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征抚东海女真与黑龙江女真

“野人”女真，依其居住地域来说，主要分布在东海地区和黑龙江地区，居住在东海地区的称作东海女真，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称作黑龙江女真。建州女真在完成其内部统一之后，在逐步兼并海西女真的同时，又向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用兵。

（一）对东海女真与黑龙江女真的征抚

努尔哈赤在基本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就开始了对“野人”女真的经营，先后约有三十年。这三十年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州统一到乌碣岩之战，大约十年。这个阶段建州用兵的重点，是东海女真邻近建州和乌拉的部落。其目的是：壮大建州，削弱乌拉。第二个阶段，从乌碣岩之战到后金建立，大约十年。这个阶段建州用兵的重点，是征抚东海女真滨海地区的诸部。其目的是：扩充兵源，掠夺财富。第三个阶段，从建立后金到天命朝结束，也大约十年。这个阶段后金用兵的重点，是东海女真与黑龙江女真交替进行。其目的是：拓展地域，扩大影响。下面分三个阶段叙述。

第一阶段：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这个时期形势的特点是：建州女真内部基本实现统一，而建州外部受着东为朝鲜、西为叶赫、南为明朝、北为乌拉的四面包围。在整个女真内部，海西女真的哈达与辉发已经灭亡，女真形势出现新的军政格局：建州同叶赫、乌拉，实力相当，鼎立争雄。叶赫：既受明朝支持，又距建州较远，所以建州对其不做轻举妄动。乌拉：既以东海女真为后方，又在东海女真地区同建州争夺势力范围，所以对其重点征抚。因此，建州此期用兵的一个特点是，征抚东海女真。建州在图们江流域蚕食东海女真时，动作谨慎，以抚为主，未敢动用大军，举兵远征攻击。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同乌拉争雄，先争取东海女真站到建州方面，以孤立乌拉；二是在乌拉的后背，拉拢与征服乌拉的邻部，对其后方造成压力与威胁；三是夺取人口、牲畜，壮大自身实力；四是避开同明朝的正面冲突。所以，对东海女真用兵，就成为建州军政棋盘上的一着高棋。

东海女真是“野人”女真的重要一支，主要居住在黑龙江支流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东海女真主要有三部，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东海之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 ⁽¹⁾ 渥集部又称窝集部、兀吉部 ⁽²⁾ ，为满语weji的对音，是密林的意思。渥集部历史久远，“汉、魏之沃沮，元之乌者、吾者，明之兀者，其部族不一，而地甚广袤，以音与地求之，盖即窝集也” ⁽³⁾ 。明永乐元年（1403年），兀者部长西阳哈、锁失哈等贡马一百三十匹，设置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西哈为指挥同知 ⁽⁴⁾ 。渥集部主要居住在松花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以上两江之间的广大流域地区。东濒乌苏里江，西接乌拉部，南界朱舍里部等，北邻使犬部。瓦尔喀部主要居住在图们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东迄海滨及沿海岛屿之地。库尔喀部的居住区域，文献记载疏略，各书所述不一。

《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载：“虎尔喀部在渥集部之西北，其所属路城名称，稀见于史籍。《战迹舆图》置‘库尔喀部’于黑龙江中流，精奇里江与呼玛尔河间之黑龙江流域。呼玛尔河上源有库尔喀河，盖因河得名也。其地有呼玛尔城、乌鲁苏城、穆鲁苏苏城及额苏哩城（今海兰泡附近）等。又《东华录》所记天聪间征虎尔喀部收取壮丁，常呼之曰：‘黑龙江地虎尔喀部’；大抵虎尔喀部包括自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处以北，呼玛尔河黑龙江会流处以南，其东南接渥集部，东北接萨哈连部，西抵小兴安岭，接索伦部。” ⁽⁵⁾

但也有人意见相左，将库尔喀部置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 ⁽⁶⁾ 。其实，库尔喀、虎尔喀、胡儿胯、瑚里哈等在《满文老档》中作hurha，即虎尔哈。在文献记载中，常出现“黑龙江虎尔哈”、“渥集虎尔哈”、“东海虎尔哈”以及松花江虎尔哈等，分布区域很广。大体说来，黑龙江虎尔哈部主要居住地区，东邻渥集部，西接索伦部，南界乌拉部，北抵萨哈连部。前引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中虎尔哈部居住地区，即主要指黑龙江虎尔哈。总之，东海女真除女真族之外，还有赫哲人等。建州统一东海女真，就要并服东海地区女真及其他民族各部落。

统一东海女真，先从建州女真的近邻瓦尔喀部开始。东海女真渥集部王格、张格二位路长到建州入贡，瓦尔喀部蜚悠城主策穆特赫越过乌拉投附建州，是建州主抚政策初获成效的例证。

约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建州派费英东率兵“初征瓦尔喀，取噶嘉路” ⁽⁷⁾ 。这是建州女真首次对东海女真地区用兵。瓦尔喀部一部分居民住在图们江下游地带，其中包括斡朵里地域。努尔哈赤曾说：“邻朝鲜境瓦尔喀部众，皆吾所属。”建州对瓦尔喀用兵，拉开建州女真兼并图们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以东滨海地区诸部的帷幕。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建州派努尔哈赤的五弟巴雅喇、长子褚英和将领噶盖、费英东等，领兵一千，出征瓦尔喀的安褚拉库路（今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星夜兼驰，兵到后攻取二十个屯寨，收服从属屯落。这次出兵，建州获得重大战绩。《清史稿·巴雅喇传》记载：“取屯寨二十，降万余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获人畜万余而回。”《满洲实录》也记载：“获人畜万余而回。”由上可知，《清史稿》记载有误。这次进攻安褚拉库路，获得人口和牲畜共一万余，实在是建州的一个很大胜利。同时，建州军又攻取内河路（今松花江上游一带）。因他们立下功劳，赐巴雅喇为卓礼克图，褚英为洪巴图鲁。后努尔哈赤上书万历帝，请敕令朝鲜国王查出并归还散居其境内的瓦尔喀部民一千户，得到谕准。经过征讨、绥抚、招降、外交等手段，瓦尔喀部民先后归附建州。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正月，东海渥集部虎尔哈路路长王格、张格归附努尔哈赤，贡纳“黑、白、红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 ⁽⁸⁾ 。自此，渥集部之虎尔哈路，每岁向建州交纳贡献。他们中的部长博济里等六人求婚，努尔哈赤因其率先归附，将六位大臣之女分别嫁给他们做妻子，以联姻方式巩固建州女真与东海女真的关系。

