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广宁之战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15 23:28:30 0

（一）决策战守

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在十天之内，连下沈阳、辽阳，明在辽河以东的统治终结。河东，辽镇腹心；辽左，京师肩背。明朝丢掉沈、辽，辽镇腹心失，京师肩背摇。明朝失陷辽、沈，朝廷惊惶，举国震动，京师戒严，九门昼闭。在辽东，兵民一片混乱，全面望风溃逃。兵逃，将逃，民逃，商逃，官也逃。据山东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奏报，他接渡的辽左避难官民，其中有原任监司府佐将领等官共五百九十四员，金、复、海、盖等所属官民男女共三万四千二百余名。逃入朝鲜境内的辽东百姓，《燃藜室记述》记载：“前后数十万口。”明朝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失陷抚顺出现辽事以来，中经失陷清河、开原、铁岭，到天启元年（1621年）再失沈阳、辽阳，四年之间，每况愈下。御史温皋谟题称：“今日国是之至重、至亟，莫如东事。”⁽¹⁾东事就是辽事，辽事成为天启朝庙堂之上，最为严重、最为紧迫、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难题。

辽阳失守，朝野惊恐。廷臣在失败中想起了听勘回籍的原辽东经略熊廷弼。沈阳失，大学士刘一燝言：“庙谟之胜，只在用舍得人。即如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²⁾辽阳陷，山西道御史江秉谦又力陈熊廷弼保守危辽之功，疏言：“其才识胆略有大过人者，使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当不致败坏若此。”⁽³⁾天启帝也谕部院：“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⁴⁾明廷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再次起用努尔哈赤“独怕的那个熊蛮子”。于是明廷惩治前劾熊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和给事中魏应嘉，各降三级，并除姚宗文名。诏起廷弼于籍，冀支撑辽西残局。

时悲观论者，甚嚣于庙堂。他们认为“河西必不能保”，有大厦将倾之感。天启帝几次召开朝廷会议，听取奏言，集议方略。言官们格外激切，疾言厉色，攘袂诟谇。但诸大臣多谨慎持议。争论的焦点是：河西是固守，还是放弃？原辽阳监军道、城未破而先逃者高出，主张放弃广宁，全力守御山海关。御史刘廷宣斥之为“误国之计”。他指出：“弃广宁即弃山海，弃山海即弃蓟、永，一惑此言，天下事弃矣！”⁽⁵⁾天启帝命将高出下锦衣卫狱。上述悲观论者，毕竟是个别人，朝臣多主固守辽西。兵部尚书崔景荣说：“今辽左惟有辽西一块土耳，若不并力固守，何以遏其长驱！”河南道御史张捷奏言：“刻刻以失辽东为恨，着着以守河西为主！”

守辽河以西，必守三岔河。明朝已经认识到坚守三岔、广宁之重要，兵部覆总督摄经略事文球疏言“辽、沈既失，便当守三岔河、广宁，次方守山海”云云⁽⁶⁾。王象乾也指出：今逆奴眈眈，逼我藩篱。河西所恃，以隔虏马者，止三岔河一衣带水耳。三岔之西，旧有沙堤，增筑高厚，酌量地形远近，可堡者堡，可台者台，多置火器，以防贼西渡。三岔之北，沿堤有河路一道，及时挑浚，务增深广，虽不御大虏，但使虏骑迟渡一时，则我军亦得收敛防御，早一时之备。广宁，全辽根本，当设重兵，简练教阅，精其技击，时其转饷，又必以辽阳为鉴。因此，守御辽西，必先固守广宁；守御广宁，必先固守三岔。防河与守城，成为守御辽西、抗御后金西进的两项战略任务。

要固守辽西，关键在广宁。就全辽而言，开原、辽阳、广宁三大镇，雄据鼎峙，相互依托。开原，地处辽东北关，“三面临虏”，设总兵镇守，为“河东根本”。辽阳，居辽河之东，为辽东腹心，位置最重要。广宁，地处辽河之西，与辽阳仅一水相隔，互为犄角，凭依山海，位置冲要。其时明朝已经先后失陷开原、辽阳，要守辽西，必守广宁。因此，稳定辽西，屏卫山海，确保京师，进图恢复，雄峙辽河西岸的广宁，位居险要，首当其冲。沈辽之战后，明朝与后金在军事上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开辟了辽西战场。辽西重镇广宁，成为明朝与后金争战辽西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御守辽西，要在得人。熊廷弼以辽东经略，遭谗去职，回籍听勘，重被起用。熊廷弼第三次赴任，出任辽东经略，时明朝失陷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之后，局势更加严重，任务更加艰巨。熊廷弼针对后金短于攻坚、缺乏水师、后方不稳、兵力不足等弱点，提出坚守辽西、渐图恢复的战略防御兵略。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初一日，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为恢复辽左，须三方布置：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⁷⁾八月初一日，又疏言：“三方建置，须联合朝鲜。……我兵与丽兵声势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⁸⁾其要点有四：陆上以广宁为中心，集中主要兵力，坚城固守，沿辽河西岸列筑堡垒，用步骑防守，从正面迎击后金的主力；海上各置舟师于天津、登州、莱州，袭扰后金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从南面乘虚击其侧背；东翼联合朝鲜，侧面配合，相倚声势；并利用各种力量，扰乱其后方，动摇其人心——待后金回师内顾，即乘势反攻，可复辽阳。而经略坐镇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⁹⁾。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为天启帝和阁臣们所接受。朝廷遂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命王化贞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广宁巡抚，驻广宁，受经略节制。天启帝旨允熊廷弼推荐，任命陶朗先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军务，以辽东人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被逮罪臣原监军道高出与胡嘉栋也经保荐出狱，戴罪立功。朝廷还简派张鹤鸣任兵部尚书管左侍郎事，命王象乾出镇蓟辽、抚绥蒙古。王在晋为户、兵、工三部总理兼督兵饷、器械。朝廷在兵员、粮饷、军械等军事要务上，都给熊廷弼以支持。于兵员，三方布置总兵力为二十六万，加上蓟辽总督添加新兵，约近三十万，其中广宁地区兵员十二万。于兵饷，时国库空虚，财政竭绌，决定加派地亩银，并将淮、浙岁入八十二万余两由各边镇解用。其马匹、粮秣、兵器、火药，所需之数，照请给发。仅硝黄火药解至广宁，即达二十一万四千六十斤。原“议兵三十万，议饷千余万”，朝廷依允。这正如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所言：“极天下之力，以充辽饷！”

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初五日，天启帝在熊廷弼离京前夕，赐他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凡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初六日，熊廷弼戎装出发。临行，天启帝又赐赏他大红麒麟一品服、纻丝四表里、银五十两；随行将官也赐赏有差。天启帝命在京城外赐宴饯行，文武大臣陪饯，以示宠任，且壮其行。宴罢，熊廷弼在京营兵五千名、马六千匹，及将官薛来胤等护送下，陛辞启行，出关赴命。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共同统兵，抵御后金军的进攻。

王化贞，进士出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辽、沈陷后，晋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埸事重，无敢言其短者。”⁽¹⁰⁾

王化贞先派二万兵守三岔河，河长一百二十里，步骑一字摆开，每数十步，搭一窝棚，置军六人，划地分守。御史方震孺已向朝廷进言：“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来？不足恃者六。”⁽¹¹⁾熊廷弼则斥言：“东兵过河，所置地仅里许，窝卒仅百许，空散二万众于沿河”⁽¹²⁾，不能阻遏后金骑兵。化贞不听，经抚牴牾。经抚不和，意见相左：经臣主守，抚臣主战。王化贞寄望于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援兵：“虎墩兔憨调兵四十万助攻奴酋”⁽¹³⁾，可不战而取胜；妄臆李永芳为内应，必兵到而敌自溃。他具疏：“愿以六万进战，一举荡平”⁽¹⁴⁾后金；至“仲秋八月，可高枕而听捷音”⁽¹⁵⁾，然后解戈释甲，归老山林。他对士马、甲仗、粮秣、营垒一概不问，兵士或“毡帽布衫、执棍而立”，或“沿村乞食、弓刀卖尽”，却务空言，以娱朝廷。尽管如此，王化贞还是得到廷臣的宠信。因为他以辅臣叶向高为座主，以兵部尚书张鹤鸣为奥援。正如《明史》所说：“化贞本庸才，好大言。鹤鸣主之，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中外皆知经、抚不和，必误封疆”⁽¹⁶⁾。而兵部尚书张鹤鸣又投靠阉党。因此，满朝为忧的经略、巡抚不和，根子在于朝廷党争。

