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创制满洲文字



（一）满文的初制

满文的创制，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中华文明史上、东北亚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满文是满族语言的文字符号。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我国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分成三个语族：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等；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等；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包括满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锡伯语、赫哲语等。满族的先世女真人，讲的就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

女真族在金代参照汉字创制了女真文，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女真大字为完颜希尹所造，金太祖于天辅三年（1119年）颁行。《金史·完颜希尹传》载：

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 ⁽¹⁾

金熙宗在天眷元年（1138年），制成“女真小字” ⁽²⁾ ，后杀完颜希尹。皇统五年（1145年），“初用御制小字” ⁽³⁾ ，女真小字颁行。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诏以女直字译书籍” ⁽⁴⁾ ，后设女真进士科，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 ⁽⁵⁾ ，并在中都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充教授。到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九月，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 ⁽⁶⁾ 成，命颁行之。而所译《史记》、《汉书》和《贞观政要》等书，也已流行。

女真字是仿照汉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而创制的一种独特的文字。有些女真字采用了汉字的字义和字形，其读音则是女真语的；有些女真字对汉字笔画作了增减改动，其读音也是女真语的。所以，女真字是一种表音与表意相结合的方块字，但也有学者认为，女真大字是方块字，而女真小字是拼音字。所以，女真字与蒙古拼音文字有所不同。

在金代，由于汉族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女真字本身固有弱点而难以普及，以及女真贵族垄断文化，广大女真民众多不会女真字，加上女真族接触中原文化后，学习汉语和汉字的人逐渐增多，因而到金朝后期，使用女真文的人已经不是很多。随着金亡元兴，蒙古族成为主导民族，蒙古语与女真语又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有不少女真人学会蒙古语和蒙古文，而真正会女真文的人日趋减少。到元朝末年，懂女真文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尔后女真文逐渐衰落。

元亡明兴，明初著名的《永宁寺碑记》，是用汉文、蒙古文和女真文三种文字镌刻的，其中女真文的书写人为“辽东女真康安” ⁽⁷⁾ 。明成祖招抚女真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时，“其敕谕用女真书字” ⁽⁸⁾ 。到明宣德九年（1434年），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记载：“建州左卫指挥童凡察遣管下人，用女直文字献书。” ⁽⁹⁾ 说明此时建州女真还使用女真文。而在朝鲜的女真人子弟中，也不乏“解女真文字者”。

但是，明朝中叶以后，女真人已经不懂女真文。如《明英宗实录》记载：“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 ⁽¹⁰⁾ 达达字即蒙古字。这说明到十五世纪中叶，女真文字已失传，而使用蒙古文字。不仅明朝与女真的敕书用蒙古文，而且朝鲜同建州的公文也用蒙古文。如弘治三年（1490年），朝鲜兵曹通书右卫酋长罗下的公文，“用女直字，［以］蒙古字翻译书之” ⁽¹¹⁾ 。到明末，“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初未尝有清字也” ⁽¹²⁾ 。由此可见，女真人已完全丢弃了女真文字。

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建州与明朝、蒙古、朝鲜的公文，由汉人龚正陆用汉文书写，“凡干文书，皆出于此人之手” ⁽¹³⁾ 。努尔哈赤通女真语，会蒙古文，又粗知汉文，唯独缺少女真文字。所以，他在女真社会中的公文和政令，则先由龚正陆用汉文起草，再译成蒙古文发出或公布；或用蒙古文发布。“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 ⁽¹⁴⁾ 。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这种语言与文字的矛盾，已不能满足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飞速发展军事形势的需要，甚至已经成为满族共同体孕育、发展中的一个文化障碍。努尔哈赤为适应建州社会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遂倡议并主持创制作为记录满族语言的符号——满文。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欲以蒙古字编成国书” ⁽¹⁵⁾ ，命扎尔固齐噶盖和巴克什额尔德尼创制满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

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也！”

上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

额尔德尼、噶盖对曰：“以我国语制字最善，但更制之法，臣等未明，故难耳！”

