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

    从宋朝以来，江南因经济繁荣、社会富庶而蜚声全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间谚语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明中叶以降，江南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时期，农工商各业蓬勃发展，多层次市场的形成及市场经济的活跃，十分引人注目。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对这里的优质丝绸与棉布的需求日益增长，进一步刺激了江南经济与社会的更加繁荣。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苏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直到近代上海兴起以后，它的地位才被上海所取代。苏州的繁华带来了奢侈风尚，使它成为当时的时尚之都，邻近的地区纷起仿效，奢侈风尚逐渐弥漫于苏松杭嘉湖诸府所属各县各市镇。

1. 社会风尚由俭入奢

江南地区的奢侈风尚源于苏州，通过频繁地往返各地的商人为媒介，很快向各地散播，各地都把苏州当作时髦中心，纷纷仿效，以苏州时尚为时尚。嘉靖、万历时人张瀚说：“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务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多，而四方之观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又说：“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江)、常(州)，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另一位嘉靖、万历时人王士性说得更妙：“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这确实是值得注意的动向。翻检江南的地方志，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明中叶以来，社会风气逐渐由俭入奢，即由俭朴走向奢侈。

嘉靖、万历时人徐献忠：“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嗤鄙之。”

万历《嘉定县志》：“富室召客，颇以饮馔相高，水陆之珍常至方长，至于中人亦效慕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

崇祯《松江府志》：“吾松正德辛巳(十六年)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

康熙《吴江县志》说：“明初芟夷豪门，诛戮狂士，于是俗以富为不幸……习尚俭素，男子不植党，妇人不市游，久而成俗……迨百年后，人始尚文乐仕，而俭素之习因而渐移。迩来弥甚，厌故常而喜新说，好品藻而善讥详，淳庞之气鲜有存者。”

光绪《常昭合志稿》引《陈司业集·风俗论》：“万历后，率以声华气谊相高，寻盟结社，千里命驾，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在闾里中，眼高于顶，负手逍遥，担夫走卒望而却避……往时履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脂膏脯者恒不售，今则遍满街巷，旦陈列，暮辄罄尽矣；往时非贵显不乘轩，今则肩舆塞路矣。”

这种情况大体从明中叶开始显现，到万历年间日趋明显，以后愈演愈烈，直到清朝前期依然如此。康熙《淞南志》引用“旧志”说，从明朝以来，“人有恒产，多奢少俭”，入清以后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则家无担石者十居其五，而饮食服饰竞以侈靡相尚”。该志书编者引用清初余起霞的话来证实这一点：“吾乡习尚日异月新，余幼时见亲朋宴集，所用不过宋碗，其品或四或六，其味亦只鱼虾鸡豕；婚娶盛筵果单，实以枣栗数枚而已。自后，宋碗变为宫碗，宫碗又变为水盘，水盘又变为五簋十景九云锣。其中所陈，穷极水陆。一席所费，可作贫家终岁需矣。往时及见里中素封之家，所服不过褐苎而已，今则绸不足而纱之，纱不足而缎之，缎不足而绫之、锦之，甚且袭以银鼠、褐以紫貂。一帽也，倏而昂其顶，倏而广其檐。一履也，俄而镶其面，俄而厚其底。如是者谓之时人，否则，群以村汉目之。举世滔滔，莫知所自始，亦莫究其所终。”如此追求时尚，一顶帽子，时而讲究高顶，时而讲究阔檐；一双鞋子，时而讲究镶面，时而讲究厚底，与今日的时尚风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追求排场，挥金如土，还自诩为“时人”——时尚中人，也就是当今所谓引领潮流的时髦人物，他们眼中的“村汉”，犹如现今上海人眼中的“乡下人”。看了这条史料，生活于现今上海的笔者，竟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淞南志》的说法并未夸张失实。明末松江诸生吴履震也有类似的看法：“今富贵佻达子弟，乃有绫缎为裤者，暴殄何为？奢侈之俗，纨绔之俗，吾松更甚于他方。毋论膏粱势厚，弃菅蒯而贱罗绮，下至舆台仆隶，咸以靡丽相矜诩。”

为什么会出现“由俭入奢”的现象？一言以蔽之，农工商各业发达，市场经济繁荣，社会生活富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状况，在江南市镇的年中行事的排场中显示得淋漓尽致。

