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史——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

导言：亚历山大之后的世界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世界的地平线最远延伸到了印度。即使是亚历山大本人也惊讶于其规模之庞大。他曾怀疑里海是世界的外海，在印度，他一开始认为印度河将舒缓地流进埃及的尼罗河。新的地平线并没有在与希腊人毗邻的人那里彻底消失。大约在公元前260年，印度国王阿育王（Asoka）在他的王国范围内颁布了一道法令，针对的是“我的子民们的世界”。法令准确列出了希腊化的国王们，从阿育王的亚洲边界穿过埃及和马其顿一直到北非的昔兰尼（Cyrene）。在坎大哈（Kandahar）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居住地附近发现了这个法令的希腊语摹本。

而与此同时，在西方，皮提亚斯（Pytheas）有了惊人的发现。皮提亚斯生活在亚历山大时代或稍晚的时期，他是一名船长，从马赛向北航行经过了苏格兰。他看到了午夜的太阳，并继续向北航行，“直到没有合适的海、陆地或空气，只有一种三者的混合物，像是海蜇，在里面，人无法走动也无法航行……”：任何在北冰洋航行过的人都领教过北方雾墙的黏稠。后来，最好的希腊地理学家也没再弄清楚过多瑙河沿线及以北的欧洲地理状况。在罗马人征服之前，人们认为，凯尔特人无异于蛮族，也没有人过问西班牙内地的情况。

在东方，新来的定居者所发现的东西同样没有产生影响吗？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亚历山大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在统治上的“伙伴关系”而祈祷。然而，他的伙伴关系要求东方人说希腊语和学习希腊语。一个有趣的故事提到，他为被俘的波斯王室妇女安排了希腊语课程。在东方，从乌浒河（Oxus） ^[1] 到波斯湾，希腊人坚持在希腊体育馆里锻炼，并按照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传说解释周围的人。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的祖先是伊阿宋（Jason），而“佛陀”曾追随了他们的狄奥尼索斯。在这样一个两种语言已成为惯例的世界里，希腊人却只说希腊语，也只读希腊语。他们进口葡萄酒到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只要可能，他们就要种植橄榄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文化和政治仍然以城市或“城邦”为中心，也以那些非常重视希腊和爱琴海的国王们的混乱统治为中心。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的背景是宫廷和城市，而不是波斯或印度。

在主要的宫廷里，国王和他们的好友拥有大量金钱来突显自我，公然蔑视理性。大小宫廷在风格上的差异在于大宫廷拥有大量的贵金属。公元前3世纪70年代的某个冬天，在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二世举行了尊崇狄奥尼索斯的盛大游行。由机械操控的雕像在巨大的彩车里行进；葡萄酒从巨大的酒罐里流淌到街道上；香甜的点心被分给观众。演员和大量的妇女加入到扮成萨提儿的官员中间进行表演，演出的场景包括狄奥尼索斯醉醺醺地从印度归来、亚历山大的形象，以及一个巨大的黄金阳具，这个黄金阳具长180英尺，上面覆盖着缎带，最顶端是一颗巨大的黄金做的星星。晨星指引着方向，昏星处在最后的位置上。在它们之间，行进着2000头身上覆盖着黄金的公牛、2400只狗、一些长颈鹿、羚羊、印度鹦鹉、大象、一只角马（或者一只大羚羊）、拉着彩车的鸵鸟，以及一头“白色的母熊”——很遗憾，它不是来自北冰洋。“科林斯”的画像引导着一队以伊奥尼亚各城市和诸岛的名字命名的妇女；这一画像清晰地影射了科林斯同盟和托勒密王朝对希腊自由的关注。奴隶们拉着彩车，上千名士兵也走在行进的队伍中。

这个超级展示混杂了艺术技巧和纵情饮酒、世界奇迹和可移动的动物园、王朝对希腊政治主题的关注和现代分列式的力量。这些因素与王室奇境的风格不同，但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王室风格附着了太多的这个时期的宫廷文化。与此相应的是，精通文学的学者们对关于非科学奇迹的书籍甚是喜爱。王室对书籍本身的狂热也反映了这一点。

所有宫廷都有图书馆，甚至在黑海沿岸都有，但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是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们定居在这座城市里，带来了对他们导师所熟知的社会的回忆和大量书籍。可能是他们向第一个托勒密国王提出了建立王室缪斯圣殿（Museum）和图书馆的想法。王室图书馆可能与缪斯圣殿的柱廊和公共休息室相连，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书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阅览室。据说，里面藏有近50万件书卷，另有42000件书卷藏在与塞拉皮斯（Serapis）神庙相连的另一个图书馆内。文献成为热门的王室财产。一旦有船停靠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有人上来搜寻书籍。在船上找到的都要上缴给王室，抄写在名册中，并印上“来自于船上”的字样。从雅典人那里“借阅”伟大戏剧家的杰作是托勒密在外交上最精明的一项策略。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盗版，就是希腊化时期的发明。因为需求是无止境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貌似可信的伪造就出现了。文献被伪造、被“偷窃”给国王们，直到亚里士多德被赋予了各种有趣的、即便是鲜为人知的称号。

国王们为何要这般不厌其烦呢？因为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们无疑会向心甘情愿的托勒密一世解释说，图书馆和学术研究能让国王跟上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托勒密王室有优秀的教师，他们也没有丧失对学习的兴趣。托勒密四世为荷马建立了神庙，还写了一部悲剧，一个朝臣献殷勤地为其写了评论。歹毒的托勒密八世认为克丽普索（Calypso）花园里的花是水芹菜而不是紫罗兰。塞琉古王朝末期的一个国王还写了一首被蛇咬伤的诗歌。王室的奢华使这种品位得以膨胀，在又有其他一些人加入竞争后，收集书籍成为一种疯狂的竞赛。据说，为了打击帕伽玛的阿塔利德王朝的国王，托勒密王朝切断了埃及莎草纸的出口。于是，阿塔利德的国王首创了羊皮纸或“帕伽玛皮”。但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质地良好的羊皮纸早就有了。

竞赛预示了文学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一首宫廷短诗中，托勒密三世被尊崇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文武双全是重要的，因为国王也要为获得原希腊城邦中的人才而相互竞争。很多这样的人才被流放后，在新的宫廷里做顾问和学者，从而找到了较好的安身之处。对芝诺这样的托勒密王朝的代言人来说，缪斯圣殿和图书馆是毫无疑问的资产。从他的纸草文献上，我们了解到，这项资产的管理者可能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生动的早期文本的拥有者，是关于其猎狗的短诗的赞助人，是关于使者们的书和演讲稿的征订者，这些使者从亚历山大里亚被派给了他兄弟，毫无疑问是为了使他得到提升。学院哲学的伦理学理想鞭策着国王们，并在他们的官员和代理人的赞美和法令中不断重复。同书籍一样，它们也使国王们变得更有吸引力。

通过这些移民的朝臣，国王们与原希腊城邦的文化和教育保持了联系。这是他们隐蔽的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也有反向的交流。他们把王室建筑师派到各个城市，鼓励对王室节日的参与，建造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庞大建筑物，为城市里年轻一代的教育提供巨额经费：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晚期，雅典就收到了一个“托勒密馆”，这是为年轻公民建造的体育馆，馆内有藏书，也可以举办演讲。这些礼物具有施加影响的企图，因为王室文化的繁盛没有扼杀浓厚的市民教育。在希腊城市里，儿童在7岁时开始在私人出资建立的学校里学习，这类学校有时也会得到个人的捐赠。他们学习阅读，练习句子写作，正如纸草文献所显示的，其中有极端反对女性和反对蛮族的内容。纪律需要用鞭打来维持。14岁时，他们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学习，主要是文学上的练习、希腊河流的名字以及关于荷马的特洛伊人的小测验。在进入“预备役”即18岁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很多希腊青年用来学习经典（包括古老的诗歌）和学校作文。然后，未来的公民将进入体育馆，这是在城市控制下，由一位富裕的官员出资建立起来的。训练最重要的部分是体育运动，但是一些体育馆也有图书馆，能够举办演讲。富裕的年轻人更渴望请一位修辞学或哲学的私人教师。修辞学训练非常呆板。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有很多迹象表明在早期阶段，学生们学习了越来越正式的语法，总而言之，学业变得更具有文学性。从来没有法律方面的课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数学是最为基本的。随着音乐日益专业化，普通的学校不再设置音乐课程。