王格、张格向建州贡纳的貂皮，是东海女真的重要特产。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有古老的红松、柞树、杨树、桦树和杉树等，树木杂陈，风景如画。丛林中的貂鼠，因其皮毛珍贵，是女真人的最佳狩猎物。秋天——捕貂的季节，人们或用猎犬捕貂，或编栅结网捕貂。猎犬捕貂，《朔方备乘》中有如下记载：“捕貂以犬，非犬则不得貂。虞者往还，尝自减其食以饲犬。犬前驱停嗅深草间即貂穴也，伏伺擒之；或鹜窜树末，则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伤以齿；貂亦不复戕动，纳于囊，徐俟其死。” ⁽⁹⁾ 编栅结网捕貂，是用树枝编成栅栏，栅栏中留一小口，口中吊着一个用马尾结的活套。捕貂人把栅网安放在貂鼠经过的路上，当貂鼠从栅网的圆口中穿过时，便被马尾网套住。捕貂人将捕捉到的貂，把其皮剥下晾干，用桦树皮包好收藏，以备交易和贡纳。王格、张格用部民狩猎的纯黑上等貂皮纳贡，表明了渥集部虎尔哈路对建州的归服。从此，建州加速了对乌苏里江流域各部的兼并进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朝鲜《李朝宣祖实录》记述建州对渥集用兵情状载：“老酋选勇行赏之说，尤为可虞”；并载：城底藩胡“队队成群，携妻挈子，显有撤家移入之状” ⁽¹⁰⁾ 。这说明努尔哈赤对瓦尔喀诸部恩威兼施的措置，产生了石击波涌的影响。

此后五年间，建州集中人力、物力兴建赫图阿拉城，同时与叶赫关系紧张，而同乌拉关系缓和，所以没有对东海女真进行大的军事行动。

第二阶段：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这个时期以乌碣岩之战为转折点，建州军长驱直入，由两面夹击、到灭亡乌拉，其势力进而伸向图们江下游以及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征抚兼施，成果辉煌。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今珲春北二十里古城）主策穆特赫至建州，对努尔哈赤说道：“吾等因地方遥阻，附乌喇；乌喇贝勒布占泰，遇吾等虐甚，乞移家来附。” ⁽¹¹⁾ 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往图们江地域，前去搬接他们到建州。

同年，建州兵在搬接斐优城部众的归途中，受到乌拉贝勒布占泰军队的阻截，两军进行了乌碣岩之战，建州军击败乌拉军队，遂乘胜夺取高岭会宁路，打开了通往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的大门（详见乌拉部分）。此后，建州以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境）为基地，向北往黑龙江中下游，向东往乌苏里江流域进军。

在乌碣岩之战以后，渥集部的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与佛讷赫拖克索三路 ⁽¹²⁾ ，仍然服从乌拉贝勒布占泰。努尔哈赤说：

我们是一国人，因往相离很远，被乌拉国阻隔。你们至今服从乌拉国过活。今天我们同国人已有了汗，打败乌拉兵。现在你们要服从我们同国人的汗。 ⁽¹³⁾

但他们仍不归附建州。建州为孤立乌拉，这年五月，派巴雅喇、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等统兵一千，征讨东海渥集部，攻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与佛讷赫拖克索三路 ⁽¹⁴⁾ ，“获人、畜二千而回” ⁽¹⁵⁾ 。

同年，努尔哈赤又以政治与外交手段，向朝鲜收回瓦尔喀部众。先是，在金朝时，瓦尔喀部众失散，进入朝鲜，沿边境而居。他上书明万历帝称：将我瓦尔喀部众，悉行查还。万历帝谕朝鲜国王后，朝鲜国王查出瓦尔喀部众一千户，遣归建州。建州未费一矢一镞，而取得瓦尔喀部众回归的重大成果。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九月，建州兵向东北进击，受到渥集部虎尔哈路部民的抗拒。何秋涛在《东海诸部内属述略》中载：“戊申年九月，窝集部之呼尔哈路千人，侵我宁古塔城。我驻萨齐库路兵百击败之，斩百人，生擒十二人，获马四百匹、甲百副，余众悉降。既降人有逃至窝集部之瑚叶路者，匿弗以献。” ⁽¹⁶⁾ 此段史事，《清太祖实录》阙载，而《满文老档》载述较详：“前己酉年九月，获悉呼尔哈路之一千兵，来侵聪睿恭敬汗所属之宁古塔城。驻萨齐库之聪睿恭敬汗兵百人，即前往迎战。击败呼尔哈之一千兵，生擒其大臣十二人，斩人一百，获马四百匹、甲百副。其后，呼叶路人收留由已降聪睿恭敬汗之国中出逃之人。” ⁽¹⁷⁾ 上述戊申年为万历三十六年，己酉年为万历三十七年，两者相差一年，应以“老档”所记为是。由此，努尔哈赤以滹野路收纳其已降之虎尔哈路人为由，派兵前往征讨。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建州在臣服邻朝鲜而居的瓦尔喀部之后，派侍卫扈尔汉统兵千人，向东北深入，伐取渥集部所属滹野路，以报复其收纳降人的怨恨。滹野为满文huye的对音，意为射雕的隐身穴。滹野路即明正统年间设置的呼夜（兀也）卫，在珲春东北，乌苏里江上游支流瑚叶河（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刀毕河）一带 ⁽¹⁸⁾ 。扈尔汉击取滹野路，俘虏二千 ⁽¹⁹⁾ 。他们在那里过了年节后，二月返回建州。扈尔汉因这次军功而被赏给甲胄、马匹，并被赐号达尔汉侍卫。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因绥芬路路长图楞降附建州后，被渥集部雅揽路人掳掠，建州遂派额亦都率兵千人，到图们江北岸，绥芬河和牡丹江一带，招服渥集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其首领康武理（康果礼）、喀克都里、明安图巴颜、阿尔松阿、伊勒古、苏尔休、哈哈纳、翁格尼、绰和诺、噶尔达、叶克书等，率丁壮千余降附，并举家迁至建州，归顺了努尔哈赤。额亦都又在回程中，乘胜率官兵，击取雅揽路。雅揽路以河得名，《吉林通志》载：“雅兰河出锡赫特山，南行二百余里入海。”先是，明永乐六年（1408年），设牙鲁卫 ⁽²⁰⁾ 。卫设在临近海边的牙鲁河流域，牙鲁河清代称雅兰河。雅揽路即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北雅兰河一带。额亦都击取雅揽路，“获人、畜万余而回” ⁽²¹⁾ 。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努尔哈赤派其第七子阿巴泰和费英东、安费扬古带兵千人，征讨渥集部之乌尔古宸、木伦二路。《吉林通志》载：“乌尔古宸路，一作库尔布新，河名也；在兴凯湖东北入乌苏里江，路亦以河名也。” ⁽²²⁾ 木伦路因穆棱河得名，《满洲源流考》载：“穆伦河在宁古塔城东四百里，出穆伦窝集，东流入乌苏里江。” ⁽²³⁾ 木伦路部民居住在今穆棱河流域及穆棱河与乌苏里江会流处附近。所以《圣武记》载：“穆林河会乌苏里江，入混同江，在宁古塔东北。” ⁽²⁴⁾ 木伦路就在穆棱河流域。

