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

不敢以为是也”

王守仁，字伯安，因筑阳明洞讲学而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黄宗羲对于这位余姚同乡前辈是推崇备至的：

有明学术，自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则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明确指出他不同于前人之处，不再“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再“述朱”——重复朱熹的成说，延续了“古来之学脉”。但是他写的《姚江学案》，似乎刻意回避这样一个问题：王阳明死后，他的学说何以被朝廷定为“伪学”、“邪说”？难道仅仅是“致良知”“人人有个作圣之路”？为什么嘉靖皇帝要指责他“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关注他思想中锋芒毕露的另一面。

1. “学贵得之心”

若要开掘阳明思想锋芒毕露的一面，我以为最应该关注的是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的两段话。一段是：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另一段是：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这两段话，气魄宏伟而又逻辑严密，极具震撼力与说服力。以笔者读史所得，在王守仁的前辈抑或同时代人中，难以看到这样锋芒犀利的言辞。其可贵之处就在于，敢于向孔子和朱子大声说不。在朱熹思想成为钦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挣脱无形的网罗，强调无论求学还是求道，都应出于自己的心得，独立思考，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要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有必要铺叙来龙去脉。《答罗整庵少宰书》是阳明对朋友罗钦顺《与王阳明书》的答复。罗氏写于正德十五年(1520)夏的书信，是平心静气的学术探讨，与后来桂萼之流的攻讦诬陷截然不同。罗氏《与王阳明书》是对王氏所著《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的学术性商榷。既然是商榷，语气自然客客气气：“昨拜书后一日，始获奉领所惠《大学古本》、《朱子晚年定论》二编，珍感珍感！某无似往在南都，尝蒙诲益，第苦多病，怯于话言，未克倾吐，所怀以求归于一，是恒用为歉。去年夏，士友有以《传习录》见示者，亟读一过，则凡向日所闻，往往具在，而他所未闻者尚多。乃今又获，并读二书，何其幸也！”

寒暄之后，切入主题，罗氏首先评论《大学古本》。所谓《大学》，即与“五经”并列的“四书”之一。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当时已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范本，蒙上了圣贤经典的色彩。王阳明指出朱熹的《大学集注》修改了孔门相传的《大学》原貌，编写了这本《大学古本》，恢复其本来面貌，试图以此来改变人们对于朱子的盲从倾向。这种大胆的举动引起朱子信仰者的非议，罗钦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罗氏批评王氏以“支离”为借口，“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勇气可嘉，但是未免于“俗学”、“禅学”之窠臼：“惟是圣门《大学》之教，其道则无以易，此学者所当由之以入，不可诬也。外此或夸多而斗靡，则溺于外而遗其内；或厌繁而喜径，则局于内而遗其外。溺于外而遗其内，俗学是已；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凡为禅学之至者，必自以为明心见性，然于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谓之有真见乎？”罗氏意在维护圣门之教，维护朱子的权威，语气虽然严厉，却并未越出学术讨论的界线。

王阳明对当朝南京礼部侍郎罗钦顺的回信彬彬有礼，完全是朋友之间的商榷。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由江西吉安前往泰和途中写的《答罗整庵少宰书》，开头写道：“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然后谈到，近几年来，对于心学，有人“非笑”，有人“诟訾”，有人“置之不足较量辨议”，而“肯反复晓谕，惟恐不及救正”，“心深且至者”非先生莫属。客气归客气，道理必须辩明。他首先讲明自己对于当世学风的不满：“世之学者稍能传诵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术，可悲矣！”而当世之讲学者有两种人，一种是“讲之以身心”，另一种是“讲之以口耳”，前者是“行著习察，实有诸己”；后者是“揣摸测度，求之影响”。接下来回答罗氏对于《大学古本》的批评，引出他关于“学贵得之心”的观点：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辑)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定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辑)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他坚持认为《大学古本》是孔门相传的旧本，朱熹怀疑有所脱误，擅自改动，不仅分章，而且加上传注。他不过是恢复原貌而已，为什么不去追究朱某的“叛孔”，而要追究王某的“背朱”呢？

清初经学家毛奇龄是站在王阳明一边的，他为王阳明作传，谈及此事说：“时讲学京师，尝以《大学》原本示人。人大惊，反有以改窜圣经讦于廷者。”毛氏对朱熹《四书集注》也有所非议，他的考证结论是：“文成所示者是《礼记》原本，今行世有注释者，系门人伪入之，大不足据。”可见王阳明是有根据的，并非罗氏所说的“俗学”、“禅学”。不过王阳明的本意并不想考证《大学》的版本，而是想阐明一个道理：“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关于《朱子晚年定论》，罗钦顺看得非常仔细，他在《与王阳明书》中批评道：“又详《朱子晚年定论》，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尺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罗氏指出王氏把早年之文误作晚年，晚年之文误作早年，结论是“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因此，一方面肯定阳明“天资绝出，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后，自以为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四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非虚语也”；另一方面奉劝他：“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揆之于理，容有是邪！”

对于罗氏指出的“考之欠详”，王氏虚心接受：“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他一向不屑于训诂考据之学，写《朱子晚年定论》的本意是想破除人们对于朱子的迷信。回信中直言不讳，为了追求“道”，不得已与朱子牴牾，然后引出他的名言“夫道，天下之公道也”：

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耳。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

信的末尾，他向罗钦顺先生指出：“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客观而论，人的一生思想有所变化，寻常之极，即使圣贤也不例外。朱熹晚年曾经表示“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不必翻阅《朱子全书》，只消看看《宋史·朱熹传》便可明白。王守仁也有今是而昨非的感言：“若某之不肖，盖亦尝陷溺于其间几年，怅怅然既自以为是。赖天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因此写《朱子晚年定论》实在不应该大惊小怪。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三年(1518)迎来了一个著作出版高潮。这年七月，《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先后在戎马倥偬之余，在江西刊刻出版。八月，门人薛侃刊刻《传习录》。关于《大学古本》，年谱写道：“先生出入贼垒，未暇宁居，门人薛侃、欧阳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纲……皆讲聚不散。至是回军休士，始得专意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至是，录刻成书，旁为之释，而引以叙。”《朱子晚年定论》也同时刊刻出版，阳明为此书所写的序言，讲明其缘起：“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五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这是在强调朱子晚年“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有必要澄清其晚年定论，作为学术探讨，应该在情理之中。至于阳明先生所说，朱熹的《集注》、《或问》都是中年未定之说，《语类》则挟带门人自己的见解，似乎言过其实。究竟是否如此，今日学者仍可讨论。

正德十四年(1519)，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朱子晚年定论》，提出另一种解释：“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由此看来，此书带有某种论战的色彩，是对围攻者的巧妙反击。

当代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陈荣捷认为，由于同朱熹的学说相抵触，阳明受到许多批评，他编写此书主要是针对这些批评做出的反应。陈氏说：“王阳明的处境一定非常艰苦。一方面为了减少敌意，另一方面为了使他自己的理论从朱熹嘴里说出来，他从朱熹写给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每封信选取一段……于1518年用以上书名刊行，试图证明朱熹晚年改变了立场并采取了王阳明所提倡的观点。这些选摘是任意的，并且多数是断章取义的。”杜维明则认为：“阳明努力阐明他的新思想，其实并不与朱熹晚年定论相抵触，这是出于他力求与这位宋代大师的精神取向相一致的内心渴求，而不是出于一个实用的目的：取悦于同辈中的多数学者、官员，他们都是朱熹的追随者。”

这些解释都有根据，也言之成理。不过王阳明本人并不就事论事，立论更为高远，这就是他在答复罗钦顺的质疑时，所强调的基本立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这是他的思想宣言，也是他始终坚持的根本观点，在与友人论学时，他再次重申这一看法：“夫君子之论学，要在于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也，未敢以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这是他对儒家经学传统作了深刻批判之后，悟出的真谛。在他看来，六经非他，乃是“吾心之常道”，《易》是“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书》是“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诗》是“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礼》是“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乐》是“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春秋》是“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又说，六经是“吾心之记籍”，六经“具于吾心”，就好像“产业库藏”具存于家中，记籍不过是“名状数目”而已。但是后世学者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六经矣”。于是他毫不留情地谴责经学家“乱经”、“侮经”、“贼经”：

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这样痛快淋漓的针砭，触及经学积重难返的弊端。他与顾东桥的长篇答问也涉及这一问题，其中有一段说到孔孟之后，圣学日远日晦，揭示的仍然是经学的积弊：

