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创建八旗制度



（一）八旗制度的建立

后金创建的八旗制度，是满族史、清朝史上，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制度。

八旗制度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始于女真氏族的狩猎制度的生产组织。在女真社会的族寨部民中，或围猎，或出师，常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后来八旗制度的萌芽。《满洲实录》记载八旗制度的起源道：

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 ⁽¹⁾

牛录，为满语niru的对音，是箭或大箭的意思；额真，为满语ejen的对音，是主的意思。牛录额真即大箭主，原是狩猎时的十人之长。它起源甚早，后“牛录”演变而成为组织，“额真”演变而成为官名。

随着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部落活动范围的拓展，牛录的组织日益扩大，逐渐复杂。到女真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和利益对抗后，以及遭到外部攻击时，牛录不仅是狩猎的生产组织，而且是争战的军事组织——衍变成为部落贵族发动掠夺战争或进行军事防御的工具。

女真的军事组织，早见于《金史·兵志》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军事组织形式，同打围射猎攸关。《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国中最乐，无如打围，其行军布阵，大概出此”。女真的军队，“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²⁾ 。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形成猛安谋克组织。

建州女真的军事组织，在努尔哈赤先祖猛哥帖木儿时即已有之。时，其军队分为左军、右军和中军。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记载：“猛哥贴木儿生时，如有兴兵之事，则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或分兵与凡察，故一部之人，素不贱恶。” ⁽³⁾ 但是，这段记述过于简略，也未见牛录额真的记载。稍后《李朝成宗实录》记述女真作战的细节、组织与人数：“或挥剑挥杖，若为击刺之状；或抽矢弄弓，若如舍括之状。于是六十余人为先锋，三百余人为后援，作鹤翼阵，拥盾长驱也。”这里提到三百人的军事组织。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攻克图伦城，“当是时，兵百人，甲十三副” ⁽⁴⁾ 。这百人军队的组织细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牛录额真成为官名，最早见于《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已经一年，他的军队至少发展到五百人：“上率兵五百，征董鄂部主阿海巴颜。” ⁽⁵⁾ 因军队人数较多，便出现三百人一牛录的军事组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 ⁽⁶⁾ 授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当是史实，但其统辖军队的数量可能有所夸大。从此，牛录额真已经不仅是出师行猎的临时性的十人之长，而且成为女真的一种官名。牛录既是围猎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已经进行六年，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管辖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权的建立，他便组织了一支军队。当时这支军队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丳赤 ⁽⁷⁾ 军和能射军。这仅见于朝鲜文献《李朝宣祖实录》，现抄录如下：“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原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丳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胁制群胡。” ⁽⁸⁾ 上文中的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以原建州卫酋长李亦难等隶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为四军，练习骑射，严定军纪。四军编制，实即后来四旗、八旗的基础。

建州四军的官兵数量，《李朝宣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 ⁽⁹⁾ 。但这话出自建州贡民马三非等之口，显然有所夸大。三年后，朝鲜通事河世国到佛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着甲，城外十里许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考点矣。” ⁽¹⁰⁾ 这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上述目测数字较为可靠。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朝官员余希元到佛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骑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随行；又有“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者，至建州城而止” ⁽¹¹⁾ 。由上推算，当时建州的步骑兵约有二三万人。这些军队，已按旗编制。《满洲实录》在记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古勒山之役时，作如下记载：“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与赫济格城相对。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 ⁽¹²⁾ 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作了同样记载：“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 ⁽¹³⁾ 据此可知，努尔哈赤早已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 ⁽¹⁴⁾ ，并已早有军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人申忠一到佛阿拉，所见建州军旗：“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 ⁽¹⁵⁾

努尔哈赤始设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 ⁽¹⁶⁾ 系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这一年，在八旗制度演变史上、在满族发展史上，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对满洲牛录的整编与改革。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上以诸国来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至是，遂以名官。

实际上，努尔哈赤在这一年，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主要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规范牛录组织。此前，按族党屯寨组织牛录，族党屯寨大小不一，牛录人数多寡悬殊。这次整编，“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就是重新编设牛录，将每牛录定为三百人，虽实际上多寡难以划一，但作出大体整齐的规定。牛录既成为固山的基层组织，也成为政权的基层组织，还成为氏族的血缘组织。

第二，设立牛录额真。此前，虽有牛录额真名称，但实际上并不规范。这次整编，每牛录设额真一员，正式成为官名。牛录额真，大汗任免；牛录官员，整齐划一；额真职责，确定范围。

第三，松弛血缘关系。此前，许多牛录额真为部酋族长、城主寨首。他们有浓厚的血缘或地缘关系，父子兄弟，叔侄亲朋，关系盘根错节，不利权力集中。这次整编，虽保留很多酋长、城主为牛录额真，但他们都由努尔哈赤任命；努尔哈赤还任命一些新的军功贵族为牛录额真，从而松弛了牛录额真的血缘纽带，强化了牛录额真的军政色彩。

第四，划一旗纛颜色。此前，旗纛的颜色，如前文所述，初无红色，其青色与黑色，也不大容易区别。这次整编，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纛的标志。

这次建州对牛录的整编，上距努尔哈赤起兵已经十八年，是清朝八旗演变史上，也是清朝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此期建州的牛录数目，没有留下当时的记载。据后来的档案所记，大约有四十个牛录 ⁽¹⁷⁾ ，实际上可能还多一些，是为努尔哈赤最基本的武装力量。这次建州对牛录的重大改革，为而后八旗制度的确立奠下了基础。

此期，在建州整编牛录时，是否已经建有四旗，学界看法，很不一致。主张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已经建有四旗者，主要根据是《清实录》、《清会典》的载述；主张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尚未建立四旗者，主要根据是当时的满文档案和明朝文献中没有固山、固山额真的记载。笔者认为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以前，已具四旗雏形。因为：

