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史——西塞罗与罗马

始于公元前82年苏拉独裁的建立，结束于公元前44年恺撒独裁的终结。它涉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及其灭亡。

西塞罗

如果说我们对这段岁月所知的比对罗马史的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多的话，那主要应归功于一个人——玛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我们拥有大量的演说词和书信，那是他参与日常政治活动，或亲自执掌最高国家职位，或同那些决定地中海世界未来的人物保持联系的时候所写的。但他的作品所精彩阐述的并非只是政治史。当身处舞台中心之外的时候，西塞罗转向另一种更具思辨性的文学创作，写出了大批哲学、修辞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其中富含当时人的例证与看法。正是由于自身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西塞罗帮助我们精确地认识了他那一时代的思想习惯。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西塞罗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他在历尽沧桑的成年时代的各个阶段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通信。 有些信件是私人性的，并未准备公开出版；其他的在写作时已做好了广为流传的准备。这些信件总数超过900封，它们涉及个人与文化事务，同时也提供了关于当时最重要政治事件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公开与私下的看法。关于西塞罗最坦诚的书信，即那些写给他的亲密朋友阿提库斯，一位较他年幼的同时代人的信件，后人这样写道：“读过这11卷书信的人将不会觉得再有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系统历史著作的必要了。”

然而，这幅图景也有模糊的一面。西塞罗是位睿智的观察者，但他不是超然独立的。他见解敏锐，但情绪和观念善变；他关注他人，但更重视自己的名节。更重要的是，他的同时代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修正他对事物的描述。他们的演说词，他们的哲学、修辞学作品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并且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也得自于西塞罗。有70多封朋友、熟人的书信跟西塞罗的保存在一起，但由于它们基本都是致西塞罗的，它们对于西塞罗关注领域之外的事情揭示得很少。如果不是拥有恺撒对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记载，瓦罗在古物研究和农业方面的著作，以及保存在石板或铜板上的若干罗马法律文件的话，我们几乎要相信晚期共和罗马的生活完全是西塞罗丰富想象力的创造。

因此，我们需要确定，西塞罗不可避免的突出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于罗马共和国最后和最伟大阶段的观念。就拉丁散文而言，我们可以心安理得。无论从其本身成就还是作为证据的价值来看，无论其他作家著作的散失是如何可惜，西塞罗的确统治着这个舞台。大量证据表明，他的大量作品得以保存至今，同它们在当时罗马人眼中的卓越地位是一致的。在西塞罗身后，在拉丁文演说词、带有文学色彩的书信或哲学、修辞学著作的创作中，作者和读者都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这位伟大榜样的存在。他的作品成了语法学校里的教科书和修辞学 校里的范例。他遭到猛烈抨击，也有人为他热情地辩护。只有他的诗歌一直遭到轻视，如其残篇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待遇也是正当的。

根据挑剔的昆体良的看法（参见以下第293页），西塞罗“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雄辩的代名词”。西塞罗的文学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在演说术上，那是古代政治家必不可少的本领。西塞罗在三种体裁——议案类、展示类（公开展示性的演说词）和诉讼类方面都高人一等。他在元老院和民众面前的演说词向我们表明，他是如何针对不同听众，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议题，并几乎总能取得成功。作为执政官，他能在确实存在着货币、谷物短缺的情况下说服罗马民众转而反对减免债务和分配土地的法案。在晚年，他能够劝说元老院以共和国的名义，投票赋予屋大维公共权力，尽管后者是一个拥有私人军队的革命性人物。在罗马，展示类的演说术不那么重要，但无论是谩骂还是颂扬，它都融合了不同种类演说词的要素：如果西塞罗对庞培成就和恺撒征服的赞美不能像打动同时代人那样打动我们的话，我们仍会发现他在演说词《反披索》中展示的前执政官披索的荒唐肖像、那位乏味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形象和他抖动的眉毛，或《为穆瑞纳辩护》中对刻板的斯多葛主义者加图及迂腐法官苏尔皮修斯•卢福斯的讽刺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

在罗马，难度最大、也最受人尊敬的演说术是诉讼式的。直到公元前43年逝世时为止，西塞罗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统治着罗马法庭，在那个世界里，论点来自法律条文，对热情与偏见的调动比事实陈述更为重要。尽管自夸能够“把沙子扬进陪审员的眼里”，并曾在一起诉讼中宣称某次著名讼案中存在着行贿现象，却在4年后的另一起诉讼中对此矢口否认（两次他都打赢了官司），他最著名的还是调动和安抚陪审团和听众情绪的能力。因此，人们通常请他为被告做总结陈述。

西塞罗发展出的完句式风格，即精心构建的均衡句式与韵律节奏，不如他青年时代的强大对手霍腾修斯（Hortensius）那么华丽。但到了生涯晚期，这种风格已变得过于做作，无法符合年轻一代的品位。因此，西塞罗在其论修辞学的主要著作中有些自辩式的内容，通过引用希腊理论和个人经验来展示完美演说家的形象。在《布鲁图斯》，一部写于公元前46年，似乎受到四年前霍腾修斯之死影响而创作的罗马演说术发展史中，西塞罗自身的成就被含蓄地表现为罗马雄辩风格的顶峰。在书中，如同在较早的《论演说术》和后来的《论演说家》中一样，西塞罗强调了演说家接受恰当训练的必要性；他相信，这种训练不仅包括掌握技术，还需要建立在希腊文化基础之上的广泛教育。西塞罗崇拜的英雄李锡尼乌斯•克拉苏（L. Licinius Crassus，西塞罗自称为他的“学徒”）作为公元前92年的监察官，反对开办只用拉丁语教授修辞学的学校：因为希腊文是一种更为丰富的语言，有其既定传统，是学习伟大演说术的必备工具。

虽然西塞罗视历史和法律为演说家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在这些著作中极力推荐的仍是希腊哲学。这首先是因为它传授了智慧，政治家必须把智慧与雄辩风格结合起来；但同时也由于它提供了辩论的训练。这些试图从哲学中获益的动机可以帮助解释西塞罗在哲学流派方面做出的选择。尽管西塞罗接触了所有的主要流派，他却欣然将宣传远离公共生活，并对优美语言兴趣不大的伊壁鸠鲁学派留给了好友阿提库斯。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一位名叫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住在他的家里，并终老于此；西塞罗跟他学习了辩证法。他偏爱新学园派的教师们，这个派别代表了柏拉图学派历史上的一个怀疑主义阶段，他们认为确定的知识是无法得到的，但在思想上，可能性是指导实际生活的重要基础。他们自然接受了学园派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一个问题的传统，这提供了讲话能 力方面的良好训练。他们的信仰也给西塞罗提供了方便，使他可以自由选择在具体议题上最可信的哲学观点。例如，他可以毫无矛盾地支持斯多葛派关于神意和基本道德观的看法，同时反对他们认为演说应当不动感情的观点。

