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抚清之战



（一）战略重点转移

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实行战略重点转移，就是由重点统一女真内部，转向重点攻击大明皇朝；由重点同女真军队作战，转向重点同明朝军队作战。这是后金与明朝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后，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部问题上。同时，他的军事战略眼光仍向着北方，先后有三次大的军事行动：派兵征萨哈连部，招服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遣兵征取东海沿海散居诸部。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天命汗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 ⁽¹⁾ 从此，后金战略攻击重点由女真转向明朝，发布“七大恨”告天布民，军事攻击目标由北方转向南方。

发布“七大恨”告天布民的背景，主要有三：

其一，后金深知万历帝晚年政治更加腐败，辽东军备更加废弛。

其二，后金已基本完成女真的统一（除明支持的叶赫外），并建立了后金政权。

其三，后金组建了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八旗铁军。敌弱己强，彼消此长——这就产生一个结果，后金要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大明皇朝。

其四，后金要吞并叶赫，而叶赫受明廷支持，后金只有攻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才能打开进攻叶赫的通道，进而并取叶赫。

其五，后金已建立巩固的基础。努尔哈赤经过三十五年的积聚，建立了以赫图阿拉为中心的稳固基地。在这个基地上，后金的政治、经济、财政、民族、社会的雄厚实力，为大举南进提供了出发点和归宿点。

其六，辽东女真地区灾荒严重，粮食奇缺，景象悲惨。通过战争，掠夺财富，缓和危机，稳定社会。

在上述六项因素中，前五项是必然因素；后一项则是偶然因素。总之，必然因素同偶然因素的结合，便拨快了后金向明朝发动军事进攻的时间表。

后金地区，灾荒严重，粮食奇缺，哀鸿遍野。据朝鲜《光海君日记》万历四十五年即天命二年（1617年）四月二十三日记载：“今年民间饥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殍相望。雨水周足，民有耕种之望 ⁽²⁾ ，而种子、农粮俱乏，至有抱农器而饿死于田野（者），极为矜恻。” ⁽³⁾

灾情严重，农作失稔，不仅限于朝鲜半岛，而且殃及建州地区。朝鲜平安兵备使李时言，据后金女真人罗可多等十一名所报驰启：“……且言：‘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而年条所纳，亦未毕捧，其间需用，势似难继，是用为虑。且赤身乞食，其情虽似可矜 ⁽⁴⁾ ，而桀骜之心，有同饥鹰，在我防备之道，不可小缓。而赠给杂物，亦不可不预为算定。请令庙堂，斯速指挥。” ⁽⁵⁾

上录驰启除奏报后金地区灾荒惨重外，还谏言加强防备。这远比明朝辽东的庸劣官将有见识。

后金地区遭遇凶年，女真灾民，饿殍塞路，四处乞食，老弱填壑。天命汗努尔哈赤怎样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翻开中国皇朝社会史册，在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往往在大灾之年爆发，因为灾荒使本来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边疆地区，民族抢掠也往往在大灾之年发生，因为严重灾荒使本来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尔哈赤正是选择这个既不利而又有利的时机，发布“七大恨”告天布民，把女真人的困惑、不满、艰难、怨恨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朝战争胜利和掠夺汉人财粮，振奋女真部民精神，缓解后金社会危机。向明朝辽东汉民地区要粮食、布帛、财物、牲畜——解决后金女真部民的困难与危机，这就是后金执政者的重大战略决策。

后金发布“七大恨”告天布民，将后金部民的不满与怨恨指向明朝。

（二）“七大恨”告天布民

“七大恨”告天布民，是后金将战略重点由北方转移向南方，兵锋由统一女真诸部转移到公然指向明朝的政治标志。

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天命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布民。关于“七大恨”的内容，各书记载，略有差异。其文 ⁽⁶⁾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埸 ⁽⁷⁾ ，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抅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⁸⁾

“七大恨”的第一条，诉说明军“起衅边陲，害我祖、父”，即倾诉对明朝施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早在成化年间，明军先后两次对建州女真“捣其巢穴，绝其种类” ⁽⁹⁾ ，杀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和董山。据不完全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二十余名，焚烧庐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积聚二百一十七所。焚荡之余，幸存者过着“结草穴土而居” ⁽¹⁰⁾ 的悲苦生活。其后，“汪直开边隙，出塞扑杀诸夷。诸夷益大愤，入塞，杀掠无算。遣马文升往抚定之，诸酋遂解散。直怒，诬文升，下诏狱，谪戍重庆。嘉靖间，巡抚於敖减赏赐，夷人大恨。因数入塞，辽东、西大困” ⁽¹¹⁾ 。明军又在万历初的十余年间，以追剿女真“犯抢”（犯抢是应当反击的）为名，曾先后五次“搜讨”，共斩杀三千八百五十余级，对女真社会生产力破坏极大。明朝辽东官兵，勒买人参，强征貂皮，横行马市，“杀夷冒功”，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所以“七大恨”开宗明义说：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 ⁽¹²⁾

这就倾吐了女真人对明朝专制者的不满与愤恨。

“七大恨”的第二、三、五条，表达了对明朝蚕食疆土和收割禾谷，对明朝拘留使臣纲古里、方吉纳和杀死十名女真人于边境的不满。

“七大恨”的第四、六、七条，诉说明朝偏袒哈达、卫助叶赫，给其对手以支持与帮助，即倾诉对明朝施行民族分裂政策的不满。明廷对哈达、叶赫、建州的基本政策是：“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这正如明礼部侍郎杨道宾疏言：