上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吾筹此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

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 ⁽¹⁶⁾

前录引文，努尔哈赤说明两点：

其一，创制满文之必要在于，汉族人无论是识汉字者或不识汉字者，诵读汉文都能听懂；同样蒙古人无论是识蒙古字者或不识蒙古字者，诵读蒙古文也都能听懂；但是蒙古语与女真语不同，女真人说女真语，再译成蒙古语诵读，不会蒙古语的人就听不懂。创制满文可以使满族的语言与文字相统一。

其二，满文创制的方法是，参照蒙古文字母，协合女真之语音，制成满文，拼读成句，就可以使语言和文字统一。

究竟怎样以蒙古文字母，联缀女真之语音呢？据《无圈点老档》（《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天聪七年即崇祯六年（1633年）记载：

初无满洲字。父汗在世时，欲创制满洲书，巴克什额尔德尼辞以不能。父汗曰：“何谓不能？如阿字下合妈字，非阿妈乎？额字下合谟字，非额谟乎？吾意已定，汝勿辞。”

上述记载，《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均录入，但《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对用蒙文拼写的记述，付诸阙如。上面引文中的“父汗”即努尔哈赤，“阿妈”即满语父亲，“额谟”即满语母亲。由是，满洲人无论是识满文者或不识满文者，诵读满文都能听得懂。

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遵照努尔哈赤提出的创制满文的原则和方法，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洲语音特点，创制满文。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加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满文制成后，努尔哈赤下令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施行。

额尔德尼和噶盖，在努尔哈赤指导下创制满文，他们是满族杰出的语言学家，也是中华民族杰出的语言学家。

额尔德尼，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年明敏，通晓蒙古语文，兼通汉语文。他投归建州，后被赐号巴克什。巴克什，为满语baksi的对音，是学者、文儒、博士的意思。源于蒙古语，原义为师傅。努尔哈赤起兵后，对通语言、识文墨的归附者赐号巴克什。额尔德尼随从努尔哈赤“征讨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传宣诏令，招纳降附，著有劳绩” ⁽¹⁷⁾ 。额尔德尼一生虽建树武勋，但其主要功绩为创制满文。

噶盖，姓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屡次立功，“位亚费英东” ⁽¹⁸⁾ 。他受命创制满文，同年因哈达孟格布禄之事牵连被杀。噶盖死后，额尔德尼“遵上指授，独任拟制” ⁽¹⁹⁾ 。

满文的初创，有一个酝酿、切磋和研讨的过程。噶盖在“正法”之前，同额尔德尼共同擘画、磋商满文创制的方案。当时噶盖已是扎尔固齐，额尔德尼才是十九岁的青年。噶盖死后，才由额尔德尼独任之。所以说，满文的创制，是以额尔德尼为主，噶盖和额尔德尼共同拟制的，不能说仅出自额尔德尼一人之手。由额尔德尼、噶盖创制的满文，后称为“无圈点满文”或称“老满文”。满文制成，后额尔德尼亦被杀，年仅四十三岁 ⁽²⁰⁾ 。但是，《八旗通志·额尔德尼传》记载：“天聪八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奉命迎察哈尔归附之众” ⁽²¹⁾ 云云。《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载额尔德尼死于天命八年即天启三年（1623年），《八旗通志》却载其于天聪八年（1634年）尚在人世。二者孰正孰误？先列举史料，再进行分析。

其一，《清太宗实录》天聪七年（1633年）载：“……额尔德尼遂遵谕编成满书。我国初无满字，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人，今也则亡，彼所造之书，义或有在，其后巴克什库尔缠所增。” ⁽²²⁾ 上文载明，天聪七年（1633年）额尔德尼已死。

其二，《清代碑传全集·额尔德尼传》载：“初，奉命偕理事大臣噶盖创制国书。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以谋逆伏诛，噶盖坐其党死，额尔德尼遂独任之。既成，颁行国中，国书传布自此始。额尔德尼既卒，太宗复命儒臣达海、库尔缠等述其义而增益之。” ⁽²³⁾ 达海改进老满文事在天聪六年（1632年），上文载额尔德尼此时已死。