尽管西塞罗始终坚持，公共服务比学习和写作更为重要，哲学研究却始终是他更为喜欢的闲暇活动。但直到政治形势变得对他的天才不利的时候，哲学才真正成为他的最爱。由于这种偏爱，并不出人意料的是，他最早写成的理论性著作是修辞学方面的论文和两部政治哲学作品，《论共和国》和《法律篇》。但到了公元前46年，两部次要著作已预示了未来的创作方向。《斯多葛派的悖论》是一部修辞学杰作，西塞罗在其中为斯多葛主义学说的一些极端观点进行了辩护：例如，美德是唯一的善，而所有坏行为皆同等邪恶。他把这部作品献给了加图的侄子布鲁图斯，并以对加图的颂词开篇，称赞他能使其哲学为公众所接受。加图当时正在非洲领导着共和派力量，这一事实无疑可以说明，西塞罗为何要修正自己17年前对斯多葛派信条的嘲讽。在这一年较晚的时候，当加图自杀身死之后，西塞罗为他创作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颂词。

次年，西塞罗开始着手实施一个宏伟计划，即“为我的同胞提供一条通往至高学识的道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创作了12部作品，基本都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明的对话体格式写成的，覆盖了古代哲学的三个分支。这一系列中的第一部是《霍腾修斯》，一篇关于哲学学习的劝谕词。它现在已经遗失，但其影响可以从奥古斯丁的话中看出来：“主啊，这部书改变了我的性格，指引我向你祈祷。”在哲学中的逻辑学分支，他仅仅贡献了一部作品《学园派》，其中展示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观点。在另外两个分支里，他首先“学术性地”展示了不同学派在最基本、普遍的哲学问题上的观点，接下来在更为具体、实际 的问题上为他所钟爱的派别进行了辩护。因此，在自然哲学领域，继《论神之本性》之后出现了《论占卜》和《论命运》；而在道德哲学领域，他在创作《论善与恶的界限》（讨论不同学派所宣扬的人生目标问题）之后又写了《图斯库鲁姆辩论集》和《论责任》，为斯多葛派对幸福和责任的观点进行辩护。

但西塞罗的目的并非在于传播某一种哲学教义。事实上，即便在他那些更具传道色彩的作品中，他也断言并不存在确定的真理，并坚称自己有权利根据在不同场合所要使用的论据，去从不同流派中择取最令人信服的一种。他的愿望是为国家服务，并在其他通道已被堵死的情况下，为自己赢得光荣。他没有宣称自己提出过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他要贡献的是自己用动人的拉丁文重新表述希腊哲学的能力，去为罗马创造一种堪与希腊匹敌的哲理文学，正如罗马演说术业已做到的那样。这位雄辩的演说家得益于他的教育。直到当时为止，严肃的哲学论文一直都是用希腊文书写的，即便卢克莱修似乎也被世人视为诗人，而非哲学家。西塞罗未能彻底扭转这种局势；但塞涅卡是他坚定的继承者（参见后文第300页以次），而他最终的传人是拉丁教会的教父们。当时人写道：“从前粗糙而草率的拉丁哲学被他的雄辩术打磨光亮。”在解释自己如何能快速写出这么多著作的时候，他对阿提库斯说：“它们只是抄本，不费多少气力；只有这些字句才是我的，而我的词汇储备是丰富的。”在他之前，曾有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用拉丁文进行写作；但西塞罗说，他们并未努力去追求优雅的风格，甚至在定义和布局谋篇上也不够注意。虽然西塞罗关于自己只是翻译者的说法言过其实（他自己又在别处矢口否认），大量证据却无疑表明，他费心关注的不是希腊思想的含义，而是对话者的选择和用语问题。正是西塞罗确定了希腊文术语和拉丁文术语或翻译用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他更关心的是教育所有具备文化修养的读者， 而不是向信徒们宣讲。他不仅经常给出希腊语原文，也时常讨论其他的翻译可能性，并在后来的作品中改弦更张。

在西塞罗之前与之后的时代，人们经常抱怨拉丁文作为哲学语言的缺陷。西塞罗不无道理地抗议说，在任何语言中，新题材都要通过新词汇的创造来表现，希腊哲学家们也需要使用造字手段。他自己引入了诸如moralis、beatitudo等词汇，借以表示“品质、道德”和“幸福”等概念（耐人寻味的是罗马自己并不需要表示幸福的字眼）。但尽管他满怀爱国热情地坚称，拉丁语潜在地比希腊语拥有更为丰富的词汇，这种语言还是存在着基本局限，这种局限对于哲学探究来说是极为严重的：拉丁文不经常使用复合词，并且缺少定冠词。诚如塞涅卡所抱怨的，拉丁文的“Quod est”只是柏拉图说的“存在者（to on）”的权宜替代词。西塞罗经常使用被动迂说法，特别是在追求雄辩风格的时候，以显示自己尊敬这种语言的才华。他写道：“我们不需要逐字硬译，像不讲究文采的翻译者做的那样。”同样的想法使他形成了一个令人恼火的习惯，即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词汇去翻译同一个希腊文术语，或按照自己的通常风格，用拉丁文词组进行翻译。尽管如此，他的贡献仍是巨大的。他最伟大的异教继承者——塞涅卡虽也为拉丁文哲学词汇补充了许多新术语，却几乎从未否定过西塞罗的翻译。它们永久性地扩充了拉丁语的宝藏。

这样一位自觉意识极强的文士留下的私人信件居然大多是未经雕饰的，这乍一看来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但那正是西塞罗完满天才的一部分，即针对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风格。这些书信中包括写给元老院的，关于其行省军务的官方信函，它们庄重简约的风格不同于他向青年朋友塞利乌斯（Caelius）说明其职责时的那幅机智、诙谐的图景，也不同于他致信其举止轻率的前任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时表现出的义愤与冷漠，或是他给 朋友阿提库斯信件中流露出的热切信任。这些信函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西塞罗在文学上的多才多艺和罗马政治的错综复杂，还让我们得以管窥那个彬彬有礼而光怪陆离的社会——那里有婚姻与嫁妆，离异与丧葬，财产与投资，庇护与提拔，宣讲与宴饮。最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坦诚、亲切的个人生活图景；从此以后，我们只有在马尔库斯•奥勒留斯和圣奥古斯丁那里才能看到相似的场面。