夫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驭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 ⁽¹³⁾

打破明廷分裂女真的传统政策，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这就表达了女真人的共同愿望。

显然，“七大恨”中有“四恨”直指对明朝的不满，有“三恨”因明对哈达、特别是对叶赫的支持妨碍其统一而间接地对明朝不满。所以，“七大恨”将后金恼怒之水泼向明朝。“七大恨”表明：“努尔哈赤最终成了在腐败而专横的中国官员们手下受到恶劣对待的直率的满族人的维护者。” ⁽¹⁴⁾ 但是，“七大恨”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女真人民对明朝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的控诉，又是女真贵族向明朝公然犯顺和策骑称兵的藉词。显而易见，上述“七大恨”带有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局限性。

就以努尔哈赤借叶赫老女抒发饮恨为例。叶赫老女为叶赫贝勒布寨之女，布寨在古勒山之役中被杀，叶赫请尸，努尔哈赤命剖其半与之，由此结下不解之仇，后此女多年未嫁，遂称老女。努尔哈赤利用老女，作为兴师攻明的一种借口，如王雅量所疏言：“夫奴酋冶容之人，何求不得，而斤斤一三十五岁之老女？且夷俗何所不为，而未嫁之老女有何体面？所系不过留其不了之局，以兴问罪之名，乘间窃发，基图渐大，渐可蚕食，此奴之本志也！” ⁽¹⁵⁾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谈叶赫老女之事，不过是借题发挥，作为兴师攻明的一个借口。

天命汗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是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女真人的不满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的掠获，以缓和其因灾荒而加剧的社会矛盾。“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即率师攻明，兵锋所指：一是抚顺城，一是清河城。抚顺城与清河城是明朝为防止女真军西进辽沈地区的两道重要关隘，位于平原与山峦的结合部——打破抚顺城，可以进入沈阳；打开清河城，可以进入辽阳。因此，后金军要进入辽沈地区，必须攻破明军坚守的两座犄角形的前沿堡垒——抚顺和清河。努尔哈赤第一着棋的布局是：计袭抚顺。

（三）计袭抚顺城

天命汗率兵大举征明，是后金战略上的重大转变——进攻抚顺，向明挑战。为做好征明的准备，他除发布“七大恨”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外，还修整器械、申明军纪、颁布《兵法之书》，进行军事训练。他说：

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若我众敌寡，我兵不令之见，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若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壅塞而掩杀之。倘我兵只一二固山，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只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遇敌野战之法也。

至于攻城，当观其势，势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夫不劳兵力而克敌者，是擅智巧谋略，诚为三军之主帅。若劳兵力，虽胜何益？当征战之际，最上者莫过于不损己兵，而能胜敌者也。 ⁽¹⁶⁾

上面所引努尔哈赤的智巧、诱敌、野战、避强、攻城、谋略等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朴实而具体，丰富而精粹；并在夺取抚顺之役中，再次加以巧妙地运用。对努尔哈赤军事思想的全面分析留待后文，这里特别强调其军事思想的精华——用兵之道，贵在计谋。其特点是“不损己兵，而能胜敌”。计袭抚顺，获得全胜，便是八旗军统帅努尔哈赤这种军事指挥艺术的一个成功战例。

在计袭抚顺之前，又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敌者勿妄杀。” ⁽¹⁷⁾ 同时，又诡秘地进行作战准备。如命军丁伐木缮治云梯、楯车，却扬言砍伐木材，修整马厩。木材运回赫图阿拉之后，又恐修缮器械泄露机密，竟将所砍伐的木材，用来兴建房舍。

努尔哈赤既发布“七大恨”告天，又颁布《兵法之书》谕军，修器械，严军令，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四日，命将出师。后金军分为两路：令左翼四旗兵攻取东州、马根单，作为围攻抚顺的外势；亲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巴牙喇直奔抚顺。

抚顺城，建于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成化四年（1468年）重修，其意为：“抚绥边疆，顺导夷民。”据《全辽志》记载：抚顺城“周围二里三百七十六步，池深一丈，阔二丈，城门一丈，曰迎恩”。抚顺城濒临浑河，为沈阳中卫隶属千户所。明为防御女真西进，在抚顺城外围修筑四堡：会安堡（今抚顺市顺城区会元乡）、东州堡（今抚顺市抚顺县小东乡大东州村）、马根单堡（今抚顺市抚顺县救兵乡马郡村）、散羊峪堡（今抚顺县救兵乡山龙峪村），沿边建烽火台二十一处 ⁽¹⁸⁾ ，构成辽东都司东部前沿军事哨堡。抚顺的地理特点，明人章潢在《图书编》中说：“通百夷贡市，内外皆山，多伏莽，我难于斥堠。” ⁽¹⁹⁾ 抚顺既是明朝控制建州女真的前哨，又是建州女真出入辽东的门户。它西距沈阳八十里，西北为开原、西南为辽阳，是明朝与建州三卫往来的要冲，也是建州女真与辽东汉民的交接点，还是明朝防卫建州女真的前沿重镇。抚顺马市为女真与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经常到抚顺贸易，他对抚顺的山川、道里、形胜、城垣与军备、器械、守兵、民情，非常熟悉，了如指掌。时抚顺游击李永芳率兵驻守，此人早在六年之前，曾同努尔哈赤在抚顺所教场并马交谈。