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溪，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眺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而莫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王霸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

类似的批判不胜枚举，例如：“圣贤之道坦若大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而后之论者舍近求远，舍易图难，遂使老师宿儒皆不敢轻议。故在今时，非独其庸下者自分以为不可为，虽高者特达皆以为此学为长物，视之为虚谈赘说，亦许时矣。当此之时，苟有一念相寻于此，真所谓空谷足音。”又如：“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为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

锋芒毕露的批判，得罪了一批人，对他的责难之声不绝于耳。阳明平心静气地对待，既不为一时之毁誉而动摇，也不以人言为尽非。在给门人陆元静的书信中写道：

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为说，亦将自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固各有所凭据。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乃不知圣人之学本来如是，而流传失真，先儒之论所以日益支离，则亦由后学沿袭乖谬，积渐所致……虽然，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尽，则安可遂以人言为尽非。伊川、晦庵之在当时，尚不免于诋毁斥逐，况在吾辈！行有所未至，则夫人之诋毁斥逐，正其宜耳。凡今争辩学术之士，亦必有志于学者也，未可以其异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积习，故于吾说卒未易解，就如诸君初闻鄙说时，其间宁无非笑？诋毁之者久而释然以悟，甚至反有激为过当之论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诋之力不为异时相信之深者乎！

如此坦荡而自信，如此自谦而坚定，背后是他坚信的理念“学贵得之心”，不为经典词句所束缚：“凡看经书，要取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束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觉者矣。”由此便可以理解他的那句名言了：“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后人常常讥刺他“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恰恰显示了他对经学的犀利批判，强调“皆为我之所用”，而不被经典束缚的思想锋芒。

2. 贬谪龙场：“动心忍性，恍若有悟”

任何思想家都有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王守仁也不例外。他常常向朋友门生回顾自己的探索经历，一则说：“某早岁业举，溺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尔，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学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四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踏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再则说：“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复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前者强调谪官龙场后的顿悟，后者强调通过湛若水得益于“江门心学”的启示。

总结得最为全面的，莫过于他的得意门生王畿、钱德洪。

王畿说：“先师之学凡三变而始入于悟，再变而所得始化而纯。”王阳明少年时代英毅凌迈、超侠不羁，泛滥于辞章，驰骋于兵法。接触朱熹格物穷理之学后苦于其繁难，自叹与圣学无缘，于是究心于佛老之学(也即他自己所说的“求诸老释”)，日夕勤修，练习伏藏，洞悉机要，颇得其精髓。据他自己说：“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若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像也。”但是他并不满意，所以且信且疑。最大的变化是正德三年(1508)谪官到了贵州龙场之后，困境的磨难使他“恍然神悟”：不离人伦物理的感应，而是是非非无则自见，对照四书五经，殊言而同旨，感叹圣人之学坦如大路。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追求本原，默坐澄心，“精神意思凝至融结，不复知有其他”。一时学者闻之翕然，但是，有的人苦于难以领悟真谛，有的人醉心于顿悟之便捷，忘记学问的积累，渐有喜静厌动，玩弄疏脱之弊。正德八年(1513)在滁州讲学时，王阳明提倡“动静合一，工夫本体”之说，加以纠正。其后在江西平叛期间，不忘与随从门生论学，专提“致良知”三字，倡导“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乃是孔门简易直截的根源。这大概就是王畿所谓“三变”。至于“再变”，则是嘉靖初年在家乡居丧守制期间，由于此前的动荡阅历，使得学问更加成熟，达到化境：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丽空，而万象自照；如元气运于四时，而万化自行。

钱德洪对先生学问的变化也有类似的总结，一则说：“师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多难殷忧，动忍增益。学益彻，则立教益简易。”再则说：“滁阳为师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嘉靖癸丑(三十二年)秋，太仆少卿吕子怀复聚徒于师祠。洪(钱德洪)往游焉，见同门高年有能道师遗事者。当时，师惩末俗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世时弊。既后，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在金陵时，已心切忧焉。故居赣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而征宁藩之后，专发致良知宗旨，则益明切简易矣。”

思想的变化，都与动荡而坎坷的经历密切相关，即钱德洪所说，“多难殷忧，动忍增益”。其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贬谪龙场后三年磨难的动心忍性。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稍加追述。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三十六岁的孝宗皇帝病危，在乾清宫寝殿召见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向他们托孤。他知道自己唯一的儿子朱厚照自幼喜好逸乐，将来必定“纵欲败度”，对内阁大臣说：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先生每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他做个好人。不出所料，朱厚照(明武宗)即位后，果然如此，重用东宫时的亲信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这些人气焰嚣张，号称“八虎”，每天忙于引导小皇帝游玩，不理朝政。户部尚书韩文与各部大臣联名上疏，弹劾刘瑾等“八虎”，造作巧伪，淫荡皇上之心，沉迷于击毬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大臣们请求皇上忍痛割爱，对“八虎”明正典刑。皇帝不但没有对他们严加惩处，反而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把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大权，交给了“八虎”。“八虎”中，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权势最为显赫。

言官戴铣、薄彦徽向皇帝上疏，请求“斥权阉，正国法，留辅保，托大臣”，矛头直指刘瑾。专擅朝政的刘瑾以“忤旨”罪，逮捕戴铣等言官，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在此紧要关头，兵部主事王守仁挺身而出。他和李梦阳是好朋友，不但精于辞章，而且都气节奕奕，对刘瑾之流专擅朝政极为不满，毅然呈进为戴铣辩护的奏疏——《宥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气势逼人：“君仁则臣直，诸官言直，自宜嘉纳，开忠谠之路。而乃赫然下令，缇骑旁午，拘攀在道，则骤有上关宗社危疑不测之事，孰从闻之？”他说臣不知戴铣等所言是否在理，其间或许有“触冒忌讳”之处。但是戴铣等“职居司谏，以言为责”，如果他们的言论是对的，应该嘉纳施行；如果言论不妥，也应该予以包容，以利于广开言路。如今陛下惩处戴铣等人，非但无补于国事，反而彰显陛下的过错。

刘瑾见到“危疑宗社”云云，大为光火，假传圣旨，把王守仁押入锦衣卫诏狱，廷杖五十，死而复苏之后，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从正六品的兵部主事降为偏远山区的小小驿丞。刘瑾不肯善罢甘休，暗中派人尾随，伺机刺杀。王守仁察觉后，半夜时分，把自己的衣服鞋子放在钱塘江边，布置投江而死的现场，还留下一首遗诗：“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狂涛泣子胥。”然后搭乘一艘商船前往舟山，途中遇到飓风，漂流到福建，隐姓埋名于武夷山中。

他十七岁时，在江西铁柱宫遇见一位道士，相见如故，结为挚友。巧得很，居然在武夷山又巧遇这位道士，王守仁如实相告惧祸隐身之事，道士说：先生意欲远遁避祸，但是你的尊公(父亲)还在朝为官，此举恐怕连累尊公。听从他的劝告，王守仁吟咏道“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坦然赶赴龙场驿。

龙场驿在万山丛中，荒凉而贫瘠。他刚到的时候，没有住房，就在岩洞中住宿。苗民对他十分尊重，为他伐木建造了一间屋子。他是只身前来的，无书可读成为最大的寂寞，正是这种境遇成就了日后享誉学界的“心学”。

弘治五年(1492)，王守仁二十一岁，浙江乡试得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安慰道，你今年不第，来年必为状元，试作来岁状元赋一首如何？他悬笔立就，一旁各位大佬惊叹：“天才，天才。”也有妒忌者说：“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弘治九年(1496)再次会试，果然被妒忌者所压制而再次落第。回到家乡余姚，在龙泉山寺结诗社。退休官员魏瀚，平时雄才自放，与他对弈联诗，见他佳句迭出，逊谢道：老夫当退避三舍。这位才子与一般文人迥然有别。何乔远说：“守仁初溺于任侠，再溺于骑射，三溺于辞章，四溺于神仙，五溺于佛氏，而归正于圣贤。”三举而中会试第二名，登上“甲榜”，和李梦阳、何景明、边贡、乔宇、汪俊、储瓘互相切磋学问。在出任兵部主事之前，早已名声远扬。由于直言极谏，遭此厄运，改变了他的仕途，王守仁坦然接受。

