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沈辽大战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15 23:28:28 0

（一）明朝政局突然变化

后金取得萨尔浒大捷之后，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攻取开原、铁岭，另一件是攻灭叶赫。前一件事得到一石三鸟的结果——政治上夺取明朝辽东的两座重镇，经济上获取大量粮食和财富，军事上打开大规模进军叶赫的通路。后一件事则是上述三点汇聚为一个成果，就是吞并扈伦四部中最顽强、最强大的叶赫部，从而实现女真的统一。此事为后金与明朝的重大关节。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明总督蓟辽薛三才就看清后金攻取叶赫（北关）的意图。他说：“奴酋窥伺我开原，志久不小，所忌南、北二关款酋，为我开原藩篱，未敢遽逞。比年席卷南关，蚕食卜酋，而又厚结煖、宰西酋，阴谋大举，群驱耕牧，罄垦猛酋旧地，震惊我开原边垒，此其志岂在一北关哉！无北关则无开原，无开原则无辽，无辽而山海一关谁与为守？”⁽¹⁾当然，薛三才计算努尔哈赤进攻城镇的顺序与努尔哈赤的实际顺序不同，而是先开原、次北关（叶赫），却都是为了进一步夺取沈阳和辽阳。因之，后金在吞并叶赫与夺取抚顺、清河、开原、铁岭之后，使明朝在辽东最重要的两座城镇——沈阳和辽阳，完全暴露在后金进攻的前沿。后金与明朝在辽东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局。

后金军事意图，尚不十分明朗，兵锋所指，扑朔迷离。一说是南向金州、盖州。山东巡抚王在晋奏报：“探知奴酋破开原后，计欲不攻辽、沈，先取金、盖。因见海运有数十万之粮，欲绝饷道。”⁽²⁾就是说其目的在于，既可取粮明朝，又可骚扰山东。二说是东向宽甸、镇江。辽东巡抚周永春据得自朝鲜消息上奏：乞请添兵买马，分防宽甸、岫岩等处，戍守镇江，强固东藩，防海运，佐声援。三说是西向沈阳、辽阳。后金大贝勒代善领兵掳掠辽沈地区，一路由抚顺关入，一路由东州堡入，进至仅距沈阳十里的浑河，抢掠大批粮食和人口。后金的军事动向，或东、或南、或西，故意虚张声势，试探明朝防务，进兵沈阳预演，使人难以捉摸。但是，熊廷弼指出：“惟倾巢引其人马，移住新寨，添筑山城，扎屯关口，专心并力，以图我辽、沈。谓辽、沈得，而宽、叆、镇江，可无更举，此贼扼要之计。”⁽³⁾辽东巡按御史陈王庭也认为：“贼谋不在抢掠，而在攻克；志不在村屯，而在沈、奉。”⁽⁴⁾就是说后金用兵的意图，是重要城镇，而不是村屯；是攻占城镇，而不是掳掠。那么，后金进攻的重镇，是辽阳，还是沈阳？

沈阳与辽阳，孰轻孰重？时有人主张坚守沈阳，因其为明朝辽东的枢纽、辽阳的屏障。也有人主张坚守辽阳，因其为辽东的首府、军政的中心。熊廷弼力主重点防守辽阳，他以“沈阳空垒，独立难支”，而奏请并得到旨允坚守辽阳。为着力保辽阳，遏敌深入，除在辽阳城挑壕固垣，借水为防外，他向皇帝奏议厚集兵马，分守险要。熊廷弼说：“今日制贼之说有三：一曰恢复，一曰进剿，一曰固守。”又说：顾以此时漫谈恢复、进剿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险要，以守为稳着。何也？守正所以为战也。然而守何容易？并认为：“顷臣亲至各边隘口，相度地形，算贼之出路即可为我之入路者有四：在东路为叆阳，南路为清河，西路为抚顺，北路为柴河、三岔儿间。俱当设置重兵，为今日防守他日进剿之备。而镇江南障四卫，东顾朝鲜，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险要之大略也。”⁽⁵⁾

面对后金的进逼，明朝采取了措施。调遣大将领兵援辽，有总兵柴国柱、游击朱万良、总兵李怀信。李如柏被罢，李怀信代之为辽东总兵；他告疾，又以柴国柱代之。命四川副总兵陈策援辽，升其为总兵。四川土司女将秦良玉也奉命率兵援辽。明朝辽军有来自全国的川兵、浙兵、蓟兵、保定兵、宁夏兵、宣府兵、大同兵、固原兵、甘肃兵等，以及淮、浙水兵。同时还调集九万马匹。

但是，正当明朝辽东形势初步好转之时，后金挥戈西进时机不利之际，明廷内部发生重大政局变化。万历四十八年即天命五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病死。其长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皇帝位，是为光宗泰昌帝。但在九月初一日，新皇帝朱长洛又吞红丸死于乾清宫。朱常洛长子由校，年十六岁，袭受皇位，是为熹宗天启帝。“今上所遭，二帝见背”⁽⁶⁾。天启帝是在“一月之内，梓宫两哭”的悲氛中袭受皇位的，时“三案构争，党祸益炽”⁽⁷⁾。“三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天启朝庙堂内部的“党争”，日争日甚，愈演愈烈。庙堂宦竖，大臣之间，内外勾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互相讦告。熊廷弼虽在辽东防务上力挽颓势，劳绩可纪，但他秉性刚直，拒受私贿，也不曲意逢迎，得罪了一些人，成为党争中的被攻讦者。

光宗暴死，熹宗初立，党争激烈，封疆议起。刘国缙和姚宗文先挟私鼓煽同类，上奏书讦告，倾陷熊廷弼，廷弼上疏自辩；御史冯三元、顾慥、张修德又弹奏熊廷弼。廷弼再疏自明：“辽已转危而致安，臣且之生而致死。”⁽⁸⁾给事中魏应嘉等复连章攻劾，朝廷派袁应泰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在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中再次被挤下台。他含愤抗辩道：

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埸事，当听疆埸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⁹⁾

廷弼心中不平，奏请查明事实。天启帝即命魏应嘉、冯三元、张修德三人往辽东。给事中杨涟反对派原来上疏弹劾的人前去调查，于是改派朱童蒙。朱童蒙调查后的奏报，“备陈廷弼功状”，其言《明史·熊廷弼传》记载：“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至于其罪：“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就是说，熊廷弼经略辽东一年，如果有罪，其罪在于，辞职乞归，有负君恩。这就是“罪浮于功”。经过调查和熊廷弼自辩，天启帝认为廷弼“力保危城，仍议起用”。然而，庙堂上还是小人嚣张，发出要求罢免熊廷弼、任用袁应泰的声音。

