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太湖流域是传统的蚕桑丝织地区，号称“湖丝遍天下”。所谓“湖丝遍天下”，不仅是指生丝行销天下，而且是指各色丝织品行销天下，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这一地区的生丝、丝织品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行销全世界，此“天下”可谓大矣。因此湖丝特别是它的精品“辑里丝”，名冠一时，声名远扬各大洲。

在生丝与丝织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太湖周边的丝绸业市镇网络的集散功能与市场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

大批丝绸业市镇分布于太湖东南面的扇形地带，星罗棋布，使得原先的乡村迅速趋于城市化，这在其他经济区域是罕见的。从其分布密度就可以看到，这些市镇有着非同一般的经济活力。最近的，相距只有几里，例如盛泽镇与王江泾镇相距六里，南浔镇与震泽镇相距九里。较远的也不过二三十里，例如濮院镇与王店镇、王店镇与硖石镇，相距二十里；盛泽镇与震泽镇相距三十里，濮院镇与乌青镇相距三十二里，长安镇与临平镇相距三十五里；南浔镇与双林镇、双林镇与菱湖镇、乌青镇与双林镇、南浔镇与乌青镇，相距均为三十六里。他们相互之间联系密切，人流物流从不间断，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市镇网络，向各地市场辐射，形成“湖丝遍天下”的局面。

太湖周边的丝绸业市镇，就其经营性质而言，可以区分为丝业市镇与绸业市镇两大类。

(1) 丝业市镇

震泽镇。地滨太湖，位于吴江县治西南九十里。宋代还是一个市——震泽市，居民数十家，明代成化年间居民增至三四百家，由市成镇。嘉靖年间发展到“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的规模。清初以降进一步发展，“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家”。震泽镇四乡，居民以蚕桑为业，农家精于缫丝，所缫之丝较他处更为光白，细的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稍粗的多用来织绫，俗名绸丝。四乡农家生产的经丝、绸丝汇集于镇上丝行，由丝行批发给各地前来的客商，震泽镇因而成为蚕丝的集散中心。

南浔镇。西距湖州府治(乌程县治附郭)六十一里，北距太湖口十八里，湖州至平望的运河穿越全镇，与南北向的市河相交与镇中。它兴起于南宋，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日趋兴旺，成为“烟火万家”、“舟航辐辏”的巨镇。范颖通《研北居琐录》对它的描述是这样的：“前明中叶，科第极盛”，“当蚕丝入市，客商云集”，“彬彬然一大都会矣”。镇南的丝行埭是丝行集中之地，“列肆购丝”，“商贾骈集，贸丝者群趋”，既有“乡农卖丝争赴市”，也有“客商大贾来行商”。明清两代成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

乌青镇。乌镇隶属于湖州府乌程县，青镇隶属于嘉兴府桐乡县，却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当地人习惯合称乌青镇。南宋时已很著名，其后几度浮沉兴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日趋繁荣，正如陈观《校正乌青志序》所说，当时镇上店铺民居“鳞次栉比，延接于四栅”。到嘉靖年间出现了“商贾四集，财赋所出甲于一邑”的盛况，“居民殆万家”，“宛然府城气象”。四乡生产的湖丝，以西乡所产为上品，号称“辑里丝”(俗称七里丝)，北乡所产次之。小满新丝上市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一派繁忙景象。

菱湖镇。位于湖州府治(归安县附郭)南四十里，兴起于南宋，元末毁于兵火。明初复兴，设税务司，由市升格为镇。嘉靖、万历年间迅速趋于繁荣，当时人描述道：“第宅连云，阛阓列螺，舟航集鳞”，号称“归安雄镇”。菱湖四乡盛产湖丝，万历《湖州府志》说：“(湖丝)属县俱有，惟出菱湖洛舍者第一。”天启《吴兴备志》说，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内所产湖丝，由农家摇丝船运到镇上，丝行临河收丝，“四五月间，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投主交易而退”。