熊廷弼离京后，按其原定“三方布置策”以守为战。王化贞主战而不言守，宣称：不战必不可守，不过辽河必不可战。两人异见，互不相让。王化贞既不懂军事，又好说大话，提出与熊廷弼不同的兵略：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为“内应”，外借察哈尔林丹汗兵四十万，实行内外夹攻，“以不战取全胜”。这是一个空想的、不切实际的兵略。他屡次“遣谍”招降李永芳，永芳假意“内应”；但“谍工”一走，李永芳即向努尔哈赤奏报⁽¹⁷⁾。相反，李永芳藉此得以在明军内部策反，诱使王化贞的心腹孙得功等人秘密与后金联络，从而给后金不战智取广宁提供了条件。

王化贞邀林丹汗之兵夹攻后金，纯属纸上谈兵。虽然明朝每年给蒙古察哈尔部“岁币”，林丹汗却不听命于明朝。察哈尔部同明朝共同对付后金，既有相同利益，也有根本矛盾。王化贞早在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就提出“以虏攻奴”的谋略，就是借蒙古以攻后金。他后又宣称：“亟救燃眉，惟有用虏一着。”王化贞请求朝廷发帑金百万，宣谕诸虏，共讨后金。他升任广宁巡抚后，继续推行这一做法。事实表明，王化贞“以虏攻奴”的计谋，不仅全部计算落空，而且招致广宁之败。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以二百余众袭取镇江，化贞“自谓发踪奇功”，举朝视为“奇捷”，兵部听信其主张，催促廷弼出关督师，进兵赴援。廷弼不得已出关，驻扎右屯卫（今辽宁省凌海市右屯乡）。熊廷弼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¹⁸⁾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广宁巡抚王化贞上言：“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愿从征将士厚加赏赉，辽民赐复十年，海内除去加饷，而臣归老山林，于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也。稍需时日，经臣以三路蹙之，歼敌必矣。臣又愿与经臣约：怒蛙可式，无摧战士之气；劳薪可念，无灰任事之心。但过河之后，将士有不能破敌逃归者尽杀之。其军前机宜，许臣便宜从事。若一切指挥必待报而后行，则无幸矣。如以臣言为不可，乞罢臣而耑责经臣。庶得一意恢复，不至为臣所挠乱也。”⁽¹⁹⁾王化贞豪言：以六万军队进战，可一举荡平后金。

在“战”与“守”的兵略上，经略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相角力。熊廷弼向朝廷奏明：“河西之役，臣主守者也，谓修守即以修战。而抚臣不任守，则臣不得完守之局。”熊、王两人，“争战争守”，相互弹劾，意气相加。经抚不和，朝野皆知。巡抚之所以敢于冒犯经略，因为大学士、首辅叶向高是其座主，兵部尚书张鹤鸣是其后台。时张鹤鸣与熊廷弼相失，独佑王化贞。王化贞所有奏请，张鹤鸣无不顺从。张鹤鸣甚至怂恿巡抚王化贞不受经略熊廷弼之节制。熊廷弼上疏抨击张鹤鸣，说：“臣既任经略，四方援军，宜听臣调遣。乃鹤鸣竟自发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问调军之数，经今两月，置不答。臣有经略名，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²⁰⁾兵部尚书、辽东经略与辽东巡抚之间的矛盾，跃然纸上，哄然庙堂。部署在辽西十余万军队，受王化贞控制，而廷弼只有五千人。结果形成化贞节制廷弼，非经略节制巡抚的局面。广宁败后，给事中周朝瑞等七人疏劾张鹤鸣破坏封疆，要张、熊、王三人同罪。时枢臣、科道多佑王化贞而左熊廷弼。

正值经抚纷争之时，恰为阉党得势之日。先是，天启帝冲龄登极，未及半月即赐魏进忠（忠贤）世荫，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不久，魏忠贤谋杀中官王安，结成客魏集团。天启帝既喜“倡优声伎，狗马射猎”，又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唯己意”⁽²¹⁾。魏忠贤势炎日炽，廷臣如顾秉谦⁽²²⁾、张鹤鸣，辽将如王化贞、毛文龙等依媚谄附。辽东的兵略之议，朝廷的朋党之争，彼此联系，相互影响。辽东经抚不和，既系于枢部阁臣，亦根于庙堂：

乃庙堂业以兵属王，又以尚方属熊，王握兵而不制令，熊制令而不握兵。王耻熊下，熊妒王成，一柄两雄，权分意左，私争之念，夺其急公，愤激之感，不虑偾事。⁽²³⁾

吏科给事中赵进用言：“经抚相与哄于外，会议相与哄于朝。”⁽²⁴⁾天启帝命廷议经抚的去留。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一日，在东阁召集九卿科道会议，由兵部尚书张鹤鸣主持，就经、抚去留问题进行讨论。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朝廷中府会议，与会者八十一人，诸臣之议，歧见纷呈。明确表示支持经略熊廷弼，将“登莱、广宁二抚互换者”，仅徐扬先一人，其余或党护王化贞，或操持两端⁽²⁵⁾。熊廷弼自料得不到阁部的支持，恐惧涕泣地疏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²⁶⁾这次朝廷中府会议，不仅注定尔后熊廷弼政治失败，而且表明阉党已始居主导地位。两年后，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则不过是东林党同阉党的公开决裂。所以，辽东经抚不和，仅仅是明朝政治傀儡戏台上两个互斗的木偶，其操纵者则隐伏在后台，即明朝最高决策集团内部的党争。

议上，得旨：着吏、兵两部会奏。经议：拟留王化贞，对熊廷弼则“斟酌推用”。天启帝尚未旨决，后金军已经进攻——西渡辽河，围攻西平。

（二）激战西平

后金在攻下辽阳后，将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明朝辽河以西的重镇广宁。作为广宁的前沿堡垒西平堡，自然成为明朝与后金双方的血战疆场。八旗军为夺取这座辽西重镇，在进行战前准备。

努尔哈赤在攻下辽阳的第六天，即三月二十七日，派遣第五子德格类和侄儿斋桑弧，率领八旗的八个大臣及由各牛录抽出的一千官兵，前往辽河，察看船只与浮桥，进行渡河准备。辽河流经海州城（今辽宁省海城市）西七十里，在此形成三岔河。过三岔河渡口西北行百余里，达广宁。三岔河渡口为河东与河西的交通要道，明朝视三岔河为广宁之天险。每年春夏秋以“苇缆大船三十只为桥，便民往来”。努尔哈赤派兵侦察，欲从三岔渡河，袭取广宁。这支部队至海州驻扎，另派部分骑兵驰往三岔河，察看浮桥及明军动静。第二天，德格类等回辽阳报告：桥已被拆毁，河的两岸与河面，没有木船。渡三岔河，既无桥，又无船，这给后金骑兵进攻广宁造成极大困难。

后金要攻广宁，不时传出哨报。五月，后金李永芳等已集舟师，联木为伐，顺流而下，至狭之处，即欲从黄泥洼，西渡辽河，进兵广宁。六月，明朝又获谍报，后金已于张义站集结兵力，准备发起攻势。但是，努尔哈赤迟迟没有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是因为：一则渡河时机需要耐心等待，二则夏秋河水涨满不利涉渡，三则对明朝内情尚需深入了解，四则新占辽东地区很不安定。此时，辽南地区连续发生汉人反抗活动，特别是毛文龙只率二百余人，于六月间袭取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附近）。天命汗十分震惊，急忙派八旗官兵，镇压汉民的反抗。虽然后金推延进攻广宁的时间，但是明军仍注视后金军队的动向。

正值明朝九卿科道会议争论经、抚去留的时候，努尔哈赤准备进兵河西。先是，努尔哈赤夺取辽阳、沈阳后的十个月期间，探察明朝动静，未敢轻启干戈。他通过李永芳与王化贞之间谍工往来⁽²⁷⁾，探知明朝辽东经、抚不和，战守举棋不定，熊廷弼内外受困，王化贞浪言玩兵，广宁军备废弛，沿河防守单弱。努尔哈赤决计乘有利时机，西渡辽河，夺取广宁。

