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萨尔浒大战



（一）明军的部署

万历帝为报复天命汗攻陷抚顺的公然挑战，决定大举发兵征剿，予后金毁灭性打击。

明朝为惩罚后金的军事进攻，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到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共进行了十个半月的准备。这不能说时间仓促，也不能说不够充分。《明神宗实录》从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开始记载：辽东巡抚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奏报失陷抚顺的当日，万历帝曰：“狡虏计陷边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该地方官相机处置，军饷着上紧给发。其调兵应援，该部便酌议具奏。”这里明确发出一个信息，指示有关官员，商讨防剿事宜。二十七日，署兵部尚书薛三才奏报“奴酋突袭抚顺，分兵四掠”云云。万历帝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辽事十分危急。尔部便会推堪任总兵官一员，令刻期到任，料理军务。一应防御驱剿事宜，着督抚等官，便宜调度，务期殄灭，以奠封疆。”这里又进一步发出信息，由“防剿”到“驱剿”，就是由防御性的攻剿到驱赶性的攻剿。或者说，由防御性的不再失地，到进攻性的收复失地。二十九日，奉旨会议提出两项意见：一是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二是征调募集五万兵员。这是两项具体措施，但是没有制定出总的攻剿方略。闰四月初五日，谕兵部：“辽左失陷城堡，陨将丧师，损威殊甚……经略出关，援兵四集，即合谋大彰挞伐，以振国威。” ⁽¹⁾ 这里再进一步发出信息，由“防御驱剿”到“大彰挞伐”，就是对后金进行大规模的攻剿挞伐。具体如何军事“挞伐”，尚待制定作战方案。

闰四月初六日，管山海关主事邹之易奏三路出师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大兵分为三路，各以大将统领——从广顺间道直走宁宫 ⁽²⁾ 以捣其巢；从叆阳、清河截其前；从辽阳城或走穆家、蒲河，或走懿路、武静（靖），以横遏其冲，突列虎蹲大将军诸火（器）攻于前，助以神枪短刀，渐次而前。并请下诏征叶赫金台失（金台石）、白羊骨（布扬古）以为侧翼等。邹之易的作战方案，其要点有三：一是举兵捣巢，将兵力直指后金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赫图阿拉；二是兵分三路，突出军事重点，主辅密切配合；三是利用副翼，借助叶赫等军队从侧面配合，起策应作用 ⁽³⁾ 。

五月初七日，蓟辽总督汪可受在奏疏中，为落实“大彰挞伐”的谕旨，提出成化三年（1467年）征剿建州女真李满住、董山的军事历史经验。这次以明朝军为主，朝鲜军配合，出兵六万，分为三路，对建州女真——攻其中心、犁其庭穴、焚其屯寨、屠其部民，从而使建州女真衰落，百年缓不过气来。汪可受在奏疏里说：“成化三年，遣兵五万，三道并进；朝鲜率兵万人会剿，此以天威胜也。” ⁽⁴⁾

明辽东经略杨镐根据万历帝“大彰挞伐”的谕旨，吸取蓟辽总督汪可受提出成化三年“遣兵五万，三道并进”征剿建州女真的军事历史经验，参照管山海关主事邹之易“兵分三路、以捣其巢”的作战方案，同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王庭等集议后，正式奏报攻剿后金的进军方略。杨镐攻剿后金方略的要点是：

第一，集中兵力，捣其都城。明朝集中其所能调募到的兵力，将打击的重点汇聚于后金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赫图阿拉。

第二，攻剿大军，分为四路。就是吸取邹之易“兵分三路”加上成化年间的朝鲜东路出兵的经验，共分为东、西、南、北四路。

第三，作战方法，分进合击。四路大军，各设主将，分路前进，共同合击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

第四，借助外力，形成侧翼。就是吸取邹之易用叶赫军的建议和成化间用朝鲜军的经验，借助叶赫的骑兵和朝鲜的军队，从东路和北路，形成侧翼，配合作战。

所以，杨镐攻剿后金的作战方案，是吸收邹氏方案与成化方案而形成的复合方案。杨镐攻剿后金方案的特点是：攻剿大军，分为四路，分进合击，捣其都城。

西路，即沈阳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总兵官杜松为主将，以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为左右，以其标下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刘遇节、原任参将龚念遂、原任参将柴国栋，原任游击王浩、张大纪、杨钦、汪 ⁽⁵⁾ 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备御杨汝达等为隶属，以分巡兵备副使张铨为监督，以按察司经历左之似为赞理。此路官兵二万余人，总兵官三员，为四路大军之重点，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克素浒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即开原路，从靖安堡出边，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以开原管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管铁岭游击事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丁碧、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游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原任守备江万春等为隶属，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为监督，以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并有叶赫军二千余人助攻，以庆云管游击事都司窦永澄监叶赫军。此路官兵二万余人、叶赫兵二千余人，由靖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即清河路，从鸦鹘关出边，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职标下左一营管游击事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清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备御徐成名、加衔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为隶属，以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为监督，以推官郑之范为赞理。此路官兵二万余人，从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即宽奠路，从凉马佃出边，以总兵刘为主将，以管宽奠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兵营备御周翼明等为隶属，以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为监督，以同知黄宗周为赞理。同时，明朝咨文朝鲜国王李珲，派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兵一万三千人，受总兵官刘节制，并以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为监军。宽奠路由凉马佃出，会合朝鲜军，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 ⁽⁶⁾ 。

另外，清河东、叆阳西尚有一路，亦可通赫图阿拉，但因山险路狭，林木蔽空，只派轻兵出奇，张疑设伏，以听临时相机调度。

兵分四路，出边之后，须合探合哨，声息相闻，脉络相通。各路的监军，兼管催办粮草，纪籍功罪，招收降人。

辽阳和广宁为明朝辽东根本重地，以原任总兵官、前府佥书官秉忠、辽东都司张承基，领兵驻守辽阳；又派新添总兵官李光荣，戍守广宁。各领兵马，以备不虞。

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各路粮草 ⁽⁷⁾ 。

同时制定赏罚条例。

其悬赏规格：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擒斩其八大总管（八大贝勒）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擒斩其十二亲伯叔弟子侄及有名头目等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被掳如李永芳等、投虏如佟养性等，若能俘献努尔哈赤，俱得免死。还规定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擒斩努尔哈赤，给与建州敕书并封龙虎将军。上述赏格，经题奉钦准，已榜示中外，并传播到女真地区 ⁽⁸⁾ 。

其严惩条例：经略杨镐制定并奏闻《罚约备款》。《罚约备款》共十四条：一、各路信地，距奴地城寨计道途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二、本路虽杀贼收兵，见别路为贼所乘，不即救援者，明系观望，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三、主将与将领、千把总及军士，或有私仇于阵中乘机陷害者，审实处斩。四、官军临阵退缩不前者，登时立斩。五、马步兵前队以冲锋陷阵破敌为功，不许割级，俟贼败走之后，方许后队割级，验功之时，前后三七分赏。如贼未败，而争先割级、来抢级者皆斩。六、临阵私逃及诈称病规免者斩。七、营中畜藏妇女者斩。八、营中不加谨严，致失火延烧火药粮草者斩。九、杀中国被掳人民报功者斩。十、滥杀投降夷人及老幼妇女充功者斩。十一、争夺高丽及北关所获首级者斩。十二、攻克贼寨争抢财物致有失机者斩，仍罪及本路将领。十三、俘获贼属子女及被掳汉人妇女隐匿不报者斩。十四、督运及护粮草官违误军兴者斩 ⁽⁹⁾ 。

杨镐的上述方略，当时就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巡按张铨在奏疏中说：“奴之山川险易，诸将未必悉谙。今悬军深入，保无抄绝？且突骑野战，夷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以短击长，以劳赴逸，以客当主，非计之得。夫以文皇帝之神武，兵精将勇，而胪朐河之战，五将不还，全军歼焉。则出寨之役，奈何轻言！” ⁽¹⁰⁾ 明确提出不同意举兵进剿后金。

当然，上述意见，无人理会。

分派既定，举行誓师。

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会集征讨努尔哈赤兵马誓师。杨镐宣布《罚约备款》十四款，并取尚方剑，令将抚顺临阵先逃、已经题明正法的指挥白云龙，当场枭首示众。但在祃祭时，大将屠牛刀不锋利，“三割而始断” ⁽¹¹⁾ ；刘招孙在教场驰马试槊，木柄蠹朽，槊头堕地。誓师后，经略杨镐等令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直捣赫图阿拉。

经略杨镐为诸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各路兵总共十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以张扬声势。杨镐既庸懦昏聩，又骄躁寡谋。定于二十一日分道出师，分进合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适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复改为二十五日。

明朝经过十个月的酝酿和准备，各路援辽兵马齐集辽阳。但兵马未及休息喂养，明廷求胜心切，又恐师老财匮，便趋杨镐进兵。虽出师日期已定，但突然天气变化，二月十六日，天降大雪，杨镐奏请延至二十五日出师，朝廷不同意。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连发红旗，催杨镐进兵。方从哲接到延期出师奏报后，在三月初一日，为万历帝草拟谕帖一道，令兵部传谕东征将士，用示鼓舞。

杜松因大雪迷路，请缓师期。刘也以未谙地形，再请缓师。杨镐勃然大怒道：“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 ⁽¹²⁾ 遂悬尚方剑于军门，以阻谏缓期出师者。

杨镐只图侥幸取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于天气、地理、军心、敌情，他一概不顾，便大张旗鼓地下令出兵。

兵法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之下。”但明军尚未出动，军期早已泄露。据山西道御史冯嘉会言：

我师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在在设伏……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 ⁽¹³⁾

明军浩荡，来势凶猛，天命大汗，如何对策？四种方法，可供选择：其一，军民一体，破釜沉舟，硬拼死守，迎战明军；其二，彼强己弱，坚壁清野，化整为零，全面退隐；其三，黄红白蓝，四旗四路，立军令状，各自为战；其四，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快速机动，各个击破。天命汗努尔哈赤没有选择前三种方案，因为那是或莽撞、或消极、或愚蛮的兵略，而是采取明智积极的迎战兵略。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的部署、师期，便确定了迎击明军的战略原则。经略杨镐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努尔哈赤并没有分散兵力，四面出击，而是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快速机动，各个击破。他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¹⁴⁾ 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明军。他在确定反击明军的战略原则之后，又“调度安排，机构周密” ⁽¹⁵⁾ ，作出相应准备：操练兵马，整备器械；派出哨骑，搜集军报；查勘地形，寻机设伏；坚壁清野，埋粮填井；撤回各路屯寨兵民，将力量集中到赫图阿拉，攥成一个拳头——迎击来势汹汹的明军。