先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在抚顺教场，见明抚顺所游击李永芳。事情的起因是建州欲攻叶赫，而叶赫受到明军的保护。努尔哈赤欲致书明朝，遂到抚顺所。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至抚顺所，游击李永芳出城三里外，迎上，以礼接见，导入教场”。努尔哈赤将书信给李永芳。书上说：“昔叶赫、哈达、乌喇、辉发、蒙古、席北、卦尔察等九姓之国，于癸巳岁，合兵侵我。我是以兴师御之。天厌其辜，我师大捷。斩叶赫布寨，获乌喇布占泰以归。逮丁酉岁，刑马歃血，以相寻盟，通婚媾，无忘旧好。讵意叶赫，渝弃前盟。将已字之女，悔而不予。至乌喇国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为仇，故伐之而歼其兵，取其国。今布占泰孑然一身，奔于叶赫。叶赫又留之不吾与。此吾所以征叶赫也。我与汝国，何嫌何怨，欲相侵耶！” ⁽²⁰⁾

努尔哈赤将以上文书交李永芳后，返回赫图阿拉。这封信主要是解释要进攻叶赫的原因，并表明要同明朝结好，力免其进攻叶赫时受到明军的阻遏。

然而，事过三年，建州发生巨大变化。主要是已组创八旗，建立后金，羽翼丰满，又遇饥荒。所以，努尔哈赤改变对明朝的策略，以谋略与兵攻，指向建州女真与明朝辽东最近的重镇与马市——抚顺城。

努尔哈赤对抚顺主用智取，辅以力攻。这个方案采纳的是皇太极的献策。据《明季北略》记载：努尔哈赤六十诞辰，诸子庆贺，议及入边。八子皇太极曰：“抚顺是我出入处，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闻李永芳大开马市，至二十五日止，边备必疏。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马商，驱马五路入城为市。嗣即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举炮（为号），内外夹攻，抚顺可得。几处不战自下。” ⁽²¹⁾ 他先一日派人到抚顺，声言有三千女真人于明日来赴市。到十五日寅时，假冒商人的后金先遣队果然来到抚顺叩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并由输款于努尔哈赤的佟养性导军先入 ⁽²²⁾ ，后面接踵而来的右翼四旗军主力，遂乘机突入城内，里应外合，夹击夺城。据《明神宗实录》四月十五日记载：

建酋奴儿哈赤，诱陷抚顺城。中军千总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先一日，奴于抚顺市口言：明日有三千达子来做大市。至日，寅时，果来叩市，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随乘隙突入掳杀。 ⁽²³⁾

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载：

四月十五日，奴儿哈赤计袭抚顺，佯令部夷赴市，潜以精兵踵后，突执游击李永芳，城遂陷。 ⁽²⁴⁾

朝鲜《光海君日记》据明游击丘坦票文记载：“奴酋向来与抚顺互市交易，忽于前面四月十〔五〕日，假称入市，遂袭破抚顺。” ⁽²⁵⁾

但是，《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等书却力言努尔哈赤的武功：八旗军布兵百里，旌旗蔽空，驰趋抚顺，兵到围城；旋派被捕汉人入城，送书与守将李永芳——以禄位相诱，以屠城相胁。“李永芳览毕，衣冠立南城上，言纳降事，又令城上备守具。” ⁽²⁶⁾ 努尔哈赤命八旗军竖梯登城，不久，兵士攀梯上城。抚顺城中军千总王命印等力战而死，“游击李永芳勉强投降，穿官服乘马出城，镶黄旗固山额真阿敦引与汗见，不让下马，互相拱手示礼” ⁽²⁷⁾ 。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永芳下马跪见，帝于马上拱手答礼” ⁽²⁸⁾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永芳下马匍匐谒上，上于马上以礼答之” ⁽²⁹⁾ ，均系溢美之文，使真相被掩饰。

努尔哈赤设计，佯称互市，潜以精兵，外攻内应，计陷抚顺，守将李永芳剃发降。同日，后金军左翼四旗兵占东州、马根单。随之，后金军驻师五日，分配俘获。二十日，后金军分配完毕，分派六万军队，押携俘获前行。

抚顺败报，驰至广宁。明辽东巡抚李维翰急檄总兵官张承胤 ⁽³⁰⁾ 仓猝率军出战。“承胤请集兵后行，维翰不听，促之愈急，承胤悲愤以所部进” ⁽³¹⁾ 。张承胤急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领兵万余人，尾追努尔哈赤所率军队。二十一日，后金哨探将所得消息，急报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代善和皇太极一面部署迎战，一面奏报父汗努尔哈赤。这时，后金大军已到明朝与后金的边境，努尔哈赤接报后笑道：“彼兵非来战我，乃欲诈称追诸申兵出边，以诳其皇帝而来！”总兵张承胤指挥明军，据山险，分军三，立营浚壕，布列火器。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统军三面环攻明军，并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山峦密林的有利地形，奋勇作战，猛攻明军。明军“大溃，承荫、世芳皆战死，廷相、汝贵已溃围出，见失主将，亦陷阵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 ⁽³²⁾ ，明军“主将兵马，一时俱没” ⁽³³⁾ 。此战，后金军大胜，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数计。

明军张承胤的失败原因，时任御史的张铨作出分析：“夫承荫不知敌诱，轻进取败，是为无谋。猝与敌遇，行列错乱，是为无法。率万余之众，不能死战，是为无勇。” ⁽³⁴⁾ 这个分析，颇有见地。张承胤作为总兵，无谋、无法、无勇，丧失战机，故尔取败。此外，还有两点：一是明军作战地点不利，因为地近边境，山峦起伏，无城凭借，不利明军；二是明军作战时机不利，因为后金军已将三十万人畜分配完毕，否则被俘军民与追击明军内应外合，并力作战，必是又一番景象。客观的“两不”——不利的时机、不利的地域；主观的“三无”——无谋、无法、无勇，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明朝军失败，后金军胜利。

