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陈献章：“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1. “江门心学”的怀疑精神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宋明理学令人望而生畏，太多的概念、术语，含义难以捉摸，当时人的行文与言说方式，也与今人相去甚远。因此，愿意阅读这类文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有鉴于此，我想用浅近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尽量跳出玄虚的窠臼。

陈献章的学问，被后人称为“江门心学”，博大精深，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是怀疑精神。他的至理名言传诵至今，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通俗易懂的话：“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这段话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他所说的“疑”，无论是“小疑”还是“大疑”，指向十分明确：儒家圣贤和儒家经典。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不敢怀疑圣贤，不敢怀疑经典，就不可能有“觉悟”，也不可能有“长进”。在思想因官方钳制而日趋僵化的时代，这样直抒胸臆的言论，弥足珍贵，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振聋发聩，使得无数痴迷于死记硬背圣贤语录而无自觉思想的士子们，幡然醒悟。

这一段文字，是他与弟子张诩(字廷实)讨论“学诗”书信中的话，故而前面几句说：“半江改稿，翻出窠臼，可喜。学诗至此，又长一格矣”。在这段话的后面，他强调“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可见他是就学问的一般规律与境界而言的，并不仅仅限于“学诗”。

陈献章能够取得这样的“觉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不断的挫折与探索，才渐入佳境的。他回顾道：“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秕糠者盖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吴与弼)游，然后益数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没而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坐小庐山十余年间，履迹不逾于户阈。俯焉孳孳以求，少进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于孔子。盖未始须臾忘也。”显然，师从著名的儒学大师吴与弼，并没有破解求学的迷惘，博览群书也没有领悟学问的真谛，真正奏效的是静坐中的思考。他的另一段自述，讲得更为清楚：“吾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

他说得非常清楚，对于心学真谛的觉悟，对于“学贵知疑”的觉悟，对于“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觉悟，是在静坐思考中得来的，即所谓静坐自得，就是他向门生反复强调的：“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因此他最重视“自得”二字，追求自己的心得，不人云亦云。在他看来，“学贵自得，苟自得之，则古人之言我之言也。”他批评当时的学者不求自得的倾向，说：“今世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他所写的《道学传序》有一段批判后学者的文字：“夫子之学非后世所谓学，后之学者记诵而已耳，词章而已耳……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今是编也采诸儒行事之迹与其论著之言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他认为后世之学与孔子之学相去甚远，因为后世学者只知背诵词章，抛弃了内核，在他们嘴里的六经变成了糟粕，研究经学无异于玩物丧志。所以他主张为学之道，最要紧的是“求诸吾心”，“以我观书”，而不要“以书博我”。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他高唱“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深意了。毫无疑问，臻于这种境界，和他拒绝仕进、隐居静坐的生涯，有着很大的关系。

2. “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

陈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人，世居白沙里，人称白沙先生。正统十二年(1477)，二十岁时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乙榜，得以进入国子监。景泰五年(1454)，二十七岁时师从吴与弼。康斋先生性格严毅，学者来问，大多不答，唯独优遇陈献章，问答讲求夜以继日。但是白沙先生并不满意，因为“未知入处”。半年以后离去，放弃举子事业，杜门不出，专心致志探求“学贵自得”方法。每天都埋首于书册，寻寻觅觅，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用功过度，几乎病倒，仍然没有“自得”——找不到“此心”与“此理”可以“凑泊吻合”的境界。于是构筑阳春台，每天在其中静坐思考。终于有一天豁然顿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自信地感叹道：“道在是矣！”后来他每每告诫来向他求学的士人，希望他们在静坐中养出端倪来，完全是自己的经验之谈。邓元锡评论道：“学自宋南渡以来，穷理、居敬为二门。而穷理者颇役心于载籍，专文析辞为致精；其居敬者又以心操心，以念克念，以用心失之者恒众也。公甫实始求之静，求之一，舍繁求约，舍难求易，而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无欲为至。其用力以勿忘勿助之间，纤毫人力不着，为天则也。”

