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

1. 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

15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成为葡萄牙海外政策的主要目的。迪亚士(Bortholomew Diaz)奉命率领三艘帆船，于1487年8月离开里斯本，从海上探寻通往印度的道路。1488年底，迪亚士回到里斯本，带回了环绕非洲大陆顺利航行和打开通往印度的消息，坚定了国王约翰二世进一步探险的决心。1496年12月，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御前会议上提出继续探险的打算。1497年7月，瓦斯科·达·伽玛(Vasco Da Gama)率领四艘帆船，由里斯本启航，几个月后，在好望角附近的海岸登陆，然后沿着非洲海岸航行到东非的马林迪，再由马林迪越过印度洋抵达印度西海岸的港口。达·伽玛采购了印度的珍珠、胡椒、棉布等商品，满载而归，巨额利润高达资本的60倍。四年之后，达·伽玛再次率领船队来到印度，带来的资本约值240万法郎，带回去的货物变价到1 200万法郎。1499年7月10日，达·伽玛返回里斯本。他所探寻的新航路使得欧洲人持续一百年来的努力，终于圆满结束，使得葡萄牙奠定了在东方的基础。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港口果阿(Goa)、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明史》称为满剌加)，以及号称香料群岛的美洛居群岛(Moluccas Islands)。

明朝与马六甲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1403年明成祖派遣使节到此，马六甲统治者于1405年和1407年派遣使节，向明朝皇帝进献贡品，要求明朝承认它的国家为明朝的藩属。郑和下西洋时曾经访问马六甲，双方之间缔结松弛的政治联盟。《大明会典》记载：“满剌加国永乐三年，其酋长拜里迷苏剌遣使，奉金叶表朝贡，诏封为国王，给印诰。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又请封其国西山，诏封为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

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当是时国际贸易的中转港，也是南洋群岛海上要冲。葡萄牙人攻占其地后，使之成为葡萄牙在东方的军事要塞与国际贸易基地，也是当时的香料集散中心。葡萄牙人由此出发，一面控制香料群岛，一面北上沟通中国。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对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怀有极大的兴趣，1508年发出指令：“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一连串的问题，既反映了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也反映了对中国的一无所知。

药材代理商出身的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1512年到达马六甲，在葡属印度总督手下任商馆秘书、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他在马六甲四处搜集情报，编成《东方诸国记》，呈献给葡萄牙国王，为东方决策提供依据。看看1515年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是饶有兴味的事。书中写道：

中国不以掠夺他国为荣，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乐善不倦且又十分富饶的国家。

中国输出的大宗商品为本色湖丝，数量甚巨；大量散装的彩色丝绸，各种颜色的缎子，五颜六色带格子图案的“恩罗拉多斯”锦缎，塔夫绸与薄如蝉翼的纱(xaas)，以及其他各种五彩缤纷的丝绸……上述这些帆船自中国航海抵达马六甲后，中国人无须交纳关税。

(中国人从马六甲运回的)大宗商品为胡椒——中国人每年要购买十船胡椒，如果能有许多胡椒运往中国的话——丁香、少量的肉豆蔻，一些木香和儿茶。中国人还大量购买薰香、象牙、锡、药用芦荟、堆积如山的婆罗洲樟脑、红色的烧珠、白檀、苏木、不可悉数的新加坡出产的乌木、为数甚巨的坎贝红玛瑙、鲜红色的羽纱以及彩色的羊毛织品。除了胡椒之外，他们对所有其他商品都不太重视。

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较之先前的一无所知，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位当时的中国通，被国王委任为第一任使节出使中国，两者的相遇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是耐人寻味的。相映成趣的是，当时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是影影绰绰的，从统称他们为“佛郎机”这点来看，就显得模模糊糊。对海外事务有所研究的郑若曾这样写道：“刑部尚书顾应祥云：佛郎机，国名也，非统名也。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甲必丹。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

以上所说，就是1517年(正德十二年)由一支葡萄牙舰队载着使臣托梅·皮雷斯在广州城外的珠江抛锚下泊，请求通使之事。在《明实录》中留下了记录：“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

这个皮雷斯很会钻营，买通广东地方官，终于获得进京的许可，在正德十五年(1520)进入北京。由于同年年底满剌加(马六甲)国王呈送的求救公文到达北京，明朝君臣获悉这帮佛郎机东来的意图，以及强占东莞县的屯门岛，在那里劫夺财富、掠买人口种种劣迹，便把皮雷斯遣返广州。这就是《明史·满剌加传》所说：“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羁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值遣归。”葡萄牙人当然不甘心放弃对中国的贸易，径直前往福建与浙江沿海，参与走私贸易。

