。当时行军方案，或有三种选择：进兵，恐开原大雨；回兵，怕影响士气；滞留，虑明军探知。努尔哈赤先派哨探侦察开原一带雨量及道路状况，得到的回报是：“开原无雨，道路不泞。”于是，天命汗将兵分为奇正两路：以小股部队直奔沈阳为疑兵，沿途杀三十余人、俘二十人以虚张声势；主力部队进靖安堡，向开原。

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率领四万大军突抵开原城外。

开原前总兵马林，当时同蒙古介赛、煖兔订有盟约，他们答应后金进攻开原时，出兵援助马林，守将马林，重视信誓，依恃盟约，而不设防。八旗军驰抵开原城下，马林先期全无侦探，来不及布防。郑之范等慌忙登城守御，并在四门增兵。八旗军一面在南、西、北三门攻城，布战车，竖云梯，鱼贯而上，沿城冲杀，杀得城上守兵溃散；一面布重兵于东门，进行夺门搏战。自卯至巳，三个时辰，攻冲三阵，争战激烈。由于后金派进的谍工“开门内应” ⁽¹⁸⁾ ，八旗兵得以夺门 ⁽¹⁹⁾ 进城。摄道事郑之范临阵仓皇，身受箭伤，下城乘马，带领家丁从北门 ⁽²⁰⁾ 逃窜。辽东经略杨镐疏参开原丢失原因，在于郑之范贪婪。后郑之范被逮，死于狱中。

开原城陷，游击于化龙、于守志，参将高贞、招兵游击任国忠、守备何懋官、知州张文炳、中军孙勇等皆死，马林被斩，城中官兵，被杀几尽。马林，父马芳，行伍出身，升为大帅 ⁽²¹⁾ 。《明史·马芳传》称其“大小百十接，身被数十创，以少击众，未尝不大捷”。所以，马芳“威名震边陲，为一时将帅冠”。马林由父荫为参将，进副总兵，升辽东总兵官。在萨尔浒之战中，马林率北路开铁军出三岔口，于吉林崖兵败，仅以数骑逃命。林既丧师，谪为事官，御守开原。马林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自诩亦甚高。他图虚名，书生气重，未经大战，未遇强敌，并无将才，终至败死。《明史·马林传》评论道：“林虽更历边镇，然未经强敌，无大将才。当事以虚名用之，故败。”

但是，开原城之明朝军民，仍能竭力拼死守城。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

开元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 ⁽²²⁾

努尔哈赤进攻开原，受到顽强抵抗，故得胜后杀戮甚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述较详，不繁赘述，稍冗引文：“我兵遂布战车、云梯进攻。欲先破东面，塞门掩杀。正夺门时，攻城者云梯未竖，遂逾城而入。城上四面兵皆溃。其城外三面兵，见城破大惊，冲突而走，被抵门之兵，尽截杀于壕内。郑之范预遁，马林、于化龙、高贞、于守志、何懋官等，并城中士卒尽被杀。……收人畜、财物，三日犹未尽。……论功行赏毕，毁其城郭，焚公廨并民间房屋。” ⁽²³⁾ 后金、朝鲜和明朝的记载，都说明开原之战残酷，开原之劫残暴。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记载：“贼四下焚掠士民男妇不下十余万口。”朝鲜李民寏《栅中日录》记载：“十六日，奴酋陷开原，屠害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联络五六日。” ⁽²⁴⁾ 确切数字，难以考定，受害的汉族人，数量是很大的。男、妇生逃者，仅约千余人。但对努尔哈赤而言，取开原是继袭抚顺、破清河之后，攻陷明朝辽东的第三座城池。

时明铁岭卫守军得知后金军进攻开原的哨报，派兵三千增援，后金诸贝勒急带兵迎击。明军见开原已经失陷，后金兵马前来接战，便调拨马头回军，但被斩四十余人。

八旗军占领开原城，打退明朝铁岭援军。努尔哈赤登上城，坐南楼。前后巡视，听取军报，举目四眺，阅览形胜。他以声东击西、乘虚而攻、步骑摧坚、里应外合的策略，智取开原。曾任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 ⁽²⁵⁾ 这对努尔哈赤智谋取胜，夺取开原，是一例很好的说明。