西塞罗在罗马政治、军事和社会史中的地位不像他在文化史中那么稳固。一方面，他确实担任了主要行政职务，在其执政官任内镇压了一场严重的社会暴动，统治了一个边远行省达一年之久；要不是受到内战影响的话，他甚至本可能因其在陶鲁斯山区的军功而享受凯旋。另一方面，他无法证明自己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体改革或大范围的对外征服。

苏拉及其遗产

最近于西塞罗时代的当时历史记载最终是由撒路斯特（参见后文第276页以次）完成的。他关于喀提林阴谋、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的主要情节的专著充分证明，即便对于当时事件的目击者而言，想要脱离西塞罗的解释体系也是极为困难的。但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揭示了西塞罗版本的迷惑性。因为撒路斯特略微提及了困扰意大利半岛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暴动；而在西塞罗的叙述中，这起暴动只是由一小撮贵族渣滓制造的。

在另一方面，撒路斯特的作品也是颇有价值的，他为我们提供了晚期共和时代的起点，即科奈里乌斯•苏拉的独裁统治。他特别指出，苏拉手下的军团携带大批战利品从东方归来，强行攻占城市，及苏拉胜利后的报复是罗马人行为方式的最后转 折点。在他看来，衰落肇始于罗马劲敌迦太基的毁灭，这一事件使它没有了自律的动力。现在，个人的贪欲和野心统治了罗马政治生活。撒路斯特对共和国的死亡诊断，表明至少他的历史观是站得住脚的。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西塞罗时代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苏拉的遗产。

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小加图（生于公元前94年）不仅记得喀提林（撒路斯特特别指出的，腐化的苏拉时代的产物）和克拉苏、庞培（苏拉的活跃党徒），而且记得罗马人第一次对罗马的武力征服，使全意大利境内大批居民丧失财产、生命的放逐令，以及苏拉在公元前80年令人震惊的退隐之举。

尽管身为苏拉敌人马略的姻亲，西塞罗和他的家人却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斗争中明哲保身。当苏拉出征米特拉达梯的时候，他们留在罗马。直到公元前84年，当苏拉的返回已迫在眉睫之时，秦那和马略统治下的局势一直很和平。但正如西塞罗日后所形容的那样，当时的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类似于权威的东西”。由于“演说家奇缺”的缘故，仅比西塞罗年长8岁的青年霍腾修斯•霍塔卢斯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他正是苏拉返回罗马后，西塞罗第一次进行诉讼辩护时的对手。西塞罗接下来处理的两个案子使他直接面对了苏拉给意大利造成的困境。为翁布里亚的阿麦里亚（Ameria）地方的罗斯奇乌斯（Roscius）所作的辩护词宣读于公元前80年，它揭露了苏拉党羽们利用放逐令和意大利诸城镇的地方恩怨来为自己谋利的腐化作风。第二篇演说词宣读于苏拉退隐之后，西塞罗为伊达拉里亚地区城镇阿雷提乌姆（Arretium）的一位女子进行辩护，因为苏拉试图取消当地的公民权。

西塞罗的态度在那个时代不是独树一帜的。苏拉的许多盟友也很快意识到，从长远的角度看，苏拉毫无顾忌地残害仇敌， 奖赏朋友的做法将危及他所建立的政体。有流传的故事宣称，为了扭转苏拉在受他处置的贵族中间激起的敌意，苏拉的某位主要支持者对放逐令牵涉的规模提出质疑，问道：“还有谁能陪我们一道征服？”苏拉妻子所在的麦特利家族中也有多人对罗斯奇乌斯表示同情。精于见风使舵的庞培同他们缔结了婚姻，并成功地在公元前78年把一个不再受宠于苏拉的人推上了执政官的位置。这个人叫玛库斯•埃米里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他最终站在了伊达拉里亚被剥夺财产者的一方，后者攻击苏拉手下的殖民者在他们的土地上设置要塞。

如果苏拉曾指望一纸放逐令能使他的老部下生活富足，使意大利享受安宁的话，那么他错了。被分配的土地通常不是最好的，而那些在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把小农赶出土地的力量——过长的兵役和富人的资本主义农业——仍在发挥作用。有些充公的土地根本未被分配，而是被原来的马略党徒或苏拉手下的非法占地者霸占了。由于面临各项农业法律提案的威胁，这些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是不牢固的，这一事实为共和国的颠覆准备了条件。

苏拉的手段也留下了道德上的伤疤。最丰厚的奖品被用来维系和收买上层阶级的忠诚。晚期共和国的领袖们以享受种种不正当收益而闻名于世，没有几个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在公元前70至前60年代，有人反复试图撤销苏拉的免税法案，没收充公的财产及发给执行放逐令官吏的奖赏并将之还给国库。恺撒早年对待政治丑行的一个举动是，作为公元前64年审理谋杀案的主席，他欣然接受了对苏拉麾下杀手们的指控。西塞罗也很乐意在那年的执政官职位之争中威胁他的竞争者塞尔吉乌斯•喀提林（Sergius Catilina），在世人心目中，此人提着“仍未断气”的马略亲戚的头，把它献给独裁者的景象仍历历在目。然而，一旦当选之后，西塞罗拒绝了一项要 求恢复被放逐者儿子们政治权利的议案，因为他争辩说：“把门第如此显赫的人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固然是极为可耻的，但国家的稳固是靠苏拉的法律维持的，废除了它们，国家就无法生存。”

罗马的公共生活

苏拉的大部分制度、法律上的规定被保存了下来，决定了整个共和晚期政治生活的性质。这位独裁者规定了元老生涯的流程，即所谓的“荣誉之旅”，以保证那些终于握有最高行政权、军队指挥权和行省统治权的人们可以在元老院里度过20个年头，并接受它的传统，树立崇尚精英共治的价值观。财务官，进入元老等级所需要的最低职位从原来的每年8人增加到20人，以使元老院里维持600个席位。因为从前的300人议事会不足以提供苏拉所设法庭要求的陪审员数目，因为在这些法庭里，元老们要像从前的格拉古一样，因公共罪名接受同僚的审判。官员的数目必须满足治理罗马及其10个行省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最高职务的尊荣；于是保留了两个名年执政官，但把大法官的总数从6位增加到8位。这个体系里包含了残酷的竞争，因为每年有20人取得初步成功，并指望能取得高级职位，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最终被选为大法官。因此，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晚期共和国对于约束选举舞弊的立法日益重视。苏拉的《反行贿法案》对此的惩罚是10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通过的《图里亚法案》则对此处以10年放逐。