成化三年(1467)，他再度重游太学，国子监祭酒邢让要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他应声赋诗一首：

能饥谋艺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负奇气，万丈摩青苍。梦寐见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示我入德方。义利分两途，析之极毫芒。圣学信非难，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养，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词固秕糠。……迩来十六载，灭迹声利场。闭门事探讨，蜕俗如驱羊。隐几一室内，兀兀同坐忘。那知颠沛中，此志竟莫强。譬如济巨川，中道夺我航。顾兹一身小，所系乃纲常。枢纽在方寸，操舍决存亡。胡为漫役役，斫丧良可伤。愿言各努力，大海终回狂。

就诗论诗，并没有多少诗意，他的诗大多想阐明哲理——为学之道，比如喜欢用“鸢飞鱼跃”的意象来说明“学贵自得”，“正在勿忘勿助之间，便是鸢飞鱼跃”。写给弟子湛若水的诗曰：“君若问鸢鱼，鸢鱼体本虚。我拈言外意，六籍也无书。”这首诗也是如此，所要宣扬的是“道德乃膏腴，文词固秕糠”，有鉴于此，他自己“迩来十六载，灭迹声利场。闭门事探讨，蜕俗如驱羊”。他一向批评学者只知记诵词章，使得六经沦为糟粕，未免玩物丧志，因为他们不懂得“求诸心”，一味“求之书”。而为学之道的真谛，“非得之书，得自我”。邢让深知其中三昧，对这首诗大为赞赏：“龟山先生不如也，真儒复出矣！”焦点不在诗的本身，而是“真儒复出”。陈献章就此名震京师，名士罗伦、庄昶与之结为道学之交，户科给事中贺钦听他论学，叹道：“至性不显，宝藏犹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为用？”即日辞官而去，执弟子礼。贺钦告别白沙后，回归家乡，日夜读书，随事体验，不得要领。陈白沙写信指点，他的那句传世名言——“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就是致贺钦信的原话。进士姜麟专程前往白沙，谒见陈先生，事后对人说：“吾阅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视听言动者，殆非人也。”连声称赞：“活孟子，活孟子！”

出于对这位“活孟子”的敬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先后向朝廷推荐，希望仿照当年礼聘吴与弼的先例起用陈献章。吏部的官僚不以为然，打起了官腔：陈献章不过是“听选监生”，并非隐士，如欲起用，必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殊不知陈献章做学问不是为了当官，当即以旧疾发作为借口婉言谢绝。为此写了情真意切的奏疏，向皇帝“恳切终养”，让人们看到了白沙先生富有感情的另一面：

臣父陈琮年二十七而弃养，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遗腹之子也。方臣幼时，无岁不病，至于九龄，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有六，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爱臣之深者也。臣以母恩，无以为报，而臣母以守节，应例为府县所白，已蒙圣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于寻常万万也。顾臣母以贫贱早寡，俯仰无聊，殷忧成疾，老而弥剧。使臣远客异乡，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则衰，心欲为而力不逮……惟陛下以大孝治天下，以至诚体万物……察臣初年愿仕之心，悯臣久病思亲不能自已之念，乞放臣暂归田里，日就医药，奉侍老母，以穷余年。

皇帝同意他的请求，授予他翰林院检讨的头衔，要他在“亲终疾愈”之后，“仍来供职”。此后虽然不断有人推荐，他始终隐居不出。可见他的辞官并非矫情，确实是不愿进入仕途，终其一生都在践履自己的信念：“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在他看来，熙熙攘攘你争我斗的官场，无法清静，当然养不出“学贵自得”的端倪来。

弘治十三年(1500)二月十日，在一片虚寂中，陈献章安然病逝，享年七十三岁。死前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在弟子扶掖下，焚香礼拜，向北面五拜三叩头，说：“吾辞吾君。”然后作诗一首；