第一，早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人申忠一到佛阿拉，所见建州军队用青、黄、赤、白等颜色作为军旗的标帜。说明在整编牛录五年之前，建州军队在牛录之上已经有旗的建制。

第二，建州的军队开始为一军，由努尔哈赤统领。继之一分为二，由努尔哈赤及其胞弟舒尔哈齐分别统领。《李朝宣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通事河世国到佛阿拉，目睹建州军队“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云云，说明这时建州至少有两旗的军队。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次子代善成年后，建州军队又二分为四：努尔哈赤、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各领一支队伍，这就是四旗的基础。

第三，建州统一之后，朝鲜人记载建州的军队，分为四军，练习骑射，严定军纪，部伍整肃。此期的四军，同后来的四旗并不相同，但为后来建立四旗，准备了经验。

第四，史家论述舒尔哈齐被幽死后，其子阿敏掌镶蓝旗；褚英被处死后，其子杜度掌镶白旗；努尔哈赤将舒尔哈齐的另一部分军队改编、扩充为正蓝旗，由其第五子莽古尔泰掌管；又将褚英的另一部分军队改编、扩编为正白旗，由其第八子皇太极掌管。但舒尔哈齐、褚英都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设立八旗制度之前。这说明此时已有旗的军队建制。

总之，从牛录到四旗，从四旗到八旗，再从八旗到二十四旗，是一个长达五十余年的过程。可以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整编牛录，建立牛录制度；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整编八旗，建立八旗制度。八旗满洲建立后，又建立八旗蒙古，再建立八旗汉军，从而使八旗制度逐步完善。

作为八旗制度建立的标志，则是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建州社会建立八旗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内部，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均已死，努尔哈赤的权力更加集中；在外部，建州已吞并哈达、辉发和乌拉，史载其降俘乌拉卒骑，“不下数万人” ⁽¹⁸⁾ ；又征抚大量东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员益广，步骑增多，“归附日众，乃析为八” ⁽¹⁹⁾ 。就是除原有四旗，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上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 ⁽²⁰⁾

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各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的四旗，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作旗帜；增添的四旗，用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种颜色作旗帜。然而，八旗的颜色有一个变化过程。据文献所载，初始为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旗帜，而后为黄旗无画、黄旗画黄龙、赤旗无画、赤旗画青龙、白旗无画、白旗画黄龙、青旗无画、青旗画黑龙八种颜色旗帜 ⁽²¹⁾ 。至于比较规范的八旗颜色，到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始见之于《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的记载：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共八种颜色的旗帜。其四镶旗为：将原来整黄、整白、整红、整蓝的旗帜周围镶上一条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了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不镶红边的黄色旗帜称为整黄旗，即整幅的黄旗，习称正黄旗；镶红边的黄色旗帜称为镶边黄旗 ⁽²²⁾ ，习称镶黄旗，俗写厢黄旗；其他六色旗帜也是一样。于是形成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合起来称为八旗 ⁽²³⁾ 。

除上述八旗满洲之外，天命六年（1621年）始设蒙古牛录 ⁽²⁴⁾ ，天命七年（1622年），始分设蒙古旗 ⁽²⁵⁾ 。天聪三年（1629年），已有“蒙古二旗” ⁽²⁶⁾ 。天聪九年（1635年），始设蒙古八旗 ⁽²⁷⁾ ，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

关于汉军八旗，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 ⁽²⁸⁾ ，以佟养性为固山额真。汉军初名乌真超哈，为满语ujencooha的对音。ujen是重的意思，cooha是兵的意思，ujencooha意为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称汉军，以黑色为旗帜。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分设汉军为二旗 ⁽²⁹⁾ ，以马光远、石廷柱为固山额真。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又增设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 ⁽³⁰⁾ ，增王世选、巴颜为固山额真。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汉军四旗扩充为八旗 ⁽³¹⁾ ，旗色改为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相同，取消了黑色，其固山额真分别为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和李国翰。从此，实际有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 ⁽³²⁾ ，但习惯上仍统称之为八旗 ⁽³³⁾ 。

清太祖朝创建八旗制度，将国家的中枢机构，与基层的牛录组织，相联结，成网络。八旗制度把星散于深山密林间的满洲臣民，组成一个社会军事化、军事社会化的新型社会机体。这是满洲社会崛兴的一个关键，也是明朝失败的一个机缘。

（二）八旗制度的组织

八旗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所属军民，既按不同地域，又按氏族部落，加以划分，进行组编。八旗的组织结构，主要分为三级：牛录、甲喇、固山。

牛录，其长官初为牛录额真，后称牛录章京，入关后称佐领 ⁽³⁴⁾ 。牛录额真为满语niru i ejen的对音，就是牛录长或牛录主，其音译为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下设岱子二人、章京四人、村拨什库四人。《满文老档》对牛录额真以下官员作了记载：“牛录额真以下设岱子二人、章京四人和噶珊拨什库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的达旦。” ⁽³⁵⁾ 岱子，为满语daise的对音，是副职的意思。章京，为满语janggin的对音，是办事员的意思。噶珊拨什库，噶珊为满语gahan的对音，是村的意思；拨什库为满语bosokū的对音，是领催的意思；噶珊拨什库即村领催（村长），后称领催。达旦，为满语tatan的对音，是窝铺的意思，相当于连，后被取消。

每牛录的丁数，多寡不均。如索尔果率苏完部众归顺努尔哈赤，其部民五百户并十子等人，编为五个佐领，平均每个佐领百户上下，清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就在其中。当然也有的人数较多。

