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1. 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近世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北方两次移民高潮，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与经济成长。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局面，刺激了区域经济进一步开发，南唐、吴越尤为显著，太湖流域农业生产得到长足进步，正如《宋史·范祖禹传》所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而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又是“国家根本”的根本，陆游《常州奔牛闸记》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宋朝时出现的“苏湖熟，天下足”的现象，似乎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范成大《吴郡志》就有和陆游一样的说法；高斯得《宁国府劝农文》说得更为深刻，他在分析两浙路的水稻高产区时说：“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高斯得强调的是“人力之尽”，即精耕细作，高度集约化经营，显然和人口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珀金斯(Dwight H.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采用英国人类学家埃斯特·博塞勒普(Ester Boserup)所总结的一个模式：人口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主要动力。从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经济，就是一个由于人口因素而集约化的例证。他认为，人口增长是传统农业从粗放到集约化的动力，人口增长决定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于江南地区，为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南宋政府为了维持与北方政权的对峙局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劝农政策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大批农书、劝农文陆续刊印，陈旉《农书》与楼寿《耕织图诗》的流行，决非偶然。在这种情况下，“苏湖熟，天下足”的形成，便不足为奇了。

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先曾经以天下粮仓闻名的苏州、湖州及其周边地区，由于商品经济高度成长，手工业、商业迅猛发展，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日益加剧，大量耕地改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桑、棉之类)，以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农业生产格局由先前的粮食作物为主，改变为经济作物为主，使得原先的“粮仓”逐渐转化为缺粮区。与此同时，另一个新的“粮仓”正在悄悄形成，那就是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大约在15世纪，湖广作为“天下粮仓”已成定局，所产粮食沿着长江而下，源源不断供应江浙各地。于是，“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取代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形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2. “湖广熟，天下足”何时形成？

“湖广熟，天下足”，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史至关紧要，吸引了许多学者来考证它出现的时间。

1947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他的论文《关于在中国的棉作特别是它的品种的发达》中，首次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发现明末刊本——朱绍本《地图综要》内卷“湖广总论”，提到了这样一点：“楚固泽国，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宜，非有他比。”加藤繁据此推断，“湖广熟，天下足”形成于明末。

1953年，日本学者藤井宏在其长篇论文《新安商人的研究》中，也提及这个问题。他指出，加藤博士把《地图综要》作为明末的著作，但是从内阁文库本《地图综要》的内容来看，此书的编撰年代不能追溯到清朝顺治以前。不过他还是判断，“湖广熟，天下足”这一谚语“至迟当在明末即已出现”。他写道：“湖广方面，首先必须大书特书的是，明末到清代这地方成为中国米谷主要产地。它成为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南部以及广东、福建的米谷供给地。顺治年间所作的《地图综要》中初次见到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之语，在清代诸书中此谚迭见。从来所谓‘江浙熟，天下足’之谚，此时遂为上述谚语所代替，这是中国农业经济史上最值得注目的一个现象。”他还引用《广艳异编》、《近事丛残》、万历《秀水县志》等文献，推论说：“自明代中叶以后，湖广米豆已逐渐补充江浙粮食的不足，到明末终于出现了如上的谚语。”

1962年，日本学者岩见宏在《湖广熟，天下足》的短文中，考证出，嘉靖七年(1528)作序的夏孟春《余冬序录》已经提到“湖广熟，天下足”这个谚语，从而推测，湖广米的输出，成为注目的现象，至迟应在正德年间(1506—1521)。

1976年，日本学者安野省三在《“湖广熟，天下足”考》中，对岩见宏的新见解表示赞同。他认为，作为湖广米向外地输出的条件，是湖广地方产米的增加；并且特别分析了“一岁再获”的内涵，以及它对于湖广农业生产的意义——导致米谷产量的迅猛增长。

1977年，韩国学者吴金成在《明末洞庭湖周边垸堤的发达》中指出，湖广米经由商人之手向省外流出的事实，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期。他不再着眼于“湖广熟，天下足”谚语更早出现于哪一本文献，而是着眼于15世纪中期洞庭湖周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可能性分析，并由此得出结论：洞庭湖周边地域的稻作地带上升为中国粮仓的地位，是15世纪中期渐次形成的。

1979年，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在《湖广熟，天下足》一文中，在李延罡《南吴旧话录》中找到了一条新资料，证明“湖广熟，天下足”谚语早在天顺年间(1457—1464)就已经存在。因而他推测，15世纪中期，湖广地方已经被认为是天下粮仓。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15世纪中期，湖广成为全国粮仓，“湖广熟，天下足”已成定局。这一点还可以从湖广内部农业的发展状况得到证实。旅美华裔学者何炳棣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已经指出：占城稻的引进和水稻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保证了两熟制(即“一岁再获”)的成功，使中国农业特别是水稻区农业著称于世。直到南宋时，水稻早熟品种的传播范围还局限于浙江、江苏南部、福建和江西。近代中国的粮仓——皖南低地和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还缺乏早熟品种，因而农业并不发达。他说：“早熟稻不仅保证两熟制的成功，而且延长了长江地区的经济霸权。这一霸权的确凿证据是：在整个宋元明时期，稻米区的人口增长比华北的(人口增长)快得多。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也相当普遍，两湖从此成了中国的谷仓。”

吴金成的专著《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二章第一节，标题是《明代汉水下游的农业发达》，首先论述的问题是“明代的湖广米流出”。他发掘一些史料，证明在15世纪后半期，湖广作为谷仓的地位，已经为长江下游的人们广为知晓。例如他引用邵陛《两台奏议》的奏疏，揭示这样的史实：“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富家见价之高，甘心商贩，贫民绝称贷之路。”他认为这是万历年间湖北荆州、承天、汉阳、黄州等府，以及湖南岳州、衡州、永州等府，能够见到的米谷输出的记录。此外，他还列举正统年间、成化年间、嘉靖年间、隆庆年间湖广米谷输出的记录，来证明这一点。