熊廷弼先后五疏，极辩边吏得不到君主的信任，针砭当时弊政的要害。明廷罢免辽东经略熊廷弼，任命袁应泰为辽东经略，正是自坏辽东长城。

袁应泰代熊廷弼为经略，薛国用为巡抚。袁应泰受职后，杀白马祭神，愿与辽事相始终。但《明史·袁应泰传》对他评论道：“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¹⁰⁾熊廷弼在辽，部伍整肃，法令严明，守御为主；袁应泰则宽纵将士，虚妄自诩，谋取抚顺。袁应泰改变熊廷弼原来部署，撤换许多官将，造成前线混乱；又收纳过多蒙古和女真降人，混入大量谍工，阴为后金内应。

后金在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局变化之时，既有胜利，也有困难。后金灭叶赫，抚蒙古，女真实现统一，势力空前强大，军队约近十万人⁽¹¹⁾。同时，辽东大旱，赤地千里，年荒米奇贵，石米银四两⁽¹²⁾。后金人口增多，粮食奇缺，数以千计的女真人南丐东乞。天命汗为摆脱经济困境，度过灾荒，需向辽河流域兴兵。但熊廷弼任经略使努尔哈赤原拟进军辽、沈的计划推迟一年多。他经过耐心地等待，向明进兵时机终于到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善于等待时机，巧于捕捉时机，是努尔哈赤聪明机智的火花。努尔哈赤与八大贝勒等，就进兵事宜，“聚会诸将，逐日谋议”⁽¹³⁾。

努尔哈赤紧紧地抓住明朝皇位更替，党争益烈，经略易人，军心涣散，辽东大饥，防务紊乱的有利时机，决定统帅八旗军向沈阳、辽阳大举进发。

（二）夺取沈阳

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春，努尔哈赤为夺取辽阳、沈阳，进入辽河流域，发动了沈辽大战。他在战前，刺侦情报，厉兵秣马，制钩梯，造楯车，作了精心准备。福余卫头目煖兔名下把速等向明边吏密报：“有达子哈喇等四名持布匹，前往奴儿哈赤家贸易，闻奴酋欲于闰二月来克沈阳。”⁽¹⁴⁾被后金掳掠辽民逃回者，也“皆言奴酋制造钩梯、营车，备糗粮，将犯沈、奉”⁽¹⁵⁾。后金要夺取辽阳、沈阳，而奉集居辽、沈之间，于是努尔哈赤先略奉集堡，扫除进攻沈辽的外围堡垒。

奉集堡是明朝辽东沈阳和辽阳之间的战略要地。熊廷弼言：“沈之东南四十里为奉集堡，可犄角沈阳。奉集之西南三十里为虎皮驿，可犄角奉集。而奉集东北距抚顺、西南距辽阳各九十里，贼如窥辽阳，或入抚顺，或入马根单，皆经由此堡，亦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则沈阳孤，不守虎皮则奉集孤，三方鼎立。”⁽¹⁶⁾努尔哈赤深知奉集堡居于辽、沈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明给事中倪思辉言：“奉集居辽、沈之中，奉集危则辽、沈中断，此奴之所眈眈而视也！”⁽¹⁷⁾努尔哈赤正是要举兵略奉集堡，以武力侦探辽阳和沈阳两城明军的实力。

二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左右翼步骑劲旅，分兵八路，略奉集堡，揭开沈辽大战的序幕。

明奉集堡守城总兵官李秉诚，得到八旗兵来攻的哨报。他未能固守坚城，凭借堑壕，施放火炮，抗御敌兵，却领三千骑兵出城六里，安营迎战。他先派二百骑兵为前探，与后金军左翼四旗相遇，被击败。李秉诚率兵结为方阵，后金军驰击，便拔营奔城。后金军追至城下，明军争相入城。后金军追至壕岸，城上发射大炮。后金参将吉拔克达中炮而死，兵士也死伤多人。时努尔哈赤在城北三里高岗处指挥，他命其第十子德格类等率右翼四旗兵追击明军。明军二万骑兵溃逃，德格类率骑兵冲杀，至明兵屯聚之所，其众惊遁。明副将朱万良引师来援，但“见虏而溃，死者数百人”⁽¹⁸⁾。明监军道高出，得后金军围奉集堡的驰报后，“睨视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¹⁹⁾，完全失去战斗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总兵李秉诚、朱万良交锋失利，兵溃而逃。时开原道崔儒秀领数百骑驰赴虎皮驿，兵马奔驰，尘土飞扬。后金以为明朝大军将到，第二天回兵。努尔哈赤在奉集堡进行的一场“矢镞侦察”，获得意外的成功。

后金军在略沈阳的一只犄角奉集堡四天之后，又攻沈阳的另一只犄角虎皮驿⁽²⁰⁾。后金军在奉集堡与虎皮驿之间行动。十八日，后金兵又至奉集所属王大人屯，次日东去，“往来无定，骎图大举”⁽²¹⁾。努尔哈赤麾兵四击，忽东忽西，既试探明军的虚实，又麻痹明兵警觉，以准备率倾国之师，进取沈阳。

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重镇，为辽阳城的屏藩，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辽代建土城，置沈州，是为沈阳建城之始。金袭沈州之名。元改称沈阳路，初创城郭。元贞二年（1296年）以沈州地处沈水（今浑河）之北，水南为阴、水北为阳，改沈州为沈阳⁽²²⁾。明朝改为沈阳中卫，领有左、中、右、前、后五个千户所，后又增设汎河、蒲河两千户所。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指挥闵忠重修沈阳旧城，城垣包砖。沈阳城墙垣高广，堑壕深阔。史载其城池曰：“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²³⁾，西曰永昌。”⁽²⁴⁾

沈阳城为辽东之咽喉。时明户科给事中官应震指出：“奴若一军由抚顺直犯沈阳，则沈阳必不能支。沈阳破，而辽阳之藩篱撤，东西两路之血脉断矣！”因之，明朝将沈阳作为辽东重点防守的要镇。明之兵力，总兵贺世贤率亲兵一千余人和收降兵共五六万之众，副将尤世功兵一万五千人，总兵力约七八万人。明朝守军，捍卫沈阳。

三月十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大军，从萨尔浒新城启程，将板木、云梯、楯车、器械，以舟装载，“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²⁵⁾，向沈阳进发。明军闻警，举燧传报。沈阳守将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得警报后，连夜率领一万兵丁守城。“沈阳城颇坚，城外浚濠，伐木为栅，埋伏火炮”⁽²⁶⁾。城周挖有沟堑，设置陷阱，阱底插有尖桩⁽²⁷⁾，并覆盖秫秸，虚掩浮土。城上环列火器，分兵昼夜坚守。

