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变局——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1. “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诞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成为一个多子女(七男一女)家庭的长子。正是这一年的12月2日，沙勿略在荒凉的上川岛去世。1571年，利玛窦申请加入耶稣会，次年进入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受到了古典科学文化的熏陶，学习了数学、天文、地理、绘图等课程，特别是从老师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oius)(中文文献称为“丁先生”)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行星理论和基督教教历的计算理论，运用仪器观察行星和地理测绘的技术，以及制作罗盘、钟表的技巧。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远东传教的故事，也像哥伦布、麦哲伦的英雄业绩那样，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轻人。在耶稣会神学家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如何对教义进行清楚的解释，为他以后的传教奠定了基础。1577年，他成为印度传道团的成员，次年前往果阿，在圣保罗学院任教，两年后成为神父。1582年，他奉范礼安之召，来到澳门。次年，他和罗明坚成功地在广东肇庆立足，开启了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利玛窦总结了他的前辈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尽可能使天主教本土化。换句话说，尽力使得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即所谓“合儒”、“补儒”、“趋儒”。一言以蔽之，尽量中国化。他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后来接受瞿汝夔(太素)的建议，脱去僧服，换上儒服。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对祖先的崇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因此博得中国士大夫的好感与崇敬。他深知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要得到他们的信仰，自己必须首先熟悉儒学。在肇庆、韶州滞留的十五年中，他埋头钻研儒家经典，熟悉到过目不忘的程度，令士大夫大为惊讶，尊称他为“西儒利氏”。

教会研究的开拓者方豪最早关注利玛窦的“本土化”传教，他在《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能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并且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荣滋长，那么，它必须首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几位先哲的言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于还可以发扬光大他们原有的文化遗产，那就更受新传教区人民的欢迎了。”他引证了利玛窦 “比附儒家”的许多自白，其中尤为坦诚而恳切的，莫过于《辩学遗牍》中所载的《利先生复虞铨部书》，即他给吏部稽勋司郎中虞淳熙的复信。

虞淳熙，字长孺，号德园，杭州府钱塘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兵部主事、吏部稽勋司郎中。他对利玛窦颇为敬重，但对其非议佛教有所不满，写信与之商榷。信中写道：“利西泰先生非中国人，然贤者也，又精于天文、方技、握算之术。何公露少参，得其一二，欲传不佞，会病，结眩瞀，不果学，亦不果来学，时时神往左右，恍石交矣。既而翁太守周野出《畸人十篇》，令序弁首。惭非玄晏，妄讥玄白，负弩播秕，聊尔前引，故当转充醢鸡障耳……侧闻先生降神西域，渺小释迦，将无类我鲁人诋仲尼东家丘，忽于近耶！及受读天堂地狱短长之说，又似未翻其书，未了其义者。岂不闻佛书有云：入无间地狱，穷劫不出，他化自在天寿，一昼夜为人间一千六百岁乎……敢请遍阅今上所颁佛藏，角其同异，摘其瑕衅，更出一书，悬之国门，俾左袒瞿昙者恣所弹射，万一鹄无饮羽，人徒空箙，斯非千古一快事哉！”

利玛窦用典雅的文言文写了回信，申述来中国传教的本意，求同存异，他的名言“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就出于这封回信。信中反复阐述他的这种意愿：

——捧读来札，亹亹千言，诲督甚勤，而无胜气，欲窦据理立论，以阐至道。敝乡谚云：“和言增辩力”，台教之谓乎？且钟鼓不叩击不发声音，亦是夙昔所想望也……

——窦自入中国以来，略识文字，则是尧舜周孔而非佛，执心不易，以至于今。区区远人，何德于孔，何仇于佛哉？若谓窦姑佞孔以谄士大夫，而徐伸其说，则中夏人士信佛过于信孔者甚多，何不并佞佛，以尽谄士大夫，而徐伸其说也？实是坚于奉戒，直心一意，所是所非皆凭于离合。尧舜周孔皆以修身事上帝为教，则是之；佛氏抗诬上帝，而欲加诸其上，则非之。窦何敢与有心焉？

——至于拙篇中天堂地狱短长之说，鄙意止欲辟轮回之妄，使为善不反顾，造恶无冀幸耳。孟子云：“不以文害辞，辞害意也。”倘因鄙言悟轮回之妄，则地狱穷劫不出，天堂一日千岁，此亦言之有据者也，又何待论乎？