西塞罗的演说词向后人提供了一幅生动图景，展示了一个向选民施舍恩惠的、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其中包括了从提供观看竞技的免费座位到非法行贿的种种手段。在他对瓦勒斯（C. Verres）的诉状中（此人因任西西里总督期间勒索钱财而在公 元前70年接受审判），西塞罗讲述了瓦勒斯是如何利用非法赃款阻挠西塞罗当选是年营造官（aedileship）的。苏拉制度带来的激烈竞争的一个后果是使没有元老背景的人取得高级职务变得难上加难，而西塞罗希望得到营造官这一职位，它是介于财务官和大法官之间、可供选择的一个职务，因为它提供了举办竞技并争取民心的机会。尽管面对着瓦勒斯的阻挠，他还是成功当选，但监察官们的举动却使得这一年的选举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公元前70年是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因为在苏拉的主要党羽，伟人庞培和李锡尼乌斯•克拉苏任执政官的这一年，在整整10年的民众骚动后，独裁者对平民保民官立法、司法权的限制法案终于被废除了。当选之后，庞培发表了一篇演说，承诺要打击行省官吏的腐化和元老陪审员对此的姑息。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10年战事及与之相伴的食品短缺使得元老院政府饱受责难。虽然判处维勒斯有罪，但包括标记投票和收取巨额贿赂的丑闻还是让元老法庭无法招架。假使苏拉的元老们确实如他可能设想的那样，不像前辈那样轻易无罪开释同僚，因为被告中的大多数人将永远不会再享有类似的机会的话，那么他们也更容易受贿，因为他们当中的新人会发现维持元老的生活方式是件苦差，并且不能轻易指望日后会在行省得到好处。尽管庞培似乎并未专门指出对司法体系应当如何整顿，他却并未反对《奥勒里亚法案》，该法案把2/3的陪审员席位给了骑士阶层。

当年的监察官，庞培的友人们从元老院里放逐了64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人都被证明曾在行省或法庭上有过贪污行为。他们试图通过重新竞选官职而恢复元老身份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公元前60年代的选举竞争，而监察官们的其他活动则为这场选举游戏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意大利人在同盟者战争（参见上文第45页以次）结束时争得了公民权，终于组成了35个罗马氏 族。此后，官职候选人就不得不考虑更为广泛的选民范围，因为新人围者中最强大的那些部族可能会认为跑到罗马来参加投票是值得的。因此，当西塞罗筹划他的执政官竞选战役的时候，他在日程表中插进了拜访奇萨皮涅高卢（波河谷地）总督这一项，因为“这一地区很可能左右选举形势”。

贵族派与平民派

苏拉的立法与修改法律的斗争对相关术语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所熟知的，由西塞罗和恺撒作品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从恶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政治宣传）出现了。用“贵族派”和“平民派”来划分政治右翼和左翼的习惯可能早在苏拉时代之前已经产生了，因为格拉古兄弟的方案与手段已构成了这种区分。但正是苏拉的立法明确了公元前3至前2世纪发展起来，并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受到严重挑战的元老院的统治地位。实质上，苏拉的政体平衡论成了贵族派的理论壁垒。而为修改其法律所展开的斗争（主要是在公元前70年）则确定了平民派所持立场的内容。

提起贵族派与平民派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意识形态标签，不是组织起来的党派。事实上，所谓的“平民派”通常指的是持一种政治立场的政治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与其追随者构成的派别；并且说的是一连串这一类的领袖，而不是一批共事者。平民派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利用或捍卫公民大会和平民保民官的力量以制衡元老院的权威，并且（或者）倡导实行若干经济措施，如土地分配、债务免除、粮食补贴等。

在保民官制度复活后的几年里，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取得了这个职位，并支持一些被政府视为威胁的立法措施。伽比尼乌 斯（Gabinius）甚至威胁要重新实施最为臭名昭著的提比略•格拉古提案（参见上文第41页以次），并废黜他的同僚，而不是接受其否决。此类左翼人物都受到了公元前63年保民官卢鲁斯（Rullus）的影响。根据西塞罗的记载，此人留着长发，故意身穿脏衣，表现得孤傲自负。而他的同僚拉比埃努斯（Labienus）为了自吹自擂，把他的叔父，殉难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雕像放在了公共讲坛上——这是只适合少年的自我展示行为；他们最后却成了元老院的坚定支持者。因为在罗马政治家那里是没有真诚和始终如一的可靠品格的。事实上，朝秦暮楚和投机分子的最好代表恰恰就是保民官制度的重建者本人。

庞　培

尽管其父跟马略的盟友秦那（Cinna）有过联系，庞培却在皮克努姆（Picenum）组织了一支由他父亲门客所组成的军队，加入了从东方返回的苏拉队伍。他因无情地摧毁了苏拉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敌人而获得了“少年屠夫”的绰号；他因自私自利的野心而受到同伙的猜疑。独裁者单独为他破例，允许他在没有担任公职的情况下统领军团，庞培还从他手中勒索了一场凯旋式。在因支持雷必达而被从苏拉的遗嘱中除名后，他又镇压了雷必达的叛变，并利用手中的军队为筹码，从元老院那里得到了西班牙的军事指挥权。在西班牙，他窃取了麦特鲁斯•皮乌斯（Metellus Pius）所享有的声望，后者已在对叛将塞尔托里乌斯（Sertorius）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进展；随后，他回到罗马去支援克拉苏。在收拾了角斗士斯巴达克斯起义军中的几个散兵游勇后，庞培写信给元老院，声称克拉苏征服了奴隶，但自己终结了战事。

苏拉体制的破坏并未使庞培付出任何代价。他树敌过多，本来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贵族党，只有其军队在意大利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保证他得到元老院的豁免，以便在没有担任过较低公职的情况下成为执政官。现在，当他在执政官任期内采取了颇得民心的政策后，兴高采烈的保民官们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两项权力：一是在公元前67年授予他肃清地中海海盗的绝对权力；二是在次年交给他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使他名正言顺地取代了苏拉宠信的将领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L. Licinius Lucullus），后者曾在数年前得到元老院的这项任命。

庞培不在期间，全罗马都在猜测他将以何种方式回来。这位伟人返回时的姿态会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呢？最终，他试图像从前一样带着军队回来，但召他返回以镇压喀提林力量的议案被执政官和贵族派坚决制止了。最后，在公元前62年底，庞培在布伦迪辛解散了军队，返回罗马去面对苏拉缔造的，已经日薄西山的元老院。