（二）大战的经过

明军抚顺路主将总兵官杜松，率所部二万余官兵，二十八日从沈阳起行，二十九日至抚顺关。杜松是一员勇健虎将，但刚愎自用，骄傲轻敌，鲁暴无谋，急贪首功。史载：

松，榆林人 ⁽¹⁶⁾ 。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被召过潞河，裸示人曰：“杜松不解书，第不若文人惜死。”体创如疹，潞人为挥涕。松方出师，牙旗折为三，识者忧之。李如柏阳洒酒拜送曰：“吾以头功让汝。”松慷慨不疑。临行携杻械自随，曰：“吾必生致之，勿令诸将分功也。”如柏复遣人语之曰：“李将军已自清河抵敌寨矣！”松踊跃向前。 ⁽¹⁷⁾

明军西路总兵杜松抱着生擒努尔哈赤而将其杻送到京师献俘的必胜信心，统帅西路军急速前进。杜松统领的抚顺路大军，于二月二十八日离开沈阳，当日夜出抚顺关。约定于三月初二日，兵次二道关，合营前进。建州女真为防御明军进剿，曾依马尔墩岭（今青龙山）的险隘形势，修筑三道关：头道关，即雅哈尔关，在马尔墩岭东麓；二道关，即代珉关，在马尔墩岭上；三道关，即扎喀关，在马尔墩岭西麓。三道关即扎喀关往西，苏子河与浑河交汇之处，就是萨尔浒山口。

三月初一日，西路杜松军出抚顺关后，头盔似海，刀枪如林，星夜燃火炬，日驰百余里，急度五岭关，直抵浑河岸。杜松执意渡浑河，诸将请宿营稍息，不听；总兵赵梦麟谏之，也不听；车营将官恳止，竟发怒 ⁽¹⁸⁾ 。杜松酒意正浓，袒露胸怀，挥舞大刀，裸骑径渡。众将请他披甲，杜松笑道：“入阵披坚，非夫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 ⁽¹⁹⁾ 遂乘兴麾兵，横渡浑河。先是，努尔哈赤派人在浑河上游筑坝蓄水，至是“决上流，师冲为两” ⁽²⁰⁾ 。兵士们脱衣涉河，陡然水涨，“水深没肩” ⁽²¹⁾ ，淹死多人。辎重渡河困难，“尚遗车营、枪炮在后” ⁽²²⁾ 。杜松率前锋渡河后，俘获女真十四人，焚克二栅。他一面疾书报捷，一面策骑急驰，追向二道关。这时，后金于界藩四百伏兵，在萨尔浒谷口，待杜松军过谷口将半而击之。这支伏兵追至界藩渡口，与筑城夫役汇合，占据界藩山（铁背山）上之吉林崖。明人记载：“伏夷突起，约三万余骑，与我兵对敌。松率官兵略战数十余阵，欲图聚占山头，以高临下。不意树林复起伏兵，对垒鏖战。天时昏暮，彼此混杀。而车营枪炮，以浑河水势深急，拥渡不前。” ⁽²³⁾ 杜松军到萨尔浒山口，天已黑，扎营寨。但是，龚念遂所率的车营，因辎重行缓而未能渡河，后驻营于斡珲鄂漠。

后金探骑不断地到赫图阿拉向努尔哈赤报警。被派往西方的探骑先报：“昨二十九夜，见明国兵执灯火出抚顺关。” ⁽²⁴⁾ 派往南方的侦骑又报：“清河路也发现敌兵！”天命汗向诸贝勒大臣分析错综复杂的敌我态势，认为明军主力一定会先从西面抚顺方向来。努尔哈赤命令：派兵五百名防守南路；以左翼四旗和右翼四旗共八旗兵驰向萨尔浒——“全军向西方” ⁽²⁵⁾ ，迎击杜松军。

三月初一日，杜松军驰至萨尔浒。萨尔浒，位于界藩山（铁背山）下浑河南岸处（今大伙房水库）。铁背山（界藩山）在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南杂木镇高丽营子村南三里地方，浑河与苏子河汇合处迤东，悬崖峭壁，山势险要。山石陡崖，即吉林崖。浑河从东北向西南、苏子河从东南向西北，在界藩山（铁背山）的西山脚下汇流，山麓下浑河南岸就是萨尔浒（今抚顺市李家乡竖碑村西北十里一带地方），萨尔浒山与界藩山（铁背山）隔河相望 ⁽²⁶⁾ 。其时，东路刘军虽二月二十五日出宽奠，但因约于凉马佃会朝鲜军，尚在马家口一带行进中；北路马林军二月二十九日出铁岭，也因叶赫兵尚未出动，后金砍树塞道阻滞，尚在途中；南路李如柏军，是日则刚出清河行向鸦鹘关，且行动迟缓。杜松骁勇鲁莽，贪功急进，孤军突出，驰驱至萨尔浒，分兵为三：以一部在萨尔浒山结营；亲自率领另一部进抵界藩城下吉林崖，准备攻打界藩城；后进辎重由龚念遂率领在斡珲鄂漠扎营。

同日早上，努尔哈赤即派大贝勒代善，带领众贝勒大臣及八旗军，前往萨尔浒迎敌。明军在进抵萨尔浒之先，前军遭遇八旗兵的伏击，后军又受到八旗兵的截击，兵伤马毙，锐气大挫。他们抵萨尔浒后，占据山上，居高临下。明军大营，战车环阵，外列火器，旗鼓壮威，准备进行一场厮杀。时侦骑明军清河路有警急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大贝勒代善道：“清河之界，道涂逼仄，地势崎岖，纵有兵来，未能骤至。我兵惟先往抚顺，以逆敌兵。”午后，大贝勒代善率领八旗兵过扎喀关到赫济格，得报：杜松指挥明军一部要进攻吉林崖，而其另一部在萨尔浒山上结阵。代善立即派兵千人增援吉林崖，并要命令右翼四旗进攻吉林崖杜松军。这时，努尔哈赤赶到军前，询问代善作战部署后，决定先集中兵力，破萨尔浒明军大营。天命汗说：现已申时，天色已晚，命左翼四旗和右翼二旗共六旗兵，先攻击萨尔浒明军，此兵败走，界藩明军，自必动摇 ⁽²⁷⁾ 。待击败萨尔浒明军之后，再增援吉林崖的后金兵。遂命六旗兵驰向明军萨尔浒大营，并以另二旗兵前去牵制吉林崖杜松大营。于是，努尔哈赤遣六旗兵四万余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突然猛攻萨尔浒山的明军。他令六旗先锋军，向萨尔浒山明军仰攻冲杀。明军立营结阵，放火铳，发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八旗兵仰面扣射，万矢如雨；铁甲骑军，奋力冲击。在震撼山岳的呐喊中，如风暴，似雷霆，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努尔哈赤的军事才能是最善于使用骑兵，铁骑集中于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粉碎联队，驱散步兵，这便是他胜利的秘诀。天命汗的骑兵，纵横驰突，越碍破阵，厮杀蹂躏，所向披靡，一鼓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

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的六旗铁军，麾师驰援吉林崖。时进攻吉林崖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营陷没的败报，军心已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上压下来的后金兵，士气更颓落。时后金军攻打萨尔浒的六旗兵同部署在吉林崖的两旗兵共八旗兵，聚集汇合。吉林崖上后金军，与山下后金援军，上下夹击，合力进攻。明西路抚顺军主将杜松，亲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欲图聚占山头” ⁽²⁸⁾ ，但不意树林伏兵四起，天时昏暮，彼此混杀。八旗劲旅在河畔与莽林，山麓与谷地，以数倍于杜松的兵力，将明军团团围住。明军点燃火炬，从明击暗，铳炮打入丛林，野草瑟缩，万木染红。八旗军矢发风落，从暗击明，万矢射向明垒，矢孔沥血，伤兵呼叫。明军抚顺路主将杜松，虽眼发火光，左右冲杀，但矢尽力竭，落马而死。据从石洞和积尸中逃生的朝鲜援明杜松军炮手李守良所目击言：“贼自东边山谷间迎战，又一阵从后掩袭，首尾齐击。汉兵收兵结阵，贼大噪薄之；汉兵亦哈喊齐放，贼中丸中马者甚多。方谓酣战，贼一大阵，自山后下压，汉兵大败。……贼从山上乱下矢石，我军百余人及汉兵数千皆死。贼四面合围，厮杀无余。” ⁽²⁹⁾

平原、山冈、河谷、树林，都被溃军塞满了。杜松部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甲仗山积，全军覆没。后金军又北追明军溃卒二十余里，至硕钦山，胜利而返。《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皆没于阵，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 ⁽³⁰⁾

然而，明杜松军的官兵，不乏英勇顽强者。朝鲜李民寏据在赫图阿拉听努尔哈赤奴仆所言而记载：“西路天兵一阵极精勇，胡兵几不能挡。” ⁽³¹⁾ 虽个别兵士英勇，但不能改变全军命运。明军统帅协调的无能，西路主将指挥的错误，直接导致明军抚顺路大军萨尔浒之败。

杜松萨尔浒之败，明人责咎其有“六失” ⁽³²⁾ 。此论有对有错，留待后文评论。杜松、王宣、赵梦麟三位总兵，都是陕西榆林人，俱为将略世家，都是明军中杰出的将领。杜松骁勇过人，久历封疆，屡获奇捷，至是以援辽起升为山海总兵。经略杨镐命杜松从抚顺出边，以王宣与赵梦麟为左右。杜松奋勇喜功，介马疾驰；努尔哈赤素惮杜松，因而谨慎对待，厚集伏兵，以计诱之，遂为所中。论者谓：杜松虽骁勇惯战，却刚愎寡谋，身死军没，在所难免。其实，杜松悬军深入，长途疾驰，不谙地形，构成己短；而突骑野战，据险设伏，又为八旗军所长。所以，努尔哈赤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长制短，以客为主，以合迎分，以智斗勇，打败杜松而获得萨尔浒之捷。因萨尔浒一战，是此次战争明军与后金军的首战，明军惨败而后金军大胜，所以史称这次整个战争为萨尔浒之战。