贬谪到了龙场驿，没有书可读，不得不改变做学问的方法，静坐顿悟。这一点，以前某些学者有所忽略，以为他是故意“束书不观”。而明清两代的史家早已点破，乃不得已而为之。

何乔远引王阳明原话，说：“龙场在南夷万山中，无所得书，日坐石穴中，默记旧读，随手录之，意有所会，辄为训释，而不必尽合于先贤者。”

张岱《石匮书》引用了这一段话，可见他是赞同这一说法的。

王世贞说：“诸苗夷相率伐木为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讲学，所治经往往取心得，不必与前贤故比矣。”

耿定向说：“先生于时困衡动忍，不惟得失荣辱胥已解脱，即死生一念亦为拼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启，大解从前伎俩见趋，无一可倚，唯此灵昭不昧者相为始终，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无则，自证之六经四子无不吻合，益信圣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

万斯同说：“既谪龙场，穷荒无所得书，日夕抽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而不当求诸事物，始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守仁既以此自信，故其为教，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以有善有恶为意之动，以知善知恶是良知，以为善去恶是格物。”

关于贬谪龙场驿之后的处境与顿悟过程，万历时的工部尚书雷礼写得最为具体：

遂由武夷至广信，溯彭蠡，历沅湘，至贵州龙场。始至，无屋可居……就石穴而居。夷俗以蛊毒为事，凡中土人至，必下蛊杀之。及欲蛊守仁，卜诸蛊神不协，于是龙场之民日来亲狎。以所居阴湿不可久，乃相与伐木为驿楼及居，乃匾为“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玩易窝”以居之。龙场在万山中，书箧不可携，止偕三仆以往，诸仆历险冒瘴皆病，守仁日夕躬为汤糜调护之。(刘)瑾欲害之意未已，守仁一切得失荣辱之景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为石椁，自誓曰：“吾今惟俟命有死而已，他复何计？”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以求诸湛一之中。一夕，忽大悟，终夜不能寐，踊跃若狂者两日夜。嗣后，以所记忆五经之言证之，一一相契，独与晦庵(朱熹)注疏若相抵牾。恒往来于心，因著《五经臆说》。时元山席书官贵阳，闻其言论，议有自知其所学之非，至有诳己诳人之说。乃自信曰：“晦翁(朱熹)亦已自悔矣。”日与学者讲究体察，愈益精明，而从游者众。

清人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关于王守仁贬谪龙场驿之后，心学的形成，有进一步的发挥：

因念圣人当之，当必有过于此者。忽中夜有悟于致知格物之旨，而摄契于本心，不觉手舞足蹈。自是一意于圣人之学。乃言：“圣人之学心学也，宋儒以知识为知，故需博闻强识以为知，既知已乃行，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不知圣贤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体，心即是理，其昭明灵觉之知，则知也。意者心之发物，即心之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于是来学者日语之知行合一之旨。而提学副使(席书)问“朱陆同异”，先生不答，具以其所悟告之。(席)书沉思有省，与往复语数四，乃大豁然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为也。”辟贵阳书院，率诸生以师事之。

我们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良知”就是“人心”，“致良知”就是“向内用心”的静坐功夫；也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强调“学贵得之心”了。

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慕名前往讨教，深深折服，为他创建龙岗书院，率诸生听他讲学。王守仁对学生们讲的，不是重复圣贤的语录，而是自己的心得。他的“心得”有特定的含义——“求诸心而得”。这就是他贬谪龙场驿之后的顿悟，倘若没有这几年的流放生涯，他能有这样振聋发聩的“心得”吗？把龙场顿悟看作王阳明思想发展的转折点，是毫不为过的。杜维明赞同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观点：它在阳明的个性发展中，在中国思想史中，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发挥道：“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著名、受讨论最多的事件。有些学者说这是禅悟，有的学者主张在整个过程中道家方法很重要。有人论证说，这是合乎孟子和陆象山传统的正统儒学现象……对于阳明来说，禅宗佛学问题、道家问题，甚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儒学，都是次要的。他的狂喜并不来自他突然认识到它是一个真正的儒者，而是来自于他认识到，不论外部局面多么令人失望，他都应矢志不渝地争取做圣贤。”杜维明的结论是：“阳明的大悟经验的突发性，没法解释成一个逐渐过程的结果。据记载，阳明本人对这种经验大为惊讶和震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意外的质变。”

王阳明的心得集中体现于《五经臆说》。年谱中写道：“(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是年，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万山丛棘中……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困境中磨炼，截然不同于以往书房中的感受。先前苦苦探寻的“理”或曰“道”，始终不得要领，此时忽然有了大彻大悟。把自己的领悟与记忆中的五经语句加以对照，记下来就成了这本《五经臆说》。耐人寻味的是，王阳明竟然把它付之一炬，在他的全集中只保留了十三条。门人钱德洪解释说：“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洪(钱德洪)尝乘间以请，师笑曰：‘付秦火久矣。’”阳明先生用十九个月时间写成的四十六卷洋洋巨著，居然付诸“秦火”，其中的缘由已经难以知晓，只能从他写的《五经臆说序》揣摩一二。

这篇序言不长，却意味深长，有三层意思。首先，他用鱼与筌(捕鱼的竹篓)的关系，醪(酒)与糟粕的关系，作为比喻，来说明如何看待五经，如果把“筌”当作鱼，把糟粕当作“醪”，那么就得不到鱼与醪。因此他说：“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其次，强调《五经臆说》是坦陈自己的“胸臆之见”：“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因以娱情养性焉耳。”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是亦筌与糟粕也。”所要阐明的是他一贯的思想——“学贵得之心”，希望弟子们有自己的心得，不要受他的“胸臆之见”所束缚，用心可谓良苦。由此似乎可以窥知《五经臆说》付诸“秦火”的端倪了。正如杜维明所说：“阳明所以不愿意公开他的《五经臆说》，一方面因为他心怀如此深邃的内心经验，以至于他自己也无法用词句恰当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教育哲学强调，每一个学生在读经时通过体验获得的个人知识都是个人的。”

如果我们断言，“学贵得之心”是王阳明龙场顿悟的最大收获，恐怕并不为过吧！

他的这种心得，为沉闷而缺乏新意的儒学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对阳明心学有所批判的顾宪成也不得不承认：“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这种“大快”也引来无穷的麻烦，以至于被保守势力诬蔑为“邪说”、“伪学”。

3. “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

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反逆”罪凌迟处死，王守仁由龙场驿丞调任江西庐陵知县。他选拔里正三老，让他们负责诉讼调解，这种独特的治理方式收到了“囹圄空虚”的奇效，不久晋升为刑部主事、吏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器重他的才干，提拔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分管滁州。正德十二年(1517)，兵部尚书王琼以为他是“不世出”的奇才，推荐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南赣汀漳巡抚。

对于他的仕途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得以充分展示学问之外的事功，特别是军事才干。他少年时代就有“任侠之气”，会试两次落第之后，“乃学兵，往塞外观山川，学骑射”，使他在“平山中贼”时游刃有余。他到任后，发布公告，“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行十家保甲法，务使奸无所容”。又申明赏罚之法，他认为：“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何以整齐人心，鼓舞士气？”仅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平定了赣南延续数十年的匪患，捣毁“贼巢”八十多处。为持久计，他相视形势险易，立县设隘，留兵防守。赣人纷纷戴香遮道而迎，为之立生祠。他把赣南的事功，归功于兵部尚书王琼的知人善任，如果没有王公的精心委任，不可能成就功名，因此每次向朝廷报捷，多提及王琼。此举引起内阁大佬与王琼交恶，因而连累自己，为他日后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在驻地南昌发动武装叛乱，驰檄远近，指斥朝廷，杀死都御史孙燧、按察副使许逵，抢劫府库，意欲分庭抗礼。王守仁一面上疏告变，一面向各府县揭露宸濠罪状，敦促各地出兵勤王。他担心南京这座不设防的城市一旦落入宸濠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便发布消息，声称京师及湖广、广东、广西、浙江、南京、淮安等地数十万大军不日赶到。宸濠信以为真，迟疑半月，不敢离开南昌。待到他决意进攻九江、安庆、南京时，援军已到。他与吉安知府伍文定指挥若定，先是捣毁宸濠在南昌的巢穴，既而迎战于鄱阳、柴桑、湓口，仅仅三十五日，叛军灰飞烟灭，生擒宸濠和他的世子、眷属，斩首三千级，溺死二万多，江面上浮尸、衣甲、器物漂流绵亘十几里。

