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耶稣会士东来：利玛窦的前辈

1. 依纳爵·罗耀拉与耶稣会

欧洲在文艺复兴的后期发生了与它相呼应的宗教改革，这场运动包括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1517年发生的新教革命，使北欧大多数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第二阶段是1560年达到高峰的天主教改革，虽然它不是一场革命，却体现了革命这个字眼的完整含义，因为它使某些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主要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有区别，也有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14至16世纪破坏现存秩序的强大个人主义潮流的产物；两者都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两者都有着回归早期根源的性质，即回到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成就，回到《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的教义。

如果没有耶稣会士的活动，天主教改革不可能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彻底和成功。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的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他入教不久就来到圣地，打算效法耶稣基督守贫忍辱。后来在巴黎学习期间，结交了一群虔诚的教徒，在他们的帮助之下，于1534年创立了耶稣会。他在《耶稣会章程》中指出：罗马教皇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命令我们去办任何旨在净化灵魂的事情，我们决不欺诈和推诿。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了他们的组织。

耶稣会是16世纪宗教狂热所产生的最富战斗性的修行团体，它不仅是一个修道士的社团，而且是一个宣誓要保卫信仰的战士组织。耶稣会士们不满足于守卫信仰阵地，更急于把信仰传播到地球的遥远角落：非洲、日本、中国和南北美洲。罗耀拉十分强调传教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主张耶稣会传教要“入乡随俗”，以后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都遵循他的“入乡随俗”主张。耶稣会士用“宽容的精神”来处理同个人、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向一切文化伸出友好之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利玛窦(Mathieu Ricci)等，都毫无保留地尊重对方、爱护对方，创造性地贯彻宽容精神，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有的学者指出，早期耶稣会的传教方法同天主教已有的模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他们把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思想。他们明确强调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对人类本性充满理解和同情，使得他们的思想向着适应对方和迂回的方向发展。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2. 澳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通道

澳门不仅是中西贸易的枢纽，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几乎都是通过被葡萄牙占据的澳门，把它作为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天主教的通道。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澳门已有三座简陋的教堂，拥有600名天主教徒，隶属于马六甲教区。1567年，罗马教廷颁布谕旨，成立澳门教区，任命耶稣会士加内罗为第一任主教，负责远东地区的传教事务。规模宏大的圣保禄教堂，俗称三巴寺，教堂里的耶稣会士被称为“三巴寺僧”，在那里研讨传教方法，学习中文等东方语言。1563年以来，三巴寺传教士云集，根据黄鸿钊《澳门三巴寺著名外籍耶稣会士表》，有培莱思(Franois Perez)、加奈罗(Malchior Carneiro)、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费奇规(Gaopard Ferrdira)、谢务禄(Alvare de Semedo，又名曾德昭)、陆若汉(Jean Rodriguez Tuzzu)、傅汎际(Francois Furtado)、孟儒望(Jean Monteiao)、徐日升(Thomas Pereira)、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林安多(Antonie de Silva)、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hieu Ricci)、郭居静(Lazare Cattaneo)、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王丰肃(Alphonse Vagnoni，又名高一志)、熊三拔(Sebbathin de Ursis)、毕方济(Franois Sambiasi)、艾儒略(Giulio Aleni)、罗雅谷(Jacques Rho)、陆安德(Andre-Jean Lubelli)、卫匡国(Martin Martin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等。

耶稣会士认识到，要想把天主教传播到中国，自己必须首先成为“中国人”，第一关就是学习中文。在澳门的停留为此提供了条件。他们利用类似于“葡汉辞书”的葡萄牙语与汉语的对照语汇集，以及标注罗马字的《宾主问答私拟》，练习会话。例如神父与中国人的对话的例句是这样的：

客曰：“师父到这里几年了？”

答曰：“才有两年。”

客曰：“如今都晓得我们这边官话不晓得？”

答曰：“也晓得几句。”

客曰：“也讲得？”

答曰：“略略学讲几句。”

为了适应各种场合，还特地安排文言文与口语的对照：

相公贵处？      大哥你从哪里来？

高姓？          你姓甚么？

有贵干？        有甚么勾当？

尚允？          你休怪。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有劳过誉”，“令尊多纳福”，“恐污尊目”，“昨日有劳赐顾，多怠慢”，“昨日承赐厚意，都未曾少谢，尚允”，“薄礼也不足为礼”，“但劳先生尊裁就是”等。此后广东的肇庆成为耶稣会士基地，传教士们学习中文的方法大体也是如此。

3. 沙勿略神父：向中国传教的创始人和发起者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Javier， 1506—1552)。这位出身于西班牙巴斯克贵族家庭的青年，在罗耀拉的精神感召下，参加了创建耶稣会的活动。1540年，他接受葡萄牙国王派遣，前往东方传教。1542年，抵达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开始了传教生涯。以后他去了马六甲，在那里见到了来自中国的商人，了解有关中国的一些情况，促使他前往日本、中国，进行“学术传教”。1549年，沙勿略一行四人从马六甲出发，三个月后抵达日本鹿儿岛，此后在日本滞留了二十七个月。在日本的传教活动使他领悟到，要在亚洲成功传教，必须以当地语言与当地人接触，必须用当地语言讲话、阅读、书写，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做到“入乡随俗”。日本人告诉他，他们的老师和宗主是中国人。他终于认识到，要使日本人皈依基督，必须首先使中国人皈依。

