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史——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科学

希腊哲学具有历史连续性。亚历山大大帝的去世并没有吹响智识变革的号角，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家仍然沉浸在泰勒斯和苏格拉底的传统中。但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其范围、目的和自我理解——与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原则相比多少有了一些差别。

哲学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不再是定义哲学家的标志了。相反，一个人的哲学是他赖以为生的东西，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最好的生活”，并传授它、实践它。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作为这一学科的主导成分出现了。

实用性决定了哲学的全部课程。随着伦理学的兴起，形而上学衰落下去。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本身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专业人士的追求。这种分离通过地理位置的变化得到了进一步确认：雅典仍然是哲学的主要中心，但是科学中心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得到了托勒密王朝的资助。哲学保留了实际上被称为“物理学”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的全面理解也从未丧失其重要地位；但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不再喜欢描绘章鱼的器官或记载恒星的运动了。

另一方面，希腊化时代的标志是对知识理论的热切关注。生活的艺术必须以对万物本质的扎实认知为基础，认知的基础在哲学上必须是有保障的。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家接受了怀疑主义的挑战：这个时代最为缜密的一些著作就产生于对怀疑和教条的争辩之中。

因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们通过写作互相攻击，哲学因此成了宗派性的学科，各派之间互相攻讦。诚然，在学派内部也有争论，思想并未僵化成教条，但是变化只发生在一定范围内。一个人会被描述成斯多葛派学者、伊壁鸠鲁派学者或学园派学者（an Academic）：他首先被认为是某个学派的成员，致力于这个学派的理论及这些理论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其次，才被看作是一个真诚追求真理的人。

学派并没有成为排外和封闭的团体。人们可能在几个导师的指导下学习，从一个学派转到另一个学派。哲学是受尊敬和受欢迎的。希腊化君主们在他们的宫廷里招揽了很多哲学家。雅典人投票赠予斯多葛学派的芝诺（Zeno）以公共荣誉。哲学的受众也不仅限于富裕阶层和知识分子团体。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演讲吸引了2000多人，当斯提尔波（Stilpo）造访雅典时，很多人放下自己的工作前去欢迎他。甚至在远离雅典的阿富汗的某个偏僻要塞里，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人们喜爱柏拉图哲学的证据。

除了上述概括之外，这里还想赘述一下。学者们有时会把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视为后继者（epigoni），处于白银时代的人们无法焕发出黄金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光芒。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光芒并没有减弱，在某些方面，比之前时代的光芒更加耀眼。这个时代产生了最为辉煌的巨著。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逝世后，在斯派西普斯（Speusippus，卒于公元前339年）、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卒于公元前314年）和帕勒摩（Polemo，约卒于公元前276年）的相继领导下，阿卡德米学园的学者们仍然继续进行哲学探讨。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学园也生存下来，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约卒于公元前287年）继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事业，在他之后是兰普萨库斯的斯特拉波（Strato of Lampsacus）。但是斯特拉波死后（约公元前269年），学园便群龙无首了，在希腊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已是明日黄花——有影响但是了无生气。

柏拉图主义也死去了。阿卡德米学园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但是希腊化时期学园的学者们，尽管一直宣称自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真正继承者，却已不再坚持任何被我们认为是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教义。约公元前270年，在皮塔涅的阿塞西劳斯（Arcesilaus of Pitane，约卒于公元前242年）成为学园的领袖后，他使学园派皈依了怀疑主义。新学园（New Academy）是一个新的学派。在两个伟大领袖阿塞西劳斯和昔兰尼的卡涅阿德斯（Carneades of Cyrene，约公元前219-前129年）的领导下，新学园派发展出一种全面否定和批评模式的哲学。

在希腊化时代，具有创新性的哲学既不在吕克昂学园也不在阿卡德米学园，而是在两个新的地方——伊壁鸠鲁派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Epicureans）和斯多葛学派的柱廊（the Porch of the Stoics）。

伊壁鸠鲁（Epicurus）于公元前341年出生在萨摩斯岛，他的父母都是雅典人。公元前307年，他终于在雅典定居，并一直在那里教学，直到公元前271年去世为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哲学学派可以概括如下：在伦理学方面是享乐主义——快乐是唯一的善；在物理学方面是原子论——宇宙是由在虚空中运动的微小颗粒组成的；在逻辑学方面是经验主义——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完全建立在经验和知觉之上。

伊壁鸠鲁派的谨慎众所周知：他们不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导师的话，也不克制对教义的创新。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参见卷2，第121页及以次 ^[1] ）写作了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阐述了伊壁鸠鲁派的思想。在他眼里，伊壁鸠鲁是一个“父亲，事物的发现者”，他的诗歌忠实地追溯了伊壁鸠鲁的思想。卢克莱修并不是在唤醒一个已被废弃的哲学：他所欣赏和描绘的体系仍然生机勃勃。

同花园一样，柱廊也在雅典，但是斯多葛柱廊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是雅典人。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33—前262年）来自塞浦路斯。约公元前310年，芝诺抵达雅典，在斯多葛柱廊建立了学校。他的衣钵被阿苏斯的克林忒斯（Cleanthes of Assus，约卒于公元前232年）承继和发展。克林忒斯的继承人是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约卒于公元前206年），他也是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的，正是他把斯多葛哲学发展成一种全面系统的哲学，据说“没有克里西普斯，就没有斯多葛哲学”。

斯多葛学派并不因循守旧。学派悠远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中期和后期。中期斯多葛学派从本质上改变了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德岛的帕奈提乌斯（Panaetius of Rhodes，约公元前185-前109年）和阿帕梅亚的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 of Apamea，公元前135—前51年）。后期斯多葛学派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公元1世纪、2世纪塞涅卡（Seneca，参见卷2第292页及以次）、伊庇克特图斯（Epictetus，参见卷2第343页及以次）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参见卷2第356页及以次）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早期斯多葛学派在教义上也是一致的。也有一些脱离学派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开俄斯的阿里斯顿（Ariston of Chios）。他的研究仅限于伦理学，他拒绝物理学，坚持认为“辩证的推理像蜘蛛结的网——似乎展现了一些技巧，实际上却毫无用处”。克里西普斯自己的“很多观点不同于芝诺，也不同于克林忒斯，他经常说他只需要学习理论，愿意为自己去发现证据”。