抚顺之役，历时一周，八旗军不仅夺占抚顺、东州、马根单，而且骑兵横排百里，梳掠所过堡、台、庄、屯等五百余处 ⁽³⁵⁾ ，掳获人畜 ⁽³⁶⁾ 三十余万，编为千户，毁抚顺城；又击败张承胤总兵的追击军队万人，获九千匹马、七千副甲；获取大批粮食、金银、布帛。二十六日，还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命将在抚顺之战中俘获人口，编为千户。若每户以六口计，则共六千人。看来所谓掳获人畜三十余万，多为牲畜。天命汗率军在短短几天内，掳掠数以十万计的牲畜以及粮食、财物，按军功大小进行分配，缓和了因灾荒缺粮而加剧的社会矛盾。

抚顺城陷，京师震动。明朝辽左失陷抚顺，殒将丧师，损辱国威。由此，举朝震骇，群臣神经，极度紧张，筹划对策，有的官员奏请加强外城九门、内城七门和皇城四门的警卫。刑科给事中姚若水奏请，“罢内市，慎启闭，清占役，禁穿朝” ⁽³⁷⁾ ，并给宫监各发腰牌，出入查验，以防努尔哈赤的奸细混入京城大内。

后金相反，首战告捷。进攻抚顺是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五年以来，第一次同明军正面交锋，师出顺利，初战告捷，获得完全破城歼敌的战果。先是，努尔哈赤对明朝明里觳觫遵命，暗里伺机倏进，从来谨慎小心，未敢宏图大举。甚至于他在发兵进攻抚顺之前，仍告诫统兵贝勒、诸臣，要“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尚有此举胜负未卜之虑。但是，他袭破抚顺，碰了一下明朝这个庞然大物，竟然俘获人畜三十万，这是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掳掠，从而刺激了努尔哈赤更大的贪欲——继续进兵，蚕食辽东。

五月十七日，后金又发动小的攻势，两天后，攻取抚顺、铁岭之间的抚安堡、花豹冲、三岔儿等大小十一堡。后金军在攻松山屯堡时，派李永芳去劝降，招降了这个山寨。但是，其他屯寨，俱不投降。后金官兵恼怒，将其全部杀死。此战，后金军共攻下十七座寨堡，并沿屯搜掘粮窖，“迁其积粟” ⁽³⁸⁾ 。到六月初九日，后金军返回赫图阿拉。

六月二十二日，明广宁巡抚派通事一人、随员五人，就后金前遣人送书信一事回复说：“欲两国修好，可还所俘数人，并遣使来。”按说其条件并不高，但明辽东巡抚没有认识到自己在谈判方面已经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后金则明确答复说：“征战所得者，虽一人，何可还哉！若以我为是，于所得之外，更加金帛方和；若以我为非，我则不和，征伐如故！” ⁽³⁹⁾ 遂仅将明来使遣还，而俘虏连一人都不放还，说明后金没有和的诚意。既然不和，只有战争。

七月，入鸦鹘关，进攻清河。

（四）强拔清河堡

明军失陷抚顺后，“烽火彻山海、蓟门，朝廷大震” ⁽⁴⁰⁾ 。明廷命辽东巡抚李维翰由广宁移驻辽阳，以强化辽左御守。又起升杨镐为辽东经略，重新谋划东事战守。寻调失陷抚顺之辽东巡抚李维翰回籍听勘，后将其革职为民。明廷又派陈王庭巡按辽东兼监军事，并由经略杨镐兼任巡抚。杨镐派官员及通事往后金议和，以刺探其内情，暂扼其西进，筹划兵事，图复失地。

明朝与后金，疆埸争战，兵马交锋，后金重骑兵，明军重车营。戚继光总结同蒙古骑兵作战历史经验道：“往事敌人铁骑数万冲突，势锐难当。我军阵伍未定，辄为冲破，乘势蹂躏，至无孑遗。且敌欲战，我军不得不战；敌不欲战，我惟目视而已。势每在彼，故常变客为主。我军畏弱，心夺气靡，势不能御。” ⁽⁴¹⁾ 抚顺之役，张承胤立营浚壕，布列车阵，图阻敌骑，全军覆没，就是明军车营战法同后金军骑兵作战失败的第一例。然而，明军将帅并未由此吸取教训，仍然以车阻骑，以静制动，以短击长，以主为客，在清河之役中又一次因失算而败北。

先是，抚顺之役，明朝军近万人，列营而战，“则陷伏中，无一人生还” ⁽⁴²⁾ 。后金军数万人，驱骑驰突，旗开得胜，俘获人畜而归。一胜一败，其因固多，战法不同，结果则异。兵书云：“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朝廷，敌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 ⁽⁴³⁾ 在清河之役中，努尔哈赤打的是算定战、舍命战、明白战，明守将邹储贤却恰恰相反，先是失算，继是糊涂，终以舍命而陷落清河城。

