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宁远之战



（一）明军建关宁防线

广宁兵溃报至明廷，风鹤一惊，举朝魂震；京师戒严，官民汹汹。天启帝惊慌失措，抓住首辅叶向高“衣袂而泣” ⁽¹⁾ 。京师的官宦们，借差出京，望眼欲穿，“苟出春明一步，即为放生之场”。会试的举子们：“上公车者，但得马首回南，胜似春风得意；点闱中者，一闻燕台选骥，不觉泣对牛衣。” ⁽²⁾ 明朝局势，极为严重。

当时最为紧迫之事，就是选任得力经略，速往前线，主持军政，收拾残局。兵部尚书张鹤鸣深恐因袒护巡抚王化贞、而化贞弃广宁逃遁之罪责，便自请行边，督师山海关。天启帝为张鹤鸣加太子太保、赐蟒玉与尚方剑。其时，明朝官兵被后金军吓破了胆，认为“入关一步，便为乐园；出关一步，便是鬼乡”。张鹤鸣心里害怕，逗留十七日，始抵山海关。抵关数月，无所作为，以病为由，辞职归里 ⁽³⁾ 。天启帝又升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他为苟全性命，躲避杀身之祸，三次上疏，力辞重任。天启帝以经邦“托词避难”，将其“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于是，命会推经略，旨准就任，如再规避，重治不贷。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中府会推王在晋为辽东经略。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王在晋不愿就任，请求辞职。天启帝不准，令其“刻期就道”。有鉴于解经邦的教训，他不敢再辞，便走马上任。

时辽东经略驻地在山海关。山海关城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尔后增修，愈加坚固。山海关被誉为“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处于辽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是东北出入华北的陆上重要孔道，其军事地理地位是“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成为蒙古、女真—满洲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关。明朝自从失去广宁，自大小凌河、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地，整个狭长辽西走廊，兵民尽撤，蜂拥进关，山海关外，几断烟火。明军撤出关外之后，原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重为蒙古喀喇沁诸部占领。山海关完全暴露在后金军事进攻面前，所以，山海关之门，系天下安危。明朝抵御后金，保卫京师，其当务之最急，在于严守山海关。明朝调集陕西、山西、四川、湖广、山东、河南、直隶等军兵驻扎山海关，到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已达官兵十一万七千八十六人，马五万九千五百匹。然而，如何防守山海关，却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一种意见是在山海关外八里处设一重关，另一意见则是在宁远筑城坚守。

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不懂军事，却很自信。广宁失守后，他曾提出守山海关，说：“臣以为守关必外有城郭为藩篱，有营屯为犄角，有烽堠以严瞭望，有哨探以通消息。关以外尚为我之地面，然后可容布置。”又说：“倘乘此际虏骑未侵，急率兵出关，收复宁、前，徐伺机便，以图恢复，则可冀桑榆之功。”他就任辽东经略后，态度急剧转变，还未离京，就上奏章，声称：山海之防，亦艰难矣！“奴之煽惑，攻无坚城，战无劲敌。”他还认为山海关之兵、民、地均不可恃：“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力贬山海关的战略价值，说：“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而右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且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哉！” ⁽⁴⁾ 王在晋错误估计山海关的战略作用，就必然产生抚赏蒙古与再筑重城之主张。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将起程赴山海关，天启帝特赐蟒衣、玉带与尚方剑，勉励他建树功勋。他抵关后不久，便提出“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兵略。这个兵略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抚虏”，就是由朝廷以金银笼络、羁縻蒙古。他认为：“今日东事，惟抚赏西虏为第一紧要着数。”他说：俟赏事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其实，此创意不是出自王在晋，而是出自于蓟辽总督王象乾。王象乾在蓟门久，熟悉蒙古情性。他极力主张以金银笼络蒙古诸部。后王化贞沿用此策守广宁，结果失败。王在晋不从前车之覆汲取教训，仍坚持“抚虏”。

其二，是“堵隘”，就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重关。其实，此创意也不是出自王在晋，而是出自于蓟辽总督王象乾。王象乾告诉王在晋：利用蒙古，袭取广宁，即使“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⁵⁾ 。

于是，王在晋就以“抚虏、堵隘”作为守御山海关的疏报方略。

五月，王在晋提出关门守御方略。他认为关门形势是：山海关南为海，敌人如舍骑乘舟，乘风破浪，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逶迤边墙，峰峦高于墙垣，如敌人据高扼险，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中为关城，欢喜岭紧抱关门，岭高于城，斗城如锅底，由上击下，则无守地。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主张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 ⁽⁶⁾ 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 ⁽⁷⁾ 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四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计银百余万两。他强调：山海关外墙不筑，则关门必不可守。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 ⁽⁸⁾ 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 ⁽⁹⁾ 。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该议并未谕准，也并未实施。王在晋见“再筑边城”之议不能实现，于是又提出“兴筑重城”之疏。

其二，兴修重城。王在晋再申筑城之议，疏请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地方修筑重城。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言：“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估算用银九十三万两。王疏列举“是役也，有十二便也”。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则“钟箎不惊，宸居永奠”，辽事“最急莫尚于此” ⁽¹⁰⁾ ！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二十万两 ⁽¹¹⁾ 。

王在晋筑重城的做法，遭到他的属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人的反对，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奏记首辅叶向高，叶认为“此事不可臆度”，分不清事情是非。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度边，亲赴山海关实地考察，然后再定大计。叶向高很赞成，天启帝也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受命后，带着主事鹿继善、中书舍人宋献等，前往山海关巡视。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人。“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 ⁽¹²⁾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成进士，授编修。天启帝即位，以左庶子充任日讲官。初，天启帝每听承宗讲授，常言“心开”，故眷注殊殷。孙承宗早在为县学生时，尝留意边郡之事，“伏剑游塞下，历亭障，穷扼塞。访问老将退卒，通知边事要害” ⁽¹³⁾ 。至沈、辽兵败，边事危急，廷臣以承宗知兵，屡疏谏其为兵部侍郎，管辽东军事。但天启帝不愿承宗离开讲席，廷臣屡疏，不予采纳。广宁兵败，兵部尚书张鹤鸣惧罪行边，遂拜孙承宗为东阁大学士，摄理兵部，主管辽事。他上疏言：“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 ⁽¹⁴⁾ 孙承宗从沈阳、辽阳、广宁失守中，引出的一条覆车之鉴：择边将，重将权。这一奏疏，明确而深刻地表述了孙承宗“择边将、重将权”的军事思想。

时孙承宗受命往山海关巡视。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由兵部主事鹿善继等陪同，抵山海关。孙承宗巡察边关形势，并就关城防御问题，同王在晋进行了辩论。《明史·孙承宗传》记载这场辩论如下：

孙问：“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守乎？”

王答：“否，当更设兵。”

孙问：“如此，则八里内共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划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

王在晋虽然无言以对，却坚持修筑重城的主张。孙承宗出示袁崇焕给朝廷的奏疏，王在晋“始丧失色” ⁽¹⁵⁾ 。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山海关，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市菊花岛），佥事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省兴城市），王在晋都反对。旧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兵败逃遁在山海关，都随声附和王在晋。孙承宗以事关重大，意见分歧，没有立即做出决断，便带着袁崇焕等策骑出关，察看形势。王在晋哭求孙承宗不要冒险出关，孙重任在身，还是坚持前往关外巡视。时关外至宁远之间的五座城堡——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中右所和宁远卫，满目凄凉，腥膻扑人。

孙承宗等到中前所，满目所见，一片凄凉，城内仅存两间破屋，井臼依然，潸然泪下。登上城楼，向东北眺望，遥见宁远形势，“天设重关，以护神京”；又见宁远东南，而“觉华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扼敌之用” ⁽¹⁶⁾ 。他看中宁远是山海关的天然“重关”，认为宁远与觉华“必不可不守”。他支持袁崇焕坚守宁远的意见，希望王在晋能赞成袁崇焕的建议。孙承宗同王在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而在晋“终不应”。孙承宗知王在晋意不可夺，只能回京，别图良策。

孙承宗回京后，上奏疏。他主张筑宁远城与觉华岛，互为犄角，彼此应援。即便没有战事，亦收复二百里疆土。不破庸人之论，辽事终不可为！几天后，他乘给天启帝侍讲之机，“极言在晋本末”，并疏奏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 ⁽¹⁷⁾ 。天启帝命王在晋任南京兵部尚书，八里铺修筑重城之议，随王在晋去职而作罢。明以孙承宗为辽东经略。

王在晋在山海关任职半年，毫无作为，兵未合营，将未束伍，议墙议城，不切实际。王在晋一走，山海关外防务，落在孙承宗与袁崇焕的肩上。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兵略，建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与崇德帝皇太极，始终没能打破关宁防线。就是这道关宁防线，不仅保卫山海关免受攻击，而在此后二十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局势。