托仙终被谤，托佛乃多修。

弄艇沧溟月，闻歌碧玉楼。

他对弟子说：“吾以此辞世。”七月二十一日，葬于圭峰之麓、辛向之原，参加葬礼的有几千人。十一月十二日，改葬于皂帽峰下。

白沙先生的思想学说，很长一段时间为政界学界主流人士所不屑，张岱为他立传，在文末道出了其中缘由：“《石匮书》曰：予读国史载献章之学，无以逾人，岭南宿学有仕于朝者，皆不之许。献章授官之后，称病不谢而去。途中拥驺从别义槊，扬扬得意，闻者笑耻。疑而不信，取献章所著书读之，而后知献章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古人举动亡也久矣。末世耳目，空自异也。所谓岭南宿学，谓丘浚耶。”当然对陈献章不屑一顾的并不仅仅只有丘浚一人。直到万历年间，朝廷批准他从祀孔庙，争议才告一段落。

万历十二年(1584)，耿定向为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孔庙所写的奏疏，给予陈献章高度评价：“当训诂汨溺之余，名理棼呶之日，而学以静观默识为务，以致虚立本为宗，其深造自得之趣，竖贞明懿之履，抑可谓醇乎醇者矣。昭代学术知反约而求诸心，不为口耳支离之鹜者，实其开先也。”确实，陈献章的贡献就在于开一代风气之先。万历十三年(1585)，皇帝下达诏书：批准陈献章从祀孔子庙庭，称先儒陈子，赐谥号文恭。聚讼纷纭多年的公案终于有了定论。门人林俊对先生作了这样的总结：“其立志甚专，涵养甚熟，德器粹完，脱落清洒，独超造物牢笼之外，而寓言寄兴于风烟水月之间，盖有舞雩陋巷之风焉。”其中“独超造物牢笼之外”，堪称传神之笔，与耿定向的开风气之先的论说，可以遥相呼应。

3. 陈门弟子：从贺钦到湛若水

陈献章终其一生没有担任一官半职，翰林院检讨不过是皇帝赐予的虚衔，从未履职，无权无势。然而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人，门下弟子无数，较著名的有贺钦、林光、李承箕、湛若水等，纷纷效法先生，不求仕进，专注于学问，把江门心学发扬光大。

贺钦，字克恭，成化二年(1466)进士，出任户科给事中，服膺于白沙先生学说，辞官而去，执弟子礼。告别白沙后，回归闾山，构筑小斋，悬挂先生肖像，夙夜读书，随事体验，觉无要领。白沙先生写信告诫他：“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于是沉味此旨，十余年杜门不出，有来求教者，他逊谢道：“学者君子之为己，教者圣贤之余事，自治不赡，何暇及人？”弘治初年，朝廷授予陕西参议、抚治商洛之职，他以老母有病为由，上疏恳辞，但不忘推荐老师，在奏疏中说：“新会县历事监生陈献章，天性高明，学术纯正，诚当世之大贤，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礼起之，或任内阁，俾参大政；或任经筵，使养君德。”朝廷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假如真的“以非常之礼起之”，恐怕陈献章也未必肯出山。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贺钦对于老师的高山仰止之情和无上的企盼。

林光，字缉熙，成化间举人，进京会试时，得见白沙先生，遂纳贽称弟子，放弃会试。先生隐居家乡不出，他也深居青湖，在榄山筑室，闭门静养。在给先生的书信中说：“端默喻月，从此得些光景，服膺夫子‘朝闻夕死’之说，以为圣言激切若此，必不欺天下、误来世。所谓闻者，断不在耳目之间，陈述之上。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理，无自得人头处，总是闲也。”深得乃师“学贵自得”的真谛，后人评曰：“(林)光之学，务自得，故其体验独有卓见若此。”