其三，《清史列传·额尔德尼》所载与上引《清太宗实录》文同。《清史稿·额尔德尼传》载：“太宗时，额尔德尼前卒。”明确载记其天聪八年时已不在人世。

其四，《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1634年）十一月戊辰载：“先是，遣额尔德尼囊苏喇嘛、哈尔松阿，往迎察哈尔国归附之众。至是还，奏称渡黄河三日，方遇塞冷车臣寨桑、祁他特车尔贝寨桑、塞冷布都马尔寨桑、沙布古英寨桑、阿玉石台吉、巴特玛台吉、古鲁思希布台吉兄弟、班第库鲁克……等，计五千户、二万口。” ⁽²⁴⁾

其五，《旧满洲档》记载：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额尔德尼家婢女告发额尔德尼曾受朝鲜送献的绸绢，还将所获珍珠、金银等藏匿井中。天命汗召额尔德尼谈话，说将其缴出，可赦免无罪。但额尔德尼称东珠系其妻从亚荪家要来研末敷治牙病，而拒不承认藏匿，也不全数缴出。因此，命将额尔德尼夫妇处死。这条老满文档案说明，巴克什额尔德尼于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被处死。

显然，《八旗通志·额尔德尼传》中“天聪八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奉命迎察哈尔归附之众”，源自上引《清太宗实录》之文。但是，《八旗通志·额尔德尼传》的修纂者，误将额尔德尼囊苏喇嘛与额尔德尼混为一人，由是铸成史文之疏误。实际上，应据《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所载，额尔德尼死于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额尔德尼虽以微末之罪受诛，其功业却与世长存。清太宗皇太极曾谕文馆儒臣云：“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人！” ⁽²⁵⁾ 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从此，满族有了记录本民族语言与思维的拼音文字——满文。满文的创制，是满族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是，满文初创，很不完善，亟需加以改进。

（二）满文的改进

努尔哈赤主持下由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无圈点满文，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推行三十三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初创满文缺乏经验，蒙古语和满洲语的语音又存在差别，因而无圈点满文有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字母书写，没有画一。同一个字母，往往有几种书写形式，常引起疑惑，不便于使用。

第二，一字多音，时常混乱。老满文的元音和辅音，音位比较混乱，字母互相假借，很难辨识。

第三，汉语借词，难以拼写。在满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但老满文在拼写汉语借词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爵名、书名时，原有的语音、字母不够用。

第四，相互假借，不够规范。《八旗通志·初集》记载：老满文“不仅无圈点，且又有假借者，若不将上下字相合会意详究，则不易辨认”。

总之，老满文“形声规模，尚多未备”。老满文字母数量不够，辅音清浊不分，上下字无别，字形不统一，语法不规范，结构不严谨。所以，改进老满文，使之益臻完善，以便更加广泛地学习和使用，乃是势在必行之事。因此，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发布关于改进老满文的《汗谕》，《满文老档》记载：

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字，雷同不分，如同一体。书中平常语言，视其文义，尚易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常致错误。 ⁽²⁶⁾

皇太极命达海等对无圈点满文，“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 ⁽²⁷⁾ 。

老满文改进的时间，因史料记载的不一，学界观点也有不同：一说是在天命八年（1623年），其史料依据为《八旗通志·初集》；一说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其史料依据为乾隆年间重抄《满文老档》；一说是在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其史料依据为《满文老档译注》；一说是在天聪六年三月，其史料依据为《清太宗实录》。应当说，满文初创之后，设立师傅，教授满文；但在满文的教学与使用过程中，发现许多初始创制所没有想到的问题，这就在实践中产生改进老满文的需要。但是，将无圈点满文改进为加圈点满文，即由老满文改进为新满文，不会一蹴而就，而是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从上述文献记载看，大约经过十年的时间。从老满文到新满文的改进，主要经过问题提出、思想酝酿、设计方案、反复实验和谕准实行五个阶段。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汗谕》，正式颁布、推行达海主持改进的新满文，表明这一改革的基本完成。对老满文进行改革做出重大贡献者，是满族杰出的语言学家达海。