这是王守仁最为辉煌的事功，人们誉之为：“明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何乔远写道：“惟其事功以用兵显，其俶傥权变，百谲千幻于蹈险出危之间，不无异时任侠之气。”

这样的事功，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也显示了他的政治眼光。他由此次事变向皇帝进谏，希望皇上引为教训，改弦易辙：“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刻责，易辙改弦，罢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这种直言无忌的批评，令那些引导皇帝四处巡游的佞幸们怀恨在心。

更为棘手的是，那些佞幸们都想抢夺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劳，策动武宗任命安边伯许泰为总督军务总兵官，平露伯江彬为提督军务，太监张忠为提督策划机密军务，查勘宸濠反逆事情，太监魏彬为提督，兵部侍郎王宪督理粮饷，前往江西征讨。行至半途，获悉宸濠已被活捉，佞幸们为了抢夺战功，秘密奏请武宗亲征。武宗也想乘此机会显示自己的殊勋，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太师镇国公，欲往江西御驾亲征。朝廷大臣极力劝谏，一概不听，甚至杖死了几名劝谏的官员，一意孤行。

这就使得王守仁的处境极为不利。江彬、许泰等先领兵由大江至江西，入居南昌城中，散布流言诬陷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因见天兵猝临征讨，始擒宸濠以脱罪”，欲一并逮捕王守仁，“各为己功”。那些佞幸们“既闻公已擒宸濠，甚不喜，盖不以擒叛为功，而以不待上亲征，辄擒(宸)濠为擅”。王守仁正由南昌前往广信途中，太监张忠竟然要他把宸濠释放到鄱阳湖，等待皇帝来“亲擒示武”。他据理反驳：“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谁敢以叛藩戏？”不久，他在杭州对御用监太监张永说：江西人民久遭宸濠荼毒，经受大乱，又遭旱灾，困苦之极，必逃聚山谷为乱，形成土崩瓦解之势，然后再来平定，就困难了。张永颇以为然，回应道：我此番前来专为钳制那些佞幸，欲从中调护，默默辅佐皇上，并非掩盖你的功劳。王守仁随即把宸濠交给他，押赴朝廷论处。

王守仁回到南昌，从容应对张忠等率领的京兵、边兵的骚扰抢掠，出榜宣告：“北军南征，跋涉数千里，劳苦万状，我民念其来为我，宜客事之，毋有所慢。”并且设宴犒劳将士，将士喜叹：“王都堂好官，我等奈何受人嗾，辱好官耶？”张忠等见军士不肯侮辱王守仁，且思北归，不得不班师回朝。

江彬、许泰、张忠图谋夺功，诬陷王守仁“将叛逆”。张永洞悉彼等阴谋，发誓说：“王都御史乃忠臣为国，今欲以此害之，天理何在？我若不为一明其冤，何可当也？他日朝廷有事，何以使臣子之忠？”回京复命时，当面向皇帝说明王守仁尽心为国尽忠之功，以及江彬等人意欲加害之意。不久江彬等人果然诬陷王守仁“无君欲叛”，武宗不信，说：“王都御史乃我家忠臣，你等如何好这等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武宗皇帝打算破格册封他为伯爵——新建伯，由于突然驾崩，来不及付诸实施。世宗皇帝即位，召王守仁入朝接受宴赏，六月十六日下达圣旨：“昔能平乱贼，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六月二十日，王守仁奉旨启程。不料遭到内阁辅臣反对，暗中指使言官制造舆论，借口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举行宴赏之事。王守仁行至中途折返，请求回乡省亲。十二月，大行皇帝丧礼过后，世宗皇帝册封他为新建伯，赐与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

嘉靖元年(1522)，父亲王华病故，王阳明辞官回乡丁忧守制。伴随荣誉而来的，是一片妒忌与诽谤之声。一些言官迎合内阁大佬之意，老调重弹“勾通宸濠”，又搞出新花样，攻击他的学术是“伪学”。雷礼写道：“嘉靖元年，丁父忧，四方来游其门讲学益众。科道官迎当路意，首以伪学劾之。服阕，例该起复，辅臣忌其才高望重，六载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论荐，皆不报。礼部尚书席书为疏，特荐守仁及石淙杨一清，曰：‘生在臣前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见一人，曰王守仁。’时江西辅臣(杨廷和)尝有私憾于守仁，乃密谗于上曰：‘守仁将宸濠妃二人取归为妾。’致上疑，以沮其进。”嫉妒其才高望重，权臣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无端捏造娶宸濠妃子为妾这样的谎言，来阻止他的复出，不免令人想起南宋时，诋毁朱熹为“伪学逆党”的佞幸们，为了败坏其名声，居然捏造“纳其尼女”(娶两个尼姑为妾)的谎言。手段尽管卑劣，目的还是达到了。王世贞对此感慨系之：“守仁忧居，而从游者益众，相与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居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为伪学者，有以南昌纵士(兵)掳掠，及得宁邸(宁王府)金宝子女者，至有谓初通宸濠谋，荚其不胜而背之者。”张岱也说：“守仁故以才略为王琼器任……用是，其形迹不能无疑于士大夫，起家书生，功名独盛，忌者益蜂响丑诋。至谓守仁阴附宸濠，荚不胜而后背之者，至请黜守仁爵。”诽谤王阳明暗中依附宸濠，串通谋反，毕竟毫无事实依据，世宗皇帝虽然有所动摇，鉴于他“仗义讨贼，功固可录”，不敢贸然取消他的封爵。但是，当他丁忧守制期满，轻信内阁辅臣之言，迟迟不让他起复。

污蔑阳明心学为“伪学”的急先锋，就是因大礼议而得宠的宵小之徒桂萼。毛奇龄写道：“时上议大礼，张(璁)、桂(萼)之徒如霍韬、方献夫辈，皆前后请教，且有从而北面者。惟桂萼憾公(王守仁)，指公伪学，而上亦惑之，迟久不召。”在他的影响之下，一些科道官纷纷上疏，含沙射影地攻击王守仁。嘉靖元年(1522)十月，礼科给事中在奏疏中说：“三代而下，论正学者莫如朱熹，近有倡为异学者，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而以朱熹为支离。好高务名之士群然从之。宜严禁，以正士习。”所谓“取陆九渊之简便，而以朱熹为支离”，矛头直指王守仁。御史梁世镖也有类似的奏疏。礼部对他们表示支持，批复道；“二臣之言深切时弊，有补风教。”皇帝根据内阁辅臣的票拟，下达圣旨：“祖宗表章六经，敕从正学，欲成正大光明之业。近来士习诡异，文词艰险，有伤治化。行督学谕禁，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圣旨中虽没有“伪学”二字，其实已经暗含在内，从两次提及“正学”，反衬其“私自传刻”“不经之书”，不言而喻是“伪学”。

嘉靖二年(1523)，对王守仁的攻击反映到了科举考试之中。邓元锡提及此事：“癸未(嘉靖二年)南宫发策，至斥为伪学，欲焚书申禁。”年谱中也提及此事：“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阴以辟先生。”不但指明是射向王守仁的暗箭，而且补充了许多细节。君子坦荡荡，王守仁淡然处之，门人徐珊读到这道以心学为靶子的策问，叹息道：“吾恶能昧，吾知以倖时好耶。”先生不置可否。针对先生关于前景大明的说法，钱德洪问道：“时事如此，何见大明？”王阳明答道：“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侍候在一旁的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纷纷谈到近来“谤议日炽”，王阳明要他们分析其中的原因。有的说：“先生势位隆盛，以忌嫉谤”；有的说：“先生学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的说：“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位，又以身谤”。王阳明说，三种情况诚然都有，我自己明白，诸君的议论还没有触及。随后说道“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只依良知行。”门人请教“乡愿”与“狂者”的区别，王阳明说：“‘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据，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

面对谤议，王阳明坦荡之极，坚持做一个“只信良知真是真非”的狂者，不屑和小人同流合污。他显然是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没有料到身死之后，竟然淹没在汹涌而来的谤议巨浪之中。

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恩州土官知府岑猛叛乱，提督都御史姚镆束手无策，兵部侍郎张璁拉拢礼部侍郎桂萼共同推荐王守仁，出任总督广西等四省军务，要他去收拾烂摊子。光禄寺少卿黄绾或许知道这个烂摊子很难收拾，向皇帝建议，王守仁“才德堪任辅弼”——可以出任内阁辅臣。皇帝亲笔写了御札，连同黄绾奏疏交付内阁议处，内阁首辅杨一清疑忌王守仁的才干，极力反对，与张璁联名回复皇帝：“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新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但可用为兵部尚书。”桂萼得知黄绾之议，大为恼怒，向皇帝呈进密帖，百般诋毁王守仁。