十一日，明辽军台兵在晚间已望见后金兵来攻的烽火。后金大军进逼的哨报，传到沈阳城内，辽东总兵官贺世贤等得到后金大军直逼沈阳的警报后，部署兵力，登城戍守。

贺世贤，陕北榆林人，出身卑微，从军行伍，屡经战阵，多立军功，从沈阳游击，升至总兵官。时为抵御后金进攻，辽东汇集四方宿将，畏缩怠战者多，勇敢拼搏者少。贺世贤是辽东最骁勇的一员战将，他在沈阳积极设防，城外挖掘陷阱十道，阱底插上丛密尖桩。城壕以内，一箭之远，挖一道壕，安设栅栏。城外栅栏一侧，又挖两道大壕。其内筑拦马墙一道，留下炮眼，布设楯车，排列火炮。

十二日，八旗军兵临沈阳城郊，在城东七里处浑河北岸安营扎寨。努尔哈赤统兵猝至，鉴于城守严密，未敢遽逼攻城，先派数十精骑，隔壕进行侦探。武举出身的明总兵尤世功，带家丁冲出，杀死四人，略获小胜。努尔哈赤又命“用战车冲锋，马步继之”⁽²⁸⁾。后金军进战不利，撤回营寨，准备明日的厮杀。数万八旗军队，将沈阳城逼围。

十三日，后金军进攻沈阳城。八旗兵采用轻骑诱敌策略，将守城军队诱出，以骑兵战而歼之。是日清晨，努尔哈赤再派骑兵挑战。行伍出身的总兵官贺世贤勇而寡谋，旦日饮酒⁽²⁹⁾，贪功出战。贺世贤亲率家丁千余人，出城迎击，宣称杀尽敌兵，胜利而返。有人谏止，拒而不听。后金军利用贺世贤的弱点，佯败退却，进行引诱。贺世贤乘锐轻进，突遭敌骑四合，虽经力战，招架不住，边抵挡，边退却。退到永昌门，身已中四箭。据《明熹宗实录》记载：

世贤故嗜酒，次日⁽³⁰⁾取酒引满，率家丁千余出城击奴，曰：“尽敌而反！”奴以羸卒诈败诱我，世贤乘锐轻进。奴精骑四合，世贤且战且却，至沈阳西门，身已中四矢。⁽³¹⁾

此刻城中，一片混乱。有人劝贺世贤退向辽阳，但遭拒绝。他说：“吾为大将，不能存城，何面目以见袁经略！”贺世贤锐意拼杀，但转瞬之间，后金骑兵，将他包围。贺总兵挥起铁鞭，进行顽强决斗，又杀了数十人。虽挥铁鞭奋力抵御，却身中十四矢，坠马而死。总兵尤世功出西门营救，士卒哄散，马仆身死。时努尔哈赤一面派精骑追杀贺世贤部众，一面督兵用云梯、楯车攻城。八旗兵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壕，城上连发炮，因发炮过多，炮身炽热，至装药即喷⁽³²⁾。八旗兵乘机蜂拥过壕，急攻东门。此时，城中闻贺世贤兵败，尤世功战死，参将夏国卿、张纲等被斩，官兵慌乱，汹汹溃散。后金军绕城拼力纵击，伏尸累积。危急关头，沈阳城内，“降夷复叛，吊桥绳断”⁽³³⁾，八旗兵拥门而入，进占沈阳城，明兵民被杀死者，据说有七万人⁽³⁴⁾。

沈阳城内激战刚结束，城外浑河野战正开始。时明总兵官童仲揆、陈策等统川、浙兵由辽阳北上援沈，行至浑河，得到哨报，沈阳已陷。陈策下令还师，游击周敦吉等坚请进战。他们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³⁵⁾先是，明征石砫女土官秦良玉率兵援辽。良玉有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且驭部下严，每行军令，上下贯一，军伍肃然。辽东事急，征良玉兵。良玉先遣兄邦屏以数千人行，时已至沈阳，即投入激战。明军遂分为两大营，周敦吉与四川石砫都司佥书、副总兵秦邦屏等率四川石砫、酉阳土司之兵先渡河营桥北；童仲揆与陈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等统浙兵三千营桥南。努尔哈赤得到侦报后，急命右翼四旗兵前去驰击。明军桥北川兵营结阵未就，被四面围攻，双方开展激战。这支四川步兵，手执一丈五尺的竹柄长枪和大刀，戴棉帽，披棉被，特别勇敢，无所畏惧，迎战后金兵二三千人。后金军“却而复前，如是者三”；明军既远道而来，又交锋激烈，攻势减弱，饥疲不支。后金军前仆后继，顽强拼杀。在后金骑兵猛击下，这支川兵，或在陆上，或在河中，虽经力战，大部被歼。周敦吉、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战死，其余兵将奔桥南浙兵营。后金军参将布哈、游击朗格、石尔泰等俱战死。桥南的浙兵营，在浑河五里外布阵，列置车炮，掘壕安营，秫秸为障，外涂泥巴，后金军渡河后将浙兵营围困数重。桥南的浙兵营，继续坚持作战。这时明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领兵数万来援，至白塔铺，观望不前。特别是朱万良，作为总兵官，拥兵不救，临阵脱逃。援军遣兵一千为前探，遇到后金军将领雅荪率二百精兵也来侦探。雅荪见明兵就退，明兵放鸟铳紧追，直追到后金左翼四旗兵营附近。努尔哈赤闻报大怒，亲率大军往击。行到皇太极大营，告知这一军报。皇太极自告奋勇，愿为父汗代劳。皇太极得到努尔哈赤同意后，引军策马飞驰，把追来明兵杀得东逃西散，一直击杀到白塔铺。明总兵李秉诚、朱万良、姜弼等始进前一战，不能拒敌，惊慌而退。时大贝勒代善、台吉岳讬所率后军又到。明三总兵力不能敌，大败而逃，被后金左翼四旗兵杀三千人⁽³⁶⁾，遁归大营。傍晚，后金军左右两翼，并力进攻浙兵营。后金军用楯车进攻，明浙兵以火器射击，互有死伤，尸体枕藉。浙兵营火药罄尽，短兵相接，激烈拼搏，力战拒敌，步兵对铁骑，竹矛对弓箭，夜幕降临，鏖战犹酣。明军浙兵秫栅徒步，抵挡不住铁骑驰突，浙营被冲垮，陈策先战死，总兵童仲揆、副将戚金及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等皆战死⁽³⁷⁾。浙兵营虽败，但奋死殊战，极为壮烈。《明熹宗实录》记载：“自奴酋发难，我兵率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³⁸⁾当时亡归残卒，有至辽阳者，以首功献，按臣张铨命照例给赏。但是，《明熹宗实录》记载：“卒痛哭阶前，不愿领赏，但愿为主将报仇！”