（二）袁崇焕筑宁远城

明朝关宁防线的后劲为山海关，前锋则为宁远城。孙承宗支持袁崇焕营筑宁远城，并部署防御兵力，标志着关宁防线的初建。

孙承宗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经他推荐，阎鸣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九月初二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正式“视事”，首先，调整指挥系统，命将任职：以总兵官江应诏定兵制、监军袁崇焕修营房、总兵官李秉诚练火器、广宁道万有孚主采木、司务孙元化筑炮台、游击祖大寿驻觉华岛并负责粮饷与器械。孙承宗一到任，就把防务部署得井然有序。时辽东巡抚阎鸣泰被张凤翼替代，主张守关内，与承宗意见相左 ⁽¹⁸⁾ 。孙承宗坚持守关外，于天命八年即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初八日，出山海关东巡，达于宁远以东。他奏报道：“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孙承宗的战略意图是，山海关外以宁远为重点，将沿线原有各城都恢复起来，派驻军队，层层设防，因而把山海关至宁远二百里之间镇堡收为内镇，建成关宁防线。对于山海关的防御，具有战略意义的是，他与袁崇焕布置了一条把山海关—宁远联结成一体的关宁防线。袁崇焕在孙承宗支持下，为建立关宁防线发挥了重大作用。

袁崇焕，字元素，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祖籍广东东莞，落籍广西藤县 ⁽¹⁹⁾ 。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成进士，后授福建邵武知县。他为人机敏，胆壮，善骑艺，喜谈兵。史载：“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 ⁽²⁰⁾ 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崇焕大计在京，他单骑出阅塞外，巡历关上形势 ⁽²¹⁾ 。回京后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²²⁾ 时广宁已失，廷臣惶惧，崇焕请一人守关的壮语，对收拾珍宝准备南逃的朝臣来说，是一剂安神良药，同僚们赞叹他的胆略。在失陷广宁的第四天，御史侯恂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²³⁾ 明廷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²⁴⁾ 。时京师文武各官，“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后他在《边中送别》诗中，抒发了赴辽的雄心抱负：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受职后，袁崇焕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奏疏中一扫文臣武将中普遍存在的悲观、恐惧情绪，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 ⁽²⁵⁾ 袁崇焕赴任前，往见革职听勘在京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 ⁽²⁶⁾ 。袁、熊为图先守后战，恢复辽东方略，二人商酌竟日。袁崇焕辞别熊廷弼，策骑驰往山海关，会同经略，商度战守。

袁崇焕赴任后，先驻山海关，不久移驻中前所。又受命赴前屯安置辽人。他即夜行虎豹出没的荆棘丛林中，于天亮前入城，将士们都赞叹其胆量。王在晋深器重他，于七月初，题为宁前兵备佥事。

王在晋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城之议，是一个只图苟安、无所作为的消极防御方略。袁崇焕同王在晋相反，力主积极防御，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以图大举。他虽敬重王在晋，但以关外八里筑重城为非策，极力陈谏。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具揭于首辅叶向高。叶向高不能臆决，孙承宗自请行边，支持了袁崇焕等人的意见。

同年八月，王在晋既去，孙承宗自请督师，获允，天启帝赐尚方剑。孙启行时，阁臣送出崇文门外。孙承宗抵关，重用袁崇焕，整饬边备。先是，孙承宗驳关外八里筑重城议，召集将吏谋御守，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城，王在晋等力持不可，但孙承宗极力支持袁崇焕的意见。孙承宗在《又启叶首揆》书中言：“门生苦令抚官，初移之中前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为七十里，又再移至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 ⁽²⁷⁾ 后孙承宗巡视关外形势，略谓：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其疏陈守关大略言：

盖前屯备而关城安，宁远备而前屯益安。倘不以此计，而以一步不出关守关，焉守关？遂以安插辽人为强迎，遂以经营宁远为冒险。夫无辽土何以护辽城，舍辽人谁与守辽土，无宁前何所置辽人，不修筑何以有宁前，而修筑之事不一劳，何以贻永逸而维万世之安！ ⁽²⁸⁾

孙承宗的奏疏，“得旨：览卿奏关外情形及区画防守，甚为明晰，依议。俱听卿便宜调度施行。其应议覆的，着该部作速具奏”。可见孙承宗、袁崇焕守宁护关、筑城固御、相机进取、徐图恢复的大计，得到朝廷的旨准。

天命八年即天启三年（1623年）春，袁崇焕受孙承宗命，往抚蒙古喀喇沁部。先是，明失广宁后，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尽为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亲抚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二百里；又抚循军民，整治边备，成绩卓著。秋，孙承宗从袁崇焕议，排除巡抚张凤翼、佥事万有孚等力阻，决计戍守宁远。

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内拱严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扼山海要冲，“为必据必争之地” ⁽²⁹⁾ 。宁远城背山面海，居山海要冲，扼边关锁钥，明初属广宁前屯、中屯二卫地，宣德三年（1428年），置宁远卫；五年（1430年），始修卫城。城周长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宽二丈，周长七里八步。呈方形，有四门：东为春和、南为迎恩、西为永宁、北为广威 ⁽³⁰⁾ 。景泰中，指挥韩斌重修 ⁽³¹⁾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副使陈绛再修。时额定城内驻军一千二百五十余名。在明朝前期，辽西军政重点为广宁；明朝后期失陷沈阳、辽阳、广宁，宁远处于关宁防线的前沿。后金攻破广宁后，山海关成明朝阻挡后金进军的关门，宁远的战略地位才尤为突显。但这时，明朝战略家们没有认识到宁远的重要战略地位。随着明朝与后金的形势变化，才开始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们所认识。袁崇焕首先发现宁远的战略价值，展现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孙承宗采纳袁崇焕议守御宁远，命游击祖大寿兴工营筑 ⁽³²⁾ ，袁崇焕与满桂驻守。但祖大寿臆度朝廷不能远守，便草率从事，工程疏薄，仅筑十分之一。袁崇焕手订规制，亲自督责，军民合力，营筑宁远：

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³³⁾

次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完工 ⁽³⁴⁾ ，成为关外一重镇 ⁽³⁵⁾ 。

宁远城，孙承宗先疏载：“又一日，过曹庄，遂抵宁远。曹庄为宁远后劲，官民自相团结五十余家。臣初以宁远去关愈远，去虏愈近，且城大而遐，地广而荒。” ⁽³⁶⁾ 《孙文正公年谱》亦载述其前后变化云：“往还绝塞，道旁多敌骑足迹。士卒皆恐，宿寨儿山，藉草而卧，风雨饥饿，与从行士共之。凡战守之具，自关门渐移前屯，自前屯渐移宁远。袁崇焕领三参将，经营宁远。而公令马世龙等三大将，更番练兵于二百里内外。简阅宁前以西，可屯之田五千余顷，官屯其米。身督将吏分买牛、种，治耕具。诸部将轮防边堡，以护屯。辽人出关者又十余万。车牛属途，轮蹄相续，城堡辐辏，如承平时。行采青之法，不复仰给于关东，省度支巨万。因煤以铸钱，因海以煮盐，因舟以贸易货物，而军需广矣。” ⁽³⁷⁾

孙承宗、袁崇焕等为构筑关宁防线，采取诸多措施：一是修筑城堡，二是驻扎军队，三是召回辽人，四是垦荒屯田，五是贸易货物，六是抚绥蒙古。中前所兵民已近五千人，前屯军民有六万余人，中后所兵民不下万余人，宁远兵民达五万余，总计已恢复五城十三堡，垦田五千余顷，兵民已达十余万。宁远经过袁崇焕亲率军民经营，由原先“城中郭外，一望丘墟”，极度荒凉凋敝，变为“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宁远成为明朝抵御后金南犯的关外重镇。关外形势，顿为改观。关宁防线，初步建成。

在“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³⁸⁾ 的战略思想下，天命九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孙承宗派总兵马世龙“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 ⁽³⁹⁾ ，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历十三山，经右屯，又由水路抵三岔河，以都司杨朝文探盖州。袁崇焕等东巡三州、两河，相度形势，察访虚实，训练士卒，增长胆气，实为熊廷弼雪夜巡边后的又一壮举。孙承宗督师以来，为建关宁防线，定军制，建营垒，备火器，治军储，缮甲仗，筑炮台，买马匹，采木石，练骑卒，汰逃将，“层层布置，节节安排，边亭有相望之旌旗，岛屿有相连之舸舰，分合俱备，水陆兼施” ⁽⁴⁰⁾ 。由是，辽东形势，为之一变。不久，袁崇焕晋升为兵备副使，再晋升为右参政，又被吏部列为预储（后备）巡抚 ⁽⁴¹⁾ 。

到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与袁崇焕议，遣将率卒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廓，驻军队，进图恢复大计。但是，孙承宗罢去，阉党分子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辽东形势，急剧逆转。

明朝高层内部的党争，直接牵系着辽东的军事形势。魏忠贤自窃夺权柄之后，贬斥东林，控制阁部，提督东厂，广布特务，恣意拷掠，刀锯忠良，祸及封疆，败坏辽事。客、魏擅权，内结宫闱以自固，外纳阉党以淫威，天启帝则成了他们的傀儡。他们恐妃嫔申白其罪孽，矫旨赐泰昌帝选侍赵氏自尽，浸假幽裕妃张氏别宫，设计堕皇后张氏胎，又杀冯嫔、禁成妃，将天启帝妃嫔女侍尽为控制，以擅权柄，残害东林。他们为使“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⁴²⁾ ，安插率先附己的顾秉谦和张广微等入阁，又将东林党的阁臣、六部尚书和卿贰以及秉宪科道次第罢黜。天命九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正当孙承宗、袁崇焕营筑宁远、日复辽土的时候，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罪疏奏上。阉党凶焰更嚣，中官聚围首辅叶向高府第。后逐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东林党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等先后罢去，阉党顾秉谦、张广微柄政，魏忠贤夺取内外大权。