王守仁抵达广西南宁时，岑猛已死，其党羽卢苏、王受相继续叛乱，卢、王二人素来慑于王公威名，进退维谷，陷于窘境。王守仁不想兵连祸结，向皇帝上疏分析此次事变的缘由，岑猛之所以叛乱，地方军政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是两广军门“因循怠弛，军政日坏，一有警急，必倚调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属者，而后行事。故此辈得以凭恃兵力，日增桀骜。及事平则又功归于上，而彼无所与”；二是“不才有司需索引诱，与之为奸，是以始而征发愆期，既而调遣不至，上嫉下愤，日深月积，劫之以势，而威日亵，笼之以诈，而术愈穷，至有今日”。有鉴于此，他认为：“所可愤怒者，不过岑猛父子及其余党恶数人而已，其下万余之众固皆无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党恶数人，既云诛戮，已躁扬。所遗二酋，原非有名罪目，自可宽宥者也。又不胜二酋之愤，遂不顾万民之命，竭两省之财，动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织，数千里内骚然涂炭者两年于兹，然而二酋之愤至今未得雪也，徒尔兵连祸结，民困益深，无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贼乘隙摇动，穷迫必死之寇既从而煽诱之，贫苦流亡之民又从而逃归之，其忧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之为患！”所以他主张对卢苏、王受实施宽大政策，给予自新之路，息兵罢饷，休养疮痍之民。

王守仁的判断是正确的，终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他作为封疆大吏漂亮的收官之作。皇帝下旨嘉奖：“王守仁受命提督军务，莅任未久，乃能开诚宣恩，处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众归降，罢兵息民，奇功可嘉。”

他是抱病出征的，十月初八日，当朝廷派来嘉奖的官员赶到广西时，已经卧病床褥一月有余。十月初十日，他向皇帝请求回乡就医养病，推荐两广布政使林富代理职守。

嘉靖七年(1528)十月二十九日，王守仁在北上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享年五十七岁。临死前，他向家僮留下遗言：“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得见数分，犹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江西巡按御史储良才向朝廷报告讣闻，一向忌惮王守仁的吏部尚书桂萼扣押讣闻，弹劾王守仁擅离职守，指责他处置平叛事宜“恩威倒置”，并且旧事重提，诋毁其擒宸濠“冒滥军功”。桂萼与杨一清还指使锦衣卫都指挥使聂能迁，无中生有地污蔑他用一百万两金银托黄绾送给张璁，推荐总督两广军务之职。黄绾奋起辩诬，把聂能迁驳得体无完肤。皇帝下旨：“黄绾学行才识众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舆论推重。聂能迁这厮捏词妄奏，伤害正类。都察院便照前旨，并严加审问，务要逐一追究与代做奏词并帮助奸恶人犯来说。”结果聂能迁成了替罪羊，被活活杖死。

既然“仗义讨贼”的事功无法否定，宵小之徒便从“学术”下手，全盘否定他的“心学”。正如嘉靖时的兵部尚书郑晓所说：“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世名卿鲜能及之。特以讲学故，众口交訾。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复，唯学术邪正未易铨测，以是指斥，则谗说易行，媢心称快尔。”他的事功朝野上下众所周知，难以颠倒黑白，只能从学术下手，因为学术的真伪正邪很难衡量，便于信口雌黄。

这种手法，令人想起南宋时朱熹的遭遇，他的政绩卓著，无可指责，当权派为了排斥异己，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专门曲学”、“欺世盗名”，并且罗织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给予严厉打击。从学术观点上看，王守仁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很不一样，遭遇却惊人相似，也被诬蔑为“伪学”。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皇帝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接到桂萼攻击王守仁擅离职守的报告，对这种“事君不忠”的行为大为恼怒，写了谕旨给内阁首辅杨一清、吏部尚书桂萼，措辞非常严厉：“守仁擅离重任，甚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学术事功多有可议。卿等仍会官详定是非及封拜宜否以闻，不得回护姑息。”

詹事府詹事黄绾顶着压力向皇帝上疏，为王守仁的事功与学术辩诬，直指要害：“臣所以深知守仁者，盖其功与学耳。然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他一一列举其事功，比如平定宸濠叛乱，“若非守仁忠义自许，身任讨贼之事，不顾赤族之祸，倡义以勤王，运筹以伐谋，则天下安危未可知”；比如平定各处盗贼之乱，“守仁所立战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国之大事，宜为后世法，可以终泯其功乎”？然后分析守仁学术，都源于孔子、孟子等“先民之言”，决非“邪说”。他说：守仁学术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益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二曰亲民。亦本先民之言，盖《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为挈矩之道是已。此所据从旧本之意，非创为之说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他的结论是：“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叛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因此他向皇上建议：“扩一视之仁，特敕有司，优以恤典赠谥，仍与世袭，并开学禁，以昭圣政。”言辞恳切，句句在理，世宗皇帝却置之不理。给事中周延与黄绾相呼应，写了奏疏批评皇帝：“以一眚尽弃平生，非所以存国体而昭公论”，又说：“守仁事功学术人所共服，不必更议”。皇帝大为恼怒，申斥道：“朝廷以此为功罪所系，故命集议，周延党附狂率，谪补外职。”

桂萼得到皇上谕旨，如同尚方宝剑在手，立即以“吏部会议”的名义，上报审查结论：“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然而王守仁在正德、嘉靖之际的“事功”，有目共睹，难以否定，桂萼提出貌似折衷的处理方案：剥夺他的封爵——新建伯，美其名曰“彰国家之大信”，达到“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人心”之目的。皇帝支持桂萼的意见，批示道：“卿等言是。”然后发了一通和桂萼相似的议论：“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把他的学说批得一无是处，结论是：“所封伯爵本当追夺，念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殁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也就是说，新建伯的封爵随着他的死亡自然终止，子孙不得世袭。王守仁独子王正亿，在皇帝怒气消解后才得到了一个小小的锦衣卫副千户的职位。这些荣誉原本是皇帝赐予的，他当然有权任意剥夺。令人惊讶的是，嘉靖居然以皇帝圣旨的形式，宣布阳明心学是“坏人心术”的“邪说”，禁止传播与学习，否则“重治不饶”。

值得注意的是，桂萼指责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所列举的事实只有《朱子晚年定论》，而且还把书名误写成《朱熹晚年定论》，看来他似乎没有看过此书，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以桂萼的那点学识，根本不可能知道，在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之前，早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那就是程敏政。程敏政认为：“朱子晚年所以兼受陆子之学，诚不在南轩、东莱之下”，结论是“朱陆二氏之学始异而终同”，所谓“始异”，就是朱子“早年未定之论”；所谓“终同”，就是朱子晚年定论，已经兼受陆子之学。邓志峰提及此事时指出：元明之际，学术上逐渐有朱陆合流的倾向，“在这股潮流中，活跃在成、弘时代的程敏政尤其值得重视。此人不仅在理学上的见解影响甚大，他的作品《道一编》、他为真德秀《心经》所作的附注，都对朱陆合流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程氏《心经附注》旨在发明朱子之心学多引程子之论。尽管仍未超出朱学范围，但对心的关注使其影响自不可小觑。《道一编》则明标‘朱子晚年所以兼受陆子之学，诚不在南轩、东莱之下’，力主‘朱陆二氏之学始异而终同’，把二人不同的观点看成是‘早年未定之论’，开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的先河。”由此可见，朱子晚年定论云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经学史上的学术问题，桂萼把它上升为政治问题，企图证明王守仁是“伪学”、“邪说”。皇帝接受了这一指责，下令禁止传播、学习，理由是苍白无力的。

4. 漫长的昭雪之路

统治者总以为动用政权力量打压一种思潮或一个学派，立刻可以收到万马齐喑的效果。其实不然，一种思潮或一个学派一旦为人们所信仰，它的生命力强大无比，决非政权暴力所能消解。阳明心学就是如此。门人为他编撰的年谱，记录了门生故友对他的追思，以及对朝廷禁令的蔑视，让人们看到了不屈服于威权高压的希望之光。一些文人与官员并没有被皇帝“重治不饶”的警告吓倒，依然我行我素，令人敬仰，也令人五味杂陈。读者诸君不妨耐心阅读以下的记录：