达海（1595～1632年），又作大海，满洲正蓝旗人，世居觉尔察，以地为氏。他九岁读书，能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高皇帝召直文馆 ⁽²⁸⁾ 。凡满洲与明及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有诏旨应兼汉文音者，亦承命传宣，悉当上意。旋奉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 ⁽²⁹⁾ 。天命五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达海与纳扎通奸，拟罪当死；但努尔哈赤惜才，命杀死纳扎，将达海锁柱拘禁，后释放 ⁽³⁰⁾ 。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达海因罪受到“贯耳鼻”之刑。有学者推断，达海在受刑期间开始对老满文进行改进。清太宗时，达海被重新启用，为文馆领袖，正式受命改进无圈点满文。他“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 ⁽³¹⁾ 。达海又有未完译稿《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 ⁽³²⁾ 、《大乘经》等 ⁽³³⁾ 。达海因劳成疾，未竟而卒，时在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十四日 ⁽³⁴⁾ ，年仅三十八岁。达海一生勤敏清廉，死殓时“求靴无完者” ⁽³⁵⁾ ，连一双完好的靴子也没有。达海短暂而勤奋的一生，对满、汉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尤以改进无圈点满文为有圈点满文，则是其一生中最杰出的业绩。所以史载：“达海以增完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 ⁽³⁶⁾ 后至康熙时，勒石纪绩。康熙帝旨称：“达海巴克式，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俾得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劳绩，着追立石碑。” ⁽³⁷⁾ 其碑文，今存世 ⁽³⁸⁾ 。

库尔缠在改进老满文的过程中也作了贡献。库尔缠，又作库尔禅，钮祜禄氏，少时，努尔哈赤养育宫禁。喜读书，嗜学问。稍长，在文房办事，参与机密。他通蒙古语、汉语。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临滦州，库尔缠用汉语谕令开城投降。城守降，兵入城。这说明他懂汉语。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谕：“库尔缠、大海学习汉书，训诲诸人，于国家大有裨益，着赐巴克什名。”其时满洲巴克什只有达海和库尔缠两人（额尔德尼已死）。据《盛京通志》记载：额尔德尼既卒，皇太极复命达海、库尔缠对老满文“述其义而增益之”，这证明库尔缠参与了对老满文的改进。库尔缠之死，却是个故事。先是，辽东开原人刘兴祚（爱塔）降后金，为副将，领盖、复、金三卫。库尔缠同刘兴祚交谊深厚。刘兴祚欲逃走，后金议严加管束，库尔缠极力保奏说：“断无逃理。”刘兴祚杀一酒醉盲人冒充自己身死，焚房舍，逸逃去。后在明金交战中被俘，斩杀。库尔缠脱下身上穿的衣服瘗埋刘兴祚尸。皇太极命挖其尸，寸磔之。库尔缠又偷葬其遗骨，被告发，遭处死。库尔缠重情义，遭杀害。但库尔缠协同达海对改进满文的功绩不可磨灭。

达海对额尔德尼、噶盖所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主要作了如下改进：

第一，编制“十二字头”。《国朝耆献类征》记载：“达海继之，增为十二字头。” ⁽³⁹⁾ 《清史稿·达海传》也载：“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 ⁽⁴⁰⁾ 达海为便于教授满文，编制了“十二字头” ⁽⁴¹⁾ （详见后文）。

第二，字旁各加圈、点。就是在字旁添加圈（。）、点（·），使之与原来字母不再雷同，做到一字一音。例如，蒙古文“ha”与“ga”读音没有区别，但满语“aha”（阿哈）意为“奴”，而“aga（阿戛）意为“雨”。达海在“ha”与“ga”旁各加圈、点，即把老满文的“aha”和“aga”，就是“奴”和“雨”两字有所区别。

