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

1.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西班牙人东来

1492年8月3日，西班牙人哥伦布率领120人的远征队，分乘“圣玛丽亚号”、“平塔号”、“尼凡亚号”离开西班牙的帕洛斯，越过大西洋，于10月12日发现了巴哈马群岛，继而又发现了古巴、海地。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回到帕洛斯，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加的斯和塞维利亚商人们相信，一条到达东印度的航路是通向无可估量的财富之路。

与此同时，为南美洲这块土地寻找一条出路的尝试，也在不断进行。1519年8月，麦哲伦从塞维利亚出发，沿着美洲海岸航行，进入了西面的海洋。这个海洋与狂暴的大西洋相比，显得十分平静，因此被麦哲伦命名为太平洋。他们越过太平洋，于1520年4月在菲律宾群岛登陆，麦哲伦本人在宿务岛附近与土著人的战争中阵亡。这个号称“无畏”的远征队硕果仅存的“维多利亚号”，在1522年9月7日返回西班牙的桑卢卡尔港，原先的250人只剩下了18人。然而这次航行意义深远，不但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还证明了美洲是亚洲以外的另一块大陆。由于科尔特斯发现墨西哥的巨大财富，美洲本身愈来愈受到西班牙人的重视，而原先孜孜以求的东方已经退居次要了。当西班牙人终于意识到哥伦布及其追随者所发现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真正的印度时，他们全力以赴地寻找一条绕过美洲直抵东方海域那令人垂涎的香料群岛之间的通道，麦哲伦达到了这一目的。

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攫取的利益，似乎并不如葡萄牙人在亚洲的香料—丝货贸易那么可观。他们全力以赴地要找到通往香料群岛的通道。早已在香料群岛驻扎下来的葡萄牙人，不能容忍西班牙人进入这个利润最为丰厚的贸易圈。西班牙人便把眼光投向了菲律宾群岛。由于1545—1548年间发现了墨西哥和秘鲁丰富的银矿，西班牙人暂时把菲律宾搁置一旁。

二十年后，西班牙人再一次关注菲律宾。1565年，海军上将黎牙实比(Mignel Leopez de Legazpi)奉命远征菲律宾，占领了宿务岛。两年后，黎牙实比在宿务岛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报告：中国人和日本人每年都前往吕宋岛和民都洛岛进行贸易，他们带来的货物是丝绸、瓷器、香料、印度棉布等。岛上的居民(摩洛人)从中国人和日本人手中获得这些货物后，便四处贸易。1569年，西班牙王室驻菲律宾群岛的代理商从宿务岛写信给西班牙国王，报告葡萄牙人与中国、日本的贸易，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贸易。1570年，黎牙实比致函西班牙的墨西哥总督，指出：如果把贸易中心放在马鲁古群岛，那么宿务岛作为基地是可取的；如果把贸易中心转向中国沿海，那么最好把吕宋岛作为基地。基于这一考虑，黎牙实比攻占了吕宋岛，在巴石河畔建立了一个以耶稣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就是后来的马尼拉。黎牙实比怂恿国王尽快把马尼拉作为殖民地，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便于同日本、中国、爪哇、婆罗洲、香料群岛进行贸易。

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时，那里已有150名华人居住，从事丝绸、棉布和其他杂货的贩卖。于是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直接贸易就开始走上轨道，每年航行到马尼拉港口的中国商船逐年增加。西班牙人的到来，势必与早就在那里的中国商人发生矛盾。矛盾的聚焦点就是中国海商巨头林凤袭击马尼拉事件。

林凤，即西文史料所称Limahong，已由中外史家考证确定。他是潮州饶平人，是海商集团的首领，手下拥有海船上百艘，人员三千，经常来往于台湾、澎湖与闽粤沿海。明朝官方把他视为海盗，不断追剿。林凤逃离沿海，在吕宋岛附近截获一艘从马尼拉返航的商船，夺走船上的黄金、墨西哥银币以及其他货物，随即率领62艘船只，驶向马尼拉港。他两次袭击马尼拉港失败后，率领船队残余的37艘船退向澎湖。当时的福建把总王望高前往马尼拉，请求西班牙人合力捉拿；当他获悉林凤已经逃跑后，返回福建，把这一事件奏报朝廷。于是此事便在《明实录》、《明史》留下了记录：

