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

1. 乌泥泾与黄道婆

印度河流域的棉花，最早由陆路与海路传入中国，然而长期停留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对中原地区并无影响。真正传入中原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在宋代以后。元代以降，这方面的记载日渐增多，反映了棉花种植的推广，成效十分明显。这就不能不提到乌泥泾镇与黄道婆。

乌泥泾镇，位于上海县城西南二十六里，其遗址在今华泾镇北、长桥镇南，龙华乡东湾村一带。它得名于一条流向黄浦(今名黄浦江)的河流——乌泥泾，兴起于宋代，是松江府上海县一个古老市镇。然而大自然对乌泥泾镇并不特别慷慨，那里土地贫瘠，要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并不容易。于是乡民另谋生路，从闽广一带引进棉花种子，广为栽培，因而乌泥泾畔成了松江府境内最早栽种棉花的地区。这是有文献为证的：

闽广多种木棉，纺纱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

木棉，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植之。

(上海)邑产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

如果把松江府看作“衣被天下”的棉纺织业中心，那么乌泥泾镇就是这个中心的策源地。

这一切又和黄道婆密切相关。乌泥泾人黄道婆早年流落到海南岛崖州，学习了当地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于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返回故里乌泥泾，带回了当地的棉纺织技术，正如陶宗仪所说，她教农家妇女“仿造扞、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成果是十分明显的。当地人王逢回顾道：“(黄道婆)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以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所谓“崖州被”就是海南岛崖州的一种特色花布，黄道婆教乌泥泾人仿造这种特色花布，花色艳丽，成为远近闻名的畅销产品。这里生产的棉布除了“崖州被”以外，见诸文献的还有“番布”。正德《松江府志》特地在“番布”条下注明“出乌泥泾”，还说：“其后，三纱布滋为象眼、绫纹、云朵、膝襕、胸背等样，盖出于此。”意思是说，此后松江棉布的各种品种，都是由“番布”演化而来的，可见乌泥泾对于松江以及江南棉纺织业的兴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郑光祖说，黄道婆“以广中治木棉之法，教当地轧弹纺织，久之，三百里内外悉司其事。”明白无误地指出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由乌泥泾镇向三百里内外的传播幅度。吴伟业则进一步指出这种传播的具体路径：“(棉花)自上海、嘉定以延及吾州，冈迹高仰，合于土宜。”

从乌泥泾起步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境内农业经济和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谷种植，即所谓“棉作压倒稻作”，出现了“棉七稻三”乃至“棉九稻一”的格局。另一方面，棉花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衣食全赖此”。无怪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要称之为“棉花革命”。

棉纺织技术的不断完善，不但带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棉花种植的推广，从松江府各县到苏州府所属的嘉定、太仓、常熟等地，都是“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的地区。明初上海县人顾彧《竹枝词》唱道：

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

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花。

明中叶以降，棉花种植逐渐由冈身以东向冈身以西推移，有松江府向北向西向南推移，种植棉花从事棉纺织业的地区不断扩大。不妨略举数例于下：

昆山一带，“多种木棉，土人专业纺织”，最为奇特的是，男子从事纺织，正如地方志所说：“至于麻缕机织之事，则男子素习焉，妇人或不如也。”

嘉定一带，“棉花通邑栽之，以资纺织”，“邑之民业，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

海盐县一带，“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

平湖县北三十里新带地区，“饶鱼米花布之属”；县东北二十七里灵溪地区，“产细布，人争市之”。

于是，农家经营出现了新变化。嘉靖时期松江人徐献忠在《布赋序》中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以万计，以织助耕。”这种“以织助耕”已经迥然不同于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模式，而是商品化经营，市场色彩十分浓厚。

首先，农家所种棉花并非用于自己消费，而是作为商品抛入市场，因而棉花市场遍布于各个市镇。每当秋季棉花上市之际，棉花牙行大量收购棉农出售的棉花，然后转销给外来地客商，棉花交易十分兴隆。嘉定县的新泾镇就是一个棉花交易中心。万历《嘉定县志》、康熙《嘉定县志》都说“嘉(定)土沙瘠，宜木棉，不宜禾(指水稻)，而禾与木棉必相间种植，一年种稻，方可三年种棉”； “春作悉以栽(棉)花为本业”，“(棉)花财入筐，即为远贾所贩”，“民之公私皆赖焉”。

太仓的鹤王市也是一个声名远扬的棉花交易市场。每年秋收后远商挟带巨资前来收购，因而“市廛阗溢”，“市之沃饶甲于境内”。鹤王市棉花色泽纤维均佳，深受福建、广东客商欢迎，“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销路很好，因此“每年航海来市，无虑数十万金”。小小的鹤王市，每年棉花的外销量价值白银数十万两，足见商品化程度之高。