魏忠贤专权后，因孙承宗功高权重，德劭资深，声誉满朝野，欲使其附己，令刘应坤等申明意图，嘱送金银。孙承宗刚直不阿，拒之不纳，魏忠贤由此衔恨之。孙承宗嫉恶如仇，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孙承宗诗赞其“大心杨副宪，抗志万言书” ⁽⁴³⁾ 。御史李应昇奏疏挟弹阉竖，魏忠贤恚其与孙承宗同党 ⁽⁴⁴⁾ 。十一月，魏忠贤尽逐左副都御史杨涟、左都御史高攀龙、佥都御史左光斗等。孙承宗正西巡蓟、昌，欲抗疏阉党，请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疏论魏忠贤罪端。张广微得报，奔告魏忠贤：“承宗辅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公立齑粉矣！” ⁽⁴⁵⁾ 魏忠贤惶惧，到天启帝前，绕御床哭。天启帝为之心动，命内阁拟旨。次辅顾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 ⁽⁴⁶⁾ 午夜，开大明门，召兵部尚书入，命以三道飞骑，阻止孙承宗入觐。又矫旨命守九门宦官：“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 ⁽⁴⁷⁾ 孙承宗抵通州后，闻命而返。孙承宗在《高阳集》中记载请入觐不果时说：“要人欲并杀予，曰杨、左辈将以某清君侧。” ⁽⁴⁸⁾

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修缮城郭，派军驻守。自宁远向前，推进二百里，宁远则成为“内地”。宁远至山海关二百里，宁远至锦州又二百里，共为四百里，初步形成了以榆关为后勤、宁远为中心、锦州为前锋的关宁锦防御体系。《三朝野纪》记载：“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正当孙承宗与袁崇焕组建宁（远）锦（州）防线、锐意恢复之际，阉党势力猖獗。

孙承宗返回之后，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高第为兵部尚书，阉党控制枢部。七月，魏忠贤诬杀杨涟、左光斗等于狱。时东林“累累相接，骈首就诛” ⁽⁴⁹⁾ 。正值魏忠贤要借机削夺孙承宗兵权时，八月 ⁽⁵⁰⁾ ，发生马世龙柳河之败。马世龙，宁夏人，由世职举武会试，历游击、副总兵。世龙貌伟，承宗奇其人，荐充总兵官。承宗出镇，又荐世龙为山海总兵。世龙感恩承宗知遇，颇效力，与承宗定计出守关外诸城。天命九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马世龙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又与袁崇焕、王世钦航海抵盖州海滨，相度形势，扬帆而还。其时，孙承宗统士马十余万，用将校数百人。马世龙自信势强，遣师轻袭，兵败柳河。

原来世龙误信降人刘伯漒言，遣前锋副将鲁之甲、参将李承先，率小股军队，从娘娘宫渡口过河，夜袭耀州（今辽宁省大石桥市岳州村），败于柳河，鲁、李战殁，死士四百人，丢马六百七十匹，弃甲六百余副。言官交章劾奏，抨劾马世龙，并及孙承宗，参劾章疏，达数十道。圣旨严切责，令戴罪图功。承宗气急，连上二疏，进行自辩，并请罢官。魏忠贤拟由阉党高第代孙承宗，高第性情懦弱，不敢接受，“叩头乞免”，忠贤不听。十月，孙承宗不安其位去。孙离职前，袁崇焕深感“边事不可为”，见承宗时，痛哭流涕。明以兵部尚书高第，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

明廷不信贤臣、能臣孙承宗，而信阉臣、懦臣高第，这就给天命汗努尔哈赤进攻宁远提供机会。

天命汗努尔哈赤知明经略易人，便准备亲率大军，西渡辽河，进攻宁远。

（三）后金兵败宁远城

高第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驻山海关。高第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宦业不显 ⁽⁵¹⁾ ，素不知兵，胆怯无能，以谄附阉党得受封疆重任。高第曾力扼孙承宗守关外以捍关内、先固守以图恢复的积极防御方略，及抵关之后，借柳河兵败为由，下檄山海总兵马世龙，令弃关外城堡，尽撤关外戍兵。高第的守关方略是：枢辅抚镇，“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就是弃守关外疆土，退保山海关。高第完全采取不谋进取、只图守关的消极防御策略。

先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等督率军民，在关外辛勤经营四年，缮城修堡，造炮制械，设营练兵，拓地开屯，劳绩显著，大见成效。据《明史·孙承宗传》记载：“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

至是，高第同孙承宗相左，色厉内荏，畏敌如虎，折辱将士，撤防弃地。他命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宁前诸城守军，将器械、枪炮、弹药、粮料移至关内，放弃关外四百里。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为辽东明军的前锋要塞，如仓皇撤防，使已兴工修筑的城堡弃毁，布置戍守的兵卒撤退，安顿垦耕的辽民重迁，收复二百里的封疆丢失。时管锦右粮屯通判金启倧呈照：“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罹播迁，已复之封疆再沦没，榆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 ⁽⁵²⁾ 袁崇焕力争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他据金启倧呈照具揭言：

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 ⁽⁵³⁾ 他在揭言中坚信：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恢复可必”。

高第凭借御“赐尚方剑、坐蟒、玉带” ⁽⁵⁴⁾ 的势焰，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防宁前路（宁远卫—前屯卫），宁前道袁崇焕身卧宁远，斩钉截铁地表示：

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⁵⁵⁾

高第无可奈何，只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屯民入关，抛弃粮谷十余万石。这次不战而退，闹得军心不振，民怨沸腾，死亡塞路，哭声震野。

宁前道袁崇焕既得不到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的支持，又失去其座师大学士韩爌和师长大学士孙承宗的奥援，在关外城堡撤防、兵民入关的极为不利情势下，率领一万余名官兵孤守宁远，以抵御后金军的进犯。

天命汗努尔哈赤在占领广宁后的四年间，虽派兵攻夺旅顺，但未曾大举进攻明朝。这固然因天命汗忙于巩固其对辽沈地区的治理——整顿内部，移民运粮，训练军队，发展生产，施行社会改革，镇压汉民反抗。同时，更由于孙承宗、袁崇焕等防务工作井然有序，无懈可击，不敢轻发。因此，努尔哈赤蛰伏不动，等待时机。善于待机而动的努尔哈赤，曾值熊廷弼下台之机，夺占辽、沈；又值熊、王“经抚不和”之机夺取广宁；这次再值孙承宗罢去，高第撤军向关内，宁远孤守之机，决定师指宁远城，进攻袁崇焕。

后金要大举渡河的军情被明军探得。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初六日，高第奏报：“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 ⁽⁵⁶⁾ 果然，后金大军渡辽河，向西扑来。此后，初十日，努尔哈赤“从十方堡出边，前至广宁附近地方打围。十二日，回到沈阳。当即分付各牛录并降将，每官预备牛车三十辆、爬犁三十张，每鞑子要靰鞡三双，鞑妇也要各炒米三斗” ⁽⁵⁷⁾ 。他做好准备，便率师出征。

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天命汗努尔哈赤亲率诸王大臣，统领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 ⁽⁵⁸⁾ ，往攻宁远。

十六日，至东昌堡。

十七日，西渡辽河。八旗军布满辽河迤西平原，清官书称其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如潮，剑戟似林。八旗劲旅像狂飙一样，军容强盛，雄伟壮观，扑向宁远，远迩大震。

后金兵渡辽河，警报驰传明朝，举国汹汹，人心惶惶。时兵部尚书王永光“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明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山海，拥兵不救。如道臣刘诏等要统兵二千出关应援，高第令已发出的兵马撤回；李卑援兵蜷缩在中后所，李平胡的援兵不满七百人，又退至中前所。所以“关门援兵，并无一至” ⁽⁵⁹⁾ 。袁崇焕既后无援军，又前临强敌：八旗军连陷右屯、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八座城堡。原驻守军都已焚毁房舍、粮谷，撤入关内，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未遇任何抵抗，直奔宁远。宁远形势愈加对后金有利。

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城中士卒不满二万人。但城中兵民，“死中求生，必生无死”，誓与城共存亡。他在紧急关头，上奏疏，表决心：“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他召集诸将议战守：参将祖大寿力主未可与争锋，塞门奋死守，诸将皆赞同祖大寿之议。宁前道袁崇焕面临强敌，后无援师，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他采纳诸将的议请，做了如下守城准备：

第一，制定兵略，凭城固守。宁远战前，彼己态势，强弱悬殊。袁崇焕前临强敌，后无援兵，西翼蒙古不力，东翼朝鲜无助，关外辽西，宁远孤城，故只有扬长避短，凭城固守。他尝言：“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 ⁽⁶⁰⁾ 他汲取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西（平）、广（宁）失守之惨痛殷鉴，决意凭城而守，拼死而守，敌诱不出城，敌激不出战。宁远守略，要在固守。