2. 奢侈风尚的典型分析

著名的濮绸产地濮院镇，万历年间，“改土机为纱绸，制作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自后织作尤盛”，镇上街巷“接屋连檐，机声盈耳”。濮院镇因此成为嘉兴府境内最为富庶的市镇，年中行事也就带上了奢华的色彩。正月初一“大年朝”，镇上开设机坊的人家，男女更换新衣，向神祇行礼如仪，神祇包括在厅堂供奉财神，在织机左面供奉“佛马”，谓之“机头土地”(视为土地神)。然后参加僧寺尼庵的佛会，迎接喜神，谓之“走喜神”。四乡以蚕桑丝织为生的农家，正月间举行“田柴之会”，祭祀田祖、蚕花诸神，巫师唱歌侑神；入夜，燃放爆竹、花筒，夜阑送神，焚烧田柴，谓之“照田柴”或“烧田柴”，意在祈求丰年。正月上旬，年事粗了，各个机坊开始召女红络丝，谓之“开络”。待到丝料齐备，于是召集机工开始织绸。镇上商家则要等到正月半以后方才开张。正月半以前整个市镇喜气洋洋，地方志如此描写道：

阖镇市廛，新岁惟鱼肉冠履等铺不罢市鬻，余须以次开张，至元宵始遍。遇天气晴朗，春风鼓动，里人新衣丝履，顶时式红绒冠，往来道左，锣鼓爆竹间时辄发。茶肆弹演小说，近村隙地竖长竿缚刍燎之，以祈有年。助以流星花炮，举音乐，打元宵鼓。乡之人醵分酣饮，以尽其欢，谓之田蚕会。烟火、烛龙、马灯之外，又有寻撞、走索、跳大头诸戏。妇女则召柴姑(俗称灰七姑)、苇姑(俗称三娘子)、筲箕姑、帚姑(即如愿)，以卜一岁之休咎。

到了三月，繁忙的养蚕季节开始，因为是生计所系，故有隆重的信仰仪式。三月初三日，晴主蚕熟，育蚕农家贴门神，闭门不炊，亲戚朋友不相往来，揉草头和粉，制作青白色茧圆(状如蚕茧的汤圆)，祭祀蚕花诸神，并且有全镇集体的迎神赛会与之配合。这种迎神赛会不仅规模宏大气氛热烈，而且排场豪华，一掷千金。万历年间嘉兴名士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记录了万历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濮院镇迎神赛会的盛况：

三月三日，秀水濮院镇醵金为神会，结缀罗绮，攒簇珠翠，为抬阁数十座，阁上率用民间娟秀幼稚妆扮故事人物，备极巧丽，迎于市中。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盖无赖辈诱惑愚荡，利其科敛干没，所入不赀故耳。且迎会之日，民间亲戚来聚，其家浆酒藿肉，费用甚侈，贫者至典质应之。又有抬阁经行之处，群恶少竟自毁拆墙屋，无可告诉。甚则逾越之盗乘人尽出，恣行探胠，不良之姬，飘荡之子，潜相拐引。其他幼弱挨挤，踏背折支，酗狂斗狠，丧生构讼，骚然不宁者数月未已。镇民甚苦之，云：每三年必遭一劫，盖三年一迎会故也。特以镇去郡邑远，官法不能尽行，而无赖辈抵掌效尤，以城隍神为由，自闰三月十四日起，至二十五六日，昼夜骑马嘶锣，纠众勒索。嘉兴陆令君前后出示，严禁不止，反借他事编歌谣以污蔑之，又假借诸乡绅名目，公行抗拒，日夜攒簇抬阁，城内外约七八十，拥塞街巷。司理沈公出，不避道，公怒，命焚之，诸无赖虑人抢掠，各拆卸遁去。余以为令行禁止，乃可为国。令不行禁不止，何乱不酿？何法可恃？

显然，迎神赛会既是一种民间信仰，也是一种民众狂欢，正如茅盾谈到乌镇“香市”时所说：“‘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约半个月。赴‘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 ‘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既然是民众的狂欢节，必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带来一些治安问题。李日华对此颇为反感，对于令不行禁不止耿耿于怀。但是，在经济繁荣的时代，要想禁止这种迎神赛会的狂欢活动是不可能的。他的日记透露了迎神赛会排场豪华，热闹非凡，故而“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只要濮院镇经济持续繁荣，这类狂欢活动必定会继续下去，要想禁是禁不掉的。