棉花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其价格随各种因素而波动，明末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记录了从天启元年(1621)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棉花价格，极端最高价格每担卖到白银九两，极端最低价格每担仅值白银五钱至六钱，通常价格每担值银三四两，较低价格每担值银一二两。棉农经济收益受市场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农家纺纱、织布的商品化、市场化。常见的一种经营方式，农家“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不仅金山卫如此，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正德《松江府志》说：“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里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天启《海盐县图经》所说大体相同：

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木棉以归，仍治而纺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

2.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崇祯《松江府志》在写到当地的棉纺织业时说“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并且引用张世美《织布词》加以映衬：

当窗织，急生计，口食相关殆非细。

泖上有田岁不熟，日资一匹聊接济。

这就为徐献忠《布赋序》所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做了注释。正是这样的勤奋，营造了“衣被天下”的辉煌。正德《松江府志》有一段极为经典的话语，颇为脍炙人口，成为学者们引用率极高的文献：

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前志云：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要之，吾乡所出，皆出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值得注意的是，松江出产的优质棉布，诸如精线绫、三梭布、尤墩布、飞花布、稀布、标布等，都是农家织机上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农家的商品化手工业为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名噪一时的棉布精品，连苏州、杭州都望尘莫及。当然，与松江府毗邻的苏州府所属各县也并不逊色，正如正德《姑苏志》所说：“木棉布，诸县皆有之，而嘉定、常熟为盛。”嘉定县所产棉布在苏州府首屈一指，吸引各地商人前来批量购买，万历《嘉定县志》这样描述道：“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这就是说，嘉定棉布近销杭州、徽州、山东，远销北京、辽东、山西、陕西，也是“衣被天下”的。

乾隆时代上海县诸生褚华，“生平留意经济、名物、海隅轶事”，对于松江上海一带农家的棉业经营，仔细观察与详细记载，涉及种棉、卖花、轧花、纺纱、浆纱、织布、染布、踹布、卖布等环节。乡人卖布于牙行，牙行转售于布商。褚华的六世祖开设牙行，招徕布商。他写道：

明季，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住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成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至国初(清初)犹然。

苏州府的嘉定、常熟、昆山一带，情况大体相似。嘉定县钱门塘市可为一例。它的周边乡村出产一种“丁娘子布”，“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贩。自是，外冈各镇多仿之，遂俱称钱门塘布”。外冈镇也因此而兴盛，万历时“四方巨贾富驵，贸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促成了这一地区的市镇与乡村的普遍富裕。有一条资料颇值得注意，反映的是嘉定县诸翟镇的情况：

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

农家从事纺纱织布，一天的劳动所得，足以赡养八口之家，还有富余。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以前的江南农家的单一稻作经营，显然无法与此时的棉作经营相抗衡，也就是说，棉作经营的收益远远高于稻作经营，是毫无疑义的。王韬曾对种植棉花与种植水稻作过比较，结论是：“辛勤倍于禾稼，而利亦赢。”那意思是说，种棉花比种水稻辛苦，但获利超过水稻。这个结论可以进一步论证于下。

松江地区，棉花与水稻的亩产量，有高有低，为便于比较，各取一个中间值：棉花每亩可收一担(一百斤)，水稻每亩可收米二石(三百斤)。按照物价平稳年份的价格加以比较：棉花每担价银三两，米每石价银八钱，两石米价银一两六钱。由此可知，种植棉花的收益是种植水稻的将近两倍。这就是当地棉花种植得以迅速推广的深层原因。何况稻米除了作为口粮，只有出售；而棉花除了出售，还可以纺纱、织布，从深加工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农妇如果专门从事纺纱，扣除原料、成本，所获得的差价，即劳动报酬，足可养活自己。褚华谈到纺纱时说：“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地方志所说“里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出，无顷刻闲”，终于可以获得索解，原来纺纱可以养活自己。如果纺纱之后自己织布，那么收益更为可观。前面已经引用《紫堤村志》所说“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顾清《旁秋亭杂记》说，松江地区可以用棉布纳税，折算的标准是，细布一匹准米二石，粗布一匹准米一石。织布收益之高可见一斑。

这可以用另一种计算方法予以证实。清初一匹标布的价格是银二钱，农家妇女织布一匹，按棉三斤织布一匹计算，扣除原料成本银九分(以一百斤棉值银三两计算)，净余银一钱一分。当然，这必须自家另有人手纺纱、浆纱为支撑。如果织成十五匹布，其收益相当于一亩水稻田一熟的收益(二石米即一两六钱银子)。这是一种比较方法。还有一种比较方法，农村一般短工，“日给工食银五分”。即使以两名妇女一天织布一匹计算，其收益一钱一分银子，依然高于两个短工的工食银(一钱)。