八旗兵刚击败杜松军，侦骑又飞报开原路马林军至。北路开原马林军，本应三月初一日出口，却于初二日午时到三岔口。时马林闻杜松已于初一日出抚顺口，急率军“出三岔口，营稗子峪，夜闻杜松败，林军遂哗” ⁽³³⁾ 。天明，与八旗军相遇；其时，杜松、王宣、赵梦麟已经败殁。

初二日，北路总兵马林军在萨尔浒西北三十余里富勒哈山的尚间崖安营，浚壕堑，严斥堠。先是，马林领开原兵，从三岔儿堡（今辽宁铁岭三岔子村）出边，营于稗子峪。夜间闻后金陷杜松军，军中遂哗。及旦，后金军至，马林甚为恐惧。马林见杜松兵败，所部军哗，急忙转攻为守：马林亲自率军营尚间崖，依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壕外排列骑兵，骑兵外布枪炮，火器外设骑兵，壕内布列精兵，开原兵备佥事、监督潘宗颜率军在其三里外斐芬山扎营。于是，马林军结成“牛角阵”。同时，杜松后部龚念遂在斡珲鄂漠结营，两营相距数里。这样，北路军的马林营、潘宗颜营同西路军余部的龚念遂营，组合成“品”字形阵，抗击后金军的进攻。明北路军主将马林，将门出身，好诗文，工书法，交游名士，自许甚高，图虚名，无将才 ⁽³⁴⁾ 。辽左用兵，命为主将，他率领北路开铁军，自以为“牛角阵”既能互相救援，又能以战车和壕堑阻遏后金骑兵的驰突，以炮铳和火箭制服后金的弓矢。但他消极防御，兵力分散，鼎足成阵，各营茧缚，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给后金八旗军提供可乘之机。

聪明的努尔哈赤尽管有三倍于敌的兵力，却没有分兵围攻明军的三个营垒，而是集中兵力，先砍其“品”字形阵的一点——龚念遂营。龚念遂为杜松军的一支，未能同本部汇合，时杜松在萨尔浒、吉林崖两营覆没，而成为孤雁。参将龚念遂、游击李希泌统领步骑，楯车屯营，环营浚壕，排列枪炮，严密防守。努尔哈赤攻打龚念遂营，也没有四面包围，而是亲自率领一千精骑，命四贝勒引骑兵，朝着其薄弱的一隅猛冲，“攻打进去，推倒楯车” ⁽³⁵⁾ ，突破一个缺口。八旗兵像洪水似地从缺口涌进龚念遂营，骑兵踩撞着死人和活人，冲突、砍削、狂奔、蹂躏，龚念遂营破战死，全营败没。日午，努尔哈赤在斡珲鄂漠得胜之后，跃马急驰尚间崖。

尚间崖的马林营防守严整。努尔哈赤急命：“先据山巅，向下冲击。” ⁽³⁶⁾ 他见马林营内与壕外兵汇合，又命：“停止攻取山上，下马徒步应战。” ⁽³⁷⁾ 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兵鼓勇急进，冲向马林营。营中明军发鸟枪，放巨炮，但“火未及用，刃已加颈” ⁽³⁸⁾ 。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利刃飞舞。后金兵受伤者甚多，勇将扬古利不顾“被伤者勿行”的旨令，“独裹创” ⁽³⁹⁾ ，率牛录额真驰击，兵马齐拥激战。正在酣战之际，马林恐甚，策马先奔。《明神宗实录》记载：“及旦，敌至，林甚恐，遂提部下兵，避其锋以去。”副将麻岩战死，主将马林以数骑遁，余众大溃，全营皆没。马林二子——燃、熠，也战死于尚间崖。明马林军兵败惨状：“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 ⁽⁴⁰⁾ 努尔哈赤攻下尚间崖马林营，又马不停蹄地驰往斐芬山潘宗颜营。

在斐芬山的潘宗颜据山扎营，楯车为垒，环列火器，督军坚守。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军，令一半兵下马，重甲兵持刀枪在前，轻甲兵操弓矢在后；另一半兵骑马，包围斐芬山——步骑冒死前进，仰山而攻 ⁽⁴¹⁾ 。潘宗颜“奋呼冲击，胆气弥厉” ⁽⁴²⁾ 。明军居高临下，施发火器，八旗军拼死冲击，突破营阵，两军混战、周旋、厮杀、肉搏。炮队迎步兵，铁骑冲炮队；蜿蜒动荡，血肉横飞。马林“牛角阵”的另一只犄角也被砍掉，潘宗颜营溃战死，其死时“骨糜肢裂，惨不忍闻”，年三十六 ⁽⁴³⁾ 。时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约助明兵，与潘宗颜合，至开原中固城，闻明兵败，大惊而遁” ⁽⁴⁴⁾ 。据《明神宗实录》载述潘宗颜战况：马林避锋逃遁，潘宗颜独留殿后，他“奋呼杀贼，胆气益厉。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通判董尔砺等，及所部健丁，冲突鏖战，贼死者枕藉。自辰至午，力竭不支，遂同时遇害”。《明神宗实录》记载：“宗颜，字士潜，万全都司保安卫人，能诗赋，善古文辞，至天文、兵法，亦时时玩习。为诸生，便究心时事，有筹边赋及韬略十二对。癸丑，成进士，授户部主事。” ⁽⁴⁵⁾ 潘宗颜见辽事危急，条具奏议，未受重视，遂挺身关外，往督辽饷。时开原道缺，特用补任，值四路出师，为北路监督。至是，殉职。

至此，明北路马林军，除主将马林仅以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覆没。先是，开原道兵备佥事潘宗颜知马林无将才，在出师之前致书经略杨镐言：“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 ⁽⁴⁶⁾

杨镐刚愎不听，果然马林兵败。

初三日，努尔哈赤败抚顺路杜松军和开原路马林军后，又接到侦骑驰传明总兵刘由宽奠进董鄂路、总兵李如柏由清河进虎拦路的警报。他派一支军队往南方防御清河路李如柏军，又派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率兵一千前往迎敌，再派二贝勒阿敏带兵二千设伏山谷，以待刘军。他初步安排后，先集结于古尔本，又来到界藩，杀八牛祭纛告天，庆祝连破两路明军的胜利，并激励将士去迎接新的驰突。努尔哈赤在界藩祭告后，夜里返回赫图阿拉。初四日凌晨，努尔哈赤率兵四千留守赫图阿拉，待南路李如柏军，坐镇指挥；命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统领八旗大军，疾驰阿布达里冈，迎击明东路宽奠刘军。先是，原定东路宽奠刘军二月二十五日出口。刘则于二十六日，自宽奠过亮马佃到榛子头地方，同朝鲜军联营。二十九日，刘点发领兵前进，路上遭遇后金兵的埋伏。他率军一面少有斩获，一面缓慢行进。

刘，江西南昌人，抗倭名将刘显之子，是明军中与杜松齐名的勇将。他身经大小数百战，名闻海内。善用大刀，“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 ⁽⁴⁷⁾ 。善弓马，如尝“命取板扉，以墨笔错落乱点，袖箭掷之，皆中墨处。又出战马数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喷鸣跳跃，作临阵势，见者称叹” ⁽⁴⁸⁾ 。又嗜酒，每临阵饮酒斗余，激奋斗志。刘受命之后，二月二十五日刚出宽奠，天时不利：“风雪大作，三军不得开眼，山谷晦冥，咫尺不能辨。” ⁽⁴⁹⁾ 他率领一万余人器械龃龉、又无大炮火器的混杂队伍，同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统领的一万三千人会师后，在不得天时地利的险远道路上行进。如二十七日“过涉横江，比鸭儿河深广，少有雨水，渡涉极难。鸭儿河凡四渡，深没马腹，水黑石大，人马艰涉。军人各持行装，未到半路，疲惫已甚。所赍之粮，亦已垂尽” ⁽⁵⁰⁾ 。在刘驰往赫图阿拉的路上，不仅峻岭险隘，大川萦纡，山径崎岖，丛林密布；而且后金设置路障，坚壁清野。如朝鲜《光海君日记》载：“贼新斫大木，纵横涧谷，使人马不得通行，如此者三处。且斫且行，日没时到牛毛寨 ⁽⁵¹⁾ 。原有三十余胡家，已经焚烧，埋置米谷。” ⁽⁵²⁾ 后金屯寨埋藏粮谷，宽奠路军粮不继，朝鲜兵尤甚，其“三军不食，今已屡日” ⁽⁵³⁾ 。军粮短缺，行军迟缓，至三月初二日始到深河（今桓仁满族自治县二户来镇附近）。深河离牛毛寨六十里，山路险隘，官兵饥馁，行军竟三日。这时杜松和马林军已经败没，刘却全然不知。在这段艰难的行军中，宽奠路明军几经小的战斗，“生擒斩获共二百一名颗” ⁽⁵⁴⁾ ，其中除女真游骑外，多为屯寨妇幼。刘焚克十余寨，“军声大震” ⁽⁵⁵⁾ 。时后金牛录额真讬保、额尔纳、额黑乙率五百人诱敌。刘中了努尔哈赤的诱兵之计：“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诱战，连诱连退。” ⁽⁵⁶⁾ 额尔纳、额黑乙战死，讬保引金兵与扈尔汉军合，伏兵山隘，严守以待。刘继令哨探侦察前路，回报称：“嘉哈岭外，绝无贼警。”刘信以为真，命令军队：一面分掠屯寨粮食，一面不成行伍行进。明东路宽奠刘军，进至距赫图阿拉约七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今老道沟岭）。它位置在今老道沟岭南麓富沙河谷地带，地形复杂，易于设伏。刘军陷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在阿布达里冈的埋伏之中。

初四日，努尔哈赤派去迎击刘的八旗军互相配合：扈尔汉率千人设伏山隘；皇太极等率右翼四旗兵，隐伏在阿布达里冈山上的丛林里；二贝勒阿敏率兵潜伏在冈的南谷，待放过刘军一半之后，拦腰截击；四贝勒皇太极引右翼兵登山，以待下击 ⁽⁵⁷⁾ ；大贝勒代善等率左翼四旗三万官兵，自冈之西向东夹攻之；又派降顺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卒，赚诱刘：

建州兵得杜松号矢，使谍驰绐之，令亟来合战。曰：“同大帅，乃传矢，裨我哉！”谍曰：“主帅因事急取信耳。”曰：“殆不约传炮乎？”谍曰：“塞地烽堠不便，此距建州五十里，三里传一炮，不若飞骑捷也。”首肯。 ⁽⁵⁸⁾