2. 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

英国历史学家博克瑟(C.R.Boxer)在《十六世纪的华南》(South 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中，如此描述这一段历史：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与中国的贸易是非常宝贵的，不经过一场斗争就让他们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是绝对办不到的。故而在随后的三十年内，佛郎机继续游弋于中国沿海，他们有时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进行贸易，有时则完全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由于最初是在广东相当严厉的那道明王朝禁止其贸易的诏令，葡萄牙人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向较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与浙江，他们在那儿隐蔽的、无名的诸岛屿及港湾内越冬。在那些暂时的居留地中，最繁盛的要数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以及位于厦门湾南端的浯港和月港。

博克瑟的说法是可信的，在中文史料中可以找到印证。当时的漳州籍官员林希元说：“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属，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且其初来也，虑群盗剽掠累己，为我驱逐，故群盗畏惮不敢肆。”走私贸易的基地，就是福建的浯屿与月港，以及浙江方面的双屿港。郑舜功说：“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五年)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十九年)继之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勾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自此，东南衅门始开矣。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宁波知府曹诰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广捕接济通番之人，鄞乡士夫尝为之拯救，知府曹诰曰：‘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明年，邓獠等寇掠闽海地方，浙海寇盗亦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一、许二等通番致寇，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于乙巳岁(二十四年)往市日本……”

葡萄牙人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闽浙一带进行贸易，他们活动的地域——宁波外海的双屿岛，是远近闻名的走私贸易据点。它孤悬海外，岛民早在明初已经内迁，长期无人居住，极有利于走私贸易。许栋(许二)、李光头(李七)、王直等，以此为据点，进行走私贸易。葡萄牙人贸易之余，在那里栖息越冬，许栋、王直从葡商手中买进各种番货，转手倒卖，还从他们那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船只，用来对付官军。从1524年到1547年，葡商在双屿岛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居民达3 000人，其中葡萄牙人1 200人，其余是各国的天主教徒。当时的走私贸易十分兴旺，以致形成港口拥堵不堪的景象。据说葡萄牙人每年在双屿岛的交易额达到300万葡元以上，绝大部分交易用日本银锭作为支付手段，交易的商品主要是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粮食，以及从东南亚运来的胡椒等土特产。因此之故，双屿岛一时号称葡属东方殖民地最富庶的商埠。西方史家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说：“在其繁荣兴旺的日子里，双屿成为中国人、暹罗人、婆罗洲人、琉球人等等的安全地带，是他们为数众多、横行于整个海域的海道之害。这个地方向来繁华，但自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起，由于对日本贸易而变得特别富裕。其地有两座教堂，一座市政厅、两家医院，以及超过1 000幢的私人房屋。尽管这里属中国管辖，但实际上由一个自治市政机构统治着，这个机构由行政司法官、审计官、法官、市议员以及其他六七种官员组成。”

这种繁荣状况仅仅持续了几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巡抚闽浙，为了消除倭患，调集军队把双屿岛的走私贸易据点彻底捣毁，随后又有漳州的走马溪之战，葡萄牙商人不得不从浙闽沿海退回到广东。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事，当属王直引导葡萄牙商人前往日本。据日本文献《铁炮记》记载，天文十二年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一艘从中国驶来的大型船舶，抵达九州东南部的大隅半岛南面的种子岛，船上一百多名船员服装与语言都很奇特。其中有一名大明儒生，名叫五峰，以沙滩当纸，与当地人笔谈，介绍这些人是“西南蛮种之贾胡”。所谓大明儒生五峰，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峰船主王直。此举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开启了中、葡、日的三边贸易的新格局。日本文献《大曲记》说：“有个名叫五峰的从大唐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国式房屋。他(指平户领主松浦隆信)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

广东方面的情况稍好一些。由于广东方面对佛郎机“悉行禁止”，导致“番舶几绝”，对广东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嘉靖八年(1529)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请求重开广东海禁，允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大好处：一是“番夷朝贡之外，抽解俱有则例，足供御用”；二是“借此可以充羡，而备不虞”；三是“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绕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两数万”；四是“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椒，辗转交易，可以自肥”。朝廷批准了林富的奏请，从此形成了广东的特殊政策——“广中事例”。《明史·佛郎机传》说：“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