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击破明两路援军之后第五天，即三月十八日，集诸贝勒大臣道：“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³⁹⁾诸贝勒大臣会议同意努尔哈赤的重大军事决策。会后，天命汗亲率八旗军，“旌旗蔽日，弥山亘野”⁽⁴⁰⁾，向辽阳进发。

（三）攻占辽阳

辽阳自汉朝以来，是一座历史名城。明洪武四年（1371年），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图籍献明投降，明太祖朱元璋始设辽东卫指挥使司，又改为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是为明在辽阳设治之始。洪武八年（1375年），改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尔后逐渐发展扩大，总辖辽东二十五卫。自隆庆元年（1567年），镇守辽东总兵官由广宁（今北镇）移驻辽阳⁽⁴¹⁾。

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辽阳城规制宏伟，“两倍于沈有奇”，居东北诸城之首。城高广大，墙垣包砖，周十六里二百九十五步，高三丈三尺，设六门，俱有城楼，四隅有角楼⁽⁴²⁾。辽阳为辽东繁华之区，人烟稠密，市井喧闹。其时，明辽东经略驻守辽阳。辽阳成为后金攻占沈阳之后，必与明朝争夺之地。辽东经略熊廷弼、袁应泰，都先后驻镇辽阳，他们部署的辽东防务，都以辽阳为中心，而将周围城镇寨堡，作为其护卫之屏藩。熊廷弼在开原、铁岭失陷后，力主固守辽阳。他在辽阳挑堑浚壕，增强兵力，修筑工事，布设火器。经熊廷弼之策划，在辽阳城周围，挖掘数层城壕，沿壕排列火器枪炮，环城四面分兵把守。沈阳、奉集陷落后，辽阳失去屏障：“初，辽阳恃沈阳、奉集二城为藩蔽，而沈东捍建州，西障土蛮，较奉集更重。沈阳既陷，奉集失犄角之势，亦没。时骁将劲卒，皆萃沈、奉，辽兵不满万。”⁽⁴³⁾袁应泰得知沈阳失陷的败报之后，急檄撤各路兵马，集卫辽阳。他下令撤奉集堡、虎皮驿、威宁营的全部守军，力卫辽阳，缘城布兵，加强防守。

其实，后金攻占沈阳之前，便准备先取沈阳，再占辽阳。努尔哈赤占领沈阳后，在沈阳城驻扎五天，论功行赏，惩罚懦将，整顿兵马，补充器械。接着，后金下一个攻夺的目标就是辽阳。努尔哈赤在攻陷沈阳，击破明两路援军之后第五天，即三月十八日，集诸贝勒大臣作出进攻辽阳的重大决策⁽⁴⁴⁾。

明辽东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得到这一哨报后，部署兵力，登埤坚守，并命令放代子河水于城壕，想用水防来抵御后金的军事进攻。但是，辽阳的最大屏障是沈阳，沈阳既失，辽阳孤立。袁应泰将辽阳周围城堡撤得越多，其结果固然增多辽阳城御守兵力，却也更加失去存在保障。

天命六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后金军与明辽军展开辽阳攻守战。

十八日，进军辽阳。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曰：“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⁴⁵⁾商议已定，立即行动。后金八旗大军，由北向南挺进。渡过浑河后，夜至虎皮驿，城内军民，逃避一空，就地扎营，准备进战。明军哨探飞报辽阳：后金大军，来攻辽阳。八旗军“旌旗蔽日，漫山亘野，莫测首尾”，已到虎皮驿扎寨。辽阳城坚池固，外围城壕，沿壕列火器，环城设重炮。明军于是开代子河水，注水壕内，排列枪炮，四面设兵，防守严密。

十九日，城外激战。后金军出虎皮驿，扑向辽阳。中午，后金军进抵辽阳东南城外。经略袁应泰乘后金军尚未全部过代子河之时，急催总兵官李秉诚、侯世禄、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⁴⁶⁾，率兵五万，出城五里，扎营结阵，与敌对垒。袁应泰留张铨据守，亲自出城督战。后金兵发现明军，努尔哈赤即率左翼四旗兵前往迎战。后金兵见辽阳城池险固，兵众甚盛，多意沮欲退。据《光海君日记》记载：“老酋曰：‘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即匹马独进。”⁽⁴⁷⁾时皇太极带领精锐骑兵赶到请战。努尔哈赤说已派左翼兵上阵，并命他带领右翼四旗兵驻守城边瞭望。皇太极则说让后到的两红旗兵瞭望。努尔哈赤命阿济格去劝止，皇太极却执意要去。努尔哈赤同意，并派两黄旗护军协助。皇太极引军直前，奋力冲杀，进击明兵营左侧，明兵放炮接战。皇太极破明军营，杀入营内。时后金左翼四旗兵赶到，两相夹攻，明兵大溃。其逃走之兵，溃散南奔。后金军乘胜追击六十里，至鞍山胜利返回。同时，有明兵从辽阳西关出援，同后金两红旗兵相遇。明军受阻，转身回返，争相入门，人马自践踏，死者相枕藉。辽阳西关出援的明兵，也被后金军击败。后金军进薄城下，攻打小西门受挫。是夜，明兵在城外扎营，经略袁应泰宿营中。努尔哈赤也在城南七里地方安营，在包围辽阳的八旗军中过夜。

二十日，两面攻城。先是，努尔哈赤已探明辽阳的护城河水，西有闸门，东有水口。是日早上，他命令诸贝勒大臣们，率左翼四旗兵掘开西边的闸门，放泄城壕之积水；率右翼四旗兵堵塞东边的水口，断绝城壕之入水。时明朝辽阳守城军队，兵力重点放在东门和小西门，努尔哈赤命后金兵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四旗兵攻打东门，左翼四旗兵攻打小西门，双方在辽阳城的东门与小西门展开激战。

明军三万人在城东门外安营，抵抗后金军进攻。辽东经略袁应泰认为后金军容易战胜，督兵出城作战，还派由家丁组成的“虎旅军”助阵⁽⁴⁸⁾。明军排列枪炮三层，炮火连射不止。明军布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两军交锋之初，明军火力势猛，后金军威受挫。努尔哈赤命令绵甲兵，推拥楯车，进战明兵。明军排列三层，施放火器抵御。后金兵呼喊而进，明骑兵先动摇，步兵坚持作战。后金兵发动强攻，明军步兵受挫败退。后金骑兵猛冲，呐喊向前，两军酣战。后金两股精兵，并力冲杀而来，明兵不抵，乱了阵脚。先是骑兵动摇，接着后金精兵，一齐冲杀，反复夹攻，明兵一败涂地。明总兵梁仲善、朱万良战死，步骑兵大溃，望城而奔退。明兵争先夺路，纷往城内退却。后金兵紧跟追击，明军人马蜂拥过河，许多官兵落入水里淹毙，死者满积，河水尽赤。袁应泰退入城内，与巡按御史张铨分陴固守。