乾隆时人胡琢在《濮镇纪闻》中说：“南新街，明时屡举佑圣会，称极盛”；“每数载，于三月三日迎佑圣会，称为胜举……犹于日间迎会，夜间迎灯，一国若狂，至今此风未艾”。他还引用谢天瑞《鹤林新露补》的一则记载，反映了康熙时期濮院镇迎神赛会的盛况：“余于康熙庚子、辛丑间，见嘉兴濮院三月三日有佑圣会，吴江有五方贤圣会。碎剪锦绮，饰以金玉，穷极人间之巧，糜费各数千金。舾舟万计，男女咸集，费且无算。”看来从万历至康熙，这种奢侈风尚始终未曾停息，在地方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不过这种奢侈排场，并非为奢侈而奢侈，而是和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

迎神赛会这一天，乡人每一圩各装一船，举行划船会，用松毛作棚，船中敲锣打鼓，有人椎髻簪花，扮作蚕妇，先翻“叶仙诗”，占卜桑叶价格高低；接着又有“把蚕”、“称茧”、“缫丝”等举动，占卜蚕丝丰歉。又有人扮作农夫，占卜田岁丰歉。濮院镇四乡划船数十艘，往来如织，装载士女前往观赏的船只更多，民间谓之“闹清明”。这种闹清明，并不把祭祖扫墓放在第一位，而是突出与当地民生休戚相关的蚕桑业，关联到桑叶价格的高低、蚕丝收成的好坏，为此祈求蚕花诸神庇佑，带有明显的市井色彩、商业色彩。

此后的年中行事，几乎都与蚕桑事业息息相关。小满时节，有所谓“动三车”仪式，即开动丝车、油车、水车，意味着农忙季节已经到来。从这一天开始，家家关门闭户，叫做“蚕关门”。直到采茧时，才开禁，亲戚之间才可以互相走动，叫做“蚕开门”。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有盂兰会、水陆道场、翻经会，乡人以为此类活动“利于蚕花”，趋之若鹜。十二月十二日为“蚕生日”，养蚕人家腌蚕种屑秫，做成蚕茧状的汤圆——茧圆，祭祀灶神，祈求来年蚕桑继续兴旺。当人们把民间信仰与日常生产、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当宗教活动与生计活动融为一体的时候，信仰的色彩逐渐淡去，演化为代代相传的习俗，这是和市场经济繁荣趋势相一致的巨大进步。

从经济的角度看，濮院镇丝绸业兴旺发达，经济实力雄厚，年中行事极尽奢侈之能事，是很自然的事。从明至清始终如此。前面说到“佑圣会”，下面不妨再看看“鳌山会”。《濮院琐志》写道：

鳌山会，数年一举。共二十四座，每坊各出其一，以天字号为首，凤栖次之。余坊行走先后，悉有成规，并各分主宾迎送，不相紊也。先作山骨，凡可以点缀山色者，靡不穷搜巧购，求巧厥形。届期募硖川(硖石镇)冶工制细铁条，以小儿扮神仙故事。山之巅结彩亭，用五色绸簇栏杆、藻井、榱题、梁栋之物，陈设几案金玉器具，旁坐一人或二三人，亭之上或坐一二人，用细铁条自履至臂，视手中所持物，随其形屈曲而出。忽于空中立一人其上，远望之但见虚无缥缈而来，初不解其连属之巧，殊可观也。其所服之裙率皆新制，又以珍珠缀其裾领，金钏珠冠皎日之下光彩眩目。虽百计挪移，好胜者在所不恤，计数日之间费且盈万。而远近来观者篙楫纵横，男女填溢，所谓举袂成帷，挥汗如雨，不是过也。

一个鳌山会，豪华之极，花去银子上万两，主办者竟然“在所不恤”，成群结队前来参与、观赏的人群的花销，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种奢侈是有经济后盾的，且看当地日常婚礼的排场便可明白。有意思的是，《濮院琐志》的编者讲出了很有意思的背景：这种奢侈风尚是深受苏州影响而形成的，这点非常值得注意。请看：

婚嫁之礼宜称其家，而濮(院)之业绸者多与苏(州)人往来，目见耳闻，渐务奢华。如男家求吉，钗珥之外，加以果茶；女家允吉，冠履之外，佐以糕饵。此风自昔有之，今则有加无已。茶必茗器精工，果则添设果匣。向来用糕者十之一二，亦不过四盘而止，近来务从丰厚，每糕重四五十两，五十为一架，饰以剪彩，自四架至八架，率以为常。其后道日亲迎诸仪，无不称是。