时广宁巡抚王化贞得到后金军西进的驰报，仓促布兵防守。原议总兵刘渠领兵二万人守镇武堡，总兵祁秉忠领兵万人守闾阳驿⁽²⁸⁾，分南北两路，与广宁犄角；副总兵罗一贵⁽²⁹⁾率三千人守西平堡，又在镇宁驻兵。经略熊廷弼驻右屯（今辽宁省凌海市右屯乡），王化贞自带重兵驻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部署以镇武堡、镇宁堡、闾阳驿、西平堡等四堡屏障广宁，阻击后金军进犯。

西平堡（今辽宁省盘山县古城子），既是辽西历史重镇⁽³⁰⁾，又是明朝在辽河以西的头一座重要堡垒。先是明沿边大修长城、边墙、台堡，列兵戍守。在辽东防边，从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如连珠。关外各重镇之间，每三十里置一堡，每五里置一墩，在两墩间，又筑长墙，上植木栅，以防越突。广宁周围，遍布堡台。堡是军事防务据点，台为军事哨所。堡以下为台，每堡辖台若干。台原为五里一座，嘉靖时又在每两座之间增设一座。堡台烟墩，密如蛛网，棋布星罗，千里相望，沿边山顶，珠联璧贯。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明季防边，至周且备，不知费几万万金钱！”堡台烟墩，数以千计，防御体系，完整严密。但是，明朝镇堡墩台，后金崛兴以来，一座座被夺占，一个个被冲垮。广宁的前沿堡垒西平堡，就成为后金军进兵辽西、夺取广宁的第一个猎取物。

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初一日，后金军先后乘夜发兵三千，携带攻城器具，自辽阳出发，前往海州，进逼牛庄⁽³¹⁾。其时明军得报：“奴酋将各处兵马，尽数发在海州一带”，遥见“牛庄东南，起烟雾，五里宽，十里长”⁽³²⁾。明军已经判断：后金在调兵遣将，集结军队，渡三岔河，兵指西平。

十八日，统兵西进。先是，后金自攻下辽阳后，努尔哈赤用近一年时间，完成了进攻广宁的备战。从春节前后，就开始向海州、牛庄一带调兵，共五万人马，计划分作三路进兵：一自柳河（今海城市附近），一自黄泥洼（今辽阳太子河畔），一自三岔（今海城西七十里处）。至是，天命汗努尔哈赤命族弟铎弼、贝和齐及额驸沙津和苏巴海等统兵留守辽阳⁽³³⁾，亲率诸贝勒大臣，带领八旗大军，“各带干粮并攻城车辆、钩梯及挖城铁锹”等，离开辽阳，经鞍山、牛庄，向西挺进，目标直指广宁。面对后金大军压境之时，明朝却党争激烈，经、抚不和，战守不定——“战不成战，守不成守”。

十九日，驻东昌堡。是日夜，天命汗率大军宿于东昌堡（今海城市牛庄南）。东昌堡位于海州西南，辽河东岸。天命汗经鞍山驿（今鞍山旧堡），过牛庄，到东昌。自牛庄抵广宁二百余里，道路泥泞，一片沼泽，霖雨汪洋，川旅难行。朝鲜使臣麟坪大君在《松溪集·燕途纪行》中写道：“周回顾望，野天一色，四际无山，浩浩荡荡，恍如乘船大海中。”但时值隆冬，地面结冰，后金步骑，得以冰渡。

努尔哈赤到三岔河——代子河、浑河、辽河三河合流，故称三岔河。三岔河渡口，为河最狭处，是广宁前沿防守要地。三岔河宽约七十步，水流平缓，守御颇难。沿河一百二十里，黄泥洼、张义站，已被后金占领。广宁城的外围，主要有镇宁堡、镇武堡、西平堡和闾阳驿诸堡，弓形环卫，相互应援。但西平堡最为凸出，明副将罗一贵率三千兵驻守，前卫广宁。因此，欲取广宁，必占西平。努尔哈赤第一次派人侦察，首先来这里察看地形，其余两路是在黄泥洼与柳河渡河。从八旗军渡河后的调动，可以看清努尔哈赤的军事意图：不直接进攻广宁，而攻击其前哨西平堡，引诱广宁兵东来，至旷野处，展开野战，以己之长，制敌之短，歼灭明军，夺占广宁。

时王化贞估计后金军不敢渡河，甚至打算派兵过河将其诱之而来，然后以精骑袭击，给予重创。熊廷弼则提出“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³⁴⁾的防御措施。就是坚守广宁，城外防御，犄角立营。徐光启曾向天启帝疏议：“广宁以东一带，大城只宜坚壁清野，整理大小火器，待其来攻，凭城击打，一城坚守，彼必不敢蓦越长驱，数城坚守，自然引退。”熊廷弼令总兵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堡，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驿⁽³⁵⁾，罗一贵以三千人守西平。沿河一线，布兵设防。其时，河水冰坚，策马可渡，既无天险扼其冲，又无金汤阻其锋，西平孤堡，暴露在前。

二十日，西渡辽河。晨，后金军拔营，进至河边，五万人马，分作三路，从毛家寨、夏家屯、郎家屯、通江、咬沟、杨林子等处，乘坚冰，横渡河。王化贞部署的防河官兵，见势不妙，掉头逃跑。后金前哨兵猛追二十里，进到明军兵力单弱的西平堡。晚，后金军进抵西平堡。明西平堡参将黑云鹤率兵出击。后金军城外安营，准备攻城。

二十一日，攻西平堡。参将黑云鹤率兵出战失利，兵败还城，及至城门，追兵赶到，被歼而死（一说二十日死）。《明史·罗一贯传》记载：后金军过三岔河，“兵渐近，参将黑云鹤出击。一贯止之，不从。明日，云鹤战败，奔还城，追兵歼焉”。是日，后金军歼灭黑云鹤，进攻西平堡南门。副总兵罗一贵，坚壁固守，奋力抵抗，城上发炮还击，城下死伤很多。后金军攻城不下，李永芳力图劝降，派出使者，举着旗，到城下，招降罗一贵，并遣使游说之。罗一贵拒降，说：“岂不知一贵是忠臣，肯作永芳降贼乎！”遂斩其来使。并在城上竖起招降旗⁽³⁶⁾，遭到后金军更为猛烈的攻击。时各城守军，消极自保，不作援应；王化贞蜷缩广宁，不敢出击。熊廷弼急檄王化贞督战，并激之曰：“平日之言安在？”⁽³⁷⁾王化贞遂命总兵官祁秉忠率闾阳兵，心腹骁将孙得功率广宁兵，熊廷弼又督总兵官刘渠率镇武兵，分作三路，驰援西平。天命汗努尔哈赤分一半军队围西平，以另一半军队迎击前来增援的三路明军⁽³⁸⁾。

二十二日，平阳桥之战。西平堡被围告急，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派军前去救援。令总兵刘渠尽撤镇武兵二万人，又派总兵祁秉忠撤闾阳驿一万人，再派广宁孙得功、祖大寿统兵前往助战解围。孙得功原为贺世贤部下，已暗降后金⁽³⁹⁾。孙得功既已暗降，便利用援西平之机，阴谋使明军失败。后金兵发现明援兵后，整队迎战，发起攻击，两军交战于平阳桥。孙得功、刘渠、祁秉忠在平阳桥迎战后金军，时孙得功分兵为左右翼，推刘渠部、祁秉忠部先出战。刘渠“前往迎敌，连攻打三阵，奴兵稍却”。其时，“孙得功等故意上前一冲，即卸（却）去，因而各营俱起，以至大败”⁽⁴⁰⁾。孙得功等大喊：“兵败了！兵败了！”边喊边逃。副将鲍承先紧随其后逃去（后剃发降）。明兵见主帅已逃，惊恐而遁，四面溃散。正在交战的刘渠，见阵大乱，拨马而走。后金兵乘势追杀，至沙岭地带，纵骑驰歼明兵。总兵刘渠坐骑蹶倒，身翻落地，惨遭杀死。总兵祁秉忠“扶病而战”，身中二刀三矢，被家丁救起，扶上马，破重围，行至途中，伤重而死⁽⁴¹⁾。副总兵麻承宗战殁于沙岭⁽⁴²⁾。副将刘征中箭落马。刘式章“被矢贯髀”。明援兵三万余人，在平阳桥与沙岭之间全军覆没。