当两军激战之时，努尔哈赤命右翼分兵堵塞城东入水口，左翼分兵挖开小西门闸口以泄壕水。当入水口被堵住，城壕开始干涸时，天命汗又命右翼四旗兵推楯车攻城。

与右翼四旗兵攻打城东门的同时，左翼四旗兵在攻打小西门。明军在城上放火箭，掷火罐，隔壕射击，奋力守御。时后金的左翼四旗兵遣人向努尔哈赤报告：西边闸门，难以掘开，夺桥而入，可望成功。努尔哈赤命令：桥可夺则夺之，如夺到手，速来报告。不久，堵塞水口既已经完毕，左翼军派官向努尔哈赤驰报：小西门桥，能夺下来！天命汗努尔哈赤命令道：“你们试夺桥入！”⁽⁴⁹⁾莽古尔泰贝勒、阿敏贝勒遂率兵，冒着炮火，拼力夺桥。扬古利奋勇陷阵，夺桥渡河，近城强攻。城上万矢下射，后金兵奋死前进。傍晚，左翼军竖云梯，列楯车，登城而上，同城垛守军展开肉搏战。明军提灯夜战，直至天亮。当辽阳城危时，监军高出、胡嘉栋、韩初命、牛象乾、邢慎言等乘乱缒城而逃，后被斥为“同逃五监军”⁽⁵⁰⁾。户部管饷郎中傅国、道员牛维曜等也乘乱而逃。辽阳城内，官员出逃，军心动摇，民心离沮。

二十一日，攻陷辽阳。努尔哈赤督率左右翼军，悉尽精锐，发起总攻。所有八旗官兵，一致行动，沿城追杀。袁应泰列楯大战，奋死守城。后金军施放火炮，顷力攻城。时明军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傍晚，后金派入城内的谍工放火骚扰。小西门火药起火，城上各军窝铺、城内草场俱焚，守城军士溃乱，全城土崩瓦解。先是，袁应泰仁柔，纳贺世贤用降夷之说，至是，“堕奴计也”⁽⁵¹⁾。城外后金军夺门，城内谍工巨族内应：“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或言降夷导之也。”⁽⁵²⁾《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亦载后金用奸事：“李永芳儿女亲家马汝龙亲弟马应龙子马承林，于天启元年三月十六日，与柯汝栋为奴酋多带奸细进辽阳城，藏匿于家窖中。二十日，献城。”⁽⁵³⁾

袁应泰见城楼火焰冲天，知城已陷，他在城东北镇远楼上，佩剑印，自缢死，其妻弟姚居秀同死。其仆人唐世明伏尸恸哭、纵火焚楼而死⁽⁵⁴⁾。袁应泰自缢前望阙哀叹道：“臣至辽，见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辽、葬辽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为恢复计。”⁽⁵⁵⁾分守道何廷魁备兵辽阳，反对招纳降人，主张乘后金兵半渡代子河击之，并议后金兵临城下悉锐御之，皆未被袁应泰接纳，城破后怀印率妻妾投井死。都司徐国全闻讯，也在公署中自经而死。监军道崔儒秀分守辽阳东城，兵溃后北向跪拜，雉颈而死。其他总兵、副将、参将等战殁多矣。辽东巡按御史张铨被俘不屈而死，《明史》表彰其为“洪量同天地，大义悬日月”的丹青人物。在明朝辽东死难文武诸臣中，张铨之英烈，尤动人肝胆。

张铨，字宇衡，山西沁水人，万历三十二（1604年）进士⁽⁵⁶⁾。天启元年（1621年），出按辽东。袁应泰收纳降人，张铨以恐杂有奸细力争，不听。张铨预言：“祸始此矣！”后金军进攻辽阳，张铨与袁应泰画城防守：张铨守西门，应泰守北门。在城危之时，袁应泰令张铨退保河西：“应泰以身许国，按臣无颛阃责。盍收余烬，为河西计。”遣人护铨下城，张铨不从。城将失，他又“衣绣衷甲”，被随从的人拥出小西门，劝他换去官服，不听，返回衙署。城破，被俘。李永芳劝降，铨怒麾之；天命汗诱以高爵，铨山立不跪，声言：“我身为天子大臣，岂能屈膝！”后金贝勒举刀相逼，铨引颈以待。问他送回如何？铨说：“力不能杀贼，无颜求归！”皇太极敬仰他的忠诚精神，引宋徽、钦二宗被大金天会帝所擒，屈膝叩见受封公侯的故事，劝他不必执迷不悟。张铨仍不为所动，只求速死。他说：我受朝廷厚恩，如降你们，遗臭万年。你们虽想活我，我却只想一死。养人，这是你们做的好事；死去，则使我的美名流芳。最后，张铨终于被后金下令用绳索勒死⁽⁵⁷⁾。张铨与何廷魁及后来广宁失守自缢的高邦佐都是山西人，明朝下诏为他们在北京宣武门外建祠，称为“三忠祠”⁽⁵⁸⁾。

明朝辽左之将，委身许国，见危而上，死得壮烈，令人重之。张铨之外，张神武又是一例：“神武，新建（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人。万历中举，武会试第一。授四川都司佥书。既论死，辽左兵兴，用经略袁应泰荐，诏谕从征立功。神武率亲丁二百四十余，疾驰至广宁。会辽阳已失，巡抚薛国用固留之，不可，曰：‘奉命守辽阳，非守广宁也。’曰：‘辽阳殁矣，若何之？’曰：‘将以歼敌。’曰：‘二百人能歼敌乎？’曰：‘不能，则死之。’前至辽河，遇逃卒十余万。神武以忠义激其帅，欲与还战，帅不从。乃独率所部渡河，抵首山，去辽阳十七里而军。将士不食已一日，遇大清兵，疾呼奋击，孤军无援，尽殁于阵。”⁽⁵⁹⁾后监察御史方震孺绘神武像，率领将士，肃敬罗拜，并作祭文，进行悼念。

但是，辽阳的居民，英烈者少，迎降者多。辽阳城内百姓，多打开街门，男人剃了头发，妇女穿上盛装⁽⁶⁰⁾，迎接后金军队入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辽阳城民“阖城结彩焚香，以黄纸书万岁牌”，欢迎后金天命汗。他们抬着大轿，恭候天命汗努尔哈赤进城。当天正午，大张鼓吹，导引入城，官民俯伏，夹道山呼。努尔哈赤作为胜利者，进入被大明统治二百五十多年的辽东首府——辽阳。昨日辽东经略镇守的官署，今日成为后金大汗的衙门。