在每个城市里，男性青年的培养文化继续受到高度重视。父亲们为把儿子送进一个好的体育馆而烦恼，然后体育馆又指望这些“老小孩”们提供资金赞助。到公元前2世纪末，最明智的城市雅典，在这种青年培训中也接纳了富裕的外邦人。反过来，这些外邦人也支持城市的理想化模式。尽管如此，学习荷马以及努力记住斯巴达河流的名称有什么社会价值呢？据说，这是一种“文化强化”，以保持海外希腊人的道德，并且排斥蛮族人。但这一目标并没有说服力。同样的学习在过去的希腊就很兴盛，当时并没有混杂不清的危险。比较贴切的解释是，它是希腊人自身社会分化的标志。粗俗的人不能进入体育馆。入训青年的父母通常是富人，其表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雅典，每年新增青年只有40名。这种排外性在城市的国际化形象方面创造了奇迹。在马其顿的一个城市里，最近发现的一份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法令，明确排斥奴隶、被释奴及他们的孩子，以及那些没有入摔跤学校学习的人，那些在广场做生意的人，那些醉汉或疯子，也排斥鸡奸者。体育馆是青年男子之间享受黄金年岁时的浪漫场所，但只是对“业余爱好者”而言。

所以，奢侈的宫廷文化只是干燥无味且置放了很久的蛋糕上的糖霜。在富有公民的资金支持下，城市构建了男子的文化领域。他们中的演说家和古文物收藏者不是“无关的”。他们有着重要的使命，而历史学家和地方专家在地方边界争端中，以及在众多仲裁委员会里扮演着精彩的角色。历史具有迫切的公共用途。各城市在各自水平上仍然是表演和朗诵、竞技和戏剧的中心。云游诗人、乐师和职业演员的剧团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在穿过处于敌对状态的希腊化王国时，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

在乌浒河旁边的阿伊·哈努姆（AïKhanoum）出土了一座大型剧场，这表明，很可能希腊戏剧的形式影响了印度剧场艺术的出现。希腊化时期，很多小的社会组织繁荣发展，他们的成员经常宴饮和赞助朗诵。在罗德岛或提洛岛这样的地区，非公民在这些通常以公民生活的名义组织起来的群体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到公元前300年，又出现了一些为纪念死者而建立的机构。在城市政府的赞助下，这些群体增强了地方文化生活中心的多样性。

在这样的地区里，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有单一的文化呢？在各城市里，没有共同的历法，也没有共同的法律主体。但是城市生活和很多运动比赛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在宫廷里，国王们使用“通用希腊语”散文，或称“柯因奈”（koinē），这种语言发端于阿提卡，又逐渐地把希腊本土的古老方言排挤出去。所以，在官方希腊语的周围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语言。面对蛮族的威胁，也出现了某种共同的情感，这在公元前279年将高卢人逐出希腊和德尔斐后希腊人建造的浮雕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从文化上讲，国王们都尊重雅典的遗产。雅典发明了剧场，此时每个大城市都对之竞相模仿。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散文和她过去对亚洲蛮族的记载混杂了从前的哲学家和戏剧家所享有的盛誉。所有这些都提升了雅典的吸引力。

如果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在各城市中又如何与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相区别呢，除了我们偶然了解的以外？这些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它们是某些希腊化时期的进步带来的结果。与东方香料的密切接触改变了制作女性香水和肥皂的手工业。化妆在借鉴近东技术后得到了改进，尤其是在眼影艺术上。尽管亚历山大里亚的放荡女人是很出名的，但从来没有过像马其顿将军的阿提卡情人那样的妓女。竞技场和亚洲的野兽使希腊古老的猎兔比赛驯服得如同步行追踪一般。印度人的鲜血喂养了更新、更好的猎狗，以满足在亚洲的盛大狩猎活动。烹饪技术无疑也提高了：亚历山大里亚烹制鱼和南瓜的调料汁写进了罗马人的烹饪书里；最好的宴会规模盛大，尽管某个托勒密国王饲养了雉鸡，但并不吃它们，而是让它们与一只几内亚鸡杂交，吃它们的蛋。埃及的卷心菜很苦，所以人们从罗德岛进口种子来抵销它。第一年味道很好，但接下来那种苦味就又出现了。希腊人把鹰嘴豆从拜占庭引进到埃及，更好的小麦几乎取代了古老的、带壳的谷物。在希腊，人们还在棕榈树上做试验，近东的庄园主费尽心力生产出了乳香。对王室的花园，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在托勒密王朝的大臣写给他的代理人的信中，倒是有一些能提示我们的内容。信中，大臣告诉他的代理人在他地产的园林里种植300棵杉树，不仅是为造船之用，还因为杉树具有“引人注目的外形”。其他希腊人也会在埃及种植松柏吗？他们到处扩大面积，开垦出更多的可耕地。据推测，在埃及的法尤姆（Fayum），耕地面积扩大至原来的三倍。在乌浒河畔，对城市后面平原的灌溉和精耕细作都好于从前。在奥林匹亚，我们发现了属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带有地下供暖的浴池，无疑是罗马影响之前的设施。希腊化的体育馆发明了详细的健康运动方法，被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指导手册里。与纯粹的体育运动不同，它们被设计成一种“锻炼”。据说，慢跑有益于性病的治疗。

这种文化生活大部分被限制在很少一部分有钱人中。亚历山大里亚的优雅的另一面是王室赋税的重压、依附的劳动力和金矿里令人震惊的惨无人道。到公元前2世纪50年代，金矿的矿工由政治犯及其无辜的家属充任。当亚历山大在乌浒河畔建城时，可能他把大批反叛的亚洲人作为奴隶赏赐给了其中一个城市。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黑海沿岸的城市里，一个富人的巨额捐赠就是从事当地奴隶贸易的精明获利。在古代的经济中，人们要想生活得富裕，只能极大地牺牲别人的利益。

要想参加文化生活，当地土著不得不希腊化，我们看到他们的确这样做了，这也是这一时期较为迷人的一面。国王们在殖民地安置了曾为王室服役的会说希腊语的当地士兵，也因此在亚洲不太可能的地区留下了希腊化的痕迹。在马里萨（Marissa），隔着约旦河与耶路撒冷相距仅三十英里，出土了大量希腊风格的墓地和壁画。其中一个墓地有一块描绘着野兽的楣饰带，堪与托勒密宫廷内的非洲动物相媲美。在墓地的墙上，铭刻着一首非常精美的希腊诗歌，讲述了一个女人如何与两个情人中的一个短暂离别。托勒密王朝曾在马里萨驻扎过来自西顿的军队：在诗歌里，女人留下了情人的外套作为信物，这是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闪米特文化的一个主题。

希腊文化并不总是受到影响，它也能发挥自己的魅力。在犹太人中，我们知道有自愿被希腊化的人，他们希望能学习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只是在一场激烈的战争后，他们才停止了自己的做法，马加比时代（公元前175—前63年）出现的犹太文化从本质上反对希腊文化的内核。罗马人更为灵活，而帕提亚人也选择了时尚：在他们早期的都城里，人们发现了制作希腊演员面具的指导手册。希腊文化如此生动、如此有趣：它有剧场，有体育运动，有引人入胜的书籍，还有优雅的宴饮方式——酒会。作为对希腊文化的回应，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一个犹太人将《出埃及记》的故事改编成希腊悲剧。相比之下，在希腊人到来之前，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枯燥的。在贸易和艺术、福利和知识、文学和文化等诸方面，希腊人都超过了他们的亚洲臣民。比较而言，只有犹太人写了一些文学性的作品，但是数量很少，很大一部分又是寻求神圣的启示和“智慧”。只有公元前2世纪的一个传说是确切的，即托勒密二世赞助对犹太人的经典《旧约圣经》进行逐字逐句的希腊语翻译。尽管有些人相信这个故事，但也可能这个故事是在翻译之后为了增加其声誉而附会的。