后金军夺占开原之后“志骄气满，夜醉如泥” ⁽²⁶⁾ ，纵掠三日，满载而归。据明人记载，开原“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今住城中，用我牛马、车辆，搬运金钱、财货，数日未尽，何止数百万” ⁽²⁷⁾ ！《满文老档》也记载，后金夺取开原，将掠获的财宝、金银、布匹、粮食等，用马骡驮载，牛车装运，竟达三日夜。然后放火焚烧了开原城的衙署、房舍、仓廪、楼台。后金将掠获的财物运至界藩城，按军功大小进行分配。如一等固山额真、诸大臣等各分银二百两、金二两，二等固山额真、诸大臣各分银一百两、金二两，以下三至八等，各分银两有差 ⁽²⁸⁾ 。

智取开原之后，努尔哈赤更为重视对降服汉官的政策。他说：“彼知天意佑我，又闻吾国爱养人民，故相继来归耳。” ⁽²⁹⁾ 明原任开原城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等六人，因妻子被掳，投降后金。他们各被赐人五十名、马五十匹、牛五十头、羊五十只、骆驼二头、银五十两、缎布若干匹，其随从人员也被赐给妻仆、耕牛、乘马、衣物、粮食、田庐、器用等 ⁽³⁰⁾ 。这个优厚投降后金汉官的政策表明，努尔哈赤要分化明朝官员，收买汉族乡绅，进占更多的辽东城镇。

开原与铁岭，犄角相峙，互为声援，开原失，铁岭危。后金夺取开原后，接着进攻铁岭。

（三）夺取铁岭

“开原破不移时，辽左危不终日”。这是辽东巡抚周永春概括明朝失陷开原后的危难态势。辽左首先“危不终日”的就是铁岭。

铁岭，“诸夷环绕，三面受敌，最为冲要” ⁽³¹⁾ 。铁岭是明朝沈阳北部的重要军事城堡。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天命汗为了从明军内部攻破堡垒，不惜重金收买明军中的叛徒，使铁岭守军陷于腹背受击的境地。先是，同年四月，明廷派李如桢为辽东总兵官。李如桢为李成梁第三子，由父荫为指挥使，官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卫，曾掌南、北镇抚司，“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 ⁽³²⁾ 。他受命之后，借父亲权势，又以锦衣近臣自诩，未出山海关，就遣使与总督汪可受争相见礼仪，闹得朝议哗然。既抵辽东，经略杨镐以其为铁岭人，派他守铁岭。铁岭是李氏宗族、先人坟墓所在，但在李如柏还京候勘时，其族党部曲、豪门大户皆随之而去，车载马驮，城中空虚，连游击陈维翰也将一百五十两银锭运走，至于城中百姓，“妇女老幼，空国而逃” ⁽³³⁾ 。杨镐以铁岭孤城难守，令李如桢改驻沈阳。铁岭仅以参将丁碧等领兵防守，兵力更加单弱。因此，努尔哈赤是在探知明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及铁岭城守空虚之后，才带兵进攻铁岭的。努尔哈赤把铁岭参将丁碧作为饵下游鱼。

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夺取开原之后，又率领贝勒大臣，统兵五六万人，出三岔儿堡，围攻铁岭 ⁽³⁴⁾ 。后金军进抵铁岭城外，努尔哈赤坐在铁岭城东南的小山上 ⁽³⁵⁾ ，指挥八旗军的步骑攻城。城上游击喻成名、吴贡卿、史凤鸣、李克泰等率军坚守，放火炮，发矢石，八旗兵死伤很多。铁岭城兵民，“一城皆忠义” ⁽³⁶⁾ ，拼死守城。努尔哈赤派兵竖起云梯，登城毁陴；同时，被收买的明“参将丁碧开门迎敌” ⁽³⁷⁾ ，引导八旗军进城。明游击喻成名等因外无援兵，内有叛徒，城陷后阵亡。铁岭陷后，“士卒尽杀之”。后金屯兵三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尽散三军 ⁽³⁸⁾ 。努尔哈赤通过明军中的叛徒，从内部攻破堡垒，智取了铁岭。铁岭附近的小堡，则被后金军横扫。

然而，总兵官李如桢未能闻警驰援，是明失去铁岭的重要原因。据山东巡按陈王庭参劾李如桢言：“据七月二十四日酉时，署铁岭游击李克泰以虏入三岔儿堡，紧急夷情飞报李如桢矣。闻虏距边只十四五里，设使亲提一旅，衔枚疾趋，一夜可度铁岭。虏闻援至，自不得不解铁岭之围，何乃缩朒观望。延至二十五日申时，方抵新兴铺，俟贺镇守兵至方才合营，而铁岭于是日辰时陷矣。” ⁽³⁹⁾