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下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他派三人骑着马，持红旗，传令“自髡者，贳不杀”！后金利用“自髡降奴”的通判黄衣，剃去头发，穿红蟒衣，骑着骡子，沿街游说。黄衣得到后金重用，被派到广宁游说劝降。辽东巡抚薛国用发现黄衣，将其捉拿，戮之枭示⁽⁶¹⁾。

后金连陷沈、辽，“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努尔哈赤夺取辽阳之后，“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⁶²⁾。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

辽阳既下，其河东之三河、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字泊⁽⁶³⁾、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夷、清阳、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叆阳、新安、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镇夷、甜水站、草河、威宁营、奉集、穆家、武靖营、平虏、虎皮、蒲河、懿路、汎河、中固、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五十寨、复州、永宁监、栾古、石河、金州、盐场、望海埚、红嘴、归服、黄骨岛、岫岩、青台峪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剃发降。⁽⁶⁴⁾

后金占领辽阳、沈阳及辽东、辽南、辽北广大地区。

（四）后金进占辽沈地区

后金占领辽阳及辽东地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明清兴亡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自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以来，六年之间，辽东地区接连发生三次影响中国近世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第一件是建立后金。这是满洲兴起与明朝灭亡的历史性转折点（本书前已有述）。第二件是萨尔浒之战。这是在辽东地区，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变为进攻的转折点（本书前已有述）。第三件是沈辽之战。这是明朝在辽东地区结束统治，后金在辽东地区确立统治的转折点。同时，女真—满洲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由女真—满洲地区，转移到汉族地区。以上述三件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从此后金—清朝进入辽河流域汉族地区，并以辽东为根据地，发展壮大，开拓进取，入主中原，统一华夏。

在沈辽之战中，明朝军队何以失败，后金军队何以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先失民心，后失辽沈。时任山西道御史毕佐周说：“闻辽城中私通李永芳者凡数十家，相与约期举事，不知二百年来休养抚字之人，何一旦若此？则我实有以失其心耳。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之再恨；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之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⁶⁵⁾明朝在辽东统治的黑暗腐朽，已历时很久，且愈演愈烈。明失辽、沈直接原因，还需进行具体分析。

在沈阳、辽阳的攻守争局中，时仅十天，地限辽河，其兵力之集结，其局面之复杂，其拼搏之激烈，其战术之诡变，迥异于萨尔浒之残酷野战，超越于后金以往之攻城激战。本来，明军长于守城，短于野战；而后金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但在沈辽之战中，后金军却能以短击长，在十天之间，连陷沈阳和辽阳。这固然由于明朝战机不利，失去民心，经略易人，士气不振，用将不当，滥收降人，援兵不救，指挥失措；后金战机有利，上下一心，将士勇猛，兵力集中，准备周详，战术灵活，里应外合，指挥得当。

然而，更由于努尔哈赤的策略，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是，诱敌出城，歼其精锐。如沈阳的贺世贤，辽阳的袁应泰，都误堕其计。明军没有发挥“凭坚城、用大炮”的优势，而出城同八旗军野战争锋。其结果是：明朝变己之长为短，变敌之短为长；后金则使敌之长为短，使己之短为长。

其二是，用计行间，里应外合。朝鲜《光海君日记》载义州府尹郑遵驰启：辽阳和沈阳“城中（人）受虏间金，开门引入，经略袁应泰、总兵贺世贤死之。盖奴贼攻城非其所长，前后陷入城堡，皆用计行间云”⁽⁶⁶⁾。这是一语破的之言。明朝官员在疏奏中也指出：“臣闻攻城而破者矣，未闻不攻而破者也。沈阳以吊桥绳断破，说者谓降夷实为之。辽以角楼火起破，的系辽人为内应。闻辽城中私通李永芳者凡数十家，相与约期举事。”⁽⁶⁷⁾努尔哈赤从夺取明朝辽东第一座城堡抚顺起，中经清河、开原、铁岭、沈阳，直至辽东首府辽阳，都是用计行间，里应外合而得手的。

明朝兵略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依据《明史》记载，自明朝与后金交战以来，明朝阵亡总兵官十三人——抚顺之战的张承胤，萨尔浒之战的杜松、王宣、赵梦麟、刘，开原之战的马林，沈阳之战的贺世贤、尤世功、童仲揆、陈策，辽阳之战的杨宗业、梁仲善、朱万良。至于副总兵以下官兵，则数以万计。

第二，后金进占辽沈地区。

努尔哈赤早想在辽河地区建立统治，果然占领了辽阳、沈阳，统治辽河以东广阔地域。其实，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早在告明万历帝书中，就明白表示：努尔哈赤并哈达、灭辉发、亡乌拉、攻叶赫，其目的在于——尽取女真诸部后，征明朝、取辽阳、占沈阳，并意欲建都辽阳。天命汗进城不久，就命令都堂阿敦、副将李永芳等，将原来辽东地区的兵员、城堡、百姓、工匠等，全部调查，如数上报。然而，当时明朝一些封疆大吏，并没有认识到努尔哈赤的久驻之计。明朝辽东巡抚王化贞说：“奴自得辽阳后，搜括民间米粟牛羊，俱置新寨。而辽城一切器具，如盆盎之类，尽挈以去。海州盖殿而不果，辽阳修城砖石又复中止。城中房屋，半撤而为薪。意欲俟收获后，尽驱妇女出边为质，胁其子弟为先锋，胜则前进，败则归巢，意不安于辽阳。此奴酋之情形也。”⁽⁶⁸⁾王化贞分析并论断努尔哈赤不想占据辽阳。这个分析和论断，不久就被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而否定。朝鲜官员的分析和论断，同王化贞迥异。朝鲜处于明朝与后金之间，看法要比明朝官员客观一点，报告的情况也真实一些。当后金刚占有辽阳时，《续乱中杂录》记载：“守直胡人末介等来言，酋有因据辽东之意。其妻子尽令移住，诸酋妻子亦尽随去之。”按照朝鲜人的看法，努尔哈赤取得辽阳后，后金大军，屯驻不撤，甚至努尔哈赤及诸贝勒大臣们，都把妻子接到辽阳——这就说明努尔哈赤不想放弃这座明朝辽东的首府。

上述王化贞给朝廷奏报的时间，是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乙未，就是八月二十六日。然而，早在同年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后金占领辽阳的第二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上集贝勒诸臣议曰：“天既眷我，授以辽阳。今将移居此城耶，抑仍还我国耶？”诸臣俱以还国对。上曰：“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不复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还，后必复烦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贝勒诸臣皆曰：“善！”遂定议迁都。迎后妃诸皇子。⁽⁶⁹⁾