这无疑是农家经营商品化、市场化所带来的新现象，也是棉作压倒稻作，家庭手工业收入超过纯农业收入的根本原因，“绫布二物，衣被天下”因此获得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根据吴承明的估计，明代后期江南棉布的输出量约为每年1 500—2 000万匹。范金民的估计是，明代后期松江府棉布年产量2 000万匹，松江以外地区棉布年产量500万匹，总计2 500万匹。李伯重的估计稍异于上述二人，他认为明代后期江南棉布年产量约为5 000万匹，需要170万农妇从事纺织，才能生产出如此数量的棉布。这些宏观分析数据略有差异，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但他们的共识是明显的：江南棉布集中生产于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出于农村妇女之手。这显然有助于对“绫布二物，衣被天下”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江南市镇经济的理解。

3.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色

棉布业市镇在长江三角洲市镇网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丝绸业市镇遥相呼应，构成本地区经济腾飞的双翼。它们为棉纺织个体生产者、手工作坊、经营棉花棉纱棉布的牙行以及外来客商，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成为各地市场的联系渠道，也是商品生产与交易中心。这些市镇主要集中于松江府、苏州府及其周边地区。从明代中叶起，它们就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和各地市场联成一体，源源不断地把本地区的优质产品输送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号称“衣被天下”是当之无愧的。它们大致可以分为棉花业市镇与棉布业市镇两大类。

棉花业市镇是以棉花交易为特色的市镇，首推新泾镇与鹤王市。

新泾镇。在嘉定县治东三里，因新泾这条河流而得名，又名澄桥镇，东西长一里。虽然不大，却是附近有名的棉花集散中心，《嘉定县志》说它“为棉花管履所集，顷年更盛”。每当棉花上市的季节，镇上牙行(俗称花行)纷纷忙于收购四乡农家出售的棉花，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羽为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抢攘之间，甚至亡失货物。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抢夺棉花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本地区出产的棉花质地精良，时常供不应求。

鹤王市。在太仓州治东北二十四里，原属昆山县，弘治十年划归太仓州。众所周知，“市”的规模小于“镇”，鹤王市也是如此，但地位并不低下，正如，《鹤市续志》所说：“鹤王市居全县中心，东滨大江，西达邑城，南控浏河，北抵沙溪，以形势言，实为水陆绾毂之要冲……乾嘉之际，人文蔚起，科第相望，循吏名儒辈出。”此地属于沙质土壤，适于种植棉花，所产棉花品质优良，纤维柔韧细白，只产于方圆十余里范围之内。当地人这样描述：“鹤市棉花，比之他乡柔韧而加白，每朵有朱砂斑一点，离市十数里即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增修鹤市志略》的编者按语这样写道：

棉自元世至近邑，崖州黄婆教扞弹纺织之法，而种以繁。邑高阜全恃植此。昔人所种出西番，衣被天下者也。

因此，鹤王市棉花成为优质棉花的代名词，各地商贩慕名前来采购，盛况空前。志称，杨林塘岸土沙埴得宜，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曰“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市，无虑数十万金。近市土厚田肥，为阖邑冠，故其民殷富，其俗淳厚。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径达，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矣。

《增修鹤市志略》刊刻于道光年间，但是这种盛况——闽广商人数十万两银子的采购规模，以及鹤王市富甲全太仓，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说，从明代一直延续至清代。乾隆《镇洋县志》说：“闽广人贩归其乡者，市题必曰‘太仓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看来，《增修鹤市志略》采用了《镇洋县志》的文字。从该志上下文推测，至迟晚明时已经如此兴旺了，这可以从太仓人吴伟业的著作中得到证实：“隆万中，闽商大至，(太仓)州赖以饶。”吴氏所说的“州赖以饶”，当然包括棉花的外销带来的巨额收益。

棉花交易并不限于上述两地，一些盛产棉布的市镇也有兴旺的棉花交易。例如七宝镇，《蒲溪小志》写道：“棉花，吾乡种此者十居六七。种有早、晚，色有紫、白，吾乡所种皆白色。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所谓“以供纺织，且资远贩”云云，是说当地所产棉花，除了供本地人纺纱织布以外，还大批远销外地。真如镇也是如此，所产棉花量多质优，“色有紫白，种有早晚，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月浦镇四乡地处沿江，多沙质土壤，出产优质棉花，尤以“紫花”(天然的紫色棉花)享誉市场。《月浦志》说：“棉花，有紫、白二种，月浦以此为大宗。”陈钧《月溪棹歌》说：“千家村里人喧闹，八月棉花满客航。”反映了棉花交易的兴旺景象。

外冈镇四乡地势高亢，盛产棉花，每当棉花上市时，“牙侩持灯而往，悬于荒郊要路，乘晦交易”。牙行(花行)挑灯收买棉花是一个普遍现象，杨光辅这样描写棉花交易：“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曰收花灯。”他的竹枝词写道：