福建巡抚刘尧诲奏报，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林)凤溃围遁，复斩多级，并吕宋所赍贡文、方物以进。

明年(万历四年，1576年)秋，把总王望高以吕宋番兵讨平之。

这是中国官方与西班牙的首次接触，反映了对海上实情的无知，也暴露了中国官员的腐败一面。例如：王望高根本没有在菲律宾参战，却向福建巡抚谎称在菲律宾临阵督战，并对每名士兵赏赐400两银子。又如：王望高要求西班牙总督证明林凤已被杀死，并设法寻找一个人头冒充林凤首级，遭到西班牙总督拒绝。再如：王望高把随船带来的一部分丝织品、棉织品等赠送给西班牙总督、司令官、队长及军士，其余物品一律高价出售，作了一笔假公济私的生意。

对于林凤袭击马尼拉事件，学者却有不同的评价：“林凤南犯吕宋，昔人视为盗寇逃亡之穷技，今则视为英雄殖民海上之壮图。盖林凤诚能立国吕宋，驱走西人，华人在菲岛之势力，或可日渐雄厚，而于华人殖民南洋之事业，亦或可自此渐盛。惜明人见不及此，必邀西人共期驱除，林凤固无所容身，而华人之寄居菲岛者，亦由是痛遭屠戮，而无可如何矣。”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前往吕宋经商的中国人，1571年不过一百五十名，1588年增长为一万名，1603年三万名。而在那里的西班牙人不过区区一千名，两者的对比意味深长。西班牙殖民者既仰赖华商源源不断运来的生丝、丝织品，又担心难以控制，处心积虑地在马尼拉的巴石河南岸，划定一个华人集中居住地区，以便强化管制。在商言商，西班牙商人难以和中国商人竞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华商一直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起初，西班牙商人试图与华商竞争，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更加精明、更加节俭和更加坚忍不拔的华人甘拜下风。华人在事业中保持低生活水平，从而他们能够用较低的售价挤垮他们的大部分竞争者。”

万历三十年(1602)，福建“妄男子”张某、阎某，诡称吕宋有机宜山，其上生金豆，若派人采摘，一年可得黄金十万两。朝廷命福建矿税太监高寀派人前往核实。引起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怀疑，谣言四起。西班牙当局当即命令寓居马尼拉城内的华商全部移居城外。华商恐生不测，陆续迁回城内，设防自卫。遭到西班牙军队围攻，擒杀华商达几千人之多。以后又乘势屠杀，死伤两万多人，其中多数是漳州、泉州商人和他们的家属。此后，华商视吕宋为畏途，不敢前往贸易。但是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非常依赖华商的马尼拉贸易，一旦断绝，经济陷入困境，特地派遣使节前来中国粉饰真相。福建沿海商人则因为马尼拉贸易有利可图，继续前往。

西班牙殖民者始终对华商有所戒备，颁布一系列禁令：一是，华商船只往返吕宋，离港时，须将同来之客旅舟人全数附船回国，不得任意留居；二是，在马尼拉城内指定三地，归华商居住，不得随意迁移；三是，华商不得随意在吕宋岛内往来，如无马尼拉政府的执照，不得到离城二英里的地方行动。不过十几年以后，禁令松动，华人聚居日渐增多，华人聚居处自行管理，司法制度与当地不同。华人来者既众，西班牙当局疑虑愈深，终于在1639年(崇祯十二年)再度发生屠杀华人的惨案，历时四个月，死伤二万二千人。究其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善于经营的华商与西班牙人以及土著居民的利害冲突。

一位学者分析道：“中国商人前往吕宋经营，对吕宋人和西班牙人在该岛生存的利害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商人以吕宋为外层贸易带，参与世界市场的流通，对于世界市场中的活跃分子西班牙商人来说，意义重大。而中国商人也是趋之若鹜，当仁不让。所以西班牙人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企盼中国商人送来他们需要的商品，一方面又时时对中国人存有戒心；一方面借机寻衅，挑起当地土著人一道向华人华商多次挥起屠刀，杀害无辜，一方面在每次屠杀后血迹未干之时，就因市场萧条不得不又一次向华人华商开放市场。”