新市镇。位于德清县治东北四十五里，兴于宋而盛于明。根据正德《新市镇志》及康熙《德清县志》记载，该镇“街衢市巷之盛，人物屋居之繁，琳宫梵宇之壮，蚕丝粟米货物之盛”，为全县之冠。西乡北乡农村栽桑养蚕缫丝，镇上叶市丝市兴旺，丝的品质以纯正而著称。

石门镇。位于崇德县治北二十里，俗称石门湾，康熙二年崇德县改名为石门县，石门镇遂改名为玉溪镇。明人王穉登《客越志》说：“(石门)地饶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康熙《石门县志》说，明清之际，“农桑视昔更盛”，丝市繁荣，“公私取偿丝市”，“丝市之利胥仰给贾客腰缠，乃大驵小侩递润其腹，而后得抵乡民之手”。与丝行相呼应的桑叶行、绸行也因之繁忙，“岁盛时坐贾持衡，行商麕至，资以贸迁”，“民间纺绸、花绸、绫罗、纱帛，织者输困，贸者辐辏，机杼可谓勤矣”。

塘栖镇。位于杭州府治北五十里，与湖州府德清县合辖。光绪《塘栖志》说，嘉靖年间，“市区氓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鹜，肩摩迹累”；又说，塘栖四乡“遍地宜桑，春夏间一片绿云，几无隙地，剪声梯影，无村不然，出丝之多甲于一邑，为生殖大宗”。

临平镇。位于杭州府治东五十七里，兴起于南宋，万历《杭州府志》描述当时的盛况：“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元末明初，塘栖镇兴起以后，它的重要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一个中型市镇，顺治《临平记》说它“地不满十里，户不满万人”。四乡农家经济主要仰赖蚕丝，临平镇因而成为附近蚕丝的集散地——“海宁、仁和上塘蚕丝于临平贸易居多”。

当然，丝业市镇并非只有这些，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

(2) 绸业市镇

濮院镇。位于桐乡县与秀水县之间，旧名永乐市，以丝绸业闻名，《濮川所闻记》说：“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据县志与镇志记载，明初时，“居者渐繁，人可万余家”，“民务织丝纻”，“商旅辐辏”。万历年间，“改土机为纱绸，制作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自后织作尤盛”，镇上街巷“接屋连檐，机声盈耳”。当地人说：“吾里机业十室而九，终岁生计于五月新丝时尤亟。富者居积，仰京省镳至，陆续发卖。而收买机产，相传设市翔云(观)，今则俱集大街，所谓永乐市也。日中为市，接领踵门。至于轻重诸货，名目繁多，总名曰绸。而两京、山西、湖广、陕西、江西、福建等省各以时至，至于琉球、日本。濮绸之名几遍天下。”

王江泾镇。位于秀水县治北三十里，宋代称为闻川市，元代称为王江泾镇，明代万历年间达于鼎盛——“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家”。据《闻川志稿》说，明末清初已发展成“烟火万家”的大镇，“其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

双林镇。位于湖州府治东南五十四里，兴起于明初，其时“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明末清初增至三千余户，嘉庆、道光之际发展成接近万户的大镇。它的代表性产品是包头纱(绢)，有“通行于天下”的说法。这一产业在明代成化年间就很有名，四方商贾纷纷前来采购农家织造的纱绢。《双林镇志》说：“明正(德)嘉(靖)以前仅有高溪纱帕，隆(庆)万(历)以后机户巧变百出，名目繁多，有花有素，有重至十六七两者，有轻至二三两者……客商云集，贩往他方者不绝。又有官绢、灯绢、裱绢。”

盛泽镇。原名青草滩，直至明初仍是一个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只有称为“寅亥市”的村市。四乡的蚕桑丝织业却由来已久。乾隆《吴江县志》说：“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洪)熙、宣(德)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化)、弘(治)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盛泽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明末冯梦龙《醒世恒言》的描述，明末的盛泽镇真是盛况空前：“市河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进入清代以后，迅猛发展成为“以绫绸为业”的万户大镇，其繁华程度可以与苏州商业区阊门相媲美，成为吴江县无可匹敌的绫绸贸易中心。