淞南好，耕织不辞劳，刷布经车沿街走，收花灯竹插檐高，辛苦利如毛。

褚华笔下的棉花交易又是一番景象：“邑产者，另有行户，晨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交易焉。少者以篮盛之，多者以蒲包。”他所说的行户，即棉花牙行，是棉花交易的中介机构，农家必须罢棉花卖给牙行，然后由牙行转售给外来客商。这种棉花交易，贸易额非常巨大：“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从“楼船千百”、“布囊累累”可知，闽粤商人运走的棉花数量相当可观。

棉布业市镇多是松江府与苏州府一些规模宏大、商贾云集的市镇，以棉布生产与贸易为经济支柱，最引人注目的有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南翔镇、罗店镇、外冈镇、娄塘镇等。

朱泾镇。原属松江府华亭县，顺治十三年析置娄县后，划归娄县；雍正二年析置金山县后，划归金山县，乾隆二十五年成为金山县治。朱泾镇四乡生产棉花，农家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优于远近闻名的尤墩布。清人赵慎徽这样回顾朱泾镇棉布业的兴旺：

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

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

正如诗中所说，朱泾镇兴起于元代，逐渐成为一个人口万户的大镇，经济支柱就是棉布交易。赵慎徽自己为诗所作的注释，特别强调：“(朱泾镇)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所谓“标行”，是从事标布贸易的牙行；所谓“估客”，是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这些估客并非等闲之辈，个个携带巨额资金，叶梦珠《阅世编》的记载可以作为佐证：“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由于生意兴旺带来的繁荣昌盛，可以和运河沿线的商业城市临清相媲美，故而号称“小临清”。这种比喻并不夸张，只消看一下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便可略知一二：“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商贾悉从之。”所谓“布号”，是经营棉布贸易的牙行，朱泾、枫泾两镇有棉布牙行数百家之多，镇上棉布交易规模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布行财大气粗，还兼营染坊、踹坊，加工棉布，营业额相当可观，由此带动了各行各业的繁荣，使得朱泾镇成为富庶的工商业中心：“商舶鳞集，群倡杂处其间”。

枫泾镇。介于松江、嘉兴两府之间，北半部属于华亭县(后划归娄县)，南半部属于嘉善县。四乡农家多植棉且精于纺织，镇上从事棉布交易的布号(布行)鳞次栉比，数以百计，还有众多的染坊、踹坊，是一个棉布贸易、加工中心。《枫泾小志》说：“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布号)，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可见明清之际当地棉布业的繁盛程度。四乡农家生产的棉布，有大布、小布两种(大布以四丈为一匹，小布以二丈二尺为一匹)，农家普遍以植棉、纺纱、织布为主业。大量棉花、棉纱、棉布都拿到镇上出售，促使镇上商号生意持续兴隆。沈蓉城《枫泾竹枝词》写道：

贸易隆盛百货全，包家桥口集人烟。

男携白布来中市，女挈黄花向务前。

如果没有注释，今人很难明白其中的意思，幸好沈蓉城自己做了注释：“隆昌桥又名务前桥，在包家桥北，元设白牛务于此。棉花晚收者为霜花，色多黄。”隆昌桥又名秀兴桥，与包家桥都在镇南部的中市(镇中心)，是商业繁华之区，农家和布号、纱庄的交易，大多在此进行。新编《枫泾镇志》说：“明清两代，土布业兴旺，商贾汇集，市场繁荣。土布庄(店)就有两百余家，年购销量达两百多万匹(每匹约6—7米)。”这种盛况从明代后期一直持续一两百年。清初当地人如此描绘枫泾镇：“物阜民殷，巨贾辐辏，称邑都会。”晚清人则声称此地的繁华数百年一以贯之：“市廛辐辏，烟户繁盛，农工商各安其业……虽区宇只此一隅，而灵秀钟聚，不逊通都大邑，又地为水陆所凑，商贾骈集，田野沃饶，民务勤俭，户号殷富，数百年来未之变也。”枫泾镇数百年的繁华，与棉布业的持续兴旺密切相关。

七宝镇。松江府上海县的七宝镇，既是一个棉业市镇，也是一个布业市镇。《蒲溪小志》说：“俗务纺织，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归，来旦复抱布出。织者率日成一匹，其精敏者日可二匹。田家收获，输官偿租外，未卒岁而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以出。”这条资料最值得关注的是，“织者率日成一匹”一句，其中既有技术熟练的因素，又有夜以继日的勤奋因素。“日成一匹”并非夸张之词，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也有类似的记载：“织布者皆女工，日可得布一匹。亦有极一日半夜之功，得布两匹者，然亦仅见。”《蒲溪小志》又说：“布之属，有标、扣、稀三种。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暮成布匹，晨易钱米，以资日用。”七宝镇四乡农家生产标布、扣布、稀布，扣布又名小布，密而狭；稀布疏而阔，阔一尺二寸，长二丈二尺。当时人说，“龙华稀、七宝稀最驰名”；“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七宝尖名目”。可见七宝镇的棉布是颇为精致的。