铁岭陷后城内军丁死亡四千余人，城乡男妇被杀掳万余人。但李如桢纵兵割后金死兵一百七十九颗首级报功而还。朝中言官交章论劾李如桢，经略熊廷弼疏论其“十不堪”。李如桢以拥兵不救、失陷铁岭罪，被罢任。后言官又攻其罪，被下狱论死。崇祯四年（1631年），李如桢被免死充军。杨镐先后以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三个儿子——如梅、如柏、如桢为总兵，如梅败于朝鲜岛山之役，如柏羞于萨尔浒之役，如桢则辱于铁岭之役。《明史·李成梁传》论道：“语曰‘将门有将’，诸人得无愧乎？”

开原和铁岭，是明朝辽东防御后金军西进的屏蔽，二城被陷，其失甚大。明人评曰：“铁岭、开原，为辽重蔽，既并陷贼，则河东已在贼握中。” ⁽⁴⁰⁾ 此为中綮之言。后金军攻破开原、铁岭，打开了进军叶赫的通道，从而为吞并强敌叶赫、完全统一海西，排除了障碍，准备了条件。

正当努尔哈赤智取开原、铁岭，连连得志的时候，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驰骑兼程，来到辽阳。熊廷弼的到来，使辽东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努尔哈赤进取辽阳与沈阳的计划遇到了困难。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及李永芳等，会议进取方略。据熊廷弼获明生员降顺后金并为其谍工的贾朝辅，得到后金进兵方略的信息：努尔哈赤会集诸王贝勒大臣及李永芳等，商讨进兵方略，有人主张先攻辽阳，有人主张先攻沈阳，也有人主张熊经略已到，应先攻叶赫。最后努尔哈赤接受李永芳的意见，决定先取叶赫，免去内顾；将来用全力进攻辽、沈 ⁽⁴¹⁾ 。

由上看出，熊廷弼经略辽东，打乱了努尔哈赤拟定的进军日程表。他根据辽东局势的变化，重新作了部署：北取叶赫，西抚蒙古，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进取沈阳和辽阳。

（四）熊廷弼整顿辽东防务

熊廷弼受任辽东经略后，国难当头，兼程赴辽。至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初七日，始京师陛辞，时开原已失。刚出山海关，行至杏山，铁岭报陷。熊廷弼于二十九日抵辽阳后，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残破凋敝的画面：

官将：明自丧败以来，辽军总兵以下官将死者五六百员，降者百余员，“辽将、援将已是一扫净尽，今残兵零碎，皆无人统率” ⁽⁴²⁾ ；幸存者也是终日兀兀，畏敌如虎。他令开原道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今沈阳市南十里处），畏敌心悸，大哭而返。

兵士：辽军中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 ⁽⁴³⁾ ；额兵，或死于征战，或图厚饷逃为新兵；募兵，多为无赖之徒，不习弓马，朝从甲营领出安家月粮，而暮投乙营点册有名；援兵，更为滥竽充数，弱军朽甲，不堪入目。这五六万辽兵，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且“望敌而逃，先敌而逃，人人要逃，营营要逃” ⁽⁴⁴⁾ 。

辽民：辽东人民在一年之间，“或全城死，或全营死，或全寨死，或全家死。军散之日，辽、沈余民，放声大哭。魂魄虽收，头颅犹寄。人有百死，而无一生；日有千愁，而无一乐。家家抱怨，在在思逃” ⁽⁴⁵⁾ 。逃难的辽东饥民，吃草根树皮度日，草根树皮吃尽，竟然父子相食。

军器：明自抚（顺）、清（河）失陷以来，百年所藏贮的盔甲、弓刀、枪炮等军器，一空如洗。“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箭皆无翎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 ⁽⁴⁶⁾ 。甚至在辽阳教军场受验的近三万兵士中，有的全无一物，借他人残盔朽甲应付；竟有两万多人戴毡帽、着夹衫，徒手应点 ⁽⁴⁷⁾ 。

粮饷：到户部领粮饷，连续三个月，俱不发给。熊廷弼说：“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瘐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什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瘐不死！” ⁽⁴⁸⁾