先是，努尔哈赤赏给宁古塔路首领僧格、尼喀礼的甲四十副放在绥芬路，但被乌尔古宸、木伦路的人袭击绥芬路时夺去。努尔哈赤派博济里去通知他们说：“将那四十副甲，用四十匹马驮来！” ⁽²⁵⁾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建州兵到之后，将乌尔古宸和木伦二路收取，“共俘获一千” ⁽²⁶⁾ 。

同年十二月，建州派额驸何和礼、巴图鲁额亦都、侍卫扈尔汉率兵二千，征伐东海虎尔哈部扎库塔城。扎库塔城在图们江北岸，珲春河、海兰河之西，距珲春城一百二十里 ⁽²⁷⁾ 。这次征讨扎库塔城的原因，是因其城主对建州和乌拉采取中立态度。努尔哈赤要求东海女真各部，在建州与乌拉之间，只能支持建州，不许倒向乌拉，也不许中立。他发兵惩罚扎库塔城主，兵到之后，围城三天，遭到守城军民顽强抵抗。建州军奋勇攻城，城陷后，“斩千余级，获俘二千人” ⁽²⁸⁾ 。并招抚环近诸路，收附近地区居民五百户而还。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十一月，建州派兵五百人，十二月袭击了锡林路；随后前进，袭击雅揽路 ⁽²⁹⁾ 。雅揽路的位置前已叙及，锡林路的位置，各书记载不一：“西临路亦以河得名，《吉林通志》谓在珲春东南境西林河；实应改作珲春东境。《满洲源流考》谓在宁古塔境，尤属支离。《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以西璘路在西璘河流域，南流入海，在雅兰河之西。” ⁽³⁰⁾ 锡林为满文sirin的对音，意为铜。锡林路之位置，以《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所指为是。锡林路在锡林河流域，因河得名。锡林河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之东，雅兰河以西，南流入日本海。前引《满文老档》所记进军路线，即为证据。这次出征，建州军“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回” ⁽³¹⁾ 。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建州派兵二千人，征讨东海渥集部额赫库伦。额赫库伦部民“住在东边的东海之北”，即今俄罗斯乌苏里江以东滨海边疆区纳赫塔赫河地方。建州兵行进到顾纳喀库伦（又作固纳喀库伦、顾纳哈枯棱），招降不服，分兵两路，越壕三道，拆毁栅栏，攻入城内。建州军阵斩八百人，俘获万人，收抚其居民，编户五百而回。但是，“俘获万人”，《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均作“俘获万余”，显然这是包括人口和牲畜在内。此役，争战相当激烈。《满文老档》做了详细载述，兹引如下：

十一月，遣兵二千；十二月二十日，征额赫库伦。横跨自河口以上至河源以下一百三十里处。八旗兵分两路并进，招固纳喀库伦人降服。是夜宿营，至次日仍未降。时又有四旗兵来会，乃复招之曰：“愿降则降，不降即攻之！”夫其城民宣称投降，却聚其城外之兵入城。聚兵三日，仍不投降。六旗兵遂披甲，执旗，分翼，吹螺，列一字阵，越三层壕，拆毁其栅，攻入城中，歼其城内五百兵。有三百兵逃出，即选精骑追赶，杀之于郊野。是役，俘获万人，乃编户五百。 ⁽³²⁾

此前，额赫库伦人曾对其周边诸部夸言道：“据言满洲兵强勇。若言强勇乃我也！可捎信告之，遣兵来战。”建州派兵来攻，却未获胜，部破地空。额赫库伦之部，“所谓库伦，其意曰城”，就是额赫城。

额赫城虽部众兵强，却以失败告终。

此后，后金对“野人”女真的军事行动，不仅派往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发往黑龙江地域。从此开始了征抚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从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至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这个时期，建立后金政权，统一海西女真，取得萨尔浒大捷。努尔哈赤虽把注意力转向明朝，却继续对“野人”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用兵。

对东海女真的征抚，后金取得重大进展。

天命二年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正月，后金派兵四百人，攻取沿海散居未服诸部 ⁽³³⁾ 。二月，“遂将东海沿岸散居之民尽取之” ⁽³⁴⁾ 。三月，造大刀船，渡过海湾，逮住占据海岛未服的诸部人 ⁽³⁵⁾ 。

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十月，后金派兵东海虎尔哈部地域，搬接纳喀达为首的百户降顺部民至建州。后金对东海女真政策取得重大成果。

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在正月和六月，先后两次派穆哈连带兵千人，收取东海虎尔哈部居民。六月初八日，穆哈连返回，“携户一千、男丁二千、家口六千” ⁽³⁶⁾ 。努尔哈赤亲自出城迎接，并命搭八个凉棚，摆二百桌酒席，杀二十头牛，举行盛宴款待穆哈连及归顺的各部大小首领。

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后金在集中精力夺取辽沈地区并巩固对其统治，连续六年未曾大规模地向东海女真用兵。此期，明以大学士孙承宗经略辽东。孙承宗整饬防务，加强实力，后金军未得机会向明辽西进军。而于本年集中力量，先后六次发兵征讨东海女真。这是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用兵最勤的一年。如：

第一次，正月，派遣博尔晋侍卫“带兵二千，征讨住在东海边的瓦尔喀” ⁽³⁷⁾ 。

第二次，先是，上年十二月，派喀尔达等统兵征讨瓦尔喀，“初九日进入柯伊，逮住和勒必、齐什纳、彻木德和三人，以后在柯伊获男子一百，新、旧人口三百七十” ⁽³⁸⁾ 。至三月初四日 ⁽³⁹⁾ ，喀尔达、富喀纳、塔羽等率兵招降瓦尔喀部等三百三十二人而回，受到努尔哈赤的接见。

第三次，四月初四日，努尔哈赤迎接族弟王善、副将达朱户、车尔格，统兵一千五百人征讨瓦尔喀部凯归。努尔哈赤与三臣行抱见礼后，宴赏军士及降民，旋又命宰牛羊四十头，摆四百桌酒席，备四百瓶烧酒、黄酒，宴劳出征将士和编户降民。后又赐出征的披甲兵士每名银五两，跟马人每名银二两 ⁽⁴⁰⁾ 。

第四次，八月，努尔哈赤出城至浑河岸，迎接宴劳前遣博尔晋侍卫等统兵二千，往征东海南路虎尔哈，招降五百户而还的诸将及其招来的头目。

第五次，同月，努尔哈赤再出城宴迎前遣雅护、喀穆达尼，率兵征东海北路卦尔察部，获其部民二千而还的诸将等 ⁽⁴¹⁾ 。

第六次，十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其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统兵一千征东海北路虎尔哈部，获一千五百部民而归，并赐宴犒师 ⁽⁴²⁾ 。

对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采取交叉征抚的策略——除继续并服东海女真外，开始征讨黑龙江女真。后金军的势力扩展到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从而达到其经营“野人”女真的极盛时期。