早期斯多葛学派的中心原则仍然是很坚定的。在伦理学方面，他们拒绝享乐主义，倡导一种“美德”的生活；在物理学方面，他们接受唯物主义形式但是不承认原子论；在逻辑学方面，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但是认为在知识发展中推理是一项主要任务。

在主要的学派之外，也有很多人从事哲学研究，厄里斯的皮浪（Pyrrho of Elis，约公元前365—约前270年）采纳了极端的怀疑主义，坚持认为我们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我们不应该做任何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心灵的安宁。皮浪可能受到印度苦行者的影响，作为亚历山大东征军的一员，他可能接触过苦行者。反过来，他又影响了学园派阿塞西劳斯的怀疑主义。昔兰尼学派（Cyrenaic sect）是由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约公元前430—约前350年）创建的，也具有怀疑主义的倾向：“他们弃绝了物理学，因为物理学的主要内容明显不可知；但是他们研究逻辑学，因为逻辑学具有实用性。”然而，他们的主要原则是伦理学的：他们坚持彻底的享乐主义，其依据是身体的愉悦乃是至善。阿里斯提普斯与伊壁鸠鲁之间的亲密关系也经常被人谈及。

阿里斯提普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麦加拉的欧几里德斯（Euclides of Megara，约公元前435—约前364年）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欧几里德斯和他的学生，其中最杰出的是斯提尔波（Stilpo，约卒于公元前300年），在他们的时代里都非常著名。他们对伦理学和逻辑学中的各种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我们对他们却知之甚少。与麦加拉人有联系的是一个叫辩证家（Dialecticians）的团体，他们的兴趣是逻辑的悖论。狄奥多洛斯（Diodorus Cronus，约卒于公元前384年）是辩证家的领袖，我们只能模糊地知道他是一位重要人物。

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约公元前450-约前350年）是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他和他的学生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卒于公元前323年）是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犬儒学派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理论的哲学。犬儒学派宣称个人自由和自我满足是最重要的，他们鼓吹“自然”的生活，带着蔑视拒绝社会的风俗和传统，毫不在意财富、地位或荣誉。他们还倾向于蔑视快乐（“我宁愿疯狂也不愿自我陶醉”，安提斯提尼如此说）。他们对禁欲主义的卖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有时受到赞赏，有时受到嘲笑，主要依旁观者的喜好而定。

阿塞西劳斯和卡涅阿德斯（Carneades）没有著作，但他们的思想却被其学生记录下来。伊壁鸠鲁著述甚丰，早期斯多葛学者们也是这样。但是这些巨幅长卷几乎遗失殆尽。伊壁鸠鲁残留下来的内容最多：三篇介绍性的论文以书信形式流传下来，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废墟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残片，另外我们还有卢克莱修的作品。至于早期斯多葛学派和新学园派，我们不得不完全依赖于二手资料——即后代作家中的引文、改述和提及。也有很多资料来自充满敌意的或有偏见的证据。在分散和零碎的证据之上拼凑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系统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而评价此类报告的困难更使这个难题雪上加霜。

伦理学

哲学习惯上被分为三个部分：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希腊化时期的伦理学，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样，关键在于幸福主义（eudaimonia）的概念——康乐、福利和繁荣。伦理学的作用是分析人们的幸福从而确定获得幸福的条件。从最普遍意义上说，各学派之间总有某种程度的共识。按照伊壁鸠鲁的说法，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选择和逃避归因于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宁静，因为这是幸福生活的目标”。宁静或心平气和（ataraxia）在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的早期学园派里受到了类似的赞美，也成为皮浪怀疑论者的口号。斯多葛学派也认同这一理想，因为“它们从人体内驱除了所有能扰乱人心智的情绪——欲望和快乐、恐惧和悲伤”。

为了得到宁静，平息伊壁鸠鲁所说的“心灵的狂风暴雨”，我们只需要思考。在伊壁鸠鲁学派中，这是一种含蓄的假想，即一旦信念被哲学证明是错误的话，建立在这些信念基础之上的恐惧将会消散。克里西普斯明确主张，情绪本身就是一种信念，所以服从于理性的控制。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说，这种乐观的理性化与它所推动的伦理学上的清静无为一样陌生。

清静无为有时被说成是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脱离，也被解释成是对喧嚣动荡的希腊化世界的一种反应。这些解释都难以使人信服。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希腊人在希腊化时期的生活并不更加颠沛流离，也没有受到变幻莫测的命运或恶敌的摆布。心平气和并不意味着退回到自我或退回到一种执着的个人主义。伊壁鸠鲁发誓放弃政治生活（“你必须把自己从政治和日常琐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是却把幸福置于友谊和社会之中——一个伊壁鸠鲁派的学者“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培养一个国王”。斯多葛学派认为社会生活有价值，他们鼓励参与政治。按照克里西普斯的观点，一个明智的人“愿意获得王位并从中获得财富——如果他自己不能成为国王的话，他应该接受国王并陪同国王一道参与战争”。逃避世界并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

在广泛一致的领域内，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一般是以对立方式呈现出来的，如果说这两个派别都找到了满意结果的话，也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找到的。对伊壁鸠鲁学派来说，方向是由自然决定的：

你只需要拥有感觉和肉体之身，就能看到快乐即善。

我召唤你（他在写给阿那克萨库的信中）享受连绵不断的快乐——而不是美德，美德是空洞的、无用的，令人不安地期待着回报。

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因为我们把它看作是主要的和与生俱来的善，从这里我们开始所有的选择和逃避，然后回到这里，用这种感觉的标准来判断每一件善事。