丝绸业市镇还有很多，以上仅举数例。即使以米市著称的硖石镇，所产丝绸也很有特色，其中一款“紫微绸”就是价格昂贵的上品。万历时嘉兴人李日华在日记中写道：“硖石人来言，用雪水澡茧作绵，有天然碧色，织以为绸，谓之松阴色，甚雅观，但不易多得也。余谓，蚕食桑，肠中抽绎，青苍是其本色，特木气既极，反兼金化，故茧被白章耳。雪者天地至洁之物，故能濯露气本色，非谬巧也。”当地人说：“以丹井水缫茧，色微碧”，“名松阴色，享上价”。

江南市镇的各色丝绸巧夺天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故而能够畅销天下。

2. 丝绸业市镇的经营方式

市镇作为手工业与商业中心，具有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功能，既与本地乡村联系密切，又与全国各地市场联成一体。丝绸业市镇首先是一个生丝、丝织品以及其他商品的交流中心，它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必然带有强烈的商品色彩和市场色彩，迥然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城和县城，传统的经济结构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正是这样的活力和魅力，使得它们可以持续兴旺发达几个世纪之久。

以下透过牙行、客商、机坊三大经济支柱，稍加分析。

市镇上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是各类牙行，它们构成了市场的主体，成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销售者的中介，亦即乡人与客商之间的沟通者。它们一方面招徕生产丝、绸的乡人，另一方面接待从各地前来收购丝、绸的客商，左右着市面繁荣与生意兴旺。牙侩开设的牙行，以往学者对他们多加非议，以为是“中间盘剥”。殊不知，如果缺失了牙行这个环节，商品将无法有序地流通，市场将无法有序地运作。牙行既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从山根幸夫的专著《明清时代华北的定期市》可以看到，即使是经济不甚发达的乡村集市，都有牙行的设置，保障买卖得以有序地进行。难以想象，经济发达的江南市镇如果没有了牙行，将会如何运作。诚然，牙行存在不少陋规陋习，上下其手，使得买卖双方利益受损。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中介公司，都有形形色色的中间盘剥，我们何必苛求于几百年前的牙行呢！

濮院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镇上牙行门类很多，有绸行、丝行、桑叶行、菸叶行、六陈行、麻皮行等规模较大的牙行，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牙行，例如经手鸡、鹅、豆、麦批量买卖的牙行，叫做“小行”；经手糠粞批量买卖的牙行叫做“糟食行”；甚至还有“招徕柴船，及每早率乡人向各家以油易肥(用油换取人粪)者”，叫做“酾油卖柴行”。

绸行又称绸庄，是从事绸缎等丝织品贸易的中介机构，专门收购四乡农家以及镇上机户、机坊生产的商品，然后成批量转售给客商。生意繁忙季节，绸行不仅“坐庄”收货，还主动“出庄”收购，或由“接手”(又叫“绸领头”)居间介绍。《濮川所闻记》说：“绸行日向午赴市收绸，谓之出庄；其善看绸者，谓之看庄；归行再按，谓之复庄。”“绸既成，有接手诣绸行售之，每一绸分值若干，谓之用钱。”绸行所收的绸匹是生绸，必须练熟、平整，才能作为成品流通于市场。因此，绸行收绸后，全部交付练坊加工，然后再转销给各地来的客商。由于各地客商对规格要求不同，绸行也有所分工，分别有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的区分，其中京行的财力最为雄厚。

丝行专门收购四乡农家生产的生丝，每当新丝上市之时，丝行派人四处招徕乡人，收购新丝。杨树本《濮院琐志》的描述十分生动：“乡人抱丝诣行，交错道路。丝行中着人四路招揽，谓之接丝日，至晚始散。于是泉布盈肩，乡之人有烂醉街头矣。”丝行收购的生丝，除了销售本地机户、机坊之外，大量转销苏州、杭州、绍兴、南京、镇江、盛泽等地各帮丝商。值得注意的是，丝行大多兼业绸行生意，绸行也兼收生丝，但绸行并不转销生丝，而是把它交给机户加工成绸，这种做法叫做“拆丝”。