——上国自尧舜以来，数千年声名文物，倘以信佛奉佛者，信奉天主，当日有迁化，何佛氏之久不能乎？

——来教又云，鄙篇所述“了不异佛意”，是诚有之，未足为过。何者？若窦窃佛绪余，用相弹射，此为操戈入室耳。今门下已知窦未晓佛书，自相合辙，何不可之有？窦所惜者，佛与我未尽合辙耳。若尽合者，即异形骨肉，何幸如之！门下试思，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耶？

利玛窦比他的前辈高明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有深刻的观察和领悟，明白中国人的世界观或者说意识形态是完整的，是一个包括科学、技术、伦理、哲学的有机体，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天主教作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世界观来宣扬，要使天主教教义为中国人接受，必须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本土化”。他身体力行，从生活方式、观念及表述方式、道德规范、礼仪等四个方面，推行天主教的“本土化”。他接受了中国人的礼节、饮食以及服饰打扮；在谈到“天主”时，他利用中国古典著作中的“上帝”和“天主”画上等号；他尊敬孔子，允许祭祀祖先与孔子。

2. 《交友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为了“本土化”传教，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撰写了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把西洋名贤的交友格言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他是在江西南昌，与明朝藩王建安王谈论交友之道后，写成此书的。他在引言中说：“因而赴见建安王。荷不鄙，许之以长揖，宾序设醴欢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邦，愿闻其论友道何如？’窦退而从述曩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这一本著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正如利玛窦所说，这本书给他以及欧洲增加的威望，超过前此所做的一切，因为其他事情只是使传教士们有了善于制造机械仪器工具的能工巧匠的名声，而这篇论文却为他赢得了文人儒士的美誉，因而许多人愿意阅读、接受，并热烈赞叹。他说：“这本书至今仍为人们阅读和称羡，并受到读过它的人的推荐。因为是用欧洲和中国两种文字写成，所以它更加风行。就在它付印不久，赣州有一位知县完全用中文把它加以重印，流传于各省，包括北京和浙江。这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并常常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述中引用。事实上，在一个短得惊人的时期之内，这部书被当作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

利玛窦并非自我吹嘘，《交友论》确实受到中国知识阶层的赞许。

万历二十七年(1599)，利玛窦最早结交的好友瞿汝夔，谈到了《交友论》的由来：“万历己丑不佞南游罗浮，因访司马节斋刘公，与利公遇于端州。目击之顷，已洒然异之矣。及司马公徙公于韶，予适过曹溪，又与公遇于是，从公讲象数之学，凡两年而别。别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学中国，抵豫章，抚台仲鹤陆公留之驻南昌，暇与建安郡王殿下论及友道，著成一编。”瞿氏为此书所的序言，对利玛窦赞扬备至：“遐方硕德如利公者，慕化来款，匪希闻达，愿列编氓，诵圣谟，遵王度，受冠带，祠春秋，躬守身之行，以践真修，申敬事天之旨，以俾正学。即楚材、希宪，未得与利公同日语也。”对《交友论》也给予高度评价：“今利公其弥天之资，非徒来宾，服习圣化，以我华文，译彼师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录之以备陈风采谣之献，其为国之瑞，不更在楛矢白雉百累之上哉！至其论义精粹，中自具足，无俟拈出矣。然于公特百分一耳，或有如房相国融等，为笔授其性命理数之说，勒成一家，藏之通国，副之名山，使万世而下，有知其解者，未必非昭示上天之准的也。”

万历二十九年(1601)，湖广佥事冯应京所写的《刻交友论序》，把他的读后感概括为一句话：“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言。冯氏写道：“西泰子(利玛窦)间关入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与也笃，而论交道独详。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乌可无交？夫交非泛泛然相欢洽、相施报而已。相比相益，相矫相成，根于其中之不容已，而极于其终之不可解，乃称为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鸟有友声，人有友生；鸟无伪也，而人容伪乎哉？京不敏，早溺铅椠，未遑负笈求友，壮游东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谊，视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为务，殊有余愧，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交友论》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它的“本土化”。正如邹振环所说：“在介绍欧洲友谊观的过程中大量借助中国本土的知识资源”；“把中国古代圣贤有所体悟但尚未详细讨论的主题，通过编译西方哲人的话比较透彻的阐发，由此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强烈共鸣”；“利玛窦熟读《论语》，《交友论》明显模仿《论语》的体例，这一文学形式没有给中国读者带来任何不和谐的感觉”。