事实确实如此。

2. 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由于葡萄牙人独占了对日本的贸易，西班牙人便致力于中国贸易，他们把中国商品从菲律宾运往墨西哥。1565年6月1日，“圣巴勃罗号”帆船从宿务返回墨西哥，于10月8日抵达阿卡普尔科，从此开辟了横渡太平洋的航线。1566年，“圣赫罗尼莫号”帆船从阿卡普尔科抵达马尼拉，于是乎，连接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亦即往返于亚洲与美洲的远程贸易航线初露端倪。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航行颇为艰巨，需要耗费五六个月时间，抵达后，在阿卡普尔科逗留两三个月，然后扬帆朝南航行，遇到顺风，仅需40到60天就可抵达马尼拉。

航行于太平洋上的马尼拉大帆船，属于总的船队的一部分，大约将近两年往返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一次。西班牙商人在菲律宾群岛，除了与岛上的土著人交易外，主要致力于同中国乃至印度进行广泛的交易，因此可供运回墨西哥的货物十分丰富，包括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印度的细棉布、蜜蜡、宝石。船队抵达阿卡普尔科以后，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来此交易的，有带去土产品的印第安人，还有来自墨西哥城和秘鲁利马的西班牙商人。中国的生丝和丝绸有现成的市场，富有的白人喜欢用来制成华丽的服装。1579年，西班牙批准了利马和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此后，从阿卡普尔科运往秘鲁的丝绸、香料、细棉布运销于巴拿马直到智利一带；秘鲁商船向阿卡普尔科带去水银、可可和银币。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早就有自己的丝织业，马尼拉大帆船运来了中国的生丝、绸缎质量精美、价格低廉，当地的丝织业就此衰落。1600年，西班牙当局对当地的养蚕业加以限制，断绝了本地蚕丝的供应，源源不断输入的中国生丝，成为墨西哥工厂的原料。

一位西班牙学者分析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初期的贸易并不受任何限制，于是从菲律宾驶往新西班牙、秘鲁和美洲其他地区的船舶数目迅速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商人已经发现这种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益；他们往往通过代理人或经纪人纷纷加入这种贸易行列。这就导致双重的后果：首先，西班牙开始意识到，由于中国丝绸的竞争，他在西印度的贸易已日暮途穷；其次，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人手里。这种形势使王室不得不进行干预，以制止灾祸的蔓延。”另一点是，波旁王朝的经济学家、贸易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何塞·德坎皮约·科西奥却表达了不同的见解：“要设法扩大马尼拉贸易的范围及商品种类；利用西班牙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方面，即西班牙拥有为整个亚洲所广泛接受的白银，开展既同亚洲人，也同在亚洲的欧洲人的双重贸易。而且他还建议，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商船的数量，在不损害宗主国利益的前提下，进口东方的丝、棉织品是适宜的。他认为最好购买中国货，不购买欧洲货，因为中国永远不会构成对美洲的威胁；而欧洲一旦以西班牙的白银养肥了自己，就会用武力来对付西班牙。”

西班牙王室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开始对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采取官方控制措施。这种控制在不同时期体现在不同的法令中：从1589年规定的“整批交易”制，到1703年的“定期集市”制。后一种形式成为中国商人同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进行贸易的一般形式。在集市中买卖双方可以自由议价，直接交易，这一方式一直维持到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停止之时。

中国经济史专家严中平的论文《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对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有精当而概要的论述。1574年和1576年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商人运到马尼拉的货物有：面粉、食糖、干鲜果品、钢、铁、锡、铅、铜、瓷器、丝织品和小物件。到了158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货物的排位是：生丝、绸缎、棉布、夏布、陶器、瓷器、玻璃器、面粉、饼干、咸肉、火腿、黄油、干鲜果品、家畜、家禽、家具等。1590年代中国来货还包括：天鹅绒、织锦缎(本色的和绣花的)、花绫、厚绸、棉布、夏布、面纱、窗帘、被单、铜铁器具、火药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而其中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布、麻布也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普遍接受，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后，中国的棉布很快成为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菲律宾群岛的土著居民由于用中国棉布作为衣料，不再种棉纺纱织布，以至于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国丝绸和棉布。1592年，这位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经成为菲律宾销路最大的中国商品。如果土著居民自行纺织，不仅可以自给，还可以向墨西哥输出40万比索的布匹。这位总督的话毫无实际意义，以后土著居民还是大量服用中国衣料。