朱家角镇。位于青浦县治西十二里的朱家角镇，万历年间已经号称“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是松江府境内与朱泾镇、枫泾镇并驾齐驱的棉布贸易中心，其商业繁华程度或许超过了朱泾与枫泾，因此当地人说“两泾不及珠街阁”。所谓“两泾”即为朱泾镇、枫泾镇，珠街阁乃朱家角镇的雅称，“两泾不及珠街阁”，或许有当地人的自夸成分，却并不失真，从地方志的记载就可获得证明。崇祯《松江府志》说：“朱家角镇，商贾辐辏，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为今巨镇。”所谓“标客”，就是从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镇东的明记场是标客集散之地，正如朱家角镇志《珠里小志》所说：“明记场，在东市报安桥侧。康熙时，朱家角镇商贾贸易骈集，东市明记场，茶场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今仅存茅屋数椽，瓜田廿亩。”东市报安桥一带，是各地布商交易歇脚的场所，茶楼酒肆林立，从晚明到清代前期，一直十分繁荣(嘉庆年间逐渐衰落)。朱家角镇的物产，除了稻米，首推棉布。这里所产的棉布有刷经、拍浆的区分，前者缜密，后者细软；又有大号、小号之别，大号阔九寸五分，长十九尺，小号阔八寸三分，长十八尺；又有“本色布”、“青蓝布”与“杜织稀”的区分。本色布由南翔、苏州两处布商收买；青蓝布由布商贩往崇明、南北二沙；杜织稀(稀布)多销往本乡。

南翔镇。嘉定县的棉纺织业非常发达，所产紫花布、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诸暨布等，都是畅销品。所谓药斑布是一种染色布，工艺精致：“以布抹灰药染青，俟其干去之，则青白相间，有楼台、人物、花鸟之形，为帐幕衿帨颇佳。”所谓棋花布是另一类型的色布，与药斑布不同，并非织成布以后再染色，而是用染成青色的棉纱与白色棉纱间织而成，引花纹如同棋盘，故名棋花布。这些精品棉布深受各地市场欢迎，正如万历《嘉定县志》所说：“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棉布的集散中心就在位于嘉定县治南二十四里的南翔镇。南翔镇历史悠久，宋元时已成巨镇，明代更趋鼎盛。它的四乡农村生产优质棉花，“萁短花繁”，每斤可收花衣(皮棉)六七两，用此种棉花纺纱织布，俱成精品。农家精于纺织，所产棉布有浆纱、刷线两种。刷线布又名扣布，是行销远近的名品，《南翔镇志》如此描述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镇上的布商字号大多由徽州商人经营，他们收购各色棉布，贩运到江淮、临清等地。南翔镇出产的棉布品质“甲一邑”，棉布营业额在嘉定一县之中遥遥领先，另两个棉布业市镇——娄塘镇、纪王镇望尘莫及，故有“银南翔”之称，仅次于比邻的罗店镇(号称“金罗店”)。

罗店镇。原属嘉定县，雍正三年(1725)析置宝山县后，划归宝山县。四乡盛产棉花，有“金底”者，每斤可收花衣六七两；另有紫棉(俗称紫花)，呈天然紫色，是织“紫花布”的原料。棉花是农田主要作物，也是农家主要经济来源，当地人说：“罗店四乡，土产稻三棉七，农民生计惟赖木棉”：“种田之暇，惟以纱为布”；“妇女昼夜纺织，公私诸费皆赖之”。所产套布、泗泾布、紫花布、斜纹布、棋花布远近闻名。镇上经营棉花、棉布的牙行(花行、布行)林立，成为全镇的经济支柱，故有“金罗店”的美誉。明代前期罗店镇已经位居嘉定县七大市镇之首，万历年间发展成为著名的工商业中心，《罗店镇志》说：“罗店素称饶富，有金罗店、银南翔之名。”这是因为，从万历到康熙年间，罗店镇作为棉布贸易中心，吸引了大批徽州商人，生意兴隆，堪与邻近的南翔镇相媲美。罗店镇的兴起晚于南翔镇，后来居上，逐渐在总体经济水平上超过了南翔镇，所以人们称为金罗店、银南翔。到清末时，罗店镇的大小店铺总计有六七百家，南翔镇稍显逊色。《宝山县续志》说：“罗店市镇最巨，为全邑冠……其地东贯练祁(河)，输运灵便，百货骈集，故虽处腹里，而贸易繁盛，综计大小店铺六七百家……市街凡东西三里，南北二里，以亭前街、塘西街最为热闹，次则塘东街、横街等。乡民上市，每日三次。物产以棉花、棉布为大宗。”其实，清末时的罗店镇已经趋向衰微，依然是庞然大物，由此可以推知，鼎盛时期的规模更加可观。