对黑龙江女真的征抚，是此阶段的一个重点和特点。

黑龙江女真是“野人”女真的另一支，因居住在黑龙江及其支流地域而得名。在黑龙江流域居住着黑龙江虎尔哈部、萨哈连部、萨哈尔察部、使犬部、使鹿部、索伦部和茂明安部等。他们分属多种民族，而不仅是女真。在这个广大的地域里，分布着许多村屯，住居着女真人、达斡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赫哲人、索伦人和蒙古人等。索伦主要为鄂温克人的先民，有时文献中的索伦，泛指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人等，因为他们生活在黑龙江及其支流地带，所以统称他们为黑龙江女真。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但是他们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又都信仰萨满教，还有相似的生活习俗。

黑龙江流域有水量丰沛的河流，广阔茂密的丛林，水中的鱼虾蚌蛤，林中的飞禽走兽，山中的野果人参，为这个地区的部民提供衣食之源。他们靠狩猎、畜牧、采集、种植和捕鱼为生。捕鱼之外还采东珠。《满洲源流考》记载：“东珠出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诸河中，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昭宝贵焉。” ⁽⁴³⁾ 在长满水藻、绿苔的河汊里，是捞采东珠的好地方。采珠人在每年四月至八月的采珠季节里，乘葳瓠（独木舟）并负袋潜水采珠。他们潜在水中，捞出河蚌，装入袋中，上岸取暖后，再潜到水里。将捞取的河蚌敲开，寻找珍珠。往往在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蚌壳里才能挖出一颗东珠。把采到的东珠装在鱼皮袋囊或桦树皮盒里，以备交易与贡赋。

上述地区的部民，元亡后受明廷的管辖。后金在统一东海女真的同时，为控制对黑龙江流域的统治权，曾多次发兵征讨黑龙江女真。后金军首先兵指萨哈连部。

萨哈连部因居住在萨哈连乌拉流域而得名，萨哈连为满语sahaliyan的对音，是黑色的意思；乌拉为满语ula的对音，是江或河的意思。《满洲源流考》解释：“满洲语萨哈连乌拉，即黑龙江。”所以，萨哈连乌拉就是黑龙江，又称“黑水”。萨哈连部的居住区域，《东三省舆地图说》载：“萨哈连部在今黑龙江瑷珲城以下至黑河口西岸，及自三姓音达穆河以下至乌苏里口松花江南岸地方。” ⁽⁴⁴⁾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将其标注在精奇里江瑷珲城东、黑龙江北岸一带。《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载，萨哈连部分布在精奇里江和牛满河流域。萨哈连部居住在黑龙江中游流域 ⁽⁴⁵⁾ 。其部东至乌苏里江口，接使犬部，西邻索伦部，南至黑龙江虎尔哈部，北界使鹿部。

后金对黑龙江女真用兵，从萨哈连部开始。

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派兵征讨萨哈连部。关于这次兵事，不仅《满文老档》、《清太祖实录》和《满洲实录》均有载述，证明确有其事 ⁽⁴⁶⁾ ；而且《满文老档》留下更详细的记载：

第一，征讨原因。后金发兵征讨萨哈连部，是因为萨哈连部杀害了后金派往该部做生意的部民。萨哈连乌拉的萨哈连部和虎尔哈部商议说：“我们把来这里做生意的三十人，并同我们兄弟带来的四十人，全部杀死，一同叛乱。”在五月，把那七十人杀了。那时有九人脱逃，使这个惨杀的消息，在六月二十八日传到天命汗的耳中。天命汗愤慨地说：“派兵征讨！”天命汗得报自己的部民被萨哈连部杀死后，决定派军前去报复。

第二，会议师期。后金军征讨萨哈连部的决定做出之后，出师的时间发生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按照惯例在冬季出兵为宜，而不赞成努尔哈赤在夏季出兵的决定。诸贝勒大臣谏阻说：“夏季多雨泥泞，大兵行动不便，最好在冬季结冰再进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夏季出兵为宜。努尔哈赤不同意诸贝勒大臣的意见：“在夏天如果不去，到秋天他们把粮食埋藏各处，自己抛弃屯寨去阴达珲塔库喇喇部。我们的兵回来后，他们又返回故地，取出埋藏的粮食吃……这个夏天，我们兵如果去，他们只顾自己逃避，没有时间埋藏粮食。他们以为在这个夏季大兵不会来，他们将安闲不备，所以现在出兵，能一举全胜。”最后决定在夏季出兵。

第三，军事准备。征讨萨哈连部的出师时间决定之后，便着手进行准备。准备工作主要为三项：备马、造船和会军。

关于备马。七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发布命令：“从每一牛录挑选强壮的马各六匹，把一千匹马放在田野中养肥。”

关于造船。初九日，努尔哈赤又发布命令：“从每牛录派出制造独木船者各三人。派六百人去兀尔简河发源处的密林中，造独木船二百艘。”

关于会军。努尔哈赤再发布命令：从各牛录抽调披甲骑兵，会合待命。

在上述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便开始征讨萨哈连部的军事行动。

第四，作战经过。七月十九日，命令：“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率兵二千人，到兀尔简河后，领兵一千四百名，乘独木船二百艘前进；另六百名骑兵在陆上行走。”当日出发，第八天到达造独木船的地方。扈尔汉和安费扬古率兵乘独木船在乌拉河上前进，骑兵在陆上前进。出师后的第十八天，前进的水陆兵会合。又前进二昼夜，八月十九日到达目的地。袭击茂克春大人居住在河北岸的十六个屯寨，全部夺取了。博济里大人居住在河南岸的十一个屯寨，也全部夺取了。将在萨哈连江南岸的萨哈连部的九个屯寨夺取了。一共夺取了三十六个屯寨。在萨哈连江南岸的佛多罗衮寨驻营。……从前萨哈连江和松阿里江在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后才结冰。大英明汗出兵那年，十月初就结冰了，所以汗的兵在初五日渡过了萨哈连乌拉。……夺取了萨哈连部内十一个屯寨，然后全部返回。

第五，胜利班师。在十一月初七日，扈尔汉、安费扬古带领路长四十人，回到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⁴⁷⁾ 。

后金在这一年，还向黑龙江女真萨哈尔察部用兵。

萨哈尔察，为满语sahalca的对音，是黑色貂皮的意思。萨哈尔察的部民，居住在萨哈连部之北，活动在黑龙江中游北岸精奇里江（今结雅河）、牛满河（今布列亚河）流域的广阔地区。其部长萨哈连归附了后金，并成为后金的额驸 ⁽⁴⁸⁾ 。先是，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军攻打抚顺，萨哈连额驸随军从征，备受器重。在野营的夜晚，天命汗努尔哈赤向萨哈连额驸讲述“金朝往事” ⁽⁴⁹⁾ 。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黑龙江二十六人 ⁽⁵⁰⁾ ，携带名犬及黑狐、元狐，红狐皮、黑貂皮、水獭皮、青鼠皮等物，到沈阳朝贡 ⁽⁵¹⁾ 。翌年，“萨哈尔察部落六十人来朝，贡貂、狐、猞猁孙皮” ⁽⁵²⁾ 。萨哈尔察部向后金称臣、朝贡，表明其承认努尔哈赤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部民已归附后金管辖，土地已列入后金版图。以上说明，满洲的势力已经达到黑龙江中游地带，从原明朝辖下而重新统一这一地区。