第三，固定字形。对字母的书写形式加以固定，使之规范化。如在老满文中，元音u的词首、词中、词尾共有十余种写法；但在新满文中，其词首、词中、词尾基本上各有一种写法。书写形式画一，消除老满文一字多种书写形式的杂乱现象。

第四，确定音义。改进字母发音，固定文字含义。如在老满文中，元音o、u、ū经常相互混用，辅音k、g、h书写有时完全相似；在新满文中，o、u、ū则加以区别，k、g、h的字形书写也各不相同。

第五，创制特定字母。设计了十个专为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借词的特定字母，以拼写人名、地名等。解决了拼写一些外来语借词在语言学上的困难。

第六，施用切音。《清史稿·达海传》记载：“旧有十二字头为正字，新补为外字，犹不能尽协，则以两字合音为一字，较汉文翻切尤精当。”翻切即反切，是汉语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字拼合成另一个字的音，就是反切上字与所切之字声母相同，下字则取韵和声调。达海将汉文的反切引入满文，解决了对一些人名、地名、官名等音译易错的问题，对老满文的改进起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达海改进后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于是新满文较老满文更为完备 ⁽⁴²⁾ 。

改进后的满文，按语言学音素来说，有六个元音字母，二十二个辅音字母，十个专门用作拼写外来语的特定字母，共三十八个字母。字母不分大小写，但元音字母以及辅音与元音相结合所构成音节，出现在词首、词中、词尾或单独使用时，大多数有不同的书写形式。

还有过去习称满语“十二字头”，即六个元音和辅音与元音拼成的复合音节（约相当于汉语拼音的音节），共一百三十一个，这就是“第一字头”；而“第一字头”内的各个音节分别与元音及辅音［i］、［r］、［n］、［ng］、［y］或［q’或k’］、［s］、［t］、［b］、［o］、［l］、［m］相结合所构成的音节，共十一个字头。以上总合为十二个字头。“十二字头”笼统地包括了满文中的元音、辅音、特定字母以及其他音节。

满文的语法，名词有格、数的范畴，动词有体、态、时、式等范畴。句子成分的顺序是，“主—宾—谓”，谓语在句子最后，宾语在动词谓语之前，定语在被修饰词语之前。

满文的书写方式为竖行直写，字序从上到下，行序从左向右。

满文的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在书面语中是用作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语词的性质和作用的符号。满文因其创制时间晚、使用时间短，因而只有两个标点符号，即“·”号和“··”号。一般地说，“·”号相当于汉语的逗号（，）和顿号（、），“··”号相当于汉语的句号（。）和冒号（：）等。“·”号常用于句子的结构停顿和行文的语气停顿，“··”号常用于句子的末尾或段落的结束。满文的标点符号同古汉语相比，它比古汉语丰富，因为古汉语只有“句读”，其符号或为圈或为点（作用一样）。它比现代汉语又显得简略，因为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1951年国家定为十四种。满文的标点符号在实际应用中，使用极不规范。在满文书籍、档案里，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使满族从此有了本民族的文字，亦可交流思想，记载政事，传达政令，翻译汉籍等，对推动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政权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由努尔哈赤主持、额尔德尼和噶盖撰制的无圈点老满文，流传至今的历史文献主要为《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 ⁽⁴³⁾ 。据《满文老档》记载，创制满文为学校教育提供了重要手段，努尔哈赤下达文书，在八旗中选择师傅，举办学校，令青少年入学读书。《满文老档》载努尔哈赤的文书云：“钟堆、博布赫、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八旗的师傅。要对你们的徒弟们，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便是功。如入学的徒弟们不勤勉读书，不通文理，师傅要治罪。入学的徒弟们如不勤勉学习，师傅要向诸贝勒报告。八位师傅不参与各种的事。” ⁽⁴⁴⁾

满文的创制，促进了后金教育事业的发展。

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是指“新满文”而言。“新满文”推行后，正式用以记载档案，据史料所载，始于崇德元年。