同日，攻陷西平堡。天命汗努尔哈赤击败明三路援军之后，遂集中八旗兵力，继续围攻西平堡。后金兵先发火炮，继拥楯车、竖云梯、挥铁钩攻城。罗一贵督率明军，凭城固守，在城上发炮，杀伤大量后金兵。后金军死伤累累，城下积尸，几与城平！西平之战，异常激烈。在激战中，一矢飞来，射中罗一贵眼睛，不能指挥。虽兵士们仍然坚持守城，但火药、矢石已用尽。后金兵看到城上轰击停止，矢石亦断，便急速地推着楯车，进至城下，树起云梯，英勇登城。罗一贵决心殉国，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刎而死。都司陈尚仁、王崇信也死。据《明熹宗实录》载：

罗一贵将三千人守西平。各坚壁勿战，有急互相应援。贼先攻西平，黑云鹤出战而死。罗一贵固守不下，杀奴数千人。李永芳竖招降旗，阴遣人说一贵。一贵骂之曰：“岂不知一贵是忠臣，肯作永芳降贼乎！”斩其使，亦于城中竖招降旗。奴尽锐攻之，相持两昼夜。用火器杀贼，积尸与墙平。会一贵流矢中目，不能战，外援不至，火药亦尽，一贵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刭。奴尽屠西平。⁽⁴³⁾

罗一贵以三千人抵御后金军五万人的围攻，最后矢尽援绝，城陷身亡⁽⁴⁴⁾。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巷子里，肉搏厮杀。三千明兵，全部被歼，血肉横飞，僵尸遍地。后金军在西平堡下，损失极为惨重。《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后金兵死伤六七千人，这个数字或有夸大，但实际伤亡数字是很大的。所以《满文老档》有关西平之战的记载颇为疏略。特书于二十二日举行庆祝破西平之礼，并杀八牛祭纛⁽⁴⁵⁾。

后金西平—沙岭之捷，扫除进军广宁障碍，歼灭广宁明军精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后清朝汉官石廷柱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当年沈阳得，而辽阳随破；沙岭捷，而广宁随顺。”⁽⁴⁶⁾这就是说，在广宁之役中，西平—沙岭决战，消灭广宁明军精锐，重镇广宁传檄可下。

后金军在攻破西平、拔除镇武堡和闾阳驿之后，驻师西平堡，准备夺取广宁。

（三）智取广宁

广宁城（今辽宁省北镇市）在山隈，“形势若盘，俗谓之盘城”⁽⁴⁷⁾，北依医巫闾山为屏，东恃三岔河为阻，在辽阳西四百二十里。广宁北靠医巫闾山，“雄峙城北，以御大漠”。明初辽东主要防御蒙古，广宁特殊的自然形胜，为辽东都指挥使分司，巡抚与总兵驻地，因而成为辽西军事重镇。广宁位置于河东与河西之间的冲要之区，明洪武初，在辽、金时广宁府旧址筑城，周长九里余，高三丈，池深一丈五尺、宽二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广宁卫，设总兵官抚镇⁽⁴⁸⁾。自此，广宁以优越的地理位置，险要的自然形势，复杂的民族关系，悠久的历史传统，成为明代辽西的军事重镇。到明朝中后期，城内常驻官军一万余人，加上其所辖台堡守军，则达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广宁城之沿革、城池，康熙《广宁县志》记载：

金置广宁府。元为广宁路。明洪武间，指挥王雄因旧址修筑，都督刘真甃以砖。永乐间，总兵刘江拓展东南关。弘治间，备御胡忠展西隅。正德间，备御李凑展南关。周围五百四十六丈，池深一丈五尺、阔二丈。周围十一里四十五步。后展新城，周围十七里，门六：东曰永安，东南曰泰安，南曰迎恩，西曰拱镇，西一门土塞，北曰靖远。角楼四座，北曰镇朔，东南曰柔远，西南曰望京，西曰瞻秀。⁽⁴⁹⁾

康熙《盛京通志》载述与上文有同有异，其异文为：“广宁县城池，即明广宁中、左、右三卫地”，“嘉靖丁酉，都御史任洛、总兵马永重修”云云⁽⁵⁰⁾。先是，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广宁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封辽王于此。次年，复为广宁卫，统左、中、右三卫，左卫于城东北隅、右卫于城西北隅、中卫于城西门内。

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述：广宁“西卫榆关，东翼辽镇，凭依山海，隔绝戎奚，地大物繁，屹然要会。”又载昔之议边事者尝曰：“备镇静，则寇不能北来；驻三岔，则寇不能东渡。”⁽⁵¹⁾广宁背靠医巫闾山，南临大海，西界锦州，东隔辽河与辽阳对峙，成为辽阳、沈阳通往山海关之咽喉要地。广宁是明朝失陷辽阳之后，辽东巡抚的驻地，辽西防御的镇城。广宁生员暗通后金，兵士漫无纪律，西平已经失守，百姓惊恐不安。

后金在西平—沙岭大败明军，摧毁广宁的前哨堡垒，歼灭广宁的精锐部队，为其实现此次用兵的战略目标——夺取广宁，奠定了有利条件。但是，后金不敢轻信孙得功暗降，因而没有立即进军广宁。努尔哈赤令八旗军屯驻沙岭，遣游骑哨探消息，以静观广宁之变。先是，孙得功已暗约降金，预谋回广宁，擒获王化贞，将王巡抚与广宁城，一起献给后金。努尔哈赤自然愿意兵不血刃地得到广宁这座辽西重镇。还在后金兵渡辽河时，消息一传到广宁，全城绅士官民，多逃出城，避难山中。明军西平—沙岭败后，孙得功等逃回城里，同其党羽散布“敌兵快到广宁城”的流言，人心惊恐，坊巷混乱，城门紧闭，甚至有士兵自城墙上缒下逃命，广宁成为一座空城。孙得功及其党羽一面煽惑人心；一面封府库、封火药库，准备迎接后金军进城⁽⁵²⁾。

二十二日，王化贞得到西平失守、沙岭败报后，督将士登城戍守，众皆不应。游击孙得功在援救西平时佯败先归，因“潜纳款于太祖，言师已薄城，城人惊溃”⁽⁵³⁾。王化贞急召得功至衙署，仍委以守城重任。他刚“出衙门，即发炮，堵城门，封银库，封火药”⁽⁵⁴⁾，以待后金军入城。城中军民一片混乱，携带家眷夺门出逃。

时王化贞正在衙署阅视军报，突然参将江朝栋未经报告，擅自闯入他的卧室。化贞大怒，厉声呵斥。朝栋急拉化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⁵⁵⁾王化贞顿时吓得不知所措。江朝栋边说边挟着王化贞，径直奔向马厩，但马被窃走，仅余两峰骆驼。王化贞的四箱行李，用两峰骆驼装载，在江朝栋及二友二仆等陪护下，步随到城门。时城门已被叛兵把持，阻止王化贞出城。叛兵要打开箱子，王化贞说：“此皆往来书札，并无他物！”破开箱子，果无他物。叛兵向王化贞打来，将其随行一人脸打破。在混乱中，王化贞仅有江朝栋、陈一元和书办梁应科三人相从，得以逃脱。史载：王化贞等逃到城门，“而城门刀棍堵截如林，仅以身免。身旁一相伴朋友已劈头打伤，驼箱已被打夺”⁽⁵⁶⁾。王化贞后得马匹，弃守广宁，狼狈南逃。辽东巡按方震孺还在城内，得知王化贞已逃，慌张单骑南逃。监军牛维曜、邢慎言也随之逃走。

王化贞弃城逃跑后，广宁守门游击孙得功、守备黄进和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等，把守城门，控制广宁。

二十三日，后金军虽夺取西平堡，但受重创。努尔哈赤驻西平，哨探广宁虚实，未敢策骑轻进。是日，孙得功等派七人前往天命汗驻地西平堡，跪请后金军进城。努尔哈赤赏给来人印信与银两，并遣他们回广宁，并没有即刻发兵，向广宁城推进。