中国的纺织品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销到西属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就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货价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中国丝绸就更为畅销了，正如严中平所说：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1580年代之初，中国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绸多于穿棉布，丝绸当然是中国产品。1611年，墨西哥总督再一次呼吁禁止中国丝货进口。到了1637年，情况越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工厂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的蚕丝生产几乎被消灭了。墨西哥的近邻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因为中国丝绸在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价格的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中国丝绸。中国丝绸不仅泛滥于美洲市场，而且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了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写到马尼拉大帆船时，把它纳入15至18世纪的全球经济事业来考察，他说：16世纪各种因素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在这里每次都是墨西哥商人占有利地位。他们匆匆光顾阿卡普尔科交易会，却在时隔数月或数年后遥控马尼拉的商人(后者转而牵制住中国商人)”。他还说：“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引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

3. 从月港到马尼拉

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的输出地，是福建的月港。小小的月港有着不凡的经历，它与福建沿海由来已久的菲律宾走私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漳州的月港、诏安的梅岭、泉州的安海、福鼎的桐山，都是海商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而月港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走私贸易——当时称为“贩夷”、“贩番”或“贩洋”，使得这个小镇成为“人烟辐辏”、“商贾成聚”的商港，号称“小苏杭”，明朝中叶以后一跃而为福建最为发达的对外贸易港口。嘉靖二十七年(1548)，福建地方官根据当地百姓请求，上疏朝廷，希望把月港由镇升格为县。嘉靖四十五年(1566)这一请求获得批准，月港镇成为漳州府属下的一个新县——海澄县。那主要原因，在政府看来，月港形势险要，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加强管理是当务之急，在此设县适应了这一需要。

从月港出发的商船主要的目的地就是吕宋，由于吕宋贸易获利丰厚，刺激了贸易日趋兴旺。万历时代晋江人何乔远说：“比岁人民往往入贩吕宋国矣，其税则在漳(州)之海澄海防同知掌之。民初贩吕宋，得利数倍，其后四方贾客丛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绝也。”何氏所说“不得厚利”云云，并不确切，《海澄县志》认为“博利可十倍”：“富家以资，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从之。”另一万历时代晋江人李廷机也说：“少时常见海禁甚严，及倭诇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贫民借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

大量事实证明，隆庆元年(1567)政府当局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出海贸易，把先前的走私贸易引向合法化轨道，是有远见卓识的。这种开明的举措进一步促进了月港的繁荣，利民而且利国——百姓因外贸而富裕，国家因开关征税而多了财源。利民的一面，已如上述。利国的一面，有人把月港称之为皇帝的小金库：“自穆庙(隆庆)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刳艅艎，分市东西路……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赖之，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从月港运往马尼拉的中国货物，大多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水瓶、瓷器、铜器、铁器之类，尤其受欢迎的大宗货物是生丝、丝织品。中国精美的生丝与绸缎很受欢迎，往往以高价向中国商人收购。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马尼拉，专门从事商业中介职业，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回国采办。为了减少运输的不便，移居当地的华人就在当地生产、供应，于是出现了一批华人经营的织造、彩绘的作坊、商店。这就更加促进了中菲之间的贸易。

根据李隆生的统计，1574年至1644年，每年进入马尼拉港的商船，来自中国大陆的数量远远大于来自台湾、澳门、日本的数量。在总计1 320艘商船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1 013艘，来自澳门的有60艘，来自日本的有57艘，来自台湾的有32艘。而来自中国大陆云云，主要是指从月港出发的商船。李隆生统计，1619年至1631年的13年间，输入马尼拉的商品总值为464.9万两白银，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商品价值194.8万两，占总价值的41.9％。请看下表(单位：白银万两)：