在日本期间，沙勿略写信给欧洲的耶稣会士说：日本的教义与宗派无不传自中国，一切经文亦均用汉字。中国幅员广大，境内安居乐业，以正义卓越著称，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他准备今年前往中国首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因此他向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总督建议，委派使节前往中国，他本人作为教廷代表随同前往。总督接受了这个建议，委任沙勿略的朋友佩雷拉(Diogo Pereira)为大使，不料遭到葡萄牙的马六甲总司令反对，佩雷拉无法启程，使得沙勿略的计划落空。他不得已，试图用偷渡方式进入中国。

1552年8月，在一名中国翻译的陪同下，他来到广东沿海的上川岛。后来利玛窦回顾此事，写道：“上川(岛)是一个离中国海岸约30海里的荒芜岛屿。当时它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贸易点的所在，只有一片用树枝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沙勿略到这里时，一心想着他的使命，他马上到葡萄牙和中国商人中间去，询问有什么法子可以进入中国的城市。他获悉，通往大陆的每条道路都被警卫封锁和防守着，外国人要登陆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已有极严厉的布告禁止外国人入境，也禁止当地人协助他们这样做。他没有被这种威胁所吓倒，但既然没有别的方法入境，他就公开表示要用种种办法偷渡，而且一旦入境，就直接投到当地官员那里，宣布他的使命。”

19世纪来中国的费赖之(Louis Pfister)神父为沙勿略作传，谈到有关偷渡的一些细节：“只有一人愿与同谋，约给费二百元，彼将携之至岸边，藏伏其家中，然后载之至广东之一港。沙勿略曾作一书云：‘我将立时入谒总督，我将告以吾人盖为入见中国皇帝而来。我将出示主教(卧亚主教)呈皇帝书，而书称其派我来此传播天主教理也。”但是这个“愿与同谋”的中国商人拿到金钱以后，没有兑现承诺，逃之夭夭。沙勿略在荒岛上患病，得不到药物，又缺乏食品，终于死在这个荒岛。费赖之写道：“方济各发热甚剧，所患着或为肋膜炎，百物皆缺。在所居之茅屋中饥寒交迫。十一月二十二日试移居圣克罗切号上养病，然风浪簸动船舶，苦不能耐。翌日复还岛上。有一较为慈善之葡萄牙人接之至其小木屋中，为之放血。放后圣者晕绝，殆因手术之不善也。热度日增，不能进食。二十四日发谵语，其语有为安敦所不解者，殆为其儿时所操之巴斯克语。余语由其义仆忆而不忘者，则为迭言之：‘请您怜恕我的罪过，耶稣，大卫之子，怜悯我吧！’……彼口诵耶稣之名而终。事在1552年12月3日星期六黎明前也。”

尽管沙勿略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关于把东方传教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主张，被后继者认同，得以贯彻。他的后继者给他高度的评价，比如利玛窦就把沙勿略称为“这次传教的创始者和发起人”，“最初的想法和实现它的努力都是他的，他的死亡和葬礼导致了传教的最后成功，这一情况证明他对创始者和奠基者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我们深信，当他向他的同道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他从他在天国的地位所成就的事业，远超过他在人间奋斗一生中出于热忱所产生的影响。沙勿略是第一个耶稣会士发觉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无数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的，他也是第一个抱有希望在他们当中传播信仰的人。”

4. 范礼安神父：中国传教事业之父

1606年1月20日，范礼安逝世时，利玛窦在给教区总管的信中说，范礼安是“中国传教事业之父”，“他的逝去使我们有孤立之感”。

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1539—1606)生长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一个贵族家庭，获得法学博士以后，曾任修道院院长等职。他的后半生专注于中国传教事业。1573年，他被委派为东印度教区耶稣会的视察员，此后在东方传教32年，其中在印度21年，在中国和日本11年，直至1606年病逝于澳门。利玛窦在回顾向中国介绍天主教教义时说：正是范礼安重新恢复了进入中国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由于与日俱增的阻力几乎处于半放弃状态。1578年他首次来到澳门，就深知“中国是个秩序井然的高贵而伟大的王国，相信这样一个聪隽而勤劳的民族决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的”。范礼安决定指派若干神父到澳门学习中文，于是才有罗明坚和利玛窦的到来。