同日，王化贞一行，逃至大凌河，同率领五千援军至闾阳回撤途中的经略熊廷弼相遇⁽⁵⁷⁾。化贞一见廷弼，不禁哭了起来。巡抚向经略“叹诉辽人内溃，孙得功等谋献，几不得免之状”⁽⁵⁸⁾。廷弼冷笑道：“六万军荡平，竟何如？”化贞愧不作答。经略熊廷弼“哀而慰之”。接着，化贞向廷弼建议固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矣！公不受绐慕战，不撤广宁兵于镇武，当无今日。此时兵溃之势，谁与为守？惟护百万生灵入关，勿以资敌足矣！”⁽⁵⁹⁾熊廷弼以所带五千兵给王化贞作殿后，自己与韩初命等引领溃散军民往山海关行进。其时，“熊廷弼在右屯有兵万人亦逃，所过宁远、宁前诸屯堡，悉纵火焚之。辽人相随逃入关者数十万。逃兵十余万至关下，大司马王公象乾以总督莅关，闭不纳。廷弼至，按剑叱关吏开门，悉纳之，纵之南”⁽⁶⁰⁾。蓟辽总督王象乾向朝廷奏报辽西兵马溃退的悲惨景象：“日来援辽溃兵数万，填委关外，遍山弥谷，西望号呼者竟日达夕。逃难辽民数十万，隔于溃军之后，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⁶¹⁾明朝腐朽的统治，后金贵族的铁骑，给辽西人民造成多么凄惨的境况！

二十四日，先是，努尔哈赤对广宁降金仍存疑虑。至是，后金人石天柱投明为千总，出迎并报告广宁的守城官吏，都已逃遁，秀才郭兆基等司管城门。于是，天命汗努尔哈赤率贝勒大臣，统领大军，开赴广宁。后金大军到广宁城东三里望昌岗，孙得功与黄进等带领降顺后金的官将、生员、士绅等，已剃发，抬龙亭，举旗子，张伞盖，吹喇叭，奏唢呐，俯伏道旁，焚香山呼，迎接天命汗统帅后金军进城⁽⁶²⁾。时移居广宁之女真人，出门迎降。石氏三兄弟——国柱、天柱、廷柱献城迎降：“天柱首先出迎，国柱、廷柱以城献。”⁽⁶³⁾努尔哈赤先令八旗诸贝勒与李永芳“同至广宁，扎营教场，使人搜城毕”，然后，努尔哈赤才放心地骑马进城，至明巡抚衙门前下马。昨日辽东巡抚的衙门，成为今日后金国汗的行宫⁽⁶⁴⁾。至此，后金军全部占领广宁。

二十五日，天命汗驻跸广宁城，明军游击罗万言、平阳桥守堡闵云龙、锦州都司陈尚智等，或出山，或弃堡，先后到广宁投降。

二十六日，熊廷弼抵山海关，说明情况后，守将才将他们放入关。接着，王化贞、高出、胡嘉栋等也先后进关。惟有兵备道参政高邦佐独自赴松山（今辽宁省凌海市松山乡），长叹道：“不能存广宁，何颜入关！”以身报国，自缢而死⁽⁶⁵⁾。

后金占领广宁后，八旗将士，休整十天，准备向山海关进军。八旗大军途经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等镇堡，行至中左所，沿途百余里，满目荒凉，人烟断绝，几无所得，返回锦州。时广宁西的义州（今辽宁省义县），地处冲要，尚在坚守。努尔哈赤派二子代善、八子皇太极领兵取义州，城守将拒听招抚，闭门拒降。代善与皇太极兄弟下令攻城，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激战，城被攻破，斩三千级⁽⁶⁶⁾。

后金占领广宁，并连陷义州、平阳桥、西兴堡、锦州、铁场、大凌河、锦安、右屯卫、团山、镇宁、镇远、镇安、镇静、镇边、大清堡、大康堡、镇武堡、壮镇堡、闾阳驿、十三山驿、小凌河、松山、杏山、牵马岭、戚家堡、正安、锦昌、中安、镇彝、大静、大宁、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胜、大镇、大福、大兴、盘山驿、鄂拓堡、白土厂、塔山堡、中安堡、双台堡等四十余城堡，后金军将广宁等地数百万饷帑、粮食、军器、火药、马牛、布帛等运回辽阳，并把辽河以西的人民驱赶到河东。以右屯卫为例，被驱赶的人口有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八人，被掠走的牲畜为六千一百九十七头⁽⁶⁷⁾，被运走的粮食有五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⁶⁸⁾。

为庆贺努尔哈赤占领广宁，福晋们二月十一日从辽阳出发，十四日⁽⁶⁹⁾来到广宁。大福晋率领众福晋，在铺设红地毯的衙门里，向坐在衙署正堂的天命汗努尔哈赤叩贺道：“天眷佑汗，占领了广宁！”⁽⁷⁰⁾随后依次行庆贺礼，摆设盛宴。十七日，天命汗在福晋们陪伴下返回辽阳。

几天之后，后金军又放火烧毁广宁城⁽⁷¹⁾。后努尔哈赤下令撤离广宁、义州等城，守军全部返回辽阳。

广宁之役，影响深远。

其一，据明朝兵部题奏：此次全国增援广宁，“调兵十数万，转饷二百万，发帑数百万，器械、火药、盔甲、鞍马、头畜、刍料数十万，尽付于奴酋！而四方驱车驰马，海运陆输，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焰”⁽⁷²⁾。明朝从全国调募十万计的兵员，或成为鬼魂，或沦为溃兵；明朝投入数以百万计的财富，或化为一堆灰烬，或转入后金之手！

其二，据明朝兵部题奏：河西失守，人皆岌岌，百万难民，齐拥入关，居无屋，寒无衣，食无米，炊无薪。在山海关内，“米为珠而薪为桂”。未逃之民，被后金“尽驱锦（州）、义（州）百姓渡河东去”⁽⁷³⁾。从而后金获得大量粮食、人口、牲畜、金银、布匹等，进一步充实其军事与经济的实力。

其三，后金获广宁大捷，突破明朝辽河防线，进入辽西地区，打开新的局面。广宁是辽西的重镇，西通明朝、北邻蒙古，这就为后金进攻宁远、绥服蒙古，提供了一个前哨基地。明朝失掉广宁，影响极为深远。明朝有广宁在，辽西完整，恢复辽东，似为有望。后金攻占广宁，进入辽西，巩固辽东，威胁关门。

其四，明朝遭广宁之败，关外局势，更趋恶化，社会危机，更为深重。明朝弃守广宁之后，辽东形势，为之一变。明辽东经略王在晋分析道：

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⁷⁴⁾

明朝失陷广宁，丢弃全辽，无局可守。明失守广宁，其严重性，正在于此。

（四）兵略得失

后金与明朝的广宁之役，兵略得失，关系胜败。

明清辽左争局的第一局是萨尔浒之战，第二局是沈辽之战，第三局则是广宁之战。明军以上三局，每局皆输。其输之原因，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广宁争战，明辽军失败的原因固多，诸如朝廷腐败、戎部昏聩、用人不当、经抚不和、化贞虚妄等，但一次独立战役的胜败，主帅的谋略是争战演化否泰的枢轴。所以，乃胜乃败，原因固多，揭橥其要，首在兵略；谋略巧拙，成败系焉。广宁之役谋略集中表现于双方军事统帅的争战谋划及其实施。明方统帅主要为熊廷弼和王化贞，后金统帅主要为努尔哈赤。

熊廷弼作为广宁之役明朝辽军的主帅，其兵略“三方布置策”空浮虚泛，是不容辞其咎的。论者不能以怜悯熊廷弼的个人悲剧结局，而忽视对其“三方布置策”作理性的批评。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明末、清代、民元以来，学者所论，颇予赞肯。“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是积极防御思想，是可以实现的，应当肯定”⁽⁷⁵⁾。但是，细加分析，盖谓不然，熊经略“三方布置策”之失，列举六点：

其一，着眼于攻，疏失于守。他奏明此策之指归是：“为恢复辽左，须三方布置。”时明军总的态势是，先败没于萨尔浒，继败溃于沈、辽，惟战惟微，惟局惟危。在战略上已无力进攻，仅能做一个“守”字，恢复辽阳，如同化城⁽⁷⁶⁾。

其二，沿河列垒，兵家大忌。河窄水浅，履冰可涉，兵多堡少，难容马步，布防河岸，兵分力散，彼骑强渡，力不能支，一营失守，诸营俱溃。

其三，天津舟师，难能入卫。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尚无天津水师入辽败敌、收复失地之先例。虽津门为运道咽喉，疏请天津设立巡抚，却只能加强粮料补给；若水师渡海作战辽南，必定遭到后金骑兵围歼。