反过来，希腊人的情况如何呢？同亚历山大一样，大多数人不会两种语言，他们的学校教育仍然同化了他们。在乌浒河畔，将希腊化城市分成两部分的城墙是为分开希腊人和土著人而建的，这同古老的马西利亚（Massilia，今马赛）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还应该提及的是，任期内的统治者通常比城市更加开明：犹太朝臣和一些埃及人都为早期托勒密王朝的几位君主服务过。亚历山大的同伴们并没有立刻忘记他的野心；军队需要人才，特别是伊朗的骑兵；托勒密王朝创造的新神塞拉皮斯（Serapis），实际上就是希腊神和土著神的混合体。帕伽玛的阿塔利德国王把自己作为希腊文化免受野蛮的高卢人劫掠的保护者来颂扬，这也是事实。而在埃及，早期的托勒密王朝把希腊文化置于新王国的风俗习惯之上。像埃拉托提尼（Eratosthenes）这样的博学家对所有土著人都很开明和平等，他关于气候“带”和地理的总体理论支持了他的观点。克里亚库斯（Clearchus）曾从德尔斐旅行至乌浒河，也比较了犹太人、婆罗门（Brahmins）和波斯僧侣（Magi）的智慧。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的使者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留下了引人入胜的记载，记述了他在前往印度恒河河畔的孔雀国王宫殿的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某些可以原谅的误解。希腊的教育和理论并没有完全扭曲阿加塔尔齐德斯（Agatharchides，约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世）生动描写红海沿岸部落的价值，阿加塔尔齐德斯是托勒密王朝后期一个官员的秘书，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人。

基本来说，观察其他民族的希腊人比他们同时期的一整代历史学家具有更为锐利的眼光。睿智的人立刻就能发现罗马强权的致命企图，“西方的云”正威胁着他们的自由。的确，与汉尼拔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在内陆的希腊人就已经认识到威胁他们的是罗马而非迦太基，西西里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学习拉丁语，但是他们比后来那些学习拉丁语的学者更为敏锐。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洗劫，阿加塔尔齐德斯评论说，遥远的塞巴阿拉伯人（Sabaean Arabs）认为，他们之所以“直到我们的时代”还能拥有丰富的文物，是因为他们远离了那些“以强权打击所有地区的人”。实际上，他指的是罗马人。

文学和赞助人

在公元前300年至前145年间，最好的希腊文学作品是如何适应奢华的国王和坚韧的城市文化这一背景的呢？我们遗失了太多的东西，特别是在散文方面，所以评价都是暂时的。在130个曾写过希腊悲剧的零散名字中，可能会有某个符合我们口味的大师吗？作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因为在散文和诗歌的古老传统中出现了新的形式。每个高质量作品的作者都会在王室所属的城市里得到国王的赞助。那么，这些国王对新的文化复兴做出过贡献吗？

只有被放逐的人、囚犯或者饥饿的人，比如说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喜剧里的某个角色，才会去求助于国王。作者们看到了机会。他们一直宣称自己忍饥挨饿，在从自己的家乡被流放之后，通常会从事写作。尽管米南德表示拒绝离开雅典，其后却有很多文化人自由地前往各个都城。在宫廷里，文学生活不是令人太过尴尬的。没有官方作品要求诗人写却遭到拒绝的故事。也无须圆滑的中间人来指导国王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阿塔利德的国王们收到了赞扬的散文，塞琉古王朝收到了史诗，但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其作者兴趣的全部。在亚历山大里亚，对王朝的诗歌赞美经常采用一种诙谐和间接的风格，最好的诗歌是献给王后的，而不是献给国王的。在派拉（Pella）也有诗歌应和的迹象。

然而，除了偶尔的政治宣传材料外，国王们会长期赞助什么研究呢？我们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赞助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但在这里，托勒密王朝的记录也很有限。他们赞助的文学并没有产生出历史学和哲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有一个按字母顺序列出的津贴表，一个缪斯圣殿和两个图书馆。他们急需一名王室教师来教导小王子们的学习，一名王室图书馆员来管理藏书不断增加的书库。长期赞助针对实用的行业：家庭教师、科学、图书馆和文本研究。起初家庭教师和图书馆员也包括那些写得一手好诗的人。到公元前2世纪，他们只是文献批评家，而不再是原创者了。

除戏剧外，诗歌偶尔也会得到赞助。诗人可以自由往来于各个王宫，但是文本研究者的流动性不大。我们至今仍然保有和赞叹的诗歌并不是流行的。希腊化时期的诗歌得以保留下来，主要是通过约公元前100年以前的两份纸草文献。一份可能是学校教师的手稿，另一份包括了对很多艰涩难懂的诗歌的释译。散文也是如此（不包括历史）。国王的手下对此不很重视。正如12世纪欧洲君主制的发展促进了对有关王室故事的赞助一样，国王和朝臣的新时代也发展成为记载小道传闻的黄金时代。最好的故事都与国王有关，甚至托勒密八世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能回想起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记载着托勒密二世嫔妃的那份令人目眩的名单。上层阶级通过这些小道传闻揭示了自身的情况，也进行自我评判，希腊化时期的宫廷是优雅的、具有讥讽意味的，并未被王权所压倒。小道传闻跨越了文学的界限，在亚历山大里亚，喜剧诗人马孔（Machon）出版了关于大人物和妓女交往的讽刺诗，之后在帕伽玛，好笑的奇闻逸事似乎成为卡里斯提乌斯（Carystius）散文体的《历史笔记》（Historical Notes ）的主要内容。上流社会喜欢读这样的故事：不知疲倦的希培（Hippe）如何在私下里叫托勒密二世为“爸爸”；“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the Bessieger）在让拉弥亚（“吸血鬼”） ^[2] 在一大堆香味和药膏中选择的同时，如何说着和做着最粗俗的事。在安条克，塞琉古王朝晚期的国王们所拥有的绰号，也是在一种与此相似的不敬气氛下产生的。

图书馆证明具有更大的分量。学术研究是公元前4世纪的作者们的发明，王室的赞助只不过令其自由发展。文学因好古趣味而备受青睐。在王室圈子里，它的范围（历史除外）与后来（9—10世纪）在穆斯林统治者同样优雅的圈子中活动的学者和朝臣们所关注的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它拓展至简略的传记辞典、列表和名录、自然奇景的生动作品，以及一长串世界奇观和奇迹的名称。同穆斯林朝臣一样，希腊化时期的作者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对传说和异国情调情有独钟，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远比阿基米德以“特别迟钝的多利安风格”写成的杰出科学小册子更具可读性。这些书是旨在探究的书，其探寻的东西比亚里士多德知晓的还要古怪。总体来说，它们是非科学的，但却是绝好的谈资，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等受人欢迎的名录。我们应该记住它们的可取之处。散文作家如此兴奋炫耀的浩繁卷宗，很少能保留下来，但它们的题目道出了这些卷宗的内容，卡里马科斯（Callimachus）的作品说得最为清楚。他的《德谟克里特的稀有词汇和文章一览表》（Table of the Rare Words and Compositions of Democritus ）只针对爱好者，但是读者可能在他的《蛮族人的习俗》（Customs of Barbarians ）、《世界奇迹集》（Collection of Wonders of the World ）以及《论欧洲的河流》（On the Rivers of Europe ）、《论鸟》（On Birds ）、《论风》（On Winds ）等著作中找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他的专著《关于鱼类名字的变化》（On Changes of Names in Fish ）中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信息。