八旗所属牛录、每牛录所属兵卒，也多未划一。据李民寏经眼所记：

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奴酋领二高沙，阿斗、于斗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曰亡古歹，曰豆斗罗古（红破都里之子也），曰阿未罗古（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小乙可赤有战功、得众心，五六年前为奴酋所杀）。一高沙所属柳累（胡语柳累云者，如哨军之制）三十五，或云四十五，或云多寡不均。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共通三百六十柳累云。 ⁽³⁶⁾

高沙即固山，奴酋为努尔哈赤，阿斗为阿敦，于斗为额亦都，贵盈哥为代善，奢夫羊古为安费扬古，红歹是为皇太极，亡古歹为莽古尔泰，豆斗罗古为杜度，红破都里为褚英，阿未罗古为阿敏，小乙可赤为舒尔哈齐，柳累即牛录。努尔哈赤通过兄弟子侄及亲信，统领八旗军队。

经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三年（1615年）两次整编，每个牛录的丁数，虽大体划一，却参差不齐。所以，《建州闻见录》记载：“一柳累所属三百名，或云多寡不均。”每牛录按三百丁计，其下设四个达旦，平均每个达旦七十五人（相当一个连），由四位章京分管。

牛录额真即佐领，随着八旗军队的扩大和满洲社会的发展，逐渐分为勋旧佐领、世管佐领、互管佐领和公中佐领等。《养吉斋丛录》记载：“国初，各部落长率属来归，授之佐领，以统其众者，曰勋旧佐领；率众归诚，功在旂常，赐户口者，曰优异世管佐领；仅同兄弟族里来归，授之以职者，曰世管佐领；户少丁稀，合编佐领，两姓三姓，迭为是官者，曰互管佐领；各佐领拨出余丁，增编佐领，为公中佐领。” ⁽³⁷⁾ 上文中的勋旧佐领，主要是天命汗起兵之初，满洲各部落酋长率属归顺，授为牛录额真即佐领，仍率其众，世袭罔替。世管佐领，主要是天命汗起兵之初，女真各部落长携族归附，授为牛录额真即佐领，仍统其民，世亦不替。互管佐领，主要是因本族户少丁稀，合编两姓三姓或数姓为一牛录，牛录额真即佐领的承袭，递世互袭，交叉继承。公中佐领，主要是“或世袭之家已绝，改为公中；或人户滋多，另编公中；或令庶姓之人，编为公中” ⁽³⁸⁾ 。公中佐领有增编、分编、抽编之例，其牛录额真即佐领的继任，按其户丁，轮流承袭。总之，不同牛录额真即佐领的承袭和权力都不完全相同 ⁽³⁹⁾ 。

八旗中的佐领——勋旧佐领、世管佐领、互管佐领和公中佐领之官制，既是满洲兴起凝聚力量、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大因素，也是清朝衰落外荣内枯、由活到僵、从鲜到腐的重大根因。

牛录额真的主要职责是：

第一，征调兵员。遇有战事，奉命向本牛录征调甲士，并自备马匹、干粮、器械。其兵员的器械完好、马肥膘壮，牛录额真受到淑勒贝勒的褒奖；否则，受到责罚。

第二，指挥征战。在天命朝，牛录额真的主要责任是带领所属官兵，冲锋陷阵，攻城略地，拼搏厮杀，夺取胜利。

第三，征派赋役。后金牛录的属民，要向后金汗缴纳赋税，还要负担徭役。以上两项，当时目击者记载：“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 ⁽⁴⁰⁾ “八将”为八固山额真，“柳累将”为牛录额真。

第四，督催耕作。八旗制下的部众，“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⁴¹⁾ 。即跨马从戎时，按军队的编制驰骋征战；解甲卸鞍后，又按民事的编制从事生产。军卒返屯后，修整器具，耕种田地，牧放马匹，采集狩猎。牛录额真又成为生产的管理者。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命“一牛录各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垦荒屯田，悉蠲贡赋” ⁽⁴²⁾ 。以后随着归并的土地和人口日渐增多，便组织庄田进行生产。牛录额真是本牛录生产的组织者，天命汗要牛录额真重视所属部民种粮植棉，规定：如额真所属诸申秋后衣食不足可以告状，然后将其从收成较差额真那里拨出，交给收成较好额真，以示奖惩。后来由于丁口增加，牛录下的民户“三丁抽一” ⁽⁴³⁾ ，即每户如有三名男丁，抽一人去作战，另二人称余丁，在家从事生产劳动。“无事耕猎，有事征调，战胜分俘受赏。人自为兵，人自为饷，无养兵之费，故用无不给” ⁽⁴⁴⁾ 。随着战争的频繁，兵士不再弃戈务农，而变成职业军人：“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 ⁽⁴⁵⁾ 牛录额真指挥军事职能逐渐加强，组织生产职能日趋减弱。

第五，管理民事。凡婚丧嫁娶、户口登记、部民纠纷、抚恤孤寡、赈济贫困等事，该牛录额真，进行统辖。

第六，举荐官员。凡本牛录的官员，其有关举荐、询证、催办、具保等事宜，会同族长共同办理，等等。

牛录额真的任免权在天命汗，其时牛录额真位高、权重。

甲喇，为牛录与固山之间的一级组织机构，是牛录额真同固山额真机构运转的中间关节。甲喇额真，其满语体为jalan i ejen，jalan，原意为草节、竹节之节，为承启固山额真与牛录额真之间的官职，辖五个牛录，所以满文又称sunja niru i ejen，意为五牛录之主或五牛录之长，后称甲喇章京，入关后称参领。