庞培真正意义上的同辈人——西塞罗的政治形象同样复杂，如果不是那么邪恶的话。他在立场上是保守的，在性情上是克制的，而他城市骑士阶层的背景则为他提供了观察罗马舞台的特定视角。为了确保其诉讼作品能够受人欢迎，西塞罗自称新星，在公元前70年起诉了曾虐待庞培在西西里门客的人，随后又支持授予庞培米特拉达梯战争指挥权的决议。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他严厉谴责元老院法官的腐化堕落；在第二桩行为中，他又对亚洲包税人的不幸表示哀伤。这些都是拉拢骑士的行为，但他又在公元前65年为从前庞培手下的财务官科奈里乌斯（Cornelius）和他任保民官期间的激进行为辩护，并以感人的口吻提起从前的平民斗争。他著名的诸等级和谐共处（concordia ordinum）思想更接近苏拉的纲领，正是后者扩大了元老院的圈 子，以便元老和骑士两个上等阶层分别履行相应的公共义务，并联手平息革命运动。但当西塞罗反对一系列讨好城乡穷人的保民官议案时，他声称（并且无疑也部分相信）自己是一个平民派执政官，正在保护人民的真正利益。

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相信，他已实现了诸等级和谐共处的目标，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正义人士的共识”，以对付喀提林的颠覆活动。元老院也兴高采烈，在一位凭借个人才华说服同辈人相信自己具备古老共和美德的年轻人领导下，以不折不挠的精神去面对胜利者庞培的要求。庞培希望同加图联姻，但加图令家中妇女们大失所望地说了“不”。庞培希望元老院能认可他在东方的措施，这些措施迅速而完全地推翻了卢库鲁斯的许多决定；卢库鲁斯的亲戚加图和其他人都说了“不”。庞培想给他的老兵和穷人分配意大利的土地，甚至包括格拉古兄弟也主张保留的坎佩尼亚土地；这次连西塞罗也说了“不”，因为坎佩尼亚地区的税收是公共收入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来源。

加图是毫不妥协的。苏拉、马略内战的后果之一便是使罗马损失了一批精英，他们本应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家。在西塞罗看来，幸存下来的那批人过于留恋他们的豪宅和鱼塘，过着一种有修养的闲适生活。这样一来就为加图等性格强硬的人留下了空间，使得他们在未担任过大法官的情况下就成了元老院领袖。庞培并非他唯一的靶子。加图还得罪了骑士阶层，触犯了骑士陪审员们长久以来享有的吞吃贿赂而逍遥法外的特权。此外，他还拒绝对极力要求恢复亚细亚行省税目契约的包税人做任何妥协，以便使这个行省在米特拉达梯战争结束后尽快恢复到从前的常态。西塞罗在这一点上和他的态度是一致的。加图正在摧毁“诸等级和谐共处”：他的所作所为有如“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而非罗慕路斯的烂泥坑里”。

克拉苏

在这场圣战中，加图不仅疏远了庞培，还得罪了敦促包税人收回契约的克拉苏。玛库斯•克拉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难以解释。他是出色的演说家，但被西塞罗轻松超越；他是位天才将领，但比起庞培和恺撒来还是要略逊一筹；他很富有，但并不比携带东方战利品重归故里的庞培富裕多少。跟庞培相同的是，克拉苏也起兵加入了苏拉返回意大利的队伍；与庞培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在公敌宣告运动中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古代作家们喜欢强调他的贪财和为此所拥有的政治野心。据说，他曾利用罗马频发的火灾和没有常规消防队的情况来扩充自己的财产：因为被烧房屋的主人走投无路，于是克拉苏便带着他训练有素的奴隶队伍去修理、重建这些房屋，以收取高额利润。他经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是：“养活不起一支军队的人还算不得有钱。”克拉苏是养得起军队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如何在财政危机期间取得了镇压斯巴达克斯战事的指挥权。

他较少传奇色彩的花销方式是在不收利息的情况下借钱给政治盟友，并给予他们慷慨的帮助。我们听说，其结果是克拉苏在元老院里享有巨大的影响力。自苏拉使元老院人数增加一倍以来，他似乎是最早利用这种政治局势变化的人之一。新人们经常需要钱来维持他们新近获得的地位，也乐于接受和一位门第显赫的贵族同桌进餐的邀请。但克拉苏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保守派政治家。作为一个举止可疑，非正统的人，他喜欢支持造反派，鼓励革故鼎新。虽然对庞培的胜利心怀不满，他仍作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同庞培合作，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并在随后几年的法庭审判中支持过几位保民官。他也借钱给恺撒等年轻贵族，或资助他们的选举，如对喀提林所做的那 样。他更为大胆的政治举措通常以失败告终：他在任监察官期间试图授予山南高卢地区公民权，并企图利用把自己的国家赠予罗马的埃及国王的遗嘱，但这些计划都被他的同僚拒绝了。

恺　撒

当加图忙于说教，而庞培和克拉苏表示不满之时，一位才干胜过他们所有人的政治家正在盘算如何利用这种局势。蒙森在描写这位遭谋杀的独裁者、“罗马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时写道：“恺撒，从步入政界就开始成为并在继承权利上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平民派领袖，在30年内始终高举着这面旗帜，从未变更甚至隐瞒自己的立场。”在19世纪，尤里乌斯•恺撒的声望大大降低；但不容否认，他仍是晚期共和时代最能保持始终如一的政治家。

虽然同马略和秦那有着姻亲关系，恺撒却得以躲过放逐，因为他的家庭跟另一面也有联系。但传说认为，苏拉预见到此人将最终消灭贵族派，因为“在他身上潜伏了许多马略”。在公元前70年，他支持恢复保民官的权力和特赦雷必达的党羽（其中之一是他的妻舅）。在青年时代，恺撒曾拒绝苏拉让他同秦那的女儿科内莉亚离婚的要求；当妻子在公元前67年去世时，他还公开发表了一篇悼词。在同年其姑母尤利娅的葬礼上，他展示了她丈夫马略的像，这种事从苏拉掌权以来还是未曾见过的。随后，作为公元前65年的营造官，恺撒又让公众重新见到了马略从多次胜利中带回的战利品，并在公元前64年支持对苏拉党羽的起诉。

在树立自己平民派形象的过程中，恺撒展现了自己在公共宣传方面的才华。在公元前63年，他起诉了拉比里乌斯（Rabirius），首先通过王政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程序，随后则通 过公民大会上的审判。通过对被谋害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辩护，恺撒不仅表明了自己对格拉古原则的信仰，即公民不应在未经人民审判的情况下被处死，而且展示了他对古代传统和宗教知识的熟谙。因为恺撒想要竞选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国家的宗教首脑。与此类似，政治原则和个人野心的结合使他支持授予庞培重要指挥权的议案。随后，在喀提林事件后期，他几乎成功地动摇了元老院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同谋者的决定，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召回庞培平叛的支持。