清河城，今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清河镇，位置在赫图阿拉城西南一百六十里，其城“周围四里零一百八十步，东、南、西、北四门” ⁽⁴⁴⁾ ，有小路与抚顺相通。清河城势极险隘，地极孤悬，“号天险，独东南稍平” ⁽⁴⁵⁾ ，是后金与明朝出入辽东边墙的重要孔道。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论述清河地理与形胜之重要时说：“清河——三里之城，高山四拥，北控宽奠，南枕辽阳，左近沈阳，右近叆阳，皆相去百里，中有小路通抚顺。” ⁽⁴⁶⁾ 后金攻破清河堡，东驱宽奠，南逼叆阳，西拒辽阳，北攻沈阳，明朝上述四城，失去守卫屏障。后金袭破抚顺后，下一个征战目标就是清河城。

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亲统八旗军出征清河城。此前努尔哈赤用声东击西之计，麻痹明朝官军。辽东经略杨镐奏报：“回乡高得功等报，奴酋约在七月初三日，犯清河一带，收割田禾，才往北攻金台失去。” ⁽⁴⁷⁾ 这给明朝造成一种假象：后金军出动主要是攻打叶赫金台石、布扬古，顺便割点田禾回去。其真实意图在于：迷惑明军，刺探情报，忽真忽假，演习军事，进鸦鹘关，攻清河城。

二十一日，后金军队，破鸦鹘关。鸦鹘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苇子峪镇三道关村地方） ⁽⁴⁸⁾ ，是明朝防御建州女真西进的关隘，也是明军扼守清河的门户。鸦鹘关明成化年间修建，西南距清河百里 ⁽⁴⁹⁾ ，东北距赫图阿拉八十里。鸦鹘关包括三道关——头道关、二道关、三道关，每关相距大约一里，道窄如线，崎岖蜿蜒，依险而建，扼守冲要。三座雄关鼎立，互相依托，彼此呼应，一夫当关，万勇难攻。后金军出征后，先进攻鸦鹘关，明守军不敌，后金军破关。从此，鸦鹘关为后金军占领。天命汗努尔哈赤攻破鸦鹘关，直奔清河城。

二十二日，后金大军，围清河城。守城副将邹储贤、援辽游击张旆率兵一万，撄城固守。守城明军，千名炮手，从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遮厚板、粗木，冒炮火，顶矢石，从城墙下，奋勇挖墙 ⁽⁵⁰⁾ 。城东北角，被挖大洞，后金军涌入，城陷。邹储贤斩战马，烧官房，率亲丁，守城南。张旆力战，不屈而死。李永芳从城外招降，遭邹储贤大骂。邹储贤战死，兵民万人，全部陷没。明失清河，全辽震动。是役，《三朝辽事实录》记载：

二十二日，奴从鸦骨关入围清河。参将邹储贤拒守，以火器杀贼千余，贼退而复合。援辽游击张旆战死。贼冒板挖墙，城东北角堕，叠尸上城。储贤见李永芳招降，大骂，尽焚衙宇及妻孥，领兵战于城上，力屈死之。 ⁽⁵¹⁾

此役，朝鲜《光海君日记》载述较明书更为详尽，引录如下：

虏兵进薄清河，使李永芳招降城主。城主披甲登城，谓曰：“你既投彼，则无朋友之义，可速去，不然且放箭。”乃严兵固守，矢石如雨。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朝而战、见星未已者累日。及至城陷，城主力战而死，士卒亦无投降者。 ⁽⁵²⁾

清河之役，朝鲜陈奏使尹晖驰启战事经过云：“奴酋本月二十一日，围清河城，四更攻城。二十二日未时城陷，游击中军及添兵游击俱被害，军兵及居民五万余人或被掳，或被杀。辽东总兵及都司率兵登城防备。辽、广骚扰，五六十里人烟不通。” ⁽⁵³⁾

后金夺取清河，既以力攻，又用智取。据史载，努尔哈赤破清河，先令“驱貂、参车数十乘入城，貂、参穷而军容见。因入据城门，延入诸骑。故清河之破，视抚顺尤速” ⁽⁵⁴⁾ 。

明朝的各路援军，参将贺世贤自叆阳赴援，破后金一寨，但遭后金军的拦截；李如柏自辽阳领兵援救，得到城陷的探报止兵不进；游击吴立郊带兵自沈阳增援，江万仞统兵自宽奠来援，畏缩观望，中途而回。贺世贤率兵往援未能奏效，见城已陷，遂斩女真屯寨中妇幼一百五十一人而还。辽东经略杨镐闻清河已失，单骑急赴河东，斩千总陈大道。杨镐胸中无对策，斩千总以泄积愤。

后金军攻打清河城，遭到守城军民反抗。城陷后，据文献记载，“军兵及居民五万余人或被掳，或被杀”。事后，清朝文献没有记载对俘获的清河兵民编户，可见大部战死或被杀。

抚、清之役后，天命汗做了一系列的事情：第一，分配俘获。第二，安置辽民。第三，摧毁城堡，将抚顺城、清河城及其城内房舍毁掉，将抚顺、清河一带数百里的台墩百余座进行毁坏。第四，运回粮食（详见后文）。第五，整顿纪律。将甲喇额真噶尔泰、常古纳、纳齐布、阿希布以其管带不力等因革职。第六，同明议和——闰四月，遣鲁太监等四人将“七大恨”文书带回明朝。选出俘获到抚顺贸易的山东、山西、苏州、杭州等十六名汉人，给路费，将“七大恨”文书带到关内。