湖丝集散地南浔镇，在南宋兴起以后就蔚为大观，到明嘉靖、万历之际日趋繁荣，号称“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培育出日趋奢侈的社会风尚。万历时当地人王道隆《菰城文献》谈到风尚变化，这样写道：“成化(1465—1487)以前，谋饔飱者以兴贩为能，养子弟者以读书为讳，哗者好勇而争讼，细民重释而信巫。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笳用为长乐，差有僭逾之风焉。”这当然是王道隆的一己之见，眼光或许有所偏颇，有意思的是，他把“市廛以质当相先”与“宴席以华侈相尚”作为当时社会风尚的特征，虽然是以批判语气说出的，却在无意中道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风尚变化的互动关系。国内外市场对湖丝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南浔镇市场经济的繁荣，工商各业欣欣向荣，带动了作为融资渠道的典当业随之兴旺，于是出现了“市廛以质当相先”的新现象。这里所说的“质当”，主要是指工商业者筹措资金的渠道，每天贸易额几万两银子，需要大量的现金流通，质当成为一个重要渠道。工商业者经营有道，容易富裕，才会出现“以华侈相尚”的社会风气，才会“富屋宅”、“盛舆服”。

其后，此风更盛。这并非守旧士大夫感叹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繁华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现象。由于南浔镇久盛不衰，这种风气持续的时间也特别长，它的四时节庆活动极尽豪华之能事。正月初五为“五路财神”生日，以商人为主体的南浔镇民十分重视接财神活动。五更时分，祭祀牲醴，称为“接五路”(意为接五路财神)，又叫“接路头”，是镇上牙行店铺以及依赖商业谋利的各色人等祈求发财的活动，当地人谓之“祀五路神，以祈利达”，“是日，诸贾人毕集拜叩祈财”。

到了元宵节，又一轮欢庆开始。镇上锣鼓声不绝于耳，美其名曰“元宵鼓”。街头巷尾到处张灯结彩，贴出藏头诗句，任人猜测，称为“打灯谜”。镇民扎造龙、象、狮、马各色灯笼，在街市提灯游行。每夜迎神赛会，必有数十对灯笼点缀其间，望去宛若纱縠，引导出游的神像，谓之“出灯会”。张镇《浔溪渔唱》吟咏元宵灯会盛况：

元宵风景尽堪夸，画鼓咚咚灯市哗。

梵字栏杆珠箔卷，争看水面放莲花。

此种热闹景象持续十余天，耗费的资财当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五月十三日，关圣大帝生辰，士民焚香拜祝，敛资出会，喧阗街市。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南浔镇东西南北四栅，在空旷场地演练水龙。七月七日金元总管诞辰，对于南浔镇而言有着特殊意义，排场之大不亚于春节与元宵节，镇上商家出资，请戏班演剧竟日。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是地官赦罪的日子，和尚抄录亡者姓名，遍送檀越，谓之“关节”。镇上有盂兰盆会，夜里放焰口，向饿鬼施食，沿河放灯，谓之“照冥”。市井之家出资，聘请僧人设瑜伽焰口，大街小巷几乎每夜都如此。七月三十日，地藏诞辰，士女前往东藏寺烧香最盛，入夜，各家门前设供香烛，曰“点地灯”。九月初五，南浔镇土神崔、李二承事生日，商贾先期而至，手技杂戏毕集，报赛演剧连日不停。有小艇架以红栏，挡以青幔，仿六柱吴船样式，让游客乘船看戏。镇上茶馆酒楼，家家弦歌纷喧，通宵达旦，令骚人逸士、估客寓公无不流连忘返。一直到年底，此类节庆活动持续不断。毋庸讳言，此类活动带有浓烈的迷信色彩，但是如果单有迷信而无繁荣的经济支撑，这种大操大办的侈靡之风断然难以为继。咸丰时代当地人感叹：“迩来风会日趋，稍不如昔，奢靡渐启。”

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侈靡之风并非咸丰时代“渐启”的，早在嘉靖、万历时代已经“渐启”，到了咸丰时代是愈演愈烈了。原因就在于南浔镇的湖丝贸易进入了黄金时代，社会较前更加富庶了，哪里谈得上“稍不如昔”？上述欢度节庆一掷千金的奢侈之风，映衬的是经济繁荣带来的欢愉，它一定是盛世才有的景象。到了衰世或乱世，此风便难觅踪影，原因只有一条：失去了经济的支撑。

