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定居农村的社会变迁

在定居农村，战后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更为重大的变动。大地主在两次大战之间一直是政治经济主导性的力量，其特点是基本上为居住在城市中的外在地主，其来源包括商人、官员、酋长、宗教上层等，但他们在两伊的土改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土地大量被政府收购（伊朗王室在白色革命前即开始主动出售土地）。许多大地主利用政府的赔偿，大量投资于工商业而摇身一变为资本家；其他人往往在保留的土地上采用机械化耕作和雇工，成为农场主。

伊朗土改的目的在于把大地主的土地转入富农和小地主之手，从而把上层农民纳入政府的社会基础，促进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土改的配套措施包括森林、牧场和水源的国有化。在土改中，小地主受触动较少，雇农没得到任何土地，而且原先佃农对租地的占有不均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

根据1974年土改结束时的一项调查，33%的农村人口无地，39%的人平均占地2公顷，12%的人平均占地7公顷，14%的人平均占地18公顷，0.5%的人平均占地190公顷。土改后成立的合作社也主要为富农所控制。伊拉克自耕农的比重更大一些。70年代中期，农业工人占伊拉克农村人口的3.9%，基本无地的雇工占10.3%，贫困小农15.6%，中农41.5%，富农20.7%，农业资本家和地主8.0%。对于土地规模不足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他们必须靠租用土地、出外打工、进城做事、从事手工业活动等方式补贴家用。加上政府对农业的忽视，两伊土改的整体效果不好。

70年代末以后，伊拉克逐渐改变了政策。1983年的“35号法”通过后，集体农场减少了，合作社消失了，对拥有土地上限的规定放宽了，对土改中接受土地的农户的控制放松了。因此，农户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信贷，接近国家的批发市场，其发展加快了。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于1980年通过土地分配法案，没收了5万公顷的地主土地并租给农民，同时将75万公顷的贫瘠地和荒地分给农民。

在沙特，小农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始使用农机、化肥、良种并获得更多的灌溉用水，生产的商品化也得到发展。同时，也出现了采用现代耕作方式的农场，70年代中期以后大农场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大部分国有土地，发展迅猛，成为国家信贷、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补贴的主要受益者。大农场主要使用外籍技术人员和外籍工人，生产小麦和禽蛋。80年代中期，6家大公司就控制了沙特30%的小麦市场。

另一方面，小农因难于得到国家信贷、地下水位下降和人口增加等因素而面临着经营困境，许多人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甚至出现了整个村庄被遗弃的情况。1975年以后，政府加强了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向城市大量移民的情况才得到缓解。1990年，沙特农牧民的总人数下降到56.9万，仅占劳动力总数的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