桑叶行从事新鲜桑叶的买进卖出，由于这种商品的特殊性，为了保鲜，也为了保持价格优势，买进与卖出之间衔接紧密。因此桑叶行大多设立于市镇四栅河边码头，以利船只进出。立夏后三日，新桑叶上市，桑叶行纷纷开市，有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三日，三市共九日；每日又分早市、午市、晚市，市价一日三变。机户买桑叶大多不付现钱，而是赊购，待到新丝上市后，才付清叶钱，称为“敲丝车钱”。

绸行、丝行、桑叶行构成丝绸业市镇的基本特色，也是这类市镇的三大经济支柱；其余牙行虽然处于补充地位，却不可或缺，不仅提供其他农副产品的购销渠道，也为市镇的运行提供了活力。

以丝业贸易为主的市镇，丝业牙行的经济实力最为引人注目。双林镇接待各地丝商的丝行，有广行与客行之分，遍布于镇的四栅，生意十分兴隆。《双林镇志》说：“丝业牙行聚四方之旅，饶富立致……在本镇经纪者，以丝、绵、绸、绢为盛。有资设店获利固易，而精其业者，即空手入市，亦可日有收获……客商赍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投客所好，以为迎客，无所不至。”每年新丝上市，闽广一带富商大贾纷纷前来收购新丝，头蚕、二蚕是大市，交易额往往“日出万金”。每逢客商多而丝货少时，丝行雇船下乡收买，谓之“出乡”；代替丝行收买新丝的称为“抄庄”，买进后专卖给丝行的称为“掇庄”(俗称贩子)，代替“掇庄”招揽乡货出卖的称为“撑旱船”。多种多样的交易中介，把新丝市场搞得热火朝天。中秋节后，客商大多满载而归，受雇于丝行的“伙友”(伙计)大多散去，此时镇上的丝市称为“冷丝市”，仅仅维持零星发卖，以期与来年的“新丝市”衔接，所以当地人说“买不尽湖丝”。

菱湖镇的丝行，有大行、小行之分，不但资本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经营方式也有所不同。所谓大行，是指财力雄厚的牙行，它们收购新丝后，为各地客商提供巨额货源。所谓小行，又称“钞庄”(或称抄庄)，它们收购的新丝大部分转售给大行，小部分出售给购买量不大的“买丝客人”。此外还有一种完全从属于“大行”的中介人，叫做“小领头”，俗称“白拉主人”，专门为乡人寻找买家，为大行组织货源，从中收取佣金。有了大行、小行、小领头三种层次的交易系统，新丝的交易渠道变得十分顺畅。每当新丝上市，农家生产的新丝，用丝船运载到镇上出售，叫做“投主交易”。丝行则临河收买，一派繁忙景象。有人如此描写道：“四五月间，乡人丝船排比而泊”。

南浔镇的丝行大体类似，也有大行、小行、小领头之分。小行又称“划庄”——“买之以饷大行”；小领头(俗称白拉主人)——“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南浔镇是湖丝最大的集散中心，丝行的主角自然是大行，因其销售对象与经营方式不同，而有京庄(京行)、广庄(广行)、经庄(经行)、乡庄(乡行)的分别。时人的诗句生动地反映了湖丝贸易的繁盛景况：