在范礼安心目中，学习中文必须由发现中国文明来补充。当年耶稣会总会长要他写一本沙勿略传时，他就关注到这一问题。他在《圣方济各·沙勿略传》的卷首写道：“鉴于欧洲人非常想读到关于中国的事情，耶稣会的若干朋友急切希望让大家知道那些事情，因此，只要当时在印度的神父和修士来信一到，他们就赶紧请人译出来，在许多地方印行。”在罗明坚、利玛窦的配合下，范礼安完成了《圣方济各·沙勿略传》。它的第三章题目是“论中国的奇迹”，主要内容是：欧洲长期认为自己就是“全世界”，而中国是一个文明昌盛之邦，有着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化，是西方以前所不知道的。范礼安笔下的中国，不是19世纪欧洲眼中的中国——一个假货、劣货、小饰品充斥的中国，虽不失其媚人风姿，却是一个人工雕琢的中国；也不是18世纪哲学家，尤其是伏尔泰静观神驰的中国；而是人类理性解脱一切超自然羁绊的胜利化身，是16世纪生长于以查士丁尼体制为依归的法学环境里、以古典时代留下的记忆为生的人文主义圈子中的极有修养的才智之士们，在世界边缘惊喜地发现的中国。

范礼安写道：“中国可说是与东方其他王国都不一样，它还要超过它们；这是整个东方最重要最丰富的事物，它在若干方面，例如富饶、完美方面，都非常与欧洲接近，在许多地方犹有过之。”他列举了七大优越之处：一、 它是由单独一个国王统治的领土最辽阔的国家；二、 它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三、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富饶、更丰衣足食；四、 物产之丰富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五、 似乎没有哪个地区比得上中国山川壮丽、国泰民安；六、 居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七、 在已发现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和平、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他用了21页篇幅谈优点，也用7页篇幅谈缺点，诸如缺乏对上帝及其神圣宗教的认识，虽然治理有序，尚不足以防止严重的混乱。因此，要把耶稣基督的信仰引入中国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大门关得紧紧的，对于上帝的一切也闭目塞听，那些官吏根本不肯同外国人有任何交往，他们对一切其他国家都极为藐视，因而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进入他们那里”。

正如乔治敦大学教授西比斯(Joseph Sebes)所说，范礼安是一个以开放思想看待每一样事物的人，当他初到印度这个东方世界时，就决定尽可能去了解每一样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在寄往欧洲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伟大而有价值的民族，进入中国的方法要与目前耶稣会在其他国家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他相信，中国人尊重学问，而且愿意用明智的方式聆听任何陈述，这一点可以用来打开他们的心扉。据此，他认为，所有派往中国传道的人，都必须学会读、写和讲中国语言，熟悉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范礼安比沙勿略有利的地方在于，他有更多开拓的见识，他有更多的时间，因此他取得了比沙勿略更大的成就。他把罗明坚、利玛窦派往中国，并且派遣麦安东、孟三德、石方西等神父以及中国修士黄明沙、钟鸣仁，前往中国协助罗明坚、利玛窦，成就传教事业。

5. 罗明坚神父：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

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罗明坚，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耶稣会，在修道院、神学院学习神学。1578年，罗明坚神父被派往果阿，开始传教生涯。次年，他前往澳门。这时范礼安已经去了日本，行前留下了指示，吩咐罗明坚如何为传教事业做艰苦的准备工作。罗明坚满腔热忱地埋头学习中文，用中文编写传教书籍，如《天主十诫》、《圣贤花絮》、《信条》、《要理问答》等。后来在两名译员的帮助下，把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翻译成拉丁文。

为了开展对中国的传教工作，他写信给在日本的范礼安，建议目前正在印度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和巴范济(Franois Pasio)调来澳门，得到了范礼安的同意。当时广州有每年两次外商交易会，罗明坚每年两次随同葡萄牙商人前往广州，但是无法获得在广州的居留权。1582年，驻节广东肇庆的两广总督陈瑞召见澳门的耶稣会士，商谈有关他们的传教请求。罗明坚与巴范济代表主教前往肇庆。他们换成中国和尚的服饰，希望能够获得中国官员的好感。经过两次挫折之后，终于得到两广总督的批准，可以在肇庆建造教堂和住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利玛窦把这一突破称为“向中国传教的开始”，他评论道：“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转变，只能归之于上帝的恩典，而不能归之于人类的功绩。我们丝毫不认为它是我们的成就。”

1582年9月，罗明坚和利玛窦在中国使者的护送下，从澳门前往肇庆。从此，耶稣会士向中国的传教，由澳门阶段进入肇庆阶段，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诚如西比斯所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虽然范礼安决定了在中国传道的新方法，罗明坚却是首先将之付诸实践的人。”

在肇庆期间，罗明坚在中文教师及利玛窦的帮助下，把写了四年之久的《天主圣教实录》修订完成；1584年在广州由传教士自己购置的机器付印出版。它是传教士写的第一部用中文宣讲教义的著作，为了适应中国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及论证方法，借用了儒家的至理名言。

1588年，范礼安决定派罗明坚到罗马去报告当时的传教情况，请求教皇派遣正式宣道团前往中国。但是几位教皇相继去世，使得派遣正式宣道团的事情无法落实。令人遗憾的是，罗明坚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再也不能回到中国，于1607年在家乡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