谍骑驰报，努尔哈赤密令以刚缴获的杜松军大炮，燃炮“传报”。刘军在阿布达里冈山谷的行进途中，“遥闻大炮三声，隐隐发于东北” ⁽⁵⁹⁾ 。刘听到“信炮”声，以为西路杜松大军已到，唯恐杜松独得头功，急命火速进军。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隘路险夷，马不能成列，兵不能成伍，刘督令兵马单列急进。

刘亲率精锐的前锋部队行到阿布达里冈地带 ⁽⁶⁰⁾ ，隐伏在山麓、溪谷、丛林、险隘中的后金伏兵四起，阿敏、达尔汉侍卫等率兵从瓦尔喀什 ⁽⁶¹⁾ 沟谷密林突出袭击，将刘军拦腰切断而攻其尾部。刘被前诱后逼到阿布达里冈的瓦尔喀什旷野，与后金军主力相遇。这时努尔哈赤设计骗刘：

奴酋设计诱之，用杜松阵亡衣甲、旗帜，诡称我兵，乘机督战。始开营，遂为奴酋所败。 ⁽⁶²⁾

皇太极等率兵从山上往下驰击，似山洪暴泄，漫山冲杀。

后金军山上官兵下冲，山麓伏兵四起，上下夹攻，首尾齐击，弥山满谷，四围厮杀。刘奋战数十合，力竭败死。其养子刘招孙冲突力救，亦死。据史载：

建州兵假杜将军旗帜奄至，不之备，遂阑入阵，阵乱。中流矢，伤左臂。又战，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自巳至酉，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刘招孙救之，亦死。 ⁽⁶³⁾

刘招孙之勇，实令人惊叹：“有刘招孙者，帐下卒也。负尸，手挟刃，与我军相格，亦被杀。” ⁽⁶⁴⁾ 是战，明人史书亦载：

败兵逼山诱我，守备马进忠单骑入贼阵，贼惧收兵，屯扎山箐，我兵亦用壁相距。令奴中猝张抚顺军帜，讹言杜将军战胜合兵。刘将军不及擐甲开营，而夷兵猛炽，二万人合围。自巳至酉，我兵冲破数阵，奴以胜兵之锐，当深入之疲，将军脸被一矢，又戳一刀，毕命。 ⁽⁶⁵⁾

东路宽奠军主将刘身死兵败 ⁽⁶⁶⁾ ，后有数千浙兵败屯山上，据目击者记：“胡数百骑，驰突而上，浙兵崩溃，须臾间，厮杀无余。目睹之惨，不可胜言。” ⁽⁶⁷⁾ 这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的可怜步兵，惨遭后金铁骑横杀，抛尸异地富察荒野！明军东路宽奠刘军败殁的战场，当时目击者记载：从富察通往嘉哈的道路上，“所经僵尸如麻，数十里不绝”。

阿布达里冈的刘军失败之后，代善等移师富察 ⁽⁶⁸⁾ ，进击监军康应乾统领的刘余部及助明作战的朝鲜兵。在明监军乔一琦游击的督催下，姜弘立率朝鲜兵于四日到达距阿布达里冈的富察之野。都元帅姜弘立下令军队，分左、中、右安营，自驻中营固拉库崖。营刚扎下，代善统领数万骑兵冲向富察，漫山遍野，烟尘蔽天。此前，四贝勒皇太极破刘兵后，复击败明海盖道康应乾军；二贝勒阿敏、扈尔汉得胜后，遇明游击乔一琦兵，乔兵败，乔一琦率残兵奔向朝鲜兵营。至是，后金兵进攻朝鲜兵营，当朝鲜左右营兵铳炮初放，还没有来得及再燃之时，后金骑兵已突入营中。朝鲜的兵卒，被纸作甲，柳条为胄，饥馁数日，饿渴并剧，“欲走则归路断绝，欲战则士心崩溃” ⁽⁶⁹⁾ ，进退两难，无可奈何。这时代善指挥八旗兵对朝鲜军，分作两路，加以包围。

朝鲜军偃旗息纛，遣官求降，代善同三大贝勒等商量后，同意朝鲜军派官前来商讨。姜弘立派官到代善大营说：“此来非吾愿也。昔倭侵我国，据我城郭，夺我疆土，急难之时，赖明助我，获退倭兵，今以报德之故，奉调至此，尔抚我，我当归附，且我兵从明将士攻战者，已被杀，此营中皆高丽兵也。明兵逃匿于我，止游击一人，及所从军士而已，当执之以献。” ⁽⁷⁰⁾ 后金命其主将先来。姜弘立以恐军乱逃窜为由，派其副元帅金景瑞到代善大营，作为人质留宿后金军帐中。

初五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投降 ⁽⁷¹⁾ ，后金景瑞被杀 ⁽⁷²⁾ 。他们在投降大贝勒代善前，将朝鲜营中明游击乔一琦及其随从之兵驱赶下山，送给后金军。明监军乔一琦走投无路，留下遗书，投崖而死（一说自缢而死） ⁽⁷³⁾ 。

明军杜松抚顺路、马林开原路、刘宽奠路相继败北，经略杨镐急檄清河路李如柏回师。李如柏，为李成梁第二子，由父荫为锦衣千户，放情酒色，贪淫跋扈。后家居二十年，以辽东用人，起自废籍。李如柏怯懦蠢弱，出师滞缓，他从清河出发，于三月初一日巳时才出鸦鹘关口。鸦鹘关（今新宾苇子峪镇境内）西南距清河堡一百里，东北距赫图阿拉八十里。李如柏军行动缓慢，还没有同后金军交锋，他接到杨镐檄令后，急命回军。后金牛录额真武理堪，受命率二十名哨骑在虎栏山巡逻，见李如柏退师，在山上鸣螺，作召集大军追击状，李如柏军大惊。武理堪率军机智地呼噪下击，斩杀四十人，获马五十匹。明军大乱，奔走相践，死者千余人。据《清史列传·武理堪》所载：

武理堪率二十骑至呼兰山，见敌军行山麓，乃于山巅驻马大呼，弓手四顾，为指麾伏兵状。敌望见惊溃。武理堪遂纵骑疾驰击之，斩四十人，获马五十。敌相蹂躏，死者千余。 ⁽⁷⁴⁾

《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和《明史·李如柏传》也作了类似的记述。上述记载，虽不免张饰，但可以看出李如柏退师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惶之状。

李如柏退师之后，明朝言路极愤，劾其与努尔哈赤有香火情，因之，李如柏逗留观望，努尔哈赤也一矢未加。户科给事中李奇珍疏劾李如柏娶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女为妾，现生第三子，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 ⁽⁷⁵⁾ 之谣。李如柏逃回清河，言官交章论劾。诏命李如柏还京候勘，即入都城，言者不已。《明史·李如柏传》记载：“如柏惧，遂自裁。”

至此，明朝进攻后金的萨尔浒大战，以明朝军失败，后金军胜利而结局。

（三）胜败的原因

研究萨尔浒大战，有相关的三个问题，就是双方兵力、胜败原因和历史影响。

第一，萨尔浒大战的双方兵力。

明军和后金军在萨尔浒大战中所投入的兵力，各书记载，出入很大。

明军在萨尔浒之战的兵力，各书记载，相差悬殊。明军最少的数字是七万多人，《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十一日，杨镐奏称：“盖奴酋之兵，据阵上所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岂能相敌！”这个数字是杨镐在杜松战败后向朝廷奏报中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强调“敌众我寡”，为自己开脱责任。同书载巡按辽东陈王庭奏称：“援辽民［兵］马除续调川、陕三万未到外，据臣亲查点过，主客军丁各四万有奇”，就是说八万多人。此外，《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作十万人；《辽广实录》作十二万人；朝鲜《光海君日记》作十四万人。后金方面的数字，其出入更大，《清太祖实录》作二十万人、号四十七万等；《清史稿》作二十万人；《清鉴辑览》作二十四万人；《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作“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上述后金所列的数字，依据明人的宣传，并无实际根据。他们往多里说明军的数字，是为着讥笑杨经略的无能和天命汗的睿智。

上述数字都是当时双方或奏报或张扬的数字，当然是既不客观，也不真实。至于朝鲜记载的数字，不是第一手资料，也缺乏真实性。事情过后，两个数字，比较客观，值得参考。

一个是后任辽东经略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的记述。他说：“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总等军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⁷⁶⁾ 上述统计数字，明军死亡、阵回官兵的总数为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多一些，因为未死的“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军丁，只是“今阵回见在并召集官军”，其“生还现在并未召集回营”者，也会有一定的数量。

另一是兵部尚书黄嘉会奏言：“辽自三路败创，开铁继陷，文武将吏陨命者不下三四百员，军丁亦不下四五万人。” ⁽⁷⁷⁾ 同期，兵部、户部合奏萨尔浒之战抚恤死亡官兵数字，同兵部尚书黄嘉会、后任辽东经略王在晋记述的数字大体吻合。

此外，朝鲜兵的数字。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自昌城渡江。”李民寏《栅中日录》记载：“元帅令生查勘渡江军兵实数：三营兵一万一百余名，两帅票下二千九百余名。”李氏查点的数字总和为一万三千余名。以上两书，数字相符。朝鲜兵总数为一万三千余人。至于叶赫兵数，《燃藜室记述·浑河役》作一万人；《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作“叶赫以二千骑赴三岔”，明师覆。叶赫军为二千余人。

由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萨尔浒之战明军投入前线官兵总数为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另有朝鲜军一万三千余人，叶赫军二千余人，以上合计十万五千余员名。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的兵力，各书记载，相差也殊。最多的数字是杨镐的奏报十万余人。

实际上后金当时没有这么多的兵力。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成八旗，八旗军的人数当是后金的兵数。按八旗制度规定，每一旗包括五个甲喇（参领），每一甲喇包括五个牛录（佐领）。每一牛录规定由三百人组成，实际上每牛录的人数多寡不一。每旗按编制满额算，当时应有二百个牛录；每牛录按满员计，当时每旗人数为七千五百名，八个旗总计为六万人。张铨在萨尔浒之战中，为杜松抚顺路的监军，他奏报说杜松进兵至二道关，遇到后金伏兵突起，约三万余骑。后金其他约有三万，合起来不超过六万。辽东经略杨镐也说过“奴酋精兵约六万余”。这应当是后金在萨尔浒之战投入的总兵力。