外冈镇。隶属于嘉定县的外冈镇，以出产优质棉布闻名遐迩，万历以来，外冈布名闻遐迩，成为徽商争购的佳品。崇祯《外冈志》说：“神宗初年，民渐稠密，俗称繁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焉。”又说：“惟外冈布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其中紫花布尤佳，比其他布价贵一倍。而浆纱布、飞花布堪称绝品，“纱必匀细，工必精良，价逾常布”。布商众口一词：“外冈之布，名曰冈尖，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故苏郡布商在镇开庄收买。”

娄塘镇。僻处嘉定县北一隅的娄塘镇，四乡农家“习花、布以营生”，“比户缉纺缫之具，连村机轧之声。浆纱(布)行于本境，刷线(布)达于京师”。因而在明清之际享有“花布码头”的美誉。康熙二十四年(1685)立于镇上的一块石碑记载了它往昔的荣光：“窃本邑娄塘一镇，虽系弹丸，而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余，装载船只，动以百计。”该镇所产斜纹布特别有名，誉为“女红之巧制”：“经直纬错，织成水纹胜子，望之如绒”，“土人筐而饷客，莫不诧异绝伦”。药斑布也很畅销，“青白文稠，花鸟人物，错采纠缪，虽非佳品，辄得贵酬”。

4. 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1) “土人专业纺织”。所谓“专业纺织”，意味着农家已经成为纺织专业户，这些农家把纺纱织布当作自家的主业，亦即经济收益的主要来源。明末嘉定人张鸿磐在写给朝廷的奏疏《请照旧永折疏》中，希望政府在征收赋税时不必征收实物(粮食)，可以征收折色(货币)。他申述的理由是：嘉定“地不产米，水不通漕”，“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舟楫不通，粮艘莫集，百里担负，辗转折阅。籴之，则嘉定一石比旁县之二石；兑之，则嘉定二石不及旁县之一石。”张氏的本意是谈赋税问题，从中透露出嘉定县棉布业市镇周围农村的普遍状况是“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这是和传统经济结构截然不同的。以往人们所说的农民家庭副业，本意是“以织助耕”，即以纺织的收益弥补农耕收益的不足，显然是“耕”为主，“织”为副。但是在棉布业市镇的四乡，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先的副业上升为主业，它的标志就是“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地方志所说：“多种木棉，土人专业纺织”，“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就是这个意思。诸如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例如徐献忠《布赋序》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然其为生甚疲苦，非若他郡邑蚕缫枲丝之业，力少而利倍者，可同语也。”专业纺织之家虽然辛苦，也不如丝织业的“力少而利倍”，但毕竟“农氓之困藉以稍济”，是不争的事实。《真如里志》说：“比户织作，昼夜不辍，暮成布匹，晨易钱米，以资日用。”《蒲溪小志》也说：“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暮成布匹，晨易钱米，以资日用。”

这种变化带来的显著效益，便是农村与市镇的逐渐富庶。《紫堤村志》追忆先前棉布业繁荣时的状况时说：“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布行)，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贫民依赖纺纱织布的收入，赡养一家八口，还有结余。农家的这种经营方式是一大进步，长江三角洲农村之所以富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种变化还带来了社会风气的新气象，家家户户都把纺纱织布当作一项事业，不仅农家如此，甚至连城市中的士大夫之家也是如此，卷入纺织，向市场谋利。万历时的于慎行说：“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绩，与市为贾。”于慎行言简意赅地揭示了这一地区的新气象，一是“以织作为业”；二是“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甚至堂堂内阁首辅徐阶家族也“以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卷入市场的商业浪潮之中。这一地区富庶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2) “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外地客商，主要是徽州商人、晋陕商人、闽粤商人等，挟带巨额资金，前来收购棉纺织品，带动了市场的活跃，是棉布业市镇日趋繁荣的经济动力。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的一段文字写得最为深刻：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三林塘者为最，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明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

这里所说的“标客”，是指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他们充斥于各棉布业市镇，从“明季多标行”的朱泾镇，到“京省标客往来不绝”的朱家角镇，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身带数万两至数十万两白银，运销的数量相当于数十万匹至数百万匹之间，由此可见，晚明时棉布业市镇每日集散的棉布数量之大，镇上牙行(布行、布庄)的贸易组织功能之强大。

一些外来地富商巨贾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陆续在市镇开设经营机构——棉布字号，亦即布号、布庄，直接插手棉布交易，例如：“苏郡布商多在(外冈)镇开庄收买”；“布商字号俱在(南翔)镇，鉴择尤精”；“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