后金在征讨萨哈连部的同时，又征抚使犬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招服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 ⁽⁵³⁾ 后金军水陆并进，深入千里，兵锋所指，“莫不慴伏” ⁽⁵⁴⁾ 。

使犬部，其满文体为indahūn takūrara golo，汉文音译作阴答珲塔库拉拉果罗。Indahūn意为犬，takūra（mbi）意为使，golo意为路。所以，indahūn takūrara golo，其汉译为使犬部或使犬路。使犬部或使犬路名称的来源，是因为该部使用狗（犬）来狩猎、拉船和拖爬犁，作为代步工具和运输工具，因以得名。使犬部的居住范围相当广泛，大致主要在乌苏里江下游地区，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处以下沿混同江两岸地带，北面同使鹿部相接。主要分为三部：奇雅喀喇部、赫哲喀喇部和额登喀喇部 ⁽⁵⁵⁾ 。奇雅喀喇部，其地在乌苏里江口以南一带 ⁽⁵⁶⁾ 。赫哲喀喇部，《满洲氏族源流考》载：“自宁古塔东北行千五百里，居松花江、混同江两岸者曰赫哲喀喇；又东北行四五百里，居乌苏里、松花、混同三江汇流左右者，亦曰赫哲喀喇。” ⁽⁵⁷⁾ 额登喀喇部，其地在赫哲喀喇之东北，混同江两岸 ⁽⁵⁸⁾ 。

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一带的使犬部，包括奇雅喀人、赫哲人、鄂伦春人等。他们畜犬，而且数量很大，一户能畜养几十只、几百只犬。犬的主要食物是鱼，也食野兔、田鼠等。犬被用来狩猎、拖拽爬犁和行船拉纤。狗拉爬犁的历史很久远。元代有狗站，就是用狗拉爬犁的驿站。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散囚粮，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狗挽之。” ⁽⁵⁹⁾ 明人罗曰褧《咸宾录》记载：“狗车形如船，以数十狗拽之，往来递运。” ⁽⁶⁰⁾ 这种狗车，形状各异，俗称爬犁，又称法喇。《满洲源流考》记载：“法喇，似车无轮，似榻无足，覆席如龛，引绳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以其底平似犁。盖土人为汉语耳。”狗拉纤行船多在夏季，冰融河开，逆水而行，用犬拉纤行船。以犬拉纤行船时，用四只或六只犬，犬脖子上戴着套圈，套圈系着皮条，皮条的另一端系在船上，犬拖着船在逆水中航行。犬拉爬犁也是一样的，猎人要行猎时，将食品、猎具等装在爬犁上，爬犁前部拴上皮条，皮条的另一端系在犬的颈套上。在数条拉爬犁的犬中，有一条“辕犬”被套在最前面作为先导，其他犬相随而行。犬会伶俐而协同地听着主人的吆喝声，按着御手的意思拖着爬犁左右、快慢、行止。因此，狗在使犬部的部民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的习俗是不吃狗肉、不穿狗皮，有的甚至把狗当作图腾而加以崇拜。

使犬部民的主要经济生活是狩猎和捕鱼。狩猎除捕捉野猪、驼鹿 ⁽⁶¹⁾ 、猞猁狲等外，也猎捕水獭。水獭喜栖息在多鱼的河里，胆小、狡猾、伶俐，月夜时常叼着鱼在河中嬉游。水獭排粪时要钻出水面，而且经常到固定的地点去。猎人摸着水獭这一习性，在其排粪时经过河滩的路上安放夹子。水獭从中往返，被猎人捕获。猎人捕到水獭后，把皮剥落风干，装在用桦树皮制作的箱子里，以备交换或贡献用。但他们主要靠捕鱼为生。黑龙江鱼产丰富，其中有鲟鱼、鲶鱼、鲤鱼、鳇鱼、狗鱼等，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他们既用鱼叉捕鱼，也用鱼网捕鱼。鱼的用处很多，鱼肉用作食物，鱼骨制作器物，鱼油可以点灯，鱼皮能缝制衣服。他们用各色的鱼皮，经过鞣制变软，缝合成色彩鲜艳的鱼皮衣。因其以鱼皮为衣，所以使犬部又叫鱼皮部，俗称鱼皮鞑子。

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对“野人”女真——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的用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对东海女真与黑龙江女真的政策

后金天命朝对“野人”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的征抚，其成果，其政策，都是很重要的，取得积极的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后金对东海女真前后用兵达三十年，基本上统一了东海女真。日本稻叶君山说：“在西纪一六一六年（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以前，太祖之兵，及于乌苏利江东方沿海。” ⁽⁶²⁾ 朝鲜《光海君日记》当年记述努尔哈赤在东海一带势力时指出：“东至北海之滨，并为其所有。” ⁽⁶³⁾ 后金在东起日本海，西迄松花江，南达摩阔崴湾、濒临图们江口，北抵鄂伦河这一广大疆域内，基本上统一了东海女真诸部等，并取代明朝而实行统辖。后来皇太极多次征抚，东海女真岁岁入贡，完全臣服。后金对东海女真的统一，展拓了地域，补充了财富，增多了丁壮，扩充了牛录。

第二，后金对黑龙江女真地区用兵开始的时间，日本学者阿南惟敬说：“可以认为，天聪八年清太宗征服虎尔哈，是清朝对黑龙江之最初用兵。这比俄国的波雅科夫出现在黑龙江，早了约有十年。” ⁽⁶⁴⁾ 阿南惟敬教授指出，后金军队在黑龙江流域出现比俄国波雅科夫为早，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后金在黑龙江地区的最初用兵，是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而不是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这充分表明，早在后金天命元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清朝就开始从明朝手中接管对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管辖权。

第三，后金军征讨黑龙江女真的意义在于：

一是，努尔哈赤的战略眼光，由东方的东海女真、西方的海西女真，转向北方的黑龙江女真，表明后金兼并女真各部视野的扩大。

二是，军种的构成，由骑兵、步兵而扩大为水兵。《清史稿·兵志六》载：“天命元年，以水师循乌勒简河，征东海萨哈连部。”《清史稿》撰者按：“此为清水师之始。”后金不仅有骑兵、步兵，而且有水兵。当然，这次水师的组成带有临时性质，还没有形成一个水师的军种；但它毕竟是后来清朝水师的滥觞。