在某些人眼中，恺撒成了一个极其可憎的人。当他于公元前60年年初从西班牙的任期中返回后，加图领导元老们，拒绝他在缺席的情况下担任执政官的请求。恺撒原本希望能等候在罗马城圣区之外，随后穿过圣区，作为自己凯旋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凯旋式是元老院已经准许给他的特权。但元老院又进一步表示了自己不想让他担任执政官的意愿，当年分配给执政官统领的行省一项任务，即清空意大利境内的树林和牧场，因为那里躲藏着斯巴达克斯和喀提林的残部；后来又有人宣称，是因为那里埋伏着恺撒的支持者。

“前三头”

恺撒放弃了他的凯旋式，并争取其他加图正直品格的牺牲品——庞培、克拉苏的支持，以示报复。他刚刚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便调和了两位敌手直接的矛盾，并马上着手兑现给他们的许诺。因此，加图对所谓“前三头”同盟的形成要负很大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个时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点。

后人很容易去猜想的是，如果恺撒的凯旋式，以及他在卸任执政官后取得一个重要行省的希望没有破灭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发展。恺撒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在两位苏拉将领的 手下执行军务时恪尽职守，没有企图加入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的马略派。自始至终，恺撒都可以宣称他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珍爱它甚于生命。如果他没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忠诚不贰的执政官，一个“幡然悔悟”的叛徒，像西塞罗始终期待他会成为的那样呢？可能这个答案并不十分重要。可能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公元前49年的内战能否避免也不重要。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于它能否得到解释。共和国为何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与下面的核心问题相比毕竟显得次要：罗马统治集团中的翘楚们既然已从共和国的存在中获益良多，为何还要摧毁它而进行政治自杀呢？

如前所述，罗马人是从道德衰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通过尽忠报国获得了荣名，而当下的人却把个人野心置于公共福利之上。他们感觉，传统道德衰微的催化剂是罗马权力和财富的增长。个人拥有了通过无情的利己手段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从而在两方面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被征服的臣民受到了剥削，罗马将丧失她的帝国，因为她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单凭武力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对她统治的认同实为不可或缺。此外，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变得远比其他人强大的时候，本质上属于寡头体系的共和政体就将被总体上不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政体所取代。罗马人的思想看重爱国主义的自制精神，强调对个人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必要性。事实上很多在他们看来是强化制度的法律都可以被理解成针对个人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提倡节俭的法律是为了限制奢侈浪费，反强征法是为了遏止罗马官员的贪婪和滥用职权，反贿选法是为了防止个人买得公职，从而损害帝国的利益。但某些变化，如要求将领如数上报战利品，对公民课以重税以支付退伍老兵，或建立足以控制政治暴乱的警力，是同受到捍卫的贵 族自由精神不兼容的。对于元老们而言，他们可以对诸如埃及这样富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行省（它本可以为元老中的一员提供巨大的机会）置之不理，却难以让那些在国外如同土皇帝一样的大将回国后再俯首帖耳。

随着帝国的成长，胜利的级别也在提高。马略在西方、苏拉在东方取得大捷后，庞培已不再能满足于卸任执政官后只担任一年行省总督的常规待遇了。恺撒也一样想要取得更长的和更重要的指挥权。最后，庞培无法忍受与恺撒平起平坐或等而下之的地位。但共和国是同一两个人独占鳌头的局面无法兼容的。它也不能容忍这样的观念，即丰功伟绩可以使一个人跳出他的同僚们设定的法律约束，正如相传恺撒在击败庞培后巡视敌人尸体时所表达的想法那样：“他们是罪有应得。即便是我，盖约•恺撒，在立下这么多汗马功劳之后 ，竟要在法庭上被定罪，如果我没有向自己军队寻求帮助的话。”苏格拉底懂得法律必须得到遵守，哪怕法律的决定并不公正。但在公元前49年内战前夕，罗马法律已受到强大个人的屡次践踏和无视，不再值得人们尊奉了。

然而，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有识之士都领悟到了安抚罗马臣民的方便之处，如格拉古兄弟、苏拉、庞培、西塞罗和加图。即便是残酷对待被征服高卢地区的恺撒也强化了反强征法。更困难的课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让全体公民分享帝国的收益，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格化的政府去发放专门的福利。贵族施舍的旧有传统使得那些立法分配土地、钱财的人们可以赢得信誉和民心，如同那些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施舍的人一样。因此，提议增加骑士、平民的福利或权力的平民派看上去仿佛怀有追求个人权力的不轨企图。如果保民官或平民派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受人忌恨，那已经够糟糕了；而如果这位保民官还是上层官员们的盟友，那就更加不可饶恕。我们在公元前59年看到了这样 一位执政官，他表现得如同保民官一样，并得到了保民官，甚至是一位坐拥大部分老兵的将军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贵族派最恐惧的莫过于由恺撒担任这一职务了。

恺撒的首个执政官任期

然而，在开始阶段，恺撒试图通过技巧和外交手段，温和地推行他的立法措施。最先得到他关注的是庞培老兵的安置问题。随后，在公元前60年12月，恺撒得到了罗马最优秀演说家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此人已挫败了前两次类似的企图。西塞罗受到恭维，却决定保持独立姿态，因为他很看重加图等人在他执政官任期结束后称自己为“祖国之父”的言论。到了3月，西塞罗做了恺撒最害怕的事情，即尽情批评了公共事务的状况。恺撒在庞培的协助（两人当时都任祭司职位）下，用一种饱受非议的方式予以回敬，即让一个平民家族收养西塞罗的私敌克罗狄乌斯（Clodius），以便他能在夏天当选保民官。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这次能用恐吓手段，迫使西塞罗同自己合作。但如果恫吓未果，克罗狄乌斯将帮他们铲除这个祸害。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没有接受他的农业职务委任，也没有陪伴他同去其行省（他本可以在那里成为恺撒打发漫长夜晚的好友）。西塞罗为他的拒绝付出了代价，在公元前58年因五年前处决喀提林党羽的事情被判处放逐。当一年多以后，庞培友好地把他召回时，他已变得足够顺从，不会再为了独立而轻举妄动了。

为我们提供最宝贵信息的这位作家不仅对三头联盟充满敌意，而且也没有得到三头对自己的信任，认清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尽管恺撒的邀请充分证明，西塞罗的政治重要性并非他本人出于虚荣心理的捏造。但他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 是对那些操纵罗马命运的人们动机、计划的睿智观察。