太宗丁卯，建元天聪，自元年至九年乙亥。至十年丙子四月，改元崇德，即为崇德元年。此后《老档》始有圈点。

上文中的丁卯年为天聪元年（1627年），乙亥年为天聪九年（1635年），丙子年为崇德元年（1636年）。从崇德元年开始，满文档案开始使用加圈点满文即新满文记载。所以，《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的记载终于崇德元年（1636年）。此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进行整理、重钞，在向满本堂调阅《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时，崇德元年以后没有《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命国史馆向满本堂详查：

国史馆移付满本堂：“照得本馆奉旨办理《无圈点老档》，先经贵堂付送《老档》三十七本在案。今奉舒、于中堂谕：恭阅《老档》内止有崇德元年《老档》二本，其二年至八年《老档》，有无存贮之处，着即查。”

此事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闰十月，大学士舒赫德和于敏中两位中堂，连续发出三道速查谕。二十一日谕：“彻底清查，立等覆奏。”二十二日谕：“着即查。”二十三日谕：“事关紧要，幸无刻迟。”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只有崇德元年一年，“其二年至八年并无此档” ⁽⁴⁵⁾ 。

以上说明，加圈点满文即新满文的推广，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到崇德年间，人们对“新满文”的使用基本上达到了熟练、规范的程度。因之，从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1637年），始用加圈点的新满文书写档案。尽管在以后的个别满文档案和文献中，有时也会见到“老满文”的痕迹，但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就同天聪六年以前的档案偶见加圈点满文一样。

（三）满文的价值

满文创制并使用后，在关外发展时期，它是官方文字；在定都燕京时期，它成为“国书”，与汉文并用，是行使国家权力和谕敕外事咨文的官方文字。因此，满洲文字的创制，具有重要的价值 ⁽⁴⁶⁾ 。撮其大要，列举十点：

第一，进行满语文教育。在满洲兴起以前，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都没有学校。满文创制之后，天命汗规定，设立师傅，教授满文。《满文老档译注》记载：“汗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札海、浑岱八人，为八旗师傅。八位巴克什应精心教习尔等门下以及所收的弟子。教习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习、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不需做他事。”后金出现专职满语文的教师。

第二，发布满文的政令。在创制满文之前，建州的政令、军报、文书，用蒙古文或汉文记载。在发布这些军令、政令时，还要再转译成女真语（满语）。有了满文，便可以直接用满文记载政事、发布军令与传宣政令。由是后金政权同贵族、诸申的关系沟通，更加快捷、简明，极大地提高了办事的效率。满文创制与使用后，在关外发展时期，它是官方文字；在定都燕京时期，它成为“国书”与汉文并用，是行使国家权力和御敕外事咨文的官方文字。

第三，促进满族的强盛。满文创制之后，得到迅速推广。满族有了满文，既提高满洲的民族文化素质，又汲取汉族的高度文化营养。满文创制和八旗创建——这两条纽带将满族部民联结在一起，加速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增加巨大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带来了满族的发展和强盛，后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华夏。

第四，记录了满族语言。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曾叱咤风云，建立过政权。如匈奴、鲜卑、羌、氐等，都没有文字，其民族语言的状况，后人无从知晓。满族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字，虽其语言现已基本消失，但赖有满文存在，尚可了解其语言状况。

第五，记载了满文档案。有清一代，满文的使用非常普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在办理政务时，重要事件多用满文书写。尤其是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七朝更是如此。现存最早的满文档册，为清入关前的《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它保存着满洲最原始的史料，为汉文记载所无，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关于边疆、民族、宫廷、军机的满文档案，多为汉文档案所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现存满文档案约二百余万件（册），是中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史料价值最高的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

第六，记录了口头文学。据有人初步调查，现有大量满文萨满教《神词》流散在民间。这些满文《神词》，没有汉文译本。满文《尼山萨满传》，也仅有满文本，但近年已有汉文、英文、意大利文、韩文等译本。赖有满文，才使许多满族民间的祭祀文学、民俗文学、口头文学等被记录并留传下来。此外，还有大量的满文碑刻和谱书等。