三是，征讨萨哈连部的胜利，为后金—清朝对黑龙江地区用兵打开一扇大门，并增强了夺取和管辖该地区的信心。

四是，后金派军征讨萨哈连部，他们认为这是女真内部之事，也是逐步地替代了明廷对这一地区的管辖。

五是，后金用兵黑龙江地域，是自元朝后期以来二百多年所没有的重大军事行动，显示出满洲的政治志向与军事雄心、胸怀远略与进取精神。

综上，后金天命年间，对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多年用兵，版图其土地，籍录其部民，从而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下游广大地域，迅速而有效地取代了明朝的统治。

后来，皇太极又继续对黑龙江女真地域用兵。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半个世纪的征抚，最终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为此，皇太极于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诏告天下：

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⁶⁵⁾

就是说，东自鄂霍茨克海，西北迄巴尔喀什湖，南濒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明奴儿干都司、辽东都司（山东北部除外）和部分蒙古辖境内的各族人民，均已被置于清初的管辖之内。

后金对“野人”女真的征服，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因为其对“野人”女真采取且征且抚、征抚兼施的正确政策。

建州—后金在上述经营“野人”女真的整个过程中，贯穿着“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要壮大自己，必先树羽翼于同部。“野人”女真与建州女真为同族类、同语言、同水土、同宗教、同习俗。因此，天命汗为着丰满羽翼，壮大军力，稳固后方，崛起辽东，就要并取“野人”女真。魏源在《圣武记》中说：

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住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 ⁽⁶⁶⁾

因为努尔哈赤含恨起兵，其恼恨集中于明朝统治者，所以他对同族的“野人”女真诸部，始终采取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策略。这种政策，后来皇太极得以继承和发展。《清太宗实录》对这一政策有很好的说明。如皇太极对霸奇兰等率军往征黑龙江地方时，谕之曰：

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慎毋惮劳，而稍怠也。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且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尔等其勉体朕意。 ⁽⁶⁷⁾

皇太极对上述政策在不同情况下的实施，有过具体阐述。他对萨尔纠等率兵往攻库尔喀时说：“如得胜时，勿贪得而轻杀，勿妄取以为俘。抗拒者，谕之使降；杀伤我兵者，诛之；其归附者，编为户口，令贡海豹皮。” ⁽⁶⁸⁾ 显然，前述政策的最初制定者是天命汗努尔哈赤。

后金对“野人”女真的征讨，前已略及；其安抚策略——如联姻、筵宴、赏赐、移民、安置、封官、入旗等，在这里加以简述。

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各部上层人物，总是千方百计地施以恩惠，争取他们归附自己。对前来归顺的各部首领，先是亲自迎接，大摆筵宴；接着是赏赐奴仆、绸缎、牛马、房田、甲胄；继又授予各种不同的官职；还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他们做妻子；并且答应在他们返回之后，如果受到别部的欺凌和掠夺，会派兵给予保护。建州同“野人”女真各部，逐渐地建立起亲戚关系和臣属关系。如虎尔哈部博济里等路长归附建州时，《满文老档》记载：想到在寒冷时博济里要穿好衣服，所以大英明汗将自己穿的前胸吊貂皮、后背吊猞猁狲皮的皮端罩给他；还想到博济里从远处来，乘马疲惫了，所以给有鞍辔的马以便骑来 ⁽⁶⁹⁾ 。路长们到达建州之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又记载：“路长各授官有差，其众俱给奴仆、牛马、田庐、衣服、器具，无室者并给以妻。” ⁽⁷⁰⁾ 他的这一套争取各部上层人物归顺的办法，百试百中，屡行屡效。

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的招抚政策，同乌拉贝勒布占泰的杀掠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如朝鲜咸镜道观察使李时发在驰启中，对比努尔哈赤（老酋）和布占泰（忽胡）政策时说：

臣近观老酋所为，自去年以来，设置一部于南略耳，囊括山外，以为己有，其志实非寻常。今又诱胁水下藩落，欲使远近之胡尽附于己。江外诸胡积苦于忽胡之侵掠，无不乐附于老酋。故去冬以后，投入于山外者，其数已多，而此后尤当望风争附。此胡举措，实非忽胡之比。 ⁽⁷¹⁾

显然，乌拉贝勒布占泰对“野人”女真之贪婪侵暴政策，与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之安抚招徕政策，胸中格局不同，策略手法也不同。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的这一政策，《满文老档》中有两段记述：

其一，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后金赏给阴达珲塔库拉喇部人妻子、阿哈、马牛、衣服、粮食、房屋以及生活用品碗、碟、盘、缸、瓶、柜等。

其二，同上年十月初十日，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首领的策略，虽文字较长，但并不乏味。文中大意说：天命汗听说东海女真虎尔哈部长纳喀达，率民百户来归，派二百人去迎接，于二十日到达。天命汗去衙门，虎尔哈部人叩头谒见。然后，天命汗赐宴，招待虎儿哈部的头人。宴毕，将要回家去的人站一行，愿留住的人另站一行。天命汗优厚赏给愿留者为首八人，每人阿哈（男女）各十对、牛马各十头，用豹皮镶边的挂蟒缎面的皮袄、长皮端罩、貂皮帽、皂靴、雕花腰带、蟒缎无扇肩朝衣、蟒缎褂，四季穿的衣服、布衫、裤和褥、衾等；其次的给阿哈（男女）各五对、牛马各五头、衣服各五件；再次的给阿哈（男女）各三对、牛马各三头、衣服各三件；最末的给阿哈（男女）各一对、牛马各一头、衣服各一件。来后金的百户人，不论长幼都按等充足地赏给。天命汗亲自去衙门颁赏，先后五天，把房屋和生活用品——锅、席、缸、瓶、杯、碗、碟、匙、筷子、桶、箕、盆等，全都充足地赏给。上述赏赐产生良好效果，原来想回家的人，“看见那样赏给，原说回家的人，又有许多留下不回去了” ⁽⁷²⁾ 。留下的人托回去的人，捎口信给家乡父老兄弟亲友说：“（乌拉）国之军士欲攻伐，以杀我等、俘掠我家产，而上以招徕安集为念，收我等为羽翼，恩出望外。吾乡兄弟诸人，其即相率而来，无晚也！” ⁽⁷³⁾

上引清初官方文献的记载，虽不免有粉饰之词，但从中可以看出努尔哈赤的招抚，确实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努尔哈赤还对归附的“野人”女真部民，给予永久的政治与经济特权，以笼络其更多的部民降顺。如他对虎尔哈部归顺部民说：

阿尔奇纳、彻齐克墨尔根、巴木布里、色勒文，是虎尔哈路的部长，住在东海的岛上，与鱼、鸟共同生活。抛弃父祖的坟墓、出生地、喝的水，翻山涉水地走一个月的路程来，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吗？这来投顺的功劳，从那里跟随来的人，其子孙万代都免纳贡赋；若误犯死罪，免死；若犯罚财物的罪，免罚。永沐仁爱之道。 ⁽⁷⁴⁾