抚顺、清河之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五）抚清之战的影响

后金进攻明朝的抚顺、清河之役，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后金登上明、清争局历史舞台。乾隆帝东巡，途经抚顺城，吟诗说：“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此诗寓意，十分深邃。明朝设置抚顺卫所，意在抚顺建州女真。明、清历史乾坤，由此开始倒转。原本是抚顺建州女真的抚顺城，却成为建州反抗明朝的首击点。后金与明朝的关系，由“忠顺”从属，转变为“犯顺”进攻。这是一个历史信号：满洲民族崛起，后金政权建立——开始了挖掘埋葬明朝的坟墓。所以，抚顺之败，警报传出，明廷上下，举朝惊骇！

抚顺失陷的消息由辽东巡抚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奏报明廷，万历帝接报后，发出圣旨：“狡虏计陷边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该地方官相机处置，军饷着上紧给发。其调兵应援，该部便酌议具奏。” ⁽⁵⁵⁾ 署兵部尚书薛三才 ⁽⁵⁶⁾ 报告总兵张承胤全军覆没的消息，引起举朝震骇。万历帝谕旨：“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尔部便会推堪任总兵官一员，令刻期到任，料理军务。一应防御驱剿事宜，着督抚等官，便宜调度，务期殄灭，以奠封疆。” ⁽⁵⁷⁾ 努尔哈赤陷抚顺、破清河，是后金给明朝最为沉重的打击。

回顾明朝同建州的战争史，可以说明这一点。明朝对女真先后有三次大的军事征讨。第一次是杀李满住、董山。天顺、成化年间，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董山寇掠辽东。明命李秉以左都御史、提督军务，赵辅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调集大军，围剿建州。明兵分五路，在朝鲜援军配合下，攻至建州女真大本营婆猪江兀弥府（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李满住及子古纳哈并属下数百人被杀，董山后在赴京朝贡返回途经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被缚而斩。经此沉重打击，女真元气大伤。第二次是杀王杲、王台。“二王”继李满住、董山后崛起，大有统一建州女真之势，并不时犯抢辽东。明军兴师，使用计策，将其擒斩或攻杀（前已述及）。第三次是杀清佳努、杨佳努。万历初年，女真各部蜂起，引起明朝关切，但其防御重点已不是建州女真而是海西女真。时亲明的哈达部首领王台老死，叶赫部首领清佳努、杨佳努想乘机复仇，吞并哈达，统一女真。明朝对女真的军事重点，在于制服叶赫贝勒清佳努、杨佳努二位首领。辽东巡抚周、总兵李成梁等设计，将清佳努和杨佳努诱杀（见前述）。他们意在防止叶赫统一海西、兼并建州，联络蒙古，凭陵辽、沈。但是，这些所谓深知“夷”情的封疆大吏们，三十六年以来，没有看出真正后来给明廷造成麻烦者，正是其敕封的表面驯顺的龙虎将军努尔哈赤。

后金军陷抚顺、破清河，明朝才开始对建州女真的骚扰产生了危机感。此前，明朝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洞察建州女真的潜在危险。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拉开统一女真的帷幕，并在三十三年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明朝有人对努尔哈赤势力不断扩大一再表示担心。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将环满洲而居之各部统一时，辽东巡抚顾养谦奏称：“奴儿哈赤者，建州黠酋也。骁骑已盈数千，乃曰奄奄垂毙。倘闻者不察，谓开原之情形果尔，则边事去矣！” ⁽⁵⁸⁾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灭哈达，明人认为“奴酋自此益强，遂不可制” ⁽⁵⁹⁾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蓟辽总督蹇达奏疏中提到，努尔哈赤已蓄养精兵三万有奇，对明朝则“渐萌反侧之念”。然而，明廷官员谁也没有认识到努尔哈赤是大明皇朝的掘墓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辽东巡抚郭光复认为：“建夷近遵约束，北关先起衅端。” ⁽⁶⁰⁾ 总之，尽管发生了如此众多的事件，而引起明朝统治者最为惊恐的是抚顺的失陷。

令人奇怪的是，努尔哈赤从起兵到陷抚顺，整整三十六年期间——统一建州，吞并哈达，征服辉发，灭亡乌拉，创建八旗，建立大金，居然没有受到明朝的一次军事打击。明朝长期对建州女真的忽视、轻视、蔑视，反过来不得不吞下自己酿成的苦酒。明末有所谓“辽事”问题，实际上是从努尔哈赤攻陷抚顺开始的。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以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五日，“奴儿哈赤计袭抚顺”为“辽事起” ⁽⁶¹⁾ ，就是作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辽东战事的开篇。所以说，后金攻陷抚顺是明、清关系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后金—清朝开始正式登上明、清争局的历史舞台。

第二，八旗官兵获得空前巨大财富。抚顺、清河之役不仅使后金在政治地位与政治影响上有极大的提升，在军事训练与指挥艺术上有极大的锻炼，而且军械装备与物质资源上有很大的利益，在经济特别在粮食方面，得到巨大的丰获。后金八旗官兵获得人口、牲畜三十余万，这是建州兴起以来俘获数量最大的一次，也是明朝以来女真掳掠辽东数量最多的一次。从其对一千户汉人的安置，可以看出掳掠数量之大：每户分给马、牛、奴仆、衣服、被褥、粮食、器皿等；又每户分给牛一头、猪两口、犬四条、鸭五只、鸡十只等。

这次掠获最突出的是粮食。如攻陷抚顺、清河后，派兵抢运、收割、打晒粮谷：

搜掘粮窖，“迁其积粟”。

“将该路窖藏之粮谷，尽行运回。所种田禾，尽行秣马。”

“又派兵，收割沿边粮禾。”

“遣达尔汉侍卫率兵四千，往守抚顺路沿边，以护我收割之粮食。”