第二，激励士气，划地分守。袁崇焕偕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通判金启倧等，集将士誓死守御宁远。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 ⁽⁶¹⁾ 。他命将“库银一万一千一百有奇，置之城上，有能中贼与不避艰险者，即时赏银一锭” ⁽⁶²⁾ ，以赏勇退敌。又派都督佥事、总兵满桂守东面，副将左辅守西面，参将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满桂提督全城，分将划守，相互援应。袁崇焕则坐镇于城中钟鼓楼，统筹全局，督军固守 ⁽⁶³⁾ 。

第三，修台护铳，布设火炮。袁崇焕在宁远城上，实施“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⁶⁴⁾ 的措置。在宁远城设置西洋大炮，《明熹宗实录》载孙元化疏奏与旨批云：“守关宜在关外，守城宜在城外。有离城之城外，则东倚首山，北当诸口，特建二堡，势如鼎足，以互相救。有在城之城外，则本城之马面台、四角台，皆照西洋法改之，形如长爪，以自相救。因请以本衔协佐院臣料理。夏、秋贼来则却之而后归，不则安设犄角，教练兵将使尽其法而后归。上命速赴宁远与袁崇焕料理造铳、建台之策。” ⁽⁶⁵⁾ 孙元化疏奏之西洋大炮即红夷大炮（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早期加农炮，具有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的特点 ⁽⁶⁶⁾ ，是击杀密集骑兵的强力火炮。先是，澳商闻徐光启练兵购进四门，又经李之藻购进二十六门，共三十门，其中留都城十八门，炸毁一门，解往山海十一门。用茅元仪等议，在城上设置西洋大炮，防御后金兵的南犯。遂将这十一门西洋大炮架设在宁远城上 ⁽⁶⁷⁾ ，成为袁崇焕凭城用炮退敌的强大武器。敌兵逼临，袁崇焕从王喇嘛等议，撤西洋大炮十一门入城，制作炮车，挽设城上，备足弹药，训练炮手。由在京营中受过葡萄牙人训练的孙元化、彭簪古等官员，培训炮手，加以使用。

第四，坚壁清野，严防奸细。袁崇焕令尽焚城外房舍、积刍，转移城厢商民入城，转运粮米藏觉华岛。又以同知程维楧率员稽查奸细，“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 ⁽⁶⁸⁾ ，派诸生巡守街巷路口。所以，在辽东诸城中，“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 ⁽⁶⁹⁾ 。

第五，兵民联防，送食运弹。袁崇焕令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派民夫，供给守城将士饮食。又派卫官裴国珍带领城内商民，鸠办物料，运矢石，送弹药。

第六，整肃军纪，以静待动。袁崇焕严明军纪，派官员巡视全城，命对乱自行动和城上兵下城者即杀。官兵上下，一心守城，“以必一之法，则心无不一，此则崇焕励将士死守之法。其所以完城者，亦在此” ⁽⁷⁰⁾ 。他又从后金细作处，获取谍报，得以为备。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偃旗息鼓，以静待敌。

袁崇焕在进行紧张而有序地防御宁远，后金汗在驱骑急驰而整肃地奔向宁远，一场宁远大战迫在眉睫。

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军西渡辽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 ⁽⁷¹⁾ ，长驱直前，指向四虚无援的孤城宁远。袁崇焕缮筑之宁远城 ⁽⁷²⁾ ，成为撄城固守、抵御后金的堡垒。

二十二日，袁崇焕守城部署甫定。他与几个幕僚至鼓楼，同朝鲜使臣翻译韩瑗等谈古论今，镇静如常。他先令兵民“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无人”，待后金兵近城。

二十三日，八旗军穿过首山与崆珑山之间隘口，兵薄宁远城郊。努尔哈赤命离城五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布阵，并在城北扎设大营。努尔哈赤在发起攻城之前，释放被虏汉人回宁远城，传汗旨，劝投降，但遭到袁崇焕的严辞拒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

放捉获汉人，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⁷³⁾

袁崇焕拒绝努尔哈赤诱降之后，命家人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军大营，施放西洋大炮，“遂一炮歼虏数百” ⁽⁷⁴⁾ 。后金军不敢留此驻营，将大营移到城西。努尔哈赤见袁崇焕既拒不投降，又炮击大营，遂命准备战具，次日攻城。

二十四日，后金兵推楯车，运钩梯，步骑蜂拥进攻，万矢齐射城上。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皮。明军凭坚城护卫，既不怕城下骑兵猛冲，又能够躲避箭矢射击。后金军集中攻打城西南角，左辅领兵坚守，祖大寿率军应援，明军用矢石、铁铳和西洋大炮下击，后金兵死伤累累。又移攻南面，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角两台间火力薄弱处凿城，守城军“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 ⁽⁷⁵⁾ 。明军以城护炮，以炮护城。都司佥书彭簪古指挥东、北二面大炮，罗立指挥西、南二面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 ⁽⁷⁶⁾ 。后金兵顶炮火，用楯车撞城；冒严寒，用大斧凿城。明军发矢镞，掷礌石，飞火球，投药罐，后金兵前仆后继，冒死不退，前锋挖凿冻土城，凿开高二丈余的大洞三四处，宁远城受到严重威胁。袁崇焕在严重危急关头，身先士卒，不幸负伤，“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 ⁽⁷⁷⁾ 。在城危之时，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号“万人敌”；又以“缚柴浇油，并搀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 ⁽⁷⁸⁾ ；又选五十名健丁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烧杀挖城的后金兵，“火星所及，无不糜烂”。据明方塘报载：“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球、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 ⁽⁷⁹⁾

是日，后金军攻城，自清晨至深夜，尸积城下，几乎陷城。

二十五日，后金兵再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 ⁽⁸⁰⁾ 。后金兵惧怕利炮，畏葸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 ⁽⁸¹⁾ 。后金兵士一面抢走城下尸体，运至城西门外砖窑焚化，一面继续攻城。但“又不能克，乃收兵”。其“攻具焚弃，丧失殆尽”。后金军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 ⁽⁸²⁾ 。努尔哈赤被迫停止攻城，退到西南侧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

二十六日，后金兵继续围城，明兵不断发射西洋大炮旁击。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便改变进攻策略，命武讷格率军履冰渡海，进攻明军储存粮料基地觉华岛（见后文）。

袁崇焕刚击退后金进攻，派景松和马有功，将他们从城上系下，疾驰山海关，报告经略高第战况。高第急奏报朝廷：“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分兵一支，攻觉华岛，焚掠粮货。” ⁽⁸³⁾

宁远之役，后金某重要人物为明炮弹击伤。各书记载略异，现征引如下：

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

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⁸⁴⁾

朝鲜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 ⁽⁸⁵⁾ 中记载宁远之役较详，兹抄录于下：

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 ⁽⁸⁶⁾

宁远之役，努尔哈赤虽在觉华岛获取小胜，并以此慰自己、慰诸臣、慰官兵、慰部民；但就总体而言，就战术而论，历史的结论是：努尔哈赤兵败宁远。明朝与后金的宁远之战，以明朝的胜利和后金的失败而结束。明朝由“宁远被围，举国汹汹” ⁽⁸⁷⁾ ，到闻报宁远捷音，京师士庶，空巷相庆。宁远之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胜仗，是自“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 ⁽⁸⁸⁾ 的一仗，也是“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的一仗。明天启帝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⁸⁹⁾ 因之，宁远与宁远大捷，对于明朝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宁远，为山海之藩篱，关京师之安危，系明朝之存亡。与明相反，努尔哈赤原议师略宁远城，夺取山海关，不料败在袁崇焕手下。时袁崇焕四十二岁，初历战阵；努尔哈赤已六十八岁，久戎沙场。努尔哈赤在宁远遭到用兵四十四年来最严重的惨败。对于军事统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指挥失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宁远之败时说：

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⁹⁰⁾

实际上天命汗将骑兵进攻的打击点，由宁远城移向觉华岛。

（四）明军溃败觉华岛

明朝与后金进行著名的宁远之战，其主战场在宁远城，分战场则在觉华岛 ⁽⁹¹⁾ 。觉华岛之役，是明清甲乙之际，明朝与后金一次剧烈的军事碰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是，明军丢失广宁，参将祖大寿拥残兵驻觉华岛上。《明史·方震孺传》记载：明朝任满、在右屯等待新任的原辽东巡按方震孺，召水师帅张国卿，相与谋曰：“今东师四外搜粮，闻祖将军在岛上，有米豆二十余万，兵十余万，人民数万，战舰、器仗、马牛无数，东师即媾得岛兵，得岛兵以攻榆关，岂有幸哉？”于是，震孺、国卿航海见大寿，慷慨语曰：“将军归，相保以富贵；不归，震孺请以颈血溅将军！”大寿泣，震孺亦泣，遂相携以归，获军民辎重无算。 ⁽⁹²⁾ 可见，觉华岛在明朝与后金的军事冲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觉华岛由于其具有军事冲要、囤积粮料和设置舟师三重价值，而为明辽军所必守，也为后金军所必争。