战马：辽东原有战马数万匹，兵败之后，一朝而空。所余马匹，羸损不堪。除因短料缺草外，“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步军，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 ⁽⁴⁹⁾ 。

总之，自天命汗袭破抚顺到夺占铁岭，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明朝辽东形势急转直下。熊廷弼在《东事问答》中概括辽东局势颓败时言：

始下清、抚，譬火始然；三路覆师，厥攸灼矣；开、铁去而游骑纵横，火燎于原；今且并窥辽、沈，遂成不可向迩之势。 ⁽⁵⁰⁾

但是，辽东经略熊廷弼，面对颓坏的局势，卓然独立，力挽狂澜。他上疏皇帝，阐明辽东形势：“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则辽镇不可弃。河东，辽之腹心也；开原，河东之根柢也。今开原破，清河弃，庆云掠，镇西围，铁岭等多城，人逃亡尽矣，独辽阳、沈阳，为河东孤立，而昨杨镐奏沈阳民逃、军亦逃，辽、沈何可守也？然不守辽、沈，必不能保辽镇；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 ⁽⁵¹⁾ 熊廷弼针对上述时弊与分析，断然采取整顿的措施。

第一，躬自巡历，诛贪斩懦。熊廷弼初抵辽阳，派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敢行；继命分守道阎鸣泰往，至虎皮驿恸哭而回。于是熊廷弼亲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又乘雪夜赴抚顺关，勘视屯堡形势。总兵贺世贤以近敌斥堠，恐有不虞，极力加以劝阻。他说：“似此冰雪满地，断不料经略轻身往！” ⁽⁵²⁾ 并鼓吹进抚顺关。后金侦报熊经略巡边，天命汗命斩木运石堵绝山口，以防明军袭击。熊廷弼令严法行，斩逃将游击刘遇节、王捷和弃城逃命铁岭游击王文鼎等，献首各坛，举哀大哭，以祭死节兵民，顿时“居民哀感，官军恐栗” ⁽⁵³⁾ 。诛贪银三千二百两的游击陈伦，称“有贪淫如伦，法无赦”！又劾罢总兵官李如桢。号令专一，军纪整肃，哀民欢呼，辽军震动。

第二，筹措粮饷，招集流亡。熊廷弼莅任后，上书朝廷，疏请调拨银两、粮料；整饬军伍，裁汰冗兵粮饷；招集流亡，返乡耕农，足食裕粮。熊廷弼招集流移数十万人，使“去者归，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乐也；商贾逃难回籍者，今且捆载麇至，塞巷填衢，不减五都之市也” ⁽⁵⁴⁾ 。并兴屯垦，植粮谷，助兵饷，安民心。

第三，修整器械，缮治城池。熊廷弼在疏言中称，除请内库拨发器械外，自筹打造定边大炮三千数百尊，百子炮数千尊，三眼枪、鸟铳等七千余杆，盔甲等四万五千余副，枪刀、锐叉二万四千余件，火箭四十二万余支，火罐等十余万个，双轮战车五千余辆等 ⁽⁵⁵⁾ 。他又浚壕缮城，修辽阳墙垣，“城高厚壮，屹然雄峙” ⁽⁵⁶⁾ ；城外挑壕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壕外复筑大堤潴水，以加强守御。沈（阳）、奉（集）、宽（甸）、叆（阳）等城也都强化防守。各地援兵、募兵陆续到辽东，主客官兵总计不下十三万。城堡屯集，城池设防，辽东守备，极大改观。

第四，激励士气，任用辽官。熊廷弼为振奋士气，集官兵于教场，杀牛数百头，置酒数千坛，蒸饼数十万个，连飨军士四日，风声颇盛。又遍巡各营，操练队伍，赏功罚过，整肃军容。并任用辽官，采纳辽人之议。辽人刘国缙倡辽南四卫聚结抗金，受到熊廷弼的器重与俯纳。他表彰贺世贤，以鼓励奋勇作战。又以李怀信为辽东总兵官。

第五，联朝结蒙，两翼策应。辽东东翼为朝鲜，先是抗倭援朝，战退倭兵，使朝鲜收其疆土，复其城郭。朝鲜虽出兵宽甸，助明杨镐之师而兵败，但仍忠于明朝。辽东西翼为蒙古，其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誓抗后金。熊廷弼联络朝鲜，笼络蒙古，从东西两翼，挟制后金，缓图大举。