在伊壁鸠鲁的一生中，他被误认为是一个粗鲁、没有学问、耽于奢侈享乐的人。尽管他坚持认为“每件善事的开始和根本都是肚腹的快乐”，他的享乐主义仍然不是沉迷于感官享受的借口。首先，伊壁鸠鲁派的快乐是理性的选择，他们意识到今天的快乐是以明日的不幸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经历了很多快乐之后，就会有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的原因。事实上，这种深思熟虑揭示了“快乐的生活不是一连串的饮酒作乐和狂欢，不是男女之间的享乐，也不是昂贵菜单上的鱼和其他食物，而是一种清醒的推理”。其次，伊壁鸠鲁对于快乐的本质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论述：“当我们说快乐是目标时，我们是指……肉体上不痛苦，心灵上不烦恼。”从反面来分析，快乐是没有痛苦，“至大的快乐就是去除我们身上所有的痛苦”。这样，感觉论者的快乐就低于清醒理智的人所具有的快乐了：随感觉论者的快乐而来的是痛苦，他们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痛苦的全部解脱，但是同样的痛苦却在理智的人的掌控之中。“真正的快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正如斯多葛学派的塞涅卡指出的那样。

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者是善良的，同时也是清醒的。因为“如果不能明智地、高贵地和正义地生活，快乐就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正义的人，其心灵困扰最少，而一个非正义的人烦恼重重”，因为“直到他死，如果他不被发现，就不会有人知道”。伊壁鸠鲁对阿那克萨库的邀请是无诚意的。一个伊壁鸠鲁学派的人追求美德，也“陶醉于肉体的愉悦——当他在享用面包和水的时候”。

自然引导伊壁鸠鲁走向快乐，却引导斯多葛学派走向美德。根据早期斯多葛学派的理论，“目标是与自然和谐地生活——也就是要与美德一致，因为自然引导我们的方向就是美德”。但是自然引导我们要走的路却是漫长而艰难的。

首先，我们被引向我们自身。克里西普斯坚持认为，“最适宜于任何动物的东西，就是它自己的本性及其自觉意识”。但是最初的自私自利自然地发展成利他主义。正如后世的一位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人是“社会动物，需要其他人。这是我们居住在城市里的原因，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很容易建立友谊……”所以，我们会谈及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适当的（kathēkon）。“适当的行为是与个人生活方式相一致的，能够得到理性的辩护。”对理性的提及也不是随意的：实际上，也可以说，“适当的行为是那些理性选择的行为——例如，尊重父母、兄弟、国家，与朋友结交”。

举止适当是进步的迹象，却不是成功的标志。按照克里西普斯的说法，“一个向着顶点发展的人肯定会举止适当，不敢有疏漏；但是他的生活还没有繁荣兴旺”。因为他还没有获得美德，而“繁荣兴旺的生活只能在与美德一致的生活中找到”。美德是精神状态或是性情——实际上，它们是认知的状态。“完美的”德行（即四个“主要的”美德——良好感觉、正义感、勇气和节制，加上一些次要的美德）是知识的形式，“由原理组成”。一种适当的行为，如果合乎道德就是最好的；最好的行为就是“成功”（katorthōmata）。根据斯多葛学派的学说，美好的生活就是一系列的成功，是合乎道德的适当行为，是在全面了解一致性基础之上的与自然和谐一致的行为。

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体系。有时也因为似是而非和冷酷残忍受到谴责。似是而非这一点，斯多葛学派自己也认可，他们陶醉于谈论“所有的错误都同样坏”或者“只有明智的人才富有”。然而一经检查，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就变成了字面上的而非真正的悖论。至于冷酷残忍，斯多葛学派肯定否认快乐就是善；但是，他们欢迎被自己称作欢乐的东西：“他们说，欢乐是快乐的反面，是理性的兴奋之情。”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个斯多葛学者喜欢马和打猎，愿意参加晚会，希望与一个漂亮的青年男子陷入情网；这个斯多葛学者问：“什么样的家庭装饰才能配得上一个男子和他妻子的感情呢？”斯多葛学者并没有被排斥在生活的快乐之外：他可以享受快乐的全部——只要他所做的能合乎道德。

斯多葛学派的格言“只有美德是善的”并不是对道德严厉的招认。在提及斯多葛派所论述的“中立”或事情既不好也不坏时，它的力道便最好地显示了出来。“他们在谈到中立的事物时说：某些被提升了，某些被贬低了，某些既没被提升也没被贬低。”据说，被提升的事物“不是因为对福祉有所贡献和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应该选择它们而不是选择那些被贬低的事物”。因此，健康被抬高是由于一般来说我们喜欢它而不喜欢疾病。但健康不是善——因为“能被良好使用或难以使用的东西并无好坏之分，所有蠢人都恶劣地使用财富、健康和体力”。健康本身并不是善，但是健康被正确使用就是善。健康——及其他所有事物——只有在它“加入美德”时或被理智地加以使用时，才显现其优势。这就是“美德是唯一的善”的含义。

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之间有很多不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但是伊壁鸠鲁学派流行的奢侈享乐的形象与斯多葛学派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成为一种漫画式的对照。对一个局外的观察者来说，事实上，两个学派的成员并没有什么不同。

物理学

物理学是伦理学的附属。按照克里西普斯的说法，“从事对自然的研究除了要区别善恶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伊壁鸠鲁声称，“你必须首先认识到，天体物体的知识同其他学术分支一样，除了令心灵安宁和信念牢固外，别无其他目标”；“如果我们根本不受我们所理解的天体现象及其消失的干扰……也不受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痛苦和欲望极限的干扰，我们就不再需要自然科学了”。