努尔哈赤宣布上述《汗谕》之后，接着公布了一张享有这种特权的四十七人的名单。按照当时的制度，“把这《汗谕》写在文书上，八贝勒以下，诸备御以上，挂在脖子上” ⁽⁷⁵⁾ 。俨然像一枚大胸章。

努尔哈赤对招抚的“野人”女真，迁其部民，编丁入旗，首领授官，分辖其众。建州由对抗海西、蒙古，进而对抗明朝，其兵源严重不足。努尔哈赤将征抚的“野人”女真部民，大量迁至建州，编牛录，设额真。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间，他命在东海地区“尽撤藩胡，得精兵五六千，作为腹心之军” ⁽⁷⁶⁾ 。这些兵士悍勇、健壮，娴弓马、耐饥寒，为建州军补充了新生力量。他尤为信用其首领，如库尔喀部长郎柱，率先附建州。其子扬古利“日见信任，妻以女 ⁽⁷⁷⁾ ，号为‘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⁷⁸⁾ 。扬古利位仅亚于八贝勒，为一等总兵官；后来其子塔瞻擢内大臣，孙爱星阿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其弟冷格里为左翼总兵官 ⁽⁷⁹⁾ ；幼弟纳穆泰后为八大臣之一；从弟谭布在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与索海等率兵攻取雅克萨，败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 ⁽⁸⁰⁾ 。

“野人”女真的另一屯长哈哈纳，归附建州之后，被努尔哈赤妻以宗女，后任满洲镶红旗调遣大臣。其子费扬古以平定吴三桂叛乱功，被康熙帝授为副都统 ⁽⁸¹⁾ 。而尼马察部长泰松阿子叶克书，归附后授为牛录额真。皇太极时位列十六大臣，为固山额真（都统）；其子道喇，康熙时任固山额真（都统）。

另以东海女真那木都鲁氏为例。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东海女真的那木都鲁氏，分为那木都鲁地方十三人、珲春地方七人、绥芬地方二十三人、其他地方十人，以上四个地方的那木都鲁氏，共有五十三人入传。其中康武理，《清史稿》作康果礼，原为那木都鲁地方的部落首领，投顺建州后，努尔哈赤以其弟穆尔哈齐之女给他为妻，封为额驸。将其部民编为两个牛录（佐领），康武理同其第三弟喀克都理各领一个牛录。后康武理官户部尚书、护军统领兼佐领。康武理的长子洪科，任前锋参领；次子色琥德，任佐领；第三子莽色，任护军参领；第四子赖塔（赉塔），功绩卓著，后面单述；第五子昂阿安巴，任前锋参领；第六子赖图库任头等侍卫兼佐领。康武理的二弟昂武任参领。其子玛克图任参领兼佐领。康武理三弟喀克都理初任佐领，后亦受重用。绥芬等四路屯长率兵壮千余归附建州，“分其众为六牛录，以康武理（康果礼）、喀克都里、伊勒占、苏尔休、哈哈纳、绰和诺世领牛录额真” ⁽⁸²⁾ 。后又以康武理（康果礼）“能管辖兵，为三等总兵官，免三次死罪” ⁽⁸³⁾ 。皇太极时，康武理位列十六大臣，任护军统领，为三等总兵官，后列八大臣，任都统，领蒙古正白旗。其子松兴额任佐领，希佛讷任侍卫。其家族到乾隆时已五代，共有四十八人入传，其中位列十六大臣一人、大将军一人、一等公三人、尚书二人、都统三人、统领五人、参领十二人、佐领十六人、侍卫九人、员外郎二人、六品官二人、笔帖式三人、国子监生二人（有的兼职）。康武理家族中，以其第四子赖塔（赉塔）武功最为显著。赖塔（赉塔），年十四，任三等侍卫。皇太极时，大兵入塞，赖塔在登梯攻新城、霸州、高阳时，第一先登，身中五创，被授为前锋侍卫。在攻山海关、进北京诸战中，都作战勇猛，建立功勋。顺治八年（1651年），任正白旗蒙古都统。康熙十三年（1674年）征耿精忠，挂平南将军印，后取建宁、薄延平、降精忠。十六年（1677年）讨郑锦，二挂平南将军印，后战漳州、克海澄，郑氏军退守台湾。十九年（1680年），四月为正白旗满洲都统；九月，挂平南大将军印，率师进云南。二十年（1681年），连战皆捷，云南大定。二十一年（1682年），平南大将军赖塔凯旋，康熙帝率领群臣到卢沟桥郊迎，行抱见大礼。两年后死，雍正帝以“赖塔克云南，功绩懋著”，追封其为一等公，封号为褒绩公 ⁽⁸⁴⁾ 。

再如东海女真一部长克彻尼，为东京城（今辽宁省辽阳市）守臣，《清太宗实录》载述：“庚戌，车驾过东京，由城外行。守臣克彻尼夫妇，迎至河口，朝见，请上幸其第。上曰：‘朕尝谕诸贝勒大臣，凡出行之次，各裹粮，毋得于民间取给饮食，致滋扰累。已誓诸天地，朕奈何自蹈之耶！’克彻尼夫妇叩头固请，曰：‘臣家生业，皆蒙恩赐与，非民间比也。’上不忍拒，遂幸其家。克彻尼夫妇具膳以进。克彻尼者，东海一部长也。其妻乃太祖舅氏之女，于上为表姑云。” ⁽⁸⁵⁾

复如东海瓦尔喀一部长阿哥巴颜，《清雍正朝镶红旗档》载记，署理镶红旗满洲都统事务、尚书孙查齐等为补授佐领事谨奏：

臣旗佐领兼二等阿达哈哈番 ⁽⁸⁶⁾ 钟海病故。窃查：该佐领，初阿哥巴颜率瓦尔喀部来投太祖，以肇兴之功编为牛录，委以阿哥巴颜之长子、首位十扎尔固齐阿兰柱管理。嗣后，依次由阿兰柱之次子布兰柱，布兰柱之三子布尔哈，阿兰柱之三子谭泰，谭泰之子图理，阿兰柱之四子恩和讷之孙齐勒管理。其后，齐勒之孙钟海继之。今钟海出缺，为补授佐领谨奏。 ⁽⁸⁷⁾

实际上，后金对“野人”女真降民中授官之人，远不止以上数例；且其授官影响所及，　至有清一代。仅据《满文老档》第六十七至第七十卷的不完全统计，仅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对“野人”女真各部首领及其部民晋官和恩赏的名单多至四百九十二人，约占升赏名单总人数七百八十四人的百分之六十二强。可见努尔哈赤“征抚并用、以抚为主”政策的明显效应。

但是，在征抚“野人”女真时，其军纪并不像后金汗所《谕旨》的那样，而是异常残酷。如一次出征瓦尔喀的八旗军士，行至必音屯，将居民四人砍去手脚后杀死，又穿刺十九人的耳、鼻。