觉华岛位置冲要。觉华岛悬于辽东湾中，与宁远城相为犄角，居东西海陆中逵，扼辽西水陆两津。觉华岛早在唐代，就已开发，港口著名，其北边海港，称为靺鞨口，已为岛上要港，出入海岛咽喉。辽、金时代，岛上更为开发，住户日多，且有名刹。其时岛上高僧，法名觉华，因以名岛，称为觉华岛。金亡元兴，塞外拓疆，辽西走廊，更为重要。明初北元势力强大，朱棣几次率军北征，关外地区，屡动干戈。后蒙古势力，犯扰辽东，军用粮料，储之海岛，觉华岛成为明军一个囤积粮料的基地。满洲崛兴后，觉华岛的特殊战略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明失陷辽西重镇广宁后，辽东明军主力，收缩于山海关。明军的山海关外防线，经略王在晋议守八里铺，佥事袁崇焕议守宁远城，监军阎鸣泰则主守觉华岛。天命八年即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初八日，大学士孙承宗出关巡阅三百里情形，疏奏决守榆关之大略。由是，孙承宗巡视觉华岛。据孙承宗巡觉华岛的奏报称：“又次日（十三日），向觉华岛，岛去岸十八里。而近过龙宫寺，地濒海而肥，可屯登岸之兵。次日（十四日），遍历洲屿，则西南望榆关在襟佩间，独金冠之水兵与运艘在。土人附夹山之沟而居，合十五沟，可五十余家。而田可耕者六百余顷，居人种可十之三。盖东西中逵，水陆要津。因水风之力，用无方之威，固智者所必争也。其旧城遗址，可屯兵二万，臣未出关，即令龙、武两营，分哨觉华。而特于山巅为台，树赤帜，时眺望。时游哨于数百里外，以习风汛曲折。” ⁽⁹³⁾ 上述奏报可见，觉华岛成为明军必守之地，有其军事地理优越因素：一是岛在辽西海湾中，控四方水陆津要；二是岛距岸十八里，严冬冰封，既便冰上运输粮料，又可凿冰为壕御守；三是岛距宁远三十里，犄角相依，互为援应；四是岛上有旧城址，有耕田、民居、淡水，可囤粮驻兵；五是岛北岸有天然港口，可泊运艘，亦可驻舟师；六是岛上山巅树赤帜、立烽堠，便联络、通信息；七是海岛安全，可作新招辽兵训练之地；八是岛港便于停靠从旅顺、登、莱、天津驶来的运艘。孙承宗奏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其奏报得到旨允。于是，孙承宗既经营宁远城之筑城与戍守，又经营觉华岛之囤粮与舟师。

觉华岛囤积粮料。先是，明在辽东防务，向置重兵。其兵粮马料、军兵器械，为防备蒙古与女真骑兵抢掠，或置于坚城，或储于海岛，芝麻湾、笔架山、觉华岛为明军海上囤积粮料的重地。明广宁失陷后，御守重在宁远城，粮储则重在觉华岛。觉华岛有一主岛和三小岛（今称磨盘岛、张山岛、阎山岛），共十三点五平方公里，其中主岛十二点五平方公里，“呈两头宽，中间狭，不规则的葫芦状，孤悬海中” ⁽⁹⁴⁾ 。其地貌，呈龙形，“龙身”为山岭，穿过狭窄的“龙脖”迤北，便是“龙头”。“龙头”三面临海，地势平坦，北端有天然码头，停泊船只。在“龙头”的开阔地上，筑起一座囤积粮料之城。这座囤粮城，依据踏勘，简述如下：“觉华岛明囤粮城，今存遗址，清晰可见。城呈矩形，南北长约五百米，东西宽约二百五十米，墙高约十米，底宽约六米。北墙设一门，通城外港口，是为粮料、器械运输之道；南墙设二门，与‘龙脖’相通，便于岛上往来；东、西墙无门，利于防守。城中有粮囤、料堆及守城官兵营房遗迹，还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排水沟。” ⁽⁹⁵⁾ 觉华岛囤储的粮料，既有来自天津的漕运米，又有征自辽西的屯田粮。岛上的储粮，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初一日，据杨嗣昌具疏入告称：“照得：连日广宁警报频叠，臣部心切忧惧。盖为辽兵将平日贪冒，折色不肯运粮，以致右屯卫见积粮料八十余万石，觉华岛见积粮料二十余万石……今边烽过河，我兵不利，百万粮料，诚恐委弃于敌，则此中原百万膏髓涂地，饷臣百万心血东流。” ⁽⁹⁶⁾ 此时，辽左形势陡变，明军危在眉睫。杨嗣昌具上疏时，明朝已经失陷广宁。占领广宁的后金军，乘胜连陷义州、锦州、右屯卫等四十余座城堡，并从右屯卫运走粮食五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一石八斗七升 ⁽⁹⁷⁾ ，余皆焚毁。但是，觉华岛囤储之二十万石粮料，因在海岛，赖以犹存。可见明朝储粮海岛，后金没有舟师攻取。然而，囤积大量粮料的觉华岛，对缺乏粮食的后金而言，虽没有一支舟师，亦必为死争之地。

觉华岛设置水师。明朝于觉华岛，在广宁失陷前，“独金冠之水兵运艘在”。孙承宗出关前，如上所述“即令龙、武两营，分哨觉华”，旋有“国宁督发水兵于觉华” ⁽⁹⁸⁾ 。先是，“守觉华岛之议，始于道臣阎鸣泰之呈详” ⁽⁹⁹⁾ 。至是，经略孙承宗采纳阎鸣泰之议，以“觉华岛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 ⁽¹⁰⁰⁾ ，便命游击祖大寿驻觉华。其时，孙承宗令总兵江应诏做了军事部署：“公即令应诏定兵制：袁崇焕修营房；总兵李秉诚教火器；广宁道万有孚募守边夷人采木，〔督〕辽人修营房；兵部司务孙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设奇于山海之间；游击祖大寿给粮饷、器械于觉华，抚练新归辽人。” ⁽¹⁰¹⁾ 祖大寿驻军觉华岛的任务有四：一为抚练新归辽人，以辽人守辽土；二为护卫岛上囤储的粮料、器械；三为以岛上存贮粮械供应辽军所需；四为相机牵制南犯的后金军。后因宁远事关重大，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将祖大寿调至宁远。明觉华岛的水师，仍由游击金冠统领。其作用：一则守卫岛上之粮料、器械；二则配合陆师进图恢复；三则策应宁远之城守——“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岛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 ⁽¹⁰²⁾ 。

由上，觉华岛以其地位重要、囤积粮料和设置水师，而成为明辽军与后金军的必据必争之地。但后金军于何时、从何地、以何法，同明辽军争战觉华岛？这个历史的爆发点，是在天命汗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之后，而衍化成的一场残酷的争战。

努尔哈赤一向刚毅自恃，屡战屡胜，难以忍受宁远兵折之耻，誓以洗雪宁远兵败之辱。他决心以攻泄忿，以焚消恨，以胜掩败，以戮震威。这正如明蓟辽总督王之臣所分析：“此番奴氛甚恶，攻宁远不下，始迁戮于觉华。” ⁽¹⁰³⁾

先是，二十五日，努尔哈赤攻宁远城不下，见官兵死伤惨重，便决定攻觉华岛。是夜，后金一面派军队彻夜攻城，一面将主力转移至城西南五里龙宫寺一带扎营。其目的：一则龙宫寺距觉华岛最近，便于登岛；二则龙宫寺囤储粮料，佯装劫粮。此计确实迷惑了明军，高第塘报可以为证：“今奴贼见在西南上离城五里龙官 ⁽¹⁰⁴⁾ 寺一带扎营，约有五万余骑。其龙官寺收贮粮囤好米，俱运至觉华岛，遗下烂米，俱行烧毁。讫近岛海岸，冰俱凿开，达贼不能过海。” ⁽¹⁰⁵⁾

但是，觉华岛明参将姚抚民等军兵，受到后金骑兵严重威胁。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岸边履冰，可直达岛上。姚抚民等守军，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穿而复合。姚抚民等率领官兵，“日夜穿冰，兵皆堕指” ⁽¹⁰⁶⁾ 。二十六日，后金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突然进攻觉华岛。后金军由骁将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满洲骑兵，约数万人 ⁽¹⁰⁷⁾ ，由冰上驰攻觉华岛。后金军涉冰近岛，“见明防守粮储参将姚抚民、胡一宁、金观 ⁽¹⁰⁸⁾ ，游击季善、吴玉、张国青，统兵四万 ⁽¹⁰⁹⁾ ，营于冰上。凿冰十五里为壕，列阵以车楯卫之” ⁽¹¹⁰⁾ 。辰时，武讷格统领的后金骑兵，分列十二队，武纳格居中，扑向位于岛“龙头”上的囤粮城。岛上明军，“凿冰寒苦，既无盔甲、兵械，又系水手、不能耐战，且以寡不敌众” ⁽¹¹¹⁾ ；不虞大雪纷飞，冰壕重新冻合，故后金军迅速从靺鞨口登岸，攻入囤粮城北门，攻进城中。后金骑兵驰突乱斫，岛上水兵阵脚遂乱。后金军火焚城中囤积粮料，浓烟蔽岛，火光冲天。旋即转攻东山，万骑驰冲；巳时，并攻西山，一路涌杀。后金军的驰突攻杀，受到明守岛官兵的拼死抵抗：“且岛中诸将，金冠先死，而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视前此奔溃逃窜之夫，尚有生气。金冠之子，会武举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赴岛，遣其弟奉木主以西，而率义男三百余人力战，三百人无生者。其忠孝全矣！” ⁽¹¹²⁾