嘉靖八年(1529)二月四日，阳明先生的灵柩运抵家乡余姚，弟子门人为他举行祭奠仪式。

嘉靖九年(1530)五月，门人薛侃在天真山建立精舍，祭祀先生。

嘉靖十一年(1532)正月，门人方献夫联合同志在京师聚会，纪念先生。年谱写道：“自师没，桂萼在朝，学禁方严，薛侃等既遭罪谴京师，讳言学。至是年，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在翰林，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贤、魏良弼、沈谧等在科，与大学士方献夫俱主会。于时，黄绾以进表入，(钱德)洪、(王)畿以趋廷对入，与林春、林大钦、徐樾、朱衡、王惟贤、傅颐等四十余人，始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显然门人同志对于“敢有踵袭邪说”的警告，不屑一顾。

嘉靖十二年(1533)，门人欧阳德联合同门，在南京聚会，纪念先生。年谱写道：“自师没，同门既襄事于越。三年之后归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并无时。是年，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旸、黄弘纲，嗣讲东南。(钱德)洪亦假事入金陵。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监)鸡鸣(寺)，倡和相稽，疑辩相绎。师学复有继兴之机矣。”

嘉靖十三年(1534)正月，门人邹守益在江西安福建立复古书院，祭祀先生。三月，门人李遂在浙江衢州建立讲舍，祭祀先生。五月，贵州巡按御史王杏在贵阳建立王公祠。年谱记叙：“是年，(王)杏按贵阳，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之深……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

嘉靖十四年(1535)二月，《阳明先生文录》在苏州刊刻出版。年谱记曰：“先是，(钱德)洪、(王)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遗书。越六年，(钱德)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诠等议刻《文录》……是年二月，鸠工成刻。”

南直隶巡按御史曹煜在九华山建立仰止祠，祭祀先生。

嘉靖十五年(1536)，浙江巡按御史张景、提学佥事徐阶重修天真精舍，礼部尚书黄绾作碑记，其中写道：“今日书院之创，非徒讲学，又以明先生之功也。”

嘉靖十六年(1537)，门人周汝贞在余姚建立新建伯祠。同年十一月，佥事沈谧在家乡秀水县建立书院，祭祀先生。年谱说：“(沈)谧初读《传习录》，有悟师学，即期执贽请见，师征思田弗遂……遂拜薛子(侃)，率同志王爱等数十人，讲学于其中”。

嘉靖十七年(1538)，浙江巡按御史傅凤翔在余姚龙山建立阳明祠。

嘉靖十八年(1539)，江西提学副使徐阶，在江西洪都建立仰止祠，祭祀先生。年谱写道：“自(徐)阶典江西学政，大发师门宗旨，以倡率诸生。于是同门吉安邹守益、刘邦采、罗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魏良贵、王臣、裘衍，抚州陈九川、傅默、吴悌、陈介等，与各郡邑选士俱来会合焉。”

嘉靖十九年(1540)，门人周桐、应典等在浙江永康县建立书院，祭祀先生。

嘉靖二十一年(1542)，门人范引年在浙江青田县建立混元书院，祭祀先生。

嘉靖二十三年(1544)，门人徐珊在湖广辰州建立虎溪精舍，祭祀先生。

嘉靖二十七年(1548)八月，江西万安县同志在白云山麓建立云兴书院，祭祀先生。九月，门人陈大伦在广东韶州建立明经书院。年谱写道：“书院在府城。先是，同门知府郑骝做明经馆，与诸生课业，倡明师学。至是，陈大伦守韶，因更建书院，立师位，与陈白沙先生并祀。”

嘉靖二十九年(1550)正月，吏部主事史际在溧阳建立嘉义书院，祭祀先生。史际聘请钱德洪主持教事，常来参加讲会的不下百余人；春秋祭祀阳明与甘泉两先生。钱德洪在此期间，把先生《朱子晚年定论》一卷增刻为三卷，重刻先生《山东甲子乡试录》。四月，门人吕怀等在南京崇礼街新泉精舍建立大同楼，设先师画像，举办讲会。

嘉靖三十年(1551)，贵州巡按御史赵锦在龙场的龙岗书院旁建立阳明祠。罗洪先撰写的阳明祠碑记，对阳明先生的事功学术大加赞美：“先生以豪杰之才，振迅雄伟，脱屣于故常，于是一变而为文章，再变而为气节，当其倡言于逆瑾蛊政之时，挞之朝而不悔，其忧思恳款，意气激烈，议论铿訇，真足以凌驾一时而托名后世，岂不快哉！及其摈斥流离而于万里绝域，荒野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无一可骋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至于是而后，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然则先生之学，出之而愈张，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于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龙场其风霰也哉！”

嘉靖三十一年(1552)，提督南赣都御史张烜在赣州郁孤山建立阳明王公祠。江西佥事沈谧在南安复建阳明王公祠。南安是阳明先生逝世之地，士民哀号哭泣，在学宫之右建造阳明王公祠。其后，由于先生被诬，地方官“承奉风旨”，把祠堂迁往小巷深处，隘陋污秽，人心不堪，沈谧与有司及师生商议，在旧址复建。

嘉靖三十二年(1553)，江西佥事沈谧在信丰县修复阳明王公祠，此后，赣州府所属十一县陆续建立阳明王公祠。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直隶巡按御史闾东、宁国知府刘起宗在泾县建立水西书院，祭祀先生。

嘉靖三十四年(1555)，欧阳德改建余姚天真仰止祠。邹守益撰写《天真仰止祠记》，讲述其始末：“天真书院本天真、天龙、明净三寺地，岁庚寅(嘉靖九年)，同门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书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为祠堂，后为文明阁、藏书室、望海亭，左为嘉会堂、游艺所、传经楼，右为明德堂、日新馆，旁为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岁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今总制梅林胡公宗宪按浙，今中丞阮公鹗视学，谋于同门黄弘纲、主事陈子宗虞，改祠于天真上院，距书院半里许。”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提学御史赵镗与广德知州何士元，修复当初邹守益贬谪广德时创建的复初书院。五月，湖广兵备佥事沈宠在蕲州麒麟山崇正书院建立仰止祠，祭祀先生。钱德洪撰写《仰止祠记》，感叹先生的遭遇：“昔者夫子之倡是学也，天下非笑诋訾，几不免于陷阱者屡矣。夫子悯人心之不觉也，忘其身之危困，积以诚心，稽以实得，见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诸生之有今日，噫，亦难矣！”

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提学御史耿定向、知府罗汝芳在宣城建立志学书院，祭祀先生。

嘉靖四十三年(1564)，内阁首辅徐阶撰写《阳明先生画像记》，对于先生“以论学为世所忌，竟夺爵”深表不满，说道：“先生在正德间，以都御史巡抚南赣，督兵败宸濠，平定大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其后以论学为世所忌，竟夺爵……呜呼，此其功岂可谓倖成？而其心事岂不皎然如日月哉？忌者不与其功足矣，又举其心事诬之，甚矣，小人之不乐成人善也。自古君子为小人所诬者多矣，要其终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谈玄理，其次为柔愿，下者直以贪渎奔竞，谋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为国家平定大乱，而以忌厚诬之。”徐阶观点鲜明的表态，可以看作昭雪之路的转折点。

江西巡按御史成守节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为之作《王公仰止祠碑记》：“阳明先生祠，少师存翁徐公(阶)督学江右时所创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词博学，烨然称首词林，一时词林宿学皆自以为不及。而公则曰：‘学岂文词而已也。’时与文庄欧阳公(德)穷究心学，闻阳明先生良知之说，而深契焉……夫致知学发自孔门，而孟子良知之说则又发所未发。阳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则好善恶恶之意诚推其极，家国天下可坐而理矣。”

至此，漫长的昭雪之路，似乎可以看到尽头了。由于内阁首辅徐阶与次辅李春芳的介入，王守仁的昭雪已经指日可待。这当然是门生故友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而徐阶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李贽对徐阶称颂阳明先生的立场大为欣赏，为“少师徐阶撰先生像记”写下这样的按语：“卓吾曰：徐存斋公作记，大有感慨不平之思，以故得时行志，将当日所尽夺者，一概给与，虽谓存斋公封先生子孙世袭新建伯可也，不啻口出徐公有焉。而天之默佑阴鸷，特地生一贤师相，为先生暴白衷肠，亦可知矣。”李贽为文一向无所顾忌，公然扬言，阳明先生获得昭雪，归还封爵，并非出自刚刚上台的穆宗皇帝的恩典，而是出于内阁首辅徐阶的力挽狂澜，虽然有些狂妄，却道出了实情。

