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1. “商业上的‘纳贡’”

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地位，为了弥补这种逆差，不得不支付硬通货——白银。因此，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美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戏称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为“商业上的‘纳贡’”，他说：“‘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的流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做了各种角度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梁方仲、百濑弘、艾维四、严中平、全汉昇、弗兰克。

梁方仲193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着重论述“欧人东来以后的海舶贸易时期”，其结论是：“欧洲东航以后银钱及银货大量地由欧洲人自南北美洲运至南洋又转运来中国。关于这方面的数字，虽然亦缺乏不堪，但根据前面所说，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72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此时中国为银的入超国家，已毫无疑问”。

日本学者百濑弘的专著《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指出：由于中国丝绸向日本转送，每年可以获得135万两白银。除此之外，还有美洲的白银。墨西哥铸造的西班牙比索——当时欧洲具有国际信用的流通货币，经由印度、南洋流入中国。从墨西哥运送到西班牙的白银，由葡萄牙人输送到印度，最后流向中国。而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对中国贸易不可能凭借其他物资，只能凭借新大陆丰富的白银来发展对华贸易。因此向中国流去的白银逐年增加，最初的年额是30万比索(西班牙银元)，1586年达到50万比索，1600年达到200万比索，其后多年超过了200万比索大关，1621年一艘大帆船就打破了300万比索的记录。

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对白银流入中国课题有长期的研究。1980年他在中美史学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从国内外银产和国际贸易看明史的时代划分》指出：中国银产低落的情形似乎维持到18世纪初，幸亏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能够输入许多外国的白银。从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因为当时的中日贸易多为非法，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日本流入中国白银究竟多少。有一个估计，16世纪中叶可能达到53万两。无可否认，日本白银对这一时期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至少可以解释1560至1570年代庞尚鹏和海瑞为什么在浙江与福建实行一条鞭法。由于1567年政府放松海上贸易的控制，长崎贸易、马尼拉贸易的繁荣，使得1577年进入太仓的白银一跃而成为1560年代最高纪录的两倍。

他在此后的论著中继续深化研究，指出：1570年代中国深受货币革命的影响，比如南美洲以水银提炼的方法提高了银产量，在秘鲁最有名的银矿，银产量开始大增。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日本的银产量也大量增加，1560至1600年，日本白银年输出平均数在33 750至48 750公斤之间。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认为，17世纪初，日本、中国、葡萄牙、荷兰商船运出的日本白银可能达到150 000至157 000公斤之间，其中的大多数流入了中国。他认为，从南美洲运到中国的白银也相当多，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洲白银达到57 500至86 250公斤之间。据他的估算，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大约在57吨到86吨之间。而且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台湾和东南亚进入中国。因此总数可能更大一些。

中国学者严中平的论文《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指出：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十倍。大利所在，人争趋之。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商人纷纷涌到马尼拉去贩运中国货物。西班牙当局曾多次限制贸易额，比如从马尼拉运往阿卡普尔科的货物总价值不得超过25万比索，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货物和白银总价值不得超过50万比索；以后又不断限制向中国输出白银。但是屡禁不止。从马尼拉向阿卡普尔科运去的货物价值最大的是中国纺织品，特别是丝绸；从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时装载的货物中，价值最大的是白银，特别是白银铸币比索。关于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只有零星的记载，例如一个文件说，1586年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有每年30万比索增加到50万比索；1598年的文件说，马尼拉进口货物价值常在80万比索左右，有时超过100万比索；1598年另一个文件说，从墨西哥运往马尼拉的白银100万比索，都流到中国去了。有人估计，在1565—1820年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了白银4亿比索，绝大部分流入了中国。

另一位中国学者钱江对此也做过估算，结论如下：17世纪航行于东南亚地区的做过商船，每艘船的商品货值在8万比索(折合白银6万两)以上，是普遍的情形。如以每艘中国商船平均贸易额8万比索，便可根据历年马尼拉港中国商船数量对贸易额作出初步估算：1570至1760年，中国与吕宋的贸易总额约为24 752万比索(折合白银18 564万两)，平均每年贸易额约为129.59万比索(折合白银97.20万两)。

中国经济史专家吴承明修正了钱江的估计，用经济学方法，列出1570—1649年抵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数量和运回白银数量：

表6  吴承明关于1570—1649年间抵达马尼拉之

中国商船数量与运回白银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吴承明《市场·近现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1—272页。

1570—1649年，经由马尼拉流入中国白银(不包括经由澳门流入中国的白银)，累计6 322.8万两。

2. 全汉昇：美洲白银的1/2被运到中国

在这方面最有深度的研究当推全汉昇，他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系统而精深的分析了这个问题。从1565年至1815年月两个半世纪，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艘至四艘载重300—1 000吨的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来往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与菲律宾马尼拉之间。据墨西哥发表的文献说，西班牙人购买中国货的代价，必须用白银或银币来支付，因为中国商人既不要黄金，也不收任何其他物品作为代价，而且也不把其他货物从菲律宾输入中国。他根据比较可靠的记载，把16世纪到18世纪西班牙人每年用大帆船从美洲运往菲律宾的白银数量列表如下：

表7  16—18世纪西班牙大帆船从美洲运往

菲律宾之白银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全汉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438—439页。

全汉昇解释道：由上表可知，在16至18世纪，每年有大帆船自美洲运往菲律宾的银子，有时多达400万西元，有时只有100万西元，大多时候在200—300万西元间。当然，有时因为遭受敌人的劫掠，或在海洋中航行失事，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银子不免要大受损失。不过无论如何，到了1765年2月10日，马尼拉最高法院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上 奏说：“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二万万西元。