日本学者重田德关于清代湖南米市的研究，使人们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了立体的理解。他指出：其一，湘潭是湖南内部米谷最大的集散地，乾隆《湘潭县志》写道：“湖南米谷，自衡州而下，多聚于湘潭。大约视湖北、江南之时价为低昂。”其二，汉口是湖广、四川米谷最大的交易市场。据赵申乔《自治官书》所载的康熙四十八年一个奏疏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或在汉口地方出售，或专卖与江浙贸易之人。”

以上所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江南地区本身的变化。原先曾以全国粮仓著称的苏州、湖州及其周边地区，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耕地用于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对外地商品粮需求日趋增加。加上这一地区人口稠密的特点，致使仰赖湖广粮食接济的趋势日益突显。晚明苏州地方官黄希宪说：“吴中五方杂处，日食甚繁……吴所产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江西、湖广)之米不特浙属藉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同时代人吴应箕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江南“地窄人稠，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也就是说，江南所需的粮食的一半是从湖广、江西及皖南运来。

清初以降，这种形势更趋明朗化。细读《雍正朱批谕旨》可以发现，无论是封疆大吏的密折，还是皇帝的朱批，都不约而同地探讨江浙仰赖湖广的问题。

鄂尔泰说：“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通流之故。”

谢明说：“惟江西、湖广产米尤多，向来邻省每于江楚籴买，江楚之民亦赖粜卖米石，得价资用。”

杨宗仁说：“湖广产米之地，为东南所仰给。”

雍正帝本人深知此种情况，在王景颢的奏折上朱批道：“朕知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

江南地区需要湖广等地粮食，除了这一地区“地窄人稠”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乡村工业化(或曰“早期工业化”)，丝织业、棉织业的蓬勃发展，大量耕地种植经济作物，为丝织业、棉织业提供原料，寻求最大经济效益，因而不得不输入商品粮。正如雍正年间浙江巡抚程元章所说：“杭嘉湖三府属地，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这种分析是中肯的，可以从地方志中找到佐证。例如康熙《嘉兴府志》说：“(粮食)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四。”原先盛产粮食的嘉兴府尚且要输入30％至40％的商品粮，其他地区可想而知。

与杭嘉湖三府属地“田地大半植桑”相类似，苏松二府属地的棉作区耕地大半用来植棉，一般棉作区的比例大多是“棉七稻三”(例如松江府、太仓州)，亦即“三分宜稻七分宜棉”，有的地方(例如嘉定县)甚至“专种棉花”，“不产米”。这一地区仰给于外地粮食的程度似乎更胜一筹。

宋代的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以及“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出现，为江南市镇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不少江南市镇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代。南宋嘉泰年间编撰的《吴兴志》记载，吴兴(即以后的湖州府)已有六个市镇：乌墩镇(即乌镇)、施渚镇、梅溪镇、四安镇、新市镇、和平镇。此外，南浔镇、双林镇、菱湖镇都兴起于南宋。编撰于元代至元年间的《嘉禾志》记载当时的秀洲(嘉兴府)已有魏塘镇、宁海镇、澉浦镇、广陈镇，以及白牛市(枫泾镇的前身)、陶庄市、新城市、永乐市(濮院镇的前身)、当湖市、半逻市、青镇市(青镇的前身)、语儿市、石门市、皂林市、凤鸣市、洲钱市。湖州府与嘉兴府商品市场的蓬勃发展气势，已经跃然纸上。据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南宋时秀州(嘉兴府)有市镇39个，临安府(杭州府)有市镇36个，吴兴(湖州府)有市镇35个。邻近的苏州、松江等地情况大体如此。

3. 江南的乡村工业化

进入明代以后，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深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蚕桑丝织经济与新兴的棉纺织经济，带动了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与市场化，经济收益明显增加，导致农业结构发生变化——蚕桑压倒稻作、棉作压倒稻作，从而改变了先前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模式，代之以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的栽培，以及对蚕茧、棉花的深加工带动的手工业的飞速繁荣，于是出现了“早期工业化”。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指出：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为了避免误解，李伯重在该书“导论——本书题解”中，对“早期工业化”做了解释：“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在这种背景之下，江南成为国家财赋重地，是不言而喻的。明孝宗时的大学士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对韩愈关于“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论断，加以补充“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他还说：“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郡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明世宗时的大学士顾鼎臣一再强调：“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天下”，是“东南财赋重地。”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两点：其一，他们或是把苏松常嘉湖五府并提，或是把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并提，可见朝野上下已经把这一地区看作一个有着共同特点的整体；其二，这一地区向国家缴纳的赋税数量之大，其他地区无法望其项背，因此号称财赋重地。

编成于明中叶的《大明一统志》记录了全国二百六十多个府州的赋税数字，极为珍贵。把这些分散的数字放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苏、松、常、杭、嘉、湖六府的赋税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苏州府            2 502 900石

松江府            959 000石

常州府            764 000石

嘉兴府            618 000石

湖州府            470 000石

杭州府            234 200石

把这些数字与全国赋税总额26 560 220石加以比较，那么，苏州府的赋税占全国赋税总额的将近十分之一，苏松常嘉湖杭六府的赋税占全国赋税总额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而苏、松二府的赋税分别名列全国的第一位与第二位。这种态势到了明代后期更加明显，据顾炎武《肇域志》记载，当时苏州府赋税已增至3 503 980石，松江府赋税已增至1 031 460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