上面载述，可以看出：

其一，努尔哈赤决定迁都辽阳，其决定之迅速，实在是令人惊讶。这充分说明，他攻夺并占据辽阳是久已谋划的国策。

其二，努尔哈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就是以掳掠金银、财物为主，转变为以占有土地、人民为主。即是说，不作“山寇”，而作“国君”。

其三，占据辽东四达之中枢的辽阳，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南抗明朝，北靠女真，以图后金更大的拓展。

所以，明朝的兵部、督抚，对努尔哈赤，对后金国，识见之浅，谋略之乏，估算之错，应对之慢，说明大明天子不是后金大汗的对手。由此可见，清朝之兴，明朝之亡，并非天意，绝非偶然。

后金八旗贵族对迁都辽阳并不理解。如四月十一日，扬古里额驸儿子的尸体要送回萨尔浒，努尔哈赤就此事召集诸贝勒说：“为何要归葬萨尔浒？在那里的尸骨，也将要移葬这里。你们这些贝勒大臣，天所赐予辽东城（辽阳）都不想居住。我国奴仆们逃跑，都是因为没有盐吃，现在有了。辽河以东，各路已降，为何要丢弃而还呢？从前金国阿骨打汗征伐宋和蒙古尚未尽降，到其弟吴乞买汗时才使他们全降。蒙古成吉思汗征而未服各部，至其子窝阔台汗才完全征服。为父我为你们创业兴兵，你们有何不能呢？”⁽⁷⁰⁾于是，定都辽阳。

上述努尔哈赤的《汗谕》，表明：

第一，后金要长久占领辽东。他认为后金能攻下辽阳是巨大的胜利，既然已经占领辽阳，不应再返回萨尔浒，而要从萨尔浒迁到辽阳；辽阳是辽东的政治中心，有了辽阳就有了全部辽东地区。

第二，要提升部民的生活。后金部民，原居住条件很差，不要说穿衣吃饭，就连食盐也极为困乏，何况其他。既已占领富庶的辽东地区，为何要弃富趋贫呢！

第三，后金要有更大拓展。他引述阿骨打、成吉思汗的史例说明，一个弱小的政权，要战胜强大的政权，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奋争，万万不可将已经到手的果实，轻易地自己丧失掉。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辽东，不能放弃。

五月初三日，他率领诸贝勒大臣，坐轿登上城楼远眺，并说：“天不把这个辽东城赏给我们，我怎么能登上这个城呢！”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富庶的辽东地区到手，于是举行庆典，摆设大宴。从此，辽沈大地成为后金的国土，辽沈百姓也成为后金的臣民。

迁都辽阳是后金进占辽沈地区的重大决策。攻取辽阳以后，不到一个月，努尔哈赤并诸贝勒、大臣们就把他们的妻子都从萨尔浒接到辽阳城。到了八月，努尔哈赤又决定在代子河（太子河）北岸，建筑新城。他向诸贝勒大臣说，辽阳城年久失修，已颓废不堪。城又宽广，出去打仗，需要很多人防守。东边的朝鲜，西边的蒙古，都对我们不驯服，如不顾他们而去进攻大明国，会有后顾之忧。建筑坚固小城，集中留下的兵，不为后方的家担忧，可放心大胆地出征南方。诸贝勒、大臣因怕国人受苦，反对建筑新城。天命汗劝谕他们说，不能只从小处着眼，你们想的是小苦，我想的则是大处。最后按照天命汗的意志行事，建成东京城，它成为后金时期继赫图阿拉之后的第二个都城。

第三，颁布“计丁授田”汗谕。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对降服汉人不杀，保护劳动力。朝鲜人赵庆男《续乱中杂录》记载：“贼得辽之后，不杀一人，尽剃头发，如前农作云。”⁽⁷¹⁾所谓“不杀一人”，显系溢词，不足征信。至于土地，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十四日，天命汗颁布“计丁授田”汗谕：吾今计田，每一男丁，种粮田五日，种棉田一日，均平分给。每三男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男丁中，征一丁当兵，以一丁应公差⁽⁷²⁾。后金综合明辽东封建军事屯田制和后金八旗牛录屯田制，颁布的“计丁授田”制度，是对女真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他命将收取辽阳等地方田地共计三十万日（每日约合六亩），给予进入辽沈地区八旗官兵及其眷属。“计丁授田”就其土地所有制来说，后金国家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将土地分为官田和份地，直接生产者除以无偿劳役耕种规定的官田外，可在所得份地上经营自己的经济，而无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就其直接生产者地位来说，直接生产者虽不像奴隶那种人身隶属关系，但不许隐匿人丁，被钉附在土地上，成为八旗封建主依附土地的农奴；就其分配形式来说，生产者耕种规定官田作为劳役地租，份地则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⁷³⁾。“计丁授田”制度表明，土地所有制、直接生产者地位和产品分配形式，都属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其基础则是满洲八旗军事封建土地所有制。

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发布“按丁编庄”谕。先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建州在其辖区内实行牛录屯田，规定：每一牛录出男丁十名，牛四只，以充公差。令其于空旷地方垦田，耕种粮食，以增加收获，储于粮库⁽⁷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重申：因向国人征粮为贡赋，国人必定困苦，乃令每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耕种荒地，多获谷物，充实仓库⁽⁷⁵⁾。实行牛录屯田之后，诸申要披甲执弓，从征厮杀；种田植谷，交纳贡赋；筑城应差，负担徭役。后金进入辽沈地区，普遍推行牛录屯田：“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成一庄。”庄头之姓名、庄中十二男丁之姓名、牛驴之毛色，书写清楚，给村领催，然后上报。规定：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给予一庄。后金的“按丁编庄”，每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地百日，其中二十日交纳官粮，八十日供壮丁食用。这是大规模地用划一标准建立起来的田庄。“按丁编庄”就其生产关系来说，田庄的土地，分为纳粮和自食两个部分：纳粮部分，每丁用自己的劳动、耕牛和农具，耕种庄主的土地，产品作为劳役地租，归农奴主占有；自食部分，对壮丁来说它提供生活资料，对庄主来说它提供劳动力。田庄的壮丁，有自己的经济，其身份是附着在土地上，为农奴主服徭役、纳租赋的农奴。

此外，《建州闻见录》记载：后金特别“告谕”国人要养蚕、植棉。这同建州女真衣服奇缺有关：“闻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是以服着颇得鲜好云。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⁷⁶⁾后金提倡要饲养家蚕，以缫丝织缎；种植棉花，以纺纱织布⁽⁷⁷⁾。从而促进了男耕女织的、一家一户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发展。