邓志峰把王守仁的昭雪，归功于“在朝王学”，他分析道：“在嘉靖后期南倭北虏、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下，王门诸子的知兵倾向尤为世人瞩目。这一点又成了王学在政治上崛起的新的契机。在热衷军事的这一批人中间，徐樾、唐顺之、罗洪先，都是其中赫赫有名之辈……其他如三省总督胡宗宪，名将谭纶、戚继光、翁万达，都是王学的信徒或同情者。”又说：“在朝王学的重要人物包括欧阳德、聂豹、严讷、李春芳、李遂等一大批官运亨通之辈。在其中，堪称护法的领袖人物是嘉隆之际的内阁首辅徐阶，理论代表则是官至户部尚书的著名学者耿定向。”这样的分析是言之成理的。

嘉靖、隆庆之际的政治交接，徐阶处理得巧妙妥帖，先是以“遗诏”的形式表示先帝的悔悟，继而以“即位诏书”的形式表示尊重先帝遗愿，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难。朝野上下把他比作正德、嘉靖之际力挽狂澜的“杨廷和再世”，为王守仁昭雪就是徐阶敦促穆宗完成的大手笔。

隆庆元年(1567)，穆宗皇帝鉴于王守仁“恤典赠谥阻陋长久”，下令六部六科及都察院官员会议，四月，部院科道官论定：“王守仁学术纯正，勋名熛烈，此正合封册所云：‘推诚宣力守正文臣’者。况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守仁有三焉。”穆宗考虑到王守仁学术纯正、事功显赫，不仅恢复了他的新建伯封爵，还赠予新建侯荣誉，赐给文成公谥号，派遣“行人”(职掌传旨册封的官员)到余姚，赐造陵墓，宣读诰词，给他盖棺论定：“甫拜省郎，早伸大节，久膺铁钺，累建殊勋，绍尧孔之心传，追吕伊之懿绩，而乃谤起功高，赏移罚重。”

王守仁终于以极高的规格得以平反昭雪，朝廷以“学术纯正”、“绍尧孔之心传”，洗刷了“邪说”、“伪学”的诬谤；以“勋名熛烈”、“追吕伊之懿绩”，肯定了册封伯爵是应得的奖赏。人们认为，按照阳明先生对于孔孟之道的贡献，理应给予更高的荣誉：从祀孔庙。隆庆元年(1567)六月，礼科给事中赵輄、御史周弘祖题请已故礼部侍郎薛瑄从祀孔子庙庭，大理寺右丞耿定向也题请王守仁从祀孔庙。皇帝命礼部集议，礼部尚书高仪把商议结果上报：“薛瑄相去百年，舆论共服；王守仁尚近，犹恐众论不一，宜会官集议，以俟圣断。”

隆庆二年(1568)五月，朝廷追录已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令世袭伯爵。也就是说，王守仁之子王正亿可以承袭伯爵，子孙世世相传。两年后，皇帝又赐与铁券，券文写道：“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诸语。”

既然是“两间正气，一代伟人”，耿定向提出来的从祀孔庙，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久，徐阶致仕，继任内阁首辅的高拱对王守仁并无好感，此事自然不了了之。到了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取代高拱出任内阁首辅，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官员们陆续上疏提议王守仁从祀孔庙。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在奏疏中主张“崇祀大儒”，在他看来，“孔孟周程之后所谓大儒，未有过于守仁者也”。先前廷臣屡次请求王守仁与薛瑄从祀孔子庙庭，薛瑄已经得到朝廷允准，二守仁仍然“欲待事久论定”，结果是“迟而未决”。原因何在？“不过疑守仁之学专主尊德性，与朱熹之道问学不同而已”。他认为这个理由是不能服人的，因为“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公学而公言之，则其议论固自不能无异同，亦不害其有异同”。在他眼中的王守仁，“笃信圣人，力探道妙，谓儒者之学，不独功利非所当为，即词章训诂皆在所不足事。故本虞廷精一，孔门博约之旨，以发《大学》格物致知之义，名曰致良知。其大意以为，人心虚灵，万里毕具，不假外索，而自有真知，是所谓良知也。人能不蔽于物欲，不牿于见闻，使虚灵之体湛然常存，寂然常应，是所谓格物以致良知也……举凡近世舍内逐外，支离污漫之习，与夫慕空耽寂、枯槁遗落之弊，一洗而空之。至其行履，则忠孝正直，不愧屋漏。发为文章，措为政事，建为勋业，皆炳炳巍巍，在人耳目”。因此，他希望皇上“崇祀守仁，使与(薛)瑄并俎豆于孔庭”，“庶几正学昌明，真才辈出，圣治之隆，圣心之副，一举而兼得之”。

陕西道监察御史李颐与之相呼应，恳切皇上“崇祀真儒”：“顷者，御史谢廷杰疏举先臣王守仁拟议从祀之列……伏乞皇上丕显文谟，主张斯道，敕下礼部，广集群议，据实上闻。如果臣言不谬，将胡居仁同薛瑄、王守仁从祀孔庙。”他认为，如此一来，必然“理学益明，真儒辈出”。

但是，掌握“宫府一体”大权的张居正，正在雷厉风行地推行全面改革，对于王门后学到处讲学之风，颇为不满，明文规定“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它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王守仁从祀孔庙的事，根本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直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事情才出现转机。神宗亲政以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权，致力于打击“威权震主”的张居正，对他彻底否定：“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于是乎全盘推翻张居正的新政，反其道而行之。另一方面，继任的内阁首辅张四维，一改先前张居正的“操切烦苛”，推行“宽大之政”，深得神宗欢心。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张四维因为父亲病故，丁忧归里，继任内阁首辅申时行主张“肃杀之后应有阳春”，“宜乘此施惠”。

在这种背景下，王守仁从祀孔庙的时机出现了，一些官员陆续提出这一问题。

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御史詹事讲首先提请“从祀王守仁、陈献章”。礼部的议复是模棱两可的：“隆庆元年，兵科给事中赵思诚，南京福建道御史石槚，俱疏‘守仁、献章不宜从祀’；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右副都御史徐拭，礼科给事中宗弘选，御史谢廷杰，户科给事中赵参鲁，御史梁许、萧廪，贡布办事进士邹德涵，右御史余乾贞，俱疏‘尔臣应从祀’。”既然一向有争议，皇帝的旨意也很谨慎：“从祀重典，着各该儒臣及九卿科道，从公品骘议奏，务协舆论。”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右中允管司业事吴中行主张，王守仁、陈献章应当与薛瑄、胡居仁一并从祀孔庙，他在奏疏中说：“今之儒有竞虚华之谈，而阔略行检者矣，故若薛瑄、若胡居仁，践履笃实，足为后学之模，以修身为教，而有功于六经修践者，是可祀也。今之有局支离之迹，而茫昧本源者矣，故若王守仁、若陈献章，悟识通融，能发先圣之奥，以明心为教，而有功于六经宗源者，是可祀也。是二者不可偏举而独遗矣。”他的结论是：“臣以为兹四人者同功一体，所当并议从祀者也。”

一个月后，司经局洗马陈于陛再次提及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孔庙之议，写了洋洋洒洒的长篇奏疏。他首先回顾了近几年来关于此事的经过：“据礼部手本开称，河南道御史詹事讲奏前事，请以先臣尚书王守仁、检讨陈献章从祀孔子庙庭。奉圣旨：‘礼部看了来说，钦此。’该本部题复照先年例，敕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国子监诸臣，各直抒所见，核议以闻。奉圣旨：‘从祀重典，着各该儒臣及九卿科道，从公品骘议奏，务协舆论，钦此。’续据手本，该科道诸臣疏言：尚书章懋，祭酒蔡清、邹守益，谕德吴与弼，修撰罗伦，佥事吴仲韶，布衣胡居仁、陈真晟、王艮等，并令从祀。部复：照前例行各该衙门一并拟议具奏。奉圣旨：‘是，钦此钦遵。’”看来事情比想象的复杂多了，除了王守仁、陈献章，还提出了章懋、蔡清、邹守益、吴与弼、罗伦、吴种韶、胡居仁、陈真晟、王艮等九人，似乎过于宽泛。陈于陛则主张陈献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人，“皆无愧于从祀”，仍然有点宽泛。不过他对于陈献章、王守仁的品骘还是公允的。