(3) 牙行与行霸。棉布业市镇的经济中枢，毫无疑问是牙行。它操纵市镇经济的运行：“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贫民持物入市，不许私自交易，横主索值，肆意勒索，名曰佣钱”，举凡“花(棉花)、布、柴、米、纱、穄(谷物)，下及粪田之属(肥料)，皆有牙行，类皆领帖开张”。

棉布业市镇上最有财有势的牙行，首推布行，有的称为“花纱布行”，操纵棉花、棉纱、棉布的交易。一种方式是各省布商先发定金给布行(布庄)，分批收布；另一种方式是布商挟带资金到市镇直接向布行(布庄)购买现货。褚华《木棉谱》说，它的六世祖在明代就是专门接待陕西、山西商人的布行老板，此公很会经商，“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成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牙行的实力非同小可。

牙行凭借势要之家撑腰，以及自己的经济实力，常常成为地方一霸，俗称“行霸”。花行、布行、柴行、米行、猪行，都有行霸。既然称为行霸，意味着不按市场规则办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欺行霸市。手段之一是擅自抬高或压低价格，牟取暴利；手段之二是各种名目的敲诈勒索：“擅取用钱，卖者买者各有抑勒，曰内外用”。此类行霸各个市镇都有。康熙《嘉定县志》说：“市镇之为民害有二，一曰行霸。私立牙行，高低物价，擅取用钱，买者卖者各有除勒，名曰内用、外用。结连光棍，邀人货物，卖布者夺其布，贸花者夺其花，乡人不得自由。”

这里所说的“结连光棍，邀人货物”，指的是行霸雇佣市井无赖欺行霸市的行径，俗称“打降”、“白拉”。

崇祯《太仓州志》说：“旧时棍徒赤手私立牙行，曰行霸。贫民持物入市，如花、米、布、麦之类，不许私自交易，横主价值，肆意勒索，曰用钱。今则离市镇几里外，令群不逞要诸路，曰白赖。乡人持物，不论货卖与否，辄攫去，曰：‘至某店领价’。乡民且奈何，则随往。有候至日暮半价者，有徒呼哭归者，有饥馁嗟怨被殴伤者。”

《南翔镇志》说：“市井恶少无赖所谓打降、白拉者，是处有之，南翔为甚。白拉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村氓入市，邀夺货物。或私开牙行，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资不止。此等恶习，最为民害。”

白拉即白赖，打降即打行，在吴语方言中，“拉”与“赖”、“降”与“行”同音，因而在地方志中白拉与白赖、打降与打行是一个意思，都是行霸指使流氓无赖，用各种手段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这种现象兴起于万历年间的苏州府各市镇，逐渐蔓延于松江府各市镇，明末清初愈演愈烈。

牙行原本是市场运行不可或缺的一环，出现了行霸，使得牙行的劣根性恶性膨胀。因而牙行成为市镇上新兴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混合物，带有自相矛盾的两重性：一方面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藉以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手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只要市场继续繁荣，购销两旺，这类现象便不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屡次勒石严禁，却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

(4) 品牌与商标。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业蓬勃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声誉鹊起，逐渐形成若干优质品牌。正德《松江府志》所说的“天下第一”的品牌有：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等。崇祯《松江府志》所说的“尤尚精敏”的品牌有：三梭布、云布、标布、官布、飞花布、织花绒布、尤墩布、紫花布等。所谓“官布”，又称“红纱官布”，以两端织红纱为标记，一匹布折二石米，折纳赋税，足见此种布匹之精良。所谓“三梭布”，又称三纱布，幅宽三尺余，质地紧密。成化年间松江人把它送给京城达官贵人，流闻禁廷，于是大量仿造，织成赭黄、大红、真紫等色。所谓“云布”，是以蚕丝为经，棉纱为纬织成，又称“丝布”，其精品美如花绒，花纹如织锦，素者极为淡雅。所谓“飞花布”，又称“丁娘子布”，纱极细，光洁如银。民间相传，丁娘子是明代松江有名的织布能手，家住华亭县东门外，她不仅善于织布，而且擅长弹棉，弹棉技术熟练，花皆飞起，用来织布，极为轻软，故而称为飞花布。明代松江贡布，以丁娘子布为首选，大多供宫廷制作衬衣，轻软保暖。这些都是著名品牌。

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假冒品牌与商标，牟取暴利。毫无疑问，这是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产物，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可惜文献记载缺漏，只能从碑刻资料中略窥一二。