觉华岛争战的结局，是明军覆没而后金军全胜。此役，明朝损失极为惨重，四份资料可为力证：

其一，经略高第塘报：觉华岛“四营尽溃，都司王锡斧、季士登、吴国勋、姚与贤，艟总王朝臣、张士奇、吴惟进及前、左、后营艟百总俱已阵亡” ⁽¹¹³⁾ 。

其二，总督王之臣查报：“贼计无施，见觉华岛有烟火，而冰坚可渡，遂率众攻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觉华岛兵之丧者七千有余，商民男妇杀戮最惨。与河东堡、笔架山、龙宫寺、右屯之粮 ⁽¹¹⁴⁾ ，无不焚毁，其失非小。” ⁽¹¹⁵⁾

其三，同知程维楧报：“虏骑既至，逢人立碎，可怜七八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无一不颠越糜烂者。王鳌，新到之将，骨碎身分；金冠，既死之榇，俱经剖割。囤积粮料，实已尽焚。” ⁽¹¹⁶⁾

其四，《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我军夺濠口入，击之，遂败其兵，尽斩之。又有二营兵，立岛中山巅。我军冲入，败其兵，亦尽歼之。焚其船二千余，并所积粮刍，高与屋等者千余所。” ⁽¹¹⁷⁾

此役，觉华岛上明军七千余员名和商民七千余丁口俱被杀戮，粮料八万余石和船二千余艘俱被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后勤基地亦被摧毁。同时，后金军也付出代价，明统计其死亡二百六十九员名 ⁽¹¹⁸⁾ 。

（五）明金胜败的兵略

明朝与后金在宁远城和觉华岛的争战，结果是双方各一胜一败。其胜其败，兵略得失，均有短长。

宁远之战，后金之所以大败、明朝之所以大捷，其原因方面诸多而又错综复杂。

在政治方面，后金进攻宁远的战争，已由统一女真各部、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变成为掠夺土地人民、争夺统治权力的不义战争，因而遭到辽东汉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努尔哈赤对辽沈地区汉民的错误政策，引起后金与明朝辖区两方辽民的不满和恐惧，从而促使宁远军民拼死抵御后金军的进犯。所以，人心向背是袁崇焕获胜与努尔哈赤失败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军事方面，三年之间，后金兵没有大的野战，额真怠惰，兵无斗志，器械不利 ⁽¹¹⁹⁾ ；忙于整顿内务，未作军事准备。明朝袁崇焕却在积极备战，修筑坚城，整械备炮，训练士马，组成关宁防线。后金打了一场兵家最忌的无准备之仗。

在策略方面，以往后金向明进行攻坚战，在坚城深堑之前，炮火矢石之下，多以诱敌出城，歼其主力，或以智取力攻，里应外合而获胜。这次袁崇焕坚壁清野，撄城固守，又“纵街民搜奸细”，在宁远城里，“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 ⁽¹²⁰⁾ 。努尔哈赤以劳赴逸，以主为客，以骑攻城，以箭制炮，引诱而敌军不出城，派谍而城中不内应。后金军以短击长，终至败北。

在思想方面，后金军居于劣势，努尔哈赤思想僵化，骄傲轻敌；明军处于优势，袁崇焕群策群力，小心谨慎。后金刘学成在奏陈中分析道：“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军无战心，车梯、藤牌朽坏，器械不利。汗视取宁远甚易，故天劳苦。” ⁽¹²¹⁾ 努尔哈赤犯了骄师必败的错误。明军则正如天启皇帝指出：“袁崇焕血书誓众，将士协心，运筹师中，调度有法，满桂等捍御孤城，矢心奋勇。”故能“首挫凶锋” ⁽¹²²⁾ 。明军官兵同心，上下一致，众志成城，夺得胜利。

在指挥方面，天命汗在宁远的对手已然不是纸上谈兵的经略袁应泰，也不是浪言求宠的巡抚王化贞，而是杰出的将领袁崇焕。袁崇焕在宁远之役中，“委任专，事权一”。但这不是经略高第委任的，而是袁崇焕拼死争得的。在宁远之战中，袁崇焕撄城固守，凭城用炮，调度得体，指挥有方，确胜过老谋深算的后金军统帅努尔哈赤一筹。

在武器方面，明军已使用最新式武器红夷大炮，而八旗兵照旧袭用弓箭刀戈。后金兵的进攻，被袁崇焕凭坚城、用洋炮所击败。袁崇焕说：“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着。” ⁽¹²³⁾ 宁远获捷，使红夷火炮声名大噪，明廷封一门红夷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事实证明，明朝引进、购买和仿制的红夷大炮，在袁崇焕守卫宁远战中，火力突显，威力强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¹²⁴⁾ 。

当然，上述诸因素中任何孤立的一项，都不是后金宁远之败的必然因素。努尔哈赤的悲剧在于，他对上述条件的整合及其变化，尤其是对明军的指挥与武器这两个重要因素的变化，没有起码的认识，结果以己之短击彼之长，铸下了历史性错误。

红夷大炮是中国军事史上出现的最新武器，也是明军装备中的最新因素。明军首次在宁远之战中使用红夷大炮，并获得成功。本来在明朝，“中国长技，火炮为上”。据统计，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的三年之间，明朝发往辽东前线的将军炮、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威远炮、佛朗机等共有二万二千一百四十四门（位），数量之多，实属惊人。但明军火炮在对后金军作战中，没有发挥它的应有威力。这是因为火炮的射程近、威力弱，又没有同城墙结合。前此明军同后金军作战，出城布阵，野地争锋，火器列前，步骑在后。双方交战之时，明兵先放火炮。后金铁骑冲突，飞驰而来，冲过火力；有时明兵“火器不点，贼骑已前”，其结果往往是明军炮弹落在八旗骑兵后面，后金骑兵冲来，火炮失去作用。明军宁远之战的胜利，是袁崇焕凭坚城、用洋炮的胜利。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用红夷大炮，二是使城炮结合。通过宁远之战，袁崇焕认识到红夷大炮的重要价值。他说：“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¹²⁵⁾ 他从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西平、广宁诸城失陷中认识到：旷野厮杀，明军所短；凭城用炮，明军所长。所以，“凭坚城、用大炮”是明军以长击短、克敌制胜的法宝。应当说，徐光启、孙元化等人提出“以城护炮、以炮卫城”的战术思想，而袁崇焕将这一战术思想应用于作战实践。由是袁崇焕形成“凭坚城、用大炮”的守城战术。

相反，努尔哈赤的悲剧在于，根本没有认识到宁远运用新式武器红夷大炮，也没有认识到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守城战术。后金军队毫无顾忌，蜂拥攻城，遭到城上红夷大炮轰击，死伤惨重。后金在军事上犯了以己之短，攻彼之长的错误。后金军的长处是平原野战，铁骑驰突，迅速机动，弓马取胜。朝鲜人李民寏说：后金“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 ⁽¹²⁶⁾ 。努尔哈赤没有认识到明军战术武器和战术思想的重大变化，继续使用旧的武器和旧的战术。出乎他意料之外，铁骑冲到城下，遇到红夷大炮，遭到轰击，碰壁而返。明兵坚守城池，施用大炮，改变了守城战术，以对付后金骑兵。努尔哈赤却没有看到这个新的变化，仍用旧的武器、旧的战术，进攻宁远，吃了大亏，铸下大错，兵败城下。

同样，觉华岛之役，后金之所以大胜、明朝之所以大败，其原因也是方面诸多而又错综复杂。

努尔哈赤虽在宁远城失败，却在觉华岛获胜。在觉华岛之役中，明军恰恰没有凭坚城、用大炮，后金军则发挥了骑兵争锋、野战驰突的优长。

觉华岛之役，是古代战争史上因势而变、避实击虚的典型范例。仅就后金军之得与明辽军之失，略述如下。

第一，天命汗释坚攻脆。从已见史料可知，努尔哈赤此次用兵，亲率倾国之师，长驱驰突，围攻宁远，志在必克。然而，事与愿违，围城强攻，兵败城下。努尔哈赤蒙受四十四年戎马生涯中，最惨重的失败，最惨痛的悲苦。然而，努尔哈赤能在极端不利的困境里，在极度恼怒的氛围中，因敌情势，察机决断，释坚攻脆，避实击虚。《孙子兵法》云：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水） ⁽¹²⁷⁾ 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¹²⁸⁾

努尔哈赤从多年戎马经历中，深知《孙子兵法》中的上述用兵之道：水流必避高趋下，兵胜要避实击虚；水因地之倾仄而制其流，兵因敌之虚懈而取其胜；水无常形，兵无常势，临敌变化，方能取胜。努尔哈赤其时面临着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攻击点：一个是宁远城，另一个是觉华岛。宁远城明军城坚、池深、炮利、死守，觉华岛明军则兵寡、械差、冰封、虚懈。于是，努尔哈赤在宁远城攻坚失利态势下，依据情势，临机决断，避其固守之宁远城，捣其虚懈之觉华岛。他以少部分兵力围宁远城，佯作攻城，以迷惑守城之敌；而以大部分兵力攻觉华岛，突然驰击，以猛捣虚懈之敌。明人指出：其“共扎七营，以缀我师，不知其渡海也” ⁽¹²⁹⁾ 。甚至袁崇焕当时也做出“近岛海岸，冰俱凿开，贼不能过海” ⁽¹³⁰⁾ 的疏忽判断。努尔哈赤利用严冬冰封的天时，又利用海岛近岸的地利，复利用官兵愤恨的士气，再利用骑兵驰突的长技，乘觉华岛明军防守虚懈、孤立无援之机，出其不意，乘其无备，围城袭岛，避实攻虚，集中兵力，驰骑冲击，速战速决，大获全胜。努尔哈赤转宁远城之败，释攻其坚；为觉华岛之胜，转攻其脆，可谓释坚攻脆，乘瑕则神。这是战争史上避实击虚的典范战例。