固山，为八旗最高的编制单位。固山为满语gūsa的对音，是旗的意思；其满语体为gūsa i ejen，意为旗之主，后称固山章京，入关后称都统。梅勒额真，梅勒为满语meiren的对音，是两侧、副手的意思；其满语体为meiren i ejen，意为副（旗）主，后称梅勒章京，入关后称副都统。

八旗的管理，归固山额真。固山额真的地位，仅次于本旗的旗主贝勒、非旗主议政贝勒。固山额真负责本旗的管理，又称作管旗大臣。天命年间的固山贝勒，主要有开国五大臣、宗室觉罗和望族强宗者。开国五大臣如额亦都及其子车尔格、费英东、何和礼，宗室如阿敦、济尔哈朗、汤古代、铎弼、阿巴泰等；望族强宗如达尔汉额驸、喀克笃礼、博尔晋等。固山额真常在家族父子兄弟之间轮回担任，如开国元勋额亦都掌镶白旗，他的三个儿子车尔格、图尔格、伊尔登也都相继为镶白旗固山额真。车尔格，幼事天命汗，后进游击、总兵官、领镶白旗；图尔格，尚主为额驸，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晋镶白旗固山额真，位列八大臣；伊尔登，幼年在天命汗宫中养育，后晋侍卫、游击、副将，图尔格被罢固山额真，以伊尔登任之。后伊尔登获罪，又以图尔格任镶白旗固山额真。他们父子四人，《清史稿》皆有传。后来清太宗皇太极谕：“图尔格兄弟三人，俱为固山额真，并获罪。今复用尔为固山额真者，非从尔兄弟起见也。因尔才能，加恩特用。尔嗣后若不勉力，则用他人矣！” ⁽⁴⁶⁾ 从上可以看出，八旗固山额真在宗室贵族、军功贵族、勋旧贵族中联姻攀援、盘根错节，形成顽固而强大的势力。固山额真的职责，主要是执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 ⁽⁴⁷⁾ 。实际上固山额真掌管本旗的一切旗务，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官爵、户籍、民政、赋役、族务、教育等。正如《清太宗实录》所言：八旗固山额真“入则赞襄庙谟，出则办理国事，上下中外，一切事宜，未有不知者” ⁽⁴⁸⁾ 。然而，八旗固山额真在天命大汗之下，只是为其本旗之旗主贝勒管理本旗事务而已。

八旗分设旗主，由旗主贝勒统领。旗主贝勒的满文体为gūsa ejelehe beile，他们是八旗之主，所以称作为旗主贝勒，或称为主旗贝勒。八旗的旗主，经常有变动。天命六年（1621年）九月，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天命汗努尔哈赤领正黄、镶黄两旗，其次子代善领正红、镶红两旗 ⁽⁴⁹⁾ ，其八子皇太极领正白旗，其长子褚英之子杜度领镶白旗，其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其胞弟舒尔哈齐之子阿敏领镶蓝旗 ⁽⁵⁰⁾ 。《无圈点老档》即《旧满洲档》、《老满文原档》天命七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初五日记载如下：“大贝勒、豪格父贝勒自锦州，率红二旗及正白一旗，往驻义州；阿敏贝勒率镶蓝一旗，往驻白土厂；汗率黄二旗、镶白一旗、正蓝一旗，驻锦州。”

上文中的大贝勒为代善，豪格父贝勒为皇太极，而领正蓝旗的莽古尔泰因罪被皇太极惩治，故修《无圈点老档》时将他的名字删去。先是，舒尔哈齐领两蓝旗。舒尔哈齐死后，由其子阿敏领镶蓝旗；努尔哈赤将其另一部分产业分给自己第五子莽古尔泰，改编并组成正蓝旗。而褚英被处死后，他所领的旗，由其长子杜度领镶白旗；由皇太极领正白旗。这就表明，努尔哈赤兄弟及其儿侄掌握着八旗的军政大权。其弟、其长子死后，八旗中的七个旗归努尔哈赤及其子掌握，另一个旗归其侄子掌握，军政大权，更加集中。天命汗努尔哈赤则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也是八旗的最高领袖。

旗主贝勒，位高权重。

第一，进入最高决策集团。清初在建州时期或天命时期，在天命汗之下，由旗主贝勒等组成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决定汗位继承、军国大政、出师征讨、政策法令、重大审判等。

第二，分配经济利益。乾隆《大清会典》载述：“天命间，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朝会燕飨，皆异其礼，锡赉比均及，是为八分。” ⁽⁵¹⁾ 清初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的区别，就是在宗室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特权贵族，能享有“八份均分”的特权。凡是“入八份均分”者，才能享有“八份均分”的殊荣；而“不入八份均分”者，则不能享有“八份均分”的特权。清入关后，有“入八分公”和“不入八分公”的区别。天命时的旗主贝勒，都在“入八份均分”之列。将征战掳掠的财富往往按八份分之。

第三，总理三个旗分。后来八旗分设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每旗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个旗分，虽有满洲、蒙古、汉军三个固山额真，但其旗主贝勒只有一个。同旗的满洲、蒙古、汉军三个固山额真，在其旗主贝勒的总领下，分管自己的旗分。

第四，管理本旗经济。大凡征战所获的土地、牲畜、财物、人口、布帛、金银等，八份或按八旗进行分配；赋税、徭役也按八旗分摊。重大招待宴会，也按八旗分摊举行。后来生员胡贡明关于八旗分配和税收的奏言，也反映天命朝的情状。他说：

我国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若有得来，必同八家平分之；得些人来，必分八家平养之。譬如皇上出件皮袄，各家少不得也出件皮袄；皇上出张桌席，各家少不得也出张桌席。 ⁽⁵²⁾