3. 从香山澳到濠镜澳

所谓香山澳，就是位于香山县的港湾——浪白澳。广东地方当局规定，东南亚国家的商船在广州附近的洋澳“驻歇”，等候官府的处理。暹罗、占城等国的商船在香山县的浪白等洋澳以及邻近的一些洋澳，等待官员前来抽税，然后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于是浪白澳便成了最为繁忙的交易地点。晚明学者王士性如此描绘道：“香山澳，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暹罗、真腊、三佛齐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渐效之。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头。”但是浪白澳的地理条件并不理想，一是它距离广州太远，常有海盗出没；二是此地过于荒僻，缺乏经商所需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外商逐渐把位于珠江口的濠镜澳作为理想的交易场所。

濠镜澳是澳门的别名，它成为中外贸易的一个口岸，据说是负责广东沿海事务的都指挥使黄庆接受葡萄牙人贿赂的结果。中文书籍记载澳门史事最早最详的《澳门纪略》写道：“嘉靖十四年(1535)，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之上官，移泊于濠镜，岁输课二万金。澳之有番市自黄庆始。”这一说法似乎源于《明史》，该书写道：“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镜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濠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尼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赦市舶司领之……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至濠镜，遂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诸国人畏而避之，遂专为所据。”《明史》的说法过于含糊其辞，实际上嘉靖十四年以后葡萄牙人只是获得了与东南亚各国商人同等的权利，可以在濠镜泊船与经商。博克瑟《佛郎机之东来》说得较为确切：关于在澳门本岛定居之起源已有诸多论述，但迄今未有明确的定论。正如我们某些耶稣会士于1555年在该岛写的那些信件中所知道的那样，在1557年之前，葡萄牙人无疑已经常出入于该地。

关于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时间，以往学者大多依据万历《广东通志》的说法：“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循贿许之。时仅蓬磊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澳门纪略》因此说，番人之入居澳门自汪柏始。以后学者大多信以为真。梁嘉彬认为，《澳门纪略》把此事系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是一个错误，据他考证，汪柏借地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他引征葡萄牙人宾陀所说，在葡人经中国官兵数度屠逐后，只有浪白一口尚可互市，1557年葡人以惯用之贿赂方法，博得中国政府允许在濠镜筑庐，以曝晒、存储货物。梁氏还引征瑞典人龙思泰的说法，认为至1557年，葡人始得入澳。梁嘉彬的结论是：葡人入居澳门，洋人多主1557年之说，揆之情理，当亦无误。近年来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史的万明，对此也有详细的考证，她认为嘉靖三十二年葡人入居澳门的说法，虽然流传至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却是站不住脚的；国外近年研究澳门史的专著多已采用1557年的说法。

从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开始，葡萄牙人在澳门搭建住房，营造村落，为长久定居之计。到了1562年，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唯一居留地，定居人口包括大约900名葡萄牙人，几千名从非洲、东南亚掠买来的奴隶，以及4 000名中国商民。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建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居留地，拥有三座教堂，一所医院，一座善堂，5 000多名基督徒。这个地方，隶属于驻扎在果阿的葡萄牙印度总督，由每年从印度前往中国、日本的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管辖。每年五六月间，这支船队从印度启航前往澳门，在那里停泊十个月或一年，购入大量的中国货物，等候下一个季风，于第二年六月至八月有澳门驶往日本。澳门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港。

此后，由于广州贸易的重新开放，每年一月和六月，外国商人可以两次到广州参加交易会，东南亚各国商人不必经由澳门径直前往广州交易，澳门逐渐成为葡萄牙人独占的商埠。葡萄牙人给他重新命名，因为当地有座供奉“阿妈”(妈祖)的天妃庙，所以把它叫做“阿妈港”或“阿妈澳”，葡文简化为Macau(英文作Macao)。据学者们研究，福建、台湾、广东一带，妈祖崇拜十分盛行。澳门所在的香山县境内，明清两代至少有十一座妈祖庙。澳门民间相传，明代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闽粤商贾来澳门兴建妈祖庙；或谓澳门妈祖阁的最早建筑弘仁殿建于弘治元年(1488)。1984年，澳门举行“澳门妈祖阁五百年”纪念。可见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以前，澳门妈祖阁早已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这与澳门名称的由来，有着密切的关系。瑞典人龙思泰在他的名著《早期澳门史》中如此说：

因在娘妈阁炮台(Bar Fort)附近有一座供奉偶像的神庙，所供奉的女神成为阿妈(Ama)，所以外国作家称之为“阿妈港”(Amangao, Port of Ama)。1583年葡萄牙人将其命名为“神名之港”(Porto de nome de Deos)和“阿妈港”(Porto de Amacao)。这些都是“澳门”(Macao)一词的词源。

这是从外国人的视角而言的。中国人另有一种说法。之所以把濠镜澳叫做澳门，是因为此地以南有十字门，人们把两者合称“澳门”；或者说濠镜澳有南台山、北台山作为门户，所以称为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