第二，明水师攻守错位。明失广宁后，议攻守之策，应以守为主，无论城池，抑或岛屿，均应主守，而后谈攻。明廷赋予觉华岛水师的使命，着眼于攻，攻未用上，守亦未成。觉华岛明军应当主守，是其时关外双方军力对比与岛上水师特质所规定的。以后者言，岛上明朝水师登岸，不能对抗后金骑兵。登岸之水兵，舍舟船，无辎重，失去依恃，弃长就短；陆上之骑兵，速度快，极迅猛，机动灵活，冲击力大——登岸之明朝水兵对抗陆上之后金骑兵，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明廷重要官员对此缺乏认识。先是，大学士孙承宗纳阎鸣泰主守觉华之议后，言“边防大计”为“曰守、曰款、曰恢复”，其“进图恢复，则水师合东，陆师合北，水师〔陆〕之间，奇一正一，出没无间” ⁽¹³¹⁾ ，赋予觉华岛水师以进图恢复的水上重任。他认为：后金骑兵不会从水上攻岛，岛上水师又负重任，故应加强岛之地位：“而又于岛之背设台，以向其外，则水道可绝。盖大海汪洋，虽可四达，而辽舟非傍屿不行。虏固不以水至，即以水亦望此心折。且三门之势，若吸之应呼，无论贼不能从水旁击，即由陆亦多顾盼也。” ⁽¹³²⁾ 孙承宗断言后金不以舟师从水上攻觉华岛，却未料后金会以骑师从冰上攻觉华岛。王在晋和孙承宗相左，看到觉华岛水师之局限：“若谓觉华犄角，岛去岸二十里，隔洋之兵，其登岸也须船，其开船也待风。城中缓急，弗能救也；水步当骑，弗能战也。岛驻兵止可御水中之寇，弗能遏陆路之兵。” ⁽¹³³⁾

时至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署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右侍郎阎鸣泰仍无视王在晋的上述意见，谏言宁远制敌之策：“制敌之策，须以固守宁远为主，但出首山一步即为败道。而首山左近如笔架、皂隶等山险隘之处，俱宜暗伏精兵、火炮，以待贼来，慎勿遽撄其锋，惟从旁以火器冲其胁，以精兵截其尾；而觉华岛又出船兵遥为之势，乘其乱而击之，此必胜之着也。” ⁽¹³⁴⁾ 阎鸣泰此策，得旨“俱依拟着实举行”。此策得遂，明朝关外孤城宁远必为后金据有，萨尔浒之役杜松吉林崖兵败和刘阿布达里冈兵殁，沈辽之役沈阳贺世贤和辽阳袁应泰出城迎敌失其精锐而城破身亡，都是例证。而觉华岛出水师以击敌，此亦非必胜之着。此策着眼于攻，疏失于守，攻守错位，致攻未出师，而守亦败没。

第三，觉华岛防守虚懈。觉华岛之功能，主要是作为明军关外囤储粮料、器械的后勤基地。应以此作为重点，而进行防御部署。先是，广宁之役，频传警报，前车之鉴，应引为训。杨嗣昌疏稿称：“昨接户科抄出户科都给事中周希令一疏，内言觉华等岛粮食，宜勒兵护民，令其自取无算，余者尽付水火。未出关小车与天津海运，不可不日夜预料速备等因。奉圣旨：该部作速议行。” ⁽¹³⁵⁾ 上引疏稿为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初六日，而后金军已于上月二十三日占领广宁，但兵锋未至觉华岛。同年十二月，岛上游击金冠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六员名，参将祖大寿辽兵八百七十五员名，共二千一百五十一员名。后祖大寿及其辽兵调出，又增加水兵，达七千余员名。这些水师，责在防守。如将觉华岛作为水师基地，应时出击，或作策应，则不现实。因为觉华岛不具备水师基地的地理条件，且岛上水兵用于对付后金骑兵，不宜登陆作战，即使登陆绕击，失去所长，暴露所短，以短制长，兵家所忌。觉华岛的水师应重于防守，却防守疏漏。有如囤粮城守军集于岛上山巅——东山与西山，距离囤粮城较远。驻兵虽可居高临下，却不利于急救囤粮城之危。这就使得囤粮城防守虚懈，难以抵御后金军的突击。后金骑兵骤至，守军营于冰上，凿冰为壕，摆车列阵，布设官兵，以作防卫。但时逢隆冬，所凿冰壕，开而复封。致使后金骑兵横行无阻，直捣囤粮城。明军既侥幸于广宁之役觉华岛免遭兵火，又迷信于宁远之役觉华岛天设之险。然而，宁远不是广宁，历史不会重演。后金骑兵避宁远之实，而击觉华之虚。觉华岛明军全部覆灭，吞下防守虚懈之苦果。

第四，明庙堂以胜掩败。明朝觉华岛兵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吃一堑，需长一智。明觉华岛兵败之后，蓟辽总督王之臣疏报称：“此番奴氛甚恶，攻宁远不下，始迁戮于觉华。倘宁城不保，势且长驱，何有于一岛哉！且岛中诸将，金冠先死，而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视前此奔溃逃窜之夫，尚有生气。” ⁽¹³⁶⁾ 诚然，奏报明军固守宁远之功绩，褒扬觉华死难官兵之英烈，昭于史册，完全应当。但是，胜败功过，理宜分明，既不能以胜掩败，也不能以功遮过。王之臣身为蓟辽总督，对觉华岛之败，未作一点自责。大臣搪塞，朝廷则敷衍。朝廷旨准兵部尚书王永光疏奏：“皇上深嘉清野坚壁之伟伐，酬报于前；而姑免失粮弃岛之深求，策励于后。” ⁽¹³⁷⁾ 于是，满朝被宁远大捷胜利气氛所笼罩，有功将卒，加官晋爵；伤亡军丁，照例抚恤；内外文武，论功升赏。但是，于明军觉华岛之败，朝廷、兵部、总督、经略、巡抚以至总兵，未从整体上进行反思，亦未从战略上加以总结，汲取教训，鉴戒未来。对待失败的态度，是吸收殷鉴，还是掩盖搪塞，这是一个王朝兴盛与衰落的重要标志。明廷失辽（阳）、沈（阳），陷广（宁）、义（州），杀熊廷弼，逮王化贞，只作个案处置，并未深刻反省。因而，旧辙覆蹈，悲剧重演，一城失一城，一节败一节，结果，明廷江山易主，社稷倾覆。

觉华岛之役，明军变宁远城之胜为觉华岛之败，后金军化宁远城之败为觉华岛之胜，实为历史之偶然。但是，偶然之中，蕴涵必然。觉华岛之役表明，后金在失败中升腾，明朝则在胜利中降落。这一偶然的觉华岛之役，应是明朝与后金多年争斗结局的历史征兆。

宁远之战，使刚刚建立的关宁防线初步经受住了考验，证明明军坚守城池，使用大炮，城炮有机结合，发挥火器威力，是阻止后金强大攻势的有效手段。明朝方面所使用的武器与战术的改变，已经带有近代战争的特点，反映了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的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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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岱：《石匮书后集·孙承宗传》，第8卷，第75页，中华书局，1960年。

(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9卷，第21页，天启二年五月，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3) 《明史·张鹤鸣传》，第257卷，第661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8卷，第24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5) 《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第646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6) 芝麻湾：又名止锚湾，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距山海关12公里。

(7) 一片石：又名九门口，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李家堡乡，距山海关15公里。

(8) 《明熹宗实录》，第22卷，第10页，天启二年五月丙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9卷，第25页，“筑城”条，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0)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9卷，第28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1) 《明熹宗实录》，第23卷，第19页，天启二年六月庚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2) 《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第646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3) 张岱：《石匮书后集·孙承宗传》，第8卷，第75页，中华书局，1960年。

(14) 《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第646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5) 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卷上，民国刻本。

(16) 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2。

(17) 《督师纪略》，第2卷，第169页，《清入关前史料选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18) 《明史·张凤翼传》，第257卷，第663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9) 袁崇焕籍贯有广东东莞、广西藤县和平南县三说，参见拙文《袁崇焕籍贯考》，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又见拙著《燕步集》，燕山出版社，1989年。

(20) 夏允彝：《幸存录·辽事杂志》，第14卷，第3页，《明季稗史初编》本。

(21) 《新明史列传·袁崇焕》，不分卷，民国钞本。

(22) 《明史·袁崇焕传》，第254卷，第6707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23) 《明熹宗实录》，第18卷，第21页，天启二年正月甲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4) 《明熹宗实录》，第19卷，第21页，天启二年二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5) 《袁崇焕先生遗稿》，第19页，民国抄本。