3. 《天主实义》：“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

在写作《交友论》的同时，利玛窦致力于写作《天主实义》。据台湾学者林东阳说：《天主实义》的写作时间起于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前后，一直延续到1603年八月初旬……在1603年八月二十二日《天主实义》杀青以前，它曾经以手抄方式流行各地。该书的出版可能远在1603年底或1604年初，最大可能当在1604年左右。该书上下卷各有四篇，用“中士”与“西士”对话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宣扬天主教教义。上卷首篇为《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第二篇为《解释世人错认天主》，第三篇为《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第四篇为《辩识鬼神及人魂异论》；下卷第五篇为《辩排轮回六道、戒杀生之谬说》，第六篇为《解释意不可灭》，第七篇为《论忍性本善，而述天主门士正学》，第八篇为《总举大西俗尚》。

利玛窦自己说：“这个新版本更加充分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但在出版前它主要是供异教徒使用的。据认为，新教徒可以从他们作为教徒所参加的教义问答课程中，以及皈依后所经常听到的劝诫中接受足够的宗教教诲……这本书还包含摘自古代中国作家的一些合用的引语，这些段落并非仅仅作为装饰，而是用以促使读别的中文书籍的好奇的读者接受这部作品。”这是利玛窦“本土化”传教的独到之处，用“合儒”、“补儒”、“趋儒”的方法，使得中国人乐于接受。试举一例，在第二篇中谈到天主即上帝，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

从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与汪汝淳《重刻天主实义跋》，可知此书一再重印，由此可见，利玛窦比附儒家的传教方式，是深受欢迎的。不妨看看当时知名人士的评论吧。

冯应京说：“《天主实义》，大西国利子及其乡会友与吾中国人问答之词也。天主何？上帝也；实云者，不空也。吾国六经四子，圣圣贤贤，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夫谁以为空？”又说：“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深诋谭空之误，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见谓人之弃人伦、遗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为脱轮回也，乃轮回之诞明甚。”

李之藻说：“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谭天之所以为天，甚晰。睹世之亵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师说，演为《天主实义》十篇，用以训善坊恶。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为大父母也；人知国家有正统，而不知惟帝统天之为大正统也。不事亲不可为子，不识正统不可为臣，不事天主不可为人。”又说：“彼其梯航琛贽，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厉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固不当与诸子百家同类而视矣。”

他们共同强调的是，“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并以敬天、事天来抨击佛教轮回说的荒诞。利玛窦的这种真谛，徐光启把它概括为四个字“易佛补儒”，可谓一语中的。

其中的深意大可玩味。邹振环说：“利玛窦撰写《天主实义》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既要力求向追求理性的中国人灌输这些属于异质的天主教教义教理的因素，又要尽可能地在保持基督教之宗教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儒家的伦理观念进行必要的妥协。我们从《天主实义》一书可见，面对这一难题，利玛窦在两者的张力之间显示了自己最高的睿智……大量征引儒家典籍并加以发挥，努力以一种貌似儒家学者的态度，采用儒学术语来批驳佛老，是《天主实义》的一大特色。为了争取上层士大夫的支持，利玛窦努力寻找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切合点。”因此，他的援儒入耶的适应策略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欢迎。

4. “登上了‘月球’”

美国现代耶稣会士邓恩(George H.Dunne)把利玛窦通过不懈的努力，进入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并且向皇帝进献礼品，获得皇帝恩准在北京设立教堂传教，称为“登上了‘月球’”。在他看来，“晚明时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就，应该被列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成就这一事业的这几十个人，唤醒了天主教世界使命的真谛，将世纪初期天主教的传统恢复到正确的位置。他们反对将具有普世意义的天主教歪曲为仅仅适合个别国家、个别地方的狭隘宗教。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在天主教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把耶稣会士克服艰难险阻进入北京，比喻为“登上了‘月球’”，虽然夸张，却极为传神。

这毫无疑问地印证了利玛窦“本土化”传教的成功。他的传教活动获得瞿汝夔、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并且他们先后受洗皈依耶稣基督；也得到了诸如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官僚的支持，使西方传教士能够破天荒地进入北京，并且在北京立足，顺利地传播天主教教义。