总之，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控制了其辖区的全部土地。他通过后金政权，一面使原有的牛录屯田发展为“计丁授田”，就是将其中一部分土地，授给后金诸申和汉族民户，从而使屯田转变为旗地；另方面使奴隶制拖克索转化为封建制拖克索，就是将其中另一部分土地，分给大小军事封建主，“按丁编庄”，从而使庄田转变为官田。无论是“计丁授田”或是“按丁编庄”，其共同特点是，直接生产者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为土地占有者交纳劳役地租。在这种经济下，直接生产者必须分有一般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同时他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所以，天命汗行“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都是封建主占有土地，农奴分得份地，依附于土地，为农奴主纳租税、服徭役，并受其超经济的强制。这种官庄与旗地，对后来清朝入关后的圈地与庄田，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后金在辽沈地区，实行“仍依明制”和“如前农作”两点，说明努尔哈赤不仅在后金原有辖区，而且在新占辽东地区，都实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不过，“按丁编庄”制度，存在诸多弊病。《清太宗实录》对此记载详明：“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上洞悉民隐，务俾安辑，乃按品级，每备御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⁷⁸⁾至于后来实行部分汉民“分屯别居”，这在生产关系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在民族关系上作了一些调整。

努尔哈赤的“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对于辽东地区相当发达的封建经济，是个历史的洄漩。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主要引起四种人的不满：

第一种是后金诸申的不满。如在计丁授田时，上等肥饶之地，或被本管官占种，或被豪家占据，余剩薄地，“绳扯分田，名虽五日，实在不过二三日”⁽⁷⁹⁾。他们除纳劳役地租外，还应公差，服兵役。连年战争，马不卸鞍，卖牛典衣，买械治装，丧身疆场，妻子无依，其生活苦不堪言。

第二种是汉族地主的不满。所谓没收“无主之田”和实行“按丁贡赋”的政策，直接损害辽东汉族地主的利益。因为“无主之田”原是有主的，其主人多为原辽东官僚地主、缙绅豪富，他们或死或逃，同后金贵族利益相矛盾。同时，“按丁贡赋”对辽东汉族地主也是一个打击。

第三种是辽东自耕农的不满。辽东的广大汉民自耕农，他们的土地，以“无主之田”，而被“绳扯分田”，自身降为“计丁授田”的民户，或“按丁编庄”的壮丁。无论是“计丁授田”的民户，还是“按丁编庄”的壮丁，其身份都被降作大汗、贝勒、额真的农奴，所受人身奴役，较前更为严重。

第四种是辽东汉人的不满。他们或城市居民，或村屯农民，除少数投靠新主者外，其经济，其身份，都有所下降。特别是强行剃发，杀戮儒生，他们所遭受的物质与精神、族群与人格的落差，就民族情感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凌辱。

后金沈辽大战的胜利，后金统治重心的转移，无论是对后金这个国家，还是对满洲这个民族，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金既占领辽河以东广大地区，更贪婪辽河以西广袤土地，便兵指辽西重镇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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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神宗实录》，第507卷，第2页，万历四十一年四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 《明神宗实录》，第586卷，第5页，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丙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 熊廷弼：《扶病看边疏》，《明经世文编》，第6册，第528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4) 《明光宗实录》，第4卷，第9页，泰昌元年八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 熊廷弼：《敬陈战守大略疏》，《明经世文编》，第6册，第528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6) 《明熹宗实录》，第1卷，第35页，泰昌元年九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 《明史·光宗本纪》，第21卷，第29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8) 《明熹宗实录》，第2卷，第2页，泰昌元年十月戊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694～669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0) 《明史·袁应泰传》，第259卷，第668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 《熊经略集》，第3卷，第6册，第5282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12) 《明光宗实录》，第7卷，第8页，泰昌元年八月庚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 ［朝］李民寏：《栅中日录》，第19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14) 《明熹宗实录》，第6卷，第20页，天启元年二月乙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5) 《明熹宗实录》，第7卷，第9页，天启元年闰二月丙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6) 《明经世文编》，第6册，第531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17) 《明熹宗实录》，第7卷，第7页，天启元年闰二月乙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8) 《明熹宗实录》，第6卷，第10页，天启元年二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3卷，第38页，江苏省国立图书馆藏本。

(20) 《明熹宗实录》，第6卷，第14页，天启元年二月戊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1) 《明熹宗实录》，第6卷，第15页，天启元年二月庚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2) 《元史·地理志》，第59卷，第139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

(23) “安定”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改名为“镇远”。

(24) 毕恭：《辽东志》，第2卷，《建置》，《辽海丛书》影印本，1985年。

(2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第15页，天命六年三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26)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7页，天启元年三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7)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284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28)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6页，天启元年三月甲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9) 《明史·贺世贤传》，第271卷，第695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0) 次日：即十三日，有的著述作十二日。本文据《满文老档》、《明熹宗实录》、《满洲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明通鉴》等有关记载。

(31)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7页，天启元年三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第4册，第142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33)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7页，天启元年三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4)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284～286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35) 《明史·童仲揆传》，第271卷，第695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6)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286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37) 《明史·童仲揆传》，第271卷，第695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8)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8页，天启元年三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9) 《满洲实录》，第6卷，第15页，辽宁通志馆影印本，1930年。

(4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第16页，华文书局影印本，1962年。

(41) 《明史·职官五》，第76卷，第86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2) 康熙《辽阳州志》，《城池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43)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第4册，第142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44)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第16页，天命六年三月庚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45)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288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46) 五总兵：《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第13页载为李秉诚、侯世禄、梁仲善、姜弼、童仲揆，《满洲实录》第7卷第2页载为李怀信、侯世禄、柴国柱、姜弼、童仲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第17页载为李怀信、侯世禄、蔡国柱、姜弼、童仲揆，《明史·袁应泰传》和《三朝辽事实录》均作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案：童仲揆已死于沈阳城下，本文从后二书。

(47) 《李朝光海君日记》，第169卷，第9页，十三年九月戊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

(48)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12页，天启元年三月壬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9) 《满文老档·太祖》，册Ⅰ，第288页，东洋文库本，1955年。

(50) 计六奇：《明季北略·五监军》，第2卷，第4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51)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14页，天启元命三月壬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2) 《明史·袁应泰传》，第259卷，第669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53)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5卷，第6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54) 查继佐：《罪惟录·袁应泰传》，卷25，第249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55) 计六奇：《明季北略·袁应泰传》，第2卷，第2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56) 明朝进士中有三位张铨，其中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进士，“同姓名者张铨，一大名人，一沁水人，供乙亥（万历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生”。参见查慎行《人海记》，但其书中“甲辰”误作“甲申”。

(57) 《满洲实录》，第7卷，第4页。又，京师有三忠祠，祀张铨、高邦佐、何廷魁等辽东死事者，见《藤阴杂记》，《日下旧闻考》，第3册，第95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58) 《明史·高邦佐传》，第291卷，第745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