第五，管理司法诉讼。本旗内的重要案件，其诉讼、审理、判决等，都需经过旗主贝勒。一些重大事情，也需报告旗主贝勒。

第六，管理民事教育，等等。

八旗的组织同其功能密不可分。

（三）八旗制度的功能

八旗制度是满洲，也是清朝独特的、根本的社会制度。这个八旗社会制度，前古未有，后世也无。清代八旗制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司法、祭祀、宗族等，都被涵盖在内。

八旗制度首先是军事制度。

八旗军在创立的初期，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史载：“其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善骑射。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渡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 ⁽⁵³⁾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八旗制度的军事性质，作了明确的记载：

行军时，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军士禁喧嚣，行伍禁搀越。当兵刃相接时，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击；俾精兵立他处，勿下马，相机接应。每预筹方略，了如指掌，战则必胜。 ⁽⁵⁴⁾

这里除记述八旗军的军容军纪整肃、攻战克敌制胜外，还记载八旗军在兵种上分为三等，即长甲军、短甲军和巴牙喇，后来演变成前锋、骁骑和护军等。护军即精兵，时称巴牙喇。巴牙喇，为满语bayara的对音，意为精兵或护军。其首领为bayarai jalani janggin，汉语音译为巴牙喇甲喇章京，后称护军参领。朝鲜称巴牙喇为拜阿罗，据朝鲜人李民寏所见：“胡语呼拜阿罗军者，奴酋之手下兵也，五千余骑，极精勇云（七将皆有手下兵，而未详其数）。” ⁽⁵⁵⁾ 巴牙喇是从各牛录中选拔的精壮，兵勇马骠，甲坚剑利，在后金夺取抚顺、沈阳、辽阳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⁵⁶⁾ 。

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兵书有言：“国之大事在戎，兵之驰骋在马。” ⁽⁵⁷⁾ 八旗军虽然步兵众多，开始没有火器，用皮弦木箭、短剑钩枪，射程近，威力弱；但是，他却以铁骑角胜。八旗骑兵的战马饲养，栏里不蔽风雪溽暑，不喂菽粟，野外牧放，能耐饥渴。出征时，兵士乘马，带上自备军器和数天干粮，驱骑驰突，速战速决；利用行军或战斗的闲暇，脱缰放牧，不需后勤。李民寏又记载：“胡中之养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聘为事，俯身转膝，惟意所适；暂有卸鞍之暇，则脱靮而放之。栏内不蔽风雪寒暑，放牧于野，必一人驱十马。养饲调习，不过如此。而上下山坂、饥渴不困者，实由于顺适畜性也。我国之养马异于是，寒冽则厚被之，雨雪则必避之，日夜羁縻，长在枥下，驰骋不过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昼无阙，是以暂有饥渴，不堪驰步，少遇险仄，无不颠蹶。且不作骟，风逸踶啮，不顺鞭策，尤不合战阵也。” ⁽⁵⁸⁾

上引后金与朝鲜战马的对比，实际上也反映了后金同明朝战马的对比。后金骑兵，兵悍马壮，兵皆铁甲，马也披甲。据《咸宾录》载女真军法云：“其军法，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披重甲，持戈矛；后三十人披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则两人跃马而出，观阵虚实，然后四面结阵驰击，百步之外，弓矢齐发。” ⁽⁵⁹⁾ 骑兵作战时，分作“死兵”和“锐兵”两种：“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仍复前，莫敢退，退即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 ⁽⁶⁰⁾ 这说明八旗军骑兵的勇敢与顽强。每当后金军吹角螺，鸣号炮，发动进攻时，八旗军的骑兵，冲锋，厮杀，摧坚，陷阵，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与争锋，所向披靡。

相反，明朝军队习于平原作战，长于施放火器。他们临阵时，摆列方阵，弯弓挥刀，士气不高，行动迟缓。但后金骑兵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速度快，另一个是冲力大。从某种意义来说，战争就是作战双方速度与力量的竞赛。因此，行动慢、摆方阵的明朝步兵，与速度快、力量大的后金骑兵交锋之后，明军未及再装弹药时，后金的骑兵已冲陷方阵，倏来倏往，任意横行。所以，袁崇焕说：明朝“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⁶¹⁾ 。然而，八旗兵攻城时，先用楯车 ⁽⁶²⁾ 运载登城士卒到城下，竖起罩着牛皮的筒梯 ⁽⁶³⁾ ，军士冒矢石沿筒梯鱼贯登城。有时从城下挖洞，兵士穴城而入。也有时“则每于马上人持一袋土，一时俱进，积于城下，则顷刻与城平，而人马践踏逾越” ⁽⁶⁴⁾ ，取得攻城的胜利。

八旗军又是一支严格训练的军队。天命汗重视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素质，培养勇敢精神，熟谙弓马技艺。在佛阿拉有很大的操场，天天操练兵马。练兵时，他常亲自检查战马的膘情，马肥壮者赏酒，马羸瘦者责鞭。练兵除演习枪、刀、骑、射外，还进行“水练”和“火练”——练习跳涧的叫作水练，练习越坑的叫作火练；优秀者受赏，怯劣者受罚。天命汗之所以严格军训，是因为他深知武艺对一个兵士之重要。他自己便是一个弓马精熟、武艺超群的射手。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一个努尔哈赤“百步穿柳”的故事：

初，上出迎时，至洞城之野，有乘马佩弓矢过者。上问左右曰：“谁也？”左右曰：“此董鄂部人，善射，部中无出其右，所称善射钮翁金是也。”上召钮翁金至，指百步外柳，命之射。钮翁金发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错。上发五矢，皆中，众视之，五矢所集，仅五寸许，众共叹为神技云。 ⁽⁶⁵⁾