“将八百人均分为二，纳林率浑河南岸之众打谷，殷德依率北岸之众打谷。”

“时两路边外粮谷，皆已打晒完毕。”

后金因编户增多、天灾人祸造成的粮食奇缺现象，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抢掠，有的已得到解决，有的则得到缓解。

第三，明朝调整对付后金军事方略。明朝从洪武以来，东北地区战略防御重点为蒙古。建州兴起后，明朝始终未作根本性的战略调整。努尔哈赤在成气候之前，没有受到明朝军队的一次打击。明朝没有像对李满住、董山、王杲、阿台、清佳努、杨佳努那样，在他们可能变得过分强大之前，就发兵摧毁之。明朝在失掉抚顺之后，开始觉醒到问题的严重，要对努尔哈赤的挑战，给予毁灭性的惩罚。于是，明朝对辽东战略作出调整：集中兵力，打击后金。为此，作了一些部署。

其一，镇守山海关。蓟辽总督汪可受到山海关。刑科给事中姚若水提出守山海、蓟门的疏议：“山海、蓟门去京才数百里，不可无重兵守御。”明朝在惶恐气氛中，决定设立山海关镇。议者谓宜简大帅据关扼险，分割蓟镇东协四路，属山海关为一镇。该镇以六千兵，分左右二营，左营由游击吴自勉充本镇中军兼管山海路事，右营仍驻四路之中，与东协台头营相为犄角，与蓟镇划地分管。

其二，调派官员。起用原辽东巡抚杨镐，添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为辽东经略。后万历帝特赐杨镐尚方剑，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任命御史陈王庭巡按辽东兼监军事。起用旧将李如柏为镇守辽东总兵官，征调旧将杜松屯山海关，刘、柴国柱赴京候用。不久又谕令杜松、刘等“星驰出关，以备调遣”。御史熊化奏议蓟辽总督汪可受移驻广宁，巡抚李维翰移驻辽阳，与李如柏协力拒守。顺天巡抚和保定总兵则移驻山海，保定巡抚移驻易州，相为接应，以护京师。辽东巡抚李维翰因丢失抚顺而被削职为民，以杨镐兼辽东巡抚。新设辽东饷司于广宁，管理东征粮饷，增加海道，运输粮料。管山海关主事邹之易提出一个“大兵分为三路，各以大将统之”的分兵合击的作战方案，实际构成了后来萨尔浒之战明兵的作战蓝图 ⁽⁶²⁾ 。蓟辽总督汪可受奏“大张挞伐”之计，提出“成化三年遣兵五万，三道并进；朝鲜率兵万人会剿” ⁽⁶³⁾ 的历史经验。

其三，征集兵员。时后金精兵六万，而明朝辽东全镇才有兵六万，除去城堡驿站之役，能作战者才二万有余。所以，如从各部调一万六千，再从辽东招募二万，兵员仍感不足。这就要从关内、关外多方募集兵员。招集往年东征留下的余兵，利用其骑射之长，冲锋破阵以陷敌；发令调蓟镇、保定、天津等兵丁六千五百名，并筹措金银，听抚镇自募；起用废弃家丁，亦可得数千人；辽河东西，招募新兵。加上关内已经招募兵员，总计或可得三万余人。再于旅顺、汪家口等地派驻舟师，与镇江、宽甸兵合，并征集福建、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主客兵星驰援辽。

其四，筹措粮饷。兵部尚书薛三才请饷奏疏说：户部应发额饷自去年秋天到本年夏天，计五十余万，即不能尽发，亦须先给一半，以解燃眉之急。而万历帝不肯动用内帑，所缺饷银命着户部措处。复开辽东海运，自登州至盖州并娘娘宫，再转陆运至广宁、辽阳。万历帝从户部尚书李汝华奏，加派辽饷：除贵州外，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每亩增加三厘五毫，计增二百万两；明年再加三厘五毫，后年复加二厘，前后共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两 ⁽⁶⁴⁾ 。转输粮秣，以应军需。

其五，咨文朝鲜。明廷鉴于朝鲜处于后金的后方，且其同明朝有着久远密切的关系，冀借其兵力，打击后金都城。辽东都司咨文朝鲜，胁迫出兵，合力征讨。咨文称：“皇上赫然，计必剿除。用调四方之锐，遄兴六月之师；输粮若阜，军气如雷；奴之期命，其焉至矣。” ⁽⁶⁵⁾

其六，重金悬赏。明廷想利用叶赫与建州的矛盾，出重金悬赏瓦解其内部。明神宗允准兵部悬赏：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擒斩其八大总管（八大贝勒）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擒斩其十二亲伯叔弟侄及有名头目等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被掳如李永芳等、投虏如佟养性等，若能俘献努尔哈赤，俱得免死。还规定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擒斩努尔哈赤，给与建州敕书并封龙虎将军 ⁽⁶⁶⁾ 。

第四，潘多拉盒打开，演绎惨烈事变。努尔哈赤破抚顺、拔清河后，胆愈壮、气愈粗，将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留一名被掳汉人割去双耳，令其鲜血淋漓地送信与明。这封词令强硬的信中说：