闾阎填噎驵侩忙，一榜大书丝经行。

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

所谓“京广庄”，就是南浔镇势力最为雄厚的丝行——京庄、广庄。京庄也称京行，专门供应苏杭两地织造局(官办机构)所需上等湖丝，织成绸缎后解送京师，供皇宫消费。广庄也称广行，专门接待广东客商，又称客行，经由广东客商之手出口海外。经庄也称经行，专门收购织造绸缎的经丝(区别于纬丝)，又细分为专售苏州客商的“苏经”，以及专售广东客商的“广经”。丝行是南浔镇无可匹敌的经济支柱，当地人说“镇人大半衣食于此”，可以推论，南浔镇以丝行谋生者占全镇人口一半以上，由此可见，丝行在南浔镇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盛泽镇作为绫绸集散中心，牙行中的龙头老大非绸行莫属，镇上财大气粗的绸行比比皆是。明末苏州人冯梦龙笔下的盛泽热闹非凡：“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这虽是小说家言，却并非虚构，盛泽镇的绸丝牙行有数百家，确是不争的事实。新编《吴江县志》记载：在绫绸业鼎盛时期，盛泽镇的绸行多达百余家，丝行有近百家，领投(或曰领头)有近两百家，绸、丝、领三行共计四百多家，构成盛泽镇的经济支柱。盛泽镇的绸行不仅要收购四乡生产的绫绸，而且要收购整个吴江县各地所产的绫绸，由此集中向外输出。正如乾隆《吴江县志》所说：“吴绫见称往昔。今郡属惟吴江有之，邑西南境多业此……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既然是“天下衣被多赖之”，就意味着这个绫绸集散中心必然万商云集，如果没有数量众多的绸行，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盛泽镇的经济状况取决于“商客之盛衰”，换句话说，取决于绸行生意之盛衰，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

丝绸业市镇的丝、绸行销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在这个流通过程中，各地客商以及由他们结成的商帮，功不可没。当然商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逐利，在他们眼里，精美绝伦的蚕丝和丝织品可以为他们带来巨额利润，因而把丝绸业市镇视为财富之渊薮，前仆后继，纷至沓来，致使丝绸业市镇富商大贾云集。那副俗不可耐的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用在这里，倒是很贴切的。

从清初的地方志可知，以出产濮绸而闻名的濮院镇，“万家烟火，民多织作绸绢为生，为都省商贾往来之会”；“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麕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说一年的贸易额高达白银数十万两，这个估计看来过于保守，清初人说，濮院镇“日出万绸”，一天的成交量是一万匹。根据方志资料，绸的价格按照轻重而定，康熙时，绸每两值银一钱。一匹绸的重量不等，重的十六七两，轻的二三两，姑以每匹十两计，每匹绸的价格为白银一两，一万匹的价格是白银一万两，全年的贸易额必定超过白银一百万两无疑。何况沈廷瑞《东畲杂记》说：“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由此可以推论，濮院镇全年贸易额当在白银数百万两左右。客商购买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南浔镇的湖丝贸易也是如此。温丰《南浔丝市行》记载“一日贸易数万金”，如果以康熙时绫绸价每两值银一钱计，一天的贸易额达白银数万两。湖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以每天贸易额数万两计，整个旺季的贸易额大概在白银五百万两左右。这一估计可以得到印证。根据《南浔镇志》记载“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十万包湖丝的售价约为白银一千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明清之际南浔镇“一日贸易数万金”，并非夸张之词。

从上述两个典型事例，已经可以看到各地客商在丝绸业市镇的购买力，令人叹为观止。这类富商巨贾的经营方式，当然不会停留在一般行商的水平上，他们凭借巨额资金以及长年累月的经营，都在各个市镇建立了营业据点，不少人从行商转化为坐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陆续设立了长期性的商务公共机构——会馆、公所。这里所说的会馆，主要是指商人会馆，它是一种地缘性的组织，俗称同乡会馆，在某一地区经商的同乡商人的公共空间，在同乡互助的职能之外，兼具商业协调的功能。公所则是一种业缘性的组织，即依照行业划分的同业公所，与后世出现的同业公会有着渊源关系。会馆、公所的建立，成为当地工商业发达，市场经济繁荣的一个显著标志。