伊壁鸠鲁学派物理学的第一原理认为，“事物的本质是由物体和虚空组成的”。伊壁鸠鲁称赞这一原理，他认为“知觉本身普遍地证明了有物体的存在……如果不存在场所，即我们所称的‘虚空’、空间或无形的物质，那么物体将无处可在，也不会有任何穿过场所移动的物体”。物体或者是复合的或者是简单的。简单的物体是原子：不可分的、不变的和极小的；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在无限的空间里移动；具有大小、形状、重量、移动性，但是没有颜色、味道、气味等。移动的原子有时会相互碰撞。当一个原子的钩子抓住了另一个原子的眼睛时，就会形成极微小的物体。世界上的物体——羊、马、车和人的灵魂——都是原子的堆积，它们所显现的形式和特性是由其微粒子结构决定的。原子论是彻底的机械论。一切事物都通过原子的运动法则加以解释。卢克莱修教导我们要“避开思考的错误，意即明亮的眼球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使我们能看见东西”，或者任何自然的现象都应服从于目的论的解释。

原子论有两个深层次的内涵。首先，天体不是神的智慧：按照伊壁鸠鲁的观点，“因为它们是由火组成的，我们不能假设它们拥有幸福并自愿地追求其过程”。在伊壁鸠鲁的世界里，的确有神存在，他们令人钦佩，过着心灵宁静的生活，住在遥远的星际空间。但是那些神不是令人敬畏的。“幸福和坚不可摧既不是让自己烦恼也不是让别人烦恼——所以，愤怒和感恩都不能打动它。”所以，强烈的地震引起的天体隆隆作响纯粹是物体的运动，真正的神根本不关注地球上的生活。

其次，“那些说灵魂是非物质的人是愚蠢的；因为如果灵魂真是非物质的话，它就既不能行动也不能产生影响——但是事实上，通过一般观察就能知道灵魂具有这两种特性”。灵魂是在身体里的物体，“由散布在所有结构中的小颗粒组成，很像是混合着热量的风”。因此，“当整体结构消融的时候，灵魂也就散开，无法保持它的力量了”。接下来，“死对我们来说是虚无；因为消融的东西没有知觉，而没有知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虚无”。害怕死后的时间同害怕出生之前的时间一样是荒诞的。卢克莱修对这一点有着生动的说明：

正如在过去的时间里，当迦太基人兴起并带来全面战争时，所有人都被令人恐惧的战争骚乱所震撼，而我们感觉不到担忧……所以，当我们不再存在时，当构成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分解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事情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能搅动我们的神经，尽管地球与大海共存、大海与天空共存。

真正的物理学驱除了普遍存在的对地狱的恐惧和更复杂的焦虑感，这种焦虑产生的原因是对根本不存在的未来有所期待。

如果我们无惧于神和死亡，痛苦和失意的忧伤就不会折磨我们了吗？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包括对人欲望的心理学分析。“至于欲望，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虚空的；而在自然的欲望里，有些是必需的，有些仅仅是自然的。”非自然的欲望——比如被尊崇或被纪念的欲望——“依赖于虚空的观念”，背离了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观念。同样，“那些如果得不到满足也不会带来痛苦的自然欲望［如对烤牛排或葡萄酒的欲望］……也依赖于虚空的观念”。还存在自然和必需的欲望，比如对食物和饮品的欲望。这些欲望不能去除，因为它们所依赖的观念是真实的；而且它们也很容易得到满足。提到痛苦，伊壁鸠鲁是粗暴的：“所有痛苦都应该受到鄙视；因为尖利的伤痛是暂时的，而肉体忍耐的痛苦则是煎熬的。”但是痛苦可以被快乐所抵销。伊壁鸠鲁本人在死于痛性尿淋沥和痢疾之前，在写给他的朋友伊多墨纽斯（Idomeneus）的信中说，他所有的痛苦“都被内心的快乐抵销了，因为在这幸福的一天里，我回忆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所有谈话”。

物理学证明了我们的恐惧是没有根基的，从而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宁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伊壁鸠鲁认为他必须建立原子论的基本真理。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细致地解释自然现象——“对日升日落、冬至夏至以及日食月食的研究都无益于幸福”。实际上，这样的知识也是难以得到的：就物理学的第一原则而言，“只有一种解释与现象和谐一致，但是在天体中不是这样：他们对事件的解释也不止一种，对与知觉一致的性质，他们的描述也不止一种”。伊壁鸠鲁的怀疑论比较外行，真实情况是他并不在意了解怀疑论。“如果我们认识到由于多种原因会发生某一事件，我们就应该内心平静，就像我们已经知道它恰恰按照这种方式发生。”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只让迷信不存在。”

同伊壁鸠鲁派一样，斯多葛学派也对具体的科学理论漫不经心，但是对物理学的基础却非常关注。“他们坚持认为事物的第一原则有两个：行动和行动的依据。行动的依据是无特性的物质，是原因；行动是原因的推理，是神。”因为“芝诺认为任何非物质的东西都不会以任何方式产生任何事物”，有效的原则本身是物质的，斯多葛学派的宇宙同伊壁鸠鲁的一样也是彻底物质的。但是，斯多葛学派不承认世界有虚空，也不假设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相反，世界是材料的连续堆积，是无间隙与无限可分的；它是两种原则的混合，按照克里西普斯的说法，“这种混合是彻头彻尾的……不会以迂回或并列的方式发生”。

有时以火或“呼吸”为特征的有效原则塑造了世界，首先创造了四种元素：火、空气、水和土，因此形成了宇宙的结构。宇宙“由理性和天意所统治”。因为有效原则“是一种不死的神灵，具有理性的、完美的幸福，它远离邪恶，供养着世界和世界上的万物”——它被称为宙斯、赫拉、雅典娜或者类似的神。这个世界不是一台不会思考也没有目的的机器，它充满智慧，任何对其功能的解释从根本上一定是目的论的。