李承箕，字世卿，成化中乡试中举，放弃会试，投奔陈献章。当时白沙先生以心学名重天下，反对者讥刺其近于禅学。陈献章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为毁者有曰：自开立门户者是流于禅学者，甚者则曰‘妄人率人于伪者’。姑以迹之近似者言。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后之学孔氏者则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然后圣可学而至矣。所谓‘自立门户者’，非此类欤？佛氏教人曰‘静坐’，吾儒亦曰‘静坐’；曰‘惺惺’，吾儒亦曰‘惺惺’。调息近于数息，定力有似禅定。所谓‘流于禅学者’，非此类欤？”李承箕对陈献章心悦诚服，不远千里前往谒见，先生大喜曰：“吾与子神交久矣。”两人形影不离，登临吊古，赋诗染翰，投壶饮酒，从不谈及为学之方。日子久了，李承箕恍然大悟说：“箕得之矣，凡学以言传非真传也，其有目击而道存者乎？”告别之日，先生赠诗一首：

上上昆仑峰，诸山高几重？

望望沧溟波，百川大几何？

卑高入揣料，小大穷多少？

不如两置之，直于了处了。

李承箕领悟了诗中的微言大义，回到家乡，每天端坐一室，洗涤身心，径造本真。有人劝他著书立说，他回答得很妙：“近世笺注繁芜，郢书燕说，鼎沸丝棼，思一铲去之，而更推波助澜耶！”

湛若水，字民泽，一字原明，乡试中举之后，焚毁参加会试的“路引”，追随白沙先生讲学。先生殁后，接受朋友劝告，参加会试，弘治十八年(1505)得中进士，由庶吉士而出任翰林编修。在京师与王阳明一起提倡心学，学者尊称为甘泉先生。这一点至关重要，阳明与白沙并无直接交往，由于甘泉的关系，构筑两者间的桥梁。陈门弟子中，湛若水传承乃师衣钵，影响最为深远，后人评论：“其学自谓白沙传以道，要曰‘勿忘勿助之间’，揭示学者以随处体认天理。”嘉靖初年，他升任侍读学士，鉴于皇帝暑月停止经筵，上疏劝谏：“臣职在劝学，愿圣明于一日之间，以端居静思为本，以文僖寻求为业。”升任礼部侍郎后，又上疏重申对于“为学”的看法：“天理者也，即孟子勿忘勿助之谓也，日用之间，随时随处，随动随静，存其心于勿忘勿助之间，而天理自见焉。”都是在宣扬白沙先生的思想。

湛若水广收门徒，所到之处必建书院，祭祀白沙先生，遭致正统人士的非议，御史游居敬在一道奏疏中攻击道：“王守仁之学主于致良知，湛若水主于体认天理，皆祖宋儒陆九渊之说，而少变其辞，以号召好名谋利之士。然守仁谋国之忠，济变之才自不可泯。若水迂腐之儒，广收门徒，私创书院，其言近似，其行大非。乞戒谕以正人心、端士习。”

王阳明是和他站在同一立场的，在论学书中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绝。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办于言词之间……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必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他还特别指出，自从与甘泉先生交往之后，获益匪浅：“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复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阳明先生公然承认他的学问“资于甘泉多矣”，从中也可以看到陈献章的间接影响。陈献章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把湛若水视为继承遗志的最佳人选，给他留下遗言：“今世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又写了一封长信，担心平生所学半途而废，寄希望于得意门生湛若水：“碧玉楼卧病逾半月，忽得手札，读之喜甚，遂忘其病也。学吾难易，在人自觉耳。才觉退，便是进也；才觉病，便是药也。眼前朋友可以论学者几人，其失在于不自觉耳。近因衰病，精力大不如前，恐一旦就木，平生学所至如是，譬之行万里之途，前程未有脱驾之地，真自枉了也。思于吾民泽告之，非平时漫浪得已不已之言也，倘天假之年，其肯虚掷耶！”他所要交代的依然是学贵自得、学贵自觉。湛若水不负所托，为之发扬光大，得到王阳明的首肯：“甘泉之学务求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