全氏论文另有“明清间美洲白银每年经菲输华数额表”，数据如下：

表8  明清间美洲白银每年经菲输华数额表

资料来源：全汉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444页。

他对此解释道：我们可知自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人抵达菲律宾以后，每年由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初时为数十万西元，其后越来越增加，到了16世纪末叶已经超过100万西元；到了17世纪，增加至200余万西元；及至18世纪，增加更多，可能达到三四百万西元；19世纪初期，又下降至150余万西元。德科民(De Comyn)估计，自1571年至1821年的250年中，有西属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约40 000万西元，其中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都流入中国。全汉昇认为德科民说的“四分之一”显然估计太低，“二分之一”即20 000万西元或更多些，可能比较接近事实。

全汉昇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昇的观点。他在书中论述，16世纪“各种因素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下半叶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在这里每次都是墨西哥商人占有利地位。他们匆匆光顾短暂的阿卡普尔科交易会，却在时隔数月或数年后遥控马尼拉的商人(后者转而牵制住中国商人)。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

至于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全氏也有涉及，他说：“因为中国市场上白银的购买力远较日本为大，中国商人在日售货所得的白银，自然大量运载回国。上述王在晋记载往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有两名银匠，利用船中的炉冶、风箱、器具，把倭银倾销熔化，炼成一锭一锭的银子。根据小叶田淳教授的研究，在1542年，有三艘自日本开往泉州的商船，共载银8万两，即每艘载银26 000余两，或约1 000公斤。又据岩生成一教授的计算，在十七世纪初期，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每艘平均自日运银23 500两回国。到了1641年，中国各商船共自日输出白银35 625公斤，或90余万两；及1646年，输出银更多至63 750公斤，或160余万两。”又说：“出国贸易的朱印船，除载运各种日本物产外，因为日本银产丰富，每艘都输出大量白银，有时一艘多至5 600公斤。据估计，朱印船每年自日运出的银子，共约三万至四万公斤，多过中国商船自日本运出的数量，差不多有葡船自日运出的那么多。”

在论及远程贸易的巨额利润时，布罗代尔说，远程贸易肯定创造出超额利润。这是利用两个市场相隔很远，供求双方互不见面，全靠中间人撮合而进行的价格投机。这种远程贸易对于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中国南方从福州和厦门到广州一带，海面和陆地犬牙交错，形成一种溺谷型海岸。在这一带，海上的旅行和冒险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逃脱国内的监督和约束时，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这部分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绸和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的每个角落。

3. 弗兰克：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

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首推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该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标题是《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全面回顾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是，跨太平洋的白银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走私活动，没有记录，具体数字也无法搞清，因此跨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总数始终被低估。这是确凿无疑的。其实与日本贸易的走私活动更多，流向中国的白银更容易低估。这一难题一时难以破解，目前只能就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作出综合估算。弗兰克指出，每年从美洲跨太平洋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全汉昇的统计数字最小，艾维四其次，弗林(Dennis Flynn)最大。每年从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具体数字如下：

全汉昇：50吨

艾维四：57—86吨

弗林：125吨

弗兰克特别强调，亚洲的白银供应大户是日本。从1560年到1600年，它每年生产和供应50吨白银；从1600年到1640年，每年生产和供应150吨到190吨白银；最高峰的1603年为200吨。从1550年到1645年的近一百年内，总产量将近4 000吨至8 000吨。1560—1640年的80年间，日本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白银生产国和出口国。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比从太平洋运来的美洲白银多3倍到7倍，平均为6倍到7倍。

根据沃德·巴雷特(Ward Barrett)估算，从1600年到1800年，亚洲大陆至少吸收了经欧洲转手的美洲白银32 000吨，经马尼拉转手的美洲白银3 000吨，以及来自日本的白银大约10 000吨，总数至少为45 000吨。美洲白银产量迅速增长，16世纪总产量为17 000吨，平均年产量为170吨。17世纪总产量为42 000吨，平均年产量为420吨；其中大约31 000吨输入欧洲，欧洲又把40％即12 000吨以上的白银运到亚洲。18世纪总产量为74 000吨，平均年产量为740吨，其中52 000吨输入欧洲，又有40％即20 000吨运往亚洲。但是弗林和其他一些学者提示，未输入欧洲的大部分白银没有留在美洲，而是从太平洋运往亚洲，即每年有15吨白银是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用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到马尼拉，几乎所有这些白银都又转送到中国。跨越太平洋运送的白银数量，有时相当于从欧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

至于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根据弗兰克的综合，大体如下：

美洲生产的白银          30 000吨

日本生产的白银    8 000吨

总数    38 000吨

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    7 000吨—10 000吨

弗兰克的结论是：“因此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白银并非一般商品，而是货币形态的资本，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这样的结论确实是令人惊讶的，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中，凭借贸易的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货币，竟然高达7 000吨至10 000吨。把白银货币用“吨”来衡量，中国读者很不习惯，如果换算成中国的“两”，大约是2.24亿两至3.2亿两。这并非夸张之词，李隆生的研究结论与此相近：“不难看出每位学者的估计结果都不相同，且差异颇大，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70百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25百万两(经菲律宾和经欧洲的比例约为2∶1)，合计295百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00百万两，每年平均3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一百多年中，有3亿两白银货币流入中国，大体相当于国库税银收入的总和。贸易力量之巨大，令人叹为观止！

全汉昇研究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得到的结论，有助于理解上述现象。他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因此，当西班牙帝国自欧洲本部扩展至美洲和菲律宾后，中国丝货的输入美洲，竟引起西班牙国内丝织业者与海外殖民者间的严重冲突。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辉灿烂的历史。”其实，岂止西属美洲贸易是如此，欧洲、日本的贸易也是如此，才成就了巨额白银流入中国的辉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