《利玛窦中国札记》详细描述了进入北京前前后后的情况，弥补了中国史料记载的缺失。

利玛窦一行沿着运河北上，抵达运河上的重要商业城市、税关临清，得到临清税关太监马堂的同意，他答应为利玛窦进京朝见皇帝、呈献礼品之事，报告朝廷。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1601年1月8日)明神宗批阅了马堂的奏疏，以及所附的贡品清单，就说：“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随身的太监答道：“陛下还没有给太监马堂回话，外国人怎么能够未经陛下许可就进入皇城呢？”明神宗立即在马堂的奏疏上批示：“方物解进，(利)玛窦伴送入京。”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从天津进入北京。三天后，他向明神宗上疏并进献贡品。这份奏疏是经过吏科给事中曹于汴润饰的。曹于汴认为利玛窦“是一位模范人物，传播一种教导人们如何正当生活的教义”，对他很是敬重，在自己家中宴请他，两人交谈了三四个小时。利玛窦的奏疏写道：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极远，从来贡献不通，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因而，辞离本国，航海远来，时历三年，路经三万余里，始达广东。语言未通，有同暗哑，因僦居而习语文，淹留于肇庆、韶州二府，垂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诣。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庭。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雅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异耳……抑臣在本国忝与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然而不敢必也。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谨奏。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题。

从奏疏末尾可见，利玛窦希望在传教的同时，传播欧洲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地图测绘、制作仪器、观测天文，愿意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这些，暂且按下不表(请看下节)。

明神宗看了奏疏与贡品的反应，明朝官方文献似乎没有留下记录。而《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得很具体：“当皇帝看到耶稣受难十字架时，他惊奇地站在那里高声说道：‘这才是活神仙。’尽管这是中国人一句陈词老调，他却无意中说出了真相。这个名词在中国至今仍用于耶稣受难十字架，而从那时起，神父们就被称为给皇帝带来活神仙的人……这些太监告诉神父们，皇帝亲自向雕像表示致敬，并让人在它们面前焚香和其他香料。神父们祈祷上帝会酬奖皇帝的礼敬，并以信仰之光来启发他。皇帝自己保留了一个最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把它放在他心爱的房间里。”利玛窦还说，皇帝还派亲信太监田尔耕接待神父们。几天以后，皇帝派人向神父们询问有关欧洲的每一件事情，诸如风俗、土地、建筑、服装、宝石、婚丧，以及欧洲的帝王们。受皇帝派遣的太监，向神父们学习操作自鸣钟还不到三天时间，皇帝就迫不及待地把钟搬到他那里去。他非常喜欢自鸣钟，立刻给这些太监晋级加俸。太监很高兴地把此事报告给神父们，特别是从那天起，他们之中有两个人被准许到皇帝面前给钟上发条。皇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喜欢看它、听它鸣时。皇帝陛下对新奇的东西如此着迷，因此也想看看送礼来的异国人。但是他不肯破坏几年前自己定下的规矩：除了太监和嫔妃，他决不在任何人之前露面；而且他不愿偏爱外国人有甚于他的官员，所以他放弃了看看异国人的愿望。他不召见神父们，而是派画师去画神父的像，然后把画像拿给他看。由于皇帝对耶稣会士的好感，利玛窦等人受到了一些身居高位的太监们的宴请和拜访。逐渐地他们认识了宫廷里的全部侍从，并和其中一些人建立了持久的友谊。

利玛窦不仅和太监建立了友谊，还和高官有密切交往，上述曹于汴即是一例，此外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如沈一贯、冯琦、李戴等。沈一贯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权重一时，利玛窦拜访了这位显贵，赠送一些西洋小礼物做见面礼，其中一件是乌木精制的凹形日晷仪，主人特别喜爱。《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他受到款待和挽留，不仅要坐下来谈话，而且还要出席宴会。席间，主人愉快地听取神父们谈论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特别是关于基督教风俗的讲解……阁老转向参加宴会的其他大臣说：‘在一个婚姻如此圣洁的国度里，别的事情看来就不用再问了。仅此就足以说明其他一切都是规范得多么得当。’他向神父们回赠的礼物远远超过神父们送给他的礼品的价值，包括绸缎和皮货，价值达40多金币。然后神父们又回送他的公子一份礼物，后来这位公子和他们发展了非常亲密的友谊，在他父亲身居高位的整整八年中，他一直保持他父亲这种仁慈的态度。”经过刑部尚书萧大亨的介绍，利玛窦结识了由礼部侍郎晋升为礼部尚书的冯琦。因为管理外国人是礼部的职责，冯琦批准了耶稣会士在京城的身份，并且免除了任何干扰之忧。吏部尚书李戴也是利玛窦的好朋友，经常邀请他到家中叙谈，讨论对来世的畏惧和希望的事情。几年之后，利玛窦把他与李戴、冯琦等人的谈话写成一本书——《畸人十篇》。