(26) 张伯桢：《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载《正风》半月刊，第7期。

(27) 孙承宗：《高阳集》，第19卷，第22页，清刻本。

(28) 《明熹宗实录》，第40卷，第6页，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2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37卷，第3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

(30) 《宁远州志》，第1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4年。

(31) 《全辽志》，第1卷，第16页，《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4年。

(32) 《明熹宗实录》，第40卷，第6页，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3) 《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第670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34) 今实测，宁远（兴城）城墙周长3274米，底宽6.5米，顶宽5.5米，高8.8米。

(35) ［日］神田信夫在 《〈满洲写真帖〉所载の辽西の史迹》中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内藤湖南到宁远（今兴城）考察，并拍下宁远城照片。见神田信夫：《满学五十年》，第204～205页，刀水书房，1992年，东京。

(36) 《明熹宗实录》，第40卷，第2页，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37) 孙铨：《孙文正公年谱》，第3卷，清刻本。

(38) 孙承宗：《高阳集》第19卷，第21页，清刻本。

(39) 《明史·马世龙传》，第270卷，第693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0) 茅元仪：《督师纪略》，第6卷，第1页，清钞本。

(41) 《明熹宗实录》，第65卷，第22～23页，天启五年十一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2) 《明史·魏忠贤传》，第305卷，第782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3) 孙承宗：《高阳集》，第3卷，第16页，清刻本。

(44) 孙承宗：《高阳集》，第3卷，第18页，清刻本。

(45) 孙铨：《孙文正公年谱》，第3卷，第14页，清刻本。

(46) 夏燮：《明通鉴》，第79卷，第3058页，天启四年十一月，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

(47) 《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第647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48) 孙承宗：《高阳集》第3卷，第16页，清刻本。

(49) 佚名：《东林纪事本末论》，第2页，民国刻本。

(50) 柳河之役：《明史·孙承宗传》、《明史·马世龙传》记于九月，《明熹宗实录》、《明通鉴》系于九月壬子（初七日），《国榷》载为九月二十一日；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和蒋良骐《东华录》均记于八月；《三朝辽事实录》记为八月二十八日；《满文老档》载为“八月初八日，驻守耀州之诸大臣，击败明军，解所获之马六百七十匹及甲胄等诸物前来”。九月当是战报到京时间。

(51) 《明史·王洽传附高第传》，第257卷，第662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52) 《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第670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53)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卷，第11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54) 《明熹宗实录》，第64卷，第7页，天启五年十月甲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5) 周文郁：《边事小纪》，第1卷，第19页，《玄览堂丛书》本。

(56) 《明熹宗实录》，第67卷，第1页，天启六年正月庚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57)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第4卷，第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58) 后金军的兵数：《明熹宗实录》第67卷天启六年二月甲戌朔，兵部尚书王永光据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塘报奏称：“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8页称引袁崇焕言：“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此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证载数字。

(59)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4页，天启六年二月丙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0) 《明熹宗实录》，第84卷，第11页，天启七年五月庚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1) 《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第670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62) 《明熹宗实录》，第70卷，第33页，天启六年四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3)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4页，天启六年二月丙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4) 徐光启：《谨申一得以保万全书》，《徐光启集》，上册，第175页，中华书局，1963年。

(65)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30～31页，天启六年二月戊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6)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22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

(67) 《颂天胪笔》，《明季北略》，第2卷，第8页，上海图书集成书局铅字本，1934年。

(68) 《明熹宗实录》，第72卷，第17页，天启六年六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69)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2页，天启六年二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0) 《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民国铅印本。

(71) 《袁督师事迹》，第35页，伍氏粤雅堂刻本，道光三十年（1850年）。

(72) 袁崇焕增筑之宁远城外城已毁，今存兴城（即宁远）之城为内城。

(7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24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74) 茅元仪：《督师纪略》，第1卷，第14页，《明史资料丛书》本。

(75) 《明熹宗实录》，第70卷，第19页，天启六年四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6)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卷，第8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77) 《袁督师遗事遗稿汇辑》，第3卷，民国铅印本。

(78) 《明熹宗实录》第67卷，第20页，天启六年正月辛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79) 《明熹宗实录》，第70卷，第19页，天启六年四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0) 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第11卷，第91页，中华书局，1960年。

(81) 《明熹宗实录》，第70卷，第19页，天启六年四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2)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24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83)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4页，天启六年二月丙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4) 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第11卷，第91页，中华书局，1960年。

(85) ［朝］李肯翊：《燃藜室记述》，第6辑，第25卷，转引自《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86) 努尔哈赤是否在宁远城下负伤，史学界意见不一。《中国历史文献丛刊》1980年第1期载孟森先生遗著《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及商鸿逵教授附《赘言》，《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李鸿彬《努尔哈赤之死》等文，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持异议。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为何仅见于朝鲜记载，而不见于明朝与后金记载？下述两个问题值得研究：其一，《满文老档》独于宁远之败断简；其二，袁崇焕部将周文郁《边事小纪》又恰于宁远之役存目阙文。

(87)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8页，天启六年二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8)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2页，天启六年二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89)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4页，天启六年二月丙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0)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第25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广文书局影印本，1970年。

(91) 《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和《清史论文索引》均无著录觉华岛之役的专题论文。

(92) 《明史·方震孺传》，第248卷，第642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93) 《明熹宗实录》，第40卷，第2～3页，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94) 安德才主编：《兴城县志》，第6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95) 笔者实地踏查记录。

(96) 《杨文弱先生集》，第4卷，第12页，钞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97) 《满文老档·太祖》，册Ⅱ，第498页，东洋文库本，1956年。

(98) 《明熹宗实录》，第40卷，第6页，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9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0卷，天启二年七月，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00) 孙铨：《孙文正公年谱》，第2卷，天启三年九月初八日，清刻本。

(101) 孙铨：《孙文正公年谱》，第2卷，天启三年九月初三日，清刻本。

(102)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0卷，第34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03) 《袁崇焕资料集录》，上册，第2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

(104) 孙承宗于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奏报巡历关外情形记为“龙宫寺”，《明熹宗实录》时作“龙官寺”，时作“龙宫寺”。下同，不注。

(105) 《明熹宗实录》，第67卷，第20～21页，天启六年正月辛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0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卷，第33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07) 后金军出师觉华岛之兵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吴讷格率所部八旗蒙古、更益满兵八百”；《明熹宗实录》作“奴众数万”，又作四万。但是，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后金始设蒙古旗，至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已有蒙古二旗，又至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始分设蒙古八旗，故其时并无八旗蒙古。

(108) 金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金观”，而《明熹宗实录》、《明史》、《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均作“金冠”，“冠”为是，而“观”为误。

(109) 觉华岛明军之兵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四万”；《明熹宗实录》作四营、七千余人。应以后者为是。

(110)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卷，第6页，天命十一年正月庚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华文书局影印本，1962年。

(11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卷，第33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12) 《明熹宗实录》，第70卷，第21页，天启六年四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3)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卷，第33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14)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正月庚午条载：“右屯储米三十万”石。

(115) 《明熹宗实录》，第70卷，第20～21页，天启六年四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卷，第33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1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0卷，第6页，天命十一年正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118) 《明熹宗实录》，第70卷，第21页，天启六年四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19) 《满文老档·太祖》，上册，第694页，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

(120) 《明熹宗实录》，第68卷，第2页，天启六年二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21) 《满文老档·太祖》，册Ⅲ，第1069页，东洋文库本，1958年。

(122) 《明熹宗实录》，第67卷，第21页，天启六年正月癸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23) 《明熹宗实录》，第79卷，第19页，天启六年十二月庚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24) 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第75本，第3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4年。

(125) 《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第671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126) ［朝］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第40页，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玉版书屋本。

(127) 《孙子兵法》各本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即汉简本《孙子兵法》作“兵无成执（势），无恒刑（形）”。吴九龙《孙子校释》曰：“汉简本此句以‘兵’为两‘无’之主语，言兵既无常势，又无常形。唯上文一言‘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又言‘水因地而制行’，汉简本皆作‘行’，而不作‘形’。故此句之‘形’无‘水’字，而将‘行’字属之于‘兵’。故今依汉简本，且无‘水’字。”此注臆断也，因为：第一，银雀山汉简本《孙子兵法》，仅为汉代《孙子兵法》之一种版本，虽实属珍贵，却屡有衍、脱，此为一例，故不能以此定谳。第二，各本俱有“水”字，不宜轻率删削之。第三，“形”与“行”字在古汉语中，同音通假，故“形”字属之于“水”。第四，此段话凡四句：首句“水”与“兵”并列，以“水”喻“兵”；次句亦“水”与“兵”并列，亦以“水”喻“兵”；再句首为“故”字，即此句承上二句小结，亦应“水”与“兵”并列；末句为结论。所以，“水”字砍削不当。

(128)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第10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

(12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卷，第33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30)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卷，第37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31) 《明熹宗实录》（梁本），第39卷，天启四年二月丁亥。

(132) 《明熹宗实录》，第40卷，第3页，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3)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0卷，第56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本。

(134) 《明熹宗实录》，第67卷，第7页，天启六年正月丁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5) 《杨文弱先生集》，第4卷，第13页，钞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136) 《明熹宗实录》，第70卷，第21页，天启六年四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137) 《袁崇焕资料集录》，上册，第28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