第六，疏陈方略，布兵固守。《辽筹》载《答经略熊司马书》有云：“惟清野坚壁，以老其师；设机置炮，以挫其锐；出奇埋伏，以乘其惰；厚集固守，勿轻与战。而奴来不得志则去，因以重困矣。此安危之机，在台省固自有妙算也。” ⁽⁵⁷⁾ 熊廷弼在广集众议，巡视堡隘，刺探敌情，审度形势之后，上《敬陈战守大略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军饷三百二十四万两，在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镇江、金州（今金县）、复州（今复县）、海州（今海城）诸要口，设置重兵，划地而守，联络东西，防护海运，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捉哨探，扑零骑，扰耕牧，轮番迭出，渐进渐逼，使其疲于奔命，徐议相机进征。

熊廷弼镇辽一年，勇于任事，躬亲察巡，号令严肃，雷厉风行。他整顿了濒于溃散状态的军队，稳定了陷于混乱状态的前线，守备大固，功绩卓著。史评其事功曰：“一时大臣，才气魂力，足以搘拄之者，唯熊司马一人耳。” ⁽⁵⁸⁾ 熊廷弼经略辽东，给后金带来新的形势。据熊廷弼捉到明朝抚顺廪生贾朝辅，降顺后金并为其谍工，于同年八月的供词：

本月初十日，降主会集诸部各头目及李永芳等，问此番攻取何先？或曰当先辽阳，倾其根本；或曰当先沈阳，溃其藩篱；或曰熊经略已到，彼必有备，当先北关，去其内患。降主曰：“辽已败坏至此，熊一人虽好，如何急忙整顿兵马得来！”李永芳曰：“凡事只在一人，如憨一人好，事事都好。”降主曰：“说得是。我意亦欲先取北关，免我内顾；将来好用全力去攻辽、沈。” ⁽⁵⁹⁾

上述供词中的“降主”即天命汗，“憨”即汗，“北关”即叶赫。熊廷弼经略辽东，打乱了天命汗拟定的进军辽东的日程表。他根据熊廷弼经略辽东后，辽东军政局势的变化，重新作了部署：北取叶赫，西抚蒙古，等待时机，攻取辽、沈。

由上可见，大学士方从哲曾言熊廷弼任辽东经略，“庶可遏其长驱之势，而边事犹可为也”，确是卓见之言。

天命汗努尔哈赤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间，见辽东军容整肃，防务改观，便调整了全力向辽东进攻的部署。他把两只军事触角，一只伸向北关，吞并叶赫（见前文），另一只伸向东部漠南蒙古诸部（见前文）。关于前者，天命汗率大军攻灭乌拉后，本欲一举吞灭叶赫，却为明廷所阻，故而决策先对明开战，扫除障碍，再伺机攻取叶赫。萨尔浒大战之后，时机已经成熟，发兵吞灭叶赫，实现了女真的大一统。关于后者，据《满文老档》所载，这段时间有关蒙古的记录共二十二条，而有关明朝的记录仅有四条。这反映出天命汗对明朝采取谨慎的态度，但他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试探性行动。

如天命五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月，八旗军两入明边，略花岭 ⁽⁶⁰⁾ 山城 ⁽⁶¹⁾ ，俘获约四百人 ⁽⁶²⁾ 。六月，八旗军共二万余分为两股，一股自抚顺关进境，总兵贺世贤御之；一股从东州地方直抵奉集堡，总兵柴国柱御之” ⁽⁶³⁾ 。旋退掠王大人屯等十一屯寨，“挖取窖里粮食” ⁽⁶⁴⁾ 而归。八月，天命汗带领诸王大臣统兵围懿路、蒲河，兵临沈阳城下。熊廷弼乘马趋救，督将策应，八旗兵退屯灰山，后撤回界藩。天命汗因师行不利，令将十余名官将捆绑，额亦都自缚请罪 ⁽⁶⁵⁾ 。九月，八旗兵又进入懿路、蒲河地方，抢掠粮食 ⁽⁶⁶⁾ ，被贺世贤率兵斩杀八十九人。

但是，正当明朝辽东形势初步好转，后金挥戈南进屡受挫折的时候，明朝庙堂内部发生重大政治变化。于是，关外局势，发生突变。这就是爆发了影响明清之际中国历史命运的沈辽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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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19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 《明神宗实录》，第586卷，第10页，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丙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 《明神宗实录》，第586卷，第8页，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己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明史·赵焕传》，第225卷，第592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 《明神宗实录》，第588卷，第3页，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691～669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6) 夏燮：《明通鉴》，第76卷，第2945页，万历四十七年六月癸酉，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7)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天命四年五月初五日载：在此之前，设宴时贝勒们不是坐在凳子上，而是坐在地上。