3. “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由于各地市场对于太湖周边地区生产的精美绝伦的丝绸的需求与日俱增，小规模的农家个体生产难以在数量与质量上有所突破，于是在丝绸业市镇上出现了一雇佣劳动为特征的手工作坊——机坊。乾隆《吴江县志》谈到绫绸业发展状况时指出：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土人(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可见“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在明中叶已经出现，但规模如何，不得而知，只能从后世的记载加以推论。乾隆《盛湖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盛泽镇受雇于机坊的雇佣劳动者——佣织及曳花——数量达数千人之多，可见机坊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与机坊配套的练坊(一作炼坊)、染坊、踹坊、轴坊也有大批雇佣劳动者，数量也相当之多。清人说：“(盛泽镇)凡练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由此向前追溯，晚明时“有力者雇人织挽”，绝非个别现象，是可以断定的。

与盛泽镇比邻的黄溪市，“雇人织挽”也蔚然成风，不仅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而且形成了固定的劳动力市场，有一技之长的机工，每天清晨“立长春、泰安二桥，以待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生意繁忙时，机户为了招徕机工，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佣工“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到了生意萧条时，机坊减少雇工，劳动力过剩，那些“无人雇织”者，往往衣食无着，“沿途求乞以为常”。显然这些“佣织”虽有一技之长，却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可以看作近代城市无产者的先辈，他们的出现，或许标志着江南市镇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这种新现象是有典型意义的。吴江县的“走桥”、“找做”，在长洲县称为“唤找”。康熙《长洲县志》的一则资料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情况，极有价值：

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若机房(即机坊)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情况表明，在丝绸行业中，明清之际已经普遍使用雇佣劳动，由此而产生出颇具规模的劳动力市场。这种前所未见的社会经济现象，透露出丝绸业市镇的勃勃生机。

这并非苏州府独有的现象，嘉兴府也有类似情况。介于秀水县、桐乡县、嘉兴县之间的濮院镇，织绸业有着悠久历史，出产的濮绸闻名遐迩。镇上拥有较多织机与资本的机坊，在生产旺季，临事雇佣工匠，都可以求助于镇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所在的镇北太平巷，并非主干道，却与北大有街、北廊棚等商业街连接，方便的交通条件使它成为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待雇的集结地点，久而久之形成一个劳动力市场。当地人这样描述道：“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拽工(即曳工)，每晨集此以待雇。”《濮院琐志》写得更为具体，一则是：

机杼为阖镇恒产，男妇藉此养育者累累皆是。计其名，有络丝，有织工，有挽工(拽工)，有牵经，有刷边，有运经，有扎扣，有接头，又有接收，有收绸，有看庄。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生平足不出巷，目不见外事，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焉。

另一则是：

织工、拽花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来雇者一见了然，谓之“巷上”。

每天早晨，织工、拽工站立于太平巷左右两侧，等待雇主招募，习以为常，除了这些织工、拽工，其他雇佣劳动者的名目还有不少，例如练坊雇佣的“练手”——“每坊佣者数十人，名曰练手”。此外还有“典当司柜，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宁波人；镊工，半句容人；银匠，多绍兴人；漆工，多江西人”。

机坊还把生丝交给农家妇女加工，称为络丝。关于“络丝”，《濮院琐志》说：“妇女多工络丝，每一两给钱三文，近则倍之，一日所获，可以自给。”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雇佣劳动，按照络丝数量的多少支付工钱(由一两三文增至一两六文)，妇女一天劳动所得可以养活自己。与络丝相衔接的牵经、刷边、运经，都需要雇工操作。机坊不仅对于丝的整理极其讲究，而且考究绸缎的花样。在织机花楼上的拽工(曳花儿)的操作都有板有眼：“机上有木架，谓之花楼，拽工坐其上。花样另有样本，业是者以世相传，需用时，向其家赁之。拽者随其样，两手扯拽，令开其丝，梭跳越而过，则丝浮而亮，凑合成花，无不毕肖。”分工如此细密，如此专业，无怪乎太湖周边市镇的丝绸巧夺天工，广受青睐。

综上所述，人们不难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的盛况，为全球化贸易中的“丝—银对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全汉昇说得好：“中国的丝绸工业俱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最为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绸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