万历《杭州府志》记载：“元旦前后张灯五夜，二十五夜为最盛……至期，人家各缚结山棚，悬灯其上，通衢或神庙前，醵金结鳌山船灯……此五夜箫鼓喧阗，往来游观者至二三鼓始罢。嘉家开宴，则装放烟火架以娱客。浪游子弟亦多造硝黄花筒，相对斗胜，谓之高花……街巷歌行舞队，为奇胜者种种。”光绪《枫泾小志》在谈及“赛神之举莫甚于枫泾”时指出：“则童子十岁以下貌端好者，遍扮诸天列宿，尽态极妍，衣皆奇丽，珠以万计，金玉以千计。其有不足，则假诸邻邑。互相夸耀，举国若狂，费几累万。至期，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一时传为盛举。”试问，在经济萧条、食不果腹的情境下，人们还有如此雅兴不远百里前来共襄盛举吗？此种“举国若狂，费几累万”的盛况还可能再现吗？

3. 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中国的传统思想一向是批评奢侈风尚的，以为社会习俗由俭入奢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从道德层面思考的结果。如果从经济层面来思考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晚明的江南，经济突飞猛进，蚕桑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由农家副业一跃而为主业，李伯重把它称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与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有相似之处。他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的导论中说：“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他研究了1850年以前三个世纪江南工业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

社会日渐富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德、嘉靖间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者。他在《蒹葭堂稿·杂著》中，批判了正统的禁奢观念，为奢侈辩诬，以深邃的目光论证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谱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一页。故而笔者不厌其烦地援引于下，以飨读者：

论治者数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

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持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也。”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

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杭”，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则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呼，此可与智者道也。

陆楫这篇反对政府当局“禁奢”政策的短论，精采之极，犹如空谷足音，振聋发聩。思路奇特，立论严密，发他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奢侈的看法，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超越了同时代人，面对社会的转型，向陈腐的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对工商业发达和市场经济繁荣带来的奢侈现象，给予最大限度的肯定，认为它是社会富裕的产物，反过来必将促进社会进一步富裕。在此基础上对江南地区“由俭入奢”的转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必看作洪水猛兽；迂腐守旧之辈感叹“世风日下”，倡导官府“禁奢”，是不合时宜的。

陆楫的理论不独在当时具有创新价值，即使在今日也不无启发意义。

首先，他指出了奢侈现象出现的社会经济前提——“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也就是说，富裕带来奢侈，贫穷带来俭朴。

其次，他指出了奢侈并非浪费的同义词，消费更不是浪费的同义词，奢侈性消费在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生产与市场，这就叫做“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

再次，奢侈带动消费，带动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促进工商各业的发展，带动服务行业的精益求精，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说：“奢则其民必易为生。”他的家乡上海县因此而繁荣，号称“小苏杭”，原因也在于此：“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其奢，其民颇易为生尔。”

再其次，以奢侈形式表现出来的消费需求，促进市场经济繁荣，带动社会风尚变化。此种奢侈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非人们的矫揉造作，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开全国风气之先的苏州、杭州就是最好的例证：“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

对于这样一位有思想的学者，人们所知甚少，或许是他的父亲陆深名声太大，遮蔽了他，他的小传大多依附于陆深名下，而没有单独立传。《松江府志》、《上海县志》都在陆深传中捎带写到陆楫。嘉庆《松江府志》为陆深立传，引用《陆氏家传》关于陆深和他的子孙，其中涉及陆楫：“子楫，字思豫，才思警敏，能文章，尤善决策辩难，有经世志。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已拟解首，仍失之。日事著作，《蒹葭堂稿》一编，鸿识巨见，深中窽要，竟赉志以没，不获遂其学。”寥寥几十字，太过于简略。《上海县志》的陆深传附带提及陆楫，也是如此简略：“子楫，字思豫，号小山。少颖敏，读书过目不忘，属文善议论。以父荫，由廪生入太学。著有《蒹葭堂稿》、《古今说海》。年未四十卒，无子。”尽管文字简略，多少还是能够窥探一些信息，例如“尤善决策辩难，有经世志”；“鸿识巨见，深中窽要”云云。明中叶以来，江南经济高度成长带来的社会巨变，造就了经世致用的人才，关注社会现实的眼光。当然也和陆楫所受的家教有关，吴履震写陆深教子，有言：“陆俨山出入馆阁，前后几四十年，每见国朝前辈抄录得一二事，便命其子熟读而藏之。盖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古今，何得言经济？此先儒所以贵练达朝章……今世学者尽有务为博洽，不究心当代事故，一问及朝廷典章，及一代经制沿革，恍如隔世。纵才华迈众，恐其见诸施为，自至窒碍，宜识者目为俗子，无足怪矣！”可见陆楫的庭训有别于他人，“有志用世”，“兼通古今”，“务为博洽”，又“究心当代事故”，对于当世的见解自然不同凡响。对苏松一带的奢侈风尚的看法，也就迥然有别于凡夫俗子。吴履震写道：“尚衣缝工云：‘上近体俱松江布，本朝家法如此。太庙红纻丝拜裀立脚处乃红布，其品节又如此。今富贵佻达子弟，乃有绫缎绒为裤者，暴殄何如？奢侈之俗，纨绔之习，吾松更甚于他方。毋论膏粱势厚，弃菅蒯而贱罗绮，下至舆台仆隶，咸以靡丽相矝诩。”对此，吴履震只能哀叹：“江北齐晋，便有古朴之风矣。嗟嗟，中流之砥，安睹朝歌胜母之乡哉！”面对奢侈风俗，吴履震只有哀叹的份，而陆楫却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思想家与平庸之辈的差异彰显无遗。