日本学者葛谷登指出，礼部尚书冯琦一反从来的政策，支持利玛窦滞留北京，对新来的天主教表示了宽容的关心，称他为“容教人士”。

清朝的四库馆臣对此书的评价较为公允，他们认为，同样宣扬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支离荒诞”，而《畸人十篇》“立说较巧”：“其言宏肆博辩，颇足动听，大抵掇拾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以佛书比之，《天主实义》犹其礼忏，此则犹其谈禅也。”

因此之故，佛教徒虞淳熙对此书颇有好感：“利西泰，故欧罗巴人，传记所不载，无考也。西泰始入中国，喜论交，遍交中国士，士以此附之。冯司成、何使君为余言，西泰盖此方张平子之流云。已，翁太守来授所著书《畸人十篇》使读，读之再乙而遍，曰：此不乃西极化人耶！……其睿通明，其言巧辩，訚訚叠叠，殷殷偲偲，比物曲喻，复衍有格，宗我经，核我史，搜渔我百氏，而事我之事……将西泰子日澡月祓，斋戒沐浴，为我国先引，而置帝左右，羹墙姬文，辅翼三后矣，巨不美哉？……读而屡叹之也，叹其美也。”松江人曹藩对此书也很欣赏，出资为之刊刻。《五茸志逸》写道：“曹介人(藩)在京遇利西泰，问利公尊庚几何，答云：‘已无五十。’时公正五十，云‘无’者，为已往也。接其论，多奇致新趣，正如胹膏炙炰之后，而忽进水陆草藻，尝者当自味也。介人为刻《畸人十篇》，是亦公之桓谭矣。”

5. 为传教士们留下了敞开功德之门

利玛窦在京期间活动非常繁忙，裴化行《利玛窦年表》有简要的记录：

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利玛窦在北京继续广泛交往；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从韶州抵京，同利玛窦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讨论传教组织问题。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范礼安来澳门，命利玛窦留任驻华传教团教长。

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中进士，在京期间同利玛窦交往密切，从此不断利用闲暇时间协助神父撰写著作；利玛窦的《二十五箴言》由徐光启、冯应京作序；是年，利玛窦刊印《天主实义》，《交友论》再版；李之藻再次印刷《舆地图》(有三种版本在京流传)。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年初，利玛窦写道：“在中国，通过我们的科学，就能收获累累硕果。”5月12日写信要求耶稣总会“派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来北京”。

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利玛窦发表《畸人十篇》，手稿为士大夫传抄(以后于1607年刊印)；8月27日，利玛窦迁入所购北京宣武门前房屋一处，大小房间四十多间(即今南堂)；9月，徐光启每天来此三四小时，与利玛窦合作，干了一年多，于1607年5月24日以后译完克拉韦乌斯神父编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熊三拔神父来京协助利玛窦工作；10月，接收利玛窦的笔记，整理为《札记》中的三章；是年，郭青螺将《坤舆全图》翻印成书；李之藻把所译克拉韦乌斯关于测象仪的著作付梓。

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8月22日信上说，有一天忽被皇上传召入宫，由太监降旨，命献六轴十二幅绸印《坤舆全图》；随时可进宫调钟或干其他工作。