关于陈献章，他说：“献章之学，以致虚立本，以主静养为善之端倪，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忍之则，以无所安排。自然应用为实得。盖始尝求之圣贤典训，而无所凑泊也。然后舍烦之约，去耳目支离之用，存虚圆不测之神，真见心体隐然参前倚右，日用应酬阖辟卷舒，无不自得，庶几乎圣人之道知而好，好而乐者也。”

关于王守仁，他说：“守仁之学，以圣人为必可至，以心之良知是谓圣，以万事万物之理皆不外乎心。其致良知之说，大意谓：心之本体即天理之昭明灵觉，即良知，人能实致其知。天理常存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天下事虽千变万化，以此应之，更无遗缺渗漏。其道明达而易简，其工夫直截而洒脱；其文又取之《大学》、《孟子》，而禀裁于静虚动直，太公顺应之指，于圣人之道可谓识其大矣。”

他的结论是：“守仁之世近矣，然能树标帜于献章之后，而担荷甚重。献章之遇诎矣，然实启关钥于守仁之先，而造诣最醇。今遗书具存，谆谆乎仁义忠信之谈，娓娓于子臣弟友之际，其于弘阐圣教，醒寤后学，为效卓尔。世之讥献章者曰‘偏于静’，讥守仁者曰‘偏于知’。以为窃陆九渊、杨简之绪而近禅。臣以为非笃论也……使二臣得事圣门，方且躐游夏而希回赐，何疑于一从祀哉？”陈于陛是笃信朱子学的，以为朱子学是正学，如欲垂范天下，非朱子学不可，能有如此境界极力主张陈献章、王守仁从祀孔庙，实属难能可贵，也可见当时舆论在这一点上也已取得共识。

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耿定向。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耿定向向皇帝呈进长篇奏疏，主张王守仁、陈献章应该从祀孔庙。关于王守仁，他说：“守仁之学，措之行履，信在乡邦；发之事业，功在宗社。臣不具论。乃其讲学淑人，单揭要指曰致良知。夫曰良知云者，即孔子之所谓仁，是人之所生者也。本诸身，而能视能听能言能动；显诸伦，而为忠为孝为弟为信。是非淑慝，灵昭不昧，乃蒸民之所同具，无圣凡古今一也，特有致有不致耳……皇上今绥其猷，此非千载一时哉！臣等集议咸切切焉。皇上俎豆守仁于孔庙之庑者，非曰祀其人已也，盖藉此以树杓的，将令天下臣庶率由于其道也……盖守仁从祀之举，盖彰明道术之微机，化成天下之上务也。顾往往请者数矣，间有异议者，或胶于言论意见之异同，而未求诸心；或眩于传闻疑似之群吠，而未核其实耳。”关于陈献章，他说：“若献章，当训诂汨溺之余，名理棼呶之日，而学以静观默识为务，以致虚立本为宗，其深造自得之趣，竖贞明懿之履，抑可谓乎醇者矣。昭代学术反约而求诸心，不为口耳支离之鹜者，实其开先也。”他的结论是：“若王守仁、陈献章二臣者，其议祀已久，舆论已孚，伏乞敕下该部先行从祀，庶令后学知所向往。”

耿定向早在隆庆元年就提出过这一问题，过了十多年再度提及，他感受到“异议”压力之巨大，即他所说的“或胶于言论意见之异同”，“或眩于传闻疑似之群吠”。这次依然如此。皇帝把他的奏疏交给礼部尚书沈鲤，要他召集廷臣集议，廷臣意见分歧，难以取得结论。幸亏内阁首辅申时行及时插手，才促成此事。申时行在看到耿定向奏疏时，就向神宗皇帝递上奏折，支持耿定向的意见。他向皇上分析说，王守仁的思想出于《大学》和《孟子》，陈献章的思想出于宋儒周敦颐、程颢，并非自创一个门户。因此他认为，王守仁和陈献章从祀孔庙，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他在题为《遵明旨析群议以成盛典事》的奏疏中说：“先该御史詹事讲建白，先臣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学宫。或又訾诋守仁，议者纷纷，迄无定论。今该部巍复议，乃请独祀布衣胡居仁，臣等切以为未尽也。彼訾诋守仁、献章者，谓其各立门户者，必离经叛圣，如老佛庄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良知本于《孟子》；献章言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祖述经训羽翼圣真，其自创一门户耶？事理浩繁，茫无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启关钥，在宋儒已然，故其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独守仁、献章为有门户哉？其谓禅家宗旨者，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今孝友如献章，出处如献章，而谓之禅，可乎？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其谓无功圣门者，岂必著述而后为功。夫圣贤于道，有以身发明者，比于以言发明，其功尤大也。其谓崇王则废朱者，不知道固互相发明，并行不悖。盖在宋时，朱与陆辨，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隙，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大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物洽闻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弊沉痼久矣！今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裨益乎？”

虽然申时行并非儒臣，也没有徐阶那样的王学背景，这篇奏疏却写得气势如虹，逻辑严密，极具说服力。神宗接到他的奏疏，为了开创不同于张居正的新局面，不等礼部上报集议结果，就依据申时行的建议，下达圣旨：“皇祖世宗尝称王守仁有用道学，与陈献章、胡居仁既众论推许，咸准从祀孔庙。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实，操修经济都是学问，亦不必别立门户，聚讲空谈，反累盛典。礼部其遵旨行。”其后又有南京户部郎中唐伯元、大理寺少卿王用汲、光禄寺丞李祯相继诋毁王守仁，都遭到神宗严词批驳：“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神宗对他们的批驳还算客气的，这些人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极尽诋毁之能事，言论相当尖锐。例如南京户部郎中唐伯元在奏疏中说：“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守仁言良知，俱系邪说，系新学惑世诬民，立于不禅不霸之间，习为多疑多似之行。功已成而议者不休，骨已朽而忿者愈炽。工于护短，巧于盗名，终日招朋聚党，好为人师，而忘其身之可贱。乃稍知廉耻之士所不肯为，后人效之不为狗成，则从鬼化。”通篇都是人身攻击，用谩骂取代说理，比当年的桂萼有过之而无不及。神宗宽大为怀，只给了他降三级调外任的处分，以示警告。这些小插曲已经难成气候，王守仁从祀孔庙已成定局。

王守仁的昭雪之路，以从祀孔庙而达到高潮，可谓功德圆满。

毛奇龄对此颇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颇能令人深省，值得一看。他说：“今阳明事功则直是三代以后千百年一人，即令无学，亦既在孝悌忠信正谊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学复如是，虽使亲入圣门，亦应不出由赐下，而只此从祀一节，尚龃龉论辩，谬之谬矣。史称，神宗定从祀，有‘王守仁有用道学’一语，真圣人之言。宋学惟无用，借以自便，故造为圣学轻事功之言……阳明龙场节操总废，何况事功‘有用’二字，非深知圣学者乌能言之。间尝叹阳明一生，其事功学术每败于宵人，而成于圣人。世宗、穆宗已定勋爵，而神宗复表其学术。今世宵人其龃龉者不乏矣，顺治末年，竟言王学非宋学，然其合圣学安在？赖世祖皇帝有言：‘守仁之学似孟子’，众便翕然。”他特别提到，阳明先生逝世后，各地为了纪念他，先后建立书院七十五所，祠堂四百二十所，感叹道：“若夫门人相继，总属善类，虽学问各出，或不足以导扬师说，而攻者如彼，归之者又如此，人心之良斯可见。”

诚如毛奇龄所说，从晚明到清初，对于王学始终有誉有毁，作为学术争议不足为奇，但是，为什么学术的是非功过一定要由皇帝来当判官，一锤定音？难道学术就是政治，或者等而下之，不过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皇恩浩荡再次降临之际，人们不禁要追问：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影响几个世纪的“阳明学”，和先前的“朱子学”一样，都曾经受到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被诬为“伪学”，这是为什么？张岱的话是发人深思的：“(阳明先生)致良知之说行，而人犹訾天下无学术矣；平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犹訾天下无事功矣。谗口祷张，易白为黑，阳明先生犹不免，而况其他乎！”令才子张岱深深感叹的是，阳明先生事功与学术两者都如此杰出，在明代无出其右者，仍然不免于诬陷——“谗口祷张，易白为黑”，何况其他人！人们有必要追问一句：症结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