台湾学者巫仁恕说：“陆楫在晚明并非著名的士大夫，所以其说直到1950年代，才被史学家傅衣凌与杨联陞发掘出来，指出其重要性。虽然到清代仍可见陆楫说之后继者，如清初人魏世傚(1655—？)、乾嘉时人法式善(1753—1813)与顾公燮、嘉道时人钱泳(1759—1844)等都有类似的看法，他们都尝试将奢侈朝向‘去道德化’与‘去政治化’，但是因为主张此说大部分是‘小儒’，在知识界中并非主流，在思想界与知识界所造成的影响恐怕有限。再从对实际社会面的影响来观察，明代只有少数地方志显示部分地方官对奢侈风气的思想与陆氏同调(如崇祯《漳州府志》)，清代的地方志虽出现以平实的语言记载奢侈风气，并将其视为客观现象而未置褒贬之词，然而也未见明显赞同陆氏之奢靡论者。”

毫无疑问，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陆楫的奢侈理论的影响确实有限，并非思想界的主流。正因为如此，他的奢侈理论的出现本身，就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经济的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应该跟上这种变化。赞同者少，并不影响新理论的价值，思想史上的先行者往往如此。

只要不囿于传统偏见，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来衡量，都会赞同这种远见卓识。乾隆间苏州人顾公燮就与陆楫遥相呼应，提出类似的观点：“即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院、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苏州是明清时代的时尚中心，奢侈风尚的发源地，通过往返苏州的商人，向各地散播苏州的奢侈风尚。顾公燮有这样的见解——“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是毫不奇怪的。

江南经济的高度成长，为奢侈风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奢侈风尚的弥漫，刺激了江南经济的更加繁荣。这一趋势，已被历史所证实。

放宽历史的视野，欧洲也是如此。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于奢侈的论述，与两三百年前的陆楫、顾公燮有着惊人相似之处，都肯定了奢侈的经济意义。桑巴特理论的精髓，他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他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眼光分析了欧洲17、18世纪的奢侈现象，独抒己见：“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有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创导者。”这一理论，被《奢侈与资本主义》的英译本导言作者菲利普·西格曼称为：“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心理学的奢侈动力理论”。西格曼在评价桑巴特关于奢侈消费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时指出：“到了17世纪，在欧洲广泛出现的已经增长的财富，带动了非常强烈的奢侈需求，桑巴特认为这一变化震动了从手工业立场看待商业到关注工业资本主义的所有商人。农业也对奢侈需求产生了回应……到18世纪时，所有真正的奢侈品企业都转变为通常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企业。”欧洲的海外贸易起源于奢侈品消费，而中国江南生产的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正是欧洲所追求的奢侈品。欧洲的奢侈品消费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达，生丝、绸缎、棉布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巨额白银流入中国，推动了江南市镇及其四乡蚕桑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的持续繁荣兴旺，使得江南市镇日趋富庶，奢侈风气蔓延。

当然，江南市镇的奢侈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却名副其实地使传统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彭慕兰(Kennerh 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很赞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作出的区别：18世纪的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何其独到的见解！不过我想补充一句，这种市场经济早在晚明的江南已经出现了。

欧洲17、18世纪的奢侈，与此前中国江南的奢侈，内容不尽相同，但本质是一致的。奢侈是消费观念的更新，是伴随经济繁荣而衍生的新的消费方式，人们在消费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增长。16世纪的陆楫已然认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