表4  1619—1631年间中国输入马尼拉商品状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第141页。

4. 从澳门到马尼拉

中国商品进入马尼拉的另一个渠道是澳门，那就是生意兴隆的马尼拉—澳门航线。早在1580年，有2艘澳门商船和来自福建沿海的19艘商船一起抵达马尼拉港。就在这一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按照双方签订的条约，在海外贸易方面，原葡萄牙属地可以自由的同西班牙属地进行贸易。葡萄牙人把他们擅长的澳门—长崎贸易纳入这个贸易圈中，构成了澳门—马尼拉—长崎三角贸易。葡萄牙人从澳门把中国生丝和丝织品运往马尼拉，换取白银，再用这些白银换取更多的中国丝货，运往长崎，换回日本白银。在澳门—马尼拉贸易鼎盛时期，即1619至1631年间，每年从马尼拉流入澳门的白银价值135万比索，大约相当于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运来的白银。

从上表可知，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量，在中菲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大。尽管如此，博克瑟仍然对澳门的中转港作用给与高度评价，他认为，经由澳门葡萄牙人之手，向中国输入日本和美洲白银，对晚明经济繁荣起过已定作用；澳门—马尼拉贸易时而表现为澳门和中国、日本、越南之间贸易竞争形式，时而又以相互补充的形式出现。因此南中国海两个伊比利亚殖民帝国所属中转港，在相互协同竞争中并存。1580年菲力普二世就任葡萄牙国王后，托马尔议会通过了禁止这两个中转港(及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协定，此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1614年上半年，荷兰对这两个海上帝国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此项禁令财缓和下来。澳门的葡萄牙人希望能同马尼拉进行贸易，因为西班牙商船把西属美洲出产的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了马尼拉，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是他们不希望西班牙商船直接到中国、日本、澳门插手贸易。尽管两国有着利害冲突，这两个中转港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贸易一直未曾中断过。

法国耶稣会汉学家裴化行在《明代闭关政策与西班牙天主教士》一文中说：马尼拉方面摆脱了澳门，直接与中国来往，从大陆运载货物到菲律宾来的沙船，从每年12艘至15艘，增加到20多艘，每艘船上有100多名船员。从11月到次年5月，这些船往返于海上。丝货如此充沛，以至于菲律宾土著人都放弃了纺织业。这些中国丝货从菲律宾运往西班牙人的美洲，与来自塞维利亚的产品争夺市场，获得成功。美洲和菲律宾的殖民者从事着这种利润可观的贩运，始终吸引着更多的中国人去马尼拉。

中国商人运往马尼拉的生丝种类繁多，从品质上看，有精细的(细丝)，也有较粗的(粗丝)；从颜色上看，有白色的(本丝)，也有其他颜色(色丝)。丝织品的种类更多，有绢纱、锦缎、白绸、彩绸、印花绢、线绢、天鹅绒、丝袜、花绸阳伞、丝麻混纺织品等。生丝与丝织品成为中菲贸易的大宗商品。中国商船抵达后，在生丝市场，与西班牙人交易，买主以银锭或银币作为支付手段。西班牙人把这些货物装上大帆船，在六月底以前开往美洲。

因此，史家评论说，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的太平洋丝绸之路的中转港，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中国大帆船。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帆船》有一段非常精采的评论：“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就马尼拉方面来说，每年航经中国海的商舶，着实是它的繁荣基础。”

5. 中菲贸易的鼎盛时代

有鉴于此，晚明时期从中国沿海开往马尼拉的商船源源不断，形成了中菲贸易的鼎盛时代。从月港、澳门开往马尼拉的商船，满载着中国的生丝、绸缎、瓷器及其他商品，每年在马尼拉海关交纳的进口税，占该海关进口税总额的50％以上，17世纪初上升至80％，最高年份达到92.06％，每年的贸易额超过100万比索。