其四，登莱水师，无力出击。登州与莱州的舟师，可运输、通声息，可牵制、张声势，既无力登陆攻城略地，也无助恢复辽左寸土。

其五，风声下辽，海市蜃楼。熊经略设划天津、登州、莱州之舟师，从海上登岸，乘明军风声，下辽南诸卫。另如时人指出：“至于皮岛，则陡绝海外，风波限隔，自毛文龙开镇以来，十余年间，曾得其半矢之用否？”所以，遂顺风前进，可光复辽阳，纯属海市蜃楼，虚幻构想而已。

其六，朝鲜之兵，难助声威。朝鲜军在萨尔浒之役，兵没帅俘，剧痛犹新。熊廷弼在疏议中，冀望朝鲜“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纸上谈兵，虚泛之见。

后崇祯初礼部尚书黄汝良评论熊廷弼“三方布置策”谓：“此亦谋国不忠之甚也！”或有些许道理，却是言之过苛。

由上可知，熊经略三赴辽东，其前功可奖，忠心可嘉，雄心可钦，冤死可悯；但其鸿猷硕略，未料彼、己，浮幻不实，断难操作。如按其策行，无化贞掣肘，辽阳必不复，广宁亦必难保⁽⁷⁷⁾。

王化贞乘危时，以微功，受命为广宁巡抚。化贞进士出身，素不习兵，刚愎自用，狂言娱上。他的御敌兵略是：“部署诸将，沿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划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防守。”⁽⁷⁸⁾时人已有疏驳其议者，御史方震孺即上言防河“六不足恃”——“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来？不足恃者六”⁽⁷⁹⁾。所驳六条，确中肯綮。方震孺以此疏，而为辽东巡按，监纪军事。他虽按辽“居不庐、食不火”者七月，其疏议却没有被王化贞采纳。

王化贞兵略的错误在于：其一，错估形势，攻守错位。明自萨尔浒败后，就军事态势而言，已显被动，转呈守势。而辽阳失陷后，三岔河西四百余里，人烟断绝，军民尽逃，文武将吏，谈敌色变。明军已处被动局面，实无恢复辽阳之力。其二，沿河设防，甚属荒唐。河窄水浅，隆冬冰合，骑兵驰驱，瞬间可渡。后金骑兵，奋疾蛮冲，明军防线，必溃无疑。其三，无险可凭，反主为客。河滩平地，列栅无用，筑城不能，面对敌骑，失去凭依，以弱迎强，野战之败，鉴戒在前。其四，兵分力弱，泰极否来。明军兵力，多于后金。但临战时，长线布防，分散兵力，反强为弱。后金军队，每逢作战，兵力集中，化弱为强。如按其策行，无经抚不和，辽阳必不复，广宁亦必不保。总之，辽东巡抚王化贞是“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⁸⁰⁾。

熊廷弼在驳疏王化贞部署时，提出分兵防河、先为自弱、大兵悉聚、固守广宁这一正确的兵略，时朝议多右化贞，而左廷弼。俟广宁兵败、廷弼斩首之后，物议则反之。

努尔哈赤的兵略，同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王化贞的“沿河布防策”相反，而是：集中兵力，纵骑驰突，里应外合，速战速决。具体说来，如下六点：

其一，选择战机。后金占领辽阳之后，等待十个月，在寻找战机。这里的“战机”，主要是天、地、人。天，选在正月，隆冬寒天，河水冰封，便于渡河。地，选在西平与沙岭，前者为孤堡，利于攻坚，后者为丘地，利于野战。人，明军经、抚不和，经略有职无兵，巡抚有兵无能，且朝廷内部，互相争吵，指挥不一。

其二，集中兵力。后金与明朝，兵员的总数，后者居于绝对优势，前者则处于绝对劣势。仅就双方军队数量而言，努尔哈赤在战略上虽为劣势，在战术上却为优势。广宁之战是继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后，天命汗“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又一典型战例。

其三，纵骑驰突。后金军队，骑兵为主，速度迅猛，冲击力大。明军如不凭城据守，而是旷野列阵争锋，难以抵挡后金骑兵强攻。熊经略的海上舟师、王巡抚的沿河布兵，均是纸上游戏，不堪实地争战。

其四，围堡打援。后金军围西平堡，熊廷弼督镇武刘渠兵两万，王化贞派闾阳祁秉忠兵一万及广宁孙得功兵，增援西平，在平阳、沙岭之间，遭后金骑兵的迎击。明军失去城堡依托，以短击长；后金发挥骑兵优长，以长击短。结果，明朝军队之精锐，尽被后金军歼灭。

其五，里应外合。举兵之要，上智用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后金骑兵攻城，城坚池深，难以奏效，但天命汗巧于从对方营垒中寻找叛降者，孙得功“潜纳款于太祖”。孙得功降，广宁城陷，是天命汗继降抚顺李永芳之后，里应外合的又一典型实例。

其六，速战速决。后金军队攻明，远离后方，孤军出击，长途跋涉，野外宿营，缺乏粮秣，不利久战。后金军出辽阳、渡辽河，在西平、镇武、闾阳激战获胜，进向广宁。孙得功以城降，后金军矢未离弦、兵不血刃地占领明朝辽西重镇广宁。

总之，从兵略上说，明朝广宁之失，在于主帅兵略错误；而后金广宁之得，在于统帅兵略正确。

或谓：广宁之失在于经、抚不和。诚然，经略与巡抚不和，是明朝丧失广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熊廷弼太自恃，也太愚忠。《尉缭子》曰：“夫将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将者，死官也！”⁽⁸¹⁾将帅统兵，与敌争战，胜则庙堂受赏，升官晋爵；败则降官受罚，甚至身死。将者既为死官，则应预为己置于身死之地，尔后方可不死。设如熊经略临危出关，身守广宁，胜或功罪相抵，败或捐躯殉国——七尺之躯，死得壮烈，庙堂受谥，名垂千古！何至传首九边，罪及妻孥子女。古今之人，皆悯廷弼；但于昏君，何用“愚着”！

此外，以熊廷弼而言，还有三个失误⁽⁸²⁾。

其一，未能集中兵力，凭城固守。熊廷弼再任经略，出关后，至右屯，“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乃令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熊经略复申令曰：“敌来，越镇武一步者，文武将吏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⁸³⁾时后金军围攻西平，熊廷弼没有集中兵力，固守广宁；而是驰檄刘渠“撤营赴援”，与敌野战。天命汗正欲诱敌出城、平原野战，熊廷弼恰中其计。熊经略未能汲取血的教训——沈阳贺世贤、尤世功，浑河童仲揆、陈策，辽阳杨宗业、梁仲善，不做坚城固守，而去平原争锋，以短击长，导致失败。

其二，未能勇赴前敌，坚守广宁。他在广宁处于危险境遇时，参议邢慎言劝急救广宁，却听从佥事韩初命之言，没有及早赴援，而是观望不前。以熊廷弼之声望、地位和权势，危难时机，坐镇广宁，可以稳定军心，不致军民溃乱。王化贞在丢弃广宁后给皇帝奏疏中也承认，他弃守广宁之前，城内守军尚有一万六千余人，“守御之具甚设，即贼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⁸⁴⁾。熊廷弼不计党争恩怨，以所带五千人共守全城，再调各堡兵马，可达三万以上，是可以坚守广宁的，或不会发生王化贞弃守广宁的严重后果。但熊廷弼计不及此，是畏敌还是要抓王化贞的笑柄？他的真实想法，是个历史之谜。

其三，未能阻敌西进，阻守宁前。熊廷弼在王化贞后撤时，不仅未加制止，反而殿后掩护其撤退。王化贞的错误是弃守广宁，熊廷弼的错误则是丢弃辽西，由此，将山海关暴露于后金面前，将京师置于极为危险境地。熊廷弼还没见后金一兵一卒，居然闻风而退，不敢停留关外！时虽然失去广宁，还有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多处要塞，只要稍加整顿，凭城固守，互相援应，是可以抵挡后金军攻势的。后袁崇焕孤军坚守宁远，打退努尔哈赤进攻是一史例。但熊廷弼虑不及此，竟轻率地作出决定，放弃河西大片土地，军民一体撤出关外，并把储积付之一炬，百姓膏脂，化作灰烬。

经略熊廷弼以上失误，给辽民造成深重灾难。其时，辽西兵马溃退的凄惨景象：“化贞所招西虏肆杀掠，逃军和之，难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遗弃老幼于途，蹂躏死者相望。”⁽⁸⁵⁾