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 ⁽⁶⁷⁾

在上述信里，努尔哈赤吐露了自己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输纳金帛”，要明朝向后金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银和布帛。看来，此时的努尔哈赤不想把事情闹大。然而，努尔哈赤在信中表示的愿望，遭到明朝万历皇帝的拒绝。万历帝对天命汗抚、清之捷的回答是：“经略出关，援兵四集，即合谋大彰挞伐，以振国威！” ⁽⁶⁸⁾ 万历帝对天命汗——调兵遣将，转运粮饷，兴师进剿，犁庭扫穴。于是，天命汗与万历帝双方相互交错愿望所产生的一个历史事变，就是萨尔浒大战。战争的后果，又出现他们谁也没有料想到的一系列复杂而残酷的历史事变。

————————————————————

(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30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2) 《李朝光海君日记》太白山史库本“耕种之望”作“耕农之望”。

(3)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14卷，第10页，九年四月丁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4) 《李朝光海君日记》九年二月戊申太白山本“矜”作“怜”。

(5)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12卷，第13～14页，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6) “七大恨”文：《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蒋氏《东华录》、《明神宗实录》、《李朝实录》及天聪四年《木刻揭榜》等所录文字各异，此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

(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原文作“疆塲”。《康熙字典》曰：“塲，《集韵》同埸。”《康熙字典》又曰：埸，音亦。埸，从易，与塲字别。又引《说文解字》曰：“埸，田畔也，大界曰疆，小界曰埸。”《汉书·食货志》：“瓜刳果蓏，殖于疆埸。”埸，又意边境也。

(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12～13页，天命三年四月壬寅，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9) 《李朝世祖大王实录》，第43卷，第38页，十三年八月庚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0) 《李朝成宗大王实录》，第112卷，第17页，十年十二月辛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1) 罗曰褧：《咸宾录》，第2卷，第4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

(12) 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209页，中华书局，1959年。

(13) 《明神宗实录》，第36卷，万历三十六年九月辛卯，内阁文库本。

(14)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第6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5) 《明神宗实录》，第43卷，万历四十三年八月壬辰，内阁文库本。

(1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3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17) 《满洲实录》，第4卷，第10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18) 刘强、刘诗、傅波等编：《抚顺市志》，第6～7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

(19) 章潢：《图书编》，第40卷，第5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第11页，万历四十一年九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1)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卷，第2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22) 《国朝先正事略·佟图赖传》，第2卷，第11页，汉读楼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23) 《明神宗实录》，第568卷，第4页，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4)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1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25)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27卷，第24页，十年闰四月甲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26) 《满洲实录》，第4卷，第11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27)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92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2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25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29)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16页，天命三年三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0) 张承胤：《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张承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张承胤”，《满洲实录》作“张承荫”，《明史》其本传也作“张承荫”。查《明神宗实录》自卷336万历二十七年六月己卯，到卷595万历四十八年六月甲寅，出现“张承胤”凡37次，而无“张承萌”。因此，应作“张承胤”。《明史》为清人纂修，为避雍正帝“胤禛”之名讳，而改“胤”为“荫”。又可见《武录》比《高录》和《满录》为早。

(31) 叶向高：《 编》，第11卷，第16叶，钞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32) 《明史·张承荫传》，第239卷，第620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3) 《明神宗实录》，第568卷，第7页，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4) 《明史·张铨传》，第291卷，第745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5)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6) 《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均作“俘获人畜三十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却作“俘获人口三十万”，似误。

(37) 《明神宗实录》，第570卷，第1页，万历四十六年五月戊子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2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9)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38页，天命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40) 傅国：《辽广实录》，上卷，第1页，清刻本。

(41) 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第6卷，《车营解》，《中国兵书集成》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42) 叶向高：《 编》，第10卷，第9叶，钞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3) 戚继光：《练兵实纪杂记》，第4卷，第9页，影印《四库全书》本。

(44) 康熙《盛京通志》，第10卷，第2页，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45) 谈迁：《国榷》，第83卷，第5122页，中华书局，1958年。

(4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4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47) 《明神宗实录》，第572卷，第8页，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8) 房守志主编：《新宾满族自治县志》，第44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49) 2002年9月2日，笔者对鸦鹘关、清河城遗址踏查，经实测，鸦鹘关至清河城为50公里。

(50)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65页，天命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5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4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52)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69卷，第9页，十三年九月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53)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31卷，第3页，十年八月辛酉，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54) 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第20卷，第18页，清刻本。

(55) 《明神宗实录》，第568卷，第4页，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6) 薛三才：浙江定海人，万历进士，历官都给事中、布政使、宣府巡抚、蓟辽总督、兵部侍郎、署理兵部尚书、兵部尚书等。抚顺之役，薛为署理兵部尚书。推为兵部尚书，他疏辞，既未御定，也未允辞。大学士方从哲疏催，不报。到万历四十七年四月辛未，薛三才“昼夜不交睫者五阅月，遂以劳瘁卒于京师”。《明神宗实录》载以“兵部尚书薛三才卒”奏报，但《明史·七卿表》兵部尚书中却无其名。真是明廷官场的一笔糊涂账。

(57) 《明神宗实录》，第568卷，第7页，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8) 《明神宗实录》，第194卷，第8页，万历十六年正月己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9) 《明神宗实录》，第366卷，第5页，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辛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0) 《明神宗实录》，第534卷，第13页，万历四十三年七月癸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1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62) 《明神宗实录》，第569卷，第3～4页，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甲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3) 《明神宗实录》，第570卷，第5页，万历四十六年五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4) 《明史·食货志二》，第78卷，第190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65)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27卷，第44页，十年闰四月乙酉，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66) 《明神宗实录》，第578卷，第7页，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丁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7) 《满洲实录》，第5卷，第13～14页，天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68) 《明神宗实录》，第569卷，第3页，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癸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