第七，保留了满译汉籍。早在关外时期，满洲学者就用满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尔后满译汉籍更多。经部如《孟子》，史部如《资治通鉴纲目》、《辽史》、《金史》、《元史》、《明会典》，子部如《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樵史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佛教经典如《大乘经》、《满文大藏经》，集部如唐陆贽的《陆宣公集》。据统计，现存满文册籍有一千余种 ⁽⁴⁷⁾ 。这对于促进满、汉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之相互交流、相互提高，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八，为别族文字借鉴。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中，有的使用满文，也有的没有文字。他们在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时，简单而便捷的途径，就是借鉴满族文字。满—通古斯语族的锡伯族，在清代和民国初期通用满文。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锡伯族的学者，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为锡伯文。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用锡伯文进行教学、出版报刊，还将锡伯语用于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形式的文艺演出。此外，达斡尔族也曾有过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字。满文为这些民族文字的制定，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九，利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中，最早是十二世纪创制的女真文，既早已失传，且留存文献罕见。尔后直至二十世纪，在中国，1947年据满文稍加改动而创制的锡伯文，其时间短，使用面窄，影响有限；在俄罗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创制埃文基文、埃文文、那乃文，但与满文历史价值无法比拟。可见，在中外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中，唯有满族留下大量满文的档案与文献。这对于了解与研究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语言、历史、宗教、民俗、文化、经济和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对于东北亚诸多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完善、或文字创制甚晚的民族，如鄂温克语、鄂伦春语、涅基达尔语、埃文语、埃文基语、赫哲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等，其人类文化群体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价值。

第十，国际文化交流桥梁。现今俄罗斯、意大利、日本、韩国、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有当时作为“国书”的满文档案。清前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出入宫廷并用满语向康熙帝讲述天文、数学、医学等知识，他们还借用满译汉文古籍来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后来俄罗斯出版《满俄词典》，德国出版《满德词典》，日本出版《满日辞典》，美国出版《满英词典》等。在清代，一些兼通满、汉语文的专家学者，将汉文“四书”、“五经”等重要典籍译成满文，来华耶稣会士又将其译成拉丁文，尔后译成法文、英文、俄文、德文等，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着中西文化交流之桥的作用。在当代，许多西方学者不会汉文而径直阅读满文历史档案，因为满文同西方文字一样都是拼音文字，故而他们学满文比学汉文容易得多。在中国诸多的民族文字中，因多了一种满文，有利于外国学者了解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更有利于国际间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从而增设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⁴⁸⁾ 。

总之，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⁴⁹⁾ 。从此，满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文字，可以用它从书面上来交流思想，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编写历史，传播知识，翻译汉籍。这不仅加强了满族人民的思想交流，而且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后，在女真地区广泛推行，使女真各部和女真人民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这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特别是后金执政者，下令用满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汲取中原王朝治国经验，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同时，满文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天命汗主持制定了无圈点老满文后，又创建了八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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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史·完颜希尹传》，第73卷，第168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2) 《金史·熙宗本纪》，第4卷，第7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3) 《金史·熙宗本纪》，第4卷，第8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4) 《金史·徒单镒传》，第99卷，第218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5) 《金史·选举志一》，第51卷，第113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6) 《金史·世宗本纪下》，第8卷，第18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7) 《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6年第1期。

(8) 《李朝太宗大王实录》，第5卷，第31页，三年六月辛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9) 《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65卷，第20页，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0) 《明英宗实录》，第113卷，第5页，正统九年二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校勘本，1962年。

(11) 《李朝成宗大王实录，》，第241卷，第4页，二十一年六月戊子，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2) 福格：《听雨丛谈·满洲字》，第11卷，第21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年。

(13)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127卷，第25页，三十三年七月戊午，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4) 《满洲实录》，第3卷，第2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15) 《图本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2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2年。