总之，后金在统一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之后，运用且战且抚、征抚并用，绥抚为主、征讨为辅的策略，绥服“野人”女真，取得很大成绩。后来其继承者皇太极，又经过多次征抚，统一了整个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明代曾设奴儿干都司，在清初则完全被置于后金—清朝的管辖之下，清朝取代明朝，有力地统治着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天命汗努尔哈赤在完全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基本统一“野人”女真的同时，便着力征抚漠南蒙古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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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8页作“渥集”；《满洲实录》第1卷第6页作“窝集”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1卷第3页作“兀吉”。

(3) 《满洲源流考》，第13卷，第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

(4) 《明太宗实录》，第26卷，第3页，永乐元年十二月辛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5) 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

(6) ［俄］格·瓦·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第43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

(7) 《清史列传·费英东》，第4卷，第1页，中华书局，1928年。

(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9)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45卷，第6页，宝善书局石印本，光绪七年（1881年）。

(10)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135卷，第8页，三十四年三月辛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9年。

(1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9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12) 《吉林通志》第12卷载，赫席黑在敦化县境，俄漠和苏鲁即敦化北之额默和索罗站，佛讷赫托克索在敦化西北、宁古塔（宁安）西南。

(13)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4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14) 《图本档》，第2卷，第1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3页和《满洲实录》第3卷第8页均作“获人畜二千而回”；但《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12页作“俘二千人而还”。

(16)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卷，第2页，宝善书局石印本，光绪七年（1881年）。

(17)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8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18)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三排上，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1年。

(19)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己酉年（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4页和《满洲实录》第3卷第10页均作“获人畜二千而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16页和《清史列传·扈尔汉》均作“收二千户而还”。

(20) 《明太宗实录》，第77卷，第5页，永乐六年三月丁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4页、《满洲实录》第3卷第11页和《图本档》第2卷第17页均作“获人畜万余而回”；《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第16页作“俘万余人而还”，《清史列传·额亦都》和《满文老档·太祖》庚戌年十二月均作“俘万人而还”。

(22) 《吉林通志》，第12卷，第21页，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

(23) 《满洲源流考》，第13卷，第6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

(24) 魏源：《圣武记》，第1卷，第7页，中华书局本校点本，1984年。

(25)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15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26)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11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27) 《吉林通志》，第24卷，第28页，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

(28) 《清史稿·扈尔汉传》，第225卷，第918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

(29)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27页，甲寅年（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0) 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

(3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第7页。又见《满文老档·太祖》，第3册，第27页。

(32)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33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3)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45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册，第10页，故宫博物院本，1932年。

(35)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50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6)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90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7) 《满文老档·太祖》，册Ⅲ，第958页，东洋文库本，1958年。

(38) 《满文老档·太祖》，册Ⅲ，第961页，东洋文库本，1958年。

(39)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9卷第11页载：“庚午，上自东京启行，夜驻虎皮驿。辛未，至沈阳。初，上命喀尔达、富喀纳、塔羽引兵征东海瓦尔喀部。是日，率降附之众三百三十人归。”案：庚午为二十二日，辛未为二十三日。但是，（1）《满洲实录》第8卷第2页载：“于初三日出东京，驻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是日，有前遣去喀尔达……”（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6页载：“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是日，有前遣去刚儿搭……”（3）《满文老档·太祖》天命十年载：“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出发。给他的父祖坟墓，供杭州细绸，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去。在虎皮驿住宿。初四……在沈阳的河渡口，出征瓦尔喀的培羽、喀尔达、富喀纳向汗叩头谒见了。”据上可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此条所系日期误。

(40)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628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41)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9卷，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42)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9卷，第1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43) 《满洲源流考》，第19卷，第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

(44)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第28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45) 黑龙江全长二千九百余公里，从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流处至精奇里江（结雅河）同黑龙江会流处一段，为黑龙江的上游；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会流处以下至海一段，为黑龙江的下游；中间的一段，为黑龙江的中游。

(46) ［俄］格·瓦·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第47～48页载：“尽管在像《努尔哈赤实录》这样的文献资料中有证明此次远征（引者注：指后金征讨萨哈连部）的记载，仍不免令人产生一定疑问：此次远征是否确有其事。”见商务印书馆译本，1974年。

(47)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48页，天命元年七月至十一月，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48) 额驸：后金和清代制度，皇族女儿之夫称为“额驸”。

(4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1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0)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一》，第1卷，第24页，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本。

(5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卷，第2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卷，第3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5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54)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142卷，第19页，三十四年十月壬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55)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卷，第7页，宝善书局石印本，光绪七年（1881年）。

(56) 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

(57) 《满洲氏族源流考》，见《圣武记》，第1卷，第8页，中华书局据古微堂原刻本校刊本，1985年。

(58)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第28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59)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8卷，第97页，中华书局，1959年。

(60) 罗曰褧：《咸宾录》，第47页，中华书局，1983年。

(61) 驼鹿：满语kandahan，即堪达汉、犴达罕，是鹿的一种，体形壮大，颈短尾秃，耳长角白，鼻长下垂。因其肩上凸起很高一块，状似驼峰，故汉语称作驼鹿。

(62) ［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一），第88页，中华书局，1914年。

(63)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23卷，第5页，元年十二月丙寅，鼎足本、太白山本，俱同。

(64) ［日］阿南惟敬： 《清の太宗の黑龙江征讨について》，《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

(6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3页，崇德七年六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6) 魏源：《圣武记》，第1卷，第9页，中华书局，1984年。

(6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1卷，第9～10页，天聪八年十二月壬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48卷，第5页，崇德四年八月甲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69)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112～113页，东洋文库本，中华书局译注本，1955年。

(7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10页，天命三年二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71)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209卷，第6页，四十年三月庚辰，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72)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天命三年十月初十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7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第26页，天命三年十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74) 《满文老档·太祖》，册Ⅲ，第1055～1057页，东洋文库本，1958年，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75) 《满文老档·太祖》，册Ⅲ，天命十年，辽宁大学历史系译本，1990年。

(76)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23卷，第5页，元年十二月丙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77) 《清皇室四谱·皇女》载：清太祖生女八、养女及养孙女二，无一嫁与扬古利，疑误，应为“妻以族女”。

(78) 《清史稿·扬古利传》，第226卷，第919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79) 《清史稿·冷格里传》，第227卷，第924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80)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4卷，第4页，宝善书局石印本，光绪七年（1881年）。

(81) 《清史稿·康果礼传》，第227卷，第922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82)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651页，天命十年，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83) 见《清史稿·康果礼传附哈哈纳传》，与《清史列传·扬古利》并非一人。

(84)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21卷，第11～13页，辽沈书社影印本，1989年。

(8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7页，天聪三年二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6) 阿达哈哈番：汉译为轻车都尉。

(87) 刘厚生译：《清雍正朝镶红旗档》，第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