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利玛窦汇报来华传教情况，指出满怀希望的八个原因，主要提到：学问极受敬重，“很容易讲道理来证明我们信仰的真理”，儒教虽不关心超自然的事情，但伦理观点“完全与我们一致”；12月，说北京已收到四百多基督教徒(全国有两千多)。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3日，利玛窦外出访客返回教堂，头痛得厉害，他病倒了。熊三拔神父得到消息，赶去他的卧室，只见他正在扪心自问：“是巴不得工作就此结束，好去与上帝同乐呢，还是为在当前这种状态下，撇下传教团、他的神父们和修士们而遗恨终生。”人们给他请来了京城首屈一指的名医，诊断为轻度的时疫，开了一剂汤药处方。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神父们又请来多位名医会诊，依然不见起色。5月8日，利玛窦向熊三拔神父忏悔，回顾一生。5月9日，神父们给他拿来临终圣餐，他挣扎着，跪下来接受，念了“临终忏悔”，尽情倾诉，涕泪俱下。5月10日晚上10点，他清醒过来，要求临终涂油，和教友们一起祈福。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我留下你们在敞开的大门口，通往极大的功绩，但不是没有许多危险、艰巨工作的。”次日，他端坐在床上，面容安详地亲吻十字架和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的画像，慢慢闭上了眼睛，似乎陷入了沉思，又仿佛睡熟了一般。就这样，他把自己的灵魂交还了造物主。

这就是利玛窦离开人世的时间：1610年5月11日，星期二，晚上7点。1552年10月6日出生的他，享年58岁。

丧礼举行了四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异口同声地赞扬他的圣洁。天主教徒画家游文辉为他画了像。后来这幅画像被带回罗马，和罗耀拉、沙勿略的画像一起，供奉在耶稣会教堂，供人们瞻仰。

在教堂的申请和高官的支持下，皇帝赏赐他一块在城门外的坟地，人们为利玛窦修建了颇有气派的墓园。裴化行写道：“经过幸运的交涉，终于皇上恩准赐予北京城门外一块坟茔地。他们几经寻觅，选定在一个太监的地产上。1611年诸圣日，利玛窦神父的灵柩下穴于此纯净化了的土地。从此，在复活了的中国天主教会起源上有了一座墓地……已故利玛窦的庇护无异于一份对基督教给予官方承认的执照，这就正如利玛窦自己预见并许诺的：‘促进基督教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它牺牲性命。’他的去世不单单是他那全心全意传道的一生功德圆满，而且在一个始料所不及的意义上是确定不移地建立了中国的基督教会……王应麟撰写的碑铭上题名的有好些当时著名士大夫或显宦：总督、尚书、御史、史官、户部侍郎、太子太傅、翰林、郎中、副使、知府、知州、知县……这是全中国社会哀悼它已经完全容纳的一个人——泰西进士利玛窦。”

或许有人会说，裴化行(R.P.Henri Bernard)是二十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对耶稣会士利玛窦推崇备至，在情理之中。此话并不全面。裴化行所写的利玛窦传记带有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正如《利玛窦神父传》的译者管震湖在《译序》中所说：“其著作参考引证的他人著述数量极大，可谓广征博引，言之有据，表明一种做学问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教外人士也对利玛窦赞扬有加。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为他写了传记，使他的业绩留在了中国史册上，开创了一个罕见的先例，足见利玛窦人格魅力之大。

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并非天主教徒，他写的《明史》，有利玛窦的传记，反映了明末清初知识阶层对利玛窦的一般看法，非常有历史研究价值，以往学者关注甚少，特迻录于下：

利玛窦，字西泰，欧罗巴人，万历九年自本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国，贡耶稣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等。帝嘉纳之，命给廪饩，赐邸舍以居，并令礼部尚书冯琦叩所学，则以严事天主、谨事国法、勤事器算对。所云耶稣，译言救世者陡斯，则降生后名陡斯，造天地万物，无始终形际。汉哀帝二年庚申诞于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家，称耶稣。耶稣居世三十三年，般雀比剌多以国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其教耶稣曰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波，传法者曰撒责而铎德，奉教者曰契利斯当。祭耶稣以七日。曰米撒；于耶稣升天、降生等日曰大米撒。所言诞妄不经，略如此。然其为人深湛多思，善算法，考测躔度，为巧历所不能建。所制器若简平仪、龙尾车、沙漏、远钟之类，尤擅绝当世。玛窦紫髯碧眼，面赤色如朝华。既入中国，则袭衣裳、修揖让，循循娖娖，以儒雅称。兼通医，其友人邓玉函曰：“吾国中剂草木不以质以露，露用银锅蒸之，取以疗病人，辄奇效。每尝中国草根，则已知叶形、花色、茎实、香味，将遍撷而次第蒸之，去其露以验成书，未果也。”万历三十八年，玛窦卒，诏以陪臣礼葬阜城门外二里嘉祐观之旁，祔而葬于左，即玉函也。