(17) 《清史列传·额尔德尼》，第4卷，第9页，中华书局，1928年。

(18) 《清史稿·额尔德尼传附噶盖传》，第228卷，第925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

(19) 《清史列传·额尔德尼》，第4卷，第9页，中华书局，1928年。

(20)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474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21) 《八旗通志·额尔德尼传》，第236卷，第5326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2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6卷，第4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2年。

(23) 《清代碑传全集》，第3卷，第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

(2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1卷，第5～6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6卷，第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6) 《满文老档·太宗》，下册，第1196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2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1卷，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8) 《清史稿·达海传》载：“太宗始置文馆，命分两直：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国政。”是知清太祖时尚未置文馆。

(29) 《清史列传·达海》，第4卷，第10页，中华书局，1928年。

(30)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134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1) 《清史列传·达海》，第4卷，第10页，中华书局，1928年。

(32) 实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3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2卷，第14～15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2年。

(34) 达海卒之月、日：《满文老档》载八月一日奏闻；《清太宗实录》载为七月十四日；《八旗通志·大海巴克什传》载为七月二十日；《清史列传·达海》载为“六月卒”；《清史稿·达海传》载为“六月，达海病，逾月病殛。……数日遂卒。”本书从《清太宗实录》所记。

(35) 《清史稿·达海传》，第228卷，第925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36) 《清史稿·达海传》，第228卷，第925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37)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卷，第2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62年。

(38) 《清代碑传全集·达海传》，第4卷，第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

(39) 李恒：《国朝耆献类征·达海传》，第1卷，第14页，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

(40) 《清史稿·达海传》，第228卷，第925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41) 舞格：《清文启蒙》，清刻本。

(42) 清军入关后，满族人民逐渐采用汉文，满文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现在满族都使用汉语文，只有黑龙江省的爱辉区、富裕县等地的部分满族老人还能讲满语。但满文图书国内今存一千零一十五种，满文档案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即为一百五十二万八千二百二十八件（册）。

(43) 《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满文原档》，是用无圈点老满文为主、兼以加圈点新满文并间杂蒙古文和个别汉文书写的，记载满洲兴起和清朝开国的史事档册，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朝和太宗朝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后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命将原来《无圈点老档》重钞，共钞成七部：《无圈点字档》（底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和《加圈点字档》（底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每部装订为一百八十本，分装成二十六函。其中《无圈点字档》（底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和《加圈点字档》（底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四部，由清内阁大库庋藏，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藏上书房，今已佚；《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藏盛京崇谟阁，今藏沈阳辽宁省档案馆。重钞工作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告竣。《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原档一部，四十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阎崇年《〈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和《〈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钞本始末》（载《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4)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353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45) 《〈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钞本长编》，《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46) 阎崇年：《满文的创制与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

(47) 屈六生、黄润华：《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又见吴元丰等主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

(48) 阎崇年：《满文——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外文化交流》，1996年，第1期。

(49) 满文的创制与演进过程，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21卷有较详记述，征引如下：“太祖天命四年，欲创造满书，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合我国语音，联缀成句，编为国语，满文盖自此始。达海继之，增十二字头。太宗复命加十二字头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后又有库尔缠增补之字。康熙间，御纂《清文鉴》成，付诸臣展译，并发朱笔稿本七函。盖于清文精研义蕴如是。至乾隆间，高宗以当时编纂诸臣未列三合切音汉字，且注中采掇经传，恐后人不明其义，妄行傅会。复命廷臣重加增订，凡二合、三合切音，不失毫黍。诠解务用常谈，今读者寥寥。又续入新定国语五千余句，若古官名、冠服、器用、花果、鸟兽等，别为《补编》四卷，附于末。而清文于是大备。此外尚有《满洲蒙古文鉴》、《同文韵统》、《清汉对音字式》、《清文启蒙》及翻译‘四书’、‘五经’，习国书者，皆当浏览。近时则稗官小说，多有翻译成书者矣。”上文中，满文创于天命四年，误，应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