上文称赞清太祖弯射神技，五箭环中，技艺超群。这个故事同金太祖阿骨打射艺超群的故事类似。《金史》记阿骨打射艺：“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鸟，连三发皆中。辽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尝宴纥石烈部活离罕家，散步门外，南望高阜，使众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发过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宗室谩都诃最善射远，其不及者犹百步也。” ⁽⁶⁶⁾

八旗军还是一支严军纪、明赏罚的军队。《易经·师》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努尔哈赤从建军之初，便军律严、赏罚明。他制定不成文军令，并规定：“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 ⁽⁶⁷⁾ 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把军纪、赏罚制度化：

克城破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怨不遗，必加升赏。用兵如神，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 ⁽⁶⁸⁾

上述记载如“用兵如神”云云，出自清朝文人的讴歌。但是，他确有一套办法，在每次战后核查军士战功时，重赏勇者，以励兵卒。雅荪即为一例。“雅荪素微贱，因叶赫兵临兀扎鲁城时，有战功。太祖高皇帝擢为大臣，宠任特优。太祖在时，雅荪尝以殉葬自矢” ⁽⁶⁹⁾ ，以死相报，拼战必厉。又如据朝鲜满浦佥使郑忠信至赫图阿拉所目击云：“军卒则盔上有小旗以为认。每部各有黄甲二统，青甲二统，红甲二统，白甲二统。临战则每队有押队一人，佩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验，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战胜则收拾财畜，遍分诸部，功多者倍一分。” ⁽⁷⁰⁾

努尔哈赤在每次战后，“赏不逾日，罚不还面” ⁽⁷¹⁾ 。按功行赏，依罪惩罚，兵士们齐一心志，统一战力，奋勇征杀，有进无退。

有人总结后金的骑兵，在作战时有进无退的原因，说道：“只以敢进者为功，退缩者为罪（面带枪伤者为上功；凡大小胡人之所聚，面颈带搬（瘢）者甚多，其屡经战阵可知）。有功则尝之以军兵，或奴婢、牛马、财物；有罪则或杀，或囚，或夺其军兵，或夺其妻妾、奴婢、家财，或贯耳，或射胁下。是以临阵有进无退云。” ⁽⁷²⁾ 在某种意义上说，后金是以掠财赏功，酷刑罚罪，来维持一支强大的八旗铁骑劲旅。

关于后金军队的严酷刑罚，可从《满文老档》中选择两件事情加以说明：后金军攻抚顺城时，在前面的人竖梯登城，后面的人没有跟上，先上的人被射死，命将后面没有跟上的伊赖，削掉鼻子，罚为阿哈（奴仆）。又有苏克达的舒赛牛录的阿奇，擅离兵营，去杀鸡烧着吃，另四人知道后和阿奇一起吃烧鸡。他们五人被清河的明兵杀了。命割取阿奇尸体的肉，给各牛录传观，以儆效尤 ⁽⁷³⁾ 。尽管八旗军的军纪严酷，但兵士因参战能得到物质利益，仍把出征视同节日：“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 ⁽⁷⁴⁾ 因此，诱之以利，绳之以法，这是后金八旗军队战斗力强的两项重要因素。

八旗军不仅勇敢善战、长于骑射、勤加训练、号令严肃、卒伍整齐、赏罚分明，而且“最工间谍” ⁽⁷⁵⁾ 。后金为了刺探明军的指挥、部署、数量、军器、城邑、士气、粮秣等情报，曾利用明降将李永芳，每月花银一百两，收买与明辽东官员有交往的刘保，按月递送情报 ⁽⁷⁶⁾ 。后金还曾派谍工男扮女装，设计焚烧明军在海州的粮草 ⁽⁷⁷⁾ 。后金因善用谍工，对辽东明军的虚实动静了如指掌。在《三朝辽事实录》和《无梦园集》等书中，特别是明朝兵部尚书兼辽东经略王在晋，对努尔哈赤善用谍工屡有记述，如：

奴遣奸细探三岔，破联舡，阴图金酋寨。

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

奴酋多遣奸细，潜伺内境。

奴中间谍，无地不有。

奴酋最狡，善用奸细，我之动静，无不悉知。

贼之奸细，混入其中，如沈阳攻陷，皆由降夷内应，其明验也。

奴自清、抚、开、铁，以及河东、西之陷，何者不由奸细之潜伏？其用计最诡，用财最广，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细。

此外，明人陈仁锡也说：

奴贼善愚我，而我无一事愚奴。 ⁽⁷⁸⁾

后金军统帅努尔哈赤，用精心的策划，诡诈的计谋，丰厚的财物，秘密的手段，派遣谍工，刺探敌情，取得指挥战争的主动权。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是行政制度。后金政权既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八旗的军事职能前已述及，其社会职能，包括政治、民政、氏族、司法和教育五个方面：

八旗是政权组织。后金的政权组织分为三级——固山、甲喇和牛录。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出则统率军队，入则统领部民。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衙，各领属民。基层单位为牛录，牛录额真是本牛录旗人的“父母官”。后金汗通过各级额真，管治其人民。

天命汗同各级额真是君臣隶属关系。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萨尔浒城营筑竣工，努尔哈赤升殿聚诸王大臣曰：“君明乃成国，国治乃成君。至于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礼也。” ⁽⁷⁹⁾

可见后金八旗中的君臣等级是很森严的。后金政权依靠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等各级官吏，组成管理后金人民的国家机器。

八旗也是民政组织。固山、甲喇、牛录，既是军事编制单位，也是户口编制单位。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牛录额真及其属下村领催等官员，掌管本牛录、本村屯的民政事务，诸如登记户籍，查勘田地，分配财物，经营房宅，收纳赋税，摊派劳役，管理治安，拘捕逃人，婚丧嫁娶，排解纠纷，清理卫生，送往迎来等 ⁽⁸⁰⁾ 。