恺撒的其他外交努力同样不够成功。他精心地剔除了早期土地法案中彼此最矛盾的部分，停止分配坎佩尼亚的土地，只用庞培新取得的收入去购买土地，并且奉行自由买卖的原则。他把议案递交给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结果未能得到元老们的批准，只遭到了毫无道理的同声反对。恺撒的同僚是加图的侄子比布鲁斯（M. Calpurnius Bibulus）。恺撒无疑希望避免此人从中作梗，因而对元老院成员们好言相劝。然而，从此时起，他向世人表明，自己已不会因为羞耻感或公共舆论的压力而再有丝毫动摇。他跟萨图尼努斯联名在议案中附上了一项条款，要求元老们逐一对此表示支持。他劝说庞培和克拉苏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这项法案，并承诺为此不惜以暴易暴。为了反对贵族派保民官和自己的执政官同僚，恺撒利用了暴民和庞培的党羽。法案通过后，恺撒接下来的提案都是保护人民的。他的其余法案批准了庞培东方定居点的合法地位，为收税人颁发了特许状，承认了埃及国王的地位（他为了保住王位而慷慨解囊），都不受阻碍地通过了。比布鲁斯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史无前例的宗教手段表示抗拒——他在自己家里每天都能观察到凶兆。

恺撒在通过法案时之所以会面对强大阻力，其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惧怕他借助平民、部下、骑士和外国统治者攫取政治权力。保民官瓦提尼乌斯（Vatinius）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在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地区五年的军事统帅权。前者使他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保持对罗马的监视，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打通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陆路，从而赢得光荣的机会，这项工作已由于庞培在东方的扩张成果而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政治介入了罗马的理性扩张，恺撒把帝国的疆界向北推进到了英吉利海峡及更远的地方。由于他的立法活动、特别是瓦提尼亚法因其通过方式而极易遭到仇人的秋后算账，恺撒急于从元老院手中 争取一个额外的高卢行省。他通过庞培实现了这一目标，并通过婚姻纽带保证了后者的长期忠诚。

然而，恺撒非常清楚，庞培毕竟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尽管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庞培还会觉得，依赖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是件丢脸的事。而比布鲁斯恶意诽谤的法令和三头同盟日益失去人心的局面则使得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从恺撒手中得到的东西已经巩固，而他在公元前62年表露出的对权力的渴望，这时也变得更为强烈。但在一段时期内，敌人的恶意迫使他继续忠于同盟，而这一联盟也在加图妹夫似乎即将当选执政官的公元前56年得以延续下去。恺撒整装待发的部队留在罗马城中，确保了庞培和克拉苏能击败此人顺利当选；而他们也马上投桃报李，延长了恺撒在两高卢的任期，也为自己保住了5年之内对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控制权。

克拉苏出发前往叙利亚，并在一年后攻打帕提亚人的战斗中被杀。恺撒羁留在高卢，直到公元前53年的冬天才翻越阿尔卑斯山。但选择通过代理人统治西班牙的庞培却留在罗马近郊，从而得以利用政治局势的发展。选举的混乱局面和歹徒暴力最终为他所利用，因为作为拥有指挥和征召部队权力的前执政官，他无疑是重建秩序的不二人选。当克罗狄乌斯在公元前52年初被谋杀后，元老院选举他为唯一的执政官。恺撒女儿尤利娅在公元前54年的去世已割断了恺撒家族同他的联系，庞培现在似乎已成为保守政府的领袖。但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选择机会，他支持通过了一项保民官法案，授予恺撒在缺席的情况下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权力，这样恺撒就可以在度过10年必要期限后的公元前49年再次取得竞选资格。

内　战

与此同时，指定行省总督方式的改变不仅使得颇不情愿的 西塞罗被派去管理西里西亚，也引发了关于恺撒在高卢任职期限的复杂问题。然而，在法律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体问题，而政体问题的背后则是远比庞培、恺撒敌对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

加图的敌意消除了任何可能使恺撒为个人野心而牺牲其平民派形象的诱惑。相反，只要他的野心存在着风险，他就保持对平民派的忠诚。恺撒采取此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民众授予了他军事指挥权和缺席担任执政官的权力。他宣称，这项任命表明，他可以在行省一直逗留到公元前49年的夏天。贵族派一直反对民众授予的行省指挥权。他们相信，作为唯一自始至终存在的政府组织，元老院应当垄断对外事务的决定权，正如它从前事实上做到的那样。虽然主权属于人民，但贵族派并不同意平民派的观点，后者认为人民可以在任何事务上进行适当的立法，甚至无须元老院的指导。难道共和国不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组成的吗？

玛库斯•马赛卢斯（Marcus Marcellus），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试图强行把恺撒提前一年征召回国。庞培试图进行调解，但赞同应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在公元前50年和公元前49年初，恺撒曾提出和解的条件，并得到对他友好的保民官们否决票的声援。当顽固分子们对此表示无视时，他渡过了象征其行省边界的卢比孔河，以捍卫保民官的神圣权利以及他的个人荣誉。

庞培前往东方集结兵力，并且宣称：“苏拉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但二者间唯一的相似点仅在于向自己的敌人扬言报复。机动性和纪律性属于恺撒，并且他的宽容政策也赢得了舆论支持。

西塞罗这位选边支持共和派的可敬人士，哀叹说庞培和恺撒唯一的目标都不过是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有责备当事人，包括元老院内部和平的反对者，因为他相信政治体系本身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加图的谈吐如同居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般的 话，那么西塞罗则在作品中论证，罗马共和国甚至要胜过那个乌托邦。到了公元前50年代后期，当混乱与暴力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时，西塞罗有感而发，撰写了两部政治哲学著作，其标题和内容都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为基础的。在《论共和国》中，他解释说，从罗马的传统中发展出一种混合政体，它是最为平衡与稳定的。他在《法律篇》中所展示的法律是为富有教养的未来公民体设计的，与现有的法律和习俗十分接近。在这部论著现存残篇中唯一的创新之处是增加了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力量与权威。

《论共和国》和几乎创作于同时期的《论演说家》的设置背景都在西庇阿、雷利乌斯（Laelius）或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玛库斯•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管理公共事务的历史时期。西塞罗为共和国病症开出的药方是需要找到一批或某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让他们为其他人树立行为表率。他从未对庞培或恺撒抱有此等希望，虽然他自己曾为庞培扮演过雷利乌斯为西庇阿担当的角色，也曾向独裁者恺撒进言献策。

独　裁

恺撒的胜利摧毁了他自身赖以取得显要地位的体系。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表明他喜欢重建的工作。也许，在西塞罗于公元前46年为奉承恺撒而发表的演说《为马赛卢斯辩护》中唯一真实的成分便是他对这位人类命运仲裁者厌世情绪的描绘。在公元前45年春之前，恺撒只能在遍及全地中海的内战间歇期里偶尔关注一下罗马的问题。而在遇害的公元前44年3月，他正准备离开罗马去同帕提亚人交战。西塞罗感到迷惑不解。他为恺撒勾勒出的实施方案是什么呢？是重组法庭、恢复财政信用、通过道德领域的法案和革新政治生活吗？事实上，恺撒确曾采取 一些措施去减轻债务负担。他立法限制奢侈，鼓励生育。但西塞罗无法理解改革罗马政治的难处，正如他无法赞赏恺撒对意大利和诸行省的管理措施一样。