希腊化时期，最令人殚精竭虑的学问有了很好的指导。在亚历山大里亚，第一批图书馆员是学者诗人，从这样的组合中产生了专业的科学研究，并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之后，发展至其顶峰。诗人最初的角色是可以解释的。散文使用宫廷中通用的阿提卡方言，直到公元前1世纪古典复兴前，才与日渐发展起来的俗语相对抗。然而，所有的希腊诗人都忽视了口语方言，去追溯古老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韵律。不和谐的韵律重新兴起或被应用到令人不愉快的主题上。卡里马库斯通过复制最难的形式，增加了一种新的韵律，即在一种宗教颂歌中使用的由两个抑扬格音步组成的短句断裂文体（staccato galliambics）。学者诗人开始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实语言。今天，W.H.奥登（W. H. Auden） ^[3] 把为语言立法和保护语言的纯洁视为诗人的职责。希腊化时期的诗人也制定了法律，但针对的是已死的文学语言。他们的诗歌大多极难翻译，因为里面塞满了仿荷马的创新词、古典文学中晦涩的双关语以及对同义词的过度喜爱。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一份纸草文献上，我们找到了一首诗歌的“词汇表”，上面列出了罕用的复合词。在寻找非常贴切的字眼时，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会去查找手边的目录。到公元前2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员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编纂了一部鸿篇巨著《词语》（Words ），可能与他的《论被疑为早期作家没有使用的词语》（On Words Suspected of Not Being Used by the Early Writers ）主题相同。到公元前200年，文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专家，而他们已不再是诗人。

在为腓力和亚历山大服务期间，王室教师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亲戚卡里斯提尼（Callisthenes）致力于荷马文本的研究，这是他们的伟大学生亚历山大热爱的人物。大约从公元前201年到前145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王室图书馆员做了开路先锋。卡里马库斯已经出版了120卷本的著名目录《各分支学科名人及其著作表》（Tables of Persons Conspicuous in Every Branch of Learning and a List of Their Compositions ）。后来的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图书馆日渐丰富而不是萎缩。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针对伪造文书的批评性作品，由于学者们宣称旧的文本无法令人满意，国王们不得不努力获得新的著作和新的文本。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215—前145年）是艺术大师。作为教师和图书馆员，他教育出下一代最好的考据家，他的特征是敏锐的历史感觉、谨慎以及理智的语法规则理论。这些考据家提出的假设与删改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小于他们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本的整理。

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此后同哲学一样，陷入了对不同观点所做的颇为费力的综合整理。评注考据也类似哲学。这一综合整理之后是激烈的派别争论时代，即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类比推理者”（analogists）和帕伽玛的“人定论者”（anomalists）之间的论战。学习这些学科的最好方法是个人面授，因而在语法学家那里，师生间的纽带关系非常紧密。阿里斯塔库斯到底说了什么？他的教义没有大量的手抄本，而在一手讲义笔记的流通中却发展起来了一种常见的手工业。不可避免地，学术研究开始关注学者作品本身。阿里斯塔库斯的学生，图书馆员阿摩尼乌斯（Ammonius）写下了关于希腊学者虔敬的杰作——《论阿里斯塔库斯的〈伊利亚特〉校订本只有两个版本的事实》（On the Facts That There Were Not More Than Two Editions of Aristarchus's Recension of the Iliad ）。

王室有学问的人不仅要接受他们的文本，彼此之间也要互相接受。除了编纂更多的信息和攻击其他人的观点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自己比其他那些可怜的人更博学呢？后来的一个传说把3500本书归属于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迪迪玛斯（Didymus），证明了他的绰号“厚脸皮”名副其实。著名的埃拉托色尼涉及了很多领域，自此很少有人能与他比肩。他在地理学、年代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很好的著述，他写了《好的和坏的品质》（Good and Bad Qualities ），除此之外，还写了一些著名的诗歌，包括一首关于立方体对折方法的机智短诗。很多稍逊色一些的人涉及的范围几乎同样宽广。

乍一看，那些争论简直令人沮丧。缪斯圣殿一度被描写成“缪斯的鸟笼”，它的主人公看到了一些壮观的斗鸡场面。争斗始于卡里马库斯对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攻击，这些人的品位和目的与卡里马库斯不同。在文本研究的题目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和帕伽玛的学者们进行了小型的希腊学者的战争。文学批评由于这些相互抨击而繁荣起来。阿里斯塔库斯抨击泽诺多图斯（Zenodotus），德米特里乌斯和克雷特斯抨击阿里斯塔库斯，帕勒摩攻击埃拉托色尼等。胜人一筹的伎俩能使一个人成名：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甚至写了这样一本书——《反对卡里马库斯的图书馆目录》（Against Callimachus’ Library Lists ）。但是，这是一个不能引起学术争论的死题目。人们的语调是可怕的，但经审查，这些争吵不只是为了获得升迁而展开的斗争，也不是老一代对新一代的粗暴反应。参与的竞争者们认为原则正危在旦夕。卡里马库斯认为一派的诗歌品位完全是误导，这一点也不能说是不公正。在学术研究中，一个人是否是敏感的类比推理者，或是否是不负责任的不拘常规者，相信寓意是一种工具，使诗人意喻的东西远超出其表面的含义，这一点至关重要。通过语法学家的创新，这种被证明是最糟糕的个人争执已变得臭名昭著。后人认为，两个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卡里马库斯和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可能是因为卡里马库斯的好斗尽人皆知，而且在后代那些对他们已有成见的学者眼中，作为导师和想象中的学生，似乎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现代学者也扭曲了传说，认为卡里马库斯辱骂了自己的学生，因为学生使用了他的资料却没有对他致谢。这是对学者的有趣评价，但不是对诗人的评价，因为诗人很愿意被人模仿。这一“争执”缺乏任何可靠的证据。

在这种勤勉和竞争的氛围下，那些好的、可读的诗歌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在我们已知的很少的散文里，隐隐地显露出新的形式和新的重点，但是它们与王室赞助人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传记的早期形式在这一个人的时代繁荣发展，培养出了对过去的那些伟人的兴趣。然而，它是虚弱无力的，因为缺少社会和心理的背景意识，常常变得呆板和具有奇闻逸事的风格。传奇的种子也大量孵化出来。亚历山大传奇是其中最好的一部，在伟人辞世后的十几年里开始出现。与大众小说相适应的是一种大众说教的新形式，作为“咒骂”放在散文里，被归结到吟游诗人彼翁（Bion） ^[4] 的名下。学者埃拉托色尼抨击他是一个穿着妓女花衣的骗子。我们对此了解得太少，以至于无法判定，但是在与他相近时代的梅尼普斯（Menippus）所发明的散文和诗歌的讽刺混合体中，有一些原创性的内容。这些作品取笑哲学家们和他们的双重标准，也在后来赢得了罗马讽刺作家的兴趣。最好的例子可能来自那个有同情心的人物泰蒙（Timon）。他只有一只眼睛，却因为美德，因为他对花园的爱、他回避学生的技巧，以及他对被狗和仆人打扰的深恶痛绝，而被人怀念。在讽刺诗里，他嘲笑地模仿哲学家，并取笑当时的地理学家。他称缪斯圣殿的学者为“隐居的书虫”，打击图书馆里的学者，说最好的荷马作品是在诗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之前的老文本。泰蒙一开始以舞蹈为生，对这个人多一些了解总是有好处的。

不太引人注意的还有，在亚历山大辞世后的十多年里，以嘲笑的言论对具体的二难推理和法律决定进行的学术辩论扩大了。新喜剧与它们的精神有共同之处，我们首次听说这一切是在新喜剧的早期阶段。我们也知道了有韵律的和夸大其词的修辞风格，即亚洲风格（Asianic style）。在奥古斯都时期，批评给了罗马人结束这种奢华的信心，并通过稳定的道德影响把散文回归到冷静的古典风格。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演说术并没有堕落成浮夸，因为它仍然是城市源源不断地遣派去国王——此后是派往罗马——那里的使节的看家本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实用的演说术。在公元前2世纪40年代，“东方化”的大师正受到阿加塔尔齐德斯（Agatharchides）的批评，他自己的散文风格因其言辞高贵、清晰和雅致，在后来却赢得了很好的赞誉。