文中对有关耶稣传闻一节讥为“诞妄不经”，但通观全文，还算平实公允，称赞他“深湛多思，善算法”，制作的仪器“擅绝当世”。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利玛窦长相的描述，“紫髯碧眼，面赤色如朝华”，为各书所仅见。如欲拍摄电影电视，这是栩栩如生的参照资料。

比万斯同年长的张岱，在《石匮书》中有更加详细的利玛窦传，也较少为人关注。反映了明末清初不信教的一般文人对于利玛窦与天主教的普遍看法。他评论道：“天主一教盛行天下，其所立说，愈诞愈浅，《山海经》、《舆地图》，荒唐之言，多不可问。所出铜丝琴、自鸣钟之属，则亦了不异人意矣。若夫《西士超言》一书，敷词陈理，无异儒者，倘能通其艰涩之意，而以常字译太玄，则又平平无奇矣。故有褒之为天学，有恣之为异端，褒之恣之，其失均也。”看来他对于天主教颇有异议，对于利玛窦的评价，既不“褒”也不“恣”，与万斯同相比，更为冷峻。但是，他写的利玛窦传很详细，显示了史家秉笔直书的职业操守。请看他笔下的利玛窦：

利玛窦者，大西洋国人，去国八万里，行三年，以万历八年始至……自言其国广大，不异中国，有七十余国，正北亦有虏……此七十余国各有主，而不自尊，尊惟教化主，其令能废置诸国主而俯听焉。教化主者，起于齐民，初有圣人仁德者设是教，严事天主……而窦来中国，始知有佛教，言佛尊己不尊天，不足事也。其圣人亦著书，比吾之六经……俗自有音乐，所为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窦以此献天子，又有自鸣钟，秘不知其术，而大钟鸣时，小钟鸣刻，以定时候。尝言彼国人他无所长，独于天文有晷器，类吾浑天仪。又有四刻漏，以沙为之。他尚多。其数早起拜天，愿己今日不生邪心、不道邪言、不为邪行。晚复拜天，陈己今日幸无邪心、无邪言、无邪行。久则早晚愿己生如千善心，道如千善言，为如千善行，如此不废，著书皆家人语。窦始至肇庆、赣州，复至南昌，学汉音，读孔氏书，故能通吾言。始来偕十余人，死亡大半。自二十五离家，犹为童子体。尝为《山海舆地全图》，荒大比邹衍，言大地浮于天中，天之极西即通地底而东，极北即通地底而南，人四面居其中，多不可信。窦游南都，从礼科给引，以其天主像三，及自鸣钟诸物来献。道经临清，为税关马堂搜而献之。隔月入京师，馆饩于礼部。礼部请冠带之，听其自便，不报。窦亦自言幼慕道，逾艾不娶，无子，非有他觊，惟闻圣化远来，得安插居地也矣，馆饩非所敢望。亦不报。

张岱受限于当时的眼界，以为《山海舆地全图》“多不可信”，但能够如实为利玛窦立传，已属难能可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廷玉，奉敕领衔纂修的《明史》，不收利玛窦传。两相对照，万、张二氏的利玛窦传弥足珍贵，反映了当时民间对利玛窦和天主教持有相当宽容的心态。

邓恩说得好：“这为数不多的一伙人，以他们所创建的中国与欧洲的思想联系，部分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自那以后的世界。如果不是后来的曲折，把他们灿烂辉煌的贡献贬低了，耶稣会士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还会更加光彩照人。正如一位现代作家评论的那样，‘世界大同是现代文明的中心点……它可以帮助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建造起一座桥梁，为全世界的人民都是兄弟的理想做出突出的贡献’。他们愿意将‘欧洲人主义’的偏见抛掷一旁，通过他们的适应性，他们清白地结交上层人物，有着单纯的自我满足感，他们善于发现好的事物，不愿意关注坏的事物，他们将同情与理解用于与中国的接触中。对重建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关系，他们指出了一条路。同时他们自身的榜样至今仍给我们提示一种方法。耶稣会士不应该仅仅在中国和天主教世界内部享有荣誉，而应该在所有同意这样一句中国格言的人中间享有荣誉，这句格言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确实如此。至今我们仍可以在北京三塔寺看到利玛窦墓，墓碑依然保存完好；他所创建的北京天主教堂也巍然屹立在原址。每一个来到这里瞻仰的人们，缅怀这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名字：Mathieu Ric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