利用手头有限的时间，恺撒已完成了足够多的成就，显示了自己思虑的周全。他对老兵的安置有利于意大利农业和人力资源的恢复，因为他们被分散到半岛各处，不是按照苏拉的模式，像要塞一样聚居起来。意大利诸市镇通过社会战争进入罗马直辖区后，一些一度被忽视的反常行政现象这时被根除了。为增加行省数目，行政官员的人数得到了补充。而建立在罗马的，无法令人满意的税吏征税体系也至少在亚洲被终止了。最重要的措施是给予奇萨皮涅高卢选举权和为老兵、贫民在海外殖民地中设置定居点。殖民地的直接作用是减少城市人口以及相应的公共秩序混乱程度及谷物开支。但从长远看，殖民政策同恺撒慷慨赐予个人、集体公民权的措施结合起来，可以使罗马军团与罗马统治阶级重新焕发活力。把部分行省贵族纳入扩大后的元老院的恺撒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罗马政府的改革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已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要求他彻底改革决定自己一生的制度是困难的。恺撒进行了一些传统的小修小补，如禁止若干城市俱乐部，修改一些刑事法规，限制行省将领任期等。由于习惯了在高卢雷厉风行的工作效率——恺撒曾在马背上向两位秘书口述信件——他对政治生活中的谨小慎微失去了耐心。西塞罗抱怨说，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的名字就被签署在元老院的法令上了。更糟糕的是，恺撒在被任命为“无限期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后，打算离开罗马，并且归期不定。可能他当时只是想要平息一切关于他任期的争辩。但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已不打算重建共和国。作为独裁者，他毫无放弃操纵政治机器的意愿：选派总督，指定官员，操纵司法。因此便有了3月15日的谋杀。

恺撒死后，他的一个亲密朋友盖约•马修斯哀叹道：“如果天才的他都找不到出路，谁现在又找得到呢？”恺撒知道，他的同僚们肯定不喜欢只在前厅等待，而由他一人专断政务。然而，对于他所结束的政治动乱与武装冲突来说，又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呢？奥古斯都将会避免恺撒犯的许多错误，包括后者使其坚定反对派们得以活下去的尽人皆知的仁慈。然而奥古斯都的解决方案并无大的不同，尽管他在运用传统语言描述由自己造成的政体瘫痪状态方面更富于创造力。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人态度的不同。在经历了第二轮内战的幸存者眼中，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是可以接受的了。奥古斯都很年轻，还有时间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加图们和西塞罗们已不在了，剩下的人中又有谁亲眼见过共和国呢？

进一步阅读

主要古代史料

西塞罗的著作译文现已完备。洛布古典丛书提供了其全集的翻译，该译文成于众手，并附带有对照的拉丁语原文。企鹅古典丛书中的若干卷是他的演说词选译，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D. R. Shackleton-Bailey翻译的书信集。这是他的伟大西塞罗书信集校注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副产品，校注本中只有《致阿提库斯》部分带有译文。

其他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古代著作也已可通过英文进行参考。撒路斯特记载喀提林阴谋的专著收录在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丛书Sallust 卷中。两套丛书中都分别收录了恺撒《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的分册。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的《阿提库斯传》可在洛布丛书包含弗洛鲁斯的分册中找到。普鲁塔克为苏拉、克拉苏、庞培、恺撒和西塞罗的传记是企鹅丛书Plutarch: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中的核心部分。它们（还有其他相关传记）也可在洛布丛书收录普鲁塔克传记全集的十一册中找到。苏维托尼乌斯的《恺撒传》见企鹅丛书分卷Suetonius: the Twelve Caesars 和洛布丛书的Suetonius 第一册。

现代著作

对罗马共和国这一材料极为丰富时期的现代记述很多。它们在范围、重点和详尽程度上千差万别。

关于宏观视角下的简要概述，见英文版48页提及的H. H. Scullard, P. A. Brunt和M. H. Crawford等人的著作。

在较为详细的记载中，较旧的作品，如人人丛书中T. Mommsen的History of Rome 第四卷（英译本1880）和T. Rice Holmes的The Roman Republic , 3 vols. (Oxford, 1923)仍然值得一读。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x (1932)中的相关章节仍旧有用，尽管很快将被新版所取代。

论述共和国覆灭的现代伟大作品是Ronald Syme爵士的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该作品特别侧重该阶段的后期。近年来对共和末期政治活动的一篇分析，以及对共和国灭亡原因的既鞭辟入里、又富于争议的剖析包含在E. S. Gruen的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erkeley, 1974)中。对罗马政治运转模式、机制和设计的生动描述见Lily Ross Taylor的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Berkeley, 1949)和Roman Voting Assemblies (Ann Arbor, 1966)。

然而，近年来对这一时期政治状况的详细分析都包含在当时几位领袖的传记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M. Gelzer的作品，这些著作中只有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Oxford, 1968)有英文版。J. P. V. D. Balsdon的Julius Caesar and Rome (Harmondsworth, 1967)简明扼要，可读性强；Z. Yavetz的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 (London, 1983)主要关注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的表现。近年来，J. Leach (1978), R. Seager (1979)和P. Greenhalgh (1980—1981)写了几部庞培传记，其中Seager的作品在记述罗马政治方面最为详尽。B. Marshall (1976)和A. Ward (1977)先后尝试过构建一部克拉苏传记的艰巨任务。

西塞罗，最适宜的传记主人公，已成为众多英语著作的记述对象。D. L. Stockton的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Oxford, 1971)从观察一位政治家的角度对他的成就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叙述；D. R. Shackleton Bailey在Cicero (London, 1971)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对西塞罗书信的研究成果，以刻画有血有肉的西塞罗本人；E. D. Rawson在Cicero, a Portrait (London, 1975；重印：Bristol, 1983)中进行了富于同情心的、令人信服的研究。T. A. Dorey在其论文集（London, 1965）中阐述了西塞罗生平、著述的各个层面。

最后，在此列举几本帮助读者在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观察共和末期政治生活的书籍应该是不无裨益的：C.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London, 1980); J. Crook, Law and Life in Rome (London, 1977); W. Liebeschuetz,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 (Oxford, 1979); K. 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1978); Death and Renewal (Cambridge, 1960); C. Wirszubski, 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 (Cambridge, 1960); E. D. Rawson,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London,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