从明朝与后金双方的兵力看，的确明军投入的军队比后金的军队数量多。后金军击败明军四路进攻，在战略上确系以少胜多，在战术上又确系以多胜少。明朝因为军队数量多，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后金因为军队数量少，则采取“合进分击”的战术。而在每场战斗中，后金投入数倍于明朝的兵力而战胜明军。

第二，萨尔浒大战的败胜原因。

经略杨镐与努尔哈赤、明朝与后金，在双方决定雌雄的萨尔浒大战中，以明军的溃败和后金军的胜利而结束。

明军在萨尔浒大战中之所以失败，从辽东经略杨镐第一份奏报以来，已经三个半世纪，人们进行了各种分析。军事学家从战争的指挥、战术、战略、后勤等方面加以分析，历史学家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进行论述，他们都各有所见，也各有道理。萨尔浒之战，就战争指挥而言，可以分为主将、经略、兵部、辅臣和皇帝五个层次。战争失败的责任，自然各有其分。但是，责任有大小，事情有主次。战场初败的飞报刚到明军总指挥部沈阳，辽东经略杨镐和巡按陈王庭就分别给万历皇帝呈上奏疏，他们将萨尔浒兵败的责任，首先推给该路主将。杨镐三月十一日奏疏称：“原以二十一日陆续发兵到边，二十五日该宽甸一路出口，初一日该沈阳、开铁、清河三路出口，俱约定初二至二道关，合兵前进。乃总兵杜松出师，要占首功，单马行前，辄弃车营。初一日申时，既已活捉夷贼报功，旋又以焚克二栅报功，而不知其已入贼之伏也。贼以备开铁之兵与备抚顺之兵合而攻之，乌得不败？既初二午时，开铁总兵马林行至三岔，闻杜松已先出一日，亦仓皇疾出，比至二道关，杜松与王宣、赵梦麟兵马时已败亡，又以备抚顺之兵与备开铁之兵合而攻之，何能久支？”杨镐与陈王庭不了解建州的地理、地形，杜松初一日行军到萨尔浒，不仅没有到二道关即代珉关，就是三道关即扎喀关也未到。同日，巡按陈王庭也将失败罪责推给主将杜松：“约三月初一日出口，乃先期兢进，其失一；刚愎自用，其失二；队伍错乱，为贼所击，其失三；擒夷克寨，不加傍哨，致赚贼伏内，被诱不知，其失四；将兵不习，背水而战，其失五；轻骑深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其失六。智不能料敌，谋不能驭众，致二万余官军一时并遭陷溃。至于开铁兵马，初派由三岔出口，马林苦执由靖安出边，临期复由三岔出口。乃抚顺交锋，而该镇未至，比奴众乘胜北驱，守备不设，致虏袭营，兵亦败溃。” ⁽⁷⁸⁾

杨镐作为全军统帅、陈王庭身为监察御史，在奏报中竟无一字自责，而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主将，于事于理不通。

查杜松部二月二十八日从沈阳出发，二十九日出抚顺关，初一日到萨尔浒，应于初二日至二道关；马林部也于初二日至二道关。他们并无抢先或延误军期之罪。当然，杜松、马林自有其责，马林不以殉疆场为职，而以逃遁为先，其罪该斩。杜松之责：一是单马前行，缺乏统一部署；二是分营为三，削弱自身兵力；三是急躁轻敌，被诱陷于埋伏；四是一介武夫，未能统协全军。

近年对萨尔浒大战明军失败原因的研究，视野更为宽广。拙著《努尔哈赤传》中分析，明军失败原因主要在于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指挥失算 ⁽⁷⁹⁾ 。李鸿彬在《清朝开国史略》中认为明军失败原因有三：不得人心，兵民厌战；主帅无能，决策错误；将领不和，互不声援 ⁽⁸⁰⁾ 。孙文良等在《明清战争史略》中，对明军失败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⁸¹⁾ 。《中国历代战争史》作者，特别对统帅杨镐作出论析：“未能统制全局。” ⁽⁸²⁾ 《中国军事通史》著者，则着重论析明军指挥失措 ⁽⁸³⁾ 。

论者或谓其“决策错误”。杨镐吸取成化年间五道分进、朝鲜协攻和蓟辽总督三路出兵、叶赫相助的历史经验与初议方案，而制定“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作战方略，似乎看不出存在明显的错误。论者或谓其政治黑暗。应当说，万历朝后期政治黑暗是事实，也是明军萨尔浒战败的深层因素；但天启朝明廷更加黑暗，宁远之战明军却取得胜利。论者或谓杨镐“意在虚张挞伐”。杨镐调兵遣将为虚张声势，打几个小仗，给上边看的。认为杨镐以举国之精锐、百万之粮饷，分兵四路，大张挞伐，为着打几场小仗、破几座屯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论者或谓：杨镐派抚顺降人到后金下战书是缺乏必胜信心的表现。恰恰相反，这却是明朝狂妄自大的典型表现。

上述分析，都有道理。对明军萨尔浒战败的论析，更应关注其直接要害因素。

在萨尔浒大战中，明军失败原因诸多，其最主要的因素有二：一是统帅指挥失误，二是皇帝用帅不当。

辽东经略指挥失误。辽东经略杨镐作为萨尔浒之战明军的统帅，其主要职责是，调查研究彼己，制定作战方案，选择称职将领，协调各方力量，以实施战略目标。杨镐不懂军事，迂腐执拗，轻躁寡谋，不善协调，对敌方短长虚实、山川险隘全然不知。主帅杨镐兴师，未谙兵家三阵：“兵家有三阵——日月风云，天阵也；山林水泉，地阵也；兵车士卒，人阵也。” ⁽⁸⁴⁾ 经略在三阵未协、七事 ⁽⁸⁵⁾ 未备的情形下，便誓师出兵，对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也未见作预先安排。特别是在选将与协调两个关节上，铸下历史性大错。

关于选将。明军四路，四位主将，马林、李如柏二人，显然不堪任一路方面军的主将。早在出师之前，开原兵备佥事潘宗颜知马林无将才，致书经略杨镐言：“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 ⁽⁸⁶⁾ 杨镐刚愎不听，马林果然兵败。潘宗颜同役身陨，“战没之日，骨糜肢裂，惨不忍闻，年三十六”。李如柏同马林一样，也是庸才懦夫。李如柏为李成梁次子，由父荫为锦衣千户，后官至总兵。他战前已家居二十多年，贪淫跋扈，纵情酒色，时以疆埸乏人起自废籍。临阵怯懦畏敌，见后金哨兵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 ⁽⁸⁷⁾ 。

明军帅与将和将与将之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 ⁽⁸⁸⁾ 。如杜松同刘争魁，马林同杜松互妒，潘宗颜对马林不满，刘对杨镐怨恨等等。而刘对杨镐不悦之色，溢于言表。《李朝实录》记载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和刘的下述对话，可见一斑：“臣问曰：‘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答曰：‘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佃］矣。’臣问曰：‘进兵何速也！’答曰：‘兵家胜筹，唯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已。天气尚寒，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而俺不得主柄，奈何？’” ⁽⁸⁹⁾ 颇有不悦之色。

关于协调。首先是协调时间。刘为常胜之将，上言兵事，未被采纳。谓：“庙堂战守之议未定，将之责委未决，兵之分布未明，即火器、铠仗、车马未备，诸省征发未集，召募者未练，臣故所统旧将卒绎络未至，况今日主兵事者，中无成算，诚有可忧。闻警辄汹汹，危形若旦夕。而稍退，则处堂怡怡，竟置度外。应事过于张皇，绸缪疏于桑土，是宜虑而后动，战乃克胜。” ⁽⁹⁰⁾ 时刘因谤语夺官，失势居里。及奉诏，疏不报，促行急，驰辽东。

其次是协调步骤。“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其关键不是“分进”，而是“合击”。因为：只有合击，才能集中兵力；只有合击，才能重击敌人；只有合击，才能实现预定目标。如果说一路、两路失败，可能由于主将错误，然而三路、四路皆败，则充分说明统帅错误。经略杨镐身为明军统帅，其最主要的职责是协调四路兵马，集结于一点，打击八旗军，实现预定目标。但他致命的错误，是未能将四路兵马，集中汇合，打击后金。

萨尔浒大战，明军遭惨败，问题关键，就是一点，兵分四路，未能合击。杜松急进，马林迟缓，刘迂回，李如柏故拖，参差不齐，无法合击。分路进兵最终是要集中力量，进行“合击”。既使四路不能全合，做到两路合或三路合，也可以形成打击力量。而明军四路，却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或时间就是胜利，或时间就是失败。

经略杨镐指挥失算，是明军萨尔浒之败的直接原因。杨镐既不察敌情，不听谏言，也不熟谙地理，不亲临战阵。他虽议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却分散兵力，西路冒进，击而未合。致主力冒进，分路被破，使明军由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战术上劣势，从而导致四路出师，两双败北。

万历皇帝选帅错误。作为萨尔浒之战明军最高责任者的万历皇帝，最主要的事情是任用辽东经略，批准作战方略。而定下作战方略之后，就是遴选指挥战争的统帅。选择杨镐担任萨尔浒之战明军的统帅，是万历皇帝最大的错误。《明史·杨镐传》记载：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初任知县，入为御史。迁山东参议，分守辽海道。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偕副将李如梅出边，失败。后朝鲜用兵，被免罪启用，经略辽东。岛山之战，明军大败。史称“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杨镐既不引罪，且诡以报捷。言官劾其“当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因首辅赵志皋营救，免于一死。后启用辽东，因招事，再丢官。后金破抚顺之后，被命为辽东经略。

其实，有人根据杨镐在朝鲜指挥错误，提出其人不宜委以如此重任。吴应箕说：“会麻贵一日败倭十一阵，倭栖釜山，疲困之极。麻贵谓辽抚杨镐曰：‘今日乘胜一攻，尽歼丑类矣！’时镐因如梅未到，鸣金收军。盖镐与如梅结盟，惧其不得预功耳。诘朝，倭已结寨，如梅始到。镐欲攻之，麻贵不可，谓‘倭已有备，攻之必败’。镐不听，引兵而进。倭用弩铳乘风迎战，镐、如梅、麻贵仅以身免，辽东精锐尽丧于此，乃匿不以闻。独赞画兵部主事丁应泰疏其实于朝，参张淇阳、沈蛟门、杨镐等，于是淇阳与镐奉旨为民。” ⁽⁹¹⁾ 史载，有人推荐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但未被采纳。后辽东经略熊廷弼，对此战丧师辱国极为愤慨。他直接斥责“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他把“马上催而三路丧师” ⁽⁹²⁾ ，当作明军萨尔浒之败的最大的教训，将明军萨尔浒兵败的责任指向庙堂。