希腊化时期的诗歌

在保留至今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中，诗歌是最为精美的一种类型。在诗歌的古典风格中，抒情诗无疑是在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之后的候补。贵族在政治上对他的公民同伴们提出建议和进行抨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男人们仍然会死，会坠入爱河，仍然会饮酒、宴会、追求难以捉摸的男孩子。传统的宴饮聚会，即“酒会”，在公民和朝臣中非常流行，也为优雅的诗歌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背景。尽管没有王室的鼓励，希腊化时代的第一批诗人仍然找到了机会，回归于以往的抒情诗大师们的主题、韵律和方式。同早期的诗人一样，他们也致力于底层大众的歌曲。为了适应新的背景，他们扭曲了这些主题，并添加了学识、智慧和雅致，适合于受到市民教育的真正“老男孩”。

我们对公元前4世纪的诗歌所知甚少，以至于我们可能漏掉了重新发现抒情诗的根基。我们来说，它的影响在讽刺短诗中是最为清晰的，享受了从约公元前300年到前240年之间的黄金时代。诗歌大师们用他们的个性和文学品位填充了这个时代，不断超越别人的诗歌，设计双关语如此文雅，以至于仍然可以带着愉悦进行解读。特别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讽刺短诗表达了对一个亲密而自由的朋友圈子的印象，他们正为自己新技艺的优雅而狂欢。他们留下了更多的诗歌，里面有观点和对话，他们把诗歌置于谜一样的背景中。他们让我们相信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在酒和女人、酒会和轻浮男孩中间的生活。

最早的大师是萨摩斯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Asclepiades of Samos），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诗人，留给我们的多数是他的爱情诗。在他的关于美貌妓女的和主题与酒会背景相熟悉的诗歌里，有观点，也有一种善意的自我意识。爱和酒的关系是他的主题，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一份爱情失败了，在某一天总会拥有另一份爱情。波西迪普斯（Posidippus）涉及了相似的领域，也在城市的主要建筑物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令人愉悦的短诗。学者们发现很难将阿斯克勒皮阿德斯与他的萨摩斯同伴赫狄鲁斯（Hedylus）的诗歌区分开来，可能他们本来就是亲密的朋友。赫狄鲁斯留下来的短诗嘲讽了贪吃者和盛大的酒宴，使我们认识到好的酒会是一种品位和修养的表达。这三个人之后是华丽而富有吸引力的狄奥斯科里徳斯（Dioscorides），他为一个波斯人和一个在埃及乡间居住的人所写的墓志铭，把我们带出了这个狭小的都市世界。关于过去和当时剧作家的一系列诗歌提出了文学历史上的诱人问题，而他华丽的诗句突出了他的同伴多利斯（Doris）矮胖而殷勤的形象。

讽刺短诗的大师是王室教师卡里马库斯。他了解别人的作品，在长诗中攻击别人的品位。反过来，他们挑出他的一句最好的诗，并把它重新放置在一种猥亵的背景中。如果卡里马库斯的讽刺短诗是我们已知的全部作品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描绘该有多么大的不同！在这些诗里，他的语言清晰而流畅，他对诗歌形式的把握仍然受到所有希腊挽歌作者的艳羡。在他的短诗中，我们遇到了作为男孩们不幸情人的卡里马库斯，在祈求他自己无法控制而别人又不能强迫的热情。他是“知道如何在传酒的过程中获得快乐”的卡里马库斯，也是能够斥责神的裁决的卡里马库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艺术。他能说出很好的有关盐窖的双关语，或者为自己优雅的文学品位进行辩护。就我们现存的有限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诗歌而言，自我意识越浓厚，感情也就比主题更深刻。王室教师和编目员也可以很幽默。他为自己的朋友医生菲利普斯（Philippus）写了一组绝妙的诗句，说明诗歌能够治愈男孩子的爱情，饥饿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诗人和他的朋友能够藐视爱情，因为他们拥有这两种治疗方法。对诗歌的提及可能暗指伟大的狄奥克利托斯（Theocritus）所作的一首诗。讽刺短诗的语言有一种治疗的音调，适合医生。

更为深刻的是，卡里马库斯给我们留下了一组最好的希腊文墓志铭。这些主题对讽刺短诗来说是传统的，并且为了几个已逝的朋友再次繁荣起来，在他们中间，有贫穷却多才的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他的谈话累坏了太阳”，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首精妙的葬礼诗作为纪念。这些都是伟大的诗歌，简洁、角度好并且感人至深。然而，讽刺短诗是偶然献给卡里马库斯的赞助人的。没有国王会像支持诗人那样给予其他艺术家以长久的支持。他们所要感谢的应该是他们所提及的城市和宫廷社会的奇观。两个主要的诗人在亚历山大里亚来来去去，而其他的好诗都是在远离国王的地方写下的，但它们缺少了大城市的语调。

李奥尼达（Leonidas）来自希腊西部的塔林敦（Tarentum），他的主要才华体现在乡村生活的场景和物品中，还有关于他自己简单而贫穷生活的诗句。我们听说两个天才的女诗人也具有相似的风格，一个是洛克里的诺西斯（Nossis of Locri），她的诗描绘了女性的家居生活；另一个是提吉亚的安妮特（Anyte of Tegea），她用迷人的诗句表达了强烈的田园风情。因为安妮特，我们还拥有了最早的为宠物所写的著名墓志铭，这种类型很快被拓展成为托勒密王朝的“上等人”的狗和在埃及或阿富汗的狩猎中被“隆重”宰杀的动物而写作的诗歌。这些“西方化”的短诗的音调在翻译过程中已经丢失了，被转换成了韵律。大体而言，他们消失了，“不是结束于锤子在铁砧上的撞击声，而是结束于六弦琴衰弱的音符中”。这种安详而沉思的静物氛围不得不与精美的语言和优雅韵律的缺失相抗争，但有时它却能赢得这场战争。

到公元前3世纪40年代，创造和竞争的第一个时代渐行渐远。风格被甜美地模仿，诗歌的中心也从亚历山大里亚转移到叙利亚的城市。叙利亚的梅勒阿格尔（Meleager）在他的伟大诗选《花环》（Garland ，约公元前100年）中收录了50多位讽刺诗人的作品。在头一次的发展高潮中，讽刺短诗把我们带到了新诗的前沿。诗人引发了同时代人对优雅挽歌的新兴趣：哑剧和田园诗、扩展的抑扬格、对智慧和哀婉诗句的喜爱。面对古典传统，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大师们没有反抗形式和规则。这里没有漩涡派画家（Vorticists）和意象派诗人（Imagists）。相反，他们使形式更加精美，使韵律的规则和古语更加多样化。希腊艺术家们在受到自身局限的特别约束时尤其能够发挥作用。

狄奥斯科里徳斯的讽刺短诗尊崇新的剧作家，但是评判他们的依据却没有留下来。然而，在较低的水平上，一种对哑剧的新兴趣突然产生了。这种粗俗的、大众的描述在多利安散文里活跃起来，西西里的大师叙弗伦（Sophron）曾一度影响了柏拉图。从其特点来看，希腊化时期的诗人赫罗达斯（Herodas）和狄奥克利托斯给文学带来了新意和精美。赫罗达斯的天才一度被低估。他的诗歌仅仅重新出现在1891年的纸草文献上，又被错误地认为是同时代的“现实主义”风格。评论弄错了他的形式和语言。他复兴了衰落的抑扬格韵律和公元前6世纪诗歌所用的古老伊奥尼亚方言，并把这种知识附加在平庸的哑剧上。他保存下来的描述是生动的，并且看到了社会历史邪恶的一面。最好的诗涉及女性，尽管少有令人愉悦的眼光。一个女人试图说服另一个丈夫远在埃及的女人，她必须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有自己的婚外情；一个生气的母亲把自己放荡的儿子带到校长那里接受鞭打；一个曾向奴隶求爱的女人因为他的背叛决定让人鞭打他，接着，在仆人同伴的请求下，她平息了自己的怒火。没有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好演员不能在舞台上表演这些情节。赫罗达斯有自己的批评者，有明显的例子表明，他的描述与科斯岛有关，他也进入了托勒密王朝的内部政治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可以确定的是，他留下了希腊化时期最恶作剧的一个笑话：当他的一个女人唱出了她对在友人家里发现的假阳具的赞美时，有人告诉她这个阳具曾经属于“诺西斯（Nossis）和伊利娜（Erinna）”。这两个名字指的是两个著名的女诗人。赫罗达斯无疑在取笑这两个文学世界中的古板女性。