顺治十六年(1659)四月立于松江知府衙门的《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揭露了牙行奸商(即所谓奸牙)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作出裁决，在衙门口刻石立碑公示。从这个碑文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假冒松江棉布品牌、商标之风，由来已久，泛滥成灾，布商字号与奸牙之间的诉讼纠纷不断，从明末延续到清初，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因此布商恳请官府明断，永禁假冒。官府接受了这一请求，勒石刻碑，碑文劈头就说：“苏松两府遵奉抚院宪禁明文，江南松江府为假号横行等事。本月二十九日，准苏州府关文开：奉钦差巡抚江宁等处都御史张批。据金三阳呈，奸牙沈青臣假冒三阳号记，私刊刷印缘由。奉批：苏州府立提，限三日连人解报。”

第二，当时各地布商前往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苏州购买松江优质棉布，已有明确的品牌、商标意识，即碑文所说“商贾贸易布匹，惟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

第三，经营棉布的字号，也都在布匹上印刷自己的品牌商标，即碑文所说“各照本记字号印刷贸易”，奸牙沈青臣假冒“三阳号记”，“私刻印刷”。

第四，当时江宁巡抚、苏州知府、松江知府等地方行政当局，态度鲜明地保护优质棉布品牌商标，严禁假冒，碑文声明：“金三阳字号历年已久，乃沈青臣勾同别商，射利假冒，奸徒伎俩”；“何物奸牙沈青臣，敢于垄断居奇，私翻摹刻，以伪乱真，丑布射利”。由此可见，假冒品牌商标的沈青臣，与别的奸商合谋，在劣质棉布上，印上“私翻摹刻”的松江金三阳品牌商标，以假乱真，牟取暴利。官府判定，这是“奸徒伎俩”，应予严禁。

第五，碑文重申：“自禁之后，各照本记字号印刷贸易，不许仍前构通混冒，致起衅端”；“众商各立号记，上供朝廷之取办，下便关津之稽查，取信远商，历年已久，向有定例，不容混冒”。以后再有假冒品牌商标者，必将严惩不贷，原因在于，不仅“起衅生端”，而且“上误国课，下病商民”，一旦发现，“许即指名报府，以凭立拿究解抚院，正法施行，决不轻贷”。

然而，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旺盛，利润可观，一些奸牙仍然以身试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假冒松江品牌商标，非法牟利。顺治十六年(1659)立碑严禁之后，依然故我，康熙四十二年(1703)再次立碑重申禁令。这从反面表明，以前的禁令并无成效。到了乾隆元年(1736)第三次立碑严禁，说明假冒品牌商标之风愈演愈烈。所以官府要在松江知府衙门立碑重申：“国朝定鼎以来，历奉督抚各宪批饬，勒石永禁，苏松两府字号布记，不许假冒雷同，著有成案。今因法久渐弛，苏郡又有布商窃冒字号招牌，呈请藩院饬禁。”

这一切，正是晚明形成的陋习在清代的延续。由此也可以看到，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松一带，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工商业者的品牌商标意识已日趋高涨，而唯利是图的无良商人假冒品牌商标的勾当，也屡禁不绝。

看来，松江棉布“衣被天下”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令人感慨唏嘘的是，数百年后的当今，市场经济所遭遇的假冒品牌商标之风，在明清之际的苏州早已出现。我们是要批评那时呢，还是要抨击当今？

5. “土布出洋”一瞥

江南市镇出产的棉布号称“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它不仅运销全国，而且还出口海外，故而称为“土布出洋”。

据汪敬虞研究，中国棉布远销南洋群岛，在16世纪后期有了历史文献的记载，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出口望加锡和交趾支那。与此同时，从澳门开往日本的商船也有同样的记录。1600年左右，从澳门开往长崎的葡萄牙商船，载有3 000匹中国手工织造的棉布。其实，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筹海图编》早已有中国棉布出口日本的记录，该书说，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第一位的是生丝，第二位的是丝棉，第三位的是棉布，书中如此描写日本：“布，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据严中平研究，1580—1590年代，中国商人运往菲律宾马尼拉的商品中，棉布仅次于生丝与绸缎，居于第三位。中国的土布很快就成为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1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发现，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次年这位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运回国内，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经成为菲律宾销路最大的中国商品。不仅如此，中国棉布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纪末，中国棉布在墨西哥市场上挤占了西班牙货。有的文献说，因为中国棉布价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

这些情况表明，晚明时代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而这种价廉物美的棉布主要来自江南。

此后，江南棉布的出口贸易日趋兴旺，全汉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对此有精深的研究，他这样写道：

早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Nankeen)”。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也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足见“南京棉布”已在欧洲享有盛誉。精确地说，既然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的棉布，理应叫做“上海棉布”或者“松江棉布”，才比较名副其实。不管叫什么，江南棉布在海外风行一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嘉定县、宝山县出产的紫花布，尤其成为欧洲的畅销货，用它制成长裤，流行于19世纪初的法国。这种紫花布裤子，也是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当年进口的中国棉布。

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的“土布出洋”的辉煌景象。透过这种辉煌，人们看到了明清时期江南棉纺织业以及棉布业市镇盛极一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