万历帝在选帅之后，又未能给统帅以威势与权柄。史载明军四路主将中，主将名重，难以驾驭。杜松、刘、马林、李如柏，或为名将、或为老将、或为骄将、或为痞将，各有性格，很难驾驭。杨镐论资历、论战功、论才能、论后台，都没有驾驭上述将军的条件。所以，张铨在奏疏中说：“李如柏、杜松、刘诸人，以宿将并起，势不相下。必得天语严切，责成杨镐使之约束。诸将如临敌不用命者，偏裨以下，以军法从事。大将即夺其军，列状奏请。庶可作其敌忾之心，抑其跋扈之气。” ⁽⁹³⁾ 万历帝并没有采纳这个“天语严切”的奏议。

所以，萨尔浒之战明军之败的最后、最高责任者是万历皇帝。明朝浙江道御史杨鹤上萨尔浒之败疏言：

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 ⁽⁹⁴⁾ 自误。 ⁽⁹⁵⁾

杨鹤刚直之言，竟指万历皇帝。同僚认为杨鹤疏言过鲠，他便引病辞职。但是，萨尔浒之战的失败，虽然主将、经略、兵部、宰辅都有各自的责任；但是从根本上说，万历皇帝腐朽无能之枯树，结下萨尔浒大战兵败之苦果。杨鹤确实抓住了明军失败问题之核心、病象之症结、诸因之精髓和精华之论断。

此外，还有两点，附作讨论。

一是军事废弛。萨尔浒战前，明军临时征调，仓促赴战，军心不一，斗志不齐，粮饷乏继，器械钝朽，援兵号泣，将领叛逃。如新调到的援兵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 ⁽⁹⁶⁾ 。明军不但援兵啼号，而且援将脱逃，如：“陕西固原游击佟国祚，领兵援辽，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师次昌平，国祚闻伊父原任总兵鹤年降奴，遂萌叛志。绐各官领兵先行，至二十九日，又诡称家人佟六汉亡，即差牢役邵进忠等分投追赶，国祚遂得只身轻骑脱逃以去。” ⁽⁹⁷⁾

二是泄漏师期。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辽阳经略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遣满洲人一名，系取抚顺时叛投者，于二十四日赍书至。言：‘大兵征取满洲，领兵将帅及监军文臣齐至。三月十五日乘明月之时，分路前进。’” ⁽⁹⁸⁾ 杨镐战前先向后金下战书，自以为聪明，实则很愚蠢。这就使后金有备，先立于不败之地。

后金军则同明朝军相反，在萨尔浒大战中所以获胜，既利用了明朝的弱势，更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有上下一致、将领智勇、兵马精强、部民支持等内在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后金军统帅努尔哈赤指挥得当。满族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役中的卓越功绩，在于他谨慎地利用了上述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巧妙地抓住了杨镐 ⁽⁹⁹⁾ 产生悲剧的各个特殊环节，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试缕述如下：

其一，侦察敌情，判断正确。同杨镐不料彼、己相反，努尔哈赤重视侦探敌情。他通过哨探、谍工、商人、降卒等多种途径，对明军的统帅、主将、兵力、分路、师期等都有所了解。尤其在各路哨骑报警时，他能够把握时势吉凶，确定主攻方向。努尔哈赤接到西路和南路报警后，认为“南路有兵者，乃欲诱我兵南下，其大兵必由西边抚顺路来，我当先战于此”，确定首先以迎击杜松军为重点。继之得到明军清河路探报，代善判断其道路险仄不会骤至，仍集中精神对付西路。天命汗及到赫济格，调整代善左右两翼平分兵力的计划，集中六旗兵力攻打萨尔浒明军，取胜后再挥军攻打吉林崖杜松本部，从而取得萨尔浒大战初捷。当夜，他营宿巴尔达冈。翌晓，他又亲自指挥集中兵力，先后吃掉斡珲鄂漠敌营和尚间崖、斐芬山马林两营，使明北路开原马林军覆没。继之不被南路李如柏军哨报疑惑，而决策集中迎击明东路刘军。

其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明军向赫图阿拉进攻，官兵总数十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 ⁽¹⁰⁰⁾ 。后金军投入作战的兵力，据《满文老档》记载，仅有八个旗，约六万人。后金军在总的数量上少于明军。但努尔哈赤在诸路告警时，东路派兵五百人 ⁽¹⁰¹⁾ 御敌，南路派二百兵防守 ⁽¹⁰²⁾ ，北路派兵文献缺载，也不会太多，确定“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¹⁰³⁾ 的原则，集中兵力，合击明军。努尔哈赤每战以三倍、四倍或五倍于敌的兵力，将明军逐路逐营击破。而在迎击明军各路时，也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如同杜松军作战，杜松分作三营，后金集中军队，将其依次逐营歼灭；又如同马林军作战，马林分作两营，后金再集中军队，将其依次逐营歼灭；再如同刘军作战，刘军分部为三，其主力逶迤蜿蜒形不成阵，后金则将其分割，集中兵力，依次逐营，将其歼灭。杨镐采取“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战术，天命汗则采取“集中兵力，合进分击”的战术。这就使后金军在战略上的相对劣势，变为在战术上的绝对优势。

其三，铁骑驰突，速战速决。这是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明朝张铨在大战之前就指出：“突骑野战，夷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以短击长，以劳赴逸，以客当主，非计之所得！”在萨尔浒山口，在阿布达里冈隘口，后金都是将明军诱到山口平原野地，以利于骑兵驰突，发挥八旗军之所长。天命汗统率骑兵，集中兵力，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即在明朝四路大军合围前的四天之中，第一天败西路抚顺杜松军，第二天破北路清河马林军，第三天设伏准备，第四天灭东路宽甸刘军。如果后金军拖泥带水、行动迟慢一天或两天，那么战局或会逆转。

其四，“善伏善诱” ⁽¹⁰⁴⁾ ，以静制动。努尔哈赤军事指挥的一个特点是，利用地形，诱敌入伏，以静制动，夺取胜利。明军大举远袭，挞伐后金，既不占天时，更不占地利。明朝张铨在大战之前曾指出：“奴之山川险易，诸将未必悉谙。今悬军深入，保无抄绝？”这个正确意见，并未引起重视。事实发展结果，恰被张铨言中。如后金军利用萨尔浒的山川形胜，先设计诱杜松入伏，而将辎重、器械撇弃在后，使其军兵失去老营，由有枪炮之长，变为无枪炮之短。又如后金军利用阿布达里冈复杂地形，计诱刘入伏，以逸待劳，以长制短，以假乱真，以静击动，将其在行动中加以消灭。

其五，以饱待饥，善于用计。后金以士饱马腾之军，对明朝士饥马疲之旅。明朝东路刘军官兵缺粮，冻馁数日。朝鲜记载：“三营军卒，不食屡日。” ⁽¹⁰⁵⁾ 粮罄难继，官兵饥馁。时后金屯民粮食隐藏，明宽奠路军，“士卒饥馁，运粮未到” ⁽¹⁰⁶⁾ 。后金军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对着明朝局部的劣势和被动，初战取胜，再及其余。并巧于行诈，善于用间，将收降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兵，赚骗刘，使之上当。于是，逐渐使局部的优势与主动，转化为全局的优势与主动，从而取得全胜。

其六，亲临战阵，全民行动。八旗军本是亦兵亦民、亦战亦农的组织，面对明军的大举攻剿，后金兵民，融为一体，举国上下，同志同心，共同反击明军的进攻。即在边远山区屯寨，也能埋藏粮谷，坚壁清野，遍设路障，抗御明军。正如后来乾隆帝所言：“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矢石，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勋。”同时，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亲临战阵，策马驰突，冲锋陷阵，调度指挥。相反，明军统帅杨镐却在远离前线的沈阳坐镇指挥，不能及时协调各路大军行动，分进未合，三路覆没。

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役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掌握着指挥战争的主动权。努尔哈赤在明军合围之前，针对明军“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方略，采取“集中兵力，合进分击”的兵略，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明军，从而表现了卓绝的军事指挥才能。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军事指挥艺术一次精湛而经典的表演。

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大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萨尔浒大战的历史影响。

其一，明朝军队损失惨重。这次战役，明军损失，据统计：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员，军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 ⁽¹⁰⁷⁾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损失官兵极少，后金官方说仅死不足二百人，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但是明朝统计的数字比后金官书的数字要多，因明军是失败方，许多割级数字无法上报，也难以统计真实的数字。明人的统计：杨镐奏报杜松出口至二道关，“生擒活夷十四名”；马林一军阵上“斩首六级”。刘路因深入其后方，交战激烈，二月二十九日，“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三月初一日，“马进忠单骑杀入贼队，砍伤夷贼三人，斩首一级，行至五里外，复斩首三级。朝鲜副元帅金景瑞与金廷苏斩首一级”。徐九思从叆阳边外出口，在离边二百余里处，“撞遇达贼，斩首一十五级，生擒一名”。刘一路擒斩共二百一名。谈迁《国榷》记载刘路斩获三千级。总之，明军四路总计斩获后金兵民不超过三千人，其中并无贝勒大臣。

其二，大明皇威受到挑战。明军萨尔浒三路丧师的败报传到京师，庙堂内外，举朝震惊，朝野上下，一片恐慌。言官频上劾章，要求追究丧师责任；官吏收拾细软，准备遣送眷属南逃；商民惶恐不安，京城九门辰开午闭；部院官员戍守，稽防后金谍工潜入。大明皇朝从京师到直省，到处被埋怨、失望的悲观情绪笼罩着。内阁大学士方从哲说：“三路丧败之后，人心不固，兵气不扬。” ⁽¹⁰⁸⁾ 这可谓是其时的真实写照。相反，乾隆皇帝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中说：“允因我太祖，求是于天，复仇乎祖。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矢石，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勋。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乾隆帝称，萨尔浒之捷奠下清朝的基业。