全汉昇对明季中菲贸易作了精深的研究，请看他所作的1586—1645年马尼拉港每年平均征收入口税额表：

表5  1586—1645年间马尼拉港每年平均征收入口税额表

资料来源：全汉昇《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431页。

据此，全氏分析道：“可知在十六七世纪之交的数十年内，马尼拉海关课征的入口税，在入口税总额中每年都占很高的百分比，有时高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马尼拉每年输入外国货的总值中，中国货价值所占百分比，一定非常之大。不特如此，输入菲律宾的中国货物，并不都要缴纳关税，例如粮食(甚至各种食物)、军需品等的输入，自一五八九年起都得到免税的优待……如果把这些免税进口的货物也包括在内，价值当然更大了。”全氏还依据当时对中国货物课征3％的入口税，推算出这一时期菲律宾每年从中国输入货物的价值(除免税物品以外)，约为1 333 333西元(比索)。

全汉昇对1577年至1644年马尼拉每年进港商船数量统计表明，1588年、1596年、1609年、1610年、1612年、1635年、1637年，来自中国大陆的商船都在40艘以上，最多的一年达到50艘(1637年)。每年到达马尼拉的商船，除了墨西哥来的大帆船，中国商船占绝大多数，有时等于进港船舶的全部。因而中国商品在马尼拉港的进口税中占有的比重，从1586至1590年的36.68％，增长到1611至1615年的91.50％，1636至1640年的92.06％，是有充分依据的。

钱江认为，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570—1579年是初兴阶段，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数量迅速上升，从平均每年2艘，增加至每年7至8艘。在这十年中，共约75艘中国商船到马尼拉，最多一年(1575年)有14艘。

1580—1643年是鼎盛阶段，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在这64年中，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共约1 677艘，平均每年约26艘，如果扣除缺乏记录的三年(1590、1593、1595)，那么平均每年27至28艘。

1644—1684年是停滞阶段，平均每年只有6至7艘中国商船前往马尼拉。

1685—1716年是复兴阶段，平均每年有16至17艘中国商船前往马尼拉。

1717—1760年是衰退阶段，平均每年有12至13艘中国商船前往马尼拉。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正处在中菲贸易的鼎盛阶段，中国商船每年进入马尼拉的数量大多在25艘上下波动，贸易额是相当可观的。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在1603年12约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商品入口关税一年就是52 000比索。按照关税率3％计算，1603年进入马尼拉港的中国货物的价值约为1 733 333比索。1609年中国商品的入口关税为32 113.33比索；1608年为38 288.42比索；1612年为95 639.28比索；1614年为36 105.26比索。每艘中国商船的品均货值约为35 000比索，当时中国商船的平均利润率为150％，那么35 000比索的商品在马尼拉出售后可得80 000比索(约合白银60 000两)。不仅中国商人获得厚利，而且中国官府每年从前往马尼拉的商船那里可以征收8 000—10 000两白银的关税。

中国与马尼拉的贸易，到1620年代发生了变化，荷兰人占据台湾并把它发展成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中转站以后，中国大陆沿海来的商船到此休整，然后向北驶向日本，向南驶向马尼拉，以棉兰老、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半岛。法国历史学家维也纳根据荷兰史料《巴达维亚城日志》提供的数据，1625—1641年间经由台湾中转的中国商船的走向，主流依然是最有诱惑力的马尼拉。例如：1625年，由华南出发的中国商船，前往马尼拉的有30—50艘，前往柬埔寨的有7艘，前往印度支那的有8艘，前往暹罗的有6.8艘。1626年，由华南出发的中国商船，前往马尼拉的有70—80艘，前往柬埔寨的有4艘，前往印度支那的有4艘，前往马来半岛北大年的有1艘。到了1632年、1633年、1640年，中国与马尼拉的贸易中断，原因是马尼拉的华人在贸易上所占的优势，使西班牙当局感到不安，不断制造排华事件，据说有37 000华人在马尼拉郊区遇害。但是这种中断是暂时的，因为西班牙人无法直接和中国大陆开展贸易，所以动荡一过，中国沿海商船前往马尼拉贸易又得以恢复。这一时期中国商船牢牢控制了马尼拉贸易，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源源不断地把中国丝货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马尼拉生丝市场的繁荣，吸引了中国移民前往马尼拉经商发展，无怪乎有人说，17世纪时的马尼拉城，与其说是欧洲式的，还不如说是中国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