八旗又是宗族组织。女真族到努尔哈赤时代，仍保留有氏族残余形态。虽然牛录早已变成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但牛录额真多为一族之长或众族之长。一个牛录往往是一个大宗族，牛录额真即成为该族的族长。如康果礼先世居那木都鲁，以地为氏。康果礼等率兵一千余人，归服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命康果礼等“分辖其众，为世管佐领六，隶满洲正白族” ⁽⁸¹⁾ 。康果礼既统辖所属部众，又为其旗的族长。尤其是东海女真部民降服后，努尔哈赤即以其首领委任官职，统领所属部民。这种牛录额真，既为军事长官，也为行政长官，又为该族的族长。所以《光绪会典》载有：“每佐领下，每设族长，管束同族之人，其独小族，即令兼管。” ⁽⁸²⁾ 因此，牛录额真也是族长或总族长。但后来招服日众，情况有所不同，同一牛录内不仅有满洲人，也有蒙古人和汉人等。尽管如此，牛录额真仍管牛录内的宗族事务。

八旗也是司法组织。后金社会八旗下的牛录，是基本的司法单位，是由早期族长审判权而演化为牛录额真审判权，而牛录额真往往是本牛录的族长。牛录额真有着调解、裁断、审结本牛录属下人的一定权力。后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司法制度的演化，牛录额真仅审理一般民事纠纷，事有大者交理事官审理。下面从《盛京刑部原档》中牛录章京布尔萨海等一案可以窥见后金时牛录额真的司法权力：“镶黄旗布尔萨海牛录下青吉儿，首告本牛录下额托齐于法司：先前，额托齐曾持腰刀砍我们，我青吉儿夺其所配之弓。此情告于牛录章京布尔萨海后，将额托齐鞭二十七；又夺青吉儿我所佩之弓。经审属实，鞭额托齐七十。牛录章京布尔萨海擅自审结持腰刀一罪，鞭五十，准折赎，罚银十六两六钱六分入官。” ⁽⁸³⁾

上录案例说明，牛录额真最初享有审判权；但在天聪五年（1631年）将民事纠纷以外之审判权交由刑部审理。牛录额真布尔萨海循旧章、违新制，遭到鞭责折赎之罚。

八旗还是教育组织。满文创制之后，在八旗的牛录里，进行满文的教习。每牛录设立师傅，教授其属民满文。清军入关后，按八旗设立学校，称八旗官学。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行政制度，而且是经济制度。这主要表现在天命汗和固山额真除指挥作战和管理行政外，还占有土地、奴仆、牲畜，坐拥田庄，管理生产，分配财物。八固山共同占有土地。胡贡明奏议称：“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 ⁽⁸⁴⁾ 。这虽是努尔哈赤死后六年的奏议，但反映其在世时八固山占有土地、奴仆和牲畜的史实。后面将较详地叙述后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这里姑且从简。八旗还是分配财富的单位。如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五日，攻取明抚顺诸城堡，次日，天命汗就在甲版 ⁽⁸⁵⁾ 野地设营，按旗分配“俘获”三十万人畜 ⁽⁸⁶⁾ 。每次战胜之后，“降者编为户口，所俘各照牛录，派数上献” ⁽⁸⁷⁾ 。他还将在战争中掳获的大量人口、牲畜、金银、布帛，按八旗分赐与贝勒和各级额真等。如萨尔浒之役后，将缴获的战利品堆放八处，按八旗进行分配 ⁽⁸⁸⁾ 。

此外，八旗还是税收单位 ⁽⁸⁹⁾ 。后金政权凡是需要征调兵员、差役、物资时，都是按八旗分摊，再由旗主贝勒按牛录在本旗内分派。根据天命汗的旨意，各旗主贝勒调发本旗所属牛录的披甲、壮丁、徭役、粮赋等。申忠一在佛阿拉所见记载：“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就是说，要缴纳田之所获、狩之所猎。至于行军作战，诸贝勒各领其军兵，而“军器、军粮，使之自备”。后胡贡明于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时奏言：“譬如皇上出件皮袄，各家少不得也出件皮袄；皇上出张桌席，各家少不得也出张桌席。” ⁽⁹⁰⁾ 以上见闻和奏言充分说明，八旗也是税收单位。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与生产关系形态所产生的独特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汗通过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管理女真的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鄂温克、达斡尔、蒙古人、汉人等的征抚，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包容在旗制之中，加速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初年，已发展到约二百个牛录 ⁽⁹¹⁾ 。

天命汗创建八旗制度，以其为纲，把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生产统制起来，实行军事、行政、生产、教育、分配、财税、司法和氏族等八种社会职能一元化。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女真社会“是按军事方式组织成的，像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一样” ⁽⁹²⁾ 。努尔哈赤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司法、管理民事、管理教育、管理祭祀、管理氏族，使女真社会军事化。因此，在清太祖朝，八旗制度使军事社会化，八旗制度也使社会军事化。这一点，正是天命汗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天命汗努尔哈赤，以八旗制作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连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斗与生活合一的民族与社会必强。”后金时期的女真民族和女真社会，是战斗与生活合一的民族，也是战斗与生活合一的社会，整个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正是后金崛起东北地区，整合女真各部，统一东北地区，施行社会改革和屡败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朝以兵得国，后金亦以兵得国。后金与金朝的崛兴、胜利，有着相同、近似之处。《金史·兵志》论道：