其三，努尔哈赤的军事艺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兵，声言四十七万，分四路来战，各国闻之，若为我分兵破敌，必谓吾兵众；若为我往来剿杀，必谓我兵强。究言之，闻于四方，无有不称善者也。”当时后金的军队，既不众，也不强，他们是在彼强己弱的态势下，在没有把握胜利的情况下，集合全力，起而应战。他自二十五岁起兵，至萨尔浒大战已经三十三年，先后取得古勒山之役、乌碣岩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等六次大捷。但是，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遇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挑战。他在萨尔浒之战中，采取“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兵略，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在建州崛起的历次战争中，最关紧要的是古勒山之战与萨尔浒之战，前者戳破扈伦四部不可战胜的神话，后者戳破大明皇朝不可战胜的神话。萨尔浒之战，八旗军统帅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逸待劳、铁骑驰突，发挥高超智慧，为其精彩之笔。萨尔浒之战，虽然只有四天，却是他在作战指挥艺术上一次出色的表演：对许多军事原则——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入、据险设伏、巧用疑兵、驱骑驰突、纵向强攻、横向卷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鼓作气、速战速决、用计行间、里应外合等，都能熟练运用并予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萨尔浒之战表明，天命汗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号令严肃，器械精利，纪律整肃，赏罚严明，兵马精强，勇猛拼搏，是当时中国一支最强大，也是当时世界一支最富有战斗力的骑兵。

其四，明清历史的转折点。萨尔浒之战使明朝和后金互换了位置：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由防御转为进攻，所以，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和明朝兴衰史上的转折点。后来乾隆帝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三千四百四十二字的碑文中说：萨尔浒一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由此，“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 ⁽¹⁰⁹⁾ 。

萨尔浒战后，后金军接着向开原、铁岭进兵。

［附录］

《御制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文：

盖闻国之将兴，必有祯祥；然祯祥之赐，由乎天；而致天之赐，则由乎人。予小子于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之战，益信此理之不爽也。尔时草创开基，筚路蓝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师直为壮，荷天之龙，用能破明二十万之众。每观《实录》，未尝不流涕动心，思我祖之勤劳，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也。谨依《实录》，叙述其事如左。

己未二月，明帝命杨镐、杜松、刘等，统兵二十万，号四十万来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王宣、赵梦麟、张铨，督兵六万，由浑河出抚顺关。右翼中路，以李如柏、贺世贤、阎鸣泰，督兵六万，由清河出鸦鹘关。左翼北路，以马林、麻岩、潘宗颜，督兵四万，由开原合叶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刘、康应乾，督兵四万，合朝鲜兵，出宽甸口，期并趋我兴京。

三月朔，我西路侦卒，遥见火光驰告；甫至，而南路侦卒，又以明兵逼境告。我太祖曰：“明兵之来，信矣。南路驻防之兵有五百，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关西来者必大兵，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即于辰刻，率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大臣，统城中兵出。而令大贝勒前行。时侦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来告。大贝勒曰：“清河之界，道途逼仄崎岖，兵未能骤至，我兵惟先往抚顺，以逆敌兵。”遂过扎喀关，与达尔汉侍卫扈尔汉，集兵以待上之至。时四贝勒以祀事后至，谓大贝勒曰：“界藩山上，我筑城夫役在焉。山虽险，倘明之将帅，不惜士卒，奋力攻之，陷夫役奈何？我兵宜急进，以安夫役之心。”大贝勒等善是言，下令军士尽擐甲。日过午，至太兰冈。大贝勒及扈尔汉，欲驻兵隐僻地以待敌。四贝勒艴然曰：“正宜耀兵列阵，明示敌人，壮我夫役士卒之胆，俾并力以战，何故令兵立隐僻地耶？”巴图鲁额亦都曰：“贝勒之言是也，我兵当堂堂正正，以向敌人。”遂督兵赴界藩，对明兵营，列阵而待。初，众贝勒兵未至，我国防卫筑城夫役之兵，仅四百人，伏萨尔浒谷口，俟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之兵，过谷口将半，尾击之。追至界藩渡口，与筑城夫役，合据界藩山之吉林崖。杜松结营萨尔浒山，而自引兵围吉林崖，仰攻我兵。我兵四百人，率众夫役下击之，一战而斩明兵百人。时我国众贝勒甫至，见明兵攻吉林崖者，约二万人。又一军列萨尔浒山巅，遥为声势。四大贝勒与诸将议曰：“吉林崖巅有防卫夫役之兵四百人，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驰下冲击，而以右翼四旗兵夹攻之。其萨尔浒山之兵，则以左翼四旗兵当之。”遂遣兵千人往吉林崖。上至，问四大贝勒破敌策，四大贝勒俱以前议告。上曰：“日暮矣，且从汝等。今分右翼四旗之二，与左四旗兵合，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藩之众，自丧胆矣。再令右二旗兵，遥望界藩明军，俟我兵由吉林崖驰下冲击时，并力以战。”是时我国近都城之兵，乘善马者先至，乘驽马者后至，其数十里外者尚未至。于是合六旗兵，进攻萨尔浒山。明兵驻营列阵，发枪炮。我兵仰而射之，奋力冲击。不移时，破其营垒，死者相枕藉。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驰下冲击。右二旗兵，渡河直前夹击。明兵之在界藩山者，短刃相接，我兵纵横驰突，无不一当百，遂大破其众。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皆殁于阵，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追奔逐北二十余里，至硕钦山时已昏，军士沿途搜剿者又无数。

是夜，明总兵马林兵营于尚间崖，浚濠严斥堠，鸣金鼓自卫。我兵见之，乘夜驰告于大贝勒。

翼旦，大贝勒以三百余骑驰往。马林兵方拔营行，见大贝勒兵至，回兵结方营，环营浚濠三匝，列火器，俾习火器者立濠外；继列骑兵以俟。又潘宗颜一军，距西三里外营斐芬山。大贝勒见之，使人驰告于上。时我国远路之兵，亦陆续至，与大贝勒兵合。明左翼中路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统步骑万人，驾大车，持坚楯，营于斡珲鄂谟地，环营浚濠，外列火器。上见之，与四贝勒率兵不满千人，分其半下马步战，明兵发火器拒敌，四贝勒引骑兵奋勇冲入，我步兵遂斫其车，破其楯，明兵又大败，龚念遂、李希泌皆阵殁 ⁽¹¹⁰⁾ 焉。会大贝勒使人至，知明兵已营尚间崖，上不待四贝勒兵，急引侍从四五人往，日中至其地，见明兵四万人，布阵成列。上趣令我军先据山巅，向下搏击。众兵方欲登山，而马林营内之兵与濠外兵合。上曰：“是将与我战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马步战。”令大贝勒往谕。时左二旗兵下马者，方四五十人。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贝勒代善言于上曰：“兵已进矣！”即怒马迎战，直入其阵。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与众台吉等，各鼓勇奋进，两军搏战，遂败明兵，斩首、捕卤过当。方战时，我六旗兵见之，不及布列行阵，人自为战，前后弗相待，纵马飞驰，直逼明营。明兵发鸟枪巨炮，我兵冲突纵击，飞矢利刃，所向无前。明兵不能支，又大败遁走。我兵乘胜追击，明副将麻岩及大小将士皆阵没，总兵马林仅以身免，灭迹扫尘，案角陇种，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

上复集军士，驰往斐芬山，攻开原道潘宗颜兵，令我兵之半下马，仰山而攻。宗颜兵约万人，以楯遮蔽，连发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颜全军尽没。时叶赫贝勒锦台什、布扬古欲助明，与潘宗颜合，其兵甫至开原中固城，闻明兵败，大惊而遁。是时，我军既击破明二路兵，上乃收全军至固勒班地方驻营。而明总兵刘、李如柏等由南路进者，已近逼兴京。侦卒驰告，上遂命扈尔汉先率兵千人往御。

翼旦，上复命二贝勒阿敏率兵二千继之。上率众贝勒大臣，还军至界藩，行凯旋礼，刲八牛，祭纛告天。大贝勒代善请曰：“吾先归，从二十骑，微行探信。”祀毕，上徐来，上许诺。三贝勒莽古尔泰亦相继行。四贝勒驰至上前，请与俱往。上曰：“汝兄微行往探，汝随吾后行。”四贝勒曰：“兄独往，吾留此，未安也。”遂亦行。日暮，大贝勒回至兴京，入宫。则皇后、内廷 ⁽¹¹¹⁾ 等见大贝勒至，亟问御敌策。大贝勒曰：“抚顺、开原二路敌兵已破，诛戮且尽。南来兵已遣将往御。我待父皇命，当即往破之。”于是，大贝勒复出城，迎上于大屯之野。上自界藩启行至兴京。

平明，命大贝勒、三贝勒、四贝勒，统军士御刘，而留兵四千于都城，待李如柏、贺世贤等之兵。

初，刘兵出宽甸，进栋鄂路。我居民避匿深山茂林中，刘悉焚其栅寨，杀其孱弱。佐领讬保、额尔讷、额赫率驻防五百人迎敌，刘兵围之数重，额尔纳、额赫死之，并伤我卒五十人。讬保引余兵与扈尔汉军合，扈尔汉伏兵山隘以待。巳刻，大贝勒及三贝勒、四贝勒，引兵甫出瓦尔喀什窝集。时刘所率精锐二万，先遣万人前掠。将趋登阿布达哩冈布阵，大贝勒欲引兵先登，驰下击之。四贝勒曰：“兄统大兵留此，相机为援，吾先督兵登冈，自上下击之。”大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引右翼兵登山，俾将士下击，汝立后督视，勿违吾言。”辄轻身入也。四贝勒遂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骑三十人，超出众军前，自山驰下，奋击之。兵刃交接，战甚酣，后军随至，冲突而入。大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夹攻之。明兵大溃。四贝勒乘胜追击，与刘后队两营兵遇，仓卒不及阵。四贝勒纵兵奋击，歼其两营兵万人，刘战死。

是时，明海盖道康应乾步兵，合朝鲜兵，营于富察之野。其兵执筤筅长枪，被藤甲、皮甲；朝鲜兵被纸甲，其胄以柳条为之，火器层叠列待。四贝勒既破刘兵，方驻军，众贝勒皆至，遂复督兵攻应乾。明兵及朝鲜兵敌，竞发火器，忽大风骤作，走石扬沙，烟尘反扑敌营，昏冥昼晦。我军乘之，飞矢雨发，又大破之。其兵二万人歼焉，应乾遁去。