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的兵略失误，确是熊廷弼、王化贞自取杀身之祸。熊廷弼、王化贞广宁之败，造成了辽西人民的灾难；熊廷弼之妄断撤退、王化贞之弃守广宁，则加重了辽西人民的灾难。

（五）熊、王结局

广宁兵败，京师大震，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自然要承担广宁兵败的责任。但是，广宁沦陷是明朝腐烂政治的产物，天启帝和阉党却把熊廷弼等作为替罪羊。

辽东经略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作为天启帝其时最为信赖的辽东经、抚，负责辽西之战守。庙堂付以重托，朝野寄予厚望。熊廷弼的才望，为人们所推重，朝廷认为他经略辽西，定会抵挡后金军进犯，使局势转危为安，甚至收复辽、沈，重新占有辽东。事实完全相反，他们弃守广宁，带领军民溃退，将辽西土地、人民、城堡、粮食、财物，拱手让给后金。广宁失守之严重，天启帝为之震惊。按照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经略杨镐三路丧师，前有戒鉴，已正刑典。熊廷弼、王化贞清楚自己的罪责及应得之刑科，广宁一弃守，化贞即上疏：本职“席蒿待罪”、“罪应万死”。熊廷弼也于二月初二日自山海关上奏：“今辜负圣恩，已在不赦之科矣。臣回关之日，拟即槛车赴阙，以候诛戮。”但他正在安置自关外逃来的六七万溃军和数十万难民，一经办理妥帖，就“奔趋藁街，愿以身明白受法”。熊廷弼有敢于承担责任的气度，也埋下“明白受法”的伏笔。天启帝谕旨：“封疆失守，熊廷弼罪将何辞？姑准戴罪守关，立功自赎。”⁽⁸⁶⁾

然而，事情背景，极为复杂。明朝庙堂之上，不同派别，不同利益，为着不同目的，施展不同手段，围绕丢失封疆责任，而纷纷登台表演。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允首先发难，奏请惩治熊、王及高出、胡嘉栋等人之罪。天启帝对熊、王缓论，命他们“戴罪候处”。对先时辽沈之战逃将、此时广宁之战又为逃将的高、胡二人，令“锦衣卫拿解来京”。接着，二月十一日，大理寺少卿冯从吾、太常寺少卿董应举、太仆寺少卿何乔远合疏，要求逮捕熊、王，“以伸国法”⁽⁸⁷⁾。十三日，天启帝旨准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家听候处理⁽⁸⁸⁾。但他没有回乡里，却留京以作应对。

熊廷弼为人刚直，树敌多，辽西兵败之后，政敌们纷纷出来打击他。兵部尚书张鹤鸣说：“化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无功。”⁽⁸⁹⁾多数人以“经抚功罪一体”，要求同罪处分。御史王允成等合词疏言：“经、抚同罪，国法不可不正。”有的重臣如蓟辽总督王象乾流露“怜才”之意，也有的阁臣请求留用熊廷弼，说此人“似胜王化贞”。但是，天启帝倾向严惩熊廷弼，再也无人敢奏言将其留用，形势愈来愈变得对熊廷弼不利。

广宁明军失守之日，正是阉党猖獗之时。他们借机谋兴大狱，借严惩熊廷弼，以打击东林党人。于是，他们在“功罪一体”的名义下，审理熊、王“封疆失守案”。先是，经、抚不和，天启帝命集廷臣大议，议撤廷弼者数人，其余多请分任责成。兵部尚书张鹤鸣独言“化贞一去，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必解体，宜赐化贞尚方剑，专委以广宁，而撤廷弼他用”。议上，不从。命吏、兵二部再奏。时后金军逼近西平，遂罢议。朝廷“仍兼任二臣，责以功罪一体”⁽⁹⁰⁾，至是，许多廷臣主张熊、王“功罪一体”。

四月初九日，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会审熊廷弼、王化贞。熊廷弼跪下言：“职起田间，复起经略，原议驻扎山海，并无驻扎广宁字样！”审王化贞时，王纪、邹元标说：“请过王巡抚来！”王化贞一进大堂，长跪痛哭，说：“职苦职自知，一言难尽！”从袖里取出一揭投上。王纪、邹元标以“好语慰之”，并说：“公必须还有在朝班之日。”他们对王没有严审，最后都站起来与王化贞“一躬而散”⁽⁹¹⁾。

审讯之后，奏上狱词，廷弼、化贞并论死。会审对熊、王的狱词是：“奴酋猖獗，辽阳失陷，拔化贞于监司，起廷弼于田间，畀以军旅重任，二臣被非常宠遇，宜同心戮力，誓灭此而朝食。不虞其相闹一场，挈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结局也。王化贞受命于败军之际，广宁危若累卵，只手撑持八阅月，人谁不怜之！但朴实不知兵，用虏而反为虏用，用间而反为间用。叛逆孙得功辈，日侍左右而不悟，认贼作子，声声立战；贼尚在百里之外，而弃广宁如敝屣，匹马宵遁。哀哉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服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识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而辽存，去辽而辽亡，关系匪轻。再起经略，赐剑赐蟒，侑以金帛，饯以九卿，受此异数，何以仰答眷宠？迨其初出春明，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抵关以后，虽言我兵不宜浪战，西虏不足尽信，永芳降情之叵测，广宁人心之不固，语语若持左券。独其刚愎之性，虚之气，牢不可破，以争毛文龙功罪一事，开衅化贞。水火之形既分，玄黄之战遂力，笔锋舌枪，相寻不已。守备之计，等闲置之，虏骑一来，错愕不知所出。飞檄催战，盖曰：‘胜可以成吾之名，败亦可以验吾之言也。’不知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廷弼试扪心一思：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政，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将来！”⁽⁹²⁾狱词奏入，诏旨依拟。

熊、王虽被判为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熊、王入狱时，朝野党争非常激烈。时魏忠贤等必欲尽快处决熊廷弼，否则他们陷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阴谋就会败露。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却事机败露。魏忠贤欲速杀廷弼，其党羽亦趣之。时大学士冯诠、顾养谦也憾慊廷弼，值侍讲之机，出呈《辽东传》，说此书为“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天启帝大怒，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杀熊廷弼⁽⁹³⁾，籍没家产，暴尸不葬，传首九边⁽⁹⁴⁾。廷弼长子兆珪自刭死，其母称冤。江夏⁽⁹⁵⁾知县王尔玉去其两婢衣，鞭打四十，远近闻之，莫不嗟愤！

熊廷弼之死，时人认为：“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也。”⁽⁹⁶⁾由于杨涟、左光斗等公开对抗阉党魏忠贤，并替熊廷弼申辩，更加速了对他的处决。熊廷弼之死，却做了朝廷党争的牺牲品。熊廷弼作为一代杰出的统帅、军事家，被诬害致死，确是明朝一大损失。熊廷弼死后，辽东之镇守，更难得其人。

时王化贞尚在狱中。王化贞虽得到阉党支持，后终未逃得一死，至崇祯五年即天聪六年（1632年），朝廷追论广宁失守之事，在众多廷臣的坚持下，将王化贞斩于西市。

对于熊、王之死，计六奇评论：“广宁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王化贞一败实为首罪，但不能收散卒固守宁前耳，惟杀化贞而戍廷弼始称平允。至于传首九边，过矣！”⁽⁹⁷⁾

天启帝死，崇祯帝立。崇祯帝惩治阉党，魏忠贤自尽。崇祯初，考选候补工部主事徐尔一上《辨功罪疏》，为熊廷弼疏冤：

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第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耳。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廷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徒拥虚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⁹⁸⁾

新登大位的崇祯皇帝，没有贸然为熊廷弼平反，也没有采纳徐尔一的奏议。次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大学士韩等人为熊廷弼翻案，追述他经略辽东的功绩与失误，认为功劳大于失误，不应处以极刑，尤其是“先以贿赃拷坐杨涟、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书惑众，借题屈杀”。韩认为：“臣等平心论之，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终日焦唇敝舌，与人争言大计”⁽⁹⁹⁾，扶伤救败，收拾残瓯；但谗言纷纷，三起三落，借题曲死，传首陈尸。熊廷弼之死，《明史·熊廷弼传》评曰：

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效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广宁之失，罪由化贞，乃以门户，曲杀廷弼，化贞稽诛者且数年。⁽¹⁰⁰⁾