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 ⁽⁹³⁾ 。

后来金亡元兴，究其原因之一，《金史·兵志》又论道：

岂非自坏其家法而致是欤！抑是道也可用于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长久之天下欤！八旗制度的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及其在清军入关前与入关后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亦是有所不同的。八旗制度关系着大清帝国的“荣枯盛衰” ⁽⁹⁴⁾ 。清军入关稳定统一政权之后，清帝“率祖旧章”，未能对八旗制度加以改革，而使其日渐显现负面的因素。清朝终于由强而弱，由盛而衰，由荣而枯，由生而灭，未能逃脱“生者必灭”这一历史运行的法则。

天命汗通过八旗制度，加强了对女真诸申的军事统治和军事独裁，从而给女真劳动民众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而八旗军入关之后，对中原地区人民实行野蛮掠夺与军事统治，推行高压政策，影响了社会的前进。

满洲文字的创制，八旗制度的确立，从精神和物质上准备了后金政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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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洲实录》，第3卷，第3～4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2) 《金史·兵志》，第44卷，第99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3) 《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第82卷，第13页，二十年七月辛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2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6)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第2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7)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铁皮丳牌，以张牛皮四五重为牌，矢不能穿。“丳赤”可能就是铁皮丳牌。

(8)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23卷，第6页，二十二年七月丁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9)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30卷，第16页，二十五年九月甲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0)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69卷，第17页，二十八年十一月戊子，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1)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73卷，第16页，二十九年三月甲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2) 《满洲实录》，第2卷，第14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13)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第1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1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1卷，第3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店影印本，1970年。

(15)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71卷，第45页，二十九年正月丁酉，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6) 乾隆《清会典则例》第171卷载：“太祖高皇帝辛丑年，满洲生齿日繁，诸国归服人众，设四旗以统之，以纯色为辨，曰黄旗、曰白旗、曰红旗、曰蓝旗。”

(17) 《历朝八旗杂档》，转引自《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第13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18)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69卷，第17页，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19) 昭梿：《啸亭杂录》，第10卷，第1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0年。

(2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第20页，乙卯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1)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69卷，第9页，三年九月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22) 《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5页载有《厢边红旗备御祝世胤奏本》即为一例。

(23) 《满洲实录》，第7卷，第6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2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5)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369页，天命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2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3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7)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2卷，第1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28)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正月乙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本。

(2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37卷，第3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0) 《清朝文献通考》，第170卷，第7页，清刻本。

(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1卷，第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2) 乾隆《清会典》第95卷载：“始立四旗，重为八旗，合满洲、蒙古、汉军为二十四旗，制度备焉。”

(33) 金德纯：《旗军志》，不分卷，第1页，《辽海丛书》本。

(34) 郑天挺：《探微集·牛录额真》，第141页，中华书局，1980年。

(35)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55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36)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0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37)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1卷，第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38) 福格：《听雨丛谈》，第1卷，第2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年。

(39) 《清史稿·职官志四》，第117卷，第336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40)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3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4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7卷，第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2)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19页，癸丑年（1613年），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4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17卷，第1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4) 魏源：《圣武记》，第1卷，第2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年。

(45)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1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4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29卷，第8页，崇德元年五月己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7)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第84卷，第1页，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4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8卷，第1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9)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载：代善掌黑旗。

(50)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69卷，第9页，十三年九月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51) 乾隆《大清会典》，第1卷，《宗人府》，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2) 《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卷，第10页，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53) 罗曰褧：《咸宾录》，第2卷，第4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

(5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第2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55)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1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56) 《满洲实录》，第4卷，第10页；第6卷，第13页；第7卷，第3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57) 戚继光：《练兵实纪》，第3卷，《练胆气》，《学津讨源丛书》本。

(58)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7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59) 罗曰褧：《咸宾录》，第2卷，第4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

(60) 陈仁锡：《无梦园集·山海纪闻二·纪奴贼战法》，明刻本，崇祯八年（1635年），安徽省图书馆藏。

(61) 《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第671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62) 楯车：是一种攻防两用的战车，形似双轮手推车，前面安设高厚木板，蒙以牛皮，以避矢镞。

(63) 筒梯：是一种攻城用的长梯，蒙牛皮、似筒状，以蔽矢石；有轮，可拖动行进。

(64)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69卷，第22页，二十八年十一月庚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6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第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66) 《金史·太祖本纪》，第2卷，第19～2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67) 《李朝宣祖大王实录》，第23卷，第6页，二十二年七月丁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东京。

(68) 《满洲实录》，第4卷，第6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6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第18～19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70)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69卷，第9页，十三年九月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59年。

(71)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将德篇》，第109页，文物出版社，1975年。

(72)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4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73)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60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74)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33～34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75)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24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7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4卷，第29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77)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第42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78) 陈仁锡：《无梦园集·山海纪闻二·纪奴奸细》，明刻本，崇祯八年（1635年），安徽图书馆藏。

(79) 《满洲实录》，第6卷，第11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80)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436～437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81) 《清史列传·康果礼》，第4卷，第12页，中华书局，1928年。

(82) 《光绪会典》，第84卷，第10页，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刻本。

(83) 《盛京刑部原档》，第166号，崇德三年四月，群众出版社，1985年。

(84)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30页，《清初史料丛刊》本，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85) 《清太祖高皇帝安录》作“甲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甲板”，《满洲实录》则作“嘉班”，其地为一，其译则异。

(86)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87) 《清代碑传全集·扬古利传》，第3卷，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

(88)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88页，天命四年四月初三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89)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6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90)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第10页，《清初史料丛刊》本，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1980年。

(91)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清史讲义》，第30页，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

(92) ［德］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93) 《金史·兵志》，第44卷，第99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94) ［日］阿南惟敬：《清初军事史论考》，第343页，甲阳书房，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