先是，二贝勒阿敏、扈尔汉前行，遇明游击乔一琦兵，击败之。一琦收残卒，奔朝鲜都元帅姜功 ⁽¹¹²⁾ 烈营。时功烈据固拉库崖，众贝勒复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鲜营。功烈知明兵败大惊，遂按兵偃旗帜，遣通事执旗来告曰：“此来非吾愿也，昔倭侵我国，据我城郭，夺我疆土，急难之时，赖明助我，获退倭兵。今以报德之故，奉调至此。尔抚我，我当归附。且我兵之在明行间者，已被尔杀，此营中皆高丽兵也。明兵逃匿于我者，止游击一人，及所从军士而已，当执之以献。”四大贝勒定议，乃曰：“尔等降，先令主将来，否则必战。”功烈复遣使来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军乱逃窜。其令副元帅先往，宿贝勒营以示信。诘朝，吾率众降。”遂尽执明兵，掷于山下付我。明游击乔一琦自缢死。于是，朝鲜副元帅先诣众贝勒降。

翼日，姜功烈率兵五千下山降，众贝勒宴劳之，送功烈及所部将士，先诣都城。上御殿，朝鲜都元帅姜功烈及副元帅等，匍匐谒见。上优以宾礼，数赐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养。四大贝勒既歼南路明兵四万人，我军驻三日，籍其俘获人马、辎重、铠仗而还。

是役也，明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分路来侵。五日之间，悉被我军诛灭，其宿将猛士，暴骸骨于外，士卒死者，不啻十余万。我军邀天佑助，以少击众，无不摧坚挫锐，迅奏肤功。策勋按籍，我士卒仅损二百人。自古克敌制胜，未有若斯之神者也。

时明经略杨镐，驻沈阳，闻三路兵败，大惊，急檄总兵李如柏、副将贺世贤等回兵。如柏等自呼兰路遁归，我哨兵二十人见之，据山上鸣螺，系帽弓弰挥之，作招集大兵状。已而呼噪下击，杀四十人，获马五十匹，明兵夺路而逃，相蹂践死者，复千余人。

庚寅，大军还至都城。上顾众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万众，号四十七万，分四路，并力来战。今我不逾时破之，遂获全胜。各国闻之，若谓我分兵拒敌，则称我兵众；若谓我往来剿杀，则服我兵强。传闻四方，孰不慑我军威者哉！”

呜呼，由是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夫岂易乎？允因我太祖，求是于天，复仇乎祖。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矢石，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勋。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予小子披读《实录》，未尝不起敬起慕起悲，愧未能及其时，以承训抒力于行间马上也。夫我祖如此勤劳所得之天下，子若孙睹此战迹，而不思所以永天命，绵帝图，兢兢业业，治国安民，凛惟休惟恤之诫，存监夏监殷之心，则亦非予子孙而已尔。此予睹萨尔浒之战，所由书事也。此予因《实录》尊藏，人弗易见，而特书其事，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臣庶，期共勉以无忘祖宗开创之艰难也。 ⁽¹¹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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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神宗实录》，第569卷，第3页，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癸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 “宁宫”：明山海关主事邹之易在此疏开始有一段话：“努儿哈赤女直一部落耳，与弟素儿哈赤据有宁宫塔哈喇赛之地，富饶狡黜”云云。据此可知，“宁宫”即“宁宫塔”，即是宁古塔六贝勒之地，也就是指赫图阿拉。

(3) 《明神宗实录》，第569卷，第4页，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甲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 《明神宗实录》，第570卷，第5页，万历四十六年五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 原作“桂”，《明神宗实录校勘记》：广本、抱本及《筹辽硕画》“桂”作“汪”。

(6) 《明神宗实录》，第579卷，第6页，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 《明神宗实录》，第579卷，第5～7页，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 《明神宗实录》，第578卷，第7页，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乙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 《明神宗实录》，第579卷，第7页，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乙亥，并参阅《神宗实录校勘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0) 《明神宗实录》，第572卷，第2～3页，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5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第4册，第141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13) 《明神宗实录》，第582卷，第6页，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 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第15卷，第10页，《明季稗史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12年。

(15)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7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6) 《明史》第239卷作“昆山人”。

(1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第4册第1413页，“杻”，该书误作“扭”，今正之。

(18) 《明神宗实录》，第47卷，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丙戌，内阁文库本。

(1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第4册，第141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20) 宋幼清：《九籥集》，第1卷，第8叶，明平露堂刻本。

(21)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38卷，第13页，十一年三月戊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22)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7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3)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1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4) 《满洲实录》，第5卷，第5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25)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120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26) 杜景琴主编：《抚顺县志》，第9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27)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121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28)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1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9)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38卷，第13页，十一年三月戊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3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1)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4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32) 《明神宗实录》，东洋文库本，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丙戌载：“乃本将虑恐功不出己，于二十三日半夜出关，哨见浑河南岸走有游骑，亟将兵先期兢进，其失一也；此时三路兵马未济，浑河水势汹涌，人马渡河，被水推溺数十余骑，巡道止之不听，赵梦麟谏之不听，军营将官恳止而怒，愎众自用，其失二也；且不按队为营，临期每队挑选数人，以致队伍错乱，为贼所击，其失三也；临阵生擒活夷数人，克一二寨，不加傍哨，扑踊而前，致赚入贼伏，被诱不知，其失四也；将兵不习，背水而战，其失五也；轻骑深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其失六也。”

(33) 《明史·潘宗颜传》，第291卷，第745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4) 《明史·马芳传附子林传》，第211卷，第558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5)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天命四年三月初二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6)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9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37)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天命四年三月初二日。案：《清史稿·太祖本纪》载“上趋登山下击，代善陷阵，阿敏、莽古尔泰麾兵继进，上下交击，马林遁，副将麻岩战死”。据《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虽始命登山，但后并未登，故《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载“上下交击”，误。

(38) 于燕芳：《剿奴议撮》（五），中央大学图书馆印本，1928年。

(39) 《满洲名臣传·扬古利列传》，第1卷，第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4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9～1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41)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77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42) 《明史·潘宗颜传》，第291卷，第745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3)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2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1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45)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2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6) 《明史·潘宗颜传》，第291卷，第745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又见《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7) 《明史·刘 传》，第247卷，第639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8) 钮琇：《觚 ·刘将军·正编》，第4卷，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9)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37卷，第11页，十一年二月己卯，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50)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37卷，第12页，十一年二月辛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51) 今辽宁省桓仁县四河乡大甸子村。

(52)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37卷，第12页，十一年二月壬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53)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6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54)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6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第4册，第141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56)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6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7)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79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5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第4册，第141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59)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7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60) 阿布达里冈地带：包括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铧尖子镇、二户来镇老道沟南麓富沙河谷地，及海青伙洛沟、洼子沟、半截沟等地域。

(61) 瓦尔喀什：朝鲜文献作“曰可时”，据考证其地在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铧尖子镇洼子沟一带地方，沟谷长15里，最宽处3里，沟谷有十余个支岔。

(62) 《明神宗实录》，第581卷，第8页，万历四十七年四月戊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3)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第4册，第1413～141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64)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下卷，第1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海书社，1985年。

(65) 《都督刘将军传》，不分卷，太仓王衙藏版本。

(66)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第630页记载：刘 之死有三种说法——“中国人后来声称刘 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满族人说他被俘并被处死。朝鲜人说他点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药而自杀。”

(67)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11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68) 富察：又称富车，距赫图阿拉约60里，距阿布达里冈约10里。“富察之野”或“富车地方”，据考证在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铧尖子镇东堡村至二户来镇釜山村之间沟谷平野地带。

(69)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9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7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13～1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71)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39卷十一年四月乙卯记：“姜弘立等书职名状启略云：‘臣至背东关岭，先遣胡译河瑞国密通于虏云：虽被上国催驱至此，常在阵后，不为接战计，故战败之后，得以款好。若速成和议，则臣等可以出归’云云（先是，王密令会宁府来市商胡通报此举。商胡未返而瑞国先入奴穴，奴酋疑而囚之。既而会宁报至，遂释瑞国，仍使招纳弘立。弘立之降，盖其素定之计也。——原注）。”

(72) 《李朝仁祖大王实录》记载：金景瑞“被擒之后不忘本朝，得因藩胡传疏本而备陈贼情，因及防御之策，以此见觉于虏，遂被杀”。

(73) 《清史稿·阿敏传》作“一琦自经死”。

(74) 《清史列传·武理堪》，第4卷，第7页，中华书局，1928年。

(75) 《明神宗实录》，第582卷，第1页，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癸未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13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77) 《明神宗实录》，第592卷，第5页，万历四十八年三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8)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第7页，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9) 阎崇年：《努尔哈赤传》，第196～197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

(80) 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67～68页，齐鲁书社，1997年。

(81) 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82) 蒋中正主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第77页，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

(83) 《中国军事通史》，第16卷，第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84) 何承矩：《太平治迹统类》，引自《日下旧闻考》，第5卷，第71～7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85) “七事”：参见《明神宗实录》第580卷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条相关记载。

(86) 《明史·潘宗颜传》，第291卷，第747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87) 《明史·李如柏传》，第238卷，第619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88) 《明神宗实录》，第577卷，第6页，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9)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37卷，第11页，十一年二月庚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90) 查继佐：《罪惟录·刘显传附子 传》，第2401～240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91) 吴应箕：《东林本末》（上），第4页，上海书店印行，1982年。

(92)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69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3) 《明神宗实录》，第572卷，第13页，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甲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4) 《明神宗实录》第582卷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癸卯条载杨鹤疏言时，删去“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一语，是为尊者讳一例。

(95) 《明史·杨鹤传》，第260卷，第672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6) 《明神宗实录》，第571卷，第3页，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壬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7) 《明神宗实录》，第578卷，第6页，万历四十七年正月癸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99) 杨镐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丁未（二十六日）被弃市。

(100) 《明神宗实录》第580卷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载杨镐奏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显系其掩败虚张之词。

(10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6卷，第12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2年。

(102)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73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103) 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第15卷，第10页，《明季稗史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12年。

(104) 《明清史料》，乙编，第1本，第7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

(105)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7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106)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5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107)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13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08) 《明神宗实录》，第583卷，第11页，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09) 弘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996卷，第20～32页，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

(110)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华文书局本“殁”作“没”。

(11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华文书局本“廷”作“庭”。

(112) “功”：本作“弘”，因避乾隆帝“弘历”名讳，而改“弘”为“功”。

(113) 《御制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原碑在今抚顺市李家乡竖碑村西北六里萨尔浒山西麓。碑座高84厘米、长233厘米、宽52厘米，碑身高210厘米、宽184厘米、厚32厘米。碑文正面为汉文，背面为满文。1978年将碑亭拆除，石碑移至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碑文又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996卷，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