刑章颠倒，明祚倾危，熊廷弼做了明朝腐败政治的牺牲品。熊廷弼之死，不仅使明朝失去一位优秀的统帅，而且使后金缺少一个刚毅的对手。

后金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后，铸下移民与止兵二错。

其一，移民。他自惑于占地面大，战线过长，难以防守，恐多事端，便实行空其地、移其民之策（后文另述），而未能乘胜进兵。

其二，止兵。他如乘胜进兵，直叩关门，或可创一大局面。佚名《天聪二年奏本》称：“先皇帝席卷河东，正成破竹之势，怀疑中止，是皇天之所以留大明也。”⁽¹⁰¹⁾后皇太极沉重地总结当年克广宁后而不进兵山海关的历史教训时言：“如取广宁时，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¹⁰²⁾后皇太极又言：

我师既克广宁，诸贝勒将帅，咸请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返。⁽¹⁰³⁾

但是，努尔哈赤自“七大恨”誓师后，四年之间，陷抚、清，败杨镐，取开、铁，夺沈、辽，占广、义，兵锋所向，频频告捷。天命汗努尔哈赤占领广宁，达到了他四十年戎马生涯的顶峰。

明军广宁之败，使明清争局之地，由辽东转移到辽西。此后，在二十二年之间，于关锦狭短地带，明与后金—清双方集结二十余万军队，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最集中、最精彩的争战。争局双方，施展谋略，极尽聪慧才智之能事。其结果，明清争局双方，不是平局言和，而是一胜一败——胜者太和金殿登极，败者退出历史舞台。

满洲崇尚骑射，重视战争。后金夺取广宁之后，又向宁远发起攻击。

————————————————————

(1) 《明熹宗实录》，第15卷，第3页，天启元年十月庚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11页，天启元年三月辛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 《明熹宗实录》，第8卷，第16页，天启元年三月甲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 《明熹宗实录》，第9卷，第3页，天启元年四月癸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第2卷，第1429页，中华书局，1977年。

(6) 《明熹宗实录》，第9卷，第8页，天启元年四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 《明熹宗实录》，第11卷，第1页，天启元年六月辛未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 《明熹宗实录》，第13卷，第1页，天启元年八月庚午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69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0) 《明史·熊廷弼传附王化贞传》，第259卷，第6698～670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1) 《明史·方震孺传》，第248卷，第6428～642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2) 《熊襄愍公集》，第8卷，第31～32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13) 《明熹宗实录》，第14卷，第6页，天启元年九月癸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4) 《明熹宗实录》，第18卷，第8页，天启二年正月戊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5)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70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6) 《明史·张鹤鸣传》，第259卷，第661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7) 《清史稿·李永芳传》，第231卷，第932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8)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69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第4册，第143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20)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69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1) 《明史·魏忠贤传》，第305卷，第782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2) 《明史·阉党列传》，第303卷，第784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3) 傅国：《辽广实录》，下卷，《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7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24) 《明熹宗实录》，第17卷，第23页，天启元年十二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5) 《明熹宗实录》，第18卷，第8页，天启二年正月戊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6)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70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7) 《熊襄愍公集》，第7卷，第60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28) 《大明一统志》第35卷第37页：“闾阳城在广宁卫西南五十五里，本汉五虑县地。辽置奉陵县，金改闾阳，元省县置千户所，本朝置驿。”

(29) 罗一贵：《明史·罗一贯传》、《明史·熊廷弼传》、《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明通鉴》等均作“罗一贯”；《明熹宗实录》第18卷天启二年正月丁巳、《三朝辽事实录》第7卷第14页、《明史稿·熊廷弼传》、《国榷》第85卷第5200页、《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1页、《满洲实录》第7卷第8页、《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1页等，均作“罗一贵”，从后者。

(30) 《明太祖实录》第81卷洪武六年四月丁亥：“丁亥，置西平卫，以故元来降知院撒尔札拜为指挥佥事。”

(31) 《明熹宗实录》，第18卷，第14页、第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7卷，第9页，天启二年正月十一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33)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18页，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34) 《北镇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本）第480页记载：“闾阳驿城，位于城西南25公里闾阳镇内，旧城二里五十步，有南、北两门，金代系闾阳县治所，明代置驿。”

(35)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70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6) 《明熹宗实录》，第18卷，第16页，天启二年正月丁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第4册，第1432页，中华书局，1977年。

(38)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丁巳（二十一日）招其城守副将罗一贵降，不从。辰刻，布梯楯，攻其城。四面兵皆溃。午刻，克之。”《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正月丁巳记载：西平之战，“奴尽锐攻之，相持两昼夜”。

(39) 《清史稿·孙得功传》，第231卷，第934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40) 《熊襄愍公集》，第7卷，第60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41) 《明熹宗实录》，第19卷，第8页，天启二年二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2) 《明史·祁秉忠传》第271卷第6957页：“自辽左军兴，总兵官阵亡者凡十有四人：抚顺则张承胤，四路出师则杜松、刘、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仲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是役，渠与秉忠继之。”案：辽阳还有朱万良。所以，清太祖时明军死于后金阵下总兵共十五员。

(43) 《明熹宗实录》，第18卷，第16页，天启二年正月丁已，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4) 叶向高《编》第12卷载：“二十日，奴酋举兵渡河，总兵刘渠与战，锋初交，后阵已溃，诸兵将皆逃，渠死之。参将罗一贵守西平堡，血战杀奴数千人，火药尽，死之。”

(45) 《满文老档·太祖》，册Ⅱ，第493页，东洋文库本，1956年。

(46)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6卷，第24页，崇德六年七月丁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7) 《盛京通志》，第15卷，第12页，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48) 《全辽志》，第1卷，《沿革·图考》，《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49) 康熙《广宁县志》，第2卷，第1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

(50) 《盛京通志》，第10卷，第13页，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

(5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37卷，第3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

(5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7卷，第16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53) 《清史稿·孙得功传》，第231卷，第934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54) 《熊襄愍公集》，第7卷，第59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55)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7卷，第15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56) 《熊襄愍公集》第7卷，第59～60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57) 熊廷弼与王化贞逃亡相遇之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与《三朝辽事实录》载遇于闾阳；《国榷》载为前屯；惟《明史》与《明熹宗实录》载为大凌河，今从此说。

(58) 《熊襄愍公集》，第5卷，第29页，《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5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7卷，第18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60) 叶向高：《编》，第12卷，第1页，明刻本。

(6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7卷，第26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62)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3页：“城中比户焚香，绅士庶民，备乘舆，设鼓乐，执旗张盖，伏俯迎谒。”天命汗努尔哈赤进入广宁。

(63) 徐乾学：《憺园全集》，第31卷，清刻本。

(64) 《满文老档·太祖》，册Ⅱ，第495页，东洋文库本，1956年。

(65) 《明熹宗实录》，第19卷，第8页，天启二年二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3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67)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323页，天命七年二月，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68)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309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69)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第14页载“丁丑，后妃等自辽阳起行，庚申，至广宁城”。《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均载“十四日”至广宁。查“十四日”为庚辰，该月无“庚申”，是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庚申”误。

(70) 《满文老档·太祖》，册Ⅱ，第544页，东洋文库本，1956年。

(71)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445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7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7卷，第35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73)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322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74)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8卷，第22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75) 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16卷，第4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76) 拙著《清净化城塔名辨正》一文，据《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第七》诠释：“化城”出自佛典。化城，是指一时化作之城郭。其喻意是，一切众生成佛之所为清净宝所，到此宝所，路途遥远险恶，为恐众生疲倦退却，于途中变化一座城郭，舍宅庄严，楼阁高耸，园林葱葱，渠流淙淙，使之在此止息。众生到此止息，即灭幻化之城。拙文载《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77) 阎崇年：《论辽西争局》，《满学论集》，第91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

(78) 《明史·熊廷弼传附王化贞传》，第259卷，第669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79) 《明史·方震孺传》，第248卷，第6428～642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80) 《明熹宗实录》，第21卷，第14页，天启二年四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1) 《孙子·谋攻》，杜牧注，上海广益书局，1922年。

(82) 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第151～15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83) 《明史·熊廷弼传》，第259卷，第6079～670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84)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7卷，第22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8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熊王功罪》，第4册，第143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

(86) 《明熹宗实录》，第19卷，第2页，天启二年二月戊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7) 《明熹宗实录》，第19卷，第19页，天启二年二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8) 《明熹宗实录》，第19卷，第12页，天启二年二月己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