我们是宇宙动物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在其自然经济中有着适当的位置。同伊壁鸠鲁的灵魂一样，斯多葛学派的灵魂也是物质的。它们是有效原则的碎片，后世的一个作家解释说，灵魂“并不是被包裹在身体这样的容器里——如同液体在桶里——而是与身体的全部完美彻底地融合，所以混合体中的最小部分也会分享到每一种成分”。克里西普斯同意伊壁鸠鲁的观点，认为灵魂在人的身体分解后不会存在，但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间歇性的永生：“在我们死后，在某一特定时刻，我们能再次回到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因为宇宙的历史是循环的。在固定的间隔期之后，世界被火吞没：火灾之后，新的世界正如从前的那个世界一样，形成了，而新的世界本身也注定在火中毁灭。每个世界都容纳我们：我们将重新生活，通常是无限地——而我们已经无限地享受了很多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发展史里，每种生活都是相同的。

但是对克里西普斯和伊壁鸠鲁来说，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就某一方面来看都是成问题的。因为人能自由地活动，而自由活动却不容易被限制在有规律控制的宇宙中。

伊壁鸠鲁的世界尽管是机械的，却不被刻板的必然性所决定。极微量的原子有时会偏离它们的正常轨道，而这种偏离或转向没有原因。“如果原子不转向并由此开始了一种冲破命运束缚的运动，使原因不会永远地跟随着原因，那么，整个世界上的生物所拥有的自由意志的源泉是什么呢？”自由意味着没有来自外界的强迫，假定的转向确保了必要性不是无处不在的。自由的行动是由行为人的意志决定的。意志并不完全依赖于外部的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在灵魂的原子里存在着无缘由的偏离。

斯多葛学派几乎不考虑那种拯救自由意志的方式：“他们不允许伊壁鸠鲁让他的原子有一点点偏离，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独立自存的运动。”克里西普斯坚持认为，“因为宇宙的本质延伸到万物，所以必然的，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与自然、与理性的原则和谐一致，按照既定顺序且不可避免”。斯多葛学派把将宇宙联结在一起的因果关系链称为命运：“万事的发生都与命运相一致。”

怀疑的学园派发起了对这一斯多葛学派立场的主要攻击。他们的论证之一——“懒惰论证”（Lazy Argument），可能是阿塞西劳斯构想的——表述如下：“如果你命中注定会从病中康复，那么不管你看不看医生，你都会康复；而且，如果你命中注定不会从病中康复，那么不管你看不看医生，你都不会康复。命中注定的事非此即彼，所以看医生是没有意义的。”卡涅阿德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思路：“如果万物的发生都有先前的原因，万物都发生在一张自然相互联结的网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必然产生了万物。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万物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学园派和斯多葛学派之间的争论历史悠久并且情况复杂。克里西普斯对“懒惰论证”有一个精妙的回答，但是他最有趣的策略依赖于对原因类型的一种划分。“一些原因是完美、重要的，而另一些是附属和近似的。所以，当我们说由于先前的原因，万事注定发生时，我们希望被理解成是附属的和近似的原因，而不是完美的和重要的原因。”一个例子能使这个观点更为清晰。一个人将一个圆柱置于平面之上并推动它：它滚动了。“就像这个推圆柱的人使它开始运动，却没有让它如此滚动一样，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物体也会给我们留下印象，好像印章，它的形式在我们心里，但是赞同却是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正如我们在圆柱、赞同的例子中所说的，尽管是外部推的，也会认同剩下的移动是凭借其自己的力量和自然。”先前的原因——人的推动——使圆柱移动；但并没有决定圆柱是滚动而不是滑动。那个圆柱的滚动取决于自己的性质，而不是外部的环境。同样，克里西普斯更进一步说，先前的原因——外部物体的影响——引起了心灵的活动，但是并没有决定运动的方向。心灵对影响的赞同或不赞同取决于它自己的本性——这是我们能力中的东西。

这种有独创性的比较并没有结束争论。克里西普斯的后继者们详细阐述了他对原因的分类，斯多葛学派致力于调和自由与宿命论的尝试贯穿了这一学派发展的历史。不管这种尝试成功与否，它却激发了哲学史上对因果关系概念的最细致的分析。

逻辑学

物理学只有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才能救助伦理学。在这里，哲学的逻辑学部分出现了。因为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通过逻辑学的研究，万事都可以明辨——无论是在物理学领域还是在伦理学领域”。现在事情或者是“明显的”或者是“不易了解的”。如果是明显的，人们就能“立刻地”或“直接地”理解它们；如果是不清楚的，人们就会间接地或通过其他事物的调节来理解它们。所以，逻辑学有两个主要方面：它能提供一个“真理的标准”，正如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称呼它的那样，凭借这个标准，我们能够判断什么是明显的；它能提供一个推断的理论，凭借这个理论我们能获得不易了解的知识。

斯多葛学派的推断理论——狭义上的斯多葛派逻辑学——以细致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它开始于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或命题，“其本身就能拒绝或说明某些事——例如，‘这是白天’，‘狄翁正在走’”。命题可以简单也可以不简单，复杂命题“由一个重复的命题或几个命题”加上连接词组成。（斯多葛学派的理论精选了三个连接词：“如果”、“和”、“或者”。）一个论证是“一组前提和一个结论”，其中前提和结论都是或简单或复杂的命题。

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斯多葛学派认识到逻辑学家的工作是论证的形式而不是具体的推论。他们也如亚里士多德一样使用格式来获得其工作所要求的概括。同样，斯多葛学派也是系统性的：“有一些论点无须证明（因为它们不需要被证明）”——克里西普斯列出了五个这样的论点，其他人也列出了另外一些，每个论证都是通过它们来构建的。五个“无须证明的”论点在斯多葛学派体系中的作用相当于“完美的”三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绎法中的作用：它们都是基础，而其他的论证形式都是从它们中衍生出来的。

在内容上，斯多葛学派的逻辑学与逍遥学派（Peripatetic）的截然不同。它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逻辑学家所称的命题逻辑。克里西普斯体系的基础是由以下的论点概要即5个无须证明的命题组成的：（Ⅰ）如果1，那么2；因为是1，所以是2。（Ⅱ）如果1，那么2；因为不是2，所以不是1。（Ⅲ）既非1又非2；因为是1，所以不是2。（Ⅳ）或是1或是2；因为是1，所以不是2。（Ⅴ）或是1或是2；因为不是1，所以是2。克里西普斯建立在适度基础上的逻辑很强大也很复杂。

逻辑学是为知识服务的，它的服务功能在于提供和认可证据。不是所有的论据都是证明。相反，“证明是一个论据在被认可的前提下，通过推理揭示出一个不易了解的结论”。“启示”——揭示和解释——的概念对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概念“符号”（sign）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符号——云是下雨的符号，伤疤是过去伤口的符号——符号通过有条件的命题被适当地表达；实际上，符号被松散地描述为“一个处于合理条件下的前命题，显示了结果”。那么，思考一个标准的证明例子：“如果汗能渗透皮肤，那么皮肤上就有极细微的毛孔；因为汗渗透了皮肤，所以皮肤上有极细微的毛孔。”论证具有第一个无须证明的命题的形式；两个前提都是真实的或者“被认可的”；它的前提条件表达了这样的事实，即出汗是穿孔的符号；它的结论是“不易了解的”（通过直接观察看不到毛孔）。所以，借助于推理，我们能从明显的事实中推理出不易了解的知识。

“很多人相信神若研究逻辑学的话，研究的也会是克里西普斯的逻辑学。”伊壁鸠鲁派反对这一观点——实际上，“他们认为辩证是多余的而加以拒绝”，而且，他们更愿意把哲学的第三部分称为“标准的”或判断的理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论述我们如何能了解“不易了解的”事实。后来的伊壁鸠鲁派学者——他们的论证保留在斐洛德摩斯（Philodemus）的论著《论符号》（On Signs ）中，讨论了斯多葛学派的符号理论并代之以他们自己的论述。伊壁鸠鲁学派自己不提“证明”和“符号”，而只是提“证实”和“被驳斥”：“如果判断不被证实或者被驳斥，那么，错误就会出现；如果它们被证实了或者没有被驳斥，那么，就是真理。”后来一个作者阐明了这一概念：“当柏拉图从远处走来时，因为距离，我推测和判断他是柏拉图；等他走近后，距离缩短了，直接的证据证实和确认了他就是柏拉图。”“证实”和“被驳斥”的概念相对简单，但是“不被证实”和“没有被驳斥”就会带来疑惑，这些疑惑可能激励伊壁鸠鲁学派的后继者们提出他们自己的关于符号的理论。

接下来，我们据以判断“明显的”的“真理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前辈哲学家们说有两类明显的事情，一类是靠一种感觉就能辩明的……一类是以一种重要的和无须证明的印象给心灵带来震撼的”。按照伊壁鸠鲁的理论，所有物体都能持续散发出各种物质。当散发出来的东西震撼了有知觉身体的合适部位——比如说，耳朵或鼻子——时，它们的母体就会感知到。影响眼睛并使母体被看到的发出物就是影像（simulacra）或摹本（replica）——即保留了在空间移动的物体的轮廓的薄皮。思想是相似的，卢克莱修陈述说“心灵被狮子和其他任何物体的摹本打动了，它以同眼睛一样的方式领会了——只是它感觉到的是更为脆弱的摹本”。

这样的发出物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来构建我们知识基础的概念。而且，它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可靠的：“无论我们通过心灵还是通过感觉器官直接得到了什么印象，无论是形状还是其他特性——那就是具体物体的形状……错误和不真实总是产生于添加的观点。”

斯多葛学派承认，我们概念上的资源和我们的知识建立在对外部物体的直接印象上。他们在物理学和认知的心理学上存在着很多分歧。但是他们同伊壁鸠鲁学派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印象本身的评价。因为斯多葛学派认为，我们的知识依赖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印象。这些“可以感知的印象”被定义为“来自于一个存在的物体，在心里刻下了一个与存在的物体本身相一致的印迹，这种印迹只能来自于这个存在的物体，而不能来自于其他物体”。一个疯子的印象可能只是虚假幻觉，来自于不存在的物体；一种来自于真实物体的印象可能是对其歪曲的表达；一种印象可能正确地表达了一个物体，却没能记录它的特殊个性。这样的印象是不可感知的。“因为他们需要可感知的印象真正地领悟它们的物体并准确地刻画下所有个体的特征。”

伊壁鸠鲁学派的印象都是真实的：只有当我们误读了我们的资料时，才会出现错误。斯多葛学派承认资料本身经常被曲解：为了避免错误，我们必须彻底检查和挑选。这两个学派都认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印象中获得知识的，两个学派都面临着来自学园派怀疑论的挑战。

伊壁鸠鲁学派的理论很容易被攻击：因为存在着熟悉的感知错觉，感觉有时会提供相互矛盾的证据——那么，所有的印象怎么能是真实的呢？伊壁鸠鲁学派清楚地认识到错觉的现象，为此他们也提出了物理学上的解释。卢克莱修知道，如果在一段距离之外看一个方塔的话，会认为它是圆的。摹本为塔留下了尖锐的边缘，但是“随着摹本穿过充满空气的巨大空间，空气不断地碰撞使它们变钝了”，变成了圆形。即使这样，塔看起来也不是圆的：“石头建筑物看起来仿佛在车床上改变了——但是它们看起来不像是接近的和真正圆形的石头，而似乎是，似乎就是它们的粗略画像。”“伊壁鸠鲁派的提玛哥拉斯（Timagoras）也否认这一点，当他按住自己的眼睛时，他似乎‘看到’灯上有两团小火焰——这种错误是因为观念，而不是因为眼睛。”对影像确切内容的细致观察显示出，幻觉取决于心灵的误读而不是眼睛的误导。

至于相互矛盾的知觉，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但被感知的物体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万物是混合的和复杂的，不同的事物自然地适合于不同的人……人们遇到的只是与他们的感觉相应的那些部分。”我觉得水是冷的，而你觉得水是热的。我们都是对的，或者部分是对的；而水既包括了冷的因素也包括了热的因素，前者影响了我，后者影响了你。而感觉并没有错。

伊壁鸠鲁学派对印象的辩护不仅仅是空想。伊壁鸠鲁坚称“如果你完全拒绝任何知觉……你就会把你现有的知觉与空虚的信念混为一谈，进而拒绝每一种标准”。如果知觉没有了，那么所有的都没有了——知识也就失传了。学园派的学者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但是他们对斯多葛学派的兴趣大于对伊壁鸠鲁学派的兴趣。

争论的焦点是斯多葛学派关于可感知印象的定义中的最后一条：印象一定“不能来自于其他存在的物体”。

有四点能够说明我们不能认识、领会和理解任何事……第一，有些印象是错误的；第二，它们不能被理解；第三，如果在两种印象之间没有差别，那么不可能一种能被理解而另一种不能被理解；第四，对那些知觉所带来的任何正确的印象来说，也有另一种与之接近的印象与它根本没什么差别，所以不能被理解。

如果克里西普斯宣称拥有真实的印象的话，学园派将为他呈现出另一种印象，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即使是克里西普斯也无法将其从他所宣称的真实印象中分辨出来。所以，他的印象是不可知的；因为它能得自于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得自于导出了无法辨别出错误印象的物体。学园派指出了成对的蛋、一模一样的孪生子、真正的和蜡制的苹果，试图证明他们的断言，对于每个真实的印象，都存在着一个难以区分的与真实印象相近的错误印象。斯多葛学派想出来了辩护的策略。他们宣称学园派没有看到差别的地方，他们针对可感知印象的定义又添加上了额外的说明。

而且，他们把争论带进了学园派的阵营。没有信仰，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失去了行动的所有理由。伊壁鸠鲁也持同样的观点。按照卢克莱修的说法，“如果你不准备相信你的感觉——并且避开险境的话，生活本身就会立刻毁灭”。

科学

虽然怀疑论没有颠覆生活，但它真的会颠覆科学吗？希腊化时期是希腊科学的黄金时代，很自然，人们想知道，科学家们是否注意到了同时代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困惑。

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Elements ）可能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著作。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00年在世）“写作了《几何原本》，使欧多克索斯（Eudoxus）的著作更加系统化，并完成了泰阿泰德（Theaetetus）的著作，研究了无法被驳倒的可证明的形式命题，这些命题在此前只是或多或少地被他的前辈们随意地证明过”。欧几里得的成就在于形式，不在于内容。他坚持对数学定理进行严密而系统的表达。叙拉古的阿基米得（Archimedes of Syracuse，公元前287-前212年）和佩尔吉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Perge，约公元前200年在世）开启了数学知识的新领域。“同时代的人称阿波罗尼乌斯为伟大的几何学家，因为他证明了圆锥体定理的显著特点”，现代学者也认为他关于圆锥体的著作是希腊几何学中的杰作。阿基米得更是一位举世奇才：他写作了天文学、工程学以及数学方面的原创性著作。在数学领域内，他尤其精通几何（他计算出了圆周率的近似值）、机械（他发展了静力学，开创了液体静力学）和算术（他发现了计算大规模数字的方法）。

天文学是一种数学科学，阿基米得和阿波罗尼乌斯都是天文学家。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s，约公元前275年在世）“假定恒星和太阳是静止的，地球围绕太阳运动，而太阳位于运动轨迹的中心”。但是阿里斯塔库斯的后继者并没有发展他的创新假想，又回到了地心说——部分原因是科学推理。阿波罗尼乌斯最早设计了由本轮和偏心轨道组成的体系，这一体系得到第二位天文学家、尼西亚的西帕库斯（Hipparchus of Nicaea，约公元前135年在世）的细致阐述，并在大约三个世纪之后的托勒密的作品里完全成熟。西帕库斯也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天文学家：他发明或改进了多种视觉工具，制作了星座图，发现了岁差。除西帕库斯之外，博学家、昔兰尼的埃拉托提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约公元前225年在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实际上，“因为他在所研究的每一个分支中都做到了第二好……他得到了‘贝塔’（Beta）的绰号 ^[2] ”。但是他的确值得一提，因为他对地球周长的计算，由于他的方法是合理的，所以结果令人吃惊地准确。

埃拉托提尼曾向芝诺和阿塞西劳斯学习，毫无疑问，科学家了解或知道哲学家。同样，一些哲学家也注意到科学的推测；因此，“克林忒斯认为希腊人应该以不敬神指控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因为他认定世界的中心处于运动之中”。但是学科间的相互影响或理解几乎没有出现。感知的问题也吸引了哲学家，观察上的困难困扰着天文学家：这两个领域没有交叉。科学家们讨论方法的问题，而哲学家们思索知识的基础：两种追问是分别进行的。占星术被认为联结了科学和哲学，因为天文学家可能认为他们的科学是占星术的仆人，而斯多葛学派的宿命论也使得他们愿意服从神秘的科学。但是这种联结是脆弱的。据说，西帕库斯“证明我们与恒星是有联系的，我们的灵魂是天空的一部分”；然而，这份报告模糊不清，希腊化时期的天文学家也不可能预见到托勒密对占星术的沉湎。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早期斯多葛学派对占星术有兴趣。

事实上，哲学家们并不关心数学的奥秘，数学家们也忽视哲学——他们对其研究的技术应用要比理论上的推理更感兴趣。所以，诸如亚历山大里亚的科特西比乌斯（Ctesibius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70年在世）、亚历山大里亚的席洛（Her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00年在世）、拜占庭的斐洛（Philo of Byzantium，约公元前60年在世）和阿基米得这样的工程师，都在自我消遣，偏离了自己的专业，去发明新的机械装置——水钟和机械玩偶、消防泵和蒸汽器具，以及大量的战争武器。

在希腊化时期，能与天文学相匹敌的只有医学，其主要人物是卡尔西顿的希罗菲鲁斯（Herophilus of Chalcedon，约公元前270年在世）和喀俄斯的埃拉西斯特拉图（Erasistratus of Ceos，约公元前260年在世）。这两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希罗菲鲁斯对新药的研制很有兴趣，他以区别不同种类的脉搏为基础提出了一种诊断方法。这两个人都对医学的理论层面感兴趣。希罗菲鲁斯是第一个描述十二指肠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家，“十二指肠”这一器官也是由希罗菲鲁斯命名的。他还检查了大脑。埃拉西斯特拉图提出了一种以力学原理为基础的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具有实验基础：

（左边）这个机械装置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席洛在他的《气体力学》（Pneumatica ）和《汽转球》（Automatapoeica ）里描述的。从烧开水的大锅里出来的蒸汽被迫进入空球内，从这里通过两根方向相反的小弯管子喷出去；这样就使球体转动起来。（右边）一个自动的奠酒装置。祭坛的火使热空气进入平台里的一个油箱里；然后，油通过两尊雕像体内的管道上升，从雕像手中的容器流出来。

［埃及］国王把监狱里的罪犯送给希罗菲鲁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他们将这些罪犯活体解剖了。当罪犯仍然呼吸的时候，他们观察在自然状态下被隐藏起来的器官，检查这些器官的位置、颜色、形状、大小、排列、硬度、软度、光滑度和联系……

正如绝大多数人宣称的那样，通过给罪犯带来痛苦——而且，仅仅是罪犯中几个人——就能为每个年龄段中的善良的人找到药物，不是一件残忍的事。

如此血腥的研究似乎远离了哲学家们沉思的座椅。但是希腊医学与哲学之间有着悠久的联系，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派的学者们对哲学的兴趣也被继承下来。据说，埃拉西斯特拉图和他的学生们“与逍遥派哲学家素有交往”，他的哲学理论也显示出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对他的影响。他写了一本著作《原因论》（On Causes ），似乎主要是哲学的论调。希罗菲鲁斯也受到了因果关系概念的训练，他“对很多有影响力的论证的所有原因都提出了怀疑”，并得出了一个怀疑论的结论：“是否存在着原因，就其本性来说很难知道，但是按照我的观点，我认为我感到热和冷，能吃饱喝好。”希罗菲鲁斯是第一个医学怀疑论者，这种医学怀疑论在公元2世纪发展到顶点，其代表人物是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Sextus Empiricus），他是医生，也是绝对怀疑论者。

结语

在某种程度上，医生保存了已经被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普遍丢弃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理想，即对他们来说，科学和哲学是寻求认知的统一研究中互补的两个方面。在希腊化时代末期，这一理想在一位杰出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了短暂的复兴。

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在当时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他是西塞罗和庞培的朋友。在哲学上，他属于斯多葛学派，却没有盲目跟随克里西普斯，他的斯多葛学说是非正统的和边缘化的。波塞冬尼乌斯的非正统表现在他贪婪地学习各种知识。他是一个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续写了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著作；他是最早的人种志学者，描绘了凯尔特人（Celts）的风俗习惯；他是一位旅行地理学家，提出了大西洋潮汐的理论；他是一个学者，涉猎了逻辑学和数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地震学、地质学和矿物学。总而言之，正如古代一个崇拜他的人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学者”。但是波塞冬尼乌斯是一个孤立的巨人，他没有学生。博学过时了，而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也绝迹了。

哲学的河流沿着清晰的河道流淌了两个多世纪，它的两个主河道——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各自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公元前1世纪，河水变得混浊了。中期斯多葛学派不再坚持克里西普斯的准则，提出了更为折中的哲学。当最后一位怀疑论的支持者安提奥库斯（Antiochus of Ascalon，约公元前85年在世）成了有名无实的斯多葛主义者时，新学园派已不复存在（参见卷2，第343页及以次）。甚至伊壁鸠鲁学派也发生了改变，正如加大拉的斐洛德摩斯（Philodemus of Gadara，约公元前55年在世）的著作中所反映的那样。埃奈西德摩斯（Aenesidemus，约公元前90年在世）重新点燃了皮浪的怀疑说。柏拉图主义也受到了新的关注，吸引了新的学生。罗德岛的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约公元前50年在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复兴了人们对逍遥派体系中哲学部分的兴趣。

哲学的面貌改变了，但是希腊化时代留下了哲学的足迹。画廊派和花园派体系从来不缺少信徒，它们同吕克昂和阿卡德米学园一样对现代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我们从希腊继承过来的哲学概念——哲学的范围、主题和方法——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博大的、雄心勃勃的理想，而是比较狭隘和更加内省的希腊化时期的各学派的观念。

进一步阅读

对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系统论述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名哲言行录》（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共10卷，包括3封伊壁鸠鲁的信）的第7卷和第10卷里。关于新学园派，最有用的著作是西塞罗的《学园派哲学》（Academica ）。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Sextus Empiricus）的著作——《皮浪怀疑说概要》（Outlines of Pyrrhonism ）和《反对数学家》（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 ）——包含着更多的资料。所有这些文献都能在洛布丛书中找到英文翻译。然而，我们的资料大多来自残篇。对伊壁鸠鲁的研究，这些书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G. Arrighetti（ed.）, Epicuro-Opere （Turin, 19732 ）; H. Usener（ed.）, Epicurea （Leipzig, 1887）。研究斯多葛学派的基本著作是H. von Arnim（ed.）, 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 （Leipzig, 1903-1224）。而关于新学园派则没有什么类似的参考书。

关于这一主题最好的英文介绍是A.A. Long, Hellenistic Philosophy （London, 1974）。现代研究可以看两本论文集：M. Schofield, M.F. Burnyeat, J. Barnes（eds.）: Doubt and Dogmatism （Oxford, 1980）; J. Barnes, J. Brunschwig, M. F. Burnyeat, M. Schofield（eds.）: Science and Speculation （Cambridge,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