其他的哑剧诗，是狄奥克利托斯写的，在音调和语言上都很讲究。他将诗歌置于六步格中，这是一种针对平庸主题的庄重韵律，产生了一种故意的不和谐。最好的一首讲述两个叙拉古女人参观亚历山大里亚王室节庆的故事。方言、反语和参观者穿过人群时的单纯惊奇的感觉，都是对这个大都市繁荣的描述。有一部关于魔术以及青少年初恋的戏剧也不错。同时也应该更好地了解两个穷渔夫之间的对话，不管狄奥克利托斯是否是它的作者。狄奥克利托斯一直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他生于西西里，可能是在叙拉古。在公元前3世纪70年代，他尽力奉承托勒密二世，之后又在饱经战火的西西里奉承国王希罗（Hiero）。他曾经影射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师们，他最好的两首诗流行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圈子当中，一首在城里，一首是在科斯岛上。在他提到的很多植物里，他对爱琴海东部而不是西西里的植物有一种轻微的偏见。在其他方面，他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尽管在对普鲁克斯（Pollux）的颂歌中有一段很好的短诗显示出他懂拳击。在这方面，他在同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员中是杰出人物。

狄奥克利托斯的好诗多种多样，但他的声誉主要在他对田园诗的发明上。以他为榜样，开始了新的传统，给我们带来了维吉尔（Virgil）的《牧歌》（Eclogues ）、斯宾塞（Spenser）的牧人们、亨德尔（Händel）的《埃西斯和格拉蒂亚》（Acis and Galatea ）和莎士比亚的《冬天的童话》（Winter's Tale ）。他是一个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希腊诗人，甚至直接影响了19世纪的俄国诗歌。古代人自己就很困惑田园诗来自哪里。他们猜测，田园诗来自阿尔忒弥斯各种节日上的合唱，但这可能是错的。更合理的猜测可能是牧人用来消磨时间的牧歌。在很多文化当中，牧羊人都与歌曲有联系。

长久以来，狄奥克利托斯的差别巨大的田园诗形式令读者迷惑，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说，“诗歌的樊篱所在的‘那一点’是最低点”。一些人惋惜他的现实主义，另一些人惋惜他的技巧。牧羊人怎么会那样讲话？同样，狄奥克利托斯怎么能让他的牧羊人如此粗鲁？18世纪的田园诗人更喜欢维吉尔。“我不把狄奥克利托斯看作是一个传奇作家”，蒙太古夫人（Mary Wortley Montagu） ^[5] 对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这样说，而蒲柏在年轻时就是一个田园诗人：“他仅仅描述了故乡农民生活的平凡画面……我毫不怀疑，如果他是大不列颠人的话，他的田园诗里就会充满对打谷和搅乳的描写……”

事实上，狄奥克利托斯的魅力在于他脚踏两只船。他笔下的牧羊人仍然彼此之间开着粗俗的玩笑，对着他们的羊群吹口哨。对希腊四季和昆虫的感情仍在，伴随着他对植物的精确观察，以至于一个批评家认为他跟科斯岛上的医生学过博物学。与此同时，他又以其优雅和对早期抒情诗主题的使用诱惑着我们。狄奥克利托斯的牧羊人在彼此相遇时，用歌唱来互相挑战。他们的歌声以叠句和重复令我们愉悦，这样的风格可能源自于真正的山歌。但是它们也能把被驱逐的情人和狂欢者的主题编织在一起，把为告别和回归的旅行者而写的诗歌编织在一起，在过去的挽歌和抒情诗中，我们经常能找得到这种写法。在人物的丑陋当中存在着机智，这些人喜欢海边圆目巨人的“城市”悲叹，喜欢少女的嬉戏，在狂吠的狗和满抱着的苹果中间向少女示爱。在其中的一种形式——挽歌中，田园诗几乎可以迎合每一种品位。在狄奥克利托斯的笔下，诗歌既有形式，又有哀婉动人的诗句。所有特征都齐聚在为一个垂死的牧羊诗人而作的挽歌中，附和着对叠句的优雅使用。为牧羊人达夫妮（Daphnis）而作的田园挽歌发展成为死去的诗人朋友或老师而作的挽歌。在为彼翁写的令人感动的哀歌中，给我们留下了自公元前100年以来最精美的希腊诗歌。在意大利的作品中，佚名的作者比较了年复一年的自然更新和人的永久死亡。从这些挽歌中，我们直接获得了三首伟大的诗，弥尔顿（Milton）的《利西达斯》［Lycidas ，为他大学时期的朋友爱德华·金（Edward King）而作］、阿诺德（Arnold）的《塞西斯》［Thyrsis ，为诗人克拉夫（Clough）所作］，以及《阿多尼斯》（Adonais ），或济慈悼歌，这是雪莱（Shelley）的成名佳作。他的朋友利·亨特（Leigh Hunt）在1816年的秋天向他介绍了希腊化时期的田园诗，“像夜来香的芳香，”他后来写道，“以过量的甜腻控制了灵魂，使人觉得晕眩”。

在希腊化城市兴起的背景下，田园诗的出现被误读了。有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讲的是饱受痛风之苦的托勒密二世，偶然从自己宫殿的窗户向外望，看到了在尼罗河岸边野餐的人们，他非常艳羡普通埃及人的生活。但这种感觉不是田园诗的源头。田园诗对新城区内的外国居民的生活不感兴趣。狄奥克利托斯的田园诗歌与亚历山大里亚没有明显的联系，但只有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人们才能轻易地走进附近的田野，就像在他的第七首《牧歌》（Idyll ）里的科斯岛上的人物一样。城镇和乡村彼此错落，没有人能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压抑。当然，分界线是文化上的。田园诗把极端城市化的智慧和精致转移到了那些很少具有城市价值观的人身上。田园诗一直能繁荣在精美的城市文化阶段里，犹如斯宾塞的英格兰或华托（Watteau） ^[6] 的法兰西。在希腊，它也是产生于同样的价值观：精致、技巧和对古典传统的反思学习。这些品位一直受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城市文化的哺育，希腊化时代早期的“都市生活”或王室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同文学上的哑剧和讽刺短诗一样，田园诗把都市风格融进了博学的语言和韵律之中。在早期抒情诗榜样的促进下，都市风格获得了胜利。在亚历山大里亚，居住在这里的两个顶级学者，王室的教师和王室的图书馆员，以更为大胆的形式追求着同样的价值观。

年纪稍小的是图书馆员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他最有名的一首诗颇为大胆。在伟大史诗的社会背景和口头文化已经消失甚久的时代里，他试图为已被详细研究的阿尔戈英雄们的历险写一首史诗。古代人断言，阿波罗尼乌斯在年轻时写了这首诗，首次发表后反响并不好，遂隐退至罗德岛，等他返回时带来了修订版。这个“第二版”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首诗的背后，作者的阅读范围也显示出，王室图书馆的魅力已经进入故事里，不管是在阿波罗尼乌斯被任命之前还是之后。古代的评注者因他的学识而拓展了眼界至极限。在他的语言背后，我们能够怀疑该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有关具体词汇的准确含义的一些论点。在他的内容背后，关于地方古迹的散文作品始终伴随着精彩的荷马式双关语和晚近诗人的典故。在他全部的参考文献里，对卡里马库斯明显的影射和感谢被格外夸大了。而为什么这位图书馆员和教师未能独立阅读有关这一常见主题的类似书籍，则没有给出理由。