(8) 有学者认为，界藩是后金都城之一，其实不然。参见《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9)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5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10) 《明神宗实录》，第584卷，第17页，万历四十七年七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 《明神宗实录》，第507卷，第2页，万历四十一年四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2) 元代开元城址，本文不作讨论。

(13) 康熙《开原县志·城池》，上卷，第8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14) 康熙《开原县志·形胜》，上卷，第5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15) 《熊襄愍公集》，第2卷，第1页，清刻本。

(16) 《明神宗实录》，第584卷，第24页，万历四十七年七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7)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16页，江苏省国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8) 《明神宗实录》，第584卷，第20页，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辛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9) 《盛京通志》第15卷第6页载：开原城“砖砌，周围十二里二十步，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阔四丈，周围二十三里二十步；门四：东曰阳和，西曰庆云，南曰迎恩，北曰安远，角楼四，鼓楼在中街”。

(20) 《明神宗实录》，第584卷，万历四十七年七月癸未；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作“西门”；从前书。

(21) 《明史·马芳传》，第211卷，第558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2)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69卷，第9页，十三年九月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2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13～14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24)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18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25)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22页，江苏省国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26) 《明神宗实录》，第47卷，万历四十七年八月甲戌，内阁文库本。

(27) 《熊襄愍公集》，第3卷，第9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8)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94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29)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2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0) 《满洲实录》，第5卷，第15叶，辽宁通志馆线装本，1930年。

(31) 《蓟辽奏议》，不分卷，台湾国风出版社影印本。

(32) 《明史·李成梁传附子如桢传》，第238卷，第619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3) 《明神宗实录》，第583卷，第14页，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己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4) 康熙《铁岭县志》上卷第1页：“按辽东旧志，古铁岭城在今治东南五百里，地接高丽界。明洪武二十一年，即彼地为卫；二十六年，移卫于此，即古银州地也。在辽河东，挹娄北。太祖龙兴之初，兵入残毁。”

(35)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166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36) 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抄本。

(37)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24页，江苏省国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3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17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39) 《明神宗实录》，第47卷，万历四十七年八月甲戌，内阁文库本。

(40)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女直》，《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41) 《熊襄愍公集》，第3卷，第33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2) 《熊襄愍公集》，第3卷，第35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3) 《熊经略疏稿》，第1卷，第54页，中华书局影印《明经世文编》本。

(44) 《熊襄愍公集》，第3卷，第36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45) 夏燮：《明通鉴》，第76卷，第2945～2946页，万历四十七年六月癸酉，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46) 《熊襄愍公集》，第3卷，第36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7) 《熊经略疏稿》，第1卷，第33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48) 夏燮：《明通鉴》，第76卷，第2952页，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庚寅，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49) 《熊襄愍公集》，第3卷，第36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0) 《熊襄愍公集·东事答问》，第8卷，第1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第2卷，第1417～141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52) 《熊襄愍公集》，第8卷，第2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3) 《熊经略疏稿》，第1卷，第41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54) 《熊襄愍公集》，第4卷，第70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5) 《熊襄愍公集》，第4卷，第8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6) 《熊襄愍公集》，第8卷，第2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7) 张鼐：《辽筹》，不分卷，钞本。

(58) 全祖望：《书明辽东经略熊公传后》，《鲒埼亭集》，清刻本。

(59) 《熊襄愍公集》，第3卷，第33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0) 《明史·熊廷弼传》和《明通鉴》于万历四十八年五月载：“大清兵略地花岭。”按：《熊襄愍公集·边事查报异同疏》中凡三称“花岭”；《明熹宗实录》第7卷天启元年闰二月戊戌载给事中朱童蒙查勘辽东疏也称“花岭”；谈迁《国榷》第83卷第5152页作“旁掠山城花岭”，是知《明史·熊廷弼传》和《明通鉴》作“地花岭”误。

(61) 谈迁：《国榷》，第83卷，第5152页，中华书局，1958年。

(62)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145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63) 《明光宗实录》，第4卷，第9页，泰昌元年八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4)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146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65)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154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66)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154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