阿波罗尼乌斯诗歌的弱点也显而易见，它不平衡，结束得很突然。我们一度在西方遇到了瑟茜（Circe），她正被困扰在她的噩梦之中。在200行之后，我们又在利比亚的沙漠里汗流浃背，担心死亡的到来，此刻，美狄亚的女仆正唱着她们的天鹅之歌。以我们的观点看，在他的诗里，一些显示博学的段落有着相当多的诗化脚注的痕迹，王室图书馆的收藏对诗人来说是一种长久的诱惑。从本质上看，故事本身是插话式的——去往柯尔契斯（Colchis）的漫长旅程（第1～2卷）、在柯尔契斯的活动（第3卷）、漫长的回乡历程（第4卷）。阿波罗尼乌斯没有克服这一令人不甚满意的结构。在很多方面，相比普遍存在于希腊化时代最好的诗人中的周期性作品展示，他的四卷本长诗不大像史诗。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形式上，他经常是与狄奥克利托斯相似的。

在最好的状态下，阿波罗尼乌斯表现得极为出色。他的最著名的场景是在史诗的第3卷，写出了年轻的美狄亚对伊阿宋的爱慕。阿芙罗狄忒通过她调皮的儿子丘比特激起了这种情感。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感出自美狄亚自身的思想和情感：她怎么能喜欢一个陌生人超过自己的父母呢？为什么她应该更喜欢自己的父母？她渴望见到他，而一旦见到他，她脸色绯红，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们彼此相对，像两棵橡树或松树，默默无言，只有清风传递着他们之间的情意。这本书是希腊人对坠入爱河的女孩所作的最好的描述。在整首诗中，阿波罗尼乌斯使用了荷马式的明喻，共有76处，这是从日常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古怪感觉或场景。对美狄亚来说，他的比较正中目标。她的心像“玫瑰上的露珠在晨光照耀下”悄然融化，她的思绪像一桶新灌的水反射在屋墙上摇摆不定。维吉尔是阿波罗尼乌斯的细心读者，他很快看到了这个插曲的迷人之处，并把它作为埃涅阿斯（Aeneas）和狄多（Dido）之间那场更为深刻和更为成熟的会面的起点。

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插曲在第1卷的伊阿宋与女王许珀茜伯勒（Hypsipyle）的相遇中已经有所预示，这个场景因为写得很好也值得阅读。在维吉尔那里，这一插曲也没有消失，他把他的特洛伊人带到了迦太基女王那里。但是阿波罗尼乌斯与他所叙述的历险保持了一段距离。他是睿智而嘲讽的。他有一种塞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 Ricci） ^[7] 式的轻触和绘画天赋，当他讲到海上的仙女一整天都来回摇荡着阿尔戈英雄们的大船，像挽起长裙在海边上玩球的姑娘时，我们能看到他在为自己的洛可可式的想象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利比亚沙漠的那一边，领头的船像一匹头马引领着阿尔戈大船。阿波罗尼乌斯喜欢诙谐的逆转。本质上来说，他是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学者，正如我们开始要看到的那种类型一样。

他的史诗并不是如此的时代错乱，而是在两种极端的希腊文化之间摇摆，逃避了一个的同时却接近了另一个。他几乎避开了那些不出名的作家在“说教”风格下的枯燥学习，比如阿拉图斯（Aratus）关于星星的诗歌，他的“赫西俄德式的”特质和“不倦的”努力为卡里马库斯所钦佩。这些诗人用韵文写了大量的学习心得，话题从烹饪到种植。但是留下来的东西很难让人佩服。尼坎德尔（Nicander）写了一首诗——《被野生动物噬咬的解毒剂》（Antidotes to the Bites of Wild Creatures ），同他声称所要治愈的危险一样致命。

相反，阿波罗尼乌斯与迷人的史诗描写非常接近，以某个次要人物，通常是女性，和神话中某一新奇的事件为中心。这些短诗是独立的，是“短叙事诗”（epyllia ）。卡里马库斯和埃拉托色尼这样的宫廷学者也写过微型史诗，我们从莫斯库斯（Moschus，阿里斯塔库斯的学生）那里得到一首绝好的诗，这首诗是关于欧罗巴（Europa）骑在由宙斯变成的牛背上穿越大海的故事。这些短诗是睿智的，常常也是浪漫的，它们强烈的色彩让人想起提也波洛（Tiepolo） ^[8] 的壁画。这使得维吉尔揶揄并改变了那些一本正经说教的诗人们，通过他的《农事诗》（Georgics ）把这一风格传递下来，在乔治一世、二世治下的英格兰的奥古斯图斯时代的诗人（the Augustan poets of Georgian England ^[9] ）中间达到鼎盛。但是，短叙事诗只是挪动了地方，它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它首先传到了罗马，接着传给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诗人，传给学识与诙谐再次相映成趣时期里的最适当的继承人。尽管受到奥维德的直接启迪，马洛 ^[10] 的唯美诗歌《英雄和利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熟谙希腊文化的珍品。

王室教师能避免王室图书馆员的错误吗？同阿波罗尼乌斯一样，有可能做过他的老师的卡里马库斯写下了美好整齐的诗句。他的讽刺短诗也是雅致的。他曾严肃地思考过诗歌的选择，并在讽刺诗、抑扬格诗中，以及在晚后更具实验性的作品集中的一个颇为有名的“第二序言”中宣称，他选择对抗他所称的批评者的“嫉妒”。他赞扬“技术”和“技巧”、“苗条”的缪斯、“无人走过的路”和源自纯净的、人迹罕至的山泉的水。赫西俄德是一个合适的榜样，荷马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天才。他拒绝写一首关于单一神话主题或古代历史的连续长篇史诗。“大书就是大害虫”，他这样写道。如果他与阿波罗尼乌斯有区别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一点上。在他强有力的抑扬格诗篇中，他为自己在不同风格、韵律和方言之间的多样性和可读性进行辩护。在古代评论家的帮助下，我们知道了他所讨厌的东西。他恐惧或烦恼的东西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即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的长诗《莱德》（Lyde ），这是伟大的讽刺诗人钦佩的一首诗，却激起了他的攻击。他也反对一个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批评家。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卡里马库斯所厌恶的“连续”情节。

对罗马诗人们来说，没有名字比卡里马库斯的名字跌落得更重的了，维吉尔在一首关于诗歌窘境的诗里很好地利用了他的前言。有关“新”诗的谈论击中了效仿庞德（Pound）和艾略特（Eliot）的读者要害。卡里马库斯的学识渊博，能力超强，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不幸的是，他的原作仅留下一些残篇，新的部分还在发现过程中，1977年公布了出自纸草文献的主要部分。他的抑扬格诗扩大了韵律诗主题的范围，但是残篇却很难解，是以闪烁其词的和极其博学的风格写成的。后人敬仰他的四卷本《论起源》（On Origins ），而这是一个奇怪的选集。在头两卷中，卡里马库斯提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通常是关于缪斯的，一次是关于一个陌生人的，是他在一个粗俗的酒会中遇到并成为朋友的人，他用一种间接和生动的方式进行了描述。这是一首“新”诗，一条“无人走过的路”，询问为什么帕罗斯人在献祭时不使用长笛，或为什么伊西安与特萨利相毗邻。凯奥斯（Ceos）一个贵族家庭的起源是他的借口，以此来持续对神秘的求爱所做的睿智而间接的陈述［阿孔提俄斯（Acontius）与库狄普（Cydippe）的故事，片段67～75］。他探究了地方崇拜，它们的起源与阿尔戈英雄相关，他处理了他和阿波罗尼乌斯都能读到的散文资料，但是在使用这些资料时更加简洁和精妙。这些诗的优点在翻译时无法显现。卡里马库斯在博学的散文作品里找到很多材料，并急切地连贯起来以测试自己的读者。他的用词很讲究。在后两卷书中，卡里马库斯似乎已致力于对柏伦尼斯王后（Queen Berenice）诙谐的夸赞之中。王后在希腊战车比赛中取得胜利，她的一缕头发，变成了后发星座（Coma Berenices），被置于群星中间。

同其他希腊化时代的诗人相比，卡里马库斯漫游于各种不同的风格之间，其最具吸引力的作品在形式上与他的同代人作品类似。与他们一样，他试图写作“微型史诗”《赫克勒》（Hecale ）。它的内容是关于青年忒修斯的英雄功绩，但很有特色的是诗歌详述了相关的各个情景：仔细述说在忒修斯受到严酷考验的前夜，他被贫穷却好客的老妇人赫克勒所接待；她的款待的简朴，她的回忆，甚至还有一对鸟之间的对话。

在完整留下来的6首颂歌中，最好的3首以科斯、阿哥斯和昔兰尼城邦为背景。它们把观众对节日中显灵的神的生动感觉与一篇关于神人相遇传说的玩笑般的补录混杂在一处。这些是卡里马库斯自己虔诚信仰的证据吗？恰恰相反，诗人通过那些未受过教育者的简单信仰来娱乐他自己和我们，其风格颇为老于世故。

卡里马库斯出生在昔兰尼，在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宫廷之前是一名教师。同很多抒情诗人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他也遭遇流放。在幸存下来的爱情诗里，他机智地写出了他对男孩子的爱情，却从来没写过对女人的爱。然而，这种品位在其同代人中非常普遍。他的流放和同性恋由于形成了他的视域而被格外强调，但是他对其所处时代的最明显的业绩是他作为一名教师留下的。他回想其所处时代文学教育的力量和缺点：荷马式的测试、古文物研究的问答教法、性迷恋和对罕见词汇的关注。同许多教师一样，卡里马库斯的葬礼隽语和古典颂歌在最为传统的时候也是最为成功的。

有一点卡里马库斯是正确的。他的《论起源》和《抑扬格诗》声称是给极少数有教养的人写的。新发现的《论起源》第3卷在诗人逝世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被非常精美地抄写在纸草上。字里行间的很多词语已经需要字面的解释了。在罗马时代，卡里马库斯的“新道路”已经成为伟大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们公认的楷模。但是他们具体能读到多少还不是很清楚。一直保留到古代末期的卡里马库斯的诗歌，是学者们和“不得志的博学家”（érudits manqués）的愉悦之源。我们知道在公元2世纪70年代的埃及，有一个收税官，他使用卡里马库斯的罕见词汇“捕鼠夹”来翻译他登记在册的埃及人的名字，以此来娱乐自己。

同阿波罗尼乌斯一样，卡里马库斯得到了国王们的直接赞助并可以利用王室巨大的图书馆。同样，他也具有希腊人幽默的天赋，这始终体现在他的讽刺短诗和颂歌中，但在表面上却装饰着博学而罕见的语言。人们感到，图书馆有时是他最糟糕的敌人。在公元前300年到前240年之间，对诗歌最有效的推动力属于别的地方，即对古风时期抒情诗的使用。在赞助人的促进下，它成了伟大都城里娱乐的源泉和安然生活的背景。在这种程度上，文学和君主的政治命运之间就存在着某种联系。稳定的王国意味着稳定的城市，诗人们能在其中成长和实践，也意味着稳定的宫廷社会，诗人们能够在其中做实验并来来去去。在亚历山大之前，最早的希腊化诗人就已经在城市当中成长起来，并进入国王的视野，而此时他们的朝廷还很年轻。到公元前3世纪70年代，新的君主政体似乎已经稳定，在这些年里，诗人们提到了亚历山大里亚朝廷的“平静气氛”。那种平静从此再没有出现过。国外的失败、内部的争斗，新的蛮族人——罗马人和帕提亚人的崛起，以及在亚历山大里亚被简单排斥和剥削的埃及民众的野蛮状态，希腊化时期的诗人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了创造艺术的天分，但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40年代，他们创造出最好的艺术。此后，亚历山大里亚新的兴奋期渐渐消失，留给诗人的只是对前人创造的模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而诗歌到公元前2世纪衰落成为外省的甜美诗。公元前145年，托勒密三世把学者和知识分子逐出亚历山大里亚，使他们像点点火花一样分散在爱琴海周围。能写出优美希腊诗歌的作者们在公元前1世纪获得了罗马人的赞助，卡图鲁斯（Catullus）、贺拉斯和维吉尔正确地回顾了过去并且以这种品位拣选了他们的楷模。

伟大的诗歌与政治完全分离了。它是睿智而讽刺的、温文尔雅而敏感善解的，已经意识到了生活中的不幸。它欣悦于情感的场景，这些情感是在神话的离奇故事里、在孩子和老人身上，在女英雄身上也在家庭主妇身上找到的。同17世纪欧洲大多数诗歌一样，它只是从新的学术和旅行的意外经历中抽取出一两个画面。它喜欢洛可可式的智慧和颜色以及古老的希腊城邦世界。我们也许渴望把卡里马库斯拉到东方，去寻找琐罗亚斯德教教徒（Zoroastrians）或者聆听东方伊朗贵族的吟游诗人。但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有着优秀“老男孩”的精致，是在东方人无法比拟的学校和城市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一大群并未被认可的教师为诗歌的最后时代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善意的国王。

在我们和他们欢快的都市风情之间存在着一种浪漫品位的屏障。这种反差在首批希腊思想风格中产生了最好的成果。在完美的《达顿河十四行诗》（Sonnets on the River Dudden ）中，华兹华斯（Wordsworth） ^[11] 使用了一种卡里马库斯也许会拍手叫好的艺术。诗歌很简短，主题是一条河及其源头。诗歌在音调和主题上变化突兀，内里包含知识和地方上的传说。当河流汇入大海时，华兹华斯的诗转变成了希腊化时期的田园诗：

我们，勇敢、强大和智慧，

我们人类，在我们青春的黎明时刻，藐视

那些必定消逝的成分：就该如此！

这些诗行以对彼翁的哀悼诗为基础，但是他总结道：

够了……如果，正如我们都要走向缄默不语的坟墓一样，

经历爱情，经历希望，以及信仰的超卓天赋，

我们感到我们比我们所知的更为强大。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最好的希腊头脑没有为这些感觉准备好空间。从埃及到印度，希腊文化对人类的生活予以理解，世界各地的奇观创造出最优秀的读物。但是世界的各个成分需按照自然法则运作，具有这种品位的公元前3世纪的人，通过他们的学校教育和哲学，与已知的智力和理性相比，并没有高下之分。

进一步阅读

关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在C. Préaux, Le Monde hellénistique （Paris, 1978）和C. Schneider, Kultur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Munich，1967）这两本书中有全面的和国际化的参考书目。同时P.M.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Oxford, 1972）是一本基础性资料的搜集和讨论。H. I. Marrou,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London, 1956）是一部经典的研究，尽管英文翻译中出现了一些错误。A.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Cambridge, 1975）, R. Pfeiffer,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 vol. Ⅰ（Oxford, 1968）, W.S. Ferguson, Hellenistic Athens （London, 1911），以及M. Hengel, Hellenism and Judaism （London, 1978）也是非常重要的。M.I.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1941）的研究范围目前还没有被超越。在地理学家方面，M. Cary and E. H. Warmington, The Ancient Explorers （London, 1963）为我们带来了生动的介绍。P.M. Fraser, “Eratosthenes of Cyren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 Ivi（1970）, pp.175-209，也有栩栩如生的描述。Robin Lane Fox,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73）以及The Search for Alexander （Boston, Mass, 1980）描写和说明了最早的征服活动及其影响。希腊化时期的文学在A. Lesky, 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 （London, 1966）, pp. 642-806中有概括的说明。P. M. Fraser的Ptolemaic Alexandria （Oxford, 1972）讨论了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学成就，具体说来，是对卡里马库斯的看法。The Greek Anthology , ed. Peter Jay（London, 1973）选编和翻译了一些警句；赫罗达斯（Herodas）是由他的编辑W. Headlam（Cambridge, 1922）翻译的。阿波罗尼乌斯的作品在企鹅经典系列中，是由E.V